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百七十

译臣下听说，教化没有永远兴盛的，也没有永远废弛的；人事没有永远有条理的，也没有永远混乱的。大抵兴废和治乱，都在于君主所施行的教化。所以君主的作为，是教化兴废的根本；君主的举措，是人事治乱的源头。君主一旦说出一句善言，天下人就会得到它的福泽；一旦违背善道，天下人就会遭受它的灾祸；一旦放纵自己的心意，事情就会因此逐步走向混乱；一念想到德行，国家就会因此逐渐兴盛。君主与天下相互感应之间，实在就像影子随形、回声应声一样。如今陛下把努力建立皇极放在首位，那么伟大的教化就不能不流行；把敬重遵循前代训诫作为根本，那么淳朴之风就不能不恢复；把光明地治理各项政务作为心念，那么五刑就不能不搁置；把恭敬奉祀宗庙作为心意，那么五教就不能不广泛施行。然而陛下还询问为什么教化没有流行、刑罚没有搁置、淳朴没有恢复、五教没有普遍施行，这只是因为陛下谦下勤劳的德行过分深厚，所以自己看不见它的益处；求治之心过于急切，所以自己看不见它的功效。臣下凭什么知道呢？臣下听说：“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这句话是说，王者施行正道，开始并不难，真正困难的是坚持到底。陛下如果还能坚持到底，那么太平的风气、大同的习俗，便如同掌上观纹一样清楚了，哪里只是教化流行、淳朴恢复、刑罚搁置、五教施行而已呢？三、策论结尾 臣下是鄙陋之人，生在仁寿的时代，沐浴文明的教化，以进士科考试及第，又通过拔萃科选拔而授官。臣下的声名既已获得两项成就，君主的俸禄也已经接受了一次任命；虽然天地并不向刍狗索求仁爱，然而小沟小渠却希望把水流汇入大海，臣下恭敬恳切的诚心，已经积蓄很久了。幸而遇到陛下颁发广泛求贤的诏令，施加救济天下的恩惠，详细征求谋略，亲自阅览逐条对策。正逢不避讳直言的日子，虽然允许臣下畅所欲言；正逢没有过失的朝廷，臣下却不知道该陈述什么。不能有助于陛下的清问，有负皇上的明察，仰面冒犯天子的威严，臣下伏地等待罪责。谨此回答。臣下有幸遇到昭明的时代，得以列身于圣明的朝廷，惭愧没有美善的言论来充实陛下清明的询问，只好把狂妄浅陋的意见全部陈述出来，惟愿陛下加以选择。谨此回答。臣下出生在圣明时代三十五年，蒙受陛下像养育子女一样的恩惠，看到陛下使天下升平的教化，错误地承受诏令选拔，充任贡士来到朝廷。哪里足以亲自承受陛下的美德之言，逐条回答清问呢？正逢广泛求贤的日子，虽然允许直言；正逢天下已经治理的朝廷，又有什么可以极力进谏的呢？臣下冒昧玷污圣明的鉴察，俯伏等待罪责。谨此回答。四、赞美谦让 臣下听说，拥有天下的王者，自己认为天下治理得好，实际上未必真好；自己认为天下混乱，实际上未必真乱；自己认为天下安定，实际上未必真安；自己认为天下危险，实际上未必真危。为什么呢？大概自认为天下治理安定的人，就会自满自骄，即使安定也必然转为危险；自认为天下混乱危险的人，就会自我警戒、自我奋强，即使混乱也必然能够治理。治理得更加治理，安定得更加安定，那么盛大的德业就不远了。臣下恭敬地思量，陛下继承并建立皇极，主管牧养百姓，早起晚睡，因忧念百姓而勤勉，以今天的治理，陛下仍认为朝廷尚未达到真正的治理；以今天的安定，陛下仍认为海内尚未达到真正的安定，并且还想着斟酌采纳下面的言论，乐于听取上面的过失，有弊端的无不革除，有利益的无不兴办。如今陛下严肃恭敬地祭祀郊庙，还认为敬意不够周到；爱护养育百姓，还认为恩惠不够广大；省减停止进献，还担忧人民贫困；免除拖欠的租税，还忧虑农民劳苦匮乏；搜求荐举俊杰，还认为贤才有所遗漏；洗涤清除罪过，还忧虑狱讼中有无辜者；平定兵戈，还担心战争没有完全停止；安抚怀柔夷狄，还恐怕他们没有完全归顺；伟大的教化与阴阳相配，还以德行浅薄而自惭；光明与日月一同照耀，还以不够明察而自谦。这正是陛下勤劳谦逊的心意，与上天运行不息相合；勤勉不懈的德行，与大地之道广大无疆相合。像臣下这样的人，又知道什么，又能陈述什么呢？臣下仰仗圣明的听察，知道陛下重视听取众人的议论，如果有一点愚见，哪里敢不尽力陈述。五、堵塞百姓的期望、使众人的心归附，在于谨慎言行的开始 要想使百姓的期望得到满足、众人的心归附，没有别的办法，只在于陛下谨慎最初的言行。臣下听说，天子有所行动，左史便记录；有所言说，右史便记录。言语行动不被记录，不是盛德；记录下来却不能成为法则，后代子孙拿什么来观看学习呢？如果王者的言语合乎伦理，行动合乎法度，那么千里之外的人都会响应，百代之后的人都会歌颂，何况近处的人呢？如果言语不合时宜，行动不合礼法，那么千里之外的人都会违背，百代之后的人都会讥笑，何况近处的人呢？所以古代的天子，嘴里不敢说戏言，身体不敢妄动，行动一定反复省察，言语一定再三思考。何况陛下刚继承祖宗基业，初次统治亿兆百姓，臣下看到天下人的眼睛都专注地观察陛下的行动，天下人的耳朵都专注地听取陛下的言语，那么陛下说出一句话，不到一天就传遍朝廷内外；采取一项行动，不到十二时辰就传闻于华夏和夷狄。是非的声誉没有翅膀却能飞行，损益的名声没有腿脚却能奔走，陛下能不谨慎吗？臣下恭敬地希望陛下从这里观察，从这里省察，使一言一动都不随便而已。言语行动不随便，天下人的期望就会得到满足，天下人的心就会归附。六、教化必然成就、变化必然达到，在于敬慎其终 问：先王的教化，都记载在典籍中，事情虽然容易实行，政治却难以成功。难道只是文辞空自流传，还是实行它尚未达到效果？我想要达到它的极致，暂且请教所疑惑之处。要想使政治一定成功、教化一定达到效果，没有其他办法，只在于陛下敬慎开端并谨慎到底。臣下听说，先王的训诫不是徒然说说，先王的教化也不是虚假实行；浅薄地实行它，就只能得到小治；深入地实行它，就能达到大和。实行的深浅所积累的结果，就像影子随形、回声应声一样。既然如此，天下极其广大，王者的教化极其宏大，它的增减损益，很难立刻看出形迹。因此，政治受到损害时，虽然看不见它每天减少，却一定会在某个时候造成混乱；教化得到增益时，虽然看不见它每天增加，却一定会在某个时候达到治理。陛下只要推行自己的诚心，勤勉处理政务，谨慎开始，敬慎结束，每天实行而不知不觉地自然达到极致，这正是先王整日所致力的，也是整日所实行的，不能按月计算教化的深浅，按年统计风俗的厚薄。臣下又听说《易》说：“圣人长久坚持他的道，天下就被教化而成。”《诗》说：“没有不能有一个好的开始的，却很少有人能够有好的结局。”这说的是王者的教化，要等待长久坚持才能成功；王者的变化，要等待坚持到底才能达到。陛下如果确实能够长久坚持并贯彻到底，又何必忧虑政治不能成功、教化不能达到呢？七、不劳苦而能治理，在于顺应人心、建立教化 问：如今陛下勤勉辛劳，早晚不懈怠，可是政治教化仍有缺失，惩罚和劝勉还没有实行，这是为什么呢？上古的君主无为而治，命令并不严厉而人们自然肃敬，教化并不劳烦而自然成功。他们施行什么、做什么，竟能达到这种境界呢？

译臣下请用三皇五帝的道理来说明。臣下听说，三皇做君主时没有固定的私心，而以天下人的心为自己的心；五帝做君主时没有固定的私欲，而以百姓的欲求为自己的欲求。顺应百姓的心来发布命令，命令不严厉而天下得到治理；顺应百姓的欲求来设置教化，不劳苦而教化成功。所以号令虽没有文饰，百姓却跟随；刑罚和赏赐没有施行，百姓却服从。三皇五帝能够无为而使天下受到教化，原因就在于此。后代却反过来，所以远远比不上他们。臣下请再用三代以后的事情来说。臣下听说，后代的天下，仍是三皇五帝那样的天下；后代的人，仍是三皇五帝那样的人；后代的君位，也仍是三皇五帝那样的君位。处在同样的君位，得到同样的人，拥有同样的天下，却比不上三皇五帝，是什么原因呢？臣下私下对此惊异不解，但也大略知道其中的缘故。难道不是把自己的心当作天下人的心，反而压制天下来奉承一个人的心吗？把自己的欲求当作天下人的欲求，反而强迫百姓来顺从一个人的欲望吗？如果自己的心与道没有合一，政治又与时势并行，得失彼此争斗，利害各占一半，那么即使天不亮就穿衣、日落后才吃饭，劳累身体、振作精神，也只能达到小康，不能弘大道术。因此发布命令而官吏有时违犯，设置教化而百姓敢于违背，刑罚虽严明却很少有人受到惩戒，赏赐虽优厚却很少有人受到劝勉。这都是因为舍弃百姓而顺从自己的欲望，所以劳苦很多而功效很少。臣下恭敬地希望陛下除去那种做法，执守古道来驾驭今天，以三皇五帝的心作为自己的心，那么还担忧政治教化不能普遍施行吗？以亿兆百姓的欲求作为自己的欲求，那么还害怕惩罚和劝勉不能实行吗？政治教化普遍施行，便不必极其忧劳而四海安宁；惩罚和劝勉得以实行，便不必辛勤劳苦而万民受到教化。这是因为舍弃自己而顺从众人，所以事情只费一半力气，功效却增加一倍。臣下又听说，太宗文皇帝曾说：“我虽然比不上古代圣王，但把百姓的心作为自己的心。”臣下认为，达到贞观之治，正是从这句话开始的。恭敬地希望陛下以此为鉴并继承实行，那么天下就大幸了，天下就大幸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八、风俗流行而使淳朴变化，原因在于教化而不在于时代 问：浇薄风俗的治乱、风化的盛衰，为什么在过去能够实现，到后来却失去了；在今天浅薄，在古代却深厚？有人说：“兴衰的道理，掌握在君臣手中。”又有人说：“浇薄或淳朴的风气，取决于时代。”这两种说法彼此相反，究竟应该听从哪一种？臣下听说，时代的浇薄、人们的淳朴简约，取决于上面而不取决于下面，取决于教化而不取决于时代。