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百三

译敕令：杨诏等人，幕府属吏的选任，把他们交给将帅主管已经是很高的待遇。何况是元勋大臣，却把岭表的重要事务交给他们呢？杨诏等人有的以本官任职，有的加授绣衣白笔的称号，都依照他们的请求办理。唉！凭借南越的雄厚富饶，类似东阁招纳贤才。你们难道只是登上金阶、踩着珠履而已吗？应当努力辅佐谋划，不要沉溺于酒宴。报答恩德、酬谢知遇，就在于此。可依照上述办理。授虞岫为常州别驾、温罗为濠州长史制 敕令：虞岫等人。凡别驾、长史，事务简少而俸禄优厚。因此京城各部门和诸侯留在京城的邸舍，都用来劝勉勤于办事的官吏，磨炼奉行职务的功劳。如今这样任命你们，正是遵循惯例。可依照上述办理。授卢蟾为富平县令、郭▯为武宁县令、李嗣业为曲沃县令、冯珙为山阴县令等制 敕令：卢蟾等人。十年兵乱，天下百姓流离失所。朕召集执政大臣和百官，询问聚集百姓的方法，他们都说不过是慎重选择县令罢了。京畿富平县，可以说是大县；洪州的武宁、绛州的曲沃、越州的山阴，也都是著名的县邑。你们卢蟾等人，有的被称为华贵后裔，有的被称为有才之人。华贵后裔以礼让为根本，有才之人以治理之术为根本。冯珙曾经在佛寺中有迁移明皇真像、躲避贼军火灾的功劳，可以说是忠诚恭敬了。把这四个人任命为县令，大概可以聚集我的百姓吧？努力端正（缺字），以才能符合任用。可依照上述办理。授沈正言为南郑县令、李登为赵县令、杨守节为永乐县令等制 敕令：宣尼称赞弟子的才能，说：“由啊，果断刚毅，对于从政还有什么困难？”朕惩戒兵乱之后，想到疲惫困苦的百姓，使他们富足并接受教化，县令是当务之急。现任官沈正言等人，有的把图籍献入书府，有的在本官任内以劳绩著称，都是不依附他人、明确自行陈述，执政大臣详细考验后，功劳事状清楚明白，都可以说是果断有为。南郑是仅次于京畿的县，永乐是次于京畿的县，晋州赵城也是名县。让你们各自担任县令，希望能够有所成就。唉！不要在谋求自身利益时果断，却在从政时陷于危险。可依照上述办理。授刘廷温为华原县令、邱景元为分水县令制 敕令：华原是京畿之内的重要地方，分水是吴地境内清雅的地方。治理县域（疑有脱文）直到属官，都不可轻率任用。刘廷温在任时有功绩，罢退已经有一段时间；邱景元等待表奏，举荐他的才能，于是按资历次序任命（疑缺文）。你们各自勤勉于职守。可依照上述办理。授李昌纬为岐山县令、王群为白石县令、杜荛为曾口县令等制 敕令：李昌纬等人。宣宗皇帝命明法官删定刑书，编成《统类》十编，完全删去繁琐文辞，唯独把元结的《县令箴》载在其中。这对于养育百姓的官员来说，情意深切而殷勤。岐山是右辅地区的名县，本来就是重要之地；壁州的白石县、（某州）的曾口县，委托它们承担养育百姓的责任，难道会因为偏僻简陋而轻视吗？李昌纬等是勋臣所推荐的人，考察他们勤勉有功，都值得宠爱嘉奖。于是根据你们职位大小等情况，让你们一同担任县令长官。唉！风俗虽然不同，户口虽然有异，如果不忽视元结的箴言，就都能够符合朕的旨意。可依照上述办理。授张▯为端陵丞、李顼为虹县主簿、裴升为新井县尉等制 敕令：张▯等人，有的在园陵中代理官职，有的是宗室谱籍中的吉士。宗正寺根据他们的事迹，上表推荐褒扬。裴升等人各自陈述离任后在任时的劳绩，情由确实可以依从。丞、主簿、县尉等陵邑官职，各按资历次序授予。