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百七十四

译我早年游学于古代典籍，晚年出仕于流俗社会，观察古今人物已经很多，见到吉凶成败的事例也很多。富贵不如贫贱，行动不如安静，我曾听过这种话，却没有相信其中的事实；等到亲身经历，才察觉这些话确实有应验。又加上我安守愚拙，怯于求进而勇于退处，每每想到才能微薄而责任重大之戒、智谋浅小而图谋宏大之忧，平常居处只观察知足知止，绝不觊觎非正常次第的升迁。因此量身裁衣，量腹进食；进仕时接受代替耕作的俸禄，退处时居住在城郭外的田庄，希望保全父母留下的毛发皮肤，守护先人的坟墓。一生的愿望到此就满足了。只是我的才能不是上等智慧，习惯已经养成性格，仍恐怕看见芳香诱人的饵食便贪图活命，处在鲍鱼之肆而精神受到熏染。如果退静自守之心日渐松弛，那么奔驰竞争的欲望也日渐增长；一旦因此颠沛流离，再叹息也来不及了！我常想着把警戒的话列在几案和手杖上，取来配合韦带和弦索，刻在心骨上永不忘记，传给人诵读而没有终止。古语说：“明镜可以照见形貌，往古可以用来知晓今天。”因此我寻求古代贤哲留下的事迹，验证古人的得失，把它们寄托在这些文字中，保存为明白的警戒，排列在座位右边，把这篇赋题作：我曾经整日不吃饭，反复反省自身，觉察昨天是错误的而今天是正确的，希望舍弃旧习而谋求更新。推究天地的大德，叫作生养；圣人的大宝，叫作地位。生命存在时，贤者和愚者由此确定美恶；地位存在时，朝廷和市场由此汇聚名声与利益。七情因人的禀赋不同而不同，百行也因此各有差异；假如没有心思为自己谋划，良好的道路必然会跌倒。为什么呢？得到时不思考失去，强者独自忘记柔弱，沉溺于人爵而健羡，穷尽仕途却不知道其中险阻。这样便像手持平衡木登上九曲险道，驾着直辔踏上三危山，兵戈从肘腋之间产生，胡人与越人从藩篱之内兴起。即使踩到猛兽尾巴却没有被咬伤，探取龙颔下的珠子而获得奇珍，靠侥幸来满足愿望，也不是仁人所应做的事。比如居住在幽暗的房屋里凿土为生，贫困地住在城郭之外，有二顷田地靠砍柴采集生活，有一处住所靠耕种收获；因名声沉沦而困守关门小吏，志向在低微职位中受到压抑。忽然从羊猪之间拔擢而出，倏忽像燕雀一样高飞，金印紫绶光彩灿烂，银印黄绶鲜明润泽。可是满盈难以守持，荣华茂盛容易凋落；早晨驾着四马高车，晚上便可能佩剑自杀、身膏镬汤。才想到上蔡的猎犬，追念华亭的鹤，哪里只是自己一身值得惊怪，甚至九族也会被索取诛戮。又有人寂寞无事而内心忧闷不平，耻于当年功业未立，痛惜临死而声名未成。他怀揣书籍寻访道术，学习古人的言论和兵法，享有云间的美誉，驰名于京城。可是钟声从足下空穴传出，油膏因光亮过多而熔化：赵国采用苏秦而使赵国破裂，齐城失守而郦食其被烹杀，吹律的刘向在西汉获罪，献宝的卞和在南荆受刖刑，屈原被放逐到楚国边塞并怀沙自沉，韩非因献说难而囚死秦廷，李斯入朝做官而被杀，嵇康道高出世而遭受刑罚：如果才智反而成为祸患，那么无论多言还是沉默都会同样倾覆。若是猛将出师，谋臣献策，攀附权贵如鳞附龙、羽翼依托，风云因而激荡，开启黄阁与朱门，树立高幡和长戟；凭借帝王旧日恩宠，希望猎取鸟兔而全部获得，想在国家中独擅宠幸，发誓把名声流传在史册上。蜀国平定后邓艾被囚，吴国称霸后伍子胥被沉江；贬黜淮阴侯韩信而使他死去，迁徙杜邮而使白起被杀：这些人都是功成之后不知道退处。不久恩宠衰谢而招来嫌隙，哪里还来得及追忆平民生活，反而在低洼之地兴起感慨；各自入门求媚，徒然凭吊乡里又有什么益处？也有人爵位并非凭才能选授，荣耀由于宠爱而升迁；有的吮吸痈疽以求宠爱，有的磨蹭痔疮以博怜悯；早晨承受恩宠而衣袖被割断，夜里托梦而衣服被刺穿。他们讥笑正直弓弦所通向的是死路，却喜爱邪径和败坏的田地；以气吹霜、吸露自夸，夸说力能转动太阳、挽回上天。自以为可以同江湖长存，和嵩山、泰山一样坚固；一旦失去凭依，便万古凄凉！至于申侯被逼迫而辞别楚国，卢绾猖狂而离开燕地；丁氏、傅氏极受尊贵，梅氏、茹氏掌握威权，哪里能保全一个姓族，结果五宗覆灭而没有一个完整。还有人出身卑微，居住在简陋门户，却以侠客之地为乐；出入田氏、窦氏之家，往来于陈平、周勃之间；唱《无鱼》来毛遂自荐，献上文蛇来求见请托。以为卧薪可以长久，认为鸟巢筑在芦苇上永远安全；烈火照亮了暗中潜伏的火焰，强风吹动其上的火团；曹氏之门倾覆而邓氏夭亡，贾氏之家败坏而潘氏被夷灭；班固因党附窦氏而受刑，殷浩因臣附桓氏而被杀；回头咬脐也来不及，才知道触犯藩篱的困难。红色逐渐受邻近丹砂影响，黑色从近墨处取得资质；生长在麻中的草已经改变操守，染过蓝草的东西也改变了颜色。交游对象不是鲍叔牙，交游方式不同于田苏，却忘了鲍鱼店的臭味并不令人厌恶，拿甘美酒浆彼此取乐。余人推诚相交而亲近，萧氏结成盟契而联结朱氏；起初以刎颈相交订约，最终却反咬并彼此屠杀。王绸缪于魏讽，石显猜忌州吁，孙秀与赵伦同贯为党，石显将与牢梁并驾齐驱：都是无礼而自取其祸，践行不义而一同受诛。又有人正直如史鱼，端正如伯厚，却卖弄聪明以惊动世人，显露才华而不合时宜；手持美玉专门指摘瑕疵，拿冰镜专门寻找污垢，只把独自洁净当作高雅，当然成为群醉者所厌恶的对象，更何况诽谤朝廷，排斥朋友，把士大夫比作猪狗，把冠带之士当作鸡狗。符氏因此在晋朝廷结下怨仇。公孙（缺）在蜀后主面前进言，祢衡在座上悲号，庾（缺）在行列后面嘲笑戏弄：考察荣辱落在自身，犹如枢纽发动而言语出口；假如一句话不谨慎，四肢又怎能保全？既然如此，礼法没有微小到不必警戒，怨恨没有微小到不必报复；考察关羽、张飞同样败亡的原因，审察韦带、弦索所代表的道理，难道只是君子不可欺骗，而小人就可以任意仇视吗？