大概政治的好坏在内部确定，风俗的厚薄便在外部相应表现出来。用什么来验证呢？请允许臣下用周、秦以来的事情说明。臣下听说，周朝的德政逐渐衰落，君臣上下失序，土地被蚕食瓜分，于是分裂成战国；秦氏取得天下，用暴政取代混乱，不久便同样走向灭亡；炎汉勃然兴起，完全拥有四海，只能先除去祸害，还来不及教化人民；到了文帝、景帝，才开始思考治理之道，亲自实行慈爱节俭，人民因此富裕安定，礼让自然兴起，刑罚不必施用，升平的美好接近成康，记载在《汉书》中，陛下已经熟知了；到了魏晋，直到梁、隋，丧乱极多，几乎不值得一一列举；我高祖开始建立华夏，来不及使政教光明；到了太宗、元宗，凭借圣明神武的资质，任用房、杜、姚、宋为辅佐，谋略和谏言不断启发，心中毫不懈怠，德泽施行而没有遗漏任何事物，因此刑罚搁置而百姓欣喜拥戴，兵器停止而四方都高兴跟随，近处没有不安定的，远处没有不服从的，即使成康、文景，也没有办法超过他们，这些都记载在国史中，陛下也熟知了。既然这样，周、秦的乱到了极点，等到文帝、景帝相继出现，昌盛的国运也随之而来；梁、隋的弊病严重到了极点，等到太宗、元宗相继兴起，王道便融通施行了。如果说天地生成万物的德性逐渐衰落，家国君臣之道逐渐丧失，那么就应当一天比一天严重、一代比一代衰败，不应当衰落之后又兴盛、浇薄之后又和厚，事实必定不是这样。为什么清平淳朴的风气，在周、秦之际浅薄，却在文帝、景帝时代深厚呢？顺从、成功、和谐、安定的风俗，在梁、隋时期丧失，却唯独在贞观、开元年间兴盛呢？由此可知，关键不在时代。所以魏徵说过：“如果说人心日渐浇薄虚伪，不能返归淳朴，那么到今天早就应该变成鬼怪了，哪里还能再得到他们并教化他们呢？”这话说得十分透彻，所以太宗赞许他。又据《礼记》说：“教化是人的寒暑，事务是人的风雨。”这是说万民接受王者教化，如同百谷承受一年四季的功效：寒暑按时而来，禾黍就会成熟，豆麦就会收成；风雨失去节度，稂莠就会生长，秕稗就会滋生。所以教化优厚深广，谦让就会兴起，仁义就会产生；刑政苛刻浅薄，虚伪就会兴起，奸邪就会滋生。即使百谷生长在地上，使它成熟的是上天；即使万物处在下方，使它们得到教化的是上位者。若一定要凭借凉薄的德行、弊败的政治、严酷的命令和繁多的刑罚，却希望仁义施行、奸邪止息，也就像狂风暴雨、阳气失常、阴气潜伏，却希望禾黍丰收、稂莠死亡一样，这是绝不可能的，实在非常明白。所以说，尧、舜用仁爱率领天下，家家都可以受到封赏；桀、纣用暴政率领天下，家家都可以被杀戮。这就是上位者通过教化所造成结果的明证，臣下恭敬地希望圣心对此不要怀疑。九、要达到和平、恢复雍熙，在于思念今天而追想古代 问：如今想要使人心受到和平的感化，使王者的教化达到淳朴敦厚，应当思考什么、念及什么，才能达到这种境界？臣下听说，治理政务若不考虑今天，就不能使人心相互感应；治国之道若不追想古代，王者的教化就不能流行。想要使人心受到和平的感化，关键在于思念今天。臣下恭敬地希望陛下知道使百姓安宁极其困难，就想到裁退烦扰百姓的官吏；珍爱人的生命极其重要，就想到贬黜苛酷的官员；忧虑民力容易疲敝，就想到减少修缮营造的劳役；忧虑民财容易耗尽，就想到削减服饰器用的费用；害怕百姓挨饿，就想到减轻麦禾的赋税；害怕百姓受寒，就想到减轻布帛的征收；忧虑百姓有愁苦，就想到减少嫔妃宫女的数量。因此不断思念、反复思念，人与人之心就会相互感应；不断感应、反复感应，天下就会和平。想要使王者的教化达到雍熙，关键在于追想古代。陛下仰慕羲皇、轩辕的治道，就应想到兴利除害；要与唐尧、虞舜的圣德相匹，就应想到使目光明察、使耳听通达；以夏禹的德行为师，就应想到因罪人而流泪并怜悯百姓；效法殷汤的仁爱，就应想到祝祷时网开三面而爱惜万物；以汉朝的盛世为鉴，就应想到停止修建露台，使教化流布海内；观察周朝的兴盛，就应想到安葬暴露的尸骨，使天下归心；弘扬贞观之治，就应想到开放房玄龄、杜如晦的直言，以达到升平；继承开元的政治，就应想到得到姚崇、宋璟的善谋，从而达到富裕长寿。因此不断思考、反复思考，王者的恩泽就会流行；不断实行、反复实行，天下就会达到雍熙。十、王者的恩泽流布、人心受到感动，在于推己及物

译要想使王者的恩泽广泛流布，使人心受到极大感动，只在于陛下推己及物而已。所谓推己及物，没有别的，就是用自己的心去揣度别人的心，用自己的处境去观察别人的处境，把自己所希望的推及天下。因此，自己想要安宁，就要想到百姓受到的重重扰害；自己想要长寿，就要想到百姓珍贵的生命；自己想要安逸，就要想到百姓厌恶劳苦；自己想要富裕，就要想到百姓憎恶贫穷；自己想要温暖饱足，就要想到百姓受冻挨饿；自己想要声色享受，就要想到百姓因男女失配而产生的怨恨。陛下想到百姓受到重重扰害，烦扰暴虐的官吏就会退去；想到百姓珍贵的生命，苛刻虐待的官员就会被贬黜；想到百姓害怕劳苦，土木工程的劳役就会减轻；想到百姓憎恶贫穷，服饰器用的费用就会减少；想到百姓受冻挨饿，布帛、麦禾的赋税就会减轻；想到百姓因男女失配而怨恨，歌妓、乐工、嫔妃宫女的数量就会减少。由此推开来，就能由想到一件事而知道十件事。这大概就是圣人的道理：开始是推己及人，最终是想到他人而反过来体恤自己。所以不断推己及物，王者的恩泽就不能不流布；不断体念百姓，人心就不能不感动。恩泽流布、人心感动，而天下不能太平的事情，从来没有听说过。十一、黄老之术，在于崇尚宽简、致力清静，使人民俭朴、风俗和平 要想使人情俭朴、时俗清明和平，没有什么比实行黄老之道更优先的了。黄老之道在于崇尚宽厚简约，务求俭朴质素，不炫耀聪明明察，不役使智力才思而已。善于运用它的人，即使治理一邑、一郡、一国，直到天下，都可以达到清静的治理境界。从前宓贱掌握了它，所以不下堂就使单父的百姓受到教化；汲黯掌握了它，所以不走出阁门就使东海的政事成功；曹参掌握了它，所以不扰乱监狱和市场，而使齐国大为和谐；汉文帝掌握了它，所以刑罚不必使用，而天下得到大治。原因没有别的，只是清静所造成的。因此老子说：“我无为，人民就会自行教化；我喜好清静，人民就会自行端正；我不扰乱事务，人民就会自行富足；我没有欲望，人民就会自行淳朴。”这四点，都是黄老之道的要旨。陛下如果确实能够体会并实行它，人民就会俭朴，风俗就会清明和平。十二、政治教化迅速成功，在于不改变礼制、不改易风俗 要想使政治教化迅速成功，只在于去除烦扰、以简易为师而已。臣下请用齐、鲁两国的事情来说明。臣下听说，伯禽治理鲁国时，改变礼制，革新风俗，三年政治才成功；太公治理齐国时，简化礼制，顺从当地风俗，五个月政治就成功了。所以周公感叹说：“平易近人的政治，人民必然归附；鲁国的后代，大概会北面向齐国行事了！”这就是政令烦琐或简易导致成效迟速的明显验证，臣下恭敬地希望陛下以此为鉴。十三、号令，号令统一就能施行，推行诚意就能教化 问：号令是用来整齐风俗、统一人心的，所以圣人专心对待它并谨慎发布它。既然如此，号令已经发布，风俗却仍未整齐，原因在哪里？号令已经施行，人心却仍未统一，过失应当归在哪里？想要使下达命令如同风行，发出言语如同回声响应；引导人们就知道受到劝勉，禁止他们就不敢越轨。要达到这种境界，难道没有关键吗？臣下听说，王者发布号令，是为了整齐风俗、统一人心。风俗整齐就会和谐，人心统一就会稳固，这样人民才可以任凭驱使。《左传》说：“人的心意各不相同，就像人的面貌各不相同一样。”所以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心，万人就有万人的心。如果不以号令统一他们，人心就各不相同；于是差异积累便产生疑惑，疑惑积累便产生迷乱。消除混乱没有比号令更优先的了，所以圣王重视号令。然而号令从一个人发出，加于百官，施及万民，逐渐传到四夷，如同风行、如同雨施，只能向前而不能收回。《周易》所谓“涣汗”的意义，就是说号令如同发出的汗水，一旦发出就不能收回，所以圣王对此谨慎。既然如此，号令已经发布而风俗仍未整齐，是因为号令不统一。不只是早晨发布、晚上更改，早晨施行、傍晚停止；大概开始时谨慎、结束时怠慢，就是不统一；对近处张弛有别、对远处松懈，就是不统一；对卑贱者急迫、对尊贵者宽容，就是不统一；对疏远者施行、对亲近者废止，就是不统一。况且人的心尚且不能不统一才能治理，何况君主的命令，难道可以反复不定地执行吗？既然如此，号令已经统一，而天下人心仍不愿意欢悦地跟随，是因为上位者不能先在自己身上实行，不能以诚意推及天下。凡是下面服从上面，并不是服从嘴上说的话，而是服从上面所喜好的；不是服从强力的制约，而是服从上面所做的事情。把道理真实地实行在自己身上，才能深刻地教化别人。如果不能以诚意推行，即使三令五申，命令也不会真正明确；如果不能先在自己身上实行，即使家家户户都知道，人民也不会相信。圣王知道这一点，所以用礼法修养自己，用法律治理自己，谨慎对待自己的爱好，重视自己的行为；自己有了某种德行，然后才要求别人具备；要求下面做到的事情，一定先在上面禁止和实行。因此，他推行它使人前往，引导它使人到来，诱导人们实行，禁止人们停止，使天下人的心专注地只希望看到他的命令、听到他的话而已。所以话一说出，千里之外便像回声一样响应；命令一下达，四海之内便像风一样实行。所以说，禁约在自身胜过欲望，命令就能在别人那里实行；又说，下达命令如同流水从源头流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样一来，还忧虑什么海内的命令不能像身体使唤手臂、手臂使唤手指那样呢？十四、辨析兴亡的原因，在于善恶的积累 问：万民亲近或怨恨的原因，历代君王兴亡的渐变，究竟只是取决于百姓，还是也取决于君主？