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百七十九

译○氵▯助教蓬屋题诗序 有些儒者住着蓬草编的门、瓦瓮作的窗，却能自立于世。河间的浚士燮，穷究六经，著述颇多，尤其精通《春秋》。他担任儒官，守道而端庄，立志坚定不移。他在京师十二年，家乡本在吴地，想回去却不能实现，于是建造蓬屋，作为行揖让礼的处所。房屋结构简陋，只能遮挡风雨，大概这是大江以南的旧俗。从这里足不出方圆之地，却仿佛坐在屋中进入吴地，包览包山、震泽，好像就在窗外。这就是所谓求仁而得仁吧，难道不是这样吗！这同那些吟唱南方曲调、徒然仰慕故乡却不能回去的人，所走的道路不同。厚待人伦、怀念旧俗，本来就是六义的根本。因此诸公有作诗来发扬他的德行，写在屋壁上，我为它作序并加以引述。○送韩丰群公诗后序 春秋时期，晋国有个叔向，声名流传，功烈卓著，显扬于当世。而他的兄长伯华，隐藏德行、收敛光彩，退居守护和顺，士大夫中不与叔向交游的人，很少知道伯华。然而孔子称赞叔向说他“留下正直”“遵循义理”，又称赞伯华“博闻多识”“内心树立德行”。兄弟一进一退都得到尊重，荣显于史册，所以羊舌氏的美德直到今天仍没有废弃。宗元曾在京城与韩安平相遇，追求古人的交友之道，在当今世上结交，因此知道您的兄长。兄长字茂实，敦厚朴实而又懂得变通，宽宏和顺而能守住节操，温润淳厚、稳重敦重，与正直之道为伴。他又曾著书，论述礼家之事，条理贯通古今，完备地考订制度尺度，留下的是名声而居守的是实际，淡泊自守。将来一定会被通达之士称道，在我们这些人中也会这样吧？那么韩氏的美德，也将光耀于后世了。如今兄长将要漂游淮湖之间，向诸侯展示才艺，凡是知道兄长的人，都到城外为他饯行。天水赵佶执笔叙述此事，情意殷切，叙写周备，文辞意旨非常恰当。我认为《春秋》的道理，有时从记事开始，有时以说明义理结束。《大易》的体制，把卦序放在篇末。这样看来，设置后序并不违背经典。于是编录饯行诗若干篇，记在未编简册中，用来赠给行旅之人，便拱手作别。○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将入道序 我还未成年时便求取进士，听说娄君的名声很熟。他所作的歌诗，在京城流传吟咏。他通晓多部经书以及诸子百家。当时作文如崔比部、于卫尉，都相互称赞他的文章。众人都说他是纳言的曾孙，又有这样的才华，都推让他为最先登第的人。十多年后，我从尚书郎被贬来到零陵，遇见娄君，他仍是白衣平民，居住没有房屋，出行没有车马随从。我深感奇怪，询问他，他说：“如今那些求取科名的人，结交权贵，依靠亲戚，一旦关系契合，便如插上羽翼，兴风作浪，势盛而有余，这些我都没有。否则就沉溺于丰盛饮食，乘坐坚固良马，在朋友同伴中寻欢，把交往当作资财，把变换门庭当作名声；有人不答应，就凭气势排斥他，这些我也没有。再否则便依靠强健体力，善于登门请托，早晚在平常人面前屈身逢迎，奔走于高门，邀求大车，勉强作笑、虚假说话，卑微猥琐、曲意逢迎，偷取一时的容色来推销自己的才能，这些我也没有。自己估量终究不能忍受这种劳苦，所以舍弃科举而出游。渡过湖泊江河，出豫章，到南海，又从桂林往下游走。我年少时喜爱道士的言论，服食药物以求长寿，还没有完全学会他们的方法，所以一边行游一边寻找它。”我听了更加疑惑。过去我所见考中进士的人，不一定像娄君所说的这样，而且很少有人在文学上能比得上娄君，也没有纳言那样的大德作为祖先，没有比部、卫尉那样的人作为知己，却仍有数百人登科显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人〕 如今娄君并不是才力不足，只是自己不喜欢功名而逃避罢了。因此我挽留他三年。后来他又说：“我内心所追求的东西还没有实现，如今要走了。”我既惊异于他逃避功名，又感念他长久留在我这里，所以替他写下这些话。