有卓异豪迈的英才，气宇轩昂而远胜常人。看奴仆如浮萍，视舆台如草芥。本来不猜忌蝼蚁，难道会忌惮蜂蝎吗？哪里知道鹅肉停止分授，会使七尺之躯因此丧亡；羊羹分配不均，会使三军因此覆败。只要有人怀有怨恨，就一定会报复；确实没有一处不值得警戒。因此考察他们的出处，考核他们的行藏，都是只知进而不知退，只知生存而不知死亡；迷惑于多言必败，迷失于骤然显贵的不祥。他们有脚却没有防卫，行动立身而毫无戒备，像乘车离开车轨，又像渡海没有舟航；虽然百般思虑，结果归于一致，所以采取不同方法而同样丧亡。只有明达的高士、贤良的智者，知道盈满会招致损失而谦虚能带来益处，验证了柔弱可以生存而刚强反而死亡的道理。不做福祸的先导，不成为祸患的开始；节制饮食，谨慎仪容举止；聚集财物却能散施，有所作为却不自恃；使内心洁净而外表污浊，使外表混浊而容易隐藏内情。仿效范武子而整肃冠帽，循着覆车之辙改变车轨；以道德作铠甲头盔，以忠贞作剑履；爱惜身体毛发而不使其受伤，保全家室而不使其蒙羞。又如向国吏询问木雁之理，向柱史访求光尘；万石君谨慎守职而保全荣誉，疏广、疏受任期已满便辞官；袁盎不及僧爱（缺），柳下惠忘却喜怒之情。汉先主所立的诫令，没有比中庸更高的；卫国大夫所感到羞耻的，只是不能成为君子。我虽然没有才德，也曾经从事于这些道理。

译再说：凡是有灵性、禀受形质的生命，品类不同，伦次有别，既然活着，怎么能不珍贵？既然有命，怎么能不爱惜？大雁口含枚以躲避弓箭，狐狸听察冰声才渡过河津，葵花倾向阳光以保护根部，栎树因为不成材而躲过斧斤。草木尚且没有知觉，禽兽尚且不具仁德，还知道凭能力远离祸害，凭智慧保全本性。何况奉行百行的君子，作为天地人的三才之一，又怎么能轻视养性？又怎么能忽略周全自身？假如狂歌之言可以采纳，舆人传诵的话可以询问，我谨敢刻写铭文置于座旁，于是提笔写在衣带上。○韦弦赋（以“君子佩之，用规性情”为韵） 赵国、魏国的君子，事迹著于明文；有韦带的柔和谨慎，在急躁与安静之间加以区别。用它来警戒自身的德行，用它来表明辅佐君主的正道；禀承刚强以彰显志向，守持柔和以播扬功勋。动静都有常度，在重要道路上掌握枢机；佩带服用没有缺失，符合典籍中的规矩。过去董安于侍奉赵简子，虚心守节，收敛目光反观自身；由于是一国共同瞻仰的人物，四种德行都成为美德。他以勤勉不懈自我警戒，确实勤勤恳恳地践行职责；看那弦索强劲的姿态，可以激励他所应止息的行为。以此标明他的道，因而能够克制自己；这就是警惕祸患以留下福庆，所以善终而令名始终。况且天道有什么恒常不变的呢？顺应它就没有悔恨；察看是非相互依伏，调节出仕和退处于进退之间；守持原则而取得法则，以刚柔作为箴言；行动必定可以让人观瞻，像玉和宝剑一样作为佩饰。邺令又说，急躁地任用会违背正性，所以安处卑下以顺应时势；安静又恭敬地符合五德，所以不暴躁而以此为师。使韦带宽缓，体现君子的舒徐迟缓；只有器物可以作为象征，只有贤者能够取法。佩兰花便不同于楚国宾客，以环佩为象征而仰慕孔子；这确实建立了器物所表达的意义，实在是善人的资助。因此知道欲望不可放纵，节俭足以满足使用；德行或许可以改变，但守中才能成为规范：由此认识君子的容止，见到善人的表仪。在周旋进退之间，哪里需要借助宫调和徵调？内外相互制约，也合乎埙与篪的和谐。美好啊，高尚的德行！刚与柔本性不同，缓慢时以韦带调和，急切时以弦索表正；既然守道而常佩，便因履行正道而不争竞。美好啊！由此彰明盛德，分别表达心意感情；礼节已经完备，恭敬谨慎十分明白。参与冠服仪仗而振兴秩序，排列簪绂而共同享有荣誉；赞美这两位留下的诫戒，与千古流传的声名。○京兆试慎所好赋（以“重译献珍，信非宝也”为韵） 君子严密守护心墙，以此戒慎内心，知道贪恋滋味很容易侵入，使邪曲之念无从容纳。他谨慎修德，就像白圭反复诵读三遍；他喜爱贤者，就像《缁衣》一定九次推荐贤人。这样自然心地坦荡，清明和谐；哪里会有玩物丧志？欲望败坏法度又从何而来？从前帝王三朝，远方之人经过重重翻译而来，捧着礼物如山堆积，献上珍宝如云聚集。难道不知道把宝物纳入库藏以留给子孙，会在玉阶前夸耀戎夷的功绩吗？只是难得的货物有损害，不贪求的宝物才不会缺失。获得白狼而使荒远之国不再来朝，退还骏马而使汉皇受益；讥笑虞公接受玉璧而败亡，鄙弃晋帝焚烧狐裘的旧事。不是放纵欲望来满足愿望，而是去除奢侈而没有怨恨。满堂的事物都足以作为警戒，黄金哪里需要谨慎于四知？连城之璧都不求取，白璧又何必烦劳三次进献？所爱的是礼，所怀的是仁；君主凭此治理国家，士人凭此防护自身。衣服有固定制度，不敢玩赏千重华服；饮食不求浓厚，哪里专门以八珍为美？他爱惜人才，必定选择有能力者而得到（缺）；他仰慕朋友，必定重视忠诚而践履信义。将要辞别正直之言却不违背，知道甘美的话语中也有吝惜。要堵塞这种欲望，不可忽略细微之处：五色足以使人沉溺，审慎对待它，朱红与紫色便不能夺取本心；八音可以使人快乐，放纵它，郑声与雅乐便会一同归于淫乱。想着禁止邪曲而控制放纵，考虑今天正确而昨天错误。对上宣扬教化，对下使百姓如草随风而倒；将使社会恢复淳厚朴实，在（缺）德中体味道义。游猎田猎失去法度，就要想到虞人的箴言；仁慈节俭有所（缺），就一定要想到老子的宝训。高明极了！喜好仁义的人是儒者，把广泛听闻当作修饰屋宇；树立义理作为分辨，孝道已经向曾参学习，求学愿意跟从颜回。勤勤恳恳，专心求学，束修请教而少有疑问；像这样，人们才会把它铭刻在座旁而不忘，写在衣带上而不舍。○应制表陈四事 皇业刚刚开始，天地重新开辟，继承君位的皇帝登基，百姓重新开始生活；此时应当凭借非常的庆典，来申明再造天下的恩德。