卷四百六十五

译再说，创立制度的开始，并没有致力于使税额齐平，只是命令本道、各州分别依照旧额征税。军队兴起已经很久，事务的惯例并不固定；供应有繁简的差别，州牧、郡守又有能干和无能的不同，各地徭役赋税轻重相差悬殊。新制度既已形成，本来应当惩治长期积累的弊病，使所到之处都不偏不倚，减轻过重的，分担过轻的，这样才是均衡救济。可是却急于聚敛，害怕有所减免，不衡量物力所能承受的程度，只把旧额作为标准。旧额沉重的地方，逃亡者更加增多；旧额较轻的地方，归附者更加增多。有逃亡，原来税重的地方就要摊派征收，因而更加沉重；有归附，原来税轻的地方就会分摊支出，因而更加减轻。高低彼此倾轧，这种趋势哪里能够停止？又在谋划开始之时没有制定科条，分派十多名使臣，各自推行自己的意见，各自规定一方事务。于是使人们的见解各不相同，道路和法令各不一样，增减高下不相类似，缓急轻重也没有次序。等到回朝复命时，最终没有统一汇集、裁定处理；其中互相驳正、反复修改的情形，哪里说得完？利害相比较，事情尤其不便利；制定制度却不考虑究察细微、预防祸患，岂不是统筹安排又太疏漏了吗？立意已经错了，统筹安排又很疏漏，所有疲惫困苦的百姓已经遭受了这些弊病。即使加以保护抚育，还担心不能支撑，何况又急忙把纷乱的事务反复缠绕，进一步伤害原有的创伤；它造成的扰乱和祸患，就更加严重了。请允许我为陛下列举其中最严重的六七项，这样百姓的困苦贫穷就可以知道了。大历年间，纲纪废弛，百事都采用权宜办法；至于征收赋税的多少，全由州牧、郡守裁定。国家赋税既没有固定限额，官府和私人又都担心供应不足，所以每到开始征配时，按惯例一定要扩大名目和数额，以备不时之需，也作为施行恩惠的余地。若实际有多余，就可以减免。增减既由郡县决定，收支调节容易适应实际情况，所以法令虽然长久实行，人民还没有十分困苦。等到把各种杂征和虚报数额总合起来，作为两税的固定制度，全部登记到地官名下，都归入经费，奏报的数额一经确定，只有增加而没有减除；这就使百姓更加困苦，这是第一件事。本来是因为要惩治赋税征敛繁重，才改变旧制、采用新制；新法实行以后，却已经比旧制更加沉重。随即又遇到征讨，国家用度不足，于是又以供应军队为名，每贯加征二百文；有的道还增加军队，又允许根据事务多少取用资财。诏令都说这是权宜措施，全部要等事情办完后停止。可是停战已经很久，加税却仍然照旧；这就使百姓更加困苦，这是第二件事。所定税额全都按缗钱计算，缴税时却多半摊派绫绢。从前缴纳一匹绢，折合钱三千二三百文；如今缴纳一匹绢，只折合钱一千五六百文。从前缴纳一匹的，现在所缴已经超过两匹。虽然官府并没有增加赋税，百姓实际上已经加倍缴纳；这就使百姓更加困苦，这是第三件事。各州征税所得送到上都，度支再发给各部门，按惯例都要在原价上增加，又谎称是折价估算，强行剥削征收；奸吏借机侵吞掠夺，百姓实际得到的很少，官府所占取的却很多。这就使百姓更加困苦，这是第四件事。税法已经如此沉重，在已经达到极限的情况下，又有进奉、宣索等繁多事务，仍然在两税之外。地方长官大多拘泥于成例，不敢缺少供给；朝廷典章又以常规制度约束他们，不许另行征税。华美的装饰、丰富的绢帛，不是从土地上自然长出，也不是从天上降下；如果不取自编户百姓的筋力和膏血，又到哪里去取得呢？于是便有人巧妙地钻法律文字的空子，曲意承顺皇帝的旨意，把征发徭役改换成召募雇佣的名目，把摊派科配改换成和合买卖的名义；扩大征收的数额，却缩小偿还雇役的价值；精细计算收入，却粗略计算货物的价格。以召募雇佣为名来捕捉百姓，百姓不得不来；以和合买卖为名来逼迫百姓，百姓不得不交出物品。这种压迫抑制，尤其超过通常的徭役。这就使百姓更加困苦，这是第五件事。大历年间，那些非法征敛、为紧急供应军队而征收的赋税，以及折价估算、宣索进奉之类的收入，既然都已经并入两税；如今在两税之外，非法征收的事项却又仍然存在。这就使百姓更加困苦，这是第六件事。建中初年制定税制时，各道已经不均等；后来有的因官吏治理失当，有的因兵赋偏重，有的因疫病造成灾害，有的因水灾旱灾接连发生，田地荒芜，户口减少。州牧、郡守只顾躲避殿责，很少把实情全部上报；主管部门姑且只图征取，没有人肯表示怜恤。于是便把逃亡、死亡和欠缺的税额，层层加到现存的疲困百姓身上。一家已经空了，四邻接着也都耗尽，逐渐扩大下去，百姓凭什么能够独自生存？这就使百姓更加困苦，这是第七件事。从至德年间到大历年间，二十多年里，兵乱接连发生，天下疲惫困敝。幸而遇到陛下继承帝位、承受天命，忧虑救济百姓，广泛施行圣明谋略，痛切纠正前代弊病，重申爱护人民、节省用度的旨意，宣扬减轻徭役、减少赋税的名声。天下百姓感动得流泪相互庆贺，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都以为太平可以期待。后来制度失去了适中，征敛又趋于沉重，很是违背了最初的愿望，已经使众人的心意受到挫伤。接着又有战争，烦琐暴虐的征取更加严重；随后又有进献和征求，清静俭约的风气逐渐衰败。臣所知道的，才不过这一端罢了；而百姓更加困苦的事情，已经有七项，臣所不知道的，哪里只是这些？