臣下观察前代，国家兴盛，是因为得到人才；国家灭亡，是因为失去人才。得到人才、失去人才，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形成它的原因是逐渐积累的。天地不能突然变成寒暑，必须逐渐经历春秋；君主不能突然造成兴亡，也必须逐渐积累善恶。善行不积累，不能突然兴盛；恶行不积累，也不能突然灭亡。善恶开始取决于君主，兴亡最终取决于百姓。为什么呢？君主如果有善行，百姓一定会知道；知道了又知道，心就归附于他；归附了又归附，承载君主的水便由此积聚起来。君主如果有恶行，百姓也一定会知道；知道了又知道，心就离弃他；离弃了又离弃，使船倾覆的水便由此形成。所以说，处在最高位置却最危险的是君主，最愚昧却不可欺骗的是百姓。圣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取法上天运行不息的道理来修养自己，效法大地安定不动的德性来安定百姓。修养自己，就是内心谨慎，战栗得如同踩在春天的薄冰上；安定百姓，就是敬重下民，凛然得如同驾驭腐朽的绳索。还担心这样仍不够，于是又以百姓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百姓也以他的快乐为快乐；以百姓的忧患为自己的忧患，百姓也以他的忧患为忧患。与百姓同忧同乐，在自己身上显著表现出敬慎，这样做却不能兴盛、反过来做却不能灭亡，自从有了人类以来，从来没有过。臣下愚昧地认为，历代君王兴亡的渐变，就在于此。十五、忠、敬、质、文的损益

译问：崇尚忠诚、敬慎、质朴、文饰，是百代循环变化的教化。五帝为什么不采用它们？三王为什么又相继承袭？难道是时代有同有异吗？还是道有优有劣吗？又，三代之间损益不同，所取法的三才，道理在哪里？难道只是除去旧制、布置新制，务求彼此相反、彼此不同吗？还是因为扶助衰败、挽救弊病，这种做法不得不如此呢？再说国家尊崇效法五帝，遵循三代典章，质朴、文饰、忠诚、敬慎，在今天已经完备，可是人民仍少有朴实忠厚，风俗仍多趋利机巧。想要挽救这种弊病，应当采取什么办法？臣下听说，随着时代不同，施政步骤就不同；崇尚质朴还是文饰，制度也各不相同。五帝用道来教化，三王用礼来教化。道是无为的，因为无为所以没有过失，因为没有过失所以无需变革，因此唐尧、虞舜相继承袭，没有什么需要改易的。礼是有所作为的，有所作为就会产生弊病，有弊病就需要挽救，所以殷、周相互代替时，有所减损，也有所增益。损益的教化，以三才为根本。夏朝的教化崇尚忠。忠以人为根本，人道以善来教导人，这是忠的极致，所以说忠是人的教化。忠的弊病是人民质朴而粗野，挽救粗野没有比敬慎更好的，所以殷朝的教化崇尚敬。敬以地为根本，大地之道谦卑，天所生的万物由地恭敬地养育，所以说敬是地的教化。敬的弊病是人变得诡诈，挽救诡诈没有比文饰更好的，所以周朝的教化崇尚文。文以天为根本，天道显现文理，人便取法它，所以说文是天的教化。文的弊病是人变得浮薄，挽救浮薄没有比忠更好的。既然如此，三王所取法的不同，并不是想要自立异说、彼此相反，而是因为扶助衰败、挽救弊病，各自顺应时代的运数。运数如果不同，教化也就不同；即使忠与敬各自取决于时代，质与文却都能达到治理。表面看教化是不同制度，达到极致便同归于治道；也如同水火彼此相反，却同根于幽冥的造化，共同服务于人的使用；寒暑相互交替，却同样根本于元气，共同成就一年的功业。三王的治道也是这样。我国敬重遵循五帝，遵循三代的典章；五帝典谟中不变的治道，继承下来并广泛运用；忠与敬交替挽救弊病的教化，也全都举用并兼而实行，可以说是文质协调、礼制完备的时代。然而臣下听孔子说：“殷朝因袭夏朝的礼制，周朝因袭殷朝的礼制，减损和增益有始有终，就像循环一样；继承周朝的时代将会怎样，百代以后也可以知道了。”臣下观察周朝的弊病，爵位赏赐滥用，刑罚施行到了极端，秦朝反过来采用刑名之术，国运因此中途断绝；到了汉朝，又杂用霸道，德政再次衰落；直到魏晋以来，再没有继承而加以挽救的，所以周朝文饰的弊病，今天仍留下遗风，因此人民少有朴实忠厚，风俗仍然趋利机巧。恭敬地希望陛下把继承周朝之后的使命作为自己的责任，把实行夏朝的治道作为当时适宜的办法，逐渐增加质朴而减少文饰，渐渐崇尚忠厚而挽救浮薄，在教化上斟酌取舍，在人民身上安排施行，使人向前看时道路承继三王，向后看时光辉流传万世。这样，尽善的道理、大同的风气，就不只存在于上古了。十六、议论祥瑞，辨析妖灾 问：国家将要兴盛，必然有吉祥征兆；国家将要灭亡，必然有妖异灾变。这难道是国家的兴亡取决于天地的灾祥吗？还是事物的妖异和祥瑞产生于时政的昏暗与清明呢？天地有恒常的规律，灾祥也有恒常的应验，这一定是必然的道理。为什么桑树、谷树的妖异，反而给太戊带来福；大鸟出现的吉庆，最终却给帝辛带来祸？难道吉凶有时越过常理而在人事，休咎并不遵循固定的规律吗？敬慎戒惧的征兆在哪里，改过悔悟的效果又怎样显明？又，祥瑞一定偶然与圣明之主相应，妖异一定与昏乱之主相应，为什么清明的时代不能没有灾害，乱世有时反而听说出现祥瑞？报应施加的道理为什么如此错乱泛滥？臣下听说，国家将要兴盛必有祥瑞、将要灭亡必有妖孽，并不是妖孽出现以后国家才灭亡，也不是祥瑞出现以后国家才兴盛。大概祥瑞不会虚妄地出现，一定回应圣明贤哲；妖孽不会自行产生，一定等待淫乱昏昧。所以昏乱与圣明是祥瑞、妖孽的根源，妖异与祥瑞是兴亡的征兆。文子说：“阴阳陶冶万物，万物都乘着天气而产生。道德光明，德行感动乾坤而有感应的，称为祥瑞；政治昏乱，腥秽之气上下传播而产生应验的，称为妖异。祥瑞是福的先兆，妖异是祸的开端；将要兴盛还是将要废亡，实际上早已先行显现了。然而有的君主德行还没有达到光明美善，政治也没有达到昏乱地步，天象却出现异常，地上的事物也不合常态，那么究竟是祥瑞还是妖异，还不能确定。也许这是上天显示敬戒的意思，用来警醒君主，使君主产生改过悔悟的诚意，以回应上天的鉴察。这样就能转乱为治、变灾为祥，自古以来有过这种情况，是可以考察的。臣下听说，高宗不够聪明，野鸡飞到鼎上；宋景公有过失，荧惑星停留在心宿。等到他努力修养美德、修身，发出善言并归罪于自己，耳朵上方出现的异常自然消失，荧惑退舍的吉庆自然到来，天人相互感应，可以说显明而且迅速了。况且高宗是三代的贤明君主，只要有一次违背德行，也会在事物上显现谴责；宋景公是列国中普通的君主，只要有一句话产生感应，也会得到上天冥冥中的回应。由此可知，上天鉴察下面，即使是贤明君主，只要有过失也一定会知道；下面感动上天，即使是普通君主，只要有诚意也一定会得到回应。所以王者不怕妖异不能消灭，而怕自己的过失不能悔改；不怕祥瑞不能到来，而怕自己的诚意不能达到。这足以说明，美好的征兆在于德行，吉凶取决于人。失去君主之道，祥瑞反而会变成妖异；觉悟于上天鉴察，灾害也会变成祥瑞，这是必然的道理。臣下又听说，王者最大的祥瑞，在于天地安泰，阴阳和谐，风雨按时，寒暑有节，百谷成熟，万人安宁，赋税劳役轻，服饰器用俭朴，兵器停止，刑罚搁置，贤者出仕，不肖者退下，声教日益遍及，歌咏日益兴盛；这叫美好的征兆，这叫嘉瑞。王者最大的妖异，在于天地不安泰，四时之气不和，风雷不合时，水旱失去节度，五谷不成熟，百姓没有储藏，徭役烦重，征税赋税沉重，战争兴起，刑狱发生，君子隐退，小人显露，政令日益缺失，怨恨日益兴起；这叫灾咎的征兆，这叫妖孽。至于一颗星、一颗辰星的祥瑞，一片云、一滴露水的祥瑞，一只鸟、一头兽的妖异，一草一木的怪异，有的偶然产生于气象，有的偶然形成于造化，确实不是休咎的征兆，也不是兴亡的预兆。为什么呢？事物的隐现和出没本来就不总是有固定规律。圣明的朝代不能没有小灾小异，衰乱的时代也有时会出现小祥小瑞，本来不足以据此验证对帝王的疑问，只能用来说明天地的意旨。王者只需对外思考自己的政治，对内反省自身。如果自认为德行没有修养、诚意没有彰显，即使有小小的祥瑞，也不值得赞美；如果自认为政治能够建立、正道能够施行，即使有琐碎的妖异，也不值得畏惧。臣下私下认为，妖祥以及兴废的原因，实际上就在这里，所以即使言辞繁多，也不敢不全面说明。十七、兴起五福，消除六极