如今天下清平安宁，但赦令却不断，近则一年两次颁降，远则两年之内也没有遗漏。至于违法悖礼之徒、无赖不仁之辈，编入户籍便以抢劫为业，任官便专求贪赃受贿；到了元日朝会，便指望天降恩泽；重阳节时，又等候皇恩降临。他们若稍加计算，都乐于获得释放免罪。有的罪名已经登记确定，罪行将要判决，却暗中行贿，设法谋求方便，因此拖延不决，最终全部得到宽宥。于是使社会上多有顽劣悖逆，时代中没有廉耻方正；行善者不能分享恩光，作恶者反而独自承受侥幸。那些方正直言之士、守善嫉恶之人，每每想要揽辔埋轮，像鹰鹯一样为国除害；揭开帷幕、露出冕旒，除去蝥贼以安定百姓。但遇到赦令便无法施展功劳，遍历恩典也没有地方施展才略。古语说：“小人的幸运，就是君子的不幸。”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希望陛下从今以后稍微节制赦令，使百姓知道禁令，奸邪肃清。天下各地的官员，九品以上，每年遇到赦令，必定赐予官阶和勋级；至于朝廷内外的宴饮集会、公私聚会，穿绯色官服的人多于穿青衣的人，持象牙笏板的人多于持木笏的人：这都是荣宠而不是凭德行选拔，地位没有才能也能升迁。不知道什么是美丑，什么是善恶。臣希望从今以后逐渐停止私人的恩宠，使有善行的人更加效忠勤勉，使没有才能的人都知道勉励自己。从前有唐朝掌握历数、排列官职任命，国家中多有官印泛滥的讥议，世人有堆积柴薪而无贤才任用的叹息。自陛下临朝以来，立即革除这种风气；然而矫枉过正，又已经太过分了。至于六品以下的职事清官，竟把他们看得如土芥，比作砂砾。其中品行在十户人家中也没有听闻的，竟混入朝廷官流；见识不能举一反三的，转眼便进入仕途。这确实是比肩皆是，举目皆然；听不到歌咏杰出人才的声音，只看见《伐檀》的讽刺。如今尸位素餐、任官错误的人，类别不止一种；如果竟不加以淘汰，实在恐怕有损皇帝的教化。

译臣听说汉宣帝说：“和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大概只有贤能的二千石吧！”二千石，就是今天的刺史。移风易俗，他们承担的责任不轻；访求民间疾苦、安抚百姓，全都在于此。既然这样，纵观两汉以后直到魏晋，方伯、岳牧巡视州郡、按察部属，有的十年不更换，有的十二年仍然留任，无不尽力实行教化下民的方法，用治理百姓的方略要求他们。日积月累，教化如风吹草倒，所以能够使教化行于千里，恩泽渐及百城。如今的州牧却与此不同：忽来忽往，如蓬草随风转、浮萍随水流；近则几个月、几天便迁调，远则不到一年就调任，把厅事当作旅舍，把下车视为经过驿舍。有的说来年入朝，必定应当改任；有的说今年考核，必定要调换藩镇。既然怀有苟且求迁的打算，哪里有空闲建立清廉善政的功绩？于是百城千邑，听不到廉范、杜诗的歌谣；万国九州，看不见赵广汉、张敞那样的政绩。臣希望从今以后，刺史任职不满三年以上，不可以迁官；仍然根据明察所得的功过，精细甄别赏罚，希望扩大共同治理天下的风气，以辅佐垂衣而治的教化。○衣冠乘马义 臣谨以为，古代从大夫以上都乘车，而把马作为驾车和服役之用。魏晋以后直到隋代，朝廷士大夫又驾乘牛车。历代经史都有这些事情，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尽的。至于李广北征，解下马鞍休息；马援南伐，倚着马鞍回头顾盼：这说明鞍马的设置用于军旅，是戎服所乘，贵在便利熟习。考察江左时期，官至尚书郎而骑轻便马，便被御史弹劾；颜延之罢官以后喜欢骑马出入乡里，当时人称他放诞。这说明专门乘车凭轼，可以穿朝服；单独骑马倚鞍，就应当穿便服。考察近古，这已经是明白的证验。自皇家承受天命以来，制度沿革随时变化；至于巡视陵庙、朝见拜谒、王公册命，便穿盛服、戴冠履，乘坐路车；士人百姓有穿戴衣冠亲自迎接的，也有时把服箱作为车驾的一部分。至于其他事情，不再乘车，贵贱出行都通用鞍马而已。臣近来看到，皇帝车驾出行，法驾启程，左右侍臣全都穿朝服骑马。戴冠穿履出行，只能配合车乘而行；如今车乘既已停用，而冠履却不改变，这可以说只知道一个方面，却不知道另一个方面。为什么呢？宽大的衣袍、宽博的衣带、皮履和高冠，本来就不是在马上使用的，而是车中的服饰。若一定要穿着它跨镫上马，赤脚骑鞍，不仅不合古道，也会使今俗惊异；若求取折中，进退都没有准则。况且长衣襟、大衣袖，像鸟翼一样张开；佩玉鸣响，丝带飘动，锵锵奕奕，却要在风尘中奔驰，在旌旗之间出入。假如马匹受惊奔逸，人从马上跌落，就会使随车队伍右侧遗落鞋履无人收拾，使清道旁边接连不断出现断裂的马骖；本来就会受到行路人的讥笑，也有损威仪。如今议论的人都说：秘阁有《梁武帝南郊图》，其中有许多穿衣戴冠骑马的人；这属于近代旧事，不能说没有这样的文献。臣考察这幅图，是后人所作，不是当时绘制的。况且民间保存古今图画的很多，如张僧繇画群公为二疏祖送，图中士兵却穿着芒鞋；阎立本画昭君进入匈奴，图中妇女却戴着帷帽。芒鞋出自水乡，不是京城所有；帷帽创制于隋代，不是汉宫服饰。议论者难道可以凭这两幅画来证明旧制吗？由此说来，梁氏南郊图与此相同。又相传说政事应当顺应风俗，礼制贵在合乎人情。殷代车、周代冕，制度规模并不相同；秦代冠、汉代佩，取舍也没有恒定。何况我国道德超越百王，功业高过万古；事情有不便利之处，按理应当变通。关于骑马而穿衣冠，臣私下认为应当依从省略废除。我怀有这个不同意见，已经很久了，只是每天事务繁忙，来不及陈述。如今适逢殿下亲自随从国子监诸生，将要前往国学；凡是穿衣冠骑马，都畏惧这次出行，所以冒昧进献狂言，用来申明浅陋的见解。○孝经老子注易传议 谨按当今世俗流传的《孝经》，题为郑氏注。