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百三十四

译众人喧嚣纷乱地杂居在一起啊，都叹息年老而以地位卑下为羞。看我的内心并不是这样啊，却担心实行圣道仍然不对。假使内心能够自得啊，终老而死又有什么可悲？从前孔门有许多贤者啊，只有颜回最接近圣道。超越众人的情欲而独自前行啊，指向圣人的境域而高高追求。固然可以只吃箪中饭、只饮瓢中水啊，难道要穿轻暖的衣服、驾肥壮的马车吗？仰望那样的人会怎样啊，惭愧自己的德行微薄。自己不耕田却吃饱饭啊，妻子不织布却穿丰厚的衣服。援引圣贤来比较衡量自己啊，又哪里能够希望侥幸得到同样的境界？想到自己的抱负未能施展啊，并不是悲悼自身而陈述私怨。自从安禄山开始用兵啊，年岁已经周转六十却还没有平定。为什么神明的尧帝所治理的郡县啊，竟然让家族世代传承而自行把持？向百姓征税来养育士卒啊，排列高城彼此维持。这个时代为什么能够长久如此啊，理当永远加以思念、远远思考。三苗违抗命令啊，禹舞干羽而使他们归来。刑罚和德政已经修明啊，无论远近都一同归服。当高祖最初起兵时啊，只带着一支疲弱的军队。能够顺应天意而使用众人啊，最终扫除敌寇，平定隋朝。何况当今天子神明啊，又有烈祖从前的规法。革除弊政而恢复根本啊，就像反转手掌一样容易。假如朝廷的治理能够成功啊，哪里有下属郡县能够违背？可悲我生来地位卑贱、远离朝廷啊，满怀深沉的心事又能告诉谁？叹息这种真诚无法通达啊，痛惜这种道义没有留下。只是我独自在半夜暗中叹息啊，这不是君子所应当忧虑的。释怀赋（并序） 读《党锢传》，悲哀正直之道多次受到排斥而不能容，于是作《释怀赋》，辞说：我怀抱着人的郁结愤懑啊，经历悔恨和忧患却不曾离开正道。我的心正直而没有差错啊，只有上天能够知道。邪佞有什么德行却一定得到喜爱啊，忠臣有什么过错却反而被怀疑？那些陈述言辞的人很多啊，为什么不排除众说而询问事实？进献忠诚的话却不被相信啊，退身远去又不能获准。不验证事实而考察反省啊，本来就是我的道路所遭遇的困厄。过去子夏、子张等人以圣人之道相规劝啊，德行既然相等，行为便各有改变。只是肝肠各不相同啊，坚守不同的志向又有什么可责怪？愿意披露心怀而竭尽所知啊，道路既然堵塞，却已经有人在实行。道路并不险阻却不能通行啊，只是人们嫉恨我而心情不同。王章正直而死于狱中啊，李固忠诚而陷入刑罚。自古以来世人所悲伤的事啊，何况末世风俗更加衰败、真诚更加缺失。悲哀贞正的心地洁白啊，憎恶禾苗和莠草纷纷滋生。竟命农夫用手锄除啊，反而把好的禾茎剪掉。难道没有指着污秽告诉他吗？他却假装瞪眼装糊涂而不肯听。叹息想要放弃却又不能忍心啊，最终滞留其中又能成就什么？在清晨起来步行站立啊，仰望白日使自己明白。处在一世之中就像流水啊，何必长久地因此伤情？喜爱这些言辞而内心受到压抑啊，壮大了庄生所说的宏大观念。拔出芬芳的兰花啊，种下蒿草而排列成行。斥退通达的大道使它无路可行啊，却留恋荆棘小径而使正路中断。放下《春秋》而询问自己的内心啊，难道与这种情形有什么不同吗？从前我们曾发誓结交，约定共同死去、永远相处。可叹彼此所守的志向既已不同，于是茫然忘却了当初的约定。我的心洁白无瑕，容不得这种行为，并不是在市场上计较价值、希求利益。对忠诚毫不顾惜而很快忘掉，对交情不同的人便随意抛弃。可悲啊！我不肯屈从自己而必定招来仇恨，料想若不是水火之灾，还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呢？唯独我的行为不是这样，只因内心惭愧，也畏惧道义。可爱山中的松树苍苍茂盛，岁逢严寒也同样憔悴。我本来就喜爱它的贞洁刚强，何必责怪它只在细节上稍有不同呢？我想要静默无声，难道不是因为悲悼当初立下的志愿吗？只是压抑这种情怀又做不到，终于在漫漫长夜中长叹抽泣。进士策问二道 问：当初刚制定两税法时，钱价低而粮食、丝帛价格高，粮食一斗价值超过一百钱，丝帛一匹价值超过二千钱。纳税户每年缴纳钱一千、钱百的数额，只需粮食五十石、丝帛二十多匹就足够了，所以国家用度都充足，百姓也没有把这看作负担。