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百五十三

译○与史馆韩侍郎书 侍郎退之足下：我元稹同前任襄州文学掾甄逢交游友善。甄逢是已故刑部员外郎甄济的儿子。甄济在天宝年间隐居于卫州青岩山，采访使苗公等五人都上状荐举他，朝廷十次征召，他都不肯出仕，最后以左拾遗之职授予他。正赶上安禄山向朝廷奏请，恳求皇帝允许他作为宾客属官，元宗同意了他的奏请。安禄山回到卫县，派太守郑遵意到山中传达命令，甄济停止出行，住了两夜等待他。甄生害怕难以避免，只好低头从命。到天宝十二载，安禄山将要谋反的迹象暗中显现，甄济担心不能脱身，便假装嘴部患病，又隐居青岩山。一年后安禄山反叛，当天就派伪节度使蔡希德带着密封的刀刃逼迫召见，并且说：‘如果不能强行召来，就砍下他的头拿来示众。’不久甄生闭口无言，伸长脖子承受刀刃，神色平和镇定，好像甘心赴死。蔡希德认为他有义节，便放了他，安禄山最终也没有能够召致他。安庆绪继承叛逆之事，把他俘获并囚禁在东都安国观。代宗收复洛阳后，甄生躺在匡床上到元帅府去，到了那里便号哭不能自制，代宗因此变了脸色，于是命令用驿站车马送他到长安。肃宗认为他的操行高尚，便在三司治所安排馆舍，让跟随叛贼的官员囚徒惭愧地向他拜见。那些受过叛贼污辱的人无不俯伏仰叹，悔恨自己没有当即死在那片土地上。况且在唐太宗居易的时代辨明自己的归属，在关系到利害的关头坚守正直操守，这些事情尚且是心胸狭窄、见识浅薄、谦弱怯懦的人所不肯做的；大抵是违逆他人心意很难，而深深躲避伤害自身的祸患。何况如今天下已经动乱，君王的恩泽已经枯竭，死于忠节的人未必显达，跟从叛乱的人未必受诛，而能够眷恋本朝、甘心面对白刃，实在太难了！因此，天下太平时成为公、卿、鸩、鹭，世道变乱时成为蛇、豕、獍、枭的人，十人中常有八九个。像甄生这样，平时身上没有加冠戴冕，口中没有享受俸禄，在天宝末年不过是青岩山中的一个男子；到了动乱之时却伸长脖子接受刀刃，决定赴死而不回头，不因自己没有显达而废弃忠心，也不因没有立即受诛而跟从叛乱。把古今之士合在一起，大概也只有百人中的一个。我常读《注记》，却缺少这件事而没有写入。谨将我所听闻的写备下来，只是想让执掌史馆的人把这种义烈编入史册，使它永远流传后世。甄逢出生那一年，颜太师、崔太傅都作歌诗来赞美贤者有后代，并且叙述甄生的身世始末。等到甄逢长大后，他在襄州宜城耕种先人的旧田，读书作文，不到州县求取名利。年成歉收时，他努力耕作、节省用度，以供养亲戚；年成丰收时，就把多余的财物施给邻里乡党中不能自立的人。前后几次拿出家财，替朋友排解患难，因此以义气闻名。襄州刺史上报他的情况，授为文学，甄逢才开始任职于官府。我听闻他的声名已久，于是同他交游。甄逢常常为父亲的名声没有载入史册而感到冤屈，将要带着这份冤屈到京师，向掌管史书的人申诉，出发的日期已经定下来了。依我愚见，甄氏之子仆从少、马匹瘦弱，言语简少、行旅孤单；即使没有被骄横的门吏排斥呵责，也会被有权势的人怀疑虚妄而加以阻拦，本来就没有进入的途径。因此我向甄生说明他没有门路进入的情势，并告诉他执事者屈尊同我交游，希望能够得到他父亲冤情的详情来申报。甄生深深相信并等待我，因此停止了出行。后来他自己思量，身处卑微之中，却还想把所听闻的事情献给执事者，难道不是愚昧而又僭越吗？然而在讥笑之余，幸望您垂察此事。不再详述。某再拜。

译○叙诗寄乐天书 我元稹九岁学习作赋写诗，长辈往往惊异于我可以教导。十五六岁时，粗略懂得声律和音病。当时是贞元十年以后，德宗皇帝年事已高，治理政务往往依靠他人，最不愿意让掌文书法令的官吏给天下造成罪过；边疆节度将领，动辄十多年不许入朝觐见，死在任所而不能调动的十有八九。又有豪强士卒在刚愎之处，趁主将丧亡而背叛众人，横行互相杀害；告发变乱的文书接连不断，使者轮番窥伺，随即把情况报告天子说：‘某地的将领某人能够遏止叛乱，叛乱的民众安定下来愿意依附他。’名义上说是众人的意愿，实际上是逼迫欺诈，因此得到批准的又十有八九。前任设置的中介官员，又因私人关系互相授受的，也有十四五处。由此诸侯敢于自行发布旨意，有的罗列儿孙担任要职来巩固自己，有的开导蛮夷以提高自身声望。尚书省和寺监的符牒封存在案几和阁柜中，严重的甚至可以拟写诏旨；他们把一方境内看得如同一家，杀戮属下，甚至不把他们当作奴仆畜产。加重剥夺财物，名义上说是进奉，实际上入贡的数目不过百分之一。京城之中，亭台宅第挤满了曲折街巷；侯甸之内，水陆肥沃的土地按乡里来计算。其余奴婢、资财以及生息繁殖的物品，也都与此相称。朝廷大臣把谨慎不言视为朴实高雅；按时入朝进见的，不过是一两个亲信的正直臣子和义士，往往还受到压抑。宫禁省署之间，时常修补毁坏之处；豪门大族和强悍统帅借着声势互相煽动；甚至延及老子、佛教，土木营造的妖异风气盛行，世俗习以为常而不觉得奇怪。皇帝不愿让有关官署准备宫门内零碎的需求，宫中往往拿钱帛去换取糕饼食物，官吏便借此机会掠夺各种货物，势头无法禁止。我那时年幼无知，不习惯听闻和见识这些事，只是在《尚书》《左传》等书中初步学习到‘治理和动乱有萌芽渐变’的道理，内心惊悸震动，仿佛不能活下去，想要把这些感受抒发出来已经很久了。正好有人把陈子昂的《感遇》诗给我看，我反复吟诵玩味，心情激烈，当天便作了《寄思元子》诗二十首。