陛下如果追想大历年间听闻百姓疾苦的情形，再加上这七件事，比从前更加严重，那么百姓的无所依靠，不必询问也完全可以知道了。从前鲁哀公问有若说：“年成不好，国家用度不足，该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呢？”鲁哀公说：“即使抽取十分之二，我还感到不足，怎么能实行彻法呢？”有若说：“百姓富足，君主同谁在一起会不富足？百姓贫困，君主同谁在一起会富足？”孔子说：“拥有国家和封地的人，不担心财富少，而担心分配不均；不担心贫穷，而担心不能安定。大概分配均平就没有怨恨，节制用度就不会贫困，和睦相处就不会感到人少，安定稳固就不会倾覆。”汉文帝体恤祸患、救济灾害时，就命令郡国不要前来进献。因此把人民作为根本，把财物作为末节；人民安定，财物就充足；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如今百姓艰难困苦，不只是用度不足；税额和惯例，也不只是不均；征求取用繁多，也不只是前来进献；实在值得哀怜，也值得忧虑危险。对此如果不设法解决，还有什么事情比它更紧急呢？圣上的心情慎重，经常告诫不要轻举妄作；臣私下知道陛下重视因循旧制，不敢要求全部改革，那么暂且去除其中最严重的部分，也足以让百姓稍得休息。希望命令主管部门同宰相大臣共同斟酌，根据每年支出项目中那些不紧急、没有益处的，予以废止；对于超过制度、费用过大的，予以削减节省。然后把废止、削减所得的财物，转用于最紧要的事务。至于百姓缴纳的税钱，因军队兴起而每贯加征二百文的，请下诏停止，以恢复陛下先前所说的旨意。

译这样可以使人们知道朝廷的信用，也就是下级受上级感化，不用命令便会自行实行。各道因权宜之计而临时增加的征收，也应当自行请求蠲免；这样一来，困穷之中，十成可以缓解二三成了。供奉御用的物品，各有主管机构；按照各地土产所宜，各有固定的贡物。除此之外，还需要什么呢？即使想要装饰宫中居所，储备赏赐之物，以天子的尊贵，难道还怕财物不足吗？只要命令有关部门，有什么需求会得不到满足，何必还要旁征各地进献，另外追求经营求取呢？减少德行而从市场上购买私人物品，损伤风俗、败坏法令；因而依仗权势放纵扰民，危害最为深重。陛下即位之初，已经大力推行清静无为的教化，使下边没有不正当的进献，上面断绝私下的求取。近年以来，逐渐违背了先前的旨意；如今只要洗涤、革除流弊和误失，振兴圣明的谋略，淳厚的风气就会再次兴起，贿赂之道也会中途停止。即使有贪婪的人，又凭什么再任意侵夺搜刮呢？州郡多余的财物，也将归于哪里呢？如果不输送到王府，按理就必须下发以宽解疲困的百姓；这样一来，困穷之中，十成又可以缓解四五成了。所确定的税物估价，应当依照当地每月的平均价格。百姓缴纳时，已经多次经过州县检验；如果事情涉及欺诈冒充，过错并不在百姓，却层层剥削征收，实在毫无道理。希望命令主管部门：各州府把税物送到京城，只要与规定的品类、样式相符，就不得虚报折价。如果滥收恶劣的情况尤其严重，供给使用仍然不足，只追究原先负责收纳的官司，也不要再向百姓征收。根本一旦端正安静，枝叶便没有理由动摇；这样一来，困穷之中，十成又可以缓解二三成了。然后根据每年实际供应赋税的地方，详细宣谕诏旨，使一律公平。每道各命两税判官一人赴京，与度支官汇总核算、共同参定，统计户数，以此分配税钱，使轻重之间大体可以相准。同时还要衡量土地的肥瘠，计算物产的多寡，比较各州，定为两个等级。州等较低的，每户所摊钱数少；州等较高的，每户所摊钱数多。多少既已分开，仍须全部斟酌折中。还应委托观察使，在所管辖地区应摊钱数之内，均衡调剂，务必做到合乎实际。在同一道之内，轻重不得偏颇，即使还不能完全一致，也一定不能相差悬殊。这样既可免除扰民，又不改变法令；大体均衡劳逸，足以挽救凋敝。这样不仅赋税容易缴纳，也希望逃亡者逐渐减少。等到稍微安定富足之后，再选择适宜的办法。二、请求两税以布帛作为定额，不计算钱数。国家制定赋税制度，必定先引导百姓从事使生活富足的产业，然后才取其十分之一。征取赋税，要衡量人的力量，适应土地的所产；不是人力能够生产的就不征，不是土地能够出产的就不贡，这叫通行的法则，历代都如此实行。大体说来，人生活在天地之间，而金、木、水、火、土五材的功用最为急需。五材就是金、木、水、火、土。水和火不依靠人工制造，金和木自然产于山林泽地；只有土地必须播种耕植，非人力不能成就，衣食的来源都出在这里。因此，能够用来勉励人力、确定赋税收入的，只有布、麻、丝、绢和百谷。先王担心物价贵贱失去平衡，百姓交易难以遵循，又制定货币制度，以调节轻重贵贱，货物的收聚和散发、放宽和收紧，都必须通过货币。因为这是控制财货的大权，是国家的利益和权柄，必须掌握在官府手中，不能交给下级任意处置。既然如此，谷物和布帛是百姓生产的，所以从中征收租税；钱币货物是官府制作和掌握的，所以不应从中征收赋税。这也是事理十分明白的道理。因此本朝制定法令，考察古制而建立规程，从百姓那里取得的，不超过他们应负的分额。租税缴纳谷物，庸役缴纳绢，调税杂项缴纳丝、绢、布、麻；不属于这些的，不在赋税法令之内。历代圣人的遗留下来的典章，明白可考，什么时候有过禁止百姓铸钱，却又把钱作为赋税的呢？