两税法没有改变，到了今天已经三十年了，百姓的田地被有势力的人兼并，赋税负担比最初增加了三分之一还多，而应缴钱数却和过去一样。钱价日益升高，粮食和丝帛日益贬值，粮食一斗价值不超过二十钱，丝帛一匹价值不超过八百钱。纳税户每年缴纳钱一千、钱百的数额，粮食要达到二百石，丝帛要达到八十匹才行。应缴的钱数没有增加，但赋税实际上由一份变成了四份，百姓日益困窘，纷纷散去经商游荡，这种情况已有十分之三四。元和四年春，天子怜悯百姓，诏令天下守土之臣确定留州使额钱，正额粮米照旧征收，其余部分按照高下估价，如同上供之物，百姓因此得到救济。但与两税法初行时相比，轻重仍然相差很远。有什么办法能使国家用度富足而百姓不至于困乏，使游荡的人全都回归务农并且都能安乐，使被豪强兼并田地的人仍按纳税户纳税，而士兵又不怨恨呢？难道竟然没有办法达到这种地步吗？请您把心中的见解全部说出来告诉我。问：吐蕃成为中国的忧患已经很久了！用和亲和财物馈赠来对待它，都不足以招来友好、停止战争。相信它的甜言蜜语而同它发誓结盟吗？这样一来，它内怀阴险邪恶，趁我军撤离，欺骗神明、残害百姓，拘系掳掠卿士大夫，直到今天仍成为耻辱。加强防御吗？那就要发动天下几十万军队，其中有人会为父母妻子悲号，并且还要劳烦百姓供应军粮、衣食，使百姓空虚。不加强防御吗？它一定会窥伺我们的空隙，攻陷城邑，抢掠玉帛和子女，杀死老弱，拘系壮丁带回去。自古帝王难道没有诛灭夷狄的成功策略吗？为什么边境还会像这样极不安宁呢？诸位难道也有什么说法吗？百官行状奏 臣等无能，错误地得到在史馆执掌笔墨的职位，以记录注释为职责。劝善惩恶，秉持正言直笔，记载圣朝的功德，叙述忠臣贤士的事业，记载奸臣佞人的丑行，使之流传无穷，是史官的职责。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即位已经十五年了：元和元年平定夏州，二年平定蜀地并斩杀刘辟，三年平定江东，斩杀▯、张茂昭，于是取得易定；五年擒获史宪诚，取得泽、潞、邢、▯；七年田宏正率魏博六州来接受常贡；十二年平定淮西，斩杀吴元济；十三年王承宗献出德、棣二州并缴纳租税，沧景地区免除吏部任官之权；十四年平定淄青，斩杀李师道，取得十二州。陛下神明决断、武功赫赫，自古中兴之君，没有谁能比得上。然而自元和以来，还没有编成《实录》，盛大的德行和功业，史官尚未记载；忠臣贤士的名望德行，其中有许多可以作为法则，逆臣贼人的丑恶行为，也有许多可以作为警戒，史官却都缺漏而没有书写。臣实在对此感到恐惧，所以不自量力，冒昧想勉强修撰此书。大凡人的事迹，如果不是大善大恶，众人就无从知道，因此旧例都是向人访问，又取用行状和谥议，作为一种依据。

译如今撰写行状的人，不是他的门生，就是他的旧属，没有不虚妄地给他增添仁义礼智，胡乱说他忠肃惠和的；有的说他盛大德行、伟大功业，年代越远光彩越盛；有的说他奉行直道、发表正言，死后也不朽，却从来不直接叙述他的事实，所以善恶混杂，无法分明。至于许敬宗、李义府、李林甫，都是本朝的奸臣；假使让他们的门生故吏撰写行状，既不指出事实，反而用虚妄言辞称颂他们忠信，那么这些话也完全可以移用到房元龄、魏徵、裴炎、徐有功身上了。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内心不真实，只想在受过恩惠的人那里虚饰美名；也是因为撰文的人又不是游、夏、司马迁、扬雄那一类人，只求华美而忘掉事实，沉溺辞藻而抛弃道理。因此写文章就失去了六经的古朴风格，记载事情又不像司马迁的实录；若不这样写，文辞就会鄙陋，不能自成篇章。由此使事实失去根本，文章损害道理，行状也不足以取得信任。假如能指明事实、记载实情，不用虚妄言辞来粉饰，那么必定有人知道其中真伪；即使是门生故吏撰写，也不能错误地编造德善之事强加于人。臣如今请求：撰写行状的人，不要虚说仁义礼智、忠肃惠和、盛德大业、正言直道，以污秽简册、使人不能取信；只须指明事实、说明实情，直截了当地记载他的言语，那么善恶功绩都能根据事实自行显现。