因此郑京兆对我来说是外祖父一辈的长者，他很是怜爱奖掖我；我就把所作诗献给京兆翁，翁深感惊异。当时秘书少监王表在座，京兆翁回头对王表说：‘假使这个孩子活到五十岁而不死，他的志向和义气会怎样呢？可惜我们这些人看不到他的成就。’于是召来诸位儿子训诫，感动得流下眼泪。我也暗自感到自得，从此更加勇于作文。又过了很久，我得到杜甫诗数百首，喜爱其气势浩荡、境界无边，处处达到精妙；这才开始遗憾沈佺期、宋之问没有保留寄托兴味的作品，也惊讶陈子昂还来不及广泛兼备各种体裁。没过几年，我同诗人杨巨源交好，每天以作诗为功课；我的性情又偏僻懒散，人情事务常有闲暇，闲暇时便作诗；认识足下时，已经有诗数百首了。习惯于抒发性情，终于形成了弊病。每当公事私事使我感到愤懑，道义激励昂扬，朋友互相切磋，古今成败，日月迁逝，景物惨淡或舒展，山川的胜势，风云景色，面对花朵对着美酒，欢乐之后的悲哀，困顿与通达、屈抑与伸展，悲欢离合，以及疾病缠身、身处困穷、悼念怀想、惋惜流逝，凡是遇到不同寻常的事物，就想作诗。又不幸在三十二岁时因获罪被贬弃，如今已经三十七岁了。五六年之间，正是大丈夫心力强盛的时候，我却常常处在闲散之地，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施展。我的性情不接近道术，不能淡然忘怀，又懒于追求其他事情，旺盛的精力全都倾注到语言文字中，精粗杂糅，于是诗文数量很多，但也从来没有誊写整理。正好河东李明府景俭在江陵任职时，偏爱我的诗章，认为我能够理解诗歌，想把我的作品全部取来观看，我便因此编成卷轴。其中旨意值得观赏而文辞接近古体的，称为古讽；意思也值得观赏而流入乐府的，称为乐讽；文辞虽接近古体而只在吟咏描写性情的，称为古体；文辞确实属于乐府一流而只在摹写物色形貌的，称为新题乐府；声调气势流畅、对偶稳妥贴切的，称为律诗，又以七言、五言分为两体；其中略有寄托兴味、又属于讽谏一流的，称为律讽；不幸稍有夫妻离散之悲，抚念活着的人而感伤往事，写成几十首诗，取潘岳《悼亡》为题；又有用来干预教化的诗，写近世妇女淡染眉目、梳结头发、衣服长短宽窄的尺度，以及配偶和服色，尤其极为奇异艳丽，因此作艳诗一百多首，文辞有古体、今体，又各分为两体。从十六岁到元和七年，已经有诗八百多首，按色彩和类别相从，共分为十体，总计二十卷。我自己也笑它们杂乱冗长，不再把它们放进行李中。前些日子来到京师，偶然还在箱笼里。等到通行时，便全部放在足下那里，也只是略作说明而已。我听说上等的人建立德行，其次建立功业，再其次才是立言；普通人最急于求取官位，其次急于求利，最下等的急于求得食物。我天生福分不厚，既缺少完备的德行；命运又不得志，没有遇到可以成就的事业；性情又不聪慧，也没有足以垂范后世的言论。我昏昏然狂妄痴愚，将近四十岁，侥幸求取名声、取得官位，也不过在第八品之中，而且冒犯法令已经六七年了。刚授任通州时，有熟悉通州情况的人说：‘通州地势潮湿低洼狭窄，士人和百姓稀少，接近荒凉疫病之地，死亡超过一半。城邑没有官吏，市场没有货物，百姓吃草木；刺史以下的官员按粒计食。有大的虎、豹、蛇、虺之患，小的有蟆蚋、浮尘、蜘蛛、各类蜂虫，都能钻入咬伤皮肤，使人长疮。夏天多阴雨，秋天患痢疾和疟疾；当地没有医巫，药物远在万里之外，病人有百人中一人得生的忧虑。’我的命运为什么这样不厚，智慧又为什么这样不足，所到之处的忧患险恶又为什么如此？这样一来，我怎么能够保全万无一失，和足下一同再回到京城，等待日后立言立功的验证呢？只怕有一天我会同急于求食的处境相符，最终使足下受到天下朋友讥笑，说不如自己；所以把所有写成的文章都留下来，充塞箱笥。相比围棋、樗蒲之类的游戏，还可以说胜过饱食无事，我所作的文章难道不也胜过围棋、樗蒲之戏吗？昨日行走在巴南道路上，又作了诗五十一首。在文书中找到元和七年以后所作的诗，将近二百篇，繁多杂乱，不再放到执事面前。我从前少年的时候作《寄思元子》，是因为年纪小；作文不能完全满足自己的心意，只看重它能启发我的开端，并且记下京兆翁知遇我的缘由，如今也抄作古讽中的一篇，送到您的身边。我年少时曾向郑先生学习吹嘘声势的技巧，因为懒惰而没有成行；如今处在闲散之地，想要怡养精神、保全和气，以求治疗自己的毛病，日后也不再把言辞耗费在无用的文章上了。希望您不必再烦劳省视这些作品，大概也就到此为止了。

译○诲侄等书 告诫元嵛等：我被贬逐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不知何时才能见到你们，姑且把心中的想法写下来，送给你们作为教诲。你们的心志尚未确立，成年之年即将到来，古人讥笑十九岁的人仍有孩童心性，你们能不感到自惧吗？我不能远远地教诲别人，你们难道独独没有看见我兄长奉行家法的样子吗？我家世代俭朴贫寒，先人的遗训是常常担心置办产业会使子孙懈怠，所以家中没有可以砍柴采薪的田地，这一点你们很清楚。我私下看到兄长二十年来，靠下等官员的俸禄，维持一个窘迫到了极点的家庭；期间有一半时间靠乞求和寄居游走来相互供给。然而我活到三十二岁，才在东都任御史时知道衣食是从哪里来的。我常常自己反省，尚且没有领受兄长严肃的训诫，更何况鞭打和诘责呢？唉！我能够幸运地成为你们的兄弟，你们又幸运地有这样的父亲。有这样的父亲，难道还不足以做你们的老师吗？