译问：从前周朝著有《九畴》之书，汉朝撰述《五行》之志，都是为了精细探究天人关系，穷尽考察政治教化的根源。既然如此，五福的祥瑞从哪里产生，六极的灾异又因为什么出现？想要辨明施行的办法，应当弄清根本和末节。如今人民财物耗费，既贫穷又忧愁，时常有灾异流行，有的人因疾病而早夭。想要消除六极、招致五福，使一代人富裕长寿，使万人进入康宁，应当施行什么、做什么，才能达到这种境界？臣下听说，圣人兴起五福、消除六极，在于建立大中、达到大和。中和作为德行，极其美好；不必有所动作便能感应，不必劳苦便能教化。用它来守持自身就是仁，用它来施行便神妙；收束起来可以治理一身，舒展开来可以救济万物。既然如此，和谐产生于中正，中正产生于不偏、不邪、不超过、不不足。君主如果内心不是中正便不思考，外在不是中正便不行动，行动和静止、进取和退守，都得到中正；所以君主得到中正，人民就能得到安所；人民得到安所，和乐就产生了。因此，君主的心和谐，天地之气就和谐；天地之气和谐，万物的生长就和谐。于是三种和谐之气交相融合，积聚起来成为长寿，蓄积起来成为富裕，舒展开来成为康宁，施布开来成为喜好美德，增益开来成为善终。多余的精气则融化为甘露，凝聚为庆云，垂现为德星，散布为景风，流出为醴泉。六气合乎时令，七曜运行合乎轨道，以至巢穴中的鸟兽，都受到温暖而自行繁殖；草木、鳞介之类的祥瑞，也都成群聚集、接连出现。这些都是中和之气所造成的。如果君主内心不是中正却以此为思，外在不是中正却以此为行动，行动和静止、进取和退守都不能得到中正，那么君主不能得到中正，人民就不能得到安所；人民不能得到安所，怨声叹息就会兴起。因此，君主的心不和谐，天地之气就不和谐；天地之气不和谐，万物的生长就不和谐。于是三种不和谐之气交错郁积，冲击成为凶灾、夭折、短命，侵袭成为疾病，聚集成为忧愁，损耗成为贫穷，凝结成为罪恶，耗散成为衰弱。多余的气便潜藏为阴气，过盛为失常的阳气，停留成为彗星，爆发成为暴风，降下成为苦雨。四时失去节度，日月星辰扰乱运行，直到襁褓中的婴儿、卵和胎中的生物，都夭折而不能成长；木石、花草、昆虫的怪异，也都混杂着一齐显现。这些都是不中正、不和谐之气造成的。那么天人相互感应之际，五福六极的到来，难道不是清清楚楚的吗？臣下近来看到，兵役赋税还没有减少，人民很少没有忧愁，时常有灾异降临，众人中有的患病。德宗皇帝把百姓的疾病当作自己的疾病，把百姓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于是用广泛施利的办法来救助他们，用中和之乐使他们喜悦，将要使忧愁变为快乐，使疾病变为和宁，恩惠教化之深，没有超过这个的了。然而臣下私下听说，善于除害的人会考察根本，善于治病的人会断绝病源。臣下恭敬地希望陛下想要解除人民的忧愁，就先想到忧愁从哪里产生；想要救治人民的疾病，就先思考疾病由什么造成。知道它的根源并加以断绝，人民的忧愁自然就会消除；知道了祸患的根源并加以去除，人的疾病自然就会痊愈。然后再施行救治的办法，人就容易恢复安宁；用安乐的音乐来鼓舞人，人就容易和悦。这必定能针对疾病而迅速改变，使利益加倍而功效兼备。六种极端的祸患将因此消除，五种福瑞将因此兴起。这样，就可以把天地人三才的乖乱之气陶铸转化，发为吉祥；使一代卑鄙短命的人，达到仁厚长寿的境地。中和的教化，难道还会远吗！十八、辨析水旱灾害，阐明救灾办法 问：所谓“狂妄常常导致大雨，僭越常常导致[字迹不清]”，这是说政治教化失去正道，必然感应上天。可是尧时发大水九年，汤时大旱七年，这又是说阴阳有一定的规律，并不由人的作为决定。如果灾害必定与政治有关，那么阴阳盈虚的规律就只是空话；如果灾害不由人决定，那么诚心祈祷又有什么用处？这两种说法彼此矛盾，究竟应当听从哪一种？又问：阴阳变化难以测度，水旱灾害没有常规。现在想使丰年和灾年都能取得同样的收成，在凶荒之年救济百姓免于冻饿，应当用什么办法才能使他们的食物充足？在灾祸危急之时，应当采取什么计策才能安定民心？要预防意外，必定有关键办法；历代的做法，可以明确考察出来吗？臣听说水旱灾害有小有大，大灾由时运造成，小灾由人为造成。人为造成的，是由于君主失去正道，这种灾害可以设法转移；时运造成的，是阴阳运行的定数，这种灾害不能迁移。不过，对于其中的根本和枝末，臣大略知道一些。小灾有时是因为战争不能停止，军队中有强暴之人；有时是因为诛罚不当，刑狱中有冤屈滥刑；有时是因为小人被任用，进谗献媚者得志；有时是因为君子失去职位，忠良受到弃置；有时是男女、臣妾有怨恨而不能婚配；有时是鳏寡孤独者困苦而死；有时是赋税征收没有限度；有时是土木工程兴建不合时宜。于是忧伤之气、愤怨之心积聚起来，损伤和气，变成灾异。古代统治天下的君主，遇到一次灾害、一次异常现象，就回头反省所见所闻，考察灾害的由来。他们还思考：军镇之中，莫非有放纵暴虐的人吗？刑狱之中，莫非有冤屈滥刑吗？权贵宠臣之中，莫非有不肖之人吗？被弃置的人中，莫非有忠贤之士吗？内外臣妾中，莫非有幽怨的人吗？天下穷困百姓中，莫非有困苦而死的人吗？赋税收入的制度，莫非有征收过重的吗？土木工程，莫非有屡次兴建的吗？如果其中有一项存在，那就是政令的过失，也是天地的谴责。《洪范》又说：“狂妄常常导致大雨，僭越常常导致[字迹不清]。”意思是说，不守信用、不守正道，也会有水旱灾害作为应验。这样看来，君主如果能够改正过错、堵塞违失，遵循德行、修明政治，激励敬畏上天的志向，怀有虔诚自责的心，即使淫雨下过一个月，旱灾持续一个时令，凭借至诚感应，也不能成为灾害。为什么呢？古人有的治理一个州，有的治理一个县，尚且有人以暴晒自身而求得降雨，有人救火而使风向反转，有人使飞蝗离开辖境。郡县长官尚且能够感通天地，何况君主以万乘之尊居于亿万百姓之上呢？悔过可以感动天地，向善可以感通神明；天地神明尚且不会违背，何况水旱、风雨、虫蝗呢？这就是臣所说的可以由人为而转移的灾害。

译大灾害，就是唐尧时九年的水灾、殷汤时七年的旱灾。凭尧的大圣、汤的至仁，当时德行俭约、百姓和睦，刑罚清明、战争停止，上面没有狂妄僭越的政治，下面没有怨恨叹息的声音，却最终发生了浩浩荡荡、几乎漫天的水灾，以及炎炎烈火、烧裂岩石的[字迹不清]。这不是君主失道，大概只是阴阳运行的定数罢了。这就是臣所说的由时运造成、不能转移的灾害。然而圣人不能迁移灾害，却能够抵御灾害；不能违背时运，却能够辅助时运。关键在于粮仓积蓄有常规，仁爱恩惠平素就施行。用储蓄来预备，即使遭遇荒年，百姓也不会面有菜色；用恩惠和信用来巩固，即使遇到患难，百姓也不会离心。储蓄是在丰年聚集，在歉年散发；恩信是在安定时施行，在危急时使用。这样，即使阴阳的定数不能改变，水旱灾害也不能伤害百姓，所以说“人力强盛可以胜过天灾”，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些事情也要及早谋划、预先准备，也就是所谓在安定时考虑危难，在安逸时防备劳苦。如果灾祸临头才准备，灾害已经形成才谋划，那么即使是圣人也无法挽救了。臣还听说，古代圣王在上，百姓却没有受冻挨饿，这是为什么呢？并不是挨家挨户每天去看望百姓，给他们衣服、食物，而是能够均衡调节他们衣食的来源。天道没有常定，所以年岁有丰收也必有凶荒；土地的产出有限，所以万物有充盈也必有减少。圣王知道这是必然的，于是制作钱币、布帛等货物，按时交易，按时收取和散发，用来维持丰年、救济凶年，用有余补不足。这样，衣食的费用和谷帛的生产得到调节均衡，就不只是足够而已了。管仲的轻重之术、李悝的平籴法、耿寿昌的常平法，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的粮食、用之不竭的府库。因此丰收之年就提高粮价收购粮食，以利于农民；凶荒之年就压低价格出售粮食，以救活饿死的人；如果水旱造成灾害，就把物资作为九年储备；如果兵事发动，就把粮食供给三军。上面用它调节天时的丰歉，下面用它权衡土地出产的盈缩，那么即使有九年的水灾、七年的旱灾，也不能伤害百姓、危及国家。至于禳灾祈祷的方法和救济荒年的政令，历代的办法，臣也详细听闻过：有的用牲畜祭祀天地，有的用圭璧祭祀山川，有的向玄武祈求土龙降雨，有的让群巫在灵坛起舞，有的迁移集市、修筑城墙，有的减少饮食、撤去音乐，有的放宽刑罚、减少礼仪，有的致力于节俭、劝导富户分财，有的在丧事未毕时促成婚姻，有的放松劳役、废除禁令。这些做法都是顺从百姓的愿望、适应时势的需要，慰劳下民的心意，表示恭敬地接受上天的惩罚；但只能救济小灾小弊，还不足以挽救大的危难和大荒年。如果一定要保全邦国城邑于危急之中、安定困苦中的民心，就在于使储蓄足以充实他们的肚腹，使恩惠和信义凝聚他们的心而已。羲、农、唐、虞、禹、汤、文、武，都是依靠这条道路而成就王业的。《策林》二 十九、使游荡懒惰者止息，劝导农桑，议论赋税，恢复租庸，废止缗钱，改用谷帛 问：一个男子不耕田，天下就有人因此挨饿；一个妇女不养蚕，天下就有人因此受寒。这关系到百姓的性命，也关系到国家的贫富。如今人们多有游荡之心，土地有未被利用的力量；守本业的人漂浮而不能安定，追逐末业的人放荡而忘记归返。既然如此，难道是惩戒游惰的法令失去了正确方法吗？还是劝勉农桑的教化没有抓住根本呢？臣私下看到，如今人们舍弃本业而趋向末业，并不是厌恶本业、喜爱末业，而是离开无利可图的行业，投向有利可图的行业。人们趋逐利益的心太强了，只要利益所在，即使要踏水火也会去，即使要冒着刀刃也会去。所以农桑如果确实有利，即使天天禁止，人们也会归向它，何况还要劝导呢？游惰如果确实无利，即使天天劝导，人们也不会去做，何况还要禁止呢？如今游惰者安逸而获利，农桑者劳苦而受损。农桑受损，是因为天下钱币贵重而谷帛轻贱；谷帛轻贱，是因为赋税征收失去了根本。赋税的根本，是按桑田面积征收租，按成年男子和家庭征收庸，租庸不过是谷帛罢了。如今在谷帛之外，又要求缴纳钱币。钱币不是桑田能够生产的铜，私人又不敢铸造，务农的人从哪里得到钱呢？以至于吏胥催逼征收，官府期限紧迫，百姓只好变卖已有的财物来完成公家期限。丰年时钱价低，卖粮所得只有半价，不足以缴纳缗钱；遇到凶年时，利息加倍，也不足以偿还拖欠的债务。丰歉都如此，农民还能有什么希望呢？因此，商人和豪族趁时逐利，一天天富豪起来；田间辛劳终年的农民，却一天天贫困下去。劳逸差别如此悬殊，利害又互相诱导，于是农夫都想着放下农具到市场谋生，织妇也都想扔下织梭去刺绣文饰。最终使田地荒芜，家中贫困得像悬挂着的磬一样空虚；人的力量很少用于耕作，土地的利益大多郁结不能发挥；天时白白运行，年成也不能取得。臣反复思考，实在是因为谷帛轻贱而钱币贵重。粮价很贵而钱价很低，就会伤害百姓；粮价很贱而钱价很高，就会伤害农民。农民受伤，生产事业就不能专一；百姓受伤，财用就会不足。因此，君王应当使物价贵贱平均，调节钱币和谷帛的轻重，使各种货物流通，士农工商四类人都得到利益，然后上面不缺财用，下面也富足安定。