假如撰写魏徵的传记，只记载他进谏争辩的言辞，就足以表现他的正直了。比如撰写▯秀实的传记，只记载他倒拿司农寺印追击叛军，又用象笏击打朱Г，就足以表现他的忠烈了。如今撰写行状的人，全都不指出事实，一概用空洞言辞称颂，所以没有魏徵的谏诤，却给他加上正直之名；没有秀实的义勇，却给他加上忠烈之名，都是这种情况，这怎么足以作为依据呢？如果考功司规定，行状不按这种方式撰写的不得接受；按这种方式撰写的，才下送太常，并移文史馆，由太常确定谥号，再移送史馆，那么行状中的话即使不能逐一全信，与那些凭空妄加、完全没有事实的说法相比，仍然如同山泽高下不同一样。史官记事必须取得事情的始末，如果只凭旧例、全是空话，那么史馆还凭什么作为依据呢？恭请把臣的这篇奏疏下发，使考功司遵守记载善恶的原则；即使是旧属、门生，也不能虚构事实强行增饰。臣等想要了解事实，冒昧陈述意见，轻率触犯天威，内心战惧不安。谨此奏报。

译论事疏表 臣李翱说：臣一向浅陋，幸而得到担任史官、守职记录是非的机会。通晓前代治乱安危的根本道理，实在是史臣的职责；臣虽愚昧，难道敢怀着怕获罪的心情而不尽自己的职责吗？臣私下看到，陛下即位以来，招抚归顺不入朝的臣属，诛灭寇贼十多处，洗雪五圣的愤恨耻辱，为后代奠定根本，自古中兴的盛况，有谁能比得上？自从臣奉诏入朝拜谒以来，亲眼看见圣德高不可及的事情，也已经很多了。至于淄青俘获的夏侯澄等四十七人，都是应当诛杀的人；陛下知道他们是被叛贼逼迫胁持，以父母妻子为人质，驱赶他们作战，他们陷入恶逆，并非本心，所以赦免而不诛杀，又下诏让田宏正根据才能任用他们；他们想回去寻找妻子父母的，就放他们回去，不加禁止。臣私下听说，夏侯澄等既然得以活着归来，淄青叛军听说后，没有不感念陛下好生宽厚的恩德，于是便没有了拒绝同官军作战的心。刘悟之所以能在一夜之间擒获并斩杀李师道，是因为三军将士都苦于李师道，思念陛下的恩德，所以不用多日便成就大功。这是圣德高不可及的第一件事。今年关中地区，夏麦长得非常茂盛，陛下怜悯百姓的穷困，特地下明诏，免除夏税约十万石。朝廷大臣相互顾视，都面露喜色；百姓歌唱欢乐，声音遍布乡野。这是圣德高不可及的第二件事。韩宏进献女乐，陛下不接受，退还给他并赏赐他。从前鲁国任用孔子，齐国人感到恐惧，送给鲁国女乐，季桓子接受了，君臣共同观看，三天不上朝，所以孔子离开了鲁国。陛下却能超然独见，于是将女乐退还。这是圣德高不可及的第三件事。把李宗▯的妻女从掖廷放出来，又把庄宅退还赏给沈遵师。圣朝宽容仁恕，使亿万百姓欣喜感激的事，无法全部记载。假如颁下诏令，一件件都能像这样，那么武德、贞观的盛况并不难达到，太平也可以反掌之间实现。臣认为，平定祸乱靠武功，恢复制度、兴起太平靠文德；没有武功不能平定祸乱，没有文德不能实现太平。如今陛下已经凭武功平定祸乱、安定天下，能够完成最困难的事情了；如果革除弊政，恢复高祖、太宗的旧制度，任用忠正之臣而不猜疑，屏退邪佞而不亲近，改革税法，不督征钱而改收布帛，断绝进献以减轻百姓租税的重负，多次召见待制官，询问时事，以疏通下情壅塞的道路，那么任用忠正而不猜疑，功德就能成就；屏退邪佞而不亲近，视听就会聪明；改革税法、不督征钱而收纳布帛，百姓就会富足；断绝进献以减轻百姓租税的重负，百姓就不会困苦；厚待边兵以平息蕃戎侵掠的祸患，天下就会安定；多次召见待制官、询问时事以疏通壅塞之路，下情就能上达。这六件事，都是政治的根本，是太平兴起的原因。陛下既然已经能够做成困难的事情，又为什么吝惜不赶快做这些容易做到的事呢？臣亲眼看陛下，确实具有上圣的资质；如果不被身边近臣讨好取容的言辞迷惑，选用耿直正直之臣，同他们一起恢复旧有制度并施行，以兴起太平，岂不是不劳而功成吗？如果一天也不把这些事当作政务来办理，臣恐怕在取得大功之后，容易滋生安逸享乐；而群臣进言的人一定会说：“天下既然已经太平了，陛下可以高枕无忧地举行宴饮享乐了。”如果这样，那么高祖、太宗的制度就不能恢复；制度不能恢复，太平也就不能很快到来。