我还有一片真诚之心，要告诉你们：我幼年时缺少聪颖才智，十岁才懂得事理，既没有听到严格坚毅的教训，师友的帮助也全都荒废了。记得刚开始读书时，因感受到慈母一句话的感叹，便立志求学。当时还在凤翔，常常到齐仓曹家借书，徒步拿着书卷，到陆姊夫那里接受老师传授，忙碌勤勉，起初就是这样。十五岁时，明经科及第，于是在西窗下捧读先人的旧书，钻研仰思，几乎到了不窥园井的程度。像这样过了十年，才粗略得到一个官命，粗略成就一点名声。如今想来，对上不能达到乌鸟反哺报恩的程度，对下又不能减轻亲戚的饥寒，终身怀有罪愧，苟且活到今日，所以李密说‘生来愿意做人的兄长，能够奉养母亲的日子长久’，我每次想到这句话，没有不流泪的。你们又看见我自从做御史以来，尽职而没有避祸之心，遇事有献出生命的志向，知道这些吗？即使我的兄弟也不忍心要求你们做到这种程度。然而我往年忝任谏官时，不忍只看到小的事情，妄自干预朝廷听闻，因此被贬弃到河南，泣血向西归去，生死无人知晓。不幸余命没有断绝，又重新戴上冠帽衣带，我常常发誓在君王面前效死，使名声传到后代，死后也有凭借可以向地下的先人谢罪。唉！到了应当努力的时候却不思进取，已经想到了却又来不及实行，还能说什么呢？如今你们有天地父母，兄弟成行，却不在这个时候佩带并学习《诗》《书》，以求取得荣达，这还算是人吗？还算是人吗？我又根据兄长所认识的人来看，容易招致悔恨和过错；你们出入交游，也应当格外谨慎。我本来不应当谈到这些，我生长在京城，朋友交往不少，然而从来没有进过倡优之家的门，也没有在喧闹场合放纵观看，你们相信我吗？我最终很少有姐妹，陆氏家的各位孩子，我挂念他们胜过挂念你们。小婢女们既然怀有我死去的遗憾，却没有我克制自己的诚心，你们日夜想想这件事；如果忘记了生死次序，就趁着方便抄录我这封信寄给她们。希望她们能够自己奋发起来，千万努力，不要片刻懈怠。元稹交给嵛、郑等。

译○代谕淮西书 某月某日，山南东道节度使兼申、光、蔡等州招抚使、检校司空严某，致书给前彰义军兵马使吴侍御，以及淮西将士、官吏和申、光、蔡等州的百姓：奉十月十九日诏书，任命我担任申、光、蔡招抚使；某月某日，我派使者携带诏敕送到边界并发布告示完毕。我过去镇守太原时，和吴侍御的伯父相国公一同承受朝廷恩遇，按时互通问候，欢好不断，仅十多年，可以说情谊已经极深。等到吴侍御的先父尚书继承宠命，我又领镇荆南，先前的交好重新恢复，情意亲密如旧；吊丧、问疾，礼数没有不及时的，也可以说十分勤恳。我同吴侍御的伯父、先父既然属于同等辈分，对吴侍御实际是长辈，本来已经有私交。何况朝廷认为吴侍御因服丧而扰乱迷惑，误解诏旨，想对他加以训诫，却不忍用兵，仍然任命我为招抚使。这使吴尚书的后代没有断绝，也由于我而有重新联结的希望。自捧受诏书以来，我日夜忧叹，无法承受邻近亲族受难的悲痛之情。我本想上引古代事例，但恐怕引用和晓谕不够明白，因此切切地把诸位耳目所能听见看见的近事告诉你们。如今吴侍御丢弃丧服、背弃礼法，舍弃父亲而干犯君主，诱使聚集军队、希望求取爵位的人，难道不是因为贞元末年天下方镇的将领去世后，往往依靠众人的请愿而得到职位，十人中常有二三人，于是把这当作自己侥幸求取的凭据吗？事实绝不是这样。德宗皇帝统治天下已经很久，年事已高，处理政务只求安便，不愿意制造事端；有时听取士卒的谋划而设置将帅，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如今的天子二十八岁即位，控制整个天下，夷狄也都臣服，皇帝威势显赫，光照白日。当初杨惠琳、刘辟、李錡仍然保持旧日态度，以为朝廷没有立即把他们诛杀擒获，却不知道一个月之内，他们都被悬首藁街、腰斩都市；这是诸位亲耳听见、亲眼看见的事实。从此蛮夷惊惧逃窜，戎臣震恐戒惕，彼此奔走朝廷还来不及。如今朝廷之上，任命将领、选择主帅，很容易便能授予卿长之职；吴侍御希望得到非分之位的心愿，怎么能在今天重新实行呢？这就是军众不可凭借、职位不可取得的明证。如今吴侍御储备粮食，修缮城垒，偷偷侵扰县邑，却不担心自身灭亡，难道不是因为贞元年间吴相国被谗邪之人挑拨，错误地触犯朝廷法令，韩太保率众奉诏讨伐，而吴相国最终得到宽免，又把这当作自己侥幸逃脱的凭据吗？事实也不是这样。那时谋划的臣子筹算不周，韩太保只是统率军队的将领，并不擅长总领全军；又征集天下乌合之众交给他，所以进退拖延，不能及时成功。然而吴相国仍然悔过乞降，深深自责，朝廷认为他有可取之处，仅仅因此保全了他的性命。况且吴相国亲自奉行节俭，衣食同士卒一样，积蓄财物、努力耕作，经历将近三十年，之后才大略能够支撑一次战争。如今吴尚书统率部众的时间还短，吴侍御的年资和官位都低，下属诸将也都心怀不满，只是勉强容忍，并没有威服怀柔、使人信服的意志；百姓日益困窘，赋税每月增加，天兵从四面逼近，耕织全都荒废。我私下听说，壮年男子被劫掠去充当士兵，老弱妇女儿童在道路上忍声吞泪；你们想把吴相国三十年安抚积聚的力量拿来同自己相比，差距实在太大。何况国家任命全军将领，使用取之不尽的资财：乌尚书率领怀、汝之军，李尚书征发陈、许之众，柳中丞率鄂州全军驻扎安陆，令狐中丞率淮南精锐部队屯驻寿春，我率襄阳数万精兵聚集于唐州，又增加魏博的骁勇骑兵、江陵的强弩；用来进攻，你们有如卵在山压之下的危险；用来防守，我们没有出境征战的耗费。