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四十

译如今派遣使者，以拥立可汗为名；可汗尚未确定，就到各国购买马匹，他们一定会认为您的意图在于买马，而不是专门拥立可汗。可汗如果能够被拥立，就不会特别感念恩德；如果不能被拥立，就会深深怨恨。各蕃国听说此事，必定不会看重中国。买马既然不可能成功，即使得到马匹，回去时也没有道路可走。只要使他们的国家安定，各国的马匹不必求取也会自行送来。从前汉文帝有人进献千里马，汉文帝说：“我顺利出行每天走三十里，遇到不顺利的情况每天走五十里；銮舆在前，属车在后，我独自乘坐千里马，将要到哪里去呢？”于是偿还进献者在道路上的费用，将马退还给他。又光武帝有人进献千里马和宝剑，他把马用来驾鼓车，把剑赏赐给骑士。如今陛下凡有所施行，都远远超过三王，为什么到了买马这件事上，反而要做得低于汉文帝、光武帝呢？又魏文帝想求取西域的大珍珠，苏则说：“如果陛下的恩惠施及四海，那么珍珠不求也会自行到来。通过求取而得到它，就不值得珍贵了。”陛下即使不能仰慕汉文帝的高尚行为，难道不能畏惧苏则这句话吗？谏止征聘充华的奏疏 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抚养爱护百姓，应当忧虑百姓所忧虑的，喜爱百姓所喜爱的。自古以来有道的君主，都把百姓的心当作自己的心，所以君主住在台榭之上，就希望百姓拥有房屋居住的安稳；自己吃精美的饭食，就希望百姓没有饥寒之患；自己顾视嫔妃，就希望百姓拥有家庭团聚的欢乐。这是君主通常应有的道理。如今郑氏的女儿早已许配他人，陛下却毫不迟疑地把她取来，完全不加顾问，并让这件事传遍四海，这难道是作为百姓父母的道义吗？臣听说的情况或许还不确实，然而恐怕会损害圣德，感情上不敢隐瞒。君主的举动必定会被记载，愿陛下特别留心思考。十渐疏 臣考察自古以来的帝王，接受天命、安定鼎器，都想把帝位传给万代，把谋略留给子孙。所以他们垂衣拱手处在朝廷，向天下发布政令；谈论治道，必定先崇尚淳朴而抑制浮华；谈论用人，必定尊重忠良而鄙视邪佞；谈论制度，就断绝奢靡而崇尚节俭；谈论物产，就重视粮食和布帛而轻视珍奇。然而在接受天命之初，人人都遵守这些原则来成就治理；稍稍安定之后，多半反而背弃它们而败坏风俗。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不是因为身居万乘之尊，拥有四海的财富，说出话来没有人敢违逆，所作所为人们必定顺从，以致公道被私情淹没，礼节被嗜欲损害吗？俗话说：“知道并不难，实行才难；实行并不难，坚持到底才难。”这话确实正确！臣恭敬地想，陛下年龄刚满弱冠，就大力拯救天下的横流，削平四方，开始创立帝王基业。贞观初年，正当年富力强之时，仍然抑制减少嗜好欲望，亲自实行节俭，使内外安康，终于达到大治。论功业，商汤、周武王也不足以相比；论德行，尧、舜也并不遥远。臣自从被提拔到陛下身边，已经十多年了，每次侍奉于帷幄之中，多次承受明诏，常常听陛下赞许仁义之道，说要守持而不失；赞许俭约的志向，说要始终不改变。这正是“一句话可以兴盛国家”所说的情形。这些关于德行的话还在耳边，怎么敢忘记呢？然而近年来，陛下渐渐违背了过去的志向，崇尚淳朴的道理逐渐不能坚持到底。臣谨将所听到的情况，列举如下。陛下在贞观初年，无为无欲，以清静之治教化天下，远达边远荒僻之地。拿今天来考察，风气已经渐渐衰败：听取言论时，远远超过上等圣君；议论政事时，却还没有超过中等君主。为什么这样说呢？汉文帝、晋武帝都算不上最贤明的君主，汉文帝尚且拒绝千里马，晋武帝尚且焚烧雉头裘；如今却要到万里之外求取骏马，到境外购买珍奇，在道路上搜求怪异之物，以致被戎狄轻视。这是渐渐不能善始善终的第一点。从前子贡向孔子询问治理人的道理，孔子说：“要小心啊，就像用腐朽的绳子驾驭六匹马一样。”子贡说：“为什么这样畏惧呢？”孔子说：“如果不按照正道驾驭它们，那就是我的仇敌，怎么能不畏惧呢？”所以《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能安宁。”作为百姓之上的君主，怎么能不敬重百姓呢？