君子出仕，是为了施行自己的道；退居，是为了独善其身。如今天下太平，皇上屡次下诏求贤，娄君的智慧可以任职理事，文章可以宣扬风教、歌颂德化，行于世间，一定会有人认同他的道并进荐他。骤然成为处士，我认为不合时宜。难道是说年老了才退居吗？可是他还很年轻而且锐意进取。难道是身体羸弱而自行保养吗？可是他身材高大而且强健。询问他退居的原因，却都说不出一个名目。如果只是把图求长寿作为人生道路，那也不是我所说的道。人的形体寄托于尘土之中，并不是我所能私自占有的。幸而能够喜好追求尧、舜、孔子的志向，唯恐不能得到；幸而能够遇到施行尧、舜、孔子的道路，唯恐不能满足，像这样，即使长寿也可以。追求而得到，实行而满足，即使早夭又有谁会悲伤呢？如今如果把呼吸吐纳当作食物，把咀嚼药物当作精神，把无所事事当作闲适，把不死当作生命，那么深山中的木石、大泽中的龟蛇都能老而长久，这对于道又怎么样呢？我曾经向儒者学习，守持儒道却没有成功，才陷入这种处境。出仕便困窘，退处又乖违，这说明我确实不适合谈论道。因为您受到我的偏爱，我又舍不得您离去，所以私下说出这些话并写下来，秘密地交给您。○送易师杨君序 世上学习《易》的人，大多不能穷究老师的学说；他们本来承接孔氏，却妄自认为能够平视万物之外，争相在理义之外逞强，务求新奇来博取名声，放纵辩说来显示高明，离开本源，振作末流，因此羲、文、周、孔的深奥旨意被诋毁、混淆、扰乱，很少有人能够由此通达。像宏农杨君这样不违背古代老师而进入道的精妙境界的人，非常少见。御史中丞崔公博学而守儒道，通达而喜好礼，所以杨君来后，便安排他住在燕堂，供给侯爵的膳食，每天命合邦的学者来与他论说、辩问；他的议论贯通上下，挥洒发散而能彼此相同，使幽暗昏昧的地方大为明朗。他的言论似乎奇诞，却不违背圣人；他的说理似乎放纵，却不失其正。不另造奇异之说来树立自己的名氏，只求通达经义罢了。古人说驾驭孔子学说的人，杨君本来就是这一类人吗？宗元认为，太学设置儒官、传授儒业，应当寻求专精而又通达、新颖而又纯一的人，来做太学生的老师。我过去曾游学太学，却没有找到这样的人。如今天下各地有许多贤能的连帅、方伯，朝廷在槐棘之下设置职位，都任用儒者先贤，而杨君的学说还没有列入博士之中，这该责怪谁呢？莫非是他隐藏声名、含藏美德，使自己陷于困穷吗？在富盛的时代以退让使自己困穷，从而使有职位的人感到羞惭，这就是学习《易》的学说却废弃其道。他将要出行时，向我索求赠言，我冒昧地想改变您的志向。

译○送徐从事北游序 读《诗》《礼》《春秋》，却没有人能够讲说；他的仪容充实庄重，而声名不能传闻于世，难道是因为天下广大、儒者众多而造成的吗？还是因为他隐晦自己的学说，忌讳自己的所读，不让世人听到并传扬他的名字呢？还是因为居住在偏远之地、在偏远之地做官，没有同四通八达的大都市中的豪杰较量才艺，所以才这样呢？不然，就是没有显达之人为他倡导，以振扬他的声名吗？如今世上不能有很多儒者来胜过徐生，观察徐生也不是隐晦其说、忌讳其读，那么大概就是后面两种原因了。徐生北游，一定会到达四通八达的大都市；大都市中一定有显达之人；由此他的声名果真能够传闻于世吗？如果声名传扬，必然能够取得职位；取得职位后，把《诗》《礼》《春秋》的道理施用于政事、推及万物，想着不辜负孔子的笔墨言辞。能够这样，然后才可以称为儒者。儒者难道只是能够讲说、诵读就够了吗！○送诗人廖有方序 交州有许多南方的金、珍珠、美玉、玳瑁、象牙和犀角，所产之物都很奇异，至于草木也与别处不同。我曾惊异于阳德的光明显耀，独独发散在纷繁艳丽的事物上，却很少聚集在人身上。如今廖生刚强健壮、稳重厚道，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守信谦让，内在以此为本质，外在又以文章为文饰。他作唐诗，具有大雅的道理，这难道本来就是阳德聚集于他身上的缘故吗？这是世间少有的。如今世人对于纷繁艳丽的事物，一向都知道珍贵，那么他们也会有珍视廖生的人吗？