凭三州的赋税，抵抗天下四海的富饶；凭一支军队，抵抗天下无穷的兵众，即使妇女、婴孩也知道要笑话这种做法，何况有义气的男子和壮士呢？如果圣明天子推行含垢忍辱的教化，谋求不战而胜的功业，使军队包围你们加以防守，堵塞你们逃走的道路，那么男子不能耕作，女子不能纺织，盐和茶的道路断绝，粮仓中的积蓄耗空，不出两三个月，就会在干鱼之肆中寻找诸位了。倘若朝廷运用神妙的谋略，如风驱驰、天威如雷电激荡，使各军从四面进攻，各自攻破一角；你们若聚集在一起等待，就会自行困穷，若分兵应战，力量又不足。东面抵抗，西面便被攻入；南面防备，北面又遭侵犯；腹背受敌，首尾都感到畏惧。灭族的刑罚已经逼近，载棺出降的计策才开始实行，那就很难再期望得到像从前那样的宽免了。这又是力量无法支撑、形势不能长久的明证。如今吴侍御以厚利收买交情，用严刑劫持人质，认为王师可以抵挡，认为自己的部众不会离散，难道不是因为李义等大将言辞甘美、誓约厚重，许诺与他们同生共死吗？其实并不是这样。李▯凭借吴、楚的雄厚势力，又兼有专卖盐铁等物的利益，选拔人才、蓄养士卒，将近十五年，只因张子良是他心腹中忠贞不二的将领，所以把精锐强健的先锋部队交给他；又因裴行立是他的骨肉亲信、不会欺骗他的亲属，所以把敢于赴死、报答恩德的士卒交给他。然而有一天，他拖延王命，称病不上朝，张子良早晨就倒戈，从外部进攻；裴行立晚上就放火，从内部响应。李▯于是被杀，而张、裴却获得显荣，这也是诸位都听见、看见的事情。刘辟趁韦令饶扩充之后，积蓄粮食布帛，以亿万计，用来收买供养士卒，凭借险阻固守，又因仇良辅有朴实厚重、坚定不移的心志，便把要害之地和军队交给他。然而天兵一挥旗帜，刘辟便依托营垒前来投降，王师席卷其余党，巴蜀于是完全平定；刘辟被杀，而仇良辅却受到显荣，这也是诸位都听见、看见的事情。卢从史内心包藏私邪，表面张扬威武，迷惑皇帝的听闻，拖延王师的进军，因为乌尚书有委任亲信的恩德，所以把用来爪牙护卫自己的部众交给他。

译然而皇帝暗中施展睿智谋略，元凶便被擒获；乌尚书清理营垒、整顿军队以等待命令，卢从史被处死，而乌尚书却极为荣耀，这又是诸位亲眼见过、亲耳听闻的事情。这几位君子，难道是得到的利益不厚、誓约不明确吗？只是忠逆的道理不同，而子孙所受的祸患很大罢了。况且田太保季安凭借田氏历代承袭的势力，死后，他的儿子田怀谏不才，将领和士卒聚集商议，请求天子任命他。天子赞赏他们的忠诚而答应了，赏赐百万钱财以供养军队，又免除三年的赋税以鼓励风俗，停发郎署中的英才去荣耀他的宾客和僚属，而那些坐专席、掌管郡国的人也相继而来。魏博三军的士卒，难道唯独没有受到田氏父子的恩惠吗？他们只是苦于被束缚禁闭，整天把城门当作战场，想要重新安然自在地游泳于天子的恩泽之中罢了。如今国家任用乌尚书镇守重镇，是为了警告诸将：囚禁部众而接受赏赐也有功劳；任用仇大夫作为先锋，是为了警告城堡：投降归附也能得到宠荣；让田大夫统率魏博归向正义的军队，是为了激励三军把握弃邪归正的机会。吴侍御为何要毁掉六尺之躯，替李义之流求取福祉的费用；断绝公侯的后嗣，作为淮西军接受赏赐的资本？他替别人谋划确实很周到，替自己谋划为何这样薄弱？这又将是事情不可依靠、军队不可保全的明显证据了。如今皇帝颁下怜悯的诏书，建立招抚的名义，吴侍御如果约束自身归顺朝廷，将领和官吏等接踵到宫阙请罪，即使让海里与乌尚书、张金吾分封并列、接受立功的赏赐，难道唯独不能像田怀谏那样接受命服、入朝行礼，奉守先人的家业吗？况且张伯靖只是五溪蛮人的奴隶，聚集徒众杀人，作恶极大；圣上怜悯他的愚昧，下诏让我招致他，他尚且还能居于戎行中的高职，忝居辅佐郡政的清要职位，难道圣上唯独要阻止吴侍御以及淮西将吏自我更新的道路吗？谚语说“天不可违”，又说“时机不可错过”。书信送到之日，请好好为自己谋划。如果违背天意、错失时机，沉默而不答复，那么王师从外部进攻，义士从内部暗中谋划，身首异处的死刑指日可待，肘腋之间的危难立刻就会显现；日后被天下人杀戮嘲笑，而李义等人却得到封侯的利益，岂不是极大的悲哀吗？军务正处于紧急之时，未能把话说尽；感念往日情谊，因而欣然动情。

译○给门下裴相公的信 通州司马元稹谨拜两拜，献书于相公阁下：从前相公在洛阳任属官时，我有幸陪随侍从走在路上，并不因为我妄庸无能，凡有文书奏启之事便向我询问；那时我私下听说，阁下把文皇帝命令起居郎写在笏板上的“居安思危”四字，当作最重要的戒训。如今陛下正处在晋武帝平定吴国之后的局面，阁下则正如周公东征归来之后，天下还有比这更安定的吗？但思虑又怎能废弃。何况如今四方藩邸一齐开放，前来投奔、拜访的宾客争相而至；碣石一带的余孽尚存，归身投诚的心意还不坚定。那么阁下推食解衣、握发吐哺以待贤才的心意，为什么突然转变成高枕击钟的安逸呢？况且“得到人才，国家就能治理”的说法，确实是老生常谈；但说到切近的道理，就像饥饿的人想要吃饭一样，不能因为它陈旧通俗、令人厌恶就不说。像我这样学问浅薄、见识短陋的人，又怎敢在阁下面前引用古事作比？只是我独自回想起已故裴兵部的为人：他辨别人才清楚严明，被称为名流。等到他做了宰相，招致天下群才，无论栋梁、椽子还是短木，都让他们各得其用，众人颇为局促不安。至于激浊扬清，他也没有什么爱惜吝啬，因此执掌政务不到几个月，阁下便从外任僚属擢为起居郎，韦相公从巴州擢为知制诰，张河南从邕州幕府擢为御史，李西川从饶州擢为杂端。