如今的两税，偏偏不同于旧章，违背了适应土地所产的通行原则，仿效算缗那种末流的法令；既不考察事理，也不衡量人的劳作，只按资产估价分等，便用钱和谷物确定税额，临时折征各种杂物，每年征收的品类还颇不相同。只计算能得到的利益是否适宜，完全不论供给、办理的难易；所征的不是百姓所生产的，所生产的又不是所征的。于是有时只好提高价格去购买自己没有的东西，压低价格卖掉自己所有的东西；一增一减，损耗已经很多。况且百姓经营的只有耕作和纺织，人力所能生产的有限，物价贵贱又没有常态。然而如今却按钱数确定税额，再折成钱或实物缴纳，这就是要用有限的财产，来供给没有定准的征收。缴纳的物品价格低，征税所需的数量就逐渐增加；数量多了，百姓的人力便供给不上。缴纳的物品价格高，官府收到的税物就逐渐减少；数量少了，国家的用度便不充足。公家和民间这两方面，常常不能同时得到满足；把这种办法作为法令，从前从未听说过。过去刚确定两税时，百姓缴纳一匹绢，折合钱三千二百百文，大约一万钱折合三匹绢。价格稍贵，数量却不多。等到颁发军装，只计算数量而不计算价格，这就是所谓税收减少而国家用度不足。近来百姓缴纳一匹绢，只折合钱一千五六百文，大约一万钱折合六匹绢。价格既然转为低贱，征收的数量便逐渐增加；从前养蚕织绢并没有不同，但所缴纳的却将近超过一倍，这就是所谓税收过多而百姓人力供给不上。如今想不大改动法令，却精确地挽救这种弊害，关键在于约束并遵循典章制度，同时随着时势有所增减。我认为应当命令主管部门，查考汇总各州府最初缴纳两税时确定的绢布价格，与今日时价比较：价格高的减低，价格低的增加，斟酌取其中间值；总计应纳税钱，折算为布帛的数量，仍然依照旧日庸调制度，各随乡土所宜。比如某州某年确定应出税布若干端，某州某年确定应出税绢若干匹；其中有[疑字]、绵以及杂货，也随着当地所产确定名称，不再计算钱数，作为税额。这样，土地有固定的制度，百姓有固定的缴纳数额，大家都知道朝廷的命令不会改变，于是便同心一意，专心经营自己的产业。应当出布、麻的，就致力于纺织；应当供应绵、绢的，就从事养蚕。日夜生产经营，自然会熟练便利，各自修习家庭技艺，绵绢足以供应官府。不必求人代劳，不必低价卖出、高价买入，不会有暴急征收、仓促办理的弊病，也没有改变常规、改换生产的烦劳。物价很低时，百姓所出不增加；物价很高时，官府所得不减少。因此家家可以供给，国家可以充足，事情公平而法令得以实行。这只是稍稍遵循旧有法典的规制，本来不是值得怀疑的创制。然而愚昧浅陋的民俗，很少探究事情的实情，却喜欢标新立异，妄自进行阻挠非议。

译臣请求姑且假设问答，以备讨论。陛下如果确实有意怜悯百姓，务求救济，只要垂听垂览，必定有可以实行的办法。议论者如果说：“每年经费所依靠的，大抵都是缴纳的钱数；如果命令以布帛作为定额，就是使财计支出没有凭据。”回答说：“自开国约定法令以来，常赋大多由布帛缴纳，二甲子以来制度和用度都没有差错，为什么唯独到了今天就难以支计呢？况且经费大的方面，来源有三：一是军粮，二是军衣，三是内外官员的月俸以及各种资课。军衣本来就在于布帛，军粮又受限于地租；计算钱数的，只有月俸和资课罢了。制定俸禄只不计算钱数，所以三代按供养人数的多少确定等级，两汉按粮食石数的多少确定秩级。因为钱是官府掌握的权货，俸禄是官吏的固定资给；用固定的俸禄去迎合权宜的钱币，家中的丰俭标准便不能保持恒定；把权宜的钱币当作固定的俸禄，轻重的权柄便不能专属于国家。所以先王以粮食制定俸禄，以钱币调节货物，然后国家有权，百姓之家也有节度。何况如今军需供给范围很广，仓储又不丰足，完全恢复古制，或许会担心不足。如果只根据群臣月俸的等级，随着各种劳役资课的差别，各按钱数多少折算为布帛的固定数额，某官每月发给俸绢若干匹，某役每月发给资布若干端。所发给的品类和精粗，令有关部门明确制定条例，作为固定制度，以后不再计算钱数。物价很低时，官府所发的不增加；物价很高时，私人所得的不减少；官府和民间都有标准，还有什么利益能比这更大呢？人的生活，大体以衣食为急；有职田供给食物，有俸绢供给衣服，从事这些职务的人家，本来就足以自给。用这种制度处理事务，谁能说不可以呢？这样一来，国家使用财物，大多是布帛；把它定为赋税，又有什么损害呢？”议论者说：“官吏俸禄、军队装备，即使颁发布帛和粮食，至于根据时势收购粮食，用来调节物价的轻重，这必须用钱，又从哪里取得呢？”回答说：“古代圣人之所以取得山林川泽中的资源，制作泉布这样的宝货，使国家专有其利益而不与百姓共有，正是为了这个。物价低是由于钱少；钱少，钱就贵；钱贵，就增加铸造并散发，使钱变轻。物价高是由于钱多；钱多，钱就轻；钱轻，就制定办法收聚，使钱变重。这就是说，物价贵贱取决于钱的多少，钱的多少取决于官府的增减。官府失去职守，反而向百姓求取；百姓不能铸钱，却被限制命令供税，这就是使贫者破产，借助富有之家；富者囤积财货，暗中操纵货币轻重的权柄。下使齐民困苦，上使国家失去调节财利的权柄，如今的弊病，想来就在这里。确实应当扩大依靠山林资源、滋生财货的功业，严格执行以铜铸器的禁令；如果制度掌握得当，钱就不会缺乏。可以通过卖盐收取钱价，通过专卖酒来取得财资；只要增减调节合宜，钱就可以收聚。