陛下在贞观初年，爱护百姓如同他们受到伤害一样小心，体恤他们的劳苦，爱民如子，常常崇尚简朴，不营造、不作为。近年以来，心意转向奢侈放纵，忽然忘掉谦卑俭约，轻易耗用民力，甚至说百姓没有事情做就会骄纵安逸，役使他们反而容易驱使。自古以来，从没有因为百姓安逸快乐而导致国家倾覆的。哪里有反而害怕他们骄纵安逸，故意想要役使他们的道理呢？恐怕这不是振兴国家的至理名言，难道是安定百姓的长远谋划吗？这是渐渐不能善始善终的第二点。陛下在贞观初年，牺牲自己来使万物得利；到了今天，却放纵欲望而使百姓劳苦。谦卑俭约的表现年年改变，骄纵奢侈的情状日益不同。虽然忧虑百姓的话不绝于口，但享乐自身的事情，实际上深深放在心上。有时想要营造某些东西，又担心大臣进谏，便说：“如果不做这件事，就不利于我的身体。”这样一来，臣下的心情还怎么能够再争辩呢？这只是意在堵住进谏者的嘴，难道能说是选择善道而实行吗？这是渐渐不能善始善终的第三点。立身处世的成败，在于所受的熏染；兰草、白芷和鲍鱼放在一起，都会相互熏染，所以对于所习染的事物必须谨慎，不可不加思考。陛下在贞观初年，磨炼名节，不偏私于外物，只与善人为伍，亲近爱护君子，疏远斥退小人。如今却不是这样：轻慢亵狎小人，礼敬看重君子。看重君子，就只是恭敬而远离他们；轻慢小人，却亲近而接纳他们。亲近小人，就看不见他们的过错；远离君子，就不知道他们的长处。不知道君子的长处，就会不加离间而自然疏远他们；看不见小人的过错，就会有时自然而然地亲昵他们。亲近小人，不是达到天下大治的道路；疏远君子，难道是兴盛国家的道义吗？这是渐渐不能善始善终的第四点。《尚书》说：“不做无益之事而损害有益之事，功业才会成就；不看重奇异之物而轻视日常有用之物，百姓才会富足。不是本土所产的犬马，不要蓄养；珍禽奇兽，不要在国中饲养。”陛下在贞观初年，举动总是遵循尧舜之道，舍弃黄金美玉，返归质朴淳厚。近年以来，却喜爱崇尚奇异之物。难以得到的货物，无论多远都运来；珍奇玩物的制作，也没有一刻能够停止。君上喜好奢靡，却希望臣下敦厚朴实，从来没有这样的道理。末业日益兴盛，却想求得财物丰足，这种愿望不可能实现，也已经很清楚了。这是渐渐不能善始善终的第五点。贞观初年，求贤如同口渴求水；善人所推荐的人，便信任并任用他们，取用其长处，总担心自己来不及任用。近年以来，却凭个人好恶行事：有时众人都推荐的人也任用，有时只因一人诋毁便弃置；有时任用多年仍继续使用，有时一旦产生怀疑便疏远。人的行为有一贯的表现，事情也有已经形成的迹象；被诋毁的人，未必就可信于推荐他的人；多年形成的操行，不应在一朝之间突然丧失。君子的胸怀，是践行仁义、弘扬大德；小人的本性，是喜好谗佞，以此为自身谋利。陛下不考察事情的根源，便轻率地加以褒贬，这就使守道之人日益疏远，使求取私利之人日益进用；因此人人都只想着苟且免祸，没有谁能够尽力办事。这是渐渐不能善始善终的第六点。

译陛下刚登上帝位时，高居深宫而明察天下，政事只求清静，内心没有嗜好欲望，宫内除去毕弋之类的器物，宫外断绝田猎的根源。几年以后，却不能守住当初的志向，虽然没有连续十天放纵游乐，有时也超过了三驱之礼。于是使游猎盘桓的娱乐受到百姓讥笑，鹰犬的进贡远至四方夷族。有时训练鹰犬的地方道路遥远，天还未亮就出发，直到入座和衣才回来，把驰骋当作欢乐，却不考虑意外变故。事情一旦发生意外，难道还来得及挽救吗？这是渐渐不能善始善终的第七点。孔子说：“君主按照礼来役使臣下，臣下用忠诚来侍奉君主。”既然如此，君主对待臣下，在道义上不可薄待。陛下刚登上帝位时，以敬意接待臣下，君主的恩泽下达，臣下的心意上通，人人都想着竭尽力量，内心没有什么隐瞒。近年以来，却多有忽视。有人作为外任官员奉使入朝，想着要见到宫阙，陈述自己所见所闻；想说话时，陛下却不接纳他的神色；想请求时，又得不到更多恩礼。有时还趁着他的一点短处，追问细小过错，即使他有聪明善辩的才略，也无法申明自己的忠诚。这样却希望上下同心、君臣和谐，不是很难吗？这是渐渐不能善始善终的第八点。骄傲不可滋长，欲望不可放纵，享乐不可达到极点，志愿不可自满；这四件事，是前代君王用来招致福祉的原则，也是通达的贤者认为最应深切戒惧的。陛下在贞观初年，勤勉不懈，委屈自己听从别人，总觉得自己还做得不够。