那些机密辅政、承上启下的职位，有一半已经用对了人；又如故韦简州韦勋及鹑等人，从疑难阻滞中拔擢出来，安置到朝廷任职的，还有十多人。然后排斥异己的强大敌手，引用同心协力的至交，当时一两年间，几乎达到奸邪无路可走、政治有根本的程度。后来山东发生战乱，皇上以军事之事询问他，他回答说除了禁止暴乱、使百姓安宁以外，不能提出什么来辅佐皇威震耀之事，因此在酒席间谋划军国大事，并不专属于朝廷。那些廉正、贤良、精深、细密的人才，他平素都熟知于胸中；至于能够纵横驰骋、乘桴远行的人才，却未曾在身边考察衡量。这一点比起阁下今日的雄才大略，还是有所不足的。然而他死后，虽然没有人像思念李严、廖立那样思念他，但十年之内，备任将相、号称名卿的人，大多是他提拔的。唉！比起鲍叔牙的功劳，这也不算小了。前些时候阁下正在处理淮西、蔡州事务，独自承担重任，内怀深谋，外面排除众议，开始把追赶韩信、拔擢吕蒙作为急务，这当然不是叔孙通荐举儒生的时候。如今已经建立卓著功勋，王道教化正在推行，您是否也常常想到魏征所说的守成之难，并且反复思考文皇帝“思危”的诏令呢？以我的愚见，想让人不怨恨，没有比升迁授职有一定常规更好的办法；想让人竭尽忠诚，没有比从焚烧和溺水中援救他们更好的办法。什么叫作升迁有常而不使人怨恨？从省台来说，就是由后行升为前行；从御史台来说，就是由察院转为殿院。如果不是这样，人就会怨恨；如果能够这样，怎么会怨恨呢？什么叫作援救而使人竭尽忠诚？我又不敢把这个道理推到别人身上。假如像我这样既平庸又愚昧的人，本来赶不上同列中的人，难道还敢自我推让给郎吏末等的人吗？假使元和年间第一年任拾遗，第二年任补阙，不到三四年任员外郎，再过三四年任正郎，那么掌权的人即使早晨许诺给他显贵的官职，晚上许诺给他专席而坐，恩惠虽厚，也要突然要求他肝脑涂地、像奴仆一样出力，恐怕很难吧！等到谋划不善，困顿在沟渠之间已经十年，如果有人舒展他的拘挛、让他出来奔走效力，他又怎么敢吝惜气力、保留心髓而不为和扁这样的名医效劳呢？这就像龟鳖有水泉、鸟兽有树林，它们何曾对水和树木感到惭愧；如果把它们捆住关进笼子、锁住囚禁起来，那么放它们出去、投入水中或林中的人，它们一定会啁啾鸣叫、回头眷恋来报答，因为那人使它们免除了灾难。如今天下有的病困于沟渠，有的困在笼槛之中，盼望阁下为他们医治、养育、投入适宜之处、释放出来的，难道只有我一人吗？况且从前阻碍阁下和我的，难道不是因为阁下的奏疏中有“居安思危”四字，被认为触犯忌讳，又对皇上说河南县尉并不是贬官吗？如果不是裴兵部一两次为此事明辨，我本来就应该终老于穷困卑贱之中。倘若阁下又在外任上迟疑二三年，那么在少阳等待希望的时候，本来就不能奉行皇帝光明的命令，去全面了解他们的巢穴；等到讨伐元济开始时，又怎能在皇上面前确定已经形成的策略，在众人议论中排除尚未消除的疑虑呢？如今天下难道不应该把希望寄托于阁下的才略，而您却仍然束手缩颈，私下怜惜自己的志向和力量吗？何况当今陛下宽宥天下，把成全天下人当作自己的天职，特意颁下包容污垢、弃置瑕疵的诏书，并且把任用人才、量才授职的权柄交给阁下。阁下如果能够洗涤旧日的牵累，彻底消除嫌疑，把仇人像振落尘土一样抛弃，像救济饥饿者那样爱惜人才，使恃才而品行浅薄的人得以从烦辱中自我赎罪，使因才能而被忌妒的人在通达的大道上施展力量，对上可以副合陛下与天下人一同更新的心愿，对下可以扩大阁下爱好善行、救助人才的道路，那么即使千百年之后，人们说阁下与裴兵部彼此各有长短，也足以称为贤相了，只是还不能算尽善尽美。况且在陛下刚开始君临天下、以及得到上天长久照耀之后，光明应当越来越盛，哪里会有裴兵部以前提拔群才就全部施行、阁下后来提拔群才却全部废弃的道理？以阁下刚刚沐浴恩泽的开始，以及宏大谋略得以壮盛的时期来说，恩泽应当更加广大，又哪里会有救裴寰之罪、改换禹锡官职就全部容易，而振兴天下困滞之人、推行宽大恩赦的条目就全部困难的道理？我虽然极其愚昧，也不敢这样认为。我自从十年前遭遇许多变故，每次想给朋友旧交写信，尚且不敢把心情完全陈述出来，难道不知道干犯宰相会有不可测的罪过吗？仔细替自己筹划，与其死在蛮夷之地的瘴气中，自己题写一张“不遇”的榜文相比，即使玷污尊贵之人、冒险陈说直言，所受的刑罚也没有什么不同。我姑且借着与您友善的关系，封缄献上鄙陋的诚意，恭候您的处分，不敢逃避推辞。不再多说。元稹叩头。○祝贺裴相公攻破淮西的启 我启奏：恭敬地看到本道节度使的公文，恭敬地承闻相公生擒吴元济，押回京城在宫阙之下斩首，功勋高过古今，事情已经超出言语所能称述的范围，亿万百姓欢呼，天下实在幸甚。我听说，世人都反对而内心不被迷惑的人，叫作明；众多疑虑还没有消除而谋略已经预先确定的人，叫作智。近来上天抛弃淮、蔡，使它们蓄积成为污水洼地，五十年间，三次受到皇帝垂顾。微小的吴元济继而成为凶恶妖孽，以为君命可以逃避，把父亲的死亡当作谋利的资本。圣上凭借睿智的谋略和神妙的筹算，正商议剪除他，而群臣拘守平日的成见和传闻，都怀着阻挠沮丧的心情。公独自运筹英明谋略，卓然站立、毫不动摇；对内排除疑惑的言论，对外整合意见不同的军队，三军都担保效命，一心诛灭凶党。投石之卵虽处危境，抵挡车轮的手臂仍然奋勇，全赖阁下忠诚激愤，亲自巡视抚慰；灵武的旗帜一到，残余的叛乱便如闪电般扫除。这就是所说的等待周公而淮夷才服，得到元凯而吴寇才平。凡是处在陶铸造化之中的人，谁不欢欣庆幸！何况我早年曾趋走于门馆，欢跃尤其深切。只是偏居遥远荒僻之地，不能按例随同拜贺，实在无法表达踊跃徘徊的至极心情。