钱可以收聚，就可以收拢轻货使其变重；钱不缺乏，就可以散发重货使其变轻。放宽或收紧都掌握在官府手中，还有什么不能做的？担心没有供给，是因为还不知道办法。”议论者如果说：“自从确定两税以来，一直让百姓计算钱数、折纳物品，物价逐渐低贱，所缴纳的物品逐渐增多；发放供给时，又增加虚估，广泛求取余利，以充实府库钱财。每年计算、每月支用，尚且担心不足；如今如果确定供应布帛，出纳都按平价办理，军国资财恐怕会有所缺乏吧？”回答说：“自天宝以后，战事屡次兴起，法度消亡。肃宗救济滔天的灾难，却急于功劳赏赐；先帝发扬包容污垢的德行，却疏于纠正约束。因此费用十分繁多，风俗也日益败坏，公赋已经很重，额外进献接连兴起；额外进献实行以后，私下贿赂竞相增长。诛求刻剥，日积月累，到大历年间，已经达到所谓征取极其过分的地步。如今既已把极其过分的数额总括起来，确定为两税了；所确定的额外进献之类，又在两税数额之外；有时因为军用不足，已经加征过了；近来又有折纳时抬高价格，于是得到的更多。与大历年间极其过分的数额相比，几乎又增加了一倍。又幸而年年谷物多次丰收，战事稍微停息，而用度仍常常不足，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事情随着人情而增加，费用随着事务扩大；物资有一定限度，而使用没有节制，怎么能不缺乏呢？如果能够排除私情，节约用度，不但可以用布帛作为税赋，即使再减轻税赋也可以；如果只图满足私欲，奢侈地使用，不但实行现在这样重的税赋仍然不足，即使再增加税赋也不足。土地生长万物有一定的极限，人力成就万物也有一定的限度；征取有度，使用有节，便常常充足；征取无度，使用无节，便常常不足。万物生长丰歉由上天决定，物资使用多少由人决定。因此圣王建立制度，量入为出，即使遇到灾难，下面也不会困穷。道理教化衰败以后，却反过来量出为入，不顾有没有可用之物。所以鲁哀公问：年成饥荒，用度不足，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何不实行十分取一的彻法。桀耗用天下仍然不足，汤只用方圆七十里的土地却有余，这说明用度的盈亏在于节制或不节制。不节制，即使财物充盈也必定耗尽；能够节制，即使财物空虚也必定充盈。卫文公承受国家灭亡后的余烬，建立迁都后的新事业，战车不过三十乘，难道不是非常危险吗？但他能够穿粗布衣，戴粗帛帽，约束自己并率先带动下属，疏通商业、勉励农业，最终富强起来，见载于典籍。汉文帝承接秦朝、项羽长期积累的创伤和弊病，又处在继承高祖、吕后革故创制而多事的时期，家国空虚残破，每日无暇应付，却能够恭敬节俭、节省用度，使政事安静、百姓休息。他穿弋绨，脚穿皮鞋，拒绝骏马而不乘用，停止修建露台，多次减免田租以厚待百姓，于是使户口繁衍，万物丰盛。甚至乡里宴饮游乐，乘母马的人也不得赴会；子孙长大，有的几十年都不知道市场街市；御府的钱串腐朽得无法查点；太仓的粮食红腐得无法食用。国家富足于上，百姓安定于下，生前享有长久福泽，死后留下美名，人们直到今天谈到他的仁德贤明，仍然称赞不已，可以说是盛极了。太宗文皇帝收拾板荡之后的局面，重新建立天下；武德年间，战车屡次出动，接着又遇灾荒歉收，百姓多有流离。贞观初年，接连遭遇霜灾、旱灾，从关辅地区一直延及三河之地，米价飞涨，一斗米要换一匹缣，道路上饿死的人相互枕藉。

译太宗大力实行节俭，抚养困穷的百姓，把百姓的疾苦看得如同自己受伤，慰劳招抚他们从不倦怠。百姓中有卖掉儿女的，他便拿出御府的钱帛，把他们赎回送还各家。严禁贪婪残暴，谨慎节制徭役赋税，放宽不急迫的用度，裁省无事可做的官员，削减皇帝车舆的规格，遣出宫女。太宗曾患气病，百官认为大内低洼潮湿，请求营建一座楼阁让他居住，他尚且担心烦劳百姓，最终没有答应。因此上天被他的至诚感动，淳厚的教化向下施行，四方大为和谐，百谷连续丰收。贞观八年以后，米价降到一斗四五钱，风俗富足安宁，人人知道礼义谦让；行旅走上万里，有时竟不带粮食。所以人们直到今天谈到帝王的盛德，必定首先说太宗的圣明功业；谈到治理之道的崇高，也必定仰慕贞观的旧事。这三位君主，他们开始经营事业时难道不艰难困窘吗？都因为节约用度、爱护百姓，最终获得丰厚福泽，这就是所谓即使空虚而能节制，也必定充盈的效果。秦始皇凭借崤山、函谷关的险固，依托雄厚富足的基业，专心发展农业和战争，广泛收罗才俊豪杰，所以能够消灭暴强，控制天下。功业完成、志得意满后，自以为有泰山一样的安稳，贪欲炽烈，认为天下四方没有谁能违抗自己。于是征发闾左百姓戍边，征收超过一半的赋税，进谏的人被说成宣扬诽谤，体恤隐情的人被说成收买恩惠，所以征发尚未完成，国家宗庙就已经灭亡。汉武帝遇上时运通泰、政治清明的时代，承接文帝、景帝勤俭积累的财富，对内大兴营造，对外扩充军备，奢侈浪费没有止境，终于导致财力枯竭。于是大力搜括财货，甚至算计船只车辆，远近都骚动不安，几乎到了倾覆的地步。幸赖汉武帝英姿卓越、气度宏大，任用有才能的人，采纳劝谏毫不迟疑，改正过错毫不吝惜，颁下哀痛百姓的诏书，停止征伐的劳费，封丞相为富民侯，以表示让百姓休养；国家根本动摇后又重新稳定，帝位危急后又重新安定。