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我就不说这种人是平庸长久的了，因为这也确实是世间少有的。○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 太史公曾说：世上学习孔氏的人，就排斥老子；学习老子的人，就排斥孔子；道路不同，不能共同谋划。我看老子，也不过是孔氏学说的另一支流，并不能拿来相互对抗，更何况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彼此交替诋毁、抵触而不能相合的，哪里说得尽呢？然而它们都各有能够辅助社会的地方。太史公去世以后，后来又有佛教，本来就是学者感到惊怪、认为悖逆，其中最为严重的。如今有河南元生这个人，他胸襟宏阔而质朴正直，没有什么事物能够挫折他的志向；他的学问广博而贯通，诸般学术没有什么能够阻碍他的道路。他把先前彼此相异的学说全部取来，使它们贯通而归于一致，搜求、选择、融会贯通，使它们与道理大体相合；既发扬各自的长处，又排斥其中奇异邪僻的部分。总的说来，与孔子同道，都能会通于同一旨趣；他的才器足以守持这些道理，他的气魄足以推行这些道理。他不拿自己的道理去求得与世俗相合，常常有意于古人所说的“守雌”。等我到了这个地方，因为我的道途困穷而忧患很多，而他又曾喜好这门学问，便留了三十六天，陈述大道，勤恳地为我讲解，我才了解他的为人。如今他又将离开我向南游历，经过营道，观览九疑山，顺漓水而下，走遍南越，直到大海，那么我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回来。黄鹄一旦飞去，青天无边无际，我怎么能不凭借丰隆、诉说于蜚廉，来把声音寄托在辽阔的天空呢！○送贾山人南游序 《论语》所说的“学习是为了自己”，世上果真有这样的人吗？我在京师长住了三十三年，游历乡党，进入太学，参加礼部、吏部科试，校勘集贤院和秘书省的书籍，出入往来，凡是与我交谈的人，无不是求学者，大概不下百余人，然而没有谁知道什么叫学习是为了自己。等到见到遂州尚书，居住在永州、任柳州刺史时，所见的求学者更加稀少，常常认为如今世上绝无这样的人。住了几个月，长乐的贾景伯来了，同他交谈，发现他精通经书，广泛取法于各史书和诸子百家以及古代作文之人，全部贯通其体系；他说话从不浮泛，行为从不怪异。他居室简陋，不想出门；见到人时却侃侃而谈、庄重严肃。召他做官，他闷闷不乐；引导他回到中原，看他的心意，似乎把夷夏同等看待，不取其中的是非，只说：“姑且只是行道罢了。”像这样的人，他实际上是为自己求学，还是不是呢？假使我在当今世上寻找，贾君果真就是这样的人吗？生活富足就居处，生活困乏就出行；出行不苟且，居处不苟且容身，以这样的态度处于当今世上，他果真能逃脱困乏吗？我因为追逐俸禄而获罪被贬，言论又被世人指责，这对贾君有什么办法呢？他离去时，我就在他的船上备酒，为他唱歌送行。歌辞说：内心充实，居处自得，有时道路上却会跌倒；内心空虚匮乏，有时房屋却会充盈。究竟是匮乏还是充实，是安泰还是困穷，君子又从哪里取舍呢？只求使自身安宁罢了。”像贾君这样的人，所求只是道而已，世上有谁知道他的从容自得呢？○送方及师序 当今世上，游荡的平民中，学习文章却不能写得出色的人，便借佛门的外形来抬高自己；那些学习佛法却不能做到真诚谨慎的人，又托身于文章一流，以此放纵自己。因此，做文章的人和佛门之人，大多放诞杂乱，世人也宽容他们而不加惩罚。如今有方及师，唯独不是这样。他处在同类之中，坚定自守而不逾越节度；与外物交往，谦冲自持而不苟且迎合。遇到通达之士的著述，便亲手抄录，反复学习而不懈怠。实行佛法，不因此而自我懈怠。至于践踏青草、折断嫩芽，铺席、洗手这样的细小戒律，他也从未放纵自己的心意，所以不同于那些借托名义而行事的人。薛道州、刘连州，是文士和儒者中的杰出人物，他们为他提供馆舍以完备敬意，作歌赠送以表达言辞，难道是出于宽贷而滥加礼遇吗？我因此能够不拘泥于成说，把这些话告诉其他好事之人。