译○给兴元代理尚书的启 我启奏：我听说，周朝诸侯在齐桓公、晋文公兴起的时代，如果不列名于盟会，便会被夷狄视为夷狄，这是因为他们地位卑微，不能自行通达盟主。元和以来、贞元之后，阁下主持文教之盟，已经二十多年了。我也不过是从经籍中窃取些言语，最终没能像互乡人那样得到进见，自己非常惭愧。自从陛下把环绕梁州的十六州土地交给阁下，阁下挥动铁▯，树立元帅大旗和青色旌旗，清晨持鱼符、竹信，车驾用朱色装饰并有左右侍从，府中设置军司马，任用上等属官，刻制节信而总管统制这些地方。那么我实在是环内州的司马，又因迁徙家族而前往求医，住在阁下治所，内心私下欢欣，愿意改掉从前的羞耻。然而刚开始有官吏往来的时候，有人说通州幽暗、阴湿、险要、蒸热、瘴气很厉害，我私下又怜惜自己才命俱困，恐怕不能再从通州脱身。于是产生了这样的心思，把所作的文章全部留在友人那里，希望日后朋友们不要忘记其中的好坏。箱笼中的文稿，竟然没有留下余存。正要创作新的诗文，等待作为进见的礼物，不幸疮痍突然发作，手脚沉重废弛。恐怕一旦精神抛弃形体，终究不能亲自进见阁下，于是把任官通州以来所作的诗以及平常记忆所得的作品，共五十首，又从文书中选出《迁庙议》《移史官书》《戡难纪》，以及在通州时作的《叙诗》一章，编次为一卷，封缄起来献上。尘污冒犯尊贵之人，惶恐伏地、辗转不安，谨以此启陈述，不再赘言。谨启。○给令狐相公的诗启 我启奏：我起初并不喜好文章，只是做官没有别的途径，勉强通过科举考试。获罪被贬弃之后，自认为已经废滞潦倒，不再想凭文字使人知道自己。却不知道好事之人挑剔搜取我的粗劣文章，因而尘污冒犯尊贵之人。我私下听说相公特意在朝廷中谈到我的诗句，昨天又当面承受教诲，约令我献上旧作，战栗出汗，惊惶踊跃，惭愧得无地自容。我当初从御史府被贬到外地，至今已经十多年了，闲散放诞、无事可做，于是用力创作诗章，日积月累，已有诗将近一千首。其中有感物寄意、可以作为盲人之歌讽谏而传达给上者，也有文字直率、气势粗疏、唯恐获罪而不敢在人前陈列的。只有在杯酒光景之间，屡屡写些短小零碎的篇章，用来自己吟咏抒畅；但我认为律诗体制卑弱，格调气力不能显扬，如果没有姿态，就会流于俗套。因此常想做到思想深刻而语言浅近，韵律声调新颖，对仗没有差错，而风情自然高远，只是一直没有做到。江湘一带有许多新进的年轻人，不知道天下文章有宗主，妄自仿效，又因此失去本意，写成支离浅薄的言辞，全都称为“元和诗体”。我又和同门友人白居易交情深厚，居易很擅长作诗，尤其喜欢驱遣驾驭文字，把声韵推究到极致，有时写一千字，有时写五百字的律诗，互相寄赠。我自知不能超过他，往往戏弄旧韵、另创新词，称为次韵相酬，其实是想用难题向他挑战罢了。江湘间作诗的人又互相仿效，能力不足时，便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脚相同、意义相等，与前篇没有区别，也都称为“元和诗体”。而掌管文章的人考察文风变得不雅正的原因，往往把责任归咎于我。过去我曾认为雕琢文字只是小事，不值得用来说明自己。现在刚听说相公记得我，连续十多天以来，实在害怕自己这堵粪土筑成的墙，蒙大厦庇护却仍然崩坏，反倒成为筑墙者的笑谈。于是抄写古体歌诗一百首，从一百韵到两韵的律诗一百首，合为五卷，奉着启文跪下陈献；或许希望借大厦建成后剩余的材料，蒙您赐予一阅，知道我在章句中作为栾、栌、椽、桷一类的材料，曾经都被衡量取用，那么十多年迂回困顿的经历，也就不算没有用处了。文辞旨意琐碎低劣，冒犯尊严，恭候您的处分，不敢逃避推辞。死罪，死罪。○给卫淮南推荐石琴荐的启 叠石琴荐一件（出自当州龙璧滩下）。这件琴荐，是我亲自前往采得的，稍显珍奇，形状特别，自然带有古色。恭敬地想，阁下具有夔、周公旦那样的至高德行，胸中蕴藏伯牙、师旷那样的卓绝踪迹；人文才学合于宫、徵的深奥，国家重器专有瑚琏那样的贵重。您的技艺深厚，能够攫取精微，将要调和成太平祥和的乐调；您的思虑合于歌谣，足以辅助薰风教化。愿把这块顽璞奉献给您，愿它的（缺一字）声音在五弦上响亮，在六律中发出铿锵之声。它沉沦已久，而您尚未忘记提携拂拭；如果蒙受您不弃之恩，我怎敢不以更加坚贞的作用来报效？

译○《制诰自序》制诰本出于《尚书》。《尚书》中的诰、命、训、誓，都是一时用来约束臣下的文辞；如果不是训导臣下的职责，就一定要指明善恶，以彰明诛罚和赏赐的意旨。因此读《说命》，就知道辅佐君主并不容易；读《胤征》，就知道懒惰荒怠可以被诛罚。秦汉以来，没有改变过。近世通过科举考试用文章取士，掌管文辞的人只求雕琢修饰，不以事实为根本；录取的人，文辞中的赞美超过了实际，却不知道为什么值得赞美；黜退的人，纸面上的罪责超过了实际，却不知道罪责从何而来。又拘泥于对偶，拘束于方圆形式，把它归入赋、判一类的文章。先王用来约束臣下的制度，已经完全丧失了。元和十五年，我开始以祠部郎中的身份掌管制诰，起初没有空暇去整顿约束；后来过了几个月，便常常以古道向丞相进言，丞相认为确实如此。又过了一年，召我入禁林，专门掌管平常的内廷诏命。