如今天下的钱币一天天减少，有的积存在国库，有的滞留在私人家中。如果仍然日复一日地征求、按年按时输纳，臣恐怕谷帛的价格会更加低贱，农桑事业会更加受损，十年以后，其弊病或许比今天更严重，这不是所谓平均调节的办法。如今如果按各家桑田面积征收，计算谷帛作为租庸，以石斗的升降作为差等，以匹帛的多少作为等级，只登记估定的价格，同时免除钱税，那么土地的生产利益就会重新兴起，货币征收的弊病自然革除。弊病革除，务农者就会尽力；利益兴起，逐末者就会回心转意。那些在道路和市场店铺间游手好闲的人，可以改业从事秋收；那些借军籍、流民身份寄身的人，可以回归自身，参加春耕。想让他们继续浮荡懒惰，难道还办得到吗？再加上陛下想到耕种收获的艰难，就减轻赋税，百姓便能吃饱；想到纺织绩麻的辛苦，就节省宫廷用度，百姓便能财物丰足；想到奇异货物会败坏法度，就减少欲望，百姓便会显现诚信；想到奇巧器物会扰乱人心，就端正德行，百姓便会归于淳厚。陛下这样兴利除害，又这样修养自身、教化百姓，必定会像回声应答一样迅速，像风吹行进一样顺利。这就可以说是下达政令如水源流出，使百姓系属于大树根本了。还想让他们浮荡懒惰，难道办得到吗？二十、平抑各种货物的价格，陈述收取和散发的办法，请求禁止销钱铸器 问：如今田地没有增加开垦，豆类和粮食的价格却一天天降低；桑麻没有增加种植，布帛的价格却一天天低贱。因此，趁时逐利的人低价收购而日益富裕，辛勤耕作的人所得轻少而日益贫困。既然如此，难道是积聚货物、收取散发的节制失当了吗？还是钱币轻重的权力没有掌握要领呢？

译臣听说，谷帛产生于农民，器物由工匠制造，财物通过商人流通，钱币则由君主掌握。君主掌握钱币这一项来调节农、工、商三者，三者才能协调平衡；没有钱币是做不到的。钱币贵重，谷帛就轻贱；谷帛轻贱，农桑就困顿，所以散发钱币、收取谷帛，下面就不会有丢弃粮食、遗弃布帛的现象。谷帛贵重，财物就轻贱；财物轻贱，工商业者就劳苦，所以散发谷帛、收取财物，下面就不会有废弃财物、丢弃器物的现象。收取和散发掌握好节度，轻重适应时势，各种货物的价格自然平稳，士农工商四类人的利益都能实现。即使有圣人的智慧，也没有改变这一原则而能够治理国家的。如今关中一带连年大丰收，正是国家散发钱币、收取粮食，以防备险情和凶年的时候；时机不可错过，臣恳请陛下珍惜它。臣又看到，如今百姓的弊病，是因为铜的利益高于钱币。为什么呢？官府采铜铸钱，铸成一枚钱要耗费数枚钱的成本；私人销钱铸器，销毁一枚钱却能获得数枚钱的利润。铸钱有定额，销钱却没有限制，官府即使每年铸钱，哪里抵得上私人每天销钱呢？这就是天下钱币一天天减少而一天天贵重的原因。如今国家施行携带铜材的法律，执行铸造器物的禁令，使器物不能使用铜。铜材没有利润，钱币就不会再被销毁。这确实是当今调节钱币轻重的关键。二十一、人的困穷源于君主的奢侈欲望 问：近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君主都忧虑百姓困穷，却不知道困穷的原因；都希望百姓安定，却找不到使他们安定的办法。如今想把劳苦转为安逸，以富足改变贫困，追究困穷的根源，纠正过去的过失，寻求未来安定的办法。只要明察后施行，就能使天下康宁。臣听说，近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君主都忧虑百姓困穷，却不知道困穷的原因；都希望百姓安定，却没有使他们安定的办法。臣虽然狂妄而昏昧，但对此略知一二。臣私下观察前代百姓贫困，是由于官吏放纵欲望；官吏放纵欲望，是由于君主不能节俭。为什么呢？天下百姓有亿兆之多，君主却只有一个。亿兆百姓供养一个君主，因此君主的居处，即使极尽土木工程，耗尽金玉装饰；君主的衣食，即使极尽海陆珍味，穷尽文采华美；君主的耳目，即使沉溺于[字迹不清]郑卫之音，厌倦燕赵美女；君主的心志和身体，即使疲于田猎捕鱼之乐，劳于车马游行的足迹，也还不至于完全扰民伤物。为什么呢？因为以极多的人供奉极少的一人。然而君主一旦放纵一次，放开一次禁欲，弊害为什么会波及百姓呢？大概是因为君主的命令施行于身边近臣，近臣颁布到方镇，方镇传布到州牧，州牧下达到县令，县令下达到乡吏，乡吏转传到村吏，最后才到百姓那里。从君主到臣下，等级传递如此；所求的人既多，耗费也越来越大，于是君主只取一份，臣下已经取了一百份。这就是所谓上面打开一个源头，下面产生百种事端。难道只是这样而已吗？君主喜爱的，臣下就去做；上面实行的，下面就仿效。因此上面如果喜好奢侈，天下贪婪冒进的官吏就会放纵心意；上面如果喜好财利，天下搜刮聚敛的臣子就会[字迹不清]用力。雷声震动、风气流行，日积月累；上面更加奢侈，下面成就私利，所有费用都出自百姓，百姓哪里承受得了这样的弊害？这又比先前的危害增加十倍。既然如此，君主的躁动或安静，是百姓劳苦或安逸的根本；君主的奢侈或节俭，是百姓富裕或贫困的源头。君主节制一次自己的情欲，下面就能得到福分；放纵一次欲望，下面就会遭受灾祸；说一句善言，天下人心就共同喜悦；违背一次善道，天下人心就共同忧虑。百姓的灾祸不在鬼神，百姓的福分也不在天地，全在于君主是否躁动、是否安静以及奢侈还是节俭。因此圣王修养自身来教化臣民：宫室有制度，衣食有节度，声色有节制，田猎游乐有时限，不顺从个人情绪，不穷尽个人欲望，不耗尽百姓力量，不损耗百姓财物。这样，诚意从内心发出，德行在自身显现，政令施加于百姓，教化通达天下。用这种原则约束官吏，贪欲的官吏就不得不廉洁；用这种原则治理百姓，贫困的人就不得不安定。依臣看来，困穷的根源和安定的办法，大概就在这里。二十二、不侵夺百姓利益，议论盐铁和酒类专卖，告诫重税及杂税 问：盐铁经营、酒类专卖、山海资源、关市征税，都可以用来帮助征收赋税和徭役，但又担心它们侵夺百姓利益。放弃这些就会使军国财用不足，取用这些又会夺走百姓的利益。在取舍之间，哪一种做法才可行？臣听说，君主用来建立国家的是百姓；百姓赖以生存的是衣食；衣食所由产生的是农桑。如果不以农桑为根本而兴办财利，即使圣人也做不到。假如真有能够做到的，那也不是利益，而是祸害。为什么呢？既不是从土地产生，也不是从天上降来，就一定是巧取于百姓、曲意造成的利益。利益一天天扩大，百姓却一天天削弱，最终使民心困穷，王道恩泽枯竭。因此臣只看见它的害处，没有看见它的利益。王者不经营财利，不谈论有无，不把额外的财物收入府库，不让锱铢必较的计算在朝廷实行，是担心谋利的孔道一旦打开，就会构成获罪的阶梯。然而圣人并不是不喜欢利益，而是把利益放在使万人获利上；并不是不喜欢富裕，而是把富裕放在使天下富裕上。内心节制欲望，百姓才会获利；对外节省用度，百姓才会富裕。因此唐尧、夏禹、汉文帝的时代，即使减轻农桑税，免除关市征税，放弃山海资源，散去盐铁之利，国家仍然充足，百姓仍然富裕安定。为什么呢？因为节制欲望而节省用度。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时期，即使征收大半赋税，征收预先抵扣的租税，建立酒类专卖法，征收舟车税，也仍然国家困乏、百姓贫弊。

译为什么呢？因为欲望不加节制，费用也不节省。大概正如所说：山林不能供给无边的野火，江海不能填满漏水的器皿。利益分散在下面，百姓就安逸而富裕；利益堵塞在上面，百姓就劳苦而贫困。百姓劳苦，上面就无法安宁；百姓富裕，君主又怎么会不足呢？《礼记》说：“百姓把君主看作心，君主把百姓看作身体。”《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由此说来，没有身体劳苦而心却安逸的，也没有儿子富裕而父亲贫困的。臣又听说，土地生产财物的多少是有限的，百姓享用利益的人数有定数；如果上面得到过多，下面就会耗损；有利于那一方，就会损害这一方。而王者把四海看作一家，把亿万百姓看作一统，国家没有不同的政令，百姓家庭也没有不同的风气。如果夺走他们的利益，就会伤害百姓；既然不应把祸害加给百姓，还想把什么加给他们呢？如果除去他们的祸害，就会使百姓受益；既然利益不归于百姓，还应当归到哪里呢？夺取百姓利益，就像剥尽皮毛而使根本也不能保存；给予百姓利益，就像袋子在储藏物中漏破，利益又将流向哪里呢？给予或夺取所产生的利害，显然可以判断。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寻求农桑以外的产物，不看重衣食以外的货物，不任用专事计算的官吏，不蓄养聚敛的大臣；听到盐铁专卖的谋议，就想到侵削百姓；看见额外收入的利益，就想到向百姓苛求。这样以后，德泽流布，歌咏就会兴起。所以说，利益只有一个来源的，能够成就王业；有两个来源的，只能使国家强盛；有三个来源的，国家就会衰弱。这说明英明的君主建立国家、爱护百姓，应当重视本业而轻视末利。二十三、议论盐法的弊端，论述盐商的侥幸获利 臣以为，国家实行盐法已经很久，盐的利益也很厚。大概法令实行久了弊病就会产生，弊病产生法令就会毁坏；利益丰厚奸弊就会滋生，奸弊滋生利益就会减少。臣认为盐法毁坏、盐利减少的原因，是盐院盐场太多，官吏职位太多。为什么呢？如今主管官员每年考核各处课利的多少，依此评定优劣、实行赏罚。盐院盐场既多，各自都担心商旅不来，所以把多余的盐低价给予商人；官吏职位既多，各自都害怕课利不高，所以怠慢货物、只求苟且获利。盐有余，就产生侥幸，贪得无厌的商人便趋附而来；货物粗劣，就会滥造，无用之物便流入市场。