译○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 从前佛门的上首僧人，喜欢同贤士大夫交游。晋、宋以来，有道林、道安、远法师、休上人，他们所交游的谢安石、王逸少、习凿齿、谢灵运、鲍昭等人，都是当时的杰出人物。因此佛法的真乘和法印得以同儒家经典并行使用，人们也知道所应趋向的道路。如今有释文畅，天生便明白佛道，前世种下善根，深深喜爱佛法的言语，忘却甘露的滋味，在江南奉行佛道，大约已有三十年。他认为王城是雄伟的大都会，应当有大德之士，于是踏着虚空向西而行，驱策锡杖越过十多年，秦地受到他利益的人越来越多。云、代之间有一座灵山，与天竺的灵山、鹫岭并峙相望；前往求得解脱的人，往来往复，仿佛就在几步之内。因此应当勤求秘宝，礼拜大圣，除了这个地方没有更合适的。于是他又舍弃渡河的筏子，向西方而去，振拂衣尘来到北方边陲，将要同文殊菩萨赴不二之会，脱去污秽牵累，超然到达觉悟之路，我们这些同道之人不能挽留他。天官顾公、夏官韩公、廷尉郑公、吏部郎中杨公，有安石的德行、逸少的高雅、凿齿的才华，都厚待上人，并承继他的道风；他们伫立远望，唯恐他此去不能回来。我们这些人常常仰慕灵运、明远的文雅，所以作诗并为他作序。又进一步劝他说：“如今燕、魏、赵、代之间，天子分别命令重臣，主管各方岳镇，征召任用文儒之士，以此润饰政令，勤勉奉行圣人的教化，尊重礼敬佛教事务的人比比皆是。上人此去，将要会通儒、释两家，宣讲涤除疑滞，那么对于僧衣、戒律的赠送，以及布施财物的集会，便都不会顾念了。您回来以后，何不也征集歌诗，使远大的足迹更加光耀？伟长、德琏的著作，难道能独自专擅千年之重吗？我只是希望暗中承担观风采的职分，来了解郑国的志趣罢了。○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有人问宗元说：你从巽上人那里得到的东西已经很详尽了！他的道究竟怎么样呢？我回答说：我从小喜爱佛教，寻求它的道理，积累起来已有三十年。世上谈论佛教的人，很少能够贯通它的学说；在零陵，我唯独从巽上人那里有所领会。而且佛亲自说的话，我已无法听到了；如今保存在世上的，是佛道遗留下来的书籍。如果不从这些书中寻求，就无法得到佛的言论。佛的言论尚且不能得到，何况它的意旨呢？如今这位上人研究这些书，得到其中的言论，晓悟其中的意旨，推演阐发起来超过万言而不烦琐；总括起来，立下片言也不会遗漏。与世上那些分析章句、考求文字的人相比，他们谈到极其虚无的境界，便放荡而失去操守；辩说万物纷繁的形态，便拘泥而把一切都保留下来；巽上人难道不是远远超过他们吗？据我所听闻和了解，世上善于谈论佛法的人，在吴地有惠诚师，在荆地有海云师，在楚地以南有重巽师。只要这些大师的言论还存在，佛道就不会远离人世。惠诚师已经去世，如今谈论佛法的人更加少了。由儒学而通达佛法的人，有郑中书以及孟常州。中书见到上人，拿着经书拜他为师，并且说：“从中道方面说，我因您而更加通达。”常州的言论说：“从佛法中产生，又得到佛法的分授。”他们都以师友的身份称许上人。如今连帅中丞公备好船只前来迎接，装饰馆舍等待他，是想使他的道在远方推行，这难道只是偶然吗？凭中丞公正直清廉、严肃庄重的品德，凭中书的博辩，凭常州的敏捷通达，尚且都尊崇看重他的道，何况像我这样昏昧的人呢？众人的和谐，来自大人物的倡导。洞庭以南直到南海，那里士人众多，天下求道之士有一半集中在那里。一旦有人倡导，佛道便在远方盛行；那么响应的人，就会像群蛰因雷声而一齐惊动一样，无法阻止。