臣私下惋惜陛下具有圣明资质，正当可以兴复太平的时候，却还谦让而没有实行。臣谨慎地分条陈述兴复太平的大致方略六件事，另列在后面。如果实行这六件事，五年不改变，臣一定知道百姓安乐康健，蕃虏入朝侍奉，天上降下景星，地下涌出醴泉，凤凰在山林鸣叫，麒麟在苑囿游行。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和顺之气感召所致。《诗经》说：“先人有言，询问于割草打柴的人。”伏惟陛下圣明，思考广泛听取天下的事情来帮助治理政务，所以臣敢于忘掉自己的懦弱愚昧，竭尽忠心。臣感恩激切到了极点，谨奉表章上报。臣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谨言。疏论任用忠正 臣听说，国家之所以兴盛，是君主能够信任任用大臣，大臣能够以忠正之道辅佐君主。因此忠正是各种德行的根本。大臣忠正，小臣就没有谁敢不正直；小臣没有谁敢不正直，天下后来求学做官的士人就都会乐于走忠正之道；后来士人都乐于实行忠正之道，这就是王化的根本，是太平的事业。如今议论的人一定说：“辨别人的邪正，是尧舜都难以做到的，哪里能够知道谁是忠正之人而任用他呢？”臣认为，考察忠正之人其实有办法。能够把忧国之事全部说出，而不希求恩宠、容纳的人，这就是忠正之类。忠正之人也各自有同道，邪臣嫉妒并诬陷他们，必定还会说他们结成朋党。舜、禹、稷、契互相称赞，并不是结党；颜回、闵子骞相互交往，也不是结党，都是因为讲求道德仁义而已。邪人嫉妒并诬陷他们，又把他们说成朋党，用来迷惑当时君主的听闻，自古以来一直如此。因此萧望之、周堪、刘向谋划罢退许氏、史氏，最终被邪臣战胜；汉元帝不能辨明，终于任用邪臣，汉室的衰败从汉元帝开始，这一点不可不察。所以，听到他的言论常常逆耳的，是忠正之臣。即使任用了忠正之臣，却又让邪佞之臣夹杂其中，太平也一定不能实现。文宣王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有像某人这样的忠信之士。”所以忠信之人并不难有，关键只在陛下辨别并任用他们，按同类逐步进用而已。因此臣说：任用忠正而不猜疑，功德就能成就。疏论屏退奸佞

译臣听说孔子要远离佞人，说他们不可以共同治理国家。自古以来奸佞之人都可以辨识，他们都不懂得大体，不考虑长远，只致力于谋求私利，贪图富贵，固守荣宠而已。他们必定喜欢说甜言蜜语、谄媚的话，来迎合君主的欲望；君主所珍爱的，他们就顺势称为贤能；君主所恼怒的，他们就顺势定罪；君主喜欢财利，他们就献上积聚财物、搜刮百姓的计策；君主喜好声色，他们就打开妖艳郑卫之乐的门路；君主喜好神仙，他们就传授烧炼变化之术。他们观察君主的脸色，迎合君主的心意，顺从君主的话，处处奉承。君主喜欢他们不违背自己，于是亲近他们，以至于事情败坏、怨恨滋生，君主却听不到。如果事情败坏、怨恨滋生而君主听不到，危险就深重了。自古奸邪之人，没有不是这样的。然而即使君主是尧舜、大臣是稷契，只要其中夹杂奸邪之人，太平也必定不能兴起，危险的事情还会暗中产生。所谓奸邪之臣，就是荣夷公、费无极、太宰▯、王子兰、王凤、张禹、许敬宗、杨再思、李义府、李林甫、卢杞、裴延龄这一类人。奸佞之臣得到信任，大则使国家灭亡，小则破坏法度而产生祸乱。如今议论的人一定说：“辨别人的邪正，是尧舜都难以做到的，哪里能够知道谁是奸佞而罢黜他呢？”臣认为，考察奸佞之人也有办法。凡是君主所想要的，他都顺从而不违背，又在前后加以迎合奉承的，就是奸佞之臣。不罢黜他们，即使任用稷、契为宰相，也不能实现太平。因此君主任用奸佞，耳目就会受到蒙蔽；耳目受到蒙蔽，过失就听不到，忠正之臣也不能进用。因此臣说：屏退奸佞而不亲近，视听就会聪明。疏论改革税法 臣认为，从建中元年最初制定两税法，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当时一匹绢值钱四千，米一斗值钱二百，纳税户应缴钱十千，只需用绢二匹半就够了。