可依照上述办理。授宋郁为广都尉、黄去惑为临安县尉主簿、颜温为凤翔文学等制 敕令：太宗文皇帝论说书法的骨力，认为那就是政教化育的根源。朕既已通晓其中精微的言语，便想观览真迹；又想扩充藏书之府，以辨正是非；保存忠烈之家，以激励风俗。这三件事都是朕的愿望。宋郁等进献奏论陈述意见，有足以符合这些愿望的地方。授予丞、主簿、文学等职，来酬答他们的心意。可依照上述办理。授通议大夫、行内侍省张建方起复本官制 敕令：张建方。古代有孝子因为祖母去世而服丧三年，虽然不同于礼经规定，却在史书中受到称赞。你的至性至情，超过一般人。想要追慕古代贤人，确实是高尚的行为。然而自东西汉以后、南北朝以来，大臣因国家需要而夺情起复，本来已经很多了。这大概是因为时代更替、文质不同，事情需要变通。如果全都顺从私情，那么谁来承担国事？况且你的职务极其重要，朝廷对你的委托正深，应当通晓奉事君上的原则，以符合适中的道理。朕已向你说明，这合乎典章制度。可依照上述办理。授吴承赞朝散大夫、内侍省内寺伯、判内给事制 敕令：吴承赞早年便负有才器和能力，多次更换职务。清正坚贞，自立不屈；正直无私，不改其志。又能温习旧学而知晓新理，探究深奥而通达远大。雅好六经的旨趣，又旁求诸子百家的言论。凭这样的才能担任官职，什么官职不能治理？凭这样的才能办理事务，什么事情不能完成？因此授予清贵的官署，委托给他重要事务。让他的才能逐渐像扶摇而上的大鹏之翼般施展，以彰显如干将、莫邪般的锋芒。不要自行隐藏收敛，以符合朕精心选拔人才的本意。可依照上述办理。授孙孟宣朝请大夫、内侍省内谒者监等制 敕令：孙孟宣等人都以廉洁正直存心，温厚丰茂而成器。自从任职以来，都显露出能干的声名。在众人之中没有丝毫可以指摘的瑕疵，在史官那里有美好功绩可以记录。声誉既已普遍传扬，官阶俸秩应当升迁。唉！你有高才，朕有高位。应当进一步升进，不要自行缄默隐藏。可依照上述办理。授阁门使李全绩中大夫、行内侍省内谒者监等制 敕令：李全绩等人。荣耀地参与禁署事务，光彩地总领内朝事务；辅佐文武官员，使他们不失威仪；引导君臣，使他们之间没有阻塞隔阂。长久思考这些职任，实在贵在得到合适的人。李全绩等品行洁白、心地坚贞，神情清明、气度爽朗；又能通晓名法，明白典章；不因富贵而骄傲待人，不因才能而傲视万物。他们本来就是重要人才，远远超过常人。自从任掌职务以来，都显著建立了非凡功效。因此不改变原任，加以官位荣耀。不要忘记操守，还等待进一步升擢。可依照上述办理。授杨鲁潜为内侍省内府局令制 敕令：杨鲁潜。在天下兵乱之时，最困难的是道路；九府困乏之日，最紧要的是贡物运输。然而杨鲁潜不顾艰难危险，承担使命，使珍宝贡物能够送达，赏赐也大致已经实行。嘉奖你的勤劳，应该升迁转任。可依照上述办理。授内官刘继明、王思齐骁卫将军并加阶制 敕令：朕每当想到中兴大业，便深切思考各种政务。至于近侍机密的职任，尤其需要忠诚正直的大臣。凡是擢升任用的人，没有不是精心选取的。现任官刘继明等人，都能保持耿介洁白，才器能力相当；在各自职掌中，都建立了声名。论功考绩时既然没有差别，加恩进阶之日，怎么可以偏私？努力担当特殊荣耀，更期待你们超越常格升擢。可依照上述办理。授内官韩坤范等加恩制