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作为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请的序。○送僧浩初序 儒者韩退之与我友善，曾经以我喜爱佛教言论为忧，责备我同僧人交游。近来陇西李生础从东都来，退之又寄信责怪我，并且说：“看了《送元生序》，却没有斥责佛教。”佛教确实有不可斥责的地方，往往同《易》《论语》相合；我确实喜爱它，因为它关于性情的说法纯正明白，并不与孔子的道相异。退之喜好儒学，尚且不能超过杨子；杨子的著作，对于庄、墨、申、韩也都有所取法。佛教难道反而不如庄、墨、申、韩那样怪诞偏僻、险恶害人吗？他说：“因为它是夷狄之教。”如果因为它属于夷狄而不信其道、加以斥责，那么将要以恶来、盗跖为友，而轻视季札、由余吗？这就不是所谓去除名目而寻求实质了。我所取法的佛教内容同《易》《论语》相合，即使圣人复生，也不能加以斥责。退之所责怪的是佛教徒的外在形迹，说：“剃发穿黑衣，没有夫妇、父子关系，不从事耕田、种桑来养活人。”如果是这样，即使我也不喜欢。退之只恼怒它的外表而遗漏它的内在，正如只知道石头而不知道石中所藏的玉。这就是我喜爱佛教言论的原因。与佛教徒交游的人，未必能够通晓他们的言论。而且凡是奉行佛道的人，大多不爱官位，不争才能，喜欢山水而嗜好闲适安静。我厌恶世人奔逐不已，只把追求印绶作为目的，彼此倾轧；那么舍弃这种人，还能跟谁交往呢？这就是我喜爱同僧人交游的原因。如今浩初安定他的性情，平和他的情志，诵读佛书，通晓《易》《论语》，只以山水之乐为乐，有文章便用文章来表达它。他和父亲、儿子都奉行佛道，以此自养自居，淡泊无求；那么他比那些讲庄、墨、申、韩学说，却奔逐不已、只把追求印绶作为目的而彼此倾轧的人，贤明得多了。李生础同浩初又是好友。如今他将前往南方，我把这些话给他看，也借此寄托我的意见，请他观察退之将会怎样看。○送元▯师序 中山人刘禹锡，是个明察而守信的人。不知道一个人的真实情况，便从不妄加评论；一旦评论，就从不失实。元▯师住在武陵，已有多年，同刘禹锡交游既久且亲密。他拿着自己的诗和序引来见我，我看了那些文字，言辞周详，思虑勤恳，他确实是因为了解元▯师而这样说的。我看世上奉行佛教的人，有的不了解佛道，便舍弃孝道而自以为通达，遗弃情感而以空虚为尊贵。如今元▯穿粗衣、吃粗食，忧心而面色憔悴。因为他的先人安葬之后，尸骨还没有归葬故土，又没有亲族来转移他的哀痛，所以出行寻求仁者，希望最终完成自己的心愿。以勤劳作为安逸，把远方当作近处，这大概是懂得佛法的僧人吧？佛教典籍有《大报恩》十篇，都说由孝道达到佛业的极致。世上放荡荒诞、轻慢行事的人，虽然奉行佛道，却喜欢违背佛经；至于元▯师，我看他不但没有违背佛道，反而同儒家相合。元▯是陶氏的子孙。他的上代有通侯，有高士，有儒学先贤。他承受儒家的资质，所以不敢忘记孝道；追随高士的遗迹，所以出家为释；承袭通侯的家世，所以能够同达官显贵交游。他来跟随我，使我看到他的为人，更加看出刘禹锡的明察和守信，所以又向他谈论此事，重述其经过。

译○送琛上人南游序 佛的形迹离开世间已经很久了，如今留存于世的，是佛的言论。著录佛言的叫作经，辅翼经义而成的叫作论，流传下来的经论虽然百不存一，但佛道的根本已经完备了。佛法的最高境界，没有超过“般若”的；佛经的宏大深广，没有超过《涅▯》的。世上的上等士人，想要由此进入佛道，如果不取法经论，就会背离正道。然而如今谈禅的人，有的流荡而错误，彼此交相承袭，妄取空洞的言语，省略方便法门，颠倒真实之理，既陷害自己，又陷害别人。又有能够谈论本体却达不到作用的人，不知道本体和作用片刻也不能分离。离开作用而只谈本体，是世上最大的祸患。我的朋友琛上人却不是这样：阅读佛经而领会“般若”的意义，诵读佛论而喜悦于“三观”的道理，昼夜学习奉行并亲身实践。有来求教的人，就为他们讲说。受他教化的人，都知道佛道的伟大、佛法的广大、菩萨大士的雄健，也知道只知修行而无实际作用的空谈，以及空荡无物之说的弊害。