近古以来，大家都说郑氏注就是郑康成的注；但魏晋时期没有这种说法。到了江左晋穆帝永和十一年，以及孝武帝太元元年，两次召集群臣共同讨论经义，有个叫荀茂祖的人编集《孝经》诸家学说，才开始把郑氏作为宗主。齐、梁以来，有很多不同议论：陆澄认为不是郑玄所注，请求不要收藏在秘省；王俭没有依从他的请求，于是此书得以流传当时。魏、齐时又把它立在学官中，写入律令；实在是由于浅薄世俗的人没有见识，才造成这种错误。这样说来，《孝经》并非郑玄所注，其证据有十二条：根据郑君自序说：“遭遇党锢之祸，逃避灾难而注《礼》；党锢之事解除，注《古文尚书》《毛诗》《论语》；被袁谭逼迫，来到元城，才注《周易》。”完全没有注《孝经》的文字，这是第一条证据。郑君死后，他的弟子追述老师所注的书以及回答世人的话，称为《郑志》；其中说郑玄所注的，只有《毛诗》《三礼》《尚书》《周易》，完全没有说《孝经》，这是第二条证据。《郑志》目录又记载郑玄所注，五经以外还有《中候书传》《七政论》《乾象历》《六艺论》《毛诗谱》《答临硕难礼》《驳许慎异义》《发墨守》《针膏肓》以及《答甄子然》等书，片纸只言都没有不详细记载的；如果有《孝经》注，不可能藏匿而不说，这是第三条证据。郑玄的弟子分别向门徒传授，各自叙述老师的话，互相问答，编录其言，称为《郑记》；其中只记载《诗》《书》《礼》《易》《论语》，没有涉及《孝经》，这是第四条证据。

译赵商撰写《郑先生碑铭》，详细列举郑玄所注、所笺、所驳论的各书，也没有说注过《孝经》。晋代《中经簿》记载《周易》《尚书》《尚书中候》《尚书大传》《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共九部书，都说是郑氏所注，并署名元；至于《孝经》，却只称郑氏解，没有“元”字，这是第五条证据。《春秋纬演孔图》说：康成注《三礼》《诗》《易》《尚书》《论语》，至于《春秋》《孝经》则只有评论。宋均《诗纬序》说：“我的先师是北海郑司农。”宋均正是郑玄传业的弟子，老师所注所述不可能不知道，却说《春秋》《孝经》只有评论，不是郑玄所注；这一点尤其明确，这是第六条证据。宋均在《孝经纬》注中引用郑玄《六艺论》叙述《孝经》说：“郑玄又为它作注。”郑司农既然这样说，宋均却没有听闻。只有义理而没有文辞，使我疑惑。引用郑玄的话，却说没有听闻，这是第七条证据。宋均《春秋纬》注说：“郑玄作《春秋》《孝经略说》，”那么这就不是所谓注。所说“郑玄又为它作注”，只是泛泛的说法，并非事实。他在《春秋》的序中也说：“郑玄又为它作注，难道可以再据此责问他确实注了《春秋》吗？”这是第八条证据。后汉史书中流传于当代的，有谢承、薛莹、司马彪、袁山松等人；他们所作的郑玄传记，记载郑玄所注各书，都没有《孝经》，这是第九条证据。王肃《孝经传》开头有司马懿的奏书说：“奉诏令诸儒注释《孝经》，以王肃的说法为长。”如果先有郑氏注，也应当提到，但全文都没有说郑氏，这是第十条证据。王肃著书，专门揭发郑玄的缺点，凡有小过失，都用圣人之言作为证据。如果《孝经》这部注也出自郑氏，被王肃攻击时最应当反复说及；然而王肃完全没有提到，这是第十一条证据。魏晋朝廷贤臣讨论辨析当时事务，对于郑氏各注没有不摘引的，却从没有一句引用《孝经》注，这是第十二条证据。以上这些证据，很容易考查核验；但后世求学的人没有察觉它是错误的，沿袭这种谬说，争相推崇它。各家注解都没有立于学官，唯独这部注在世间流行。看它的言语鄙陋，义理疏谬，本来不可以拿给后世看，更不能传之不朽。至于《古文孝经》孔安国传，本来出自孔氏墙壁中，语言详实正确，不需要商量改动；但历经时代而亡失，不再流行。直到隋开皇十四年，校书学士王孝逸在京城市民那里买得一本，送给著作郎王邵；王邵拿给河间刘炫看。隋朝又命令校定，但这部书再没有其他副本，难以凭信。刘炫便根据自己所见，任意删改，因而撰写《古文孝经稽疑》一篇。王邵认为此书经文全都正确，传文义理十分优美，但历代从未立于学官，实在可惜。这样看来，孔氏、郑氏两家，差别如云泥；如今皇帝下诏询问，考校二家的长短，愚臣认为施行孔氏、废止郑氏，在义理上是恰当的。又如今世俗流行的《老子》，是河上公的注本；其序说：“河上公是汉文帝时的人，在河曲结草庵居住，便以此为号。他把所注《老子》授给文帝，随后乘空升天。”这只是荒诞不经的鄙俗言语。考察《汉书·艺文志》，注《老子》的有三家，却没有听说河上公的解释，难道不是注书的人想使此事神异，所以假造这种说法吗？它的言语鄙陋，义理乖谬，即使是才能足以辨别朱紫、粗略分清菽麦的人，也都要嘲笑它的错误，何况有见识的人呢？哪里比得上王弼才华出众、见识俊逸，探究幽深隐微之理？考察他的注解，义旨更为优长。一定要罢黜河上公，提升王辅嗣；对于求学者来说，实在是合宜的。又考察《汉书·艺文志》，《易》有十二家，却没有子夏作传的记载；到梁代阮孝绪《七录》，才开始有“子夏《易》六卷，有人说是韩婴作，有人说是丁宽作”的说法。然而根据《汉书·艺文志》，韩氏《易》有十二篇，丁氏《易》有八篇，考求它们的符会，事实却明显相互违背。子夏在东鲁向孔子伏地受教，文学才能与子游并列；子夏晚年居西河，名声德行几乎与孔子相连。然而经过千年、历经百代，他的著述沉没不行，难道不是后人假借先哲之名吗？这也像石崇错误地称说阮籍，郑璞滥用周宝的名字一样。若一定要施行使用，实在令人深为怀疑。臣私下认为，郑氏《孝经》、河上公《老子》二书错误不足以流行；孔氏、王氏两家，确实值得作为师法传授。臣常怀有这个想法，却没有得到实行。