译敕令：荣耀地居于近侍机密之地，承担总领重大艰难事务的责任，君上的恩宠特别优厚，而臣下的敬慎戒惧尤其深切。他们有的端庄安静而无所失误，进退都值得称道；又凭才干能力，在官务上有所显著。声名随着官位进益，品行又与才干相称。如果不给予特殊升迁，怎么显示奖赏劝勉？宣徽小马坊使某，持守法度，存心端谨，温润而成器；刚强却不暴烈，柔和却不屈曲。宣徽含光某，以诚明为根本，以礼乐作文饰；停止时不滞碍，行动时不流荡。起复宣徽南院副使某，明察事理，智慧通达微妙；光明却不炫耀，幽深却不昏暗。他们都调和出金玉般的声誉，共有松竹般秀美的品格。至于功绩实效，确实显著明白。唉！守职奉公，你们已经尽到了臣节；崇高的官阶、优厚的俸禄，朕难道会吝惜吗？可依照上述办理。授内官韩龟范加官制 敕令：韩龟范世代承继功勋，心怀忠诚刚烈。他统领珍宝贡物，向宫阙进奉；越过玉垒山的艰险，经过铜梁山的险阻。功绩效验如此非凡，爵位赏赐应当增加。况且他奉行职务已经多年，在众人中独有声名，却处于较低职位。如果不给升迁，怎么称得上劝勉才能？可依照上述办理。授内官董全▯等为诸司副使制 敕令：董全▯等人。副贰之职的重要性，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即使古代列国的小侯，互相继承友好关系时只派一名使者，尚且尊重奉命出使的副使，以应付事机，何况是我大朝廷任命的官员呢？宫禁之中分掌事务，贵在亲近机密，事务极其繁杂艰难。如果不以优厚待遇授予崇高班次，凭什么要求他们承担职责？你们都怀有忠诚光明的品德，充分蕴藏治事才能；名节不因风霜而改变，勤劳又在岁月中不断显彰。何况如今正广施恩泽，正适合升迁，用新的恩典来表示嘉奖，完全符合旧日惯例。可依照上述办理。授许州节度使王蕴之母赵氏进封楚国太夫人制 敕令：古代有位将领，曾说自己有老母亲，三年中三次败退；朕每次读到这件事都认为不对。假如将领都这样做，那么凭什么符合“三在”的道义，激励士卒之心，又逃脱没有勇气、不能尽孝的讥讽呢？如果真是这样，也只能说他的母亲不贤罢了。忠武军节度使王蕴，正以奉养母亲为荣，既孝顺又忠诚；朝廷授予他节度使旌节，于是成为著名将领。他奋勇作战，力量超过投石；临阵对敌，义气使他听不见鸣金收兵。难道不是他的母亲赵氏贤明而且善于训导吗？难道只是修筑朱序的城池、保全陈婴的宗族而已吗？过去曾赐给她郡国夫人的称号，如今王蕴的功业更加进益，爵位更加尊隆，应当增加大国的封号，以助成南陔奉养母亲的喜庆。可依照上述办理。为申理罚俸事上状 臣根据西台的公文和金部的说法，奉六月二十七日敕令，因内园院郝景全一事的奏状中，讼字的读音与庙讳相同，奉敕罚臣一季度俸禄。以上是事情经过。臣的官位极其卑微，蒙受罚俸，受到委屈与否本不应有所争辩；但事情关系重大而且事实分明，另有关于法理体制的问题。如果就此隐默不言，恐怕辜负圣明时代。愿陛下宽免臣的罪过，使臣能够把意见全部说出。臣前次奏状说：“依照敕令，因为一件事而告发另一件事，旁及诉讼他人。”这是咸通十一年十月十三日敕令中的话。臣的奏状中确实有“准敕”二字，并非臣自己撰写的词句。臣谨按礼制，避讳不包括同音的嫌名；又按《职制律》，触犯庙讳的嫌名不治罪。注说：“比如禹和雨。”《疏》说：“是指声音相同而字形不同。”注和疏重复说明，已经极其容易分辨。伏惟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陛下，明智超过帝尧，孝行胜过大舜，难道会亲自发布敕令而不避讳吗？所以一定是审慎衡量礼制和法律，认为没有妨碍罢了。