如今税额照旧，而粮食丝帛日益便宜，钱却越来越贵，一匹绢的价格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纳税户缴纳钱十千，要用绢十二匹才行。何况还要督促他们交钱，迫使他们贱卖物品吗？假如官府掺杂虚假的高价来收取，尚且还要绢八匹，才能勉强凑足十千之数；这与建中初年相比，税负已经增加三倍了。即使明诏屡次下达，怜悯救济百姓，如果不改变税法，终究也无法挽救。如今物极当变，正是时候；推究弊病的根源，乃是钱太贵，却向百姓所生产的物品征收钱。钱是官府铸造的，粮食丝帛是农民生产的，如今却让农人贱卖粮食丝帛，换成钱交给官府，这难道不是颠倒是非，向百姓索取他们没有的东西吗？因此豪强大户和大商人都大量囤积钱财，以追逐物价涨落；农民日益困苦，商业等末业日益增加，一年遇到水旱灾害，百姓就面有菜色，家中连一年的粮食都没有，何况三年的储备呢？百姓没有三年的积蓄，却希望太平兴起，也是做不到的。如今如果诏令天下，不论远近，一律不再督征现钱，全部缴纳布帛；凡是官府收支，都以布帛作为标准。布帛幅宽不得超过一尺九寸，长度不得超过四十尺。与两税法初行时相比，仍然加重一尺，但百姓自己承担的实物重量减轻了，必定乐于缴纳，也不敢再希望恢复到建中初年的标准。实行三五年，臣一定知道农民渐渐有了积蓄，即使遇到一年水旱灾害，也不会面有菜色；父母、夫妻能够彼此养活。假如税法依旧，不迅速改变，即使神农、后稷重新出生，教人耕种纺织，辛勤劳作而不误农时，也不能达到富足。因此臣说：改革税法，不督征钱而收纳布帛，百姓就会富足。疏论断绝进献 臣认为，自建中以来税法没有改变，百姓的困苦已经在前一篇中充分说明了。如今节度使、观察使进献财物，必定说是军府的盈余，并没有取自百姓。况且供军钱和留州钱各有定额；如果不是兵士缺额而不补充，以及削减克扣所发给的物资，那么钱帛不是天上降下来的，也不是泉水能够涌出而自然产生的；既然不敢从百姓那里取，又将从哪里得到呢？因此有人修建宫店让商贾居住，有人酿酒由官府出售，其他各种杂税也巧立名目。这些都是夺取百姓的利益，损害三代的法制，假托公事进献，借机成就自己的私利，实在不是太平之事。近年以来，天下都增加留存度支钱来蓄养兵士，是因为中原有寇贼。如今吴元济、李师道都已经被斩首，中原没有忧患，却仍旧蓄养兵士，以此耗损百姓，臣认为是不对的。如果选派三五名通晓政务的臣子前往各道，同节度使、团练使商议：每道需要留下多少兵力以备镇守，责令他们报告现有兵士的实际数目；从此逃亡的士兵不再补充，自然可以每年达到十人减去一人的消耗比例。告诉他们中原已经无事，但蕃夷仍然值得忧虑；每道应当配备若干兵士，取出他们的衣粮，赏给边兵，并召回战士，使边兵充实，那么蕃夷就不值得忧虑了。钱帛都是国家的钱帛，理应由国家制定明确法令来取得。如果派遣通晓政务的臣子前往，即使那些将帅不完全诚实，也不敢有所隐瞒。如今接受进献，节度使、团练使便想尽办法克扣属下以积蓄财物；他们自己留作私用的占三分，进献的只占一分。这难道不是在两税之外又增加了一种税吗？百姓因此不乐于从事自己的产业，父子夫妻甚至有不能相互养活的。父子夫妻不能相互养活，却希望太平兴起，即使妇女儿童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臣说：断绝进献，以减轻百姓租税的重负，百姓就不会困苦。疏论厚待边兵 臣认为，如今中原没有战事，值得忧虑的只有蕃戎和北方胡虏。议论的人认为边防仍然空虚，处处都令人忧虑。兵法说：“不要依靠敌人不来，而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使敌人无法取胜。”如今国家的威势武力已经达到四夷，他们不敢侵犯边境、成为盗寇，虽然已经很明显；但蕃戎如同犬羊，哪里懂得礼义，又怎能指望它们一定不来作寇呢？况且去年侵犯边境的事情，已经足以说明这一点。臣认为，应当让沿边各节度使共同招募战士十万人，每年所费不过钱一百万贯，这样边防就充实了。边境上有招募战士的声势，传达到四夷，四夷心服，就不敢作乱为盗了。四夷不敢为盗，边疆百姓能够免除兵战之苦，京师就可以高枕无忧地观察天下了。与本使李中丞论陆巡官状