这样，他便不同于那些增上慢的人。除了他之外，能够不同于这种人而又免除这种名声的，我没有见过。他想使佛道广泛传播到远方，所以喜爱游历；从京师来到这里，又向南出了桂林，不知将走到哪里才停止。我痛恨世上那些傲慢放纵的人，只喜爱外在的东西，却不寻求内在的道理，所以替他写下这些话。○送文郁师序 柳氏以文章雅正高出前代，近些年却很缺少这样的人，百年之间几乎没有替国家起草诏令的人。考中礼部科的，往往几年才有一个。后来的学生和儿童，把文章儒学作为事业的人也更加少了。如今有文郁师，诵读孔氏的书，作诗歌一百多篇，他确实有志于文章、儒学之事了。他又退身进入佛门，背着书箱，怀抱笔札，挟带行装，渡海溯江，独自游走在山水之间，细致地描摹物态，搜寻隐微之处，登高远望，心中凄怆而又超然，纵游心神以求得佳句，好像有人在督促他一样。他自己却穿黑衣、吃粗食，立志终身如此。我实在感到奇怪并讥笑他。他回答说：“我的力量承受不了奔走竞争，我的志趣也承受不了烦扰劳苦。既然喜爱这些，便只管行走求取罢了。”始终不能改变他的志向。我想到当世凭文章儒学取得名声、做显达官员，入朝后却遭受讥讽毁谤、贬斥摧折，不能守住自己职位的人，十人中常有八九个。像文郁师这样的人，难道会遭到讥讽、贬斥吗？因此我不再讥笑他的行为，反而回头讥笑自己。他辞别离去时，我把这些话写下来送给他。○送元举归幽泉寺序 佛道广大而能够包容万物，凡是有志于超脱世俗、以受世俗约束为耻的人，便想进入佛道。所以有外貌像佛而内心不像佛的人，有名义上奉佛而行为不同的人；有刚强狷介而离群独处的人，有曲折舒缓而放纵独居的人。他们的形态各不相同，却都剃发毁服，在世间游行，谁能真正了解他们呢？如今所谓元举的人，从他的视线、容貌和形体来看，未必完全在寻求佛的形迹，却拿着诗句来求见我，难道不是以受世俗约束为耻、而有志于世外的人吗？道理孤独而形迹受拘束，便会产生怨恨；志向高远而形体受到羁绊，便会陷入泥滞。幽泉山，是山中幽静之处。使他的志向得到安顿，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行，借隐遁而获得快乐，足以除去这两种忧患；除此之外，他又能做什么呢？既然说是为我而来，所以在他离开时，我不能不告诫他。○送浚上人归淮南觐省序 金仙氏的道，大概本于孝敬，后来积累众多德行，归于空无。佛法在中原传播教诫，分化为不同的门类，叫作禅、法、律，以此诱导扶助迷乱浑浊的众生，世人因此宗奉它。那些修整观行、尊严法容，以此作为后学仪范的人，被尊为持律宗派。上人穷究佛法秘义，阐明大乘佛法，奉行三千威仪，即使在仓促急迫之际也一定完备。他曾以此道向江湖之人宣讲，江湖之人喜爱他的风范而接受他的恩惠，攀援慈航、仰望彼岸的人，大概有成百上千。天子听说后，征召他到宫阙之下，在大明秘殿亲自询问他。上人宣扬阐发佛教根本，颇为符合皇上的旨意。京师士人僧众，正高高仰望大云之泽，以培植德行根本；而上人不能胜任皇帝顾念反复的恩宠，退下来怀抱省亲侍奉的礼节，恳切迫切地向上请求，于是皇帝无法夺走他的志愿。因此他执杖持锡向东回望，抖擞衣服，清晨出发。右司员外郎刘公深明世间典籍，通达佛教，和上人是方外之交。他起初因上人到来而感到荣耀，如今又为他的离去而惋惜，于是集合郎署中的朋友，作诗赠给他。”刘公退下来让年轻人拿着简册来请我作序，于是我连缀这些诗辞说：上人专心奉行戒律，长久不懈而更加坚定，他大概是后学的楷模吧？教诲众生，所接触的各类人都蒙受福泽，他大概是在积累众多德行吧？回到高堂拜见父母，把远方看作近处，他大概是以孝敬为根本吧？如果真是这样，他将使心归于空无，舍弃渡河的筏子而登上彼岸，那么究竟从哪里能够认识他呢？古代赠礼，一定先用轻礼后用重礼，所以郑国商人犒劳使者，先赠送一乘韦皮；鲁侯赠礼，后来才送吴鼎。如今饯行诗的厚重，都是吴鼎一类的重礼，所以一乘韦皮的礼得以作序并排在前面。