隋氏依靠北周平定齐国留下的资财，府库充实；开皇年间，政治还崇尚清廉，当时公私都很富足，议论者把它比作汉代的文帝、景帝。隋炀帝继位后，任意实行骄奢，耗尽百姓，不知停止，天下怨恨反叛，终于灭亡。这三位君主所凭借的基础，难道不丰厚吗？但他们都因为放纵欲望、残害百姓，最终走到困窘丧亡，这就是所谓不节制即使充盈也必定枯竭的结果。秦始皇和隋炀帝没有醒悟而终于灭亡，汉武帝中途悔悟而得以保存国家；由此可知，惩戒与不惩戒、觉悟与不觉悟，所得与所失相距甚远，甚至有存亡之别，怎么可以不思考，怎么可以不畏惧呢？如今百姓日益困穷，国家用度年年增加，如果不及时节制衡量，形势必然更加困窘；而议论者只忧虑财利不足，却不考虑国家安危无法维持。如果这样，那么太宗、汉文帝的德行还怎么会被称颂？秦始皇、隋炀帝的失败也就没有什么值得警戒的了，只图放纵欲望，又有什么可以作为准则呢？如今幸逢休明之时，正应当希望达到治理，却急于聚敛而忽视勤勉抚恤百姓，本来就不是圣明时代应当说出的道理。” 三、论以增加户口、加重税收、开垦田地作为长吏的考核功绩。想要施行教化、建立制度，必须先使百姓有固定的居处，使他们安土定居。古代君王设置井田制度，使百姓安于产业；建立五宗制度，使亲族恩义相联。还担心这样仍不够，又教导百姓重视宗族坟墓、敬爱桑梓，是想坚定人的心志、安定人的居处，使大家都不轻易迁徙，这样才可以治理。后来又用禁止出乡游荡懒惰的法令督促他们，用户籍地图、按比查阅的办法纠察他们；虽然教训引导逐渐衰微，检验约束仍然严密。历代因袭，作为常法。治理时必定谨慎设置防范，混乱时必定怠慢疆界经制。这一道理的盛衰，随着时代兴亡。君主失去它，就无法驾驭天下；郡守县令失去它，就无法整治郡县。治理百姓的要务，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近来因战争兴起，典章制度废弛，户籍的纲纪无人整治，土断的条约不明，任由百姓流动迁徙，没有人能够禁止。放任他们，就会聚集；整顿他们，就会惊散；他们总怀着侥幸之心，不能安守本业。因此赋税不统一，教令不能实行；做长官的又很少能够推己及人，体察异地迁徙者的心情，理解至公为国的用意。相继施行小恩小惠，竞相诱导奸猾之徒，把侵吞邻境看作才智，把招集逃户看作治理教化。舍弃那里而投奔这里的，既成为新收纳的人而得到宽宥；那些突然往来迁徙的人，又因为恢复旧业而受到优待。唯独安土定居、始终不迁徙的人，却让他们承担的负担日益加重、征收日益增加；这是使安土定居的人长期替游荡懒惰者服役，和驱赶他们迁徙、教他们变得浇薄奸诈有什么不同呢？这是由于地方长官不能宽宏通达，各自偏袒自己辖区的过错。等到廉察使上奏考核功课，会府考察功劳，只遵守旧规而不考察时势变化。他们用来评定长吏才能的，大体有四项：一是户口增加，二是田野开垦，三是税钱数额增加，四是征办能够提前完成。这四项确实是官吏职责中值得重视的事情，但用法令整齐地要求百姓，时间久了没有不产生弊病的。法令所禁止的，人们就粉饰取巧，苟且逃避法网；法令所鼓励的，人们就制造虚假，曲意附会条文。治理者如果不知道维持、控制、减损、增加的适宜尺度，奸巧虚伪就会产生，并且总会因禁令和奖劝而滋长。考核官吏的法令之所以看重户口增加，难道不是因为抚养安置得当，人口更加繁盛吗？如今有的官吏却故意诱导奸猾浮荡之人，使用苛刻法令拆散亲族，只要户数增加，就务求列入奖赏条文。被诱导的人将要商议减轻赋税，却立即惊散；被拆散的人承受不了重税，又逐渐流亡。州县受到破坏伤害，多由此而起。长吏相互仿效，把这当作政绩，却安忍不惩罚。齐民相互煽动，便形成风气，规避的情况更加严重。不追究实际情况而专门追求增加户口，便有这样的弊病。考核中所看重田野开垦，难道不是因为教导有方，人人乐于从事本业吗？如今有的官吏却强迫百姓，在荒废土地上播种耕植，以年限为约定，免除这些土地的田租。假如农夫没有增加，却想扩大垦田，那么新田虽然开辟，旧有的熟田反而荒芜。百姓因有免租的利益，也有不少人听从命令；年限刚满，又重新变成荒芜之地，徒然增加烦劳，并没有增加收成。不衡量力量而专门追求开辟田野，便有这样的弊病。考核中所看重税钱数额增加，难道不是因为人口既多又富，可以给百姓增加赋税吗？如今有的官吏却使疲弱困苦的人更加沉重，竭力求取额外收入，敲骨吸髓，毁坏人家来夺取财物，只为讨好负责征收的官员，把这当作仕进的道路；不顾百姓而专门追求增加税额，便有这样的弊病。考核中所看重提前征办，难道不是因为物力富足充裕，人人乐于缴纳吗？如今有的官吏却肆意施威，残害百姓以满足欲望；事情本有固定期限，却趁机催促，不衡量时宜，只崇尚强行完成，丝还来不及织，粮食还来不及舂，更何况贫困空虚的人，怎么能不奔逃离散？不体谅物力而专门追求提前征办，便有这样的弊病。既然如此，诱使人逃亡、使人陷入困窘，这四种弊病也确实起了助长作用。