译古人说：“君主把臣下看作犬马，臣下就把君主看作路人；君主把臣下看作泥土草芥，臣下就把君主看作仇敌。”上级以厚礼待我，我用厚重的报答回报他，所以豫让以普通人的身份报答范中行，又漆身吞炭来报赵襄子的仇；他们受到的待遇各不相同。阁下既已经处罚了推官直，又将请求陆巡官的行状，不知阁下是想做一个能干的官吏，还是想成就盛大德行？如果想做能吏，那么从前江西李尚书在江西时的做法就是榜样，阁下这样做并不过分。如果想成就盛德，也只是希望您不吝听取我这九死一生的劝说，或许可以稍微补益万分之一。阁下既处罚推官直，又请求陆巡官的行状，难道不担心判官们中有像穆生那样的人，看到醴酒没有设置，便互相看看而离去吗？陆巡官处理事务时，本来不应在使院责令他交状并施以刑罚，却在宅中以地界虞候的身份判决，这是他初任官职、处理不合适的地方。阁下既然已经同他结为知己，把他召来教导就可以了；他不听从，再罢退他也可以。如果判令他把事情通报上来，只恐怕阁下所失去的，难道不会比陆巡官所失去的更大吗？我从阁下那里受到的恩惠很深，而同陆巡官的交情还浅；我之所以深切进言，实在是希望阁下成就完备的德行。如果您相信他所说的话，就请派人收取原判，召他来说明；全府的宾客僚属，谁会不感到庆幸呢？如果认为一个年轻人的话不值得听取，那么我既是富贵之人，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既然如此，我岂敢不听从您的命令。李翱再拜。与本使杨尚书请停止摊派修建寺观钱状 我恭敬地看到关于修建寺院的文书，阁下出钱十万，又命使院共同出钱十万，用来建造石门大云寺的佛殿。李翱本性愚昧，闻道很晚，私下实在不明白：阁下认为筹钱造寺一定正确吗？如果是这样，我虽然贫穷，也愿意竭尽家财帮助阁下完成；如果认为未必正确，那么阁下官位尊贵、声望很高，凡是所作所为，都应当给后生作为法式，怎么可以做一件不合圣贤之道的事，却认为对道理没有妨害呢？天下人中，能够用佛理来验证内心的很少，只有土木铜铁遍布四海，残害活人，成为逃亡者藏身的场所。阁下认为，如果周公、仲尼重新兴起，建立一个王朝的制度，天下的寺观僧道，他们将会兴建它们，还是废弃它们呢？如果将要兴建，那么符融、梁武帝都成了仲尼、周公；如果将要废弃，阁下又何必担忧它们还少，反而再次率领属下合力兴建呢？院中的判官虽然都副知阁下的命令，但他们为利禄远仕，并不是因为贪婪，难道没有孤苦的亲友因力量不足而无法救济吗？哪里还有闲暇拿钱去兴办这种有害无益的事情。众人的心情并不安乐，只是奉行阁下的命令罢了。这些诚恳的下情，是我深深不明白的地方。伏望您怜悯我见识浅陋，不吝赐教：如果阁下所做的事情终究是正确的，李翱又怎么敢固守最初的想法，不跟随您去做呢？如果他们所说的合乎道理，恭请您不要重视已经决定的事情，而轻易让它成为后生们议论的对象。我的意思已经说尽，言辞直率，内心战惧不安。再次请求停止摊派修建寺观钱状 关于摊派修建寺观钱一事，前后已经两次禀告，恭请停止。前次奉到处分说：“要用这笔钱替换寺观中的家人院蒲葵屋，作为防火之用，此后可以停止；既然已经计算并发放完毕了。”后来奉到的处分又说：“暂且再等一两个月。”臣想到，前项钱对公家没有补益，实际上只是设置税名，已经长期受到公众非议。既然不满足于现状，还要修建壮丽的城池，开辟教化的根源，哪一件事比这更重要呢？如果阁下还不改变，那么弊端终究不会停止。为什么偏偏爱惜这件事，因循不改呢？自从仲尼去世，异端学说堵塞道路，孟子辞别官职而加以排斥，之后才变得开阔清明。佛法对人的危害，比杨朱、墨翟更严重；论心术虽然不异于中土，考察其教化行迹，实际上确实损害生灵，沉溺人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作为君上的人，应当加以抑制。阁下去年考试策问，关于释氏危害人的论述，还列为高等，希望能够感悟圣明，难道不想阐明教化的根源、抑制断绝小道吗？