因此盐越发耗费，官府越发损耗；货物越发虚滥，商人越发富足；法令虽在施行，奸弊却乘机而生；课利虽有名目，实际利益却丧失。如今如果减少官吏职位，裁省盐院盐场，审查货物的精粗，谨慎管理盐的出入，使每月有固定收益、每年有固定定额，那么盐自然不会诱使商人争逐，也就不会多发余盐；官吏不争夺课利，也就不会收入滥货。盐不滥出，货不滥入，盐法自然振兴，盐利也会恢复。利弊的结果，难道不是这样吗？臣又看到，自函谷关以东，上等农民和大商人把自己的资产变卖，进入盐业成为盐商，大多藏有私财，另外经营小规模贩卖，很少缴纳官府应得的利益，只求挂名为盐商；居家不服徭役，出行不纳专卖税，身份受到盐籍庇护，利润全部进入私人家中。这显然是下面使商农受到损耗，而上面对盐铁专卖没有得到好处。开发山海资源、盐铁之利，利益归于百姓，是最好的政治；利益归于国家，是次等的政治。如果上面既不把利益归于百姓，次一等也不归于国家，反而让侥幸获利的人和奸党得以资助自己，这就是政治的瑕疵、国家的蛀虫。如今如果彻底革除弊法，淘汰奸商，使下面没有侥幸取利的人，上面能够实行细密的核算，这也是革除弊害、兴起利益的一种办法。唯愿陛下详察。二十四、议论停止漕运是否可行 问：关中地处上等肥沃地区，物产号称接近蜀地的富饶，但京畿所辖地区的赋税收入不够，因此每年从崤山以东漕运四百万斛粮食，用来供给京师，其中还要遇到水旱失时，赈济借贷给贫困者。如今有人建议停止运粮而收取脚价，买入百姓的粮食来折抵税钱，只是不知道这对那里有利，还是会对这里有害？臣听说，议论者想停止江淮漕运，在关辅地区和籴，以节省费用，使百姓便利。臣愚见认为，用来救一时的弊病可以；如果把它作为长久的制度，就不知道是否可行。为什么呢？如今淮水以南连续遭遇旱灾歉收；洛水以西却连年丰收。那里百姓困于粮食艰难，这里的粮食低价又伤害农民。那里困乏，难以缴纳租税；这里粮价低，容易请求收购。这对那里不便，却不会伤害这里。这就是臣所说的救一时弊病尚可。如果全面施行为法，沿袭作为常规，臣即使极其愚昧，也知道不可行。为什么呢？京畿是四方汇聚之地，万人会集之处，六军聚集之所；即使号称接近蜀地的富饶，仍不能满足财用；即使田地有上等肥沃的利益，仍不能充足各项费用，何况可以一天天削减它的粮食、一个月一个月减少它的食物吗？所以国家每年漕运东南的粮食来供给它，按时打开中都粮仓来赈济它，这是供养关中百姓、调剂天下粮食的办法，是古今不变的制度。这样看来，取舍的利害就有明确证明了。拿出和籴粮食的资金，节省漕运的费用，并非没有利益，只是利益小而祸害大，所以长久实行便承受不了它的危害。征运江淮的租粮，供给关辅的粮食，并非没有害处，只是害处小而利益大，所以长久实行便承受不了它的利益。大体说来，危害大的事情不可能没有小利，利益大的事情也不可能没有小害。大概如果[字迹不清]小害，大害就不能消除；如果贪恋小利，大利就不能成就。古代英明的君王所以能够兴利除害，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舍弃小利小害而保全大的利益罢了。如今如果[字迹不清]泛舟运输的劳役，忘记转运粮食的作用，就是只知道小计而不知道大局。这就是臣所说的，如果把它作为长久办法，便不知道是否可行。二十五、建立制度，节省财用，均衡贫富，禁止兼并，制止盗贼，兴起廉洁谦让 问：天地所产生的利益是有限的，人的欲望却没有穷尽。用有限的财富供奉无穷的欲望，土地的财物必然耗费在僭越奢侈上，人的力量必然困竭于嗜欲。因此，不足的人就会作奸犯盗，有余的人就会骄横放纵。如今想使饮食和劳力相互充足，使财物和欲望相称，使贵贱有区别而礼让兴起，使贫富均衡而廉耻流行，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才能达到这一点？

译臣听说，天有时序，地有物利，人有欲望，能够把这三者与天下人共同享有的，就是仁者、圣者。仁圣的根本，只在制度。制度，是先王用来向下均衡土地财物、居中确立人的准则、向上效法天道的。上天生育万物，用风雨使它们生长，用寒暖使它们成熟；圣人治理万民，用衣食使他们生存，用器物使他们得到救济。如果风雨过度、寒暖太强，就反而会伤害万物的生长；如果衣食奢侈、器用浪费，就反而会伤害百姓的生存。因此制定四时八节，是为了调节寒暖、节制风雨，不使它们过度失常而成为灾害；圣人制定五等十伦，是为了区分衣食、规定器用等级，不使它们逾越而造成祸害。这就是所谓效法天道、建立人的准则。土地生产财物有固定的力量，人的消费财物有一定的限度；如果上面有余，下面就会耗损；这里有余，那里就会不足。因此土地的力量和百姓的财物都要依靠制度来均衡，尊卑贵贱也都要依靠制度来区别。大凡爵位俸禄之外，田宅屋宇、车马仆役、器物服饰、饮食的制度，以及嫔妃婚姻、祭祀丧葬的等级，从上到下都有定数。如果不以定数节制、不按等级使用，土地的力量必然困竭于僭越奢侈，百姓的财物必然消耗于嗜欲，贫困、冻饿、奸邪、盗贼都由此产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圣王知道这一点，所以天下奢侈时，就向他们显示节俭；天下节俭时，就向他们显示礼制，使贵贱有所区别，贫富各得其宜；上下没有多余耗损的差失，财力没有消耗困竭的弊病，于是富足安定、温饱生活、廉耻之心、礼让之风都由此产生。制度由君主制定而施加于臣下，行于百姓而教化天下。因此统治百姓的君主，没有不防止欲望、遵守法度的。守得不牢固，外物就会进攻。居处不守法度，高大的宫宇楼台就会来诱惑；饮食不守法度，奇异滋味就会来诱惑；衣服不守法度，奇特纹样和诡异样式就会来诱惑；视听不守法度，奸邪的声音和艳丽的美色就会来诱惑；喜怒不守法度，越级赏赐和滥施刑罚就会来诱惑；玩物嗜好不守法度，妨碍行为的货物、扰乱心神的器物就会来诱惑；接受进献不守法度，谗谄之言和聚敛之策就会来诱惑；治道学术不守法度，求长生不死的方术和虚妄的成仙之法就会来诱惑。这样，怎能不在内心使自己的守持比城池更加坚固，在外面防范诱惑比防御敌寇更加严密呢？关键在于睡眠饮食、起居行动之中都要思考法度；不断思考，下面的人就会受到教化。《诗经》说：“以文王为榜样，天下诸国就会建立信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二十六、养育动植物，以丰足财用并招致麟凤龟龙 臣听说，上天培育万物有时令，土地产生财物有数量，而人的欲望没有极限。用有时令、有数量的物产供奉无穷的欲望，如果法制不在其中发挥作用，万物必然被过度糟蹋，财物也会不够使用。先王憎恶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所以川泽有禁令，山野有主管官员，按时养育，依照正道取用。因此豺、獭尚未举行祭祀，捕鱼的网就不在野泽中铺设；鹰隼尚未开始捕击，弓箭和捕鸟工具就不在山林中使用；昆虫尚未蛰伏，不用火烧田猎；草木尚未凋落，不动用斧斤砍伐；捕鱼不把水泽捕尽，田猎不四面合围；至于鸟卵、虫蚁以及五谷百果，凡是不应当杀害的，都有固定禁令。这样，禽兽鱼鳖就多得吃不完，财货器用也多得用不完。臣又观察到，难道事情只是这样而已吗？古代圣王使信用推及豚鱼，使仁爱推及草木，不伤害鸟兽，使胎卵得以孵化，麟凤显现灵瑞，龟龙成为祥瑞之畜，也都是由此道路而达到的。二十七、请按类推求贤 问：自古以来，君主没有不想求得贤才的，贤才也没有不想施展才能的；君主和贤才不能相遇，原因是什么？如今想求得并辨识贤才，办法在哪里？臣听说，君主没有不想求得贤才的，臣下没有不想施展才能的。然而君主求贤而求不到，臣下想效力却没有门路，难道不是因为贵贱相差悬殊，朝廷和民间彼此隔绝，朝堂远如千里，宫门深似九重吗？即使臣下有[字迹不清]的诚心，又怎么能够上达？即使君主有勤勉求贤的心愿，又没有途径向下了解，于是上下茫然，两者不能相遇。这样岂只是贤才不能被任用，甚至被任用的还不是贤才，所以自古以来乱世多而治世少，正是这个原因。臣认为求贤有办法，辨贤有方略，方法就是分别考察各人的同类，让他们互相推荐罢了。就近取个比喻，这好比线和箭。线要靠针引入，箭要等待弓弦发射；即使有线和箭，假如没有针和弦，想让它们自行到达，是不可能的。之所以一定要按同类来求，是因为贤愚有贯通的类别，善恶有各自的伦类；如果按类别求取，必定会有同类的人前来。这也如同水流向湿处、火趋向干燥处，是自然的道理。为什么呢？以德义立身的人，必定同德义之人交往，不同险僻之人交往；以正直克制自己的人，必定任用正直之人，不任用偏邪之人；以贪婪冒进为意的人，必定亲近贪婪冒进之人，不亲近贞廉之人；以悖逆傲慢放纵心意的人，必定亲近悖逆傲慢之人，不亲近恭敬谨慎之人。为什么呢？彼此的行为互相伤害而不能互相获利，性情彼此冲突而不能相互顺从，这是天地的常理、人物的常情，也是必然的趋势。因此，贤才和不肖之人，就可以据此辨知。陛下如果想求得并招致贤才，就应当考虑凭借针引线、弓弦发箭的形势；如果想辨别而区分他们，就应当考察水流向湿处、火趋向干燥处的同类。掌握了这种形势，贤才必定会汇聚而来；审察他们的同类，贤与不肖必定会分别显现。求人的办法、辨人的方略，就在这里了。二十八、尊重贤才，请求用优厚礼遇招致大贤 问：国家每年贡举俊秀人才，每天都在求取贤良，为什么所得的大多只是平常才能，来的也不是能作为师友辅佐的人才？难道当时没有大贤，还是求取他们的方法不对？