译这是由于考核者不能切实考察事情，而泛泛地沿袭旧有做法的过错。况且户口增加、田野开垦、税钱数额增加、提前征办，如果不以实际事情加以验证，就无法辨别真假；若要用实际情况验证，租赋就必须增加。增加的赋税既然出自百姓，必然有人受到损害：这个州增加了客户，那个郡必定减少了本地居民；增加的地方得到奖赏，税额也随之增加，减少的地方受到责罚，税额却不降低。如果国家制定的考核法令，必定要以聚敛为崇尚，那么这样做就可以了；如果有意使百姓富足而致力于治理，难道不是极其荒谬吗？当今的要务，在于使百姓富厚而使财利淡薄，减损上面以增益下面。下面如果得利，上面必然安定；所以暂时有所减损，正是招来大益。百姓既然富厚，财物必然充足；所以暂时有所减少，正是成就长久的富足。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再命令主管部门，详细制定考核成绩：过去重视增加的，现在应当致力于减少。比如一个州，旧有规定的税额，管辖多少百姓，又分为若干等差科；每一等有若干户，每户出若干税物，都应逐条列举，每隔几年另行上报使司；使司详细复核，做到有凭据以后，再记录上报户部。如果辖区内人口更加繁盛，规定税额有余，就任其根据户数平均减免，并按减免数目的多少，作为考核等级的差别。辖区内各种税物综合比较，每户减少十分之三的，列为上等；减少十分之二的，列为次等；减少十分之一的，又列为次等。如果人口有流亡，却增加税额、增加现有户数，考核时也应按落后处罚，法令同样如此。百姓所缴纳的田租，就各以去年应缴的数额作为固定税额；每年只据此征收，不再查考责问、巡行检验。增加开垦的，不增加田租；荒废耕种的，也不降低数额。这样足以诱导鼓励开垦耕种，也可以避免妨碍、夺取农事时间；事情简便而体制宽宏，百姓一定会喜悦并受到鼓励。每到确定户数的时候，只根据杂产进行比较衡量；田租既已有固定数额，就不应再计入两税。这样，官吏不会苟且行事，风俗会改变其浮薄；不用督促考核，百姓自然乐于耕作；不用防范约束，众人都能安土定居。这也是当今使百姓富足、巩固根本的重要办法，就在于陛下举而实行。四、论征税期限过于急迫。设置官职、建立国家，是为了养育百姓；向百姓征赋取财，是为了资助国家。英明的君主不会加重资助国家的负担而损害养育百姓的事情，所以一定先安排好百姓的生产事务，借用他们的闲暇力量；先使家家富足，再征收他们多余的财物。成全百姓所经营的事业，体恤百姓所缺乏的东西；借用民力必有尺度，征敛财物必有时令。有尺度，百姓就忘记劳苦；得时令，百姓就容易供给。因此官府事务没有缺失，民力不会耗尽，公私都得到保全，上下彼此相爱。古代能够得到民众拥护的君主，大概都遵循这个原则吧。法制一旦有所亏损，本末就会颠倒，只知道从百姓那里取财以资助国家，不思考建立国家是为了养育百姓；这不仅徭役赋税繁多，完全没有蠲免借贷，至于征收急迫，也不加体恤衡量。养蚕的事情刚刚开始，已经缴纳绢税；农事还未完成，就突然征收谷租。上级官员责罚督促既严厉，下级官吏的威逼暴虐更加急迫；有的人急忙卖掉物品，损失一半价钱，没有的人借贷求取，又要付出双倍利息。征收迟早之间的差别，不过是一个月或十天；放宽税期一年年相承，迟一些并无妨碍，早一些也没有益处，何必急迫催逼，严重伤害疲困的百姓？近来由于两税刚刚确定，期限约定还不十分详细，随即又遇到征发劳役等许多变故，于是再次命令按照原先期限提前征收；近来虽然已经宽延，仍然没有完全均衡。希望委托转运使与各道观察使商议，再详细确定征税期限，奏报朝廷。各自按照当地风俗所便利的情况和时令所适宜的条件办理，务必使百姓得到宽缓，能够完成缴纳。这就是所谓施惠而不耗费，大概就是这一类。五、请求把征收茶税的钱设置义仓，以防备水灾旱灾。臣听说仁慈的君主在上，天下就没有挨饿的人，难道一定要亲自耕作供给他们，亲自烧火煮食给他们吗？大概是因为考虑得合宜，制度制定得正确，使百姓处在歉收匮乏之外，在灾害到来之前预先设备；因此即使年成大坏，众人也不惊慌恐惧。水旱灾害有时发生，尧、汤也遭遇过；阴阳互相侵害，圣人又能怎样抵御呢？尧、汤之所以伟大，贵在遭遇灾患时能够救济百姓罢了。凡是贤明的后世君主，都谨慎遵循这一点。所以《王制》记载虞、夏、殷、周四代的制度，说：“国家没有九年的储蓄，叫作不足；没有六年的储蓄，叫作危急；没有三年的储蓄，国家就不能称为国家。”《周官》司徒所属的官员也说：“掌管乡里的积储，用来救济艰难困苦；掌管县鄙的积储，用来等待凶年荒年。”王制衰微以后，制度掺杂了权术。魏实行平籴法，汉设置常平仓，公私利益都得到兼顾，也颇为便利。隋氏建立制度，开始创设社仓；到开皇年间，百姓没有饥荒。贞观初年，戴胄提出积储粮食、防备灾害的建议，太宗很高兴，于是命令有关部门详细制定条例，在各地储藏粮食，称为义仓。丰收时收取储藏，歉收时散发供给；经历高宗一朝五六十年，百姓依靠它的资助。国家局势处于艰难之中，这项制度也松弛了。开元年间，才逐渐重新修复并重视起来。由此可知，储备粮食、防备灾害，是圣王的急务。《论语》说：“百姓富足，君主和谁一起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和谁一起富足？”这是说君主养育百姓以成就国家，百姓拥戴君主以成就生活，上下相互成就，事情如同一体。既然如此，古代所说九年、六年的储蓄，是把天下臣民共同计算在内，本来不是只让公家仓库丰足，却不顾编户百姓。《礼记》所说“即使遇到凶年、旱灾、水灾，百姓也没有面带菜色”，确实正是因为这个。后代失去典籍中防备忧患的宗旨，忘记先王爱民如子的心意，所储藏的粮食只计算官府仓廪。猪狗吃不完人的食物，却不知道收检；沟壑中堆满人的尸骨，却不能救恤。祸乱从下面兴起，灾祸延及上面，即使有公家粮食，难道还能吃得到吗？所以建立国家却不先养育百姓，国家本来就不能建立；养育百姓却不先使他们食物充足，百姓本来就不能得到养育；食物充足却不先防备灾害，食物终究也会不足。替官府储备，百姓一定不能富足；替百姓储备，官府一定不会贫穷。因此评论德政的昏明，在于所致力的事情有无本末之分。致力于根本，枝末自然成就；致力于枝末，根本和枝末都会丧失。国家以百姓为根本，怎么能不致力于此呢？