臣只是引用陛下的敕文来说明，不敢擅自改动其中一字。没有想到内园使会有这样的奏论。臣因而被罚俸，确实只是受到小小的委屈；然而今天并不是敢于申诉这次罚俸，实在是因为历来的制敕和百官奏表，曾经都有避同音嫌名的成例。如果因为臣而受到罚处，那么旧有章法从此凡是援引敕令条格的，也都必须曲折回避，便会形成讹误弊端。臣如今已经被罚俸，本来不应再上达圣听；但臣听说赵充国担任将领时，不忌讳议论一时的事情，认为这可以成为汉家后世的法则；魏徵担任宰相时，不拘泥于个人形迹，从而成就贞观太平。臣虽然比不上将相，幸而忝居陛下掌持法令的臣子，难道可以因为议论俸禄而有所顾忌，反使国家的敕命发生错误吗？况且遵顺宗庙的讳字，是天下共同遵守的法则，确实不可同小事一样看待。愿陛下留意审察并采纳臣言，另外颁下明确的敕令，使今后的章奏依照礼制和法律处置，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敬鬼神议 古人说敬奉鬼神的礼制，有祈祷、祠祀和祭祀，都是为了建立不可更改的典章。至于教导人们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若不是认为鬼神能够带来祸福而向它们求取好处，那么为什么要说祈求福佑呢？如果是这样，就必须知道鬼神在哪里；否则又凭什么知道它们能够带来好处呢？况且《尚书》说帝尧命令重、黎隔绝天地之间的交通，使天神不降临人间，地上的人也不冒犯上天。天神和人各有所在，自然就不会相互扰乱。左氏《春秋传》说大禹铸造九鼎，象征万物，使人知道神灵和奸邪，便没有谁能遭逢魑魅魍魉。这也是说要抵御偏邪之物。如今根据《史记》，排列尧在前、禹在后，年代十分清楚。如果重、黎已经能够隔绝天地交通，那么人与神本来就已经不再互相往来，夏禹还增加铸鼎做什么？如果禹不是妄自创作，而确实想让人知道神灵和奸邪，那么就是重、黎不能隔绝天地交通。研究这两种说法，如果说是虚妄，为什么经书史书还要记载；如果说是真实，二者又十分相悖。如今不知道鬼神还存在于人世之内，还是已经被前代圣人阻止隔绝而不再相通。关于有无之间，果然还不能详细辨别。若说鬼神果真存在，那么宣尼本来应当谈论神灵，却不应拒绝子路询问事鬼；若说鬼神果真不存在，那么丕山黔隧的相逢便不应载入史册，阮千里所作的议论也不应再有。

译从此以后，有人说鬼神存在，有人说鬼神不存在，始终没有确定的结论。鬼神有无尚且不知道，而君子却敬畏它们，难道是为了求得好处吗？然而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既然道存在，难道一定要先求得福报然后才实行吗？如果一定要先求福再实行，那就是内心怀有欺诈虚伪、曲意谄媚的心，难道不会在暗室中感到惭愧吗？如今江东民间小巷的礼制祭祀夏禹，蜀人则祭祀先主和武侯；祈祷祝告以求福，实在太昏昧了。况且夏朝之后桀逃奔南巢，蜀汉之后主在成都反绑投降。假如神禹先生和武侯真有神灵，为什么不去救他们？难道有不能救自己的骨肉子孙，却偏爱救别人的道理吗？推究考察这些事，那么鬼神未必能够专门决定人的利害。假使鬼神能够使盈满者遭祸、使谦逊者得福，享受祭祀也必须依靠至诚，那么也只是人的德行感动了鬼神。吉凶都由人自身而来，难道是鬼神变化所造成的吗？《易》说：“小人不见到利益就不肯奋勉，不受到威胁就不知惩戒。”