为什么事情一旦落到自己身上，所守的原则就反而不同了？知道并不困难，实行才可贵。何况使司的税额，全都应当以正当名义征收；幸而臣任职于此，怎敢不把情况全部说出来？我恭敬地看到朝廷旧例：一个人的见解有时不足以决定是非，就下发中书省交众人议论，这样民情就能得到申诉，各项事务也都能得到治理。假如李翱的见解平庸浅陋，或许不能得到采纳，院中的诸位公卿都是才俊，伏乞命使院详细议论，只要合乎是非就听从；道理理屈，我就服从，不敢固执己见。这实在是下情所希望的。屡次冒犯陈奏，内心战栗不安。李翱再拜。论故度支李尚书事状 已故度支李尚书休弃妻子时，接连有诏令停止他的官职；他去世后，也没有追赠。当时大概认为他休妻的情状不正直，事情明白而没有疑问，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近来我听刘侍御、当使采石副使说，朝廷的公议都说李尚书性情猜忌，比李益更甚；他休掉妻子，如果不是因为自身患病，就应当贬降官职。李翱曾在滑州任职一年多，对李尚书的情况都很熟悉。李尚书在滑州时，收纳了一个善于歌唱的妇人陶芳，把她安置在中门之外。后来陶芳同掌管钥匙的厅子发生了私情，事情败露后，李尚书召来厅子审问；厅子承认后，李尚书告诉他说：“我从你父亲那里带你来，所以不能杖责你。我不是因为生气才不留你；你既然犯了这种事，在军中就自然不便。你远远回到父亲那里去，千万不要再到别处去。”于是把陶芳逐出家门，却没有治罪。当时李翱任观察判官，卢侍御宪说：“这件事若发生在一般人身上，一定会发怒并治罪；发生在中道身上，也只是治罪而不发怒。大夫虽然还不足以作为教化榜样，但也可以说是难得做到。”由此推断，李尚书性情猜忌，并不比河南李少尹严重，这一点很清楚。刘侍御又说，朝廷公议认为：“李尚书在滑州时，过去蓄养了很多妾媵，于是便把妻子送入京城，以满足自己的欲望。”

译李翱还可以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李尚书有两个儿子在京师做官，曾上奏请求到滑州迎娶妻子；德宗皇帝命令奏事将军张璀说：“你同本使没有隔阂，去告诉你的本使，可以让妻子和新妇的家人来到上都成婚。”又有亲笔诏书，于是李尚书把两个新妇和妻子送入京城奉诏。两个儿子成婚后，他的妻子便回到滑州。除了陶芳以外，再没有别的妾媵。何况李尚书如果想蓄养妾媵，也不必借此命令把妻子送入京城。由此推断，他同朝廷公议的说法不同，情况就是这样。臣认为，古人逐出臣子，一定要使他日后还能重新侍奉君主；休弃妻子，一定要使她以后还能重新出嫁。即使有大罪，仍然不忍心将其明白揭露，必定要为他找一个可以辞退的理由。因此曾参休妻，是说蒸梨没有蒸熟；孟子休妻，是说她行为不端；鲍永休妻，是因为她在姑母面前呵斥狗。这些都是借一件事作为理由来休弃她们。李尚书除了这两件事之外，是否还有其他过错，就不是李翱所知道的了。如果公议所责备的，只如刘侍御所传述的那样，那么李翱就根据亲眼所见加以辨明；事情确实如同前面所陈述。凡是人家内室之中的事情，外人不可能完全知道；偏听某一族、某一亲属的话，把它当作公议，就不知道这种议论究竟是公心还是私情了。根据阁下所听到的情况，倘若还有超过这些的事情，请不要吝惜告诉我。如果只是前面所说的两种说法，恭请不要重申对过去事情的结论，而应当在朝廷上说明，使不实的诽谤停止在人间流传，也使已经死去的魂魄不在黄泉之下含冤，那就太幸运了。李翱对于李尚书，起初曾受到他的顾念恩惠；到了他离开选部以后，宾主之间的情义，也不能像最初那样亲密了。我如今陈述这些，只是乐于为被冤屈的人说明并纠正事实罢了，伏望不要认为这是结党。谨此陈状。代李尚书进献画马屏风状 臣近来得到前面所说的马样，因为各家临摹绘制的稍有不同，便试着做成小屏风，并用文采加以装饰。看那马体态安闲、毛色浮动，气韵超逸、神采骏健；马影如同在吴地水边洗练，指向山川而身体不动；花朵簇拥在上林苑，仿佛刚被雨露洗过。有的屈膝便能行千里，有的长鸣直上九霄。