译近来因为寇贼为患，军队屡次兴起，救济抚恤的办法多半无暇顾及；每逢阴阳失调、时令不顺，年成不能丰收，官府所储藏的只够供应军粮。军费计算如果有所缺额，还必须再向百姓征取；百姓遭遇灾荒，哪里还有时间赈济呢？百姓稍微缺乏时，就借钱求取利息；百姓极度缺乏时，就卖掉田地房屋。幸而遇到丰年，刚刚偿清拖欠的债务，征收所得才完毕，储备的粮食已经空了；于是拿着契约、挑着袋囊，再去借贷，层层计算利息，食物每每仍不充足。倘若接连遇到饥荒，便会陷入颠沛流离，家室互相抛弃，骨肉分离；请求充当奴仆，仍然没有人买，有的外出乞讨，有的在道路上上吊而死。天灾流行，四方轮流遭遇；大体计算每年受害的州，常常不少于一二十个。以陛下把百姓视为子女父母般的仁心，如果垂念忧虑，实在足以悲伤；幸而有可以救济的办法，怎么可以舍弃而不思考呢？如今赋役已经繁重，民力已经耗尽，穷困的年岁里终日急迫，永远没有剩余；即使督促他们聚积粮食，最终也不能做到。要建立储蓄的根本，必定要借助官府帮助完成。陛下如果确实能替百姓防备灾害，过听臣的愚见，又不妨害经费，就可以为长远大计。近来有关部门奏请征收茶税，每年大约可以得到五十万贯，原先诏令让它储存在户部，用来救济百姓的灾荒；如今把它用于储粮，正好符合先前的旨意。希望命令转运使总计各道户口的多少，以及每年得到的茶税钱，使其均衡调配，分别命各道巡院主管掌管。每到谷麦成熟时，就与观察使计议会商，在辖区内各州县分散收购粮食，便在当地设置仓库收纳；每州命录事参军专门掌管。仍然确定观察判官一人与和籴巡院官共同办理，也以义仓为名；除了赈济百姓以外，一概不得借用、挪作他用。如果遇到大丰收，收购粮食会伤害农民，就给予优厚价格，扩大收购数量；粮价如果稍微昂贵，收购便立即停止。收购多少，随着年成好坏而定，以平抑粮价，始终使价格处于适中。每逢灾荒，就拿来赈济；小灾歉时，按照事情借贷；大饥荒时，记录上奏，分发粮食，允许从便处理，务必使百姓得到周济。循环进行收取和散发，最终成为常法。这样，囤积财货、靠利息获利的人不能耗损百姓；聚集粮食、趁灾荒牟利的人没有办法获取厚利。富者不会奢侈，贫者不会挨饿，农民不会受损，粮价不会昂贵；一举而众多好处都具备，怎么能不努力实行呢？等到百姓稍微休息过来，再逐渐劝导私人积储；平籴法就可以实行，社仓制度也可以同时推行。不到十年，必定能够积满三年的储蓄；长久扩大而不停，太平盛世就可以期待。使一代百姓永远没有饥饿匮乏，这正是尧、汤被千古称颂的原因。愿陛下遵循它、仰慕它，继承它、使它普遍实行。只要能够保持诚心，没有什么不能达到。六、论兼并之家私下征敛重于公家税收。国家的纲纪在于制度。商、农、工、贾各有专门的职业；凡是享受俸禄的人家，都不得与百姓争利。这是君王用来节制财力、砥砺廉耻方正的办法，是古今共同遵守的原则，不可改变。时代治理时，这一道理存在而无人违犯；时代混乱时，这种制度被弃置而不能实行。道理存在，贵贱有章法，丰俭有尺度；车辆、服饰、田地、住宅，没有人敢逾越，即使积聚财货，也没有地方可以任意施展。因此人人安守本分，很少追逐贪求。藏有的财物不偏多，所以物资不会特别枯竭；使用不偏厚，所以百姓不会特别贫穷。圣王能够使礼让兴起流行，使财用平均充足，正是因为这一道理。制度被弃置，法度不能遵守，教化不能服从，只有财货受到崇尚，只有力量得到施展；财货和力量只要具备，没有欲望不能满足。租佃贩卖、兼并土地，使下面的百姓困守自己的产业；供奉养护华美丰厚，使上面的人可以比拟王者。家中蓄养众多百姓，使同辈人沦为奴役；既然满足了嗜欲，便不顾宪章，放纵贪婪，哪里还有尽头？天下的物资有限，富室的积聚却没有边际。供养一个人而耗费一百人的资财，一百人的食物就不得不缺乏；使一家富足而倾空一千家的财产，一千家的产业就不得不空虚。由此类推，天下空乏的百姓已经很多了。所以前代竟然出现风俗讹诈靡乱、百姓困穷的情况，正是这种弊病造成的。如今的弊病，又更加严重。各种物产中不能隐藏、容易查验的，没有比田地和住宅更明显的了。臣请求暂且不议论住宅，只举兼并田地一事来说。古代贤明的先王划分治理天下，百亩土地称为一夫，大概是因为每个男子授田，不得超过百亩。这样做是想使人人不废弃产业，田地没有荒芜耕作；人的力量和田地相适合，贫弱者不至于耗尽，富厚者不至于奢淫；法令确立，事情公平，这才叫制度。如今制度松弛紊乱，疆界经制毁坏，任由人相互吞并，再没有田界限制。