近年以来，稍有自负放纵，仗恃功业伟大，心中轻视前代君王，自负圣明睿智，心里看轻当代之人，这就是骄傲在滋长。想要做什么，都要实现自己的意愿；即使有时抑制情感听从进谏，最终还是不能忘怀，这就是欲望在放纵。心思在嬉游，感情没有厌倦，虽然还没有完全妨害政事，却不再专心治理国家，这就是享乐将要达到极点。天下都已安定，四夷也归顺服从，却仍然远道劳师动众，向边远民族问罪，这就是志愿将要自满。亲近狎昵的人迎合旨意而不肯进言，疏远的人畏惧威势而不敢进谏，日积月累而不停止，就会损害圣德。这是渐渐不能善始善终的第九点。从前陶唐氏、成汤时代，并不是没有灾患，但称他们具有圣德，是因为他们有始有终，无为无欲，遇到灾害就极其忧劳勤勉，时局安定就不骄傲、不安逸。贞观初年，接连多年霜灾旱灾，京畿以内的户口都迁往关外，扶老携幼，往来数千里，却没有一户逃亡、一个人怨恨困苦，这确实是由于知道陛下怜悯养育百姓的心意，所以至死也没有改变心志。近年以来，百姓疲于徭役，关中百姓尤其劳苦困弊。各种杂役工匠到了休息日都被留下来和雇，正式士兵轮番服役时又常被另行驱使。和市征购的物品在乡里不断出现，递送物资的人员在道路上接连不断。既然已有这些弊病，就容易造成惊扰；如果再遇到水旱灾害，谷麦歉收，恐怕百姓的心情就不能像前些日子那样安宁了。这是渐渐不能善始善终的第十点。臣听说，祸福没有固定的门路，只是由人自己招来。人如果没有过失，妖异之事就不会妄自发生。臣恭敬地想到，陛下统御上天所覆、四方所载的天下，已经十三年了，道德遍及天下，威势加于海外，年成丰收，礼教大大兴盛，家家户户都可以比作可封之民，菽粟多得如同水火一样容易得到。到了今年，天灾流行，炎热之气造成旱灾，竟远远波及各郡国；凶鬼作祟，忽然又在京城附近发生。天还能说什么呢？只是显示征象来警诫人。这正是陛下惊惧的时刻、忧劳勤勉的日子。如果见到警诫便恐惧，选择善道便遵从，像周文王那样小心谨慎，追法殷汤那样归罪于己，把前代君王用来达到大治的方法勤勉地实行，把当今用来损害德行的事情认真思考并改正，与万物一起更新，改变人们的观感，那么皇位福祚就会无穷无尽，天下都将庆幸，哪里还会有什么祸败呢？这样看来，社稷的安危、国家的治乱，全在君主一人而已。如今太平的基础已经高耸到接近天际；但九仞高山的堆积，还差一筐土便功亏一篑。千载难逢的美好时机，一旦错过就很难再来；明君本来可以有所作为却不去做，这正是微臣郁结而长叹的原因。臣确实愚昧浅陋，不通晓时务，只是略举自己所见的十条，冒昧上报圣听。希望陛下采纳臣狂妄浅陋的话，再参照民间百姓的意见，希望千虑之中或有一得，能够确实对职分有所补益；那样臣即使死去，也如同获得新生，甘愿接受斧钺之刑。○论君子小人疏 臣听说，做君主的关键，在于赞美善行而厌恶恶行，亲近君子而疏远小人。明确地赞美善行，君子就会进用；明显地厌恶恶行，小人就会退避。亲近君子，朝廷就没有朋比为奸的政治；疏远小人，听取意见就不会偏私邪曲。小人并不是没有一点小善，君子也不是没有一点小过。君子的小过，就像白玉上的微小瑕疵；小人的小善，就像铅刀偶尔砍下一刀。铅刀偶尔有一割，良工并不看重，因为一点小善不足以遮掩众多恶行；白玉虽有微瑕，善于估价的人也不会抛弃，因为小小的瑕疵不足以妨碍它的大美。赞美小人的小善，叫作赞善；厌恶君子的小过，叫作恶恶，这就会把蒿草和兰草混在一起嗅，把玉和石头混为一谈，正是屈原沉江、卞和泣血的原因。既已认识玉石的区别，也辨明蒿兰的气味，却赞美善行而不能进用善人，厌恶恶行而不能斥退恶人，这就是郭氏国都成为废墟、史鱼留下遗恨的原因。陛下聪明神武，天资英明睿智，胸怀广博仁爱，广泛接纳各方面的人才，喜好善行却不太选择人，憎恶恶行却还不能疏远奸佞；又因为言语直率，不隐瞒对恶行的憎恶，听到关于别人的传闻，有时不能完全相信；听到别人的恶行，却认为一定属实。即使有独到明察的智慧，仍恐怕道理未能穷尽。为什么呢？君子宣扬别人的善处，小人揭发别人的恶处。听到恶行便一定相信，小人的道路就会滋长；听到善行却有所怀疑，君子的道路就会消亡。治理国家的人，应当急于进用君子、斥退小人。如今反而使君子之道消亡、小人之道增长，那么君臣就会失去秩序，上下就会闭塞隔绝，对动乱和灭亡也不加忧虑，将凭什么求得治理呢？