并且说，这是因为遵循礼制而不敢推辞。” ○序饮 买下小丘后，第一天锄地整理，第二天清洗涤荡，于是把酒置于溪边石上。先前《记》中所说像牛马饮水的地方，宾客分开坐在溪流两岸。把酒斟满后任其顺流而下，接取酒杯饮用。于是设置监史并下令说：应当饮酒的人，投下三根十寸长的筹；逆流投去，能够不在▯处回旋，不在水洲停留，不沉到水底的，便算过关，不必饮酒。如果回旋、停留、下沉，就按筹的数目饮酒。筹一旦投下，便旋转、眩晕、滑行、汩汩而流，像在舞蹈、像在跳跃；有的快，有的慢，有的离去，有的停住，众人都倚着石头注视，欢呼助其势。它突然流走，才算无事。于是有人饮一次，有人饮两次。客人中有娄生图南，他投筹时，一根回旋，一根停留，一根下沉，独自饮了三杯，众人于是大笑，欢快到了极点。我患有痞病，不能饮酒，到这时却醉了。于是增删原来的命令，直到日夜尽而不知道回去。我听说古代饮酒，有的以揖让酬酢、行百拜作为礼节；有的以呼叫号哭、反复起舞，像沸水、像羹汤一样作为极致；有的裸露身体、袒露衣襟作为旷达；有的借助丝竹金石之乐作为和谐；有的以急促频繁、互相督责作为亲密。如今则全都不同于这些：舍弃百拜之礼，不以呼叫号哭求极致，不袒露衣服而求旷达，不用金石之乐而求和谐，去掉互相督责而求亲密；简约而同乐，放纵而恭敬，▯▯而从容；用这些来合于山水之乐，成就君子之心，是合宜的。作《序饮》，留给后世之人。

译序棋 房直温与我的两个弟弟交游，大家都喜爱学习。我担心他们过于拘谨，想找些办法让他们休息。得到一副木制棋盘，中间隆起而四周圆转，底部方正而笔直，放置二十四枚棋子。贵棋一半，贱棋一半；贵棋称上，贱棋称下，都从第一排到第十二排；下面的棋子两枚才能抵得上上面的棋子一枚，用朱、墨两色来区别。房生取来两支毫笔，按照棋子的等级写上标记。后来两人进行角力游戏，便看待贱棋为卑贱，看待贵棋为尊贵。要让棋子受到撞击，必先用贱棋；不得已而用贵棋时，贵棋都战栗昏乱，也很少能够击中目标。取得朱色棋子，就好像有所富余；取得墨色棋子，就好像有所不足。我仔细观察这件事，思考它的起因，才发现它们本来都是同类；房生只给它们写上标记，轻重尊卑便成了这样。只是因为有的靠近他的手，便先使用它们，并不是能够选择善的就给它朱色、选择不善的就给它墨色。然而上面的就被看作上面的，下面的就被看作下面的，贵的就被看作贵的，贱的就被看作贱的；轻视那些而敬重这些，于是差别便越来越远。那么世人用来区别人的贵贱，难道同房生区别这副棋子的贵贱有什么不同吗？不也只是因为靠近自己而先使用它们吗！难道真有人能够选择人的善与不善吗？那些受到敬重和轻视的人，也会随之动心，又有谁敢议论他们究竟善还是不善呢？得到贵位的人，有谁不会意气扬扬、心志放纵呢？处于卑贱地位的人，有谁不会面貌怠慢、内心放纵呢？所谓贵人，有谁敢轻视而让他受到撞击呢？所谓贱人，有谁敢逃避让他受到撞击呢？那些被标为朱色和墨色的棋子，相差何止千万，有谁敢用两枚墨棋去抵一枚朱棋呢？我就是被标为墨色的一类人，观察这件事的开始和结局，觉得很像棋子，所以作了这篇叙。卷五百八十 柳宗元（十二） ○监祭使壁记 《礼记·檀弓》说：“祭祀的礼节，与其敬意不足而礼仪有余，不如礼仪不足而敬意有余。”这就是说，礼仪和敬意一定都完备，然后祭祀的意义才能实现。《周礼》记载：祭仆巡视祭祀时，检查主管祭祀的官员和百官是否做好戒备与准备，惩罚那些对祭祀疏远怠慢的人。汉代以侍御史监视祭祀。《唐开元礼》规定：凡是大祀若干、中祀若干，都由御史监视；祠官有不合礼仪的，就上报。刻印、发布文书时，称为监祭使。宝应年间，认为这种礼制尤其不同寻常，改称祠祭使，不久又恢复原来的称号。后来又制定制度：凡供奉祭祀的官吏，即使正当斋戒期间，也可以加以决罚；因此礼仪和敬意都不能完备。圣人对于祭祀，并不是一定要使鬼神真实存在，大概也是借此附加教化。祭祀天地，是表示尊崇；如果不严肃，就无法教人敬重。