皇上喜爱文章，一天从容谈到这件事，说：“通事舍人不懂《尚书》，就不懂得制诰的便利和适宜；除了宣读赞拜之外，没有什么不可做的。”从此掌管文辞的大臣，都可以追遵古道，不必再由宫中覆核。然而我所宣读施行的制诰，文辞不能完全表达本意，大多浅近，不能改变旧例。现在追述并为之作序，只是为了表明天子重新恢复古道，并且为后来的人张大他们所应趋向的风尚罢了。○《文稿自叙》刘歆说：“制诰不可删削。”我认为其中有些是可以删削的。进献谋略，控制欲望：君主拥有这些，赞誉就归于君主；臣下专擅这些，赞誉就归于臣下。如果苟且保留下来，那就是掠夺，不合乎正道。讲明经常制度，阐明利害，区别邪正，辨析嫌疑惑乱；保留下来，事情的条理就显著，删去之后，是非就会泯灭。如果苟且删削，那就是过错，也不合乎正道。元和初年，章武皇帝刚刚即位，臣下还没有人用言论来开拓皇上的视听。当时我刚以对诏的身份在拾遗中供奉，于是上献《教本书》《谏职》《论事》等表十多篇，并且替裴度、李正辞、韦熏申诉，说明这些意见应当实行，而宰相却曲意解释皇上的话。皇上颇为醒悟，召见我询问情况，宰相非常憎恶我。不到一个月，我被调出任河南尉。后来接连多年任补阙、御史，出使东川，谨依据元和赦书弹劾节度使严砺籍没涂山甫等八十八家，向梓州、遂州百姓多征赋税数百万。朝廷认为此事奇异，夺去严砺七个刺史的俸料，把所有没收的财物全部归还百姓。适逢潘孟阳代替严砺任节度使，他贪婪超过严砺，又有承奉逢迎之事；虽然不敢完全废弃诏令，却于是下令凡应当得到没收财物的人都缴纳资财，所缴超过他们应得的数额，砍伐薪木、盗取赋税，无所不为；又替严砺秘密上奏，说不应给他恶谥。我从东川回来后，和严砺结交的人暗中对我咬牙切齿。不久，我分任东都御史台的职务。天子长久不在东都，城中有很多违法的人，各部门都设置牢狱，有的把官吏刑具押送入狱，经过一年，御史台和府衙还不知道。我于是飞驰上奏，禁止各部门擅自拘禁囚系。河南尉的判官，我弹劾了他，因此违逆了宰相的旨意。监徐使死在军中，徐州帅府用驿站传送他的棺柩，棺柩到达洛阳后，他的部下殴打辱骂主管驿站的官吏，我命令官吏把棺柩迁到城外，不得再使用驿传。浙西观察使封杖责打安吉县令直到死亡；河南尹诬告上奏，说书生尹泰阶请求处死他；飞龙使诱骗赵实家的逃奴收作养子；田季安强行迎娶洛阳士族女子；汴州没收已死商人的钱财将近千万；滑州向百姓征收一千，却只给人八百；朝廷供应东部军队，主管财政的人错误地下令用牛车四千三百辆运输，飞速运送粮草越过太行山。这类事情有几十件，有的移文处理，有的上奏弹劾，全都由我负责。自贞元以来，已经不习惯依法办事，内外受宠的大臣都沉默不语。适逢河南尹房式诈骗欺骗的事情败露，我上奏请求拘捕他，先前沉默的人便喧嚣起来。宰相一向因为我弹劾判官的事情怀恨我，借此把我贬为江陵掾。后来过了十年，我才任膳部员外郎。穆宗初年，宰相们轮流掌权。一天，丞相段公独自得到皇上召对的机会，于是请求立即任用兵部郎中薛存庆、考功员外郎牛僧孺，我也在请求之列。皇上同意了，不到十几天，依次任命我们为给事中、舍人。那些怨恨我的人日夜编造流言，我害怕获罪，临近任职时上书为自己辩明。皇上怜悯我，三次召见我与我交谈，谈到兵赋以及西北边事，于是命我处理这些事务。从此上书奏事以及入朝进见，都谈论天下大事，外界不知道其中情况，很多人只是凭臆测，陛下更加怜悯我不泄露宫禁中的话，召我入禁林，并且想要很快任用我为宰相。当时裴度在太原，也有做宰相的希望。奸巧之人谋划想把我们二人一同废黜，于是把我没有做过的事情诬陷到裴度面前。裴度的奏章送到后，查验证明全都不合事实。皇上因为裴度正掌握兵权，不想考究谁曲谁直，调我出任工部侍郎，任用裴度为相的期限也因此衰减了。不到几个月，皇上长久以来被人构陷的事情，虽然不能公开揭露，最终还是实现了原来的意图，终于任用我和裴度一同为宰相。又有人诬陷狂人告发我借助宾客刺杀裴度，审问后仍然没有事实；然而裴度和我因此一同被罢免。从元和十五年八月得以见到皇上，到这时还不到两年，像我这样僭越承受恩宠，没有比这更快的；遭遇诽谤和罪责，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因此我的心腹肾肠，全都耗费在扶助、护卫危亡之事上，哪里还有余暇去经营陛下所交付的事务呢？然而在仓促颠沛之中，前后上奏兵赋和边防情况，能够保存下来的有一百一十五篇；如果把它们删去，就是伤害先帝器重任用我的本意。至于陈述、申辩、驳斥诽谤的奏章，删去它们，我便没有办法向朋友自我说明了。其余郡县请求赏赐、庆贺的礼仪奏章，也因此附列在目录中。从《教本书》开始，直到为别人杂奏的二十七轴，总共二百二十七篇奏章。直到我一生终了，都要把它留给子孙，用来说明经常制度实行的艰难，以及销毁它们的容易。