况且世俗常人心中没有长远谋虑，心思只在告发攻讦，喜欢谈论朋党。以善行相互成就，叫作同德；以恶行相互助长，叫作朋党。如今清浊一同流淌，善恶没有区别，把告发攻讦当作诚实正直，把同德之人当作朋党。把他们当作朋党，就说事情没有可信的；把他们当作诚实正直，就说他们的话都可以采纳。这就是君主的恩德不能结于臣下，臣子的忠诚不能上达君主，大臣不能辨别正邪，小臣不敢有所议论的原因。远近之人都顺着这种风气，混杂成俗；这不是国家的福气，也不是治理国家的道路。它只足以滋长奸邪，扰乱视听，使君主不知道应当相信谁，臣下也不能彼此安宁。如果不作长远考虑，彻底断绝它的根源，那么后患就不会停止。如今幸而还没有败亡，是因为君主有长远谋虑，虽然开始时有所失误，最终必定能够纠正。若正逢时局稍有败坏，既往而不返，即使想要悔改，也一定来不及了。

译既然不能把这种道理传给后代，又凭什么为将来垂示法则呢？况且进用善人、罢黜恶人，是施用于他人的事情；以古人为鉴，是施用于自身的事情。照见容貌的镜子在于止水，照见自身的镜子在于明哲之人。能够把古代贤明君王作为镜子，来观察自己的所作所为，那么容貌的美丑便会清楚地呈现在眼前，事情的善恶也能自然明白于心，不必劳烦记载过失的史官，也不必借助民间百姓的议论，巍巍的功业会日益显著，赫赫的声名会流传得更加长远。作为君主，难道可以不努力做到吗？○论处置突厥的适宜办法疏 突厥从古至今，没有像这样惨败的。如今是上天要把它剿灭，也是宗庙的神威；况且他们世代侵扰中原，百姓与他们有冤仇。陛下既然因为他们投降而不能诛灭，就应当把他们遣送到河北，居住在他们原来的土地上。匈奴人面兽心，不是我族之人，强盛时必然侵盗，弱小时就卑屈服从；不顾念恩义，是他们的天性。秦、汉担忧的正是这一点，所以时时派遣猛将攻击他们，收服后把他们设置为郡县。陛下为什么反而把他们安置在内地呢？况且如今投降的人将近十万，几年之后，繁殖增长超过一倍，居住在我方的肘腋之下，靠近京畿，就会成为心腹之患，必将成为后患。尤其不可以把他们安置在河南。晋代有魏国时期的胡人部落分居在邻近郡县，灭吴以后，郭钦、江统劝晋武帝把他们驱逐出塞外，武帝没有采用他们的意见，反而把胡人安置在河南；几年之后，终于使洛阳、邺城倾覆。前代覆车的教训并不遥远，陛下如果一定采用温彦博的意见，把他们安置在河南，这就叫作养虎自遗后患。○谏诏令免除租赋却又命令输纳疏 臣恭敬地看到八月九日的诏书，天下全都免除赋役一年。老少互相欢庆，载歌载舞。在路上又听说有诏令：丁巳年分配的徭役，立即令其服役期满；折合修造的其他物料，也要送来缴纳，等到明年一并折算。道路上的百姓全都失望了。这确实是把万姓平均看待，如同一视同仁地对待七子；然而下层百姓难以同他们谋划开始时的事情，平日也不知道内情，都以为国家是在追悔前言，反复无常。臣私下听说，上天辅助的是仁德，人们帮助的是信用。如今陛下刚刚承受帝位，亿万百姓都在观察您的德行；诏令刚发出，便有两种说法，使八方百姓产生疑心，失去四时运行那样恒常的大信用。即使国家有倒悬般的紧急危难，这样做尚且不可，何况国家安稳如泰山，却随意实行此事。替陛下谋划这样做的人，在财利上只是小有所得，在德义上却有大的损失。臣确实才智见识浅陋，却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希望陛下稍微阅览臣的话，详细选择其中利弊；冒昧进言的罪过，臣甘愿承受。○豫章公主去世后仍穿超过礼制的丧服疏 自从豫章公主去世，陛下长久穿着素服，群臣的心情都惊惧不安，人人不能自处。臣听说古代君王，亲属关系超过期服范围的，便停止服丧；这是前代典籍中的礼制，也是历代沿用的旧章。陛下发自圣人的慈爱，深深表达对公主去世的哀恸，穿素服以来已经过了数月，对死者追悼的情义，已经足以显示加厚的恩隆。希望陛下割舍无尽的悲痛，遵从先王的礼制，改穿常服，以符合群臣百姓的心意。臣滥受重任，不敢沉默不言。○辨析权万纪弹劾房玄龄、王珪考核官员不公疏 房玄龄、王珪都是国家重臣，并且都因忠诚正直而受任用。他们所考核的人既然很多，偶尔有一两个人评定不当，只是因为眼前有左右亲近之人，并不是心中存有阿谀偏私。如果立即推究绳治，便是不信任他们；既然不可信任，又怎么能够担当重任呢？