如果因为鬼神不能给人福佑便不敬畏，就是“不见利不劝”；因为鬼神不能降祸于人便无所畏惧，就是“不威不惩”。难道可以让君子同于小人吗？所以敬奉鬼神而不失礼，并没有别的缘故。禁止淫祀，勉励疏忽懈怠的人，也不是为了求得利益。假如前代圣人的典籍还存在，那么祷祠祈福也只是借此设置教化、讨论道理罢了。所以君子应当敬畏顺从而不要疑惑。设险议 《易》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自己的国家。”作为国家的防卫，依靠山川、丘陵、外城、沟池，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左氏《春秋传》中，司马侯回答晋君，说九州有险要之地，却不能依靠一个姓氏来凭借险阻，因为那是危险；这是希望晋君时时警惕战栗而增进德行。解说的人不知道左氏之说同《周易》大义相反，却说那不是设置险阻。有人说：孟子称地利不如人和。大概人和不是设置险阻，而是为了周全防备。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周室以弃为始祖，后稷奠定基础，古公亶父、王季、文王、武王事业兴盛，玉璜辅助受命，又以宝龟占卜七百年国祚。军队渡过孟津，诸侯不约而同前来，于是如雷奔风骤，殷墟崩塌裂开。于是把九鼎安置在郏鄏，迁都洛邑。继续修治祖宗的事业，并不是抛弃德行；但没有设置险阻来巩固自身，终于使晋文公建立霸业，在河阳召见天子。楚庄王询问九鼎轻重的事情，也足以作为鉴戒。假如周朝设置了像秦国那样的险阻，秦国施行周朝那样的德政，那么七百年的国运就可以保持强盛，万代的制度也不至于栋梁弯曲。况且这就像驾车一样，（缺二十一字）如今仍然任用商、周的德业，述说商、周的仁义，然后依靠长江、汉水作为险阻，使夷狄宾服；凭借五岳四镇作为险阻，使诸侯顺服。凭借关隘桥梁作为险阻，使京畿附近安定；张设四维作为险阻，使百官和众人各安其位；断然施行刑罚作为险阻，使盗贼停止；寻求明察作为险阻，使奸诈虚伪显露。险阻的时势作用真是大啊！这就是招来远方之人、安定近处之地，收束兵器、解除铠甲，而使守卫始终牢固的原因。谨慎议论。改谥恭太子议 鲁僖公五年，晋国杀死太子申生。先圣的著述厌恶使用谗言。这个时候国内请求给他上谥号，不也是过分了吗？《诗经》说：“温和恭敬的人，是德行的根基。”又说：“早晚都温和恭敬，办理事务严肃谨慎。”这些都是极力称道温恭之德。因此子服景伯告诫他的同伴说：“陷入而成为恭王，闵马父讥笑他，是因为周恭王能够遮掩昭穆亲属的过失而称为恭王。”楚王能够知道自己的过错而被称为恭。先王的恭敬也不敢自作主张，说“自古以来从前如此”，由此可知“恭”这个谥号本来就不容易得到。如今考察申生的事情，还没有谁认为这个称号适合他。祸乱的机关即将发动时，子舆已经提出谋划；狐突的劝谏，也明白地预知了祸患。申生既不肯采用，到了将死的那天，又不能凭借六天前的情状为自己辩明，只说：“君王安于骊姬，君王如果不是有骊姬，居处便不安、饮食便不饱；我辞拒骊姬一定会获罪，这会伤害父君的心。”于是接受赐命而死。唉！他的过错太过分了。晋献公虽然昏昧而喜欢听信谗言，却并不是内心明知其为谗言仍然喜欢它。凭晋国方圆千里、财用充足、士女众多的条件，想要聘娶妃后，难道没有超过骊姬的人吗？