译○《白氏长庆集序》《白氏长庆集》，是太原人白居易所作，白居易字乐天。乐天最初开口说话时，试着指出“之”“无”两个字，能够读得不错误（原注：具见乐天给我的书信）。他刚开始说话，就勤奋敏捷地读书，与其他孩子不同。五六岁便懂得声韵，十五岁立志学习诗赋，二十七岁考中进士。贞元末年，进士们崇尚奔走竞争，不崇尚文章，其中尤其排斥六经。礼部侍郎高郢开始用经术文章决定录取和黜退，白居易一次考试便被选为上等。第二年又在博学宏词科中考取甲等，从此《性习相近远》《求元珠》《斩白蛇剑》等赋，以及百节判，在京城被新进士争相传诵。适逢宪宗皇帝策问召集天下士人，白居易回答诏问符合皇帝旨意，又考取甲等。不久进入翰林，掌管制诰，屡次上书谈论政治得失，于是创作《喜雨诗》《秦中吟》等几十篇，指陈天下大事，当时人把他比作《诗经》的《风》和《楚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章〕 我起初和乐天一同校理秘书省的书籍，前后多次用诗篇互相赠答。适逢我被贬为江陵属官，乐天还在翰林，寄给我百韵律诗以及杂体诗，前后几十篇。此后我们各自任职于江州、通州，又互相酬答寄赠。巴、蜀、江、楚之间以及长安城中的年轻人，接连互相仿效，争相创作新词，自称为“元和诗”；而乐天的《秦中吟》《贺雨》《讽谕》《闲适》等篇，当时很少有人真正理解。然而二十年之间，禁省、寺观、驿站、墙壁上没有不书写的地方，王公、妾妇、牛童、马夫等人的口中没有不谈说的；至于抄写、摹刻，拿到市井上出售，或者拿它换取酒和茶的，到处都是。更严重的，有人甚至盗窃姓名，苟且求取自己的出售机会。作品混杂错乱，实在没有办法。我曾在平水市中看见村学里的孩子们争相学习歌咏，召来询问，他们都回答说：“先生教我们白乐天、元微之的诗。”他们当然也不知道我就是元微之。又有鸡林的商人迫切求购诗文，自己说本国宰相常常用一金换取一篇诗，有的伪作很差，宰相总能辨别。自从有诗文以来，从来没有像这样流传广泛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章〕 长庆四年，乐天从杭州刺史任上以右庶子的身份奉诏回朝；当时我任会稽刺史，于是得以把他的文章全部征集来，亲手编排整理，编成五十卷，共二千二百五十一首。前代作者多以“前集”“中集”为名，我认为国家改元长庆，到此为止，因此题名为《白氏长庆集》。大体说来，人的文章各有长处，乐天的长处可以说是很多了：讽谕诗长于激发；闲适诗长于排遣；感伤诗长于深切；五言律诗超过百字的长于丰赡；五言、七言诗在百字以下的长于抒情；赋、赞、箴、戒一类长于恰当；碑、记、叙、事、制诰长于真实；启、奏、表、状长于直截；书、檄、词、策、剖判长于详尽。总而言之，不是很多吗？至于乐天的官职品秩和德行，以及我同他的交情深浅，并不是作序的要点，所以不写。长庆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作序。●卷六百五十四 ☆元稹（八） ○《永福寺石壁法华经记》据沙门释惠皎自己叙述此事说：永福寺又名孤山寺，在杭州钱塘湖中央的孤山上。石壁《法华经》在寺中，开始于元和十二年严休复任刺史时，由惠皎产生这个心愿；最终到长庆四年白居易任刺史时才完成。石壁上下高六尺五寸，石壁长短共五十七尺六寸，下面环绕着座，上面环绕着顶，堂室环绕着石壁，台阶环绕着堂室。总共买工凿刻经文花费六万九千二百五十钱。经文刻完后，又制成两块石碑；其中一碑，凡是为刻经捐钱十文以上的人，都可以在碑上留下姓名。那些捐钱较多的贵人，如杭州刺史、吏部郎中严休复，中书舍人、杭州刺史白居易，刑部郎中、湖州刺史崔元亮，刑部郎中、睦州刺史韦文悟，处州刺史韦行立，衢州刺史张聿，御史中丞、苏州刺史李谅，御史大夫、越州刺史元稹，右司郎中、处州刺史陈岵，共九位刺史；九位刺史之外，士绅中从杭州经过的，如宣慰使、库部郎中、知制诰贾▯以下，很少有不列入经石名录的。一定按照捐钱先后的次序排列，不按贵贱、老幼、多少排列先后；另一块碑，是僧人们想得到有声望的人为此事作文，以扩大自己的名声。我在长庆二年以辅佐先帝没有功绩的罪名被贬到同州，第二年迁往会稽，途中经过杭州。杭州百姓争相观看，刺史白居易奇怪地询问他们，大家都说：“不是想看宰相，只是想看从前听说过的元稹和白居易。”因此僧人们误以为我是有声名的人，便日夜一起向刺史白居易请求，求我作文章。我看僧人们把经文刻在石上、把文章刻在碑上，本来只是想共同谋求不朽，也想借此夸大自己的宗教事业。如今碑已经刻文，经已经刻石，又有九位诸侯相继为这件事捐钱；从近处说，也可以称作使不同宗派的人前来共同成就不朽事业；从远处说，那么不知道几万千年之后，地与天相互挤压，阴与阳彼此激荡，火与风互相冲击，名与形一起消灭，那么四海九州，也不过是大空中的一粒微尘罢了，又哪里知道什么叫朽、什么叫不朽呢？然而羊叔子能够从枯树中辨认出旧日的环，张僧繇世世代代都成为画师，历阳的地气至今形成城郭，狗被呵斥一声而异世终究不能改变，打铁匠的儿子学习数息之术便容易成功；这又说明人的本性与外物一旦相互交游，最终就不能彼此忘却。又哪里知道这六万九千字的经文，刻在石上永远流传，因为众人的本性共同成就，难道唯独不能成为千万劫中含藏不朽的东西吗？由此想来，僧人们的谋划就成功了。至于佛经的精妙奥义，应当由僧人向我说明，不应由我向僧人说明；何况这篇文章只限于记述石刻，所以不涉及讲解贯通其中的义理。长庆四年四月十一日，浙江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通议大夫、使持节、都督越州诸军事、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元稹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