近来看到前次敕令命有关部门详细审定四书的得失，列明情况上奏；臣随即起草议文，请求施行王氏、孔氏二书，已经移文礼部。如果认为可以，请立即颁行。谨此议论。○重论孝经老子注议 臣的才能虽然低劣，但学问实在优长；我私下自信不谦逊，认为近古以来没有比得上的。应当认为郑氏《孝经》、河上公《老子》二书错误，不足流行；孔氏、王氏两家确实值得作为师法传授。臣每每怀有此意，却没有得到实行。近来看到上月十日的敕令，命有关部门详细审定四书的得失，列明情况上奏；臣起草议文请求施行孔氏、王氏二书，已经移文礼部。但如今臣的见识浅薄，闻见不周，能够与人共同完成事务，却难以和人共同谋划开端。孔子曾说：“实行夏代的时令，乘坐殷代的车，穿戴周代的冕。”这说明古今循环，愚智往复，难道前人一定正确，而后人独自错误吗？因此《老子》篇章、《庄子》兴盛于晋代，《公羊传》《谷梁传》在魏代日渐衰微，《春秋左氏传》因杜预元凯才显著，《尚书孔传》到徐光伯才开始流行；这些都说明人的爱好各有不同，晚年才有所觉悟，沿习既久，近来才有所改变。臣恭惟开元皇帝陛下，曾在九重宫中空闲之时，穷览文艺，详观诸子百家，游心于经典，于是降下诏书，俯察臣这样的草野小民。臣便以愚陋见识，上合圣明旨意，伏望陛下施以明恩，曲加审察。如果认为可以，请立即颁行。不可让那些随波逐流的腐儒参与讨论其中的义理。

译○上萧至忠论史书 我幼年听闻《诗》《礼》，长大后涉猎各种典籍；至于史官的言论，我尤其喜爱。考察左史、右史，那就是《春秋》《尚书》；素王、素臣，这是说《春秋》含蓄委婉、记事隐微；两汉和三国，班固、谢承、陈寿、习凿齿阐明其统绪；六朝江左，王韶、陆机、干宝、孙盛记载其历史。刘渊、石勒僭越称号，史册委托给和峤、张华；宋、齐承受天命，正史归于萧子显、沈约。又有汲冢出土的古篆文字、禹穴残存的编册；班固遗漏的，葛洪传下《杂记》；休屠、潍水一带残缺的史料，谢绰裁取编成拾遗。以上各家，流传实在广泛，无不探究那些史料的深处，寻求枝叶，推究开端、总括结尾，因而完全知晓。至于刘峻作传，自述长于评论人才；范晔撰史，极力说明专长在于赞体：这又是遇到仁义便不退让，差不多可以和前代贤哲相比了。然而自从我列名士人之中、任职朝廷以来，三次担任史官，两度进入东观，最终却不能完成国家典籍，留给后世，这是什么原因呢？静下心来想想，大概有五个不可行的原因。是什么呢？古代的国史，都出自一家之手，如鲁国、汉代的左丘明、司马迁，晋、齐的董狐、南史氏，都能立言不朽，藏之名山，从未听说要依靠众人的功劳，才说完成了著述。只有后汉东观，广泛聚集群儒，著述没有主宰，条理章法也没有建立，因此伯度讥讽它不实，公理认为可以焚毁。张衡、蔡邕二人，在当代纠正它；袁宏、范晔两家，在后世讥笑它。如今史馆选取人才，比东京多出一倍；人人自比荀悦、袁宏，各家自称能比拟班固、司马迁。每当想记载一件事、写下一句话，大家便搁笔相视，含着笔不肯下笔，所以开头的白简可以预期完成，而写在竹简上的史书却遥遥无期。这是第一个不可行的原因。前汉郡国的计簿，先上报太史，再把副本上交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写的材料，先汇集于公府，然后才上交兰台。因此史官修史，所载文书十分广博。自近古以来，这一制度不再施行，史官编录，只能自己访求采集。而且左右二史缺少起居注，衣冠百家也没有流传的行状。向州郡寻求风俗资料，所见所闻不能周全；向台阁访求公文档案，簿籍又难以看到。即使孔子再世，尚且只能形成管中窥豹的见解，何况我才力有限，怎么能够达到博通万物呢？这是第二个不可行的原因。从前董狐记史，把所记内容拿给朝廷看；南史氏记载弑君之事，拿着简册前往。可是近代的史馆，都设在宫禁之内，幽闭于九重宫门之中，想让人们看不到；探求其中原因，大概是为了杜绝情面，防止请托拜访。可是如今馆中的作者，多得像树林一样，都愿意畅所欲言，却没有人敢于出声。假如《春秋》所谓五始刚刚写成，就有一个字加以贬斥，话还没有说完，朝廷内外便都知道了；笔还没有停下，缙绅们就全都传诵了。孙盛据实直书，招致权贵之家嫉恨；王韶秉笔直书，被贵族仇视：这是人之常情，能够不害怕吗？这是第三个不可行的原因。古人刊定一部史书，编成一家之言，体例各不相同，旨趣也各有区别。《尚书》的教义，以疏通事理、通晓远古为主；《春秋》的义理，以惩恶劝善为先；《史记》贬退处士而抬高奸雄，《汉书》压抑忠臣而替君主掩饰过失。这些都是前代贤人论述得失的范围，也是良史判断是非的准则，前贤对此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近来史官作注记，多听命于监修：杨令公说必须直言，宗尚书却说应当多替恶行隐讳。十只羊有九个牧人，命令很难实行；一个国家有三个主政者，到底该听从谁呢？这是第四个不可行的原因。我私下认为，设置监修史书的官职，虽然古代没有固定的制度，但考察这个名称，还是可以说明的。“监”就是总领的意思。比如创立纪传、编年体例，年代要有起止界限；起草传记、叙述事迹，详略要有标准；有的可以略写却没有略写，有的应当记载却没有记载，这属于删削裁定的事务。组织辞句、排比史事，劳逸应当均衡；运笔著文，勤惰必须相等；哪一卷哪一篇交给这个职务，哪一纪哪一传归于那个官员，这属于铨配的原则。这些都应当明确制定条文，审慎划定范围。假如人人都能自我勉励，史书就可以很快完成。如今监修的人既不具体指授，修史的人又没有遵奉的标准，以致大家争相敷衍，专门推诿躲避，坐看形势冷暖变化，只是白白拖延岁月。这是第五个不可行的原因。以上这些不可行的情形，实际还有很多；用一句话概括，举出三个方面便可反推其余。