富者兼并土地数万亩，贫者连容身之地都没有，只好依托豪强，成为他们的私属；借他们的种子和粮食，租赁他们的田地房屋，终年服劳，没有一天休息，全部交还所借之物，仍常常担心还不够。有田之家坐享租税，贫富悬殊竟到了这种地步；加重征敛、催促征收，都比公家赋税严重。如今京畿之内，每亩田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大概每亩达到一石，这是官税的二十倍。降到中等水平，租额仍有官税的一半，这是官税的十倍。土地是君王所有，耕种是农夫所做，而兼并者却安然从中获利。官府取其中一成，私人却取其中十成，种田的人怎么能有足够粮食，仓廪分配怎么能扩大储备，风俗怎么能不贪财，财货怎么能不被堵塞呢？过去治理天下的人之所以彰明制度、谨慎划定疆界，难道是徒然设置的吗？这条道路逐渐消亡，已经很久了；突然想要修整，实际实行很难。革除弊病、教化百姓，应当逐步进行。希望命令百官集体议论，参酌古今适宜的办法；凡是兼占的田地，约定条文和限额，裁减租价，务求使贫民获利。法令贵在一定实行，不在于严酷苛刻。放宽制度以便利风俗，严格命令以惩罚违犯；稍微损减多余，略微优待不足；损减并不会使富者失去富足，优待却可以救济穷困。这本来就是古代安定富者、救济穷人的良法，不可舍弃。

译以上是臣上月十一日在延英殿奏对时，因谈到赋税繁重、百姓因此困穷，恭敬承奉圣恩诏旨，命臣详细列举条目上奏。如今暂且举出其中最严重的，谨慎分条列在前面。臣听《尚书》说：“不要轻视民事，只有它最难；不要安于自己的职位，只有它最危险。”这是治理兴盛的原因。又说：“后来的继承王位者一出生就安逸，不知道稼穑的艰难。”这是乱亡开始的原因。凭陛下天生的圣明睿智，事务却更加忧危，早晚勤勉不懈，立志求得天下大治。往年谈到百姓，陛下必定凄然动容，每次说到“我对于百姓，即使支解身体也没有什么可吝惜的”。臣长久地忝居近侍，屡次听到圣上的德音，私下以为一代百姓一定能够进入富足长寿的境地。昨天奏陈民间疾苦，十分之中才说到二三分，圣上的心情已经十分惊疑，都认为臣所说超过实际。既然如此，百姓的愁怨又怎么能够上达，皇上的抚育恩德又怎么能够下布呢？典籍所告诫的，确实有事实可以验证；圣明谋略一旦有所亏损，实在令人深深惋惜。臣又听《尚书》说：“知道它并不困难，实行它才困难。”臣私下思量，陛下之所以对微臣的话惊疑，只是因为听得还不够熟悉罢了。这本来是股肱之臣和耳目之官的职责，却辜负了陛下；确实可以说，知道并不困难，只是还没有充分地损害圣德。如今既然已经知道了，希望陛下不要再把实行这些事情看作困难，居安思危，天下亿兆百姓就十分幸运了。谨此上奏。《全唐文》卷四百六十六。陆贽（七）。《论裴延龄奸蠹书》。十一月三日，具官臣某惶恐叩首上书皇帝陛下：臣听说，君子和小人的任用与舍弃不能并存，国家的治乱安危，常常由此决定。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消退，于是上下相通，万物通达，这就是“泰”；小人之道增长，君子之道消退，于是上下不相通，万物不通达，这就是“否”。小人蒙蔽圣明、损害事理，就像眼中有翳，耳中有堵塞，嘉谷中有害虫，栋梁中有蛀虫。眼睛虽然有翳，便分不清天地四方的位置；野外之人的耳朵若被堵塞，便分辨不出雷霆和蝇蚋的声音；即使后稷善于耕种，禾苗遍布长满田亩，若害虫伤了根本，也会凋零枯萎而不能生长；即使公输般技艺精巧，台榭筑成九层，若蛀虫蛀空其中，也会崩塌折断而不能支撑。因此，古代圣贤立言垂训，必定反复恳切地把小人作为警戒，难道是有意仇视并阻遏他们吗？实在是因为小人蒙蔽君主的明察，损害当世的事理，造成祸患的根源广泛，伤害善政的祸端深重，所以凡有国家有家族的人，都不得不除掉他们。《周易》说：“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又说：“小人勿用”，否则必定会使国家混乱。《尚书》说：“除恶务尽，从根本上铲除”；“除去邪恶，不要迟疑”。《毛诗》说：“不要放纵诡诈随从之人，以此警戒不善之徒”；“竟有这样贪婪苛刻的人，把搜刮怨恨当成德行”；“盗贼般的谗言非常甘美，因而使国家混乱”；“进谗的人没有止境，交相扰乱四方国家”。《论语》说：“厌恶那种凭花言巧语颠覆国家的人。”《春秋》说：“聚敛财物，没有止境。”“毁弃信义，废弃忠诚，推崇粉饰恶言，安抚谗毁、庸俗、奸邪之人，听信谗言，搜求邪恶；天下人称他们为四凶。”《礼记》说：“小人行事险恶而求取侥幸”；“掌管国家却专门追求财利的人，一定是小人。让小人治理国家，灾害便会一同到来，即使有善人，也无可奈何。”臣近来因读书，常常为这类人愤慨，没想到在圣明的时代竟亲眼看见了这样的人。户部侍郎裴延龄，性情邪僻，行为险诈，言辞刻薄，志向凶恶，矫饰妄为而不顾败乱和无耻，以聚敛钱财为长远策略，以诡诈妄言为高明谋略，以苛刻搜刮、招致怨恨为舍身尽职，以压制谗毁、听信谗言为竭尽忠节，把经典记载所厌恶的一切都当作智慧手段，把圣贤所戒惧的一切都当作才干行为，可以说是尧时的共工、鲁国的少正卯。伏望陛下具备放勋、文王、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