然而唯独任用骊姬，专宠诸姬而无人能够夺取，难道不是因为她迎合君王心意、钓取君王感情，心机巧妙而隐秘，以至于伤害君王之心所造成的吗？这样一来，必定会把骊姬的行为看作善行，把骊姬的话当作实情；安然接受并任用她，渐渐就会发展到作乱。史苏所说的“甘心受其放纵而不自知”，到了事情的真相明显，奸诈泄露，知道她不善，显明她不实，就像醉酒醒来、睡梦醒觉，雷电凭怒而来，把她捉住杀掉，必定会使人刚决果断。哪里还会有因伤心而至于不能安居饱食的事呢？假如已经杀了她，后来又想起她的容貌姿态而惆怅，那也只会想到她欺骗蒙蔽人的罪行而忿恨罢了。说什么恐怕伤心，岂不是荒谬吗？况且申生将使献公的美名流传亿万年，使美好的声誉镇守千古，这比安居饱食重要得多。若在后代失去美名，给子孙留下谗言，这比居住不安、饮食不足严重得多。推究这个大义，即使伤心也没有害处，何况并不伤心，怎么就会突然死去呢？这样反而使长久作恶的人得不到惩罚，诬陷两个公子，难道能说是保全了昭穆宗族的过失吗？沉溺而不回头，别人劝谏还拒绝，难道能说是知道过错吗？亲人不能保护，并不是执政者恪尽职守；过错不能知晓，并不是修养德行的根本。这是凝滞不通的论说，把它称为恭敬君主，也已经错了。谥法说：“壅塞阻遏而不通，叫作幽。”像申生这样，确实就是这种情况。考察典章法度，应改谥为“幽太子”，使后代知道侍奉君父的道理，必定要有左右辅弼的帮助。使他不至于把美名陷没在史册之中，不只是让他白白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尊长身边苟且偷安而已。

译泗州重修鼓角楼记 激烈而悲壮的，是角的声音；高亢而雄壮的，是鼓的声音。激烈和悲壮近似于义，高亢和雄壮近似于勇。军队凭义气聚集，凭勇气前进，所以军城通常在正门修建鼓角楼，以加强黄昏和夜间的警戒。这两种乐器的功用本来相同，但凡是发声，虽然总是先击鼓，等到合奏时却先吹角，大概是想让勇气从义气中产生。泗城位于汴水、淮水迅疾汇合之处：汴水迅猛如箭，淮水宽阔如吞。两水形势雄壮厚重，气象开合舒展。因此这里产生的人物兼具义气和勇气，与鼓角的声音相应。即使商贩四面往来，船舷相撞、船舵交错，城中的气势也不衰败混杂。防御使刘公是本郡人。他有义气、勇力、智慧和杰出的才干，从万人之中脱颖而出。起初任本郡诸将，黄巢攻陷关中，徐州以西的讨伐十分紧急，事务在于扩充兵力，便按旧日所属州郡的名称征取泗州。泗州声称没有奉到诏令而不服从，徐州军队于是大举到来。刘公任都马步司转司衙，掌握全部兵权，守卫多年，徐州最终解除包围而离去。不久，皇上想使徐州、泗州长久安定，最终仍把泗州隶属徐州。适逢新任防御使不懂军事，认为泗州人心怀愤恨，又煽动他们下令背叛徐州、不再隶属。刘公拿着诏书争辩而不能改变，众人于是大声呼喊，驱逐防御使，扶刘公就座。刘公不得已，诏书也因而任命他为防御使。徐帅太尉钜鹿王感激刘公在自己已经失去其他依靠时没有背弃，反复说明一切只听天子命令，两人相互投合，关系反而比从前更加欢洽。刘公接过防御使印信后，登城向四面眺望，只见战后拒战留下的火灰，有些地方还因投石而倾塌。包围正紧急时，城中又拆毁房屋供给柴薪，房舍几乎没有完整的。于是他专心亲自到战场上，辅助各院逐渐修缮；又认为鼓角楼是军门的眉首，应当特别修得华美雄壮。楼以及左右鼓棚新建二十七间，又加高柱子、提高栏槛来增强声响。