假如确实有错误，也不足以损害国家；如果穷究审问最后发现是虚假的，就会失去任用大臣应有的体统。况且权万纪每天都在考核堂中，如果确实有违失，完全可以当时论正；他当时亲眼看见，却一点也没有陈说，等自己不能参加考核之后，才开始纠弹。这只是徒然激起皇上的愤怒，并非真心为国。对上无益，对下有损。臣只是痛惜它损伤政体，不敢因此有所偏党。○谏西征诸将不得列入上等考核疏 臣听说，采集尺璧时可以舍弃细小瑕疵；记录大功时，不应计较细小过错。西征诸将虽然没有建立更大的功劳，但侯君集、李万均能够平定寇乱，没有辱没国家使命，跋涉艰险，往返两年；考察他们的勤劳，与留在国内的人没有不同。即使没有让人产生怨恨，也不足以劝勉将来的人。臣愚昧地认为，西征诸将中，除侯君集、李万均以外，五品以上、具有功勋而没有罪过的人，他们的考核请再斟酌。这不只是使一件事情得到妥善处理，也足以劝勉后人。○答太宗手诏疏 帝王所重视的，在于确定君臣名分，彰明父子关系，端正夫妇关系。这三者不混乱，然后内外才能安宁。近来看到弟子凌辱老师，奴婢轻慢主人，臣下多有轻视君上之举，都是有所企图而来，这种风气渐渐不可滋长。帝王的胸怀应当像天地一样广大，信用应当像四时一样恒常。诸葛亮作为小国的臣子，尚且能够推诚布公。如今治理政事，不能做到平心公正，也损害了公道。心中所喜爱的人，即使行为偏僻也不认为是错；心中所厌恶的人，即使行为正直也不认为是对。如今每次发言，常常痛斥私下请托；但有时即使是小事情，自己也未必能够避免。上面这样做，下面就会仿效，按道理这是必然的。○论审理狱讼、听取进谏疏 臣听说，德行深厚的，没有超过轩辕、唐尧；仁义隆盛的，没有比舜、禹更显著。想要继承轩辕、唐尧的风尚，追踪舜、禹的足迹，就必须用道德来镇定天下，用仁义来弘扬政教，举荐善人并任用他们，选择善言并听从它。不选择善人、任用贤能，反而把政事交给贪欲的官吏，既然没有长远谋略，必然会失掉大体。只知道奉行三尺法律，用它来约束天下人，却想求得垂衣拱手、无为而治，是不可能的。所以圣贤君主统治天下，移风易俗，并不依靠严刑峻法，只在于仁义而已。因此，没有仁德就无法广泛施惠，没有义就无法端正自身。用仁德惠及百姓，用义端正自身，那么政治即使不严厉也能治理好，教化即使不严肃也能成功。这样看来，仁义是治理的根本，刑罚是治理的末节。治理国家使用刑罚，就如同驾车需要鞭策一样。人人都已受到教化，刑罚便无处施用；马已经竭尽力量，鞭策也就没有用处。由此说来，刑罚不能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也已经很清楚了。所以《潜夫论》说：“君主治理天下，最重要的没有超过道德教化。”百姓有本性，也有情感；有受到教化的状态，也有形成的习俗。本性和情感，是内心，是根本；习俗和教化，是行为，是末节。因此上等君主治理世事，总是先抓根本、后处理末节，顺应人的内心而规范人的行为。如果内心和情感确实端正，那么奸邪就无从产生，邪恶的意念也无所寄托。所以古代最圣明的君主，无不致力于治理百姓的内心，因此说：“听取诉讼，我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一定要做的，是使天下没有诉讼吗？”用礼来引导百姓，务必使他们的本性敦厚而消除偏私情欲。百姓彼此相爱，就没有互相伤害的意图；行动时总想到义，就没有蓄积奸邪的心思。像这样，并不是法律命令所能治理的，而是教化所造成的。圣人非常尊崇德礼而轻视刑罚，所以舜先告诫契，让他恭敬地推行五教，然后才任用咎繇来施行五刑。

译凡是制定法律，并不是为了专门掌管百姓的短处、惩罚他们的过错，而是为了防止奸恶、挽救祸患，约束淫邪、使人回归正道。百姓受到善的教化，就会具有士人君子的心性；遭受恶的政治，就会产生怀藏奸乱的念头。所以善的教化养育百姓，就像工匠制作麴和豉一样。六合之内的百姓，好比同在一片荫蔽之下；平民百姓，好比豆麦之类，变化其言语行动，只在于所受的陶冶。遇到良吏，就怀有忠信而践行仁厚；遇到恶吏，就怀有奸邪而行为浅薄。忠厚日积月累，就会达到太平；浅薄日积月累，就会导致危亡。因此圣明的帝王，都敦厚德化而减轻威刑。德，是用来修养自身的；威，是用来治理他人的。百姓出生以后，就像炉中的熔金，方圆、薄厚，都随着铸造者的制作而成形。