译臣听说，达到治理的第一步在于实行正道，实行正道的根本在于得到贤才，得到贤才的途径在于审慎行礼。如果礼遇的厚薄由此决定，贤才的优劣就会在彼处相应显现。所以，罢去职位而向其朝拜，面向西方而奉他为师，能作老师的人才就会到来；把自己置于先、降低自己的姿态，能作朋友的人才就会到来；陈设束帛等礼物，尽行揖让之礼，大臣之才就会到来；面向南坐，让使者先行礼，身边辅佐之才就会到来；倚几扶杖，凭命令召见，供使唤的差役之才就会到来。因此，得到老师的可以成就帝业，得到朋友的可以成就王业，得到大臣的可以成就霸业，得到左右近臣的只能使国家衰弱，得到差役之才的就会导致混乱。这样看来，想求老师而得到朋友、想求朋友而得到大臣的情况是有的；却没有想求大臣而得到朋友、想求朋友而得到老师的。因而有谋求帝业而成就王业、谋求王业而成就霸业的，却没有谋求霸业而成就王业、谋求王业而成就帝业的。凭夷吾的贤能，齐桓公把他当作不可随意召见的臣子，这就是桓公能够称霸齐国的原因；凭孔明的才华，刘氏把他当作不可轻易屈意招致的士人，这就是刘氏能够谋取蜀地的原因。想称霸一个国家、谋取一个地区，尚且要审慎行礼、实行正道，何况要开创帝王基业、留下无穷的美名呢？如果没有尊重贤才的风气，没有师友般的辅佐，又怎么能扩大治理、弘扬教化呢？国家拥有天下已经二百年，政事没有不施行的，德行没有不完备的；只是尊重贤才的礼节，还没有同三代一样的风气。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实行，那么尽善尽美的事业就完成了。二十九、请求实行赏罚以劝勉举荐贤才 问：近来屡次下诏，命令各方举荐所知的人才，所呈上的奏状没有不说他们贤能的，但授予官职后很少听说有政绩。究竟是人才不容易了解，还是举荐时太过轻率呢？臣看到，近来德宗皇帝颁下诏旨，命令举荐所知人才，从此内外百官每年都有听闻和荐举，有关部门分别审查他们的情况，全都授予官职。若只说人数，确实可以说得到许多人才；但考察他们的才能，或许并非全都完美。为什么呢？得到贤才，依靠举荐和选择时慎重审查；慎重审查，依靠赏罚一定实行。十年以来，没有听说有关部门因为举荐得当而奖赏一人，也没有因为举荐失误而治罪一人。这样看来，内外荐举恐怕还不够专一精审，出仕和退处的贤才或许有失当和滥举，这就是陛下仍有未能得到贤才之叹的原因。臣恭请重新申明对荐举者的命令，严肃告诫有关部门，衡量人才的长短，授予大小不同的职位；然后明察优劣，精确评定等第。得到人才的实行进贤之赏，错误举荐的承担举荐不当之罪。这样上下自然都会精细详审，远近都会受到惩戒和劝勉；谨慎把守关隘桥梁以互相担保，责成车辕车轮般相互寻求人才。使这种风气如草随风倒、政令随风流行，通达上下；天下人的耳朵都成为陛下的耳朵，天下人的眼睛都成为陛下的眼睛。使观察明察，就不会举荐失德之人；使听闻广泛，民间就不会遗留贤才。这样以后，官职得到适当人才，事务得到合理次序。如此，陛下只需凝神端坐、拱手而治，天下就能治理好了。三十、审慎任官，衡量才能授予职位，则政事能够成功、事务能够办成 官职已经齐备而事务仍未办成，人才已经任用而政治仍未成功，是因为官职与人才不相称。况且官职有大小、繁简的不同，人才有长短、能否的差异；才能与职位相称，政治就能建立；委屈才能、用非所长，事务就会败坏。因此先王先设置各种官职，然后寻求人才，使各人主管自己的事务；先辨别各种人才，然后让他们入仕，使各人充分发挥才能。这样，即使官职较少、人才较少，也可以治理好。若用短处承担长处，以大职授予小才，把不能做到的事交给他却希望他做到，强迫不能胜任的人而责求其能，那么即使官职很多、人才加倍，对治理也没有益处。所以说，让小才能承担大事，就像让狸猫搏击老虎、用小刀砍伐树木；把长处用于短小的用途，就像让骏马捕捉老鼠、用斧头剪毛。彼此不相适合，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君王如果确实能够衡量众人的才能长短，审察各种官职的[字迹不清]，使掌握凿子和榫头的人不发生圆方不合的错误，使准备车轮车辕的人适合曲直的要求，那么人们自然都能发挥才能，职位都能修治其要务，常理日益得到整饬，各项功业日益凝聚，又何必担心事务不能办成、政治不能成功呢？三十一、大官缺少人才，是因为没有慎重选择小官 问：国家台衮之才、台省之器，为什么近来渐渐缺少这样的人才？如果想要挽救这种情况，原因究竟在哪里？臣私下看到，国家的公卿、将相之才，选自丞郎、给舍；丞郎、给舍之才，选自御史、遗补、郎官；御史、遗补、郎官之才，选自秘著、校正、畿赤、簿尉。虽然不能说全都如此，但十人中常有六七人是这样。那么，畿赤的官吏，并不只是按照府县任用的需要来选取；秘著之官，也不只是按照校勘的需要来选取。他们所承担的期望，乃是丞郎之才的起点、公卿之才的源头，所以选用之时，应当得到合适的人才。臣私下看到，近来秘著、校正有的凭借门第授官，畿赤、簿尉只按资历次序求取，不考察他们的才器，不核验他们的才干品行，以至于近年以来，台官空缺却不知道应当选取什么人，省郎空缺却不知道应当求取什么人。这难道只是缺少贤才，实在也是废弛政事。况且，凭资历次序得到官职的人，只能勉强参与文簿事务；凭门第进用的人，有的还不能胜任铅黄校勘之职。臣担心台衮之才、台省之器，十年以后会渐渐缺少合适的人。近来有关部门惩戒奔竞钻营之徒，堵塞侥幸求进的道路，于是规定进士中不是科第出身的不得授校正，校正中资历考第不足的不得任畿官。这些规定制定出来，是权宜用来救治弊病的，大概只是一时的制度，并不是可以长久实行的办法。如今有关部门难于选拔人才，却容易办理铨注任官，因循不改，把它当作常规，以至于两畿之内，几县之外，只要资历次序符合，人人都能担任相应职务，而他们的声名和实际才干却无人知晓。所以每当台省出现空缺，竟然没有人拟议推荐，这就是拘守成文规定的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臣恭请陛下考虑今后的困难，革除过去的过失，扩大丞郎之才的基础，疏通公卿之才的源流。这样，贤良能干的人才一定足以任用，重要繁难的职务也不会缺少人选。三十二、议论庶官迁调次序的迟速 问：先王设置官职，升降有制度，迁调有常规，这是可以长久实行的原则。有人说：“奖赏善人、惩罚恶人，不应超过一月。”又说：“做官吏的人，可以长久任职以惠及子孙。”难道古今的制度有所不同吗？如果不是，为什么迁调迟速的差异竟这样大？如今想要迅速升迁以劝勉善行，恐怕会诱发急躁求进之心；如果让人长期任职而等待功效，又担心会有任用停滞的叹息。迁调快慢的制度，怎样才能恰到好处？

译臣听说孔子说过：“如果有人任用我，三年就能有所成就。”《舜典》说：“三年考核功绩，经过三次考核，就黜退昏暗者、升进贤明者。”即使圣贤治理政事，不到三年也不能取得成效；即使善恶难以察知，不过九年，也一定会自行显露。由此说来，做官吏的人，不可以迁调得太快，也不可以长期滞留。如果不到三年就升迁，那么政绩尚未树立，功效尚未完成，急躁求进之心便会产生，而循序渐进的教化也会废弃；如果超过九年仍不迁调，那么贤明者不能升进，昏暗者不能黜退，劝善的法令就会缺失，惩恶的典章也会毁坏。大体上，内外官员的情形就是如此。然而，与天子共同治理天下的人，难道还有比二千石更重要的吗？臣私下看到，近来各州刺史，有的不到两次考核就升迁，难道他们行善成政的速度比圣贤还快吗？还是有关部门考察得不精确呢？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升迁得如此仓促？又有超过一纪仍不迁调的人，难道是他们的善恶还没有显露，无法知晓吗？还是有关部门遗忘了他们，没有举荐呢？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迁调得如此迟缓？臣看到顺宗皇帝的诏书说：“凡内外官职，经过四次考核便依次迁调。”这确实是革除当今弊病、实行古代原则的办法。然而臣仍以为，官吏才干有声誉的，既然经过四次考核就应当升迁；政术没有可取之处的，也应当经过四次考核而黜退。如果想要名义和实际相合、辨明真实情况，就在于陛下奖赏和纠察官吏，督促考核官员，使他们分别善恶，明确知晓黑白。还应下令说：“即使长期任职，也不得超过四年；即使迁调迅速，也必须等到满三年。”这就是先王考察才能的大原则、达到治理目标的重要道路。臣恭敬地希望陛下试着留意并察看这一点。三十三、革除吏部的弊病 问：吏部的弊病，形成已经很久了。如今吏员多于官职，原因是什么？官职得不到合适的人才，缘由在哪里？奸诈虚伪日益滋长，会产生什么办法？奔走钻营日益增多，这种风气从哪里来？想使吏员和官职彼此相称，使名义和实际相符，使奔竞巧诈、滥用资格的弊病消除，使公平治理的道路发扬，使美丑善恶不能欺骗铨选的鉴别，使极其细微的差别也不敢在铨衡面前造假，难道没有良策可以挽救这些弊病吗？臣看到吏部的弊病，形成已经很久了，时人都共同以为忧患，却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臣请求详细说明。臣听说古代按照户数贡举士人，衡量官职数量来设置吏员，所以官职不缺吏员，士人不缺官职，士、吏、官、员一定相互参用。如今官职是古代的两倍，吏员又是官职的两倍，凭各种资格入仕的人又是吏员的两倍。这是因为每年借文武科名取得仕进资格的人很多，冒用资荫出身的人很多，所以官职得不到合适的人，官员名额也不能被吏员充实，于是争相求取官职越来越多，奸诈滥进也越来越严重，这就是弊病的一个方面。臣又听说古代州郡的吏员，由牧守选拔举荐；府寺的属官，由公卿征辟任用；其余人员才归有关部门管理。