那么当时舆论和众人议论，怎么能讥笑我编修史书而默默无闻呢？近来我恭敬地看到明公您，总是急切地劝勉诱导，勤恳地督促责问：有时说典籍事业重大，要努力用心；有时说年岁已经拖延很久，什么时候才能停手？我私下认为纲纪制度不正，督促考核即使十分勤劳也没有用；即使以刺骨的刑罚威逼，以悬金的赏赐勉励，最终也不能完成。古语说：“尽自己的力量担任职务，不能胜任就应当停止。”我近来向知己倾吐心意，历次拜访诸公，多次辞去执笔修史的官职，请求停止记言的职务，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还有一点不明白的地方，姑且再说一两句。近来奉受高明的命令，令我列名修史，但修史之职并不只有一人承担，如张尚书、崔岑二位吏部官员、郑太常等人，既然被吏务所迫，就不能拘束在史职上；因为我在本曹事务较少，便勒令我专门负责下笔。可是如果正因为他们清闲寂寞，才让他们记事记言，那么按这个例子，柳常侍、刘秘监、徐礼部等人，也都可以说门可罗雀、府中没有堆积的案牍，为什么把他们置于事外，使他们各自不受约束呢？一定有人说，各位贤者不擅长删削史料；因为我写作勤快细密，所以推举我为首选。即使按照这个道理，也还有可说之处。为什么呢？我年少时便出仕，很早就进入清显官班；当皇上刚开始统治天下、还没有亲自处理庶务时，我因为守住今日的直道、不依附奸邪，终于使自己的官职像泥塑的土牛一样，被弃置得如同祭祀后的草狗。等到皇帝西行，百官全都跟随，我自认为官署事务简少，请求留在京城主持台省，常常认为朝廷不了解我，国家对我也就这样了。哪里料到有一天，忽然承受恩旨，州司来到门前，使者的车马接连不断。随后我驾着四匹马，进入函谷关，排开千重宫门，拜见天子；这就像在宣室召见贾谊，虽然赞叹他的才华；又像在河东召见季布，反而增加了我的惭愧。明公您位居宰辅，声望重于台衡，人的升沉取决于您的顾盼，人的荣辱取决于您的俯仰，您却从未向天子请求，将恩宠荣光施加给我；缙绅们共同议论，才以优厚的官爵束缚、留住了我。您与我相见时，只说史书缺少记载，已经很久了；石渠阁清扫了房舍，想着您而辛劳。如今我所能仰仗、追念的，也只有这些而已。

译明公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刘炫谈蜀王的故事吗？从前刘炫在隋朝做官，任蜀王侍读，尚书牛弘曾问他：“蜀王待你，礼数怎样？”刘炫说：“他对我的期望高于周公、孔子，待我却低于奴仆。”牛弘不明白这话，请他说明其中道理。刘炫说：“我王每当有疑问，必定先来询问我，这就是对我的期望高于周公、孔子。酒食摆在左右侍从面前，他们都吃饱了，而我连剩下的酒都没有得到，这就是待我低于奴仆。”我也私下不自量力，竟敢拿自己比拟先贤。为什么呢？论史才，却要千里迢迢降低身份来征召我；论仕途，我十年没有升迁。莫非是把我看得高于班固、司马迁，却待我低于士卒吗？而且品评人物，贵在认识他的性情；明公看我对于名利的态度，究竟怎样呢？我当初坐在洛阳城中长啸，既不是隐士，也不是官吏，只以守拙自得。难道会因仕途屈伸而忧心吗？只是如今勉强从事，受拘束而服役；朝廷重用我的才华，却始终不肯稍微厚待我的礼数。若追溯隗始故事，这种做法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假如有士人像严君平那样淡泊高雅，像段干木那样清廉，让他与我互换处境，也会弹剑而诉说劳苦、把自己排在后面而怨恨，何况我还不能免俗，难道能不把这些不平之气藏在心里吗？如今朝廷号称得到人才，国家称说士人众多；蓬山之下，贤良正直之士并肩而立；芸阁之中，英俊奇异之才接踵而来。我既然功业如同刻画鸿鹄未成，笔下的史事也还没有写完，却徒然耗费太官的膳食，白白领取长安的俸禄。请允许我回到本职，恢复原来的居处；多多感谢您的公文，主动避让贤能之路。惟愿明公您怜悯我而答应我的请求。《答郑惟忠史才论》史才必须具备三种长处，世上没有同时具备这三种长处的人，所以史才少见。三长就是才、学、识。有学问而没有才华，就好像有百顷良田、满箱黄金，却让愚人经营谋生，终究不能取得经商致富的成果。有才华而没有学问，也好像想要兼有匠石的技艺、拥有公输般的巧思，却家中没有斧斤等工具，终究不能建成宫室。还必须喜好正直，善恶都要如实记载，使骄横的君主、作乱的臣子因此知道畏惧；这样才是给老虎添上翅膀，善处已经无可增加，所向无敌了。假如确实没有这种才华，就不能冒居史官之职；自古以来，能够符合这些标准的人，我还没有见到过。

译《史通序录》长安二年，我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不久升任左史，在门下省撰写起居注。适逢转任中书舍人，暂时停止史职，不久又兼领修史之职。当今皇帝即位，授任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修史仍照旧。又逢皇帝大驾返回京城，我以留后身份留在都城没过多久，驿站传召我入京，专门负责史事，于是又升任秘书少监。自思历事两位君主，任职于两京，遍居掌管典籍的官署，长期担任记载言论的职务。从前马融三次进入东观，汉代称为荣耀；张华两次典掌史官，晋朝称为美事。可叹我这个小子，竟兼有这些经历，因此想到职守便忧虑不安，没有闲暇安居。曾利用删削史料的空闲，商讨考订史篇，下笔不停，终于装满了竹筐箱笼，于是按类别区分，编排次序。从前汉代诸儒汇集讨论经书传注，在白虎阁定稿，于是名为《白虎通》。我既在史馆，又完成了这部书，所以就取名为《史通》。