从前把负图之马当作珍宝，如今愿意用它遮挡屏蔽以成就功业；形体和影像没有不同，功用又有什么区别呢？谨制作成十二扇，随状奉上。如果按照时令开合屏扇，尚且足以使尘埃安静；倘若用它来奔驰驱驰，希望可以发挥它的筋力。冒昧轻率上进，内心战惧万分。陵庙日时朔祭议 徵事郎守国子博士史馆修撰臣李翱等谨慎献议说：《国语》说“王者每日祭祀”，《礼记》说“天子立七庙，都每月祭祀”，《周礼》没有记载每日祭、每月祭，只有四时祭祀，即礿、祠、蒸、尝。汉朝把这些制度混杂使用，大概是因为遭遇秦火，《诗》《书》《礼》等经书被焚毁，篇章残缺、简册散失，汉代才搜求补辑；先儒穿凿附会，各自伸张自己的见解，都假托古代圣贤的名义来使自己的说法可信，所以记载各不相同。古代宗庙有寝宫，却不在墓地祭祀；秦汉才开始在园陵建寝庙并在那里进献食物，国家沿袭下来而没有改变。贞观、开元礼中，都没有宗庙每日祭、每月祭的礼仪，大概是因为日祭月祭已经在陵寝实行了，所以太庙之中每年只有五次享祭、六次告祭。如果不是这样，房元龄、魏徵等人都是一代名臣，穷尽经史，难道会看不到《国语》《礼记》中关于日祭月祭的言辞吗？这一点足以说明问题。臣恭敬地认为，太庙的享祭使用笾豆、牲牢，是三代通行的礼制，体现了贵在诚敬的意义；园寝的奠祭改用平常饮食，是秦汉的权宜制度，只是供奉食物滋味的做法。如今在朔日、望日向陵寝进献食物，修行秦汉旧例，这样做是可以的。如果在朔日、望日向太庙进献食物，难道不是使用平常而轻亵的滋味，反而看重品种多吗？况且这也不合《礼记》所说“最为恭敬的祭祀不重滋味，而重视气味”的意义。《左传》记载屈到喜爱菱角，患病时召来宗族长老嘱咐说：“祭祀我时一定要用菱角。”到祭祀时，屈建命令撤去菱角，而改用羊肉、笾豆、脯醢，君子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意思是说侍奉祖先，应当以礼为重，不应把祖先生前喜欢吃的东西作为祭品，因为祭祀本来就不是为了食物的滋味。这样看来，在太庙进献平常饮食，岂不是同进献菱角相类似吗？况且这也不是三代圣王所实行的制度。何况祭器不设置俎豆，祭官也不命三公担任，执事者只有宫闱令、宗正卿而已；称为进献食物可以，怎么能把它当作祭祀呢？况且太庙举行时享时，由有司代理祭祀，祝文说：“孝曾孙皇帝臣某，谨派遣太尉臣某，敢昭告于高祖神尧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窦氏：时当孟春，永远怀念您无穷的恩德，谨以一元大武、柔毛刚鬣、明粢芗萁、嘉蔬醴齐，恭敬地修备美好的祭品，按时举行享祭，以表达追怀仰慕之情。尚飨。”这就是祝词。在举行享祭前七日的清晨，太尉在尚书省向百官宣誓说：“某日将在太庙举行时享，各自尽好职责。不供办这项事务，国家有常刑。”凡是陪同祭享的官员，要散斋四日，致斋三日，然后才可以举行祭祀。宗庙的礼仪，不敢擅自议论；即使有见识的人，谁又敢开口呢？所以六十多年间，一直实行而没有废止。如今圣朝弓箭已经入橐，礼乐成为大事，因此下令百官，让大家详细议论。臣等认为，贞观、开元礼都没有太庙进献食物的条文，按照礼制节制感情，停止这种做法是可以的。至于陵寝进献食物，可以采纳《国语》《礼记》中日祭月祭的说法，因循秦汉制度，加以修整而保存，以推广孝道，也是可以的。这样一来，经书的义理有依据，旧例也没有遗漏，大礼既然明确，便能永远止息异议，可以继承二帝三王，成为万代的法则。若把亵渎礼制、违背古制，却看重因循旧习、害怕改变制作，与此相比，二者相差如同天地一样遥远。谨此议论。断僧人互相殴打判 说法时还没有铺设座位就坐下，互相殴打时却袒露右肩，来到佛前，作偈说：各自用小杖笞打十五下，以此警诫三千大千世界。断僧人通状判 七岁便做童子，二十岁受戒；不向君王朝拜，不向父母跪拜，口称“贫道”，却有钱放债。量情判决杖打十下，发文将其逐出东界。卷六百三十五 李翱（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