有关部门所掌管的事务既少，所选的人就一定精当，这正是前代能够得到人才的原因。如今内外官员，一命以上的，每年多出数千人，全都交给吏部。吏部按照资历审核授官，还担心不能应付，哪里有空闲考察名实、区别善恶呢？以至于近代以来，弊病逐渐形成，真伪争相进用，都要求依照资历的文书，贤愚无法区别；共同受停年资格的限制，有才能的人被淹没滞留而不能振作，巧诈的人却借助关系成就奸行，这又是弊病的一个方面。如今如果使内外长官各自选取人才，分别任用他们为吏，那么大概官职就能得到合适的人才了；使各类入仕人员酌量减少名额，或者间隔若干年才授官，那么大概士人就不会缺少官职了。官职得到合适的人才，公平治理的道路就由此发扬；士人不缺官职，奔竞巧诈、滥进的弊病就由此消除。何况再减轻铨衡事务的偏重，力量就不会被牵制而容易平衡；分担鉴别人才的职责，不由一面独自照察，观察就不会疲惫而容易明察。与千种品类的人才全凭一面之见裁断、百般职务全凭一人之心决定相比，功效相差万倍，得失的悬殊难道不很远吗？臣认为，削除烦杂、革除弊病，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三十四、议论牧宰考核中殿最不精确以及政令不能自主实行的问题 问：如今陛下忧勤于黎民的隐患，精心求取牧守县宰的人才，既然已经得到合适的人，让他们治理政事，为什么安抚养育百姓的方法仍然没有符合我精心求才的旨意，百姓疲惫困苦的风气仍然不知道我的忧勤之心？难道是人才不称职，还是任用的人不求治理？请详尽陈述其中原因，以革除这种错误。臣听说，君王设置各类官员，无非是为了共同治理天下。既然各类官员的治理最终都归于一处，那么牧守县宰的任用尤其紧要。因为国家的赋税徭役，要靠他们才能均平；君王的风教，要靠他们才能推行；百姓的性命系于他们，国家的安危也取决于他们。所以与其他官员所承担的职责相比，轻重不能同等看待。臣看到陛下忧勤黎民的心意极其深切，慎重选择牧守县宰的旨意极其深远；然而治理黎民仍未符合陛下忧勤之心，牧守县宰的政绩仍未符合陛下慎择之旨，并不是用人不求治理，也不是人才不称职，按照臣所看到的情况，大概知道其中原因了。臣听说，贤人行善，不需要劝勉，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本性不忍心作恶。愚人行不善，即使劝勉也不改变，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本性不能行善。贤愚之间的人，称为中人；中人的心志可上可下，劝勉他就转向善，放任他就陷入恶。所以说，惩罚和劝勉废弃了，就会把中人推入小人的境地；惩罚和劝勉实行了，就会把中人引入君子的道路。由此可知，劝善惩恶的道理，一天也不能没有。何况天下牧守县宰中属于中人的很多，只要使他们去恶向善，都可以通过奖惩来促成。臣认为，如今考核殿最的法令很完备，黜陟的命令很明确；但是在完备的制度中，考察执行得还不够精密；在明确的命令中，奉行落实得还不够有力。

译考察不够精密，就会把善恶混同；执行不够有力，就会使善恶一同被驱逐。这样，即使有和氏璧那样的美玉，也无法辨识；即使有齐国竽手那样的滥竽充数者，又怎么会被发现呢？如此一来，岂只是让奸邪得利，也将失去善人。善人如果不能得到劝勉，奸邪有时又不能受到惩罚，想要符合陛下忧勤黎民的心意、称合陛下慎择人才的旨意，恐怕就很困难了。臣又请求用古代的事情来验证这一点。臣听说唐虞之际，广泛求取俊杰，四凶却也被任用；到三次考核、决定黜陟时，四凶的罪恶才显露出来。由此可知，即使极其明察，也有时会在辨别真伪的道路上迷失；即使极其圣明，也不能废弃考察的办法。所以考核之法张弛得当，就能使弯曲变为正直，如同蓬草生长在麻中；考核之法松弛，就会使香变臭，使兰草变成艾草。况且圣人治理天下，难道是因为长期任用贤人吗？难道是能够完全知道不肖之人而把他们除去吗？关键在于掌握枢纽、把持要领，削除邪曲而归于正直，削平棱角而使之圆转，能够使善人一定进步，并不是说善人全都存在；能够使恶人一定改正，并不是说恶人全都不存在。成就这种功效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依靠惩罚和劝勉。因此，考核官吏的办法，难道可以轻视吗？臣又看到，当今牧守县宰之中，确实有很有才能的人，委任他们治理百姓，也足以成就政绩；其中尚未达到理想的，又有别的原因。臣听说，牧守县宰，古代相当于五等诸侯国的长官；对于百姓有父母般的责任，对于属吏有君臣般的关系。他们本应按照自己的意志施行宽严和举措，威权、恩惠、赏罚都掌握在手中，然后才能镇定当地风俗、移易社会风气。如今县宰的权力受州牧限制，州牧的政令又取法于观察使等使司，彼此层层拘束，不敢专断施行；即使有治理之术，又凭什么得以实施？何况徭役的期限、赋税征收的日期，只以减少行政费用为标准，不以百姓贫富为尺度；只以上级的缓急为节度，不以下民的劳逸为准则。县怕州，州怕使司，即使有仁慈惠民之心，又凭什么安抚百姓？这就像捆住船桨却希望渡过河流，绊住骏马却要求它到达远方。臣担心即使龚遂、黄霸、卓茂、鲁恭在今日复生，也不能施行治理了。三十五、使百官各修其职、皇纲振作，关键在于改变谨慎缄默的风气 百官不能修治职事，万事就不能兴办；皇纲松弛而不能振作，颓败的风俗放荡而不能复归，原因在于君子的正直之道消退了，小人的谨慎缄默之道增长了。臣看到近代以来，时论往往把抱手沉默、保全职位的人视为明智，把柔顺随和、保全自身的人视为贤能，把直言危行的人视为狂妄愚蠢，把坚持原则、守持正道的人视为凝滞不通。因此朝廷中少有敢于进言的士人，朝廷上很少有敢于承担过失的臣子。从国家到家庭，逐渐形成了这种风俗，所以父亲教训儿子说：‘不要因为耿直而树立仇敌。’兄长教导弟弟说：‘不要因为方正而招来悔恨责难。’有见识的人内心非议却不敢说，愚昧的人内心争相效法，竟使天下有眼睛的人像瞎子一样，有耳朵的人像聋子一样，有嘴巴的人像含着刀刃一样。谨慎缄默的风俗，竟到了这种地步；这正是正直之士、忠直之臣退避隐藏而长久叹息的原因。难道只是如此而已吗？谨慎缄默积聚在内，职事就会废弛在外；刚强果断的心志受到屈抑，畏惧顾忌、因循苟且的性情形成，反而说恪尽职守、举荐正直的人不合时宜，担任官职而依法办事的人不通晓事势变化。因此，考核殿最的文书虽然记载了，却没有实际内容；黜陟的法令虽然完备，却不能实行。想要使善人得到劝勉、恶人受到惩罚、百官各修其职、万事都能兴办，是不可能的。然而臣认为，历代形成的颓败风俗，没有本朝不能革除的；本朝的皇纲，没有陛下不能振作的。革除和振作的办法，臣大略知道一些。为什么呢？人们愚昧纷杂，只知道追求利益；如果利益来自谨慎缄默，谨慎缄默的风气就会大盛；如果利益来自正直敢言，正直敢言的风气就会大行。这就像冬日的阳光、夏日的阴凉，不召唤万物而万物自然归附，原因没有别的，只是温暖和凉爽的利益所在。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以至公统治天下，以至明驾驭群臣，使真情和虚伪无处逃避，言语和行动无所隐瞒；对于像正直刚毅、举荐正人、弹劾奸邪的人，就引进提拔；对于像谨慎缄默、畏惧顾忌、压制刚强而讨好柔弱的人，就排斥疏远。使此处有利、彼处无利，怎么会不舍弃彼类之人呢？这就是所谓让人每天向善、远离罪过，却自己不知道的办法。这样，百官就会修治职事，万事就会兴办，皇纲就会振作，颓俗就会改变，太平的风气也将由此形成。卷六百七十一 白居易（十六） 策林三 三十六、通达耳目以达到治理教化 想要使君主耳聪目明、达到治理教化的目的，关键在于奉行已经形成的制度，不必另创新规。臣听说，尧之所以神明而能教化天下，是因为聪明文思；舜之所以圣明而能治理天下，是因为使四方的眼睛都能看见、四方的耳朵都能听到。古代的治理教化，都是从耳聪目明产生的。自唐虞以后，这一道理逐渐衰微；秦汉以来，这一道理更是大为丧失。上面不以聪明接纳下情，下面不以明察奉达上意，君臣上下之间的耳聪目明之道既然受阻，内外虚伪的风俗就不能不流行。国家承接百王已经败坏的风气，振兴千古以来未能实行的制度，于是开始设置匦使，开始增加谏官，开始任命待制官，开始设置登闻鼓。因此，遗补进谏，朝廷的得失就由此能够知晓；匦使职掌得到实行，天下被堵塞蒙蔽的情形就由此能够疏通；待制官进言，群臣的谋略就由此能够得到施展；登闻鼓敲响，下面百姓的冤屈和滥刑就由此能够上达。这些都是我烈祖所创立、历代圣主所奉行的制度，即使尧舜的道路，也没有超出它们。所以贞观年间的大和、开元年间的至治，大都由此逐步达到。自贞元以来，抗疏进谏的，留在朝中却不实行；投书匦中的，搁置而不答复；待制官经过很长时间也见不到一次询问；登闻鼓终年听不到一声。臣担心群臣的谋略有的还没有完全得到施展，朝廷的得失有的还没有完全知晓，被堵塞蒙蔽的事情有的还没有疏通，受到冤屈和滥刑的人有的还没有申达。如今有幸正值陛下登上帝位、体察元始之时，正是施行政令、布施和气的开端，应当重申旧有章程，逐条举用废弃的制度，使历代圣主的创制不致坠失，使陛下的聪明焕然一新，并把初登大位时的作为变成常规，现在正是时候。时机不可错过，只要陛下珍惜它并实行，尧舜的教化、祖宗的治理，就可以达到。因此臣说，通达耳目、达到治理教化，关键在于奉行已有制度，不必另创新规。三十七、消除壅蔽，不使人窥知君主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