而且汉代曾寻找司马迁的后人，封为史通子，可见“史通”这个名称由来已久。我博采众议，于是确定这个名称，共二十卷，目录列在下面，总计若干言。时在庚戌年，即景龙四年仲春。《自叙》我幼年接受家庭教育，很早学习文学，年纪还穿着绮罗衣服时，便学习《古文尚书》。我常常苦于它的文辞艰涩琐碎，难以诵读；即使多次遭受鞭打，这门功课仍没有学成。曾听父亲给几位兄长讲《春秋左氏传》，每当他停止讲《尚书》时，我便在旁边听讲；讲完之后，我就替兄长们复述。于是私下叹道：“假如书都像这样，我就不会再懈怠了！”父亲认为我的想法奇特，于是开始教我《左氏传》，一年之内便把讲解和诵读全部完成，那时我才十二岁。所讲内容虽然还不能深刻理解，但大义大略已经掌握。父兄想让我广泛阅读义疏，精通这一经书，我却以获麟以后的内容没有亲眼见到为理由，请求暂且阅读其他书籍，以扩大见闻。随后又读《史记》《汉书》《三国志》。既然想了解古今沿革以及历代承袭，于是触类旁通地阅读，不再依靠老师教导。从汉代中兴以后直到本朝实录，十七年的时间里，我的浏览大致已经周遍。所读书籍，大多是借来或租来的，虽然书籍篇帙残缺、篇章次序有遗漏，但对于叙事的纲领、立言的大概，也粗略知道了。只是当时正准备求取仕进，同时还学习揣摩应试文章，至于专心研究各代史书，我还没有空闲。等到年过二十岁，我通过射策入朝，于是想着有了余暇，能够实现原来的愿望。游历京城洛阳，年岁颇久，公家的、私人的书籍都借来，任意翻阅。至于一代史书分成几家，其中夹杂的杂记小书又竞相提出不同说法，我无不钻研考订，探究其中的是非利弊。加上我从小读书，喜欢谈论名理，所领悟的道理，都出自内心，并非因受人熏染。因此刚在孩童时期读班固、谢承两部《汉书》时，就奇怪《前汉书》不应当有《古今人表》，《后汉书》应当替更始帝立本纪。当时听见的人都责备我，说小孩子懂得什么，竟敢轻易议论前代贤哲；于是我惶然自失，无法答辩。后来看到张衡、范晔的文集，果然认为两部史书存在问题；其中暗合古人的地方，实在数不胜数。这才知道流俗之士难以与他们谈论，凡有异同，都藏在心中。等到年过三十，言论和领悟日益增多，常常遗憾当时没有志同道合、可以交谈的人。只有东海徐坚，晚年才与他相遇，彼此相投，十分欢悦；即使古代伯牙对钟子期的知遇、管仲对鲍叔牙的了解，也不过如此。又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吴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也因我的言论议论而认可我，彼此在学术道理上相知；凡是我有所论述发挥的，都能尽情倾吐胸中所想。我常说：“有德之人不会孤立，必定会有邻伴。”可是天下之内，真正了解我的人不过这几位罢了！从前仲尼凭借睿智圣明、天性赋予的多种才能，看见史籍繁杂的文辞，担心阅读者不能统一，于是删《诗》为三百篇，约取史事编修《春秋》，阐发《易》的道理而废黜《八索》，撰述《职方》而删去《九丘》，讨论古代典籍，自唐、虞开始直到周代；这些文章不可更改，成为后世君王的法则。自此以后，史籍越来越多，假如不是闻名当世的大才，谁能删正其中的错误？可叹我这个小子，哪里敢承担这样的责任？对于史传，我曾想从班固、司马迁以后直到姚察、李延寿、令狐德棻、颜师古、孔颖达等人的著作，无不依循旧义，普遍加以订正改革。只是我没有孔子的名望，却贸然做孔子所做的事，恐怕会使愚昧的世俗惊骇，招来当时人的责难，徒然劳苦而得不到赏识；所以每当手握笔管，便叹息徘徊了很久。不是想做而做不到，实在是能够做到却不敢做！后来朝廷有了解我心意的人，便推举我担任执笔史官，因此三次担任史臣，两次进入东观。我常想到本朝承受天命，已经历时很久；史官编写的东西，只是粗略作了记录，至于本纪、列传和志书，却都还没有完成。长安年间，适逢奉诏参与修撰《唐史》；到当今皇帝即位，又奉诏撰写《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是我所著述的，常想实行自己原来的主张；可是当时一同撰写的士人以及监修的贵臣，常常与我的主张方枘圆凿、彼此不合，难以被接受。因此我所删削编录的内容，都随世俗而浮沉；虽然我自认为只是犹豫迁就、勉强听从，但仍然大受史官们嫉恨。唉！虽然职位与职责相称，我的主张却不能实行；虽然被当时任用，美好的志愿却不能实现，内心郁闷孤愤，无处寄托。如果闭口不言、默默无述，又恐怕死后还有谁知道我呢？所以退下来私下撰写《史通》，以表达自己的志向。

译从前汉代刘安著书，名叫《淮南子》。这部书包罗天地，广泛涉及古今，上自姜太公，下至商鞅，纵横交错，自称兼有诸家学说，已经竭尽力量。然而自《淮南子》以后，著书立说的人没有断绝；如果加以考订论说，这类著作又有很多。大概孔子去世以后，精微的言论不能流行，司马迁著书，是非多有谬误，于是百家诸子各自提出诡异的说法，专门进行琐碎的辩析，破坏大道，所以扬雄的《法言》产生了。儒者的书籍，内容广博却缺少要旨；人们得到它的糟粕，失去它的精华，而流俗鄙陋之人又尊远古而轻视近世，传播这些矛盾错误的说法，彼此欺骗迷惑，所以王充的《论衡》产生了。百姓昏昧无知，茫然不觉，任凭愚蒙状态，像面对墙壁一样观察；有的讹传声音、鄙俗句子，却不追究本源；有的守株待兔、胶柱鼓瑟，动辄多有拘忌，所以应劭的《风俗通》产生了。人的五常禀赋各不相同，百种品行的轨迹也各有差异；有的人兼具多种长处，有的人长短各别。假如根据才能任用，就不会遗漏一点长处；如果一定要求样样完备以后才任用，那么全天下都没有可用之人，所以刘邵的《人物志》产生了。