所以世道的善恶、风俗的厚薄，都在于君主和当世之主。倘若真能使六合以内、全天下的人都感受到忠厚之情，而没有浅薄的恶习；人人都奉行公正之心，而没有奸险的念头，那么醇厚浓郁的风俗，就会在这里重新出现。后代君王即使不能完全遵循、专门崇尚仁义，也应当谨慎使用刑罚、体恤刑狱，怀着哀悯敬慎之心而不偏私。所以管子说：“圣明的君主任用法律而不任用个人智谋，任用公道而不任用私情，因此能够统治天下、治理国家。” 贞观初年，志在公道，凡有人犯罪，都一一依法处理。即使临时裁断有时轻重不一，只要看到臣下坚持己见，皇上无不欣然接受。百姓知道判罪没有私心，所以心甘情愿接受而不怨恨；臣下看到进言不会触犯皇上，所以尽力办事以表达忠诚。近年以来，心意渐渐严酷刻薄，虽然张开三面的网，却又要察看河中的鱼，取舍因爱憎而不公，轻重取决于喜怒。喜爱的人，罪过即使重，也强行替他找理由；厌恶的人，过错即使小，也深挖他的用意。法律没有固定的科条，任凭感情决定轻重；有人坚持争辩，就怀疑他是在阿谀虚伪。因此受罚的人无处申诉，任职的官员也不敢直言。不使受罚者心服，只是一味穷究他的口供。想要给他加罪，难道还怕找不到借口吗？又五品以上的官员犯罪，全都命令有关官署上奏，本来是想考察他们的情状，对其有所哀怜宽宥；如今却曲意搜求细小节失，有时加重罪名，派人攻击，只恨罪责不深；即使事情没有重大的条文依据，也要在法律之外搜求，所加的罪责十件中有六七件如此。因此近年以来，犯罪的人害怕上报皇帝，能够交付法司处理，便以为是万幸。告发攻讦没有止境，穷究案情也不停息；君主在上面偏私，官吏在下面奸诈，只求细小过错而忘记大体，实行一种刑罚却引起众多奸弊。这是背离公平的原则，违背不忍罪人的本意；想让人们和睦、诉讼停息，是不可能的。所以《体论》说：“淫乱、放纵、盗窃，是百姓所厌恶的；我于是对他们施加刑罚，即使超过了适当的程度，百姓也不认为我暴虐，是因为我公正。怨恨、鳏寡、饥饿、寒冷，也是百姓所厌恶的；他们逃避这些困苦而触犯法律，我于是宽宥他们，百姓也不认为我偏私，是因为我公正。”我所重视的，是百姓所憎恶的；我所轻视的，是百姓所怜悯的。因此，赏罚轻微也能劝人为善，刑罚减少也能禁止奸恶。由此说来，公正地对待法律，没有什么不可，即使过于宽轻也可以；用私情对待法律，则没有什么可以。过于宽轻，就会放纵奸恶；过于严重，就会伤害善人。圣人对待法律已经很公正了，却仍然担心还不够，又用教化来救济，这就是上古所致力于的事情。后代审理狱讼的人却不是这样：还没有审讯罪人，就先替他构想罪状；等到审讯时，就驱迫他使其符合预先构想的罪状，还把这称为能干。不探究狱讼产生的根由而替它区分情由，却向上揣摩君主隐微的旨意，把它作为处理标准，还把这称为忠诚。他们任官时能干，事奉君主时忠诚，于是名声和利益便随之而来；但驱迫人、陷害人，想要希望道德教化兴盛，也就困难了。凡是审理诉讼、处理狱案，必须推究父子之间的亲情，确立君臣之间的义理，权衡轻重的次序，测量情节深浅的程度。充分运用聪明才智，尽到忠诚和仁爱。遇有疑问，就和众人共同商议；有疑问时从轻判处，是为了慎重对待刑罚。所以舜命令咎繇说：“你担任士官，务必慎重使用刑罚。”又规定要经过三次审讯，众人都认为适当之后才作出判决，因此制定法律，也要参照人情。所以《左传》说：“大大小小的狱案，即使不能全部察明，也一定要根据实情处理。”但世俗中拘泥、愚昧而苛刻的官吏，却认为所谓根据实情，就是收取财物、树立个人爱憎、袒护亲戚、陷害仇人的借口。世俗小吏所谓的实情，与古人所说的实情相差多么遥远啊！有关官署用这种所谓实情怀疑群吏，君主又用这种所谓实情怀疑有关官署，于是君臣上下彼此互相怀疑，想要他们竭尽忠诚、树立节操就很难了。凡审理狱案所依据的实情，必须以所犯罪行本身为主；不严酷审讯，不旁搜牵连，不以搜罗多端来显示聪明。因此法律规定举劾的方法，要交叉核对供词，是为了求得实情，不是为了粉饰事实。只应当相互参验、明白听取，不要让狱吏锻造案情、修饰理由，亲手编成供词。孔子说：“古代审理狱讼，是寻求使人活命的理由；今天审理狱讼，是寻求杀人的理由。” 所以有人拆分言辞来破坏法律，任凭案情来成就法条，执持旁门邪说而一定加重罪罚。