祭祀宗庙，是表示扩大孝道；如果不严肃，就无法教人亲爱。祭祀有功烈的人，是表示报答恩德；如果不严肃，就无法劝人行善。凡是严肃祭祀的办法，都从法令制度开始；奉行法令、遵守制度，又是由御史负责的。因此将要举行祭祀时，祠部上报日期，吏部上报官员，奉行制书前来告示，然后颁布给有关官署，以便办理各项事务。太常修整礼仪，光禄准备祭品，百工服役，前一天都到祠所检验查看。御史会同公卿和有关官员，拿着简册到场监督，所以黍稷等祭品、牲畜、酒醴、蔬菜果品等供馔，一定充实地准备在厨房；钟鼓、笙竽、琴瑟、击奏等音乐，以及乐舞的行列、节次和人数，一定完备于庭院之内；酒樽、祭器、盥洗器、俎豆等器物，一定洁净地陈列在坛堂之上。奉献祭品的士人、赞礼的童子、乐工舞师以及手执兵器负责护卫的人，都按规定列队；在堂下设置棰杖，以整肃官吏刑法。这样群吏没有敢不备齐祭物的；又把奏牍排列在案几上，以严明上天的法宪，于是众官没有敢不竭尽诚心的。到了祭祀那天，监祭使先登上西阶站立，等待祭祀结束。祭礼中的进退周旋、音乐的节奏，都必须完全知晓；退下来后还要察看焚烧、燎祭、瘗埋等仪式，以恭敬之心结束祭祀。平时则整治四方进贡的祭祀物品，按时送入王府。祭祀所用服饰器物的修整准备，祠宇的修缮，牛羊毛色和清洗的规定，三宫御廪的供给，都必须完备，听候命令。旧制以监察御史中的长官长期担任这一职务。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有空缺，我的班次在三人之后，于是被提拔来主管此职。第二年，中山刘禹锡开始恢复旧制。依据礼和敬来监督有关人员，官府事务更加得到治理；制度命令有不合时宜的，必定上报皇上，革除并加以纠正。于是开始作这篇记，寻求簿书，得到担任这一职务的若干人的姓名，写在其中。○四门助教厅壁记 周人设置虞庠于四郊，用来奉养老年国士，教育贵族子弟。《祭统》说：“天子设置四学。”大概说的就是这种制度。《易传·太初篇》说：“天子早晨进入东学，白天进入南学，傍晚进入西学，夜晚进入北学。”蔡邕引用这段话，用来确定明堂的方位。《大戴礼·保傅篇》说：“帝进入东学以尊崇仁，进入南学以尊崇信，进入西学以尊崇德，进入北学以尊崇爵。”贾生叙述这件事，用来说明太子的教育。因此说，太学是施行大教的宫室，四学都具备于其中。它参照明堂的政教，探究大教的极致，其建置的意义是宏大的。后魏大和年间，在四门设立学校，设置助教二十人；隋代才隶属于国子监，并减置为五人。本朝开始把它合并于太学，又减至三人。员额职位越来越简少，但这个官职尤其难以担任，不是通晓儒学的人不能列入其中。四门学的制度，掌管国家的上士、中士、下士三等，以及侯、伯、子、男四等爵位者的子弟。凡是这些人的子孙中作为贵族子弟的，以及庶士、庶人的子弟中作为俊士的，都让他们从事学业、居于学校，接受师儒之官的考察和纠正。助教的职务，是辅佐博士掌管鼓箧、▯贾楚等教育政令，分别安排学生并加以教育；其中有通晓经书、勤奋学习的人，必定在年末升送礼部，接受选拔考试。考察学生的升降进退，必须斟酌采取中正之道；不是博雅庄敬之士，本来就不能担任这一职务，所以有人因而离开学校，升任朝廷官职。贺秘书因此成为博士，归散骑因此成为左拾遗。旧制把拾遗定为八品清官，所以一定要由有名望且名实相符的人担任。贞元年间，王道教化已经成就，经籍事务稍微闲暇，有关官署任命太学官员，颇以为容易。专门追求名誉、喜好文章的人，都以担任学官为耻。到这时，河东柳立才以进士身份请求署理这一职务，天水武儒衡、闽中欧阳詹又接踵而来。这一年，担任四门助教的总共三人，都是文士，京师人认为这是一件奇事。我和柳立同出于方舆公门下，和武公（“武公”一作“武君”）一同登第于礼部，和欧阳生在文章方面志趣相同。四门助教署从未记载前任的姓名，所以我特意为此作记，而以这三个人为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