开创国家、承继家业，立身立事；有的从事文职，有的从事武职，有的出仕，有的退处；虽然贤愚相隔如泥土天壤，善恶也各有区别，但如果当时没有品评人物的标准，就难以综合考察和选拔人才，所以陆景的《典语》产生了。文人撰写文章，体裁并不只有一种，就像甘与辛是不同的滋味，丹与素是不同的色彩。后人承袭前人，却不能通晓圆融之道；一家有一家批评，一人有一人摘取毛病，所以刘勰的《文心雕龙》产生了。至于《史通》这部书，大概是因为忧伤当时执笔修史的士人，其义理并不纯正，所以想辨明它的旨趣，穷尽各种体例。此书虽然以史学为主，但余波所及，上至穷究王道，下至考察人伦，总括万般事理，包容千种事物；从《法言》以后直到《文心雕龙》，本来都已经纳入胸中，从未因其细微得失而介怀。它所论述的，有取舍，有褒贬，有鉴戒，有讽刺。它贯通事理，深刻无比；它编织纲目，细密无比；它所考订讨论的范围广远；它所发明阐释的道理很多。谈经的人厌恶听到服虔、杜预的讥刺，论史的人憎恨谈论班固、司马迁的过失，而这部书又多讥评前代贤哲，喜欢述说前人的错误，得罪当时的人，本来就是应当的。仍希望知音的君子，偶尔能够读到它。孔子说过：“责怪我的，是《春秋》；理解我的，也是《春秋》。”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从前梁朝征士刘孝标撰写《叙传》，其中有三点把自己比作冯敬通。我却也不自量力，私下把自己比作扬子云，有四点相似。为什么呢？扬雄曾经喜欢雕虫小技，年老后后悔年轻时所作的文章；我年少时喜欢诗赋，成年后却完全不再写，羞于以文士而成名，希望以著述者自我期许。这是第一点相似。扬雄起草《太玄》，多年不能完成，当时听说的人无不笑他白费力气；我撰写《史通》，也历经多次寒暑，悠悠尘俗之人都认为我是愚蠢。这是第二点相似。扬雄撰写《法言》，当时的人争相指责它荒诞，所以作《解嘲》来解释、排遣；我著《史通》，读到的人也互相议论它的短处，所以作《释蒙》来回应他们。这是第三点相似。扬雄年轻时受到范逡、刘歆的看重，等到他们听说他撰写《太玄经》，却嘲笑说恐怕会把酱瓿都用完；然而刘歆、范逡看重扬雄，实在是看重他的文采，如《长杨赋》《羽猎赋》之类罢了。至于《太玄》深奥难懂，难以探究其奥妙，他们既然完全无法窥见其中内容，所以才加以讥刺；我起初喜好文章，颇受当时赞誉，晚年谈论史传，便在知己那里降低了声价。这是第四点相似。我的才华确实低劣，但行迹却类似前代贤人，因此把这些铭记在心，用来安慰自己。不过我还遗憾一件事，担心有一点不像扬雄。为什么呢？扬雄的《太玄经》刚完成时，虽然被当时人轻视，桓谭却认为几百年以后，这部书一定会流传；后来张衡、陆绩果然认为它绝伦，可以与圣人相参比。把《史通》与《太玄》相比，如今的君山先生，就是徐坚、朱敬则等几位先生；至于后来的张衡、陆绩，那就还不知道在哪里。唉！假如没有平子张衡、没有公纪陆绩，恐怕这部书会同粪土一起抛弃，和烟灰一同消灭，后世有见识的人也无法看到它。这就是我抚摸书卷而泪流不止、眼泪流尽后又继之以血的原因。《昭成皇太后哀册文》维，开元四年，岁次景辰，秋八月甲辰朔十七日庚申，昭成皇太后的灵柩从靖陵启程，将迁葬并祔于桥陵。皇帝于是派某官某姓名在行宫设祖祭，这是礼制。赤色的灵车已经展开，幽暗的宫室也已打开；驾驭蛟龙而出发，指向鲋隅选择墓地。哀痛的儿子、嗣皇帝某讳，望见《蓼莪》而悲痛无穷，感念《凯风》而更加伤心；叹息镜匣再无人使用，痛惜珠匣之光永远沉没。远远考察前代懿德，旁征旧史；面对西陵而长久怀念，寄托于东观来书写美德。其辞说：观津钟聚福祉，平陵降生英灵。她成为西汉皇后的嫔妃，又成为东京皇帝的母亲。居处专在戚里，门第承袭后族。再次看见玉衣，重新开启金屋。起初举行笄礼，实在负有才德；学尽《诗》《礼》，女工也达到极致。品格如松树般坚劲，容貌与菊花一样美丽。吉庆应在怀月之时，祥瑞预兆直达苍天。胶东封土，济南开国；国中美女仰慕才德，河鲂等待恩德。温柔娴静成为本性，婉约和顺成为法则。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六行全都彰显，四项训诫没有差错。自从朱邸而来，升入紫微宫；宫中政事治理有成，内宫教化和穆。孕育安逸的皇帝，统摄二位妃嫔。桃夭之诗彰显声誉，葛覃之诗增添美德。五福大多消散，百年寿命如同白驹过隙。大地崩裂，方形大地震动；苍天倾覆，圆月般的天体坠落。魂归蒿里，光彩消灭于椒房。美德之声仿佛仍在，仪容形貌却骤然隔绝。呜呼，悲哉！悲痛集中于宫阙，丧礼极尽哀荣。谥号光明刚烈，仪制比照功业成就。寻思周王宫阙先前的梦兆，奉行尧门旧日的名号。抚摸遗镜而更加哽咽，拿起赐衣而内心愧痛。呜呼，悲哉！龟兆协同谋议，龙旗戒备车驾。车驾指向黄山缓缓转行，背向青门永远诀别。挽铎声铿锵而竞相喧响，旒冕和灵车庄严地整齐排列。万国悲惨而暗自哀痛，六宫悲伤而哀恸断绝。呜呼，悲哉！灵柩进入松树小径，园陵归于柏树林。看见寒山上的月色凄苦，听见墓旁合抱之树间风声吟唱。玉座空置，寿宫寂静；金棺关闭，黄泉之门深邃。想来清美的德音并未昏昧，寄托在朱笔之中流传声名。呜呼，悲哉！卷二百七十五 卢怀慎 卢怀慎是滑州灵昌人。考中进士，景龙年间多次升迁，任黄门侍郎，赐爵渔阳伯。先天二年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开元年间升任黄门监兼吏部尚书。去世后追赠荆州大都督，谥号文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