又《淮南子》说：“丰水深达十仞，若有金铁沉在其中，就会显现在水外；水并不是不深不清，却没有鱼鳖愿意归附。”因此，做君主的把苛刻当作明察，把办成案件当作聪明，把刻薄对待臣下当作忠诚，把揭发得多当作功劳，就好比把皮革张得很宽，虽然表面上扩大了，实际上却走上了撕裂的道路。奖赏应当从厚，惩罚应当从轻；君主采取宽厚的原则，这是历代君王共同遵循的制度。刑罚的轻重、恩德的厚薄、受到思念还是受到憎恶，难道可以相提并论吗？况且法律，是国家的权衡，是时代的准绳。权衡用来确定轻重，准绳用来校正曲直。如今制定法律贵在宽平，审判罪人却想要严酷；喜怒放纵自己的意志，轻重高下全凭内心决定，这就是舍弃准绳来校正曲直，抛弃权衡来确定轻重，不是很糊涂吗？诸葛孔明作为小国的宰相，尚且说：“我的心就像秤一样，不能替别人任意加减轻重。”何况万乘之主，在天下可以封爵之时，难道可以任凭私心、抛弃法律，去招致百姓怨恨吗？又有时遇到小事，不想让人知道，便突然发作威势和怒气，以消除诽谤议论。如果所做的是对的，传到外面又有什么损害？如果所做的是错的，即使压制它又有什么好处？所以谚语说：“想让人不知道，不如不做；想让人听不到，不如不说。”做了却想让人不知道，说了却想让人听不到，这就像捕鸟却遮住自己的眼睛、偷钟却堵住自己的耳朵，只是自取嘲笑，又有什么益处呢？臣又听说，没有永远混乱的国家，也没有不可治理的百姓；君主的善恶，取决于教化的厚薄。因此禹、汤凭它使天下得到治理，桀、纣凭它使天下混乱；周文王、周武王凭它使天下安定，周幽王、周厉王凭它使天下危亡。

译所以古代贤明的君主，凡事都责备自己而不责怪别人，反求自身而不责备臣下。因此说，禹、汤归罪自己，他们的兴盛迅速；桀、纣归罪别人，他们的灭亡也很突然。这样做而不停止，深深违背恻隐之情，实际上会开启奸邪的道路。温舒对过去的事情感到遗憾，臣也想替那些没有被采用的意见感到惋惜，并不是没有听闻这些道理。臣听说，尧设置敢于进谏的鼓，舜设置供人批评的木牌，汤有记录过失的史官，周武王有警戒谨慎的铭文。这就是在事情尚未显现时便听取意见，在问题尚未发生时便寻求防范，虚心等待臣下，使臣下的情况能够上达，做到上下无私、君臣同德。魏武帝说：“有德的君主，乐于听取逆耳之言和冒犯尊严的诤谏。”亲近忠臣，厚待进谏之士，斥退谗邪，疏远佞人，确实是想要保全自身、保卫国家、远离灭亡。凡是身居君位、承受天命的人，即使不能做到上下无私、君臣同德，难道不应当保全自身、保卫国家、远离灭亡吗？然而自古以来圣明贤哲的君主，功业成就、事业建立，没有不借助同心之臣来匡弼自己的。从前在贞观初年，陛下侧身自励，谦逊地接受万事，听到善言一定改正；偶有小过，也能引纳忠诚规谏；每当听到直言，喜悦便显现在神色和心意之间，所以凡是忠贞刚烈之臣，都竭尽言辞。近年以来，海内没有忧患，远方夷族畏惧服从，志气和神色都十分自满，行事与当初不同了。口头高谈憎疾邪恶，却喜欢听迎合旨意的话；空口谈论忠诚正直，却不喜欢逆耳的言论。通向私爱宠臣的道路渐渐打开，至公之道日益闭塞。往来道路上的人，全都知道这些事情了。国家的兴衰，实际上就取决于这条道路。作为居于百姓之上的君主，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几年以来，臣每次奉到圣明诏旨，都深深担心群臣没有人肯把话说尽。臣反复思考这件事，近来有人上书，陈说事情的得失，只看到他们述说共同的短处，没有称扬他们的长处。又因为君主居处高远，龙鳞难以触犯，仓促之间不敢把话说尽；有时有所陈说，也不能尽情表达；再想竭尽忠诚，却没有途径。况且所说的话即使合乎道理，也未必因此增加宠禄；如果意思有所触犯，就会有耻辱随之而来。不能尽节尽忠，实在是由于这个原因。即使左右近侍朝夕立于宫阶之下，事情有时触犯圣颜，也都心怀顾虑观望，何况那些疏远而不能接近的人，又怎么能够把忠诚全部表达出来呢？又有时公开宣称：“臣下看见事情，只管来告诉我，为什么一进言，就希望我一定采用呢？”这其实是拒绝进谏的话，确实不是接纳忠言的意思。为什么这样说呢？冒犯君主严肃的面色，献上可行的意见、替换不可行的意见，是为了成就君主的美德、匡正君主的过失。如果君主听见后反而疑惑，事情又不能实行，那么即使臣下尽献忠正之言，竭尽辅弼之力，也恐怕临事时会因恐惧而不肯表达真实心意。如果像明诏所说的那样，实际上就是允许臣下当面顺从，却又责备他们把话说尽，那么他们进退之间将依据什么呢？想要一定有人来进谏，只在于君主喜欢进谏罢了。所以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全国上下就没有不同颜色的服饰；楚王喜欢细腰，后宫中便有许多人饿死。凭借耳目所喜爱的事物，人们尚且宁死也不违背，何况圣明的君主寻求忠正之士，千里之外也会响应，这实在不难。如果只是口头上这样说，内心却没有相应的实际行动，想要忠正之士一定到来，是不可能的。○谏魏王迁居武德殿疏 臣恭敬地看到诏旨，命令魏王李泰迁居武德殿。这座宫殿在内廷，地方宽敞，参见奉侍、往来行走都非常方便。但魏王既是陛下所宠爱的儿子，陛下曾经希望他平安，所以每件事都压制他的骄奢，不让他处在容易引起嫌疑的地方。如今迁居这座宫殿，正好在东宫的西面，海陵王过去曾住在那里，当时人们认为不合适；虽然时代不同、事情有异，仍然恐怕会引起众人的议论。而且魏王自己的内心也不得安宁，既然能够因为受宠而感到畏惧，希望陛下成全他的美意。明天早晨是朔日，恐怕来不及当面陈说；臣心中有所疑虑，不敢安睡，冒昧打扰圣听，事后更加战栗惶恐。●卷一百四十一 ☆魏徵（三） ○明堂议 明堂的建造，其由来已经很久了。从轩辕、唐尧以来，直到秦、汉，有所减损也有所增益，有的相同、有的不同，记载参差不齐，无法详细考究。如今考察古代训典，参照旧图，可以看到其上圆下方、复庙重屋，虽然思虑各异，最终却都归于一个原则；虽然途径不同，最终也都归于同一处。到了当涂受命以后，没有来得及举行这种礼制；司马氏的晋朝兴起，也没有什么可取法的。裴頠依据诸儒的议论，异说纷纷而起，是非彼此错杂，没有可以遵从的准则。于是便因人废言，只建造一座宫殿；宋、齐仍旧沿用，梁、陈也遵循而不改。虽然祭祀配享有所依归，祭祀供享也没有缺少，但按照典制来寻求，礼制实际上并不宏大。为什么呢？夏禹这样的明王，把美意表现在祭祀服饰上；周公这样的孝子，在宗庙祭祀中备办各种礼物。圣人设立教化，难道只是徒然吗？既然如此，君王住在卑下的宫室，神灵居于重屋，这难道只是苟求壮丽、崇尚华侈吗？本来也是为了表达孝敬、尊崇亲人的道理，因其崇高而奉事上天的意义；推求其深远旨趣，并不是没有深意。因为神灵的本体虚无元妙，无声无臭，看不见、听不到，既幽深冥远而不可测度，所以宫室的广阔程度也难以测知。孝心由内心产生，礼制依情感而建立。内心无法穷尽，所以备办各种器物来表达诚意；情感无法完全表达，所以修饰宫室来扩大敬意。宣尼的赞美感叹，意思正在这里吗？从五帝直到今天，各代都有增减变化；宫室制度每每超过旧有章法，而重屋的规模却偏偏亏缺于前代典制。文祖超过了土阶的俭朴，世宗也超过了卑宫的简陋。以礼配天、把孝敬推到极致，在道理上必定还不安妥。臣等恭敬地想到，陛下凭借圣明的英灵，承受皇天的眷顾和命令，统一六合而光耀天下，得到万国的欢心，远方多重翻译的贡使已经前来，明堂的位置却仍然空缺。长久思念盛大祭祀，内心确实有所感动。臣等亲自承受圣上的教诲，预先参与这项大议，想要贡献微薄力量，使其增高如山、增广如海。凡圣人有所建造，意义在于顺应时势；万物都能有所看见，事情也贵在通达变化。如果依据蔡邕的说法，至理就会因为文饰繁多而失真；如果依照裴頠的做法，大体又会因质朴简略而受损。按照情理寻求，仍未达到恰当的中正。如今所议论的，并不是没有取舍。请建造五室重屋，上圆下方，既能体现形制法则和象征意义，又有许多古代事实可以依据。下室作为处理政务的场所，上堂作为祭天的地方。使人与神不相混杂，礼制也适宜。至于高低、广狭、深广的规制，以及几筵、尺丈的尺度，都一并随时代制定制度，因事制宜。由我们创制，不必拘泥于师法古人。把图像全部陈列出来，由圣上裁决，廓清千年来的疑议，成为百代君王的美好典范，不要使泰山之下只听说黄帝的制度；也不要使汶水之上只称道汉武帝的图制。这样就可以通达神明，或许很快便能等待明堂建成。百姓闻讯而来参加营建，工程不久就能完成。谨此议定。○关于朝臣被推劾时，期服以上亲属不应停止侍卫而入内的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