太阳沉落、夜气寒冷时，听见吹角击鼓的声音，仿佛岸边水浦、泉穴之中龙吟鼍鸣，不时彼此应和。后来郡中众人排列观看，想请文人记述功绩。有人向众人作揖后上前说：“您的功劳德行很多，并不只是这座楼门。左右两臂伸出的廊屋以及都厢等院落，共二百多间，全都是您重修的。又修建孔子庙、佛祠、道宫、观、文武官吏的舍屋和灵山神宇，共有数百上千间。又劝乡里人增加建造住宅，使荒废毁坏的重新更新，繁盛得如同寒木在春天发芽。又增置武器库中的旗帜和长矛一千竿、铁锤一百柄、铠甲三百副、剑一千把、箭六万支、弓弦角弓一千具。所有营建制度，都用自己的家财资助。又教所属县栽种桑、柳、枣、榆，达到二万株。免除无名的徭役，除律令诏敕规定的以外，擅自增立的条文都废除，归于简明切实。因此百姓更加归附亲近，逃亡的人自行返回，共一万三千户。朝廷使者和显贵宦官往来时，供应饮食、饯行迎送，都像全盛时期一样；防区还获得淮、浙等地进贡的钱财数百万贯。这些只是大概。您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是因为诚意。公具曾侍奉尊长，恳请为尊敬的中丞、郡太君取得拜封爵邑的资格，连续上表请求归去侍奉；他的诚意恳切到这种程度，所以能够坚定地奉行明天子的政令，以身为先来推行他的政治吗？由此说来，哪里只是一座楼呢？而且您以孝心培植忠诚，以义气激发勇气，那种壮烈的声名，又哪里是鼓角所能相比的呢？” 怎么可以只记一座楼而遗漏其他事情呢？”众人说：“既然这样，怎样才可以呢？”进言的人说：“我听说古人用玉来比喻德行，用器物来铭刻功劳。难道玉真能完全比喻德行，器物真能完全铭刻功劳吗？不过是借玉作比喻，借器物来把其他善行全都铭记下来。如今假如请文人借鼓角来比喻您的心志，并借记载楼宇来完整叙述您的功劳德行，可以吗？”众人都说：“好。” 然而善于写作的人也不能马上写成，只好暂且缓一缓等待。过了几个月，史官、尚书司封郎中李▯奚从淮楚赶赴京城，途中经过泗州；于是郡中从事张信和同僚、将领、官吏等磨石濡笔，并把众人的心愿告诉李公，请▯奚作记。▯奚不敢推辞，就把所听到的实情写在石上。唉！楼在中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建成，在这一年九月三十日刻写此记。

译反驳《五等六代论》魏国曹元首的《六代论》说：“夏、殷、周与民众共同治理天下，历经数十代；秦王独自专制，两代便灭亡。”又说：“周王室逐渐衰微，受到侵削而变弱。”大概认为并不是因为秦废除五等爵制、设置郡县官制，到了晋代陆士衡撰写《五等论》，陈述秦、汉以来八代兴亡的原因。他说：“五等制度起始于黄帝、唐尧，郡县的治理创始于秦、汉。”认为“周的制度使万邦思考治理，群臣谋求自身。等到承受衰微、积累弊病，王室于是卑弱，但还保有名位，国祚可以传给后代。秦国抛弃正道而任用权术，颠沛覆亡的祸端，实在是由于孤立无援。”百代的天下不能凭空控制，良好的制度也不能没有弊病；受到侵削而变弱，总比宗祀断绝好；土崩瓦解比逐渐衰微更痛苦。若想权衡哪一种福分多、祸患小，综合两家的宗旨，他们都认为五等制度好而郡县制度不好，只是勉强想挽救急剧覆亡的局面，却没有免除逐渐衰微的祸患罢了。这就好比医生只想救人不死，却不能治愈他的病痛，难道能说他懂得经脉、药石的根本，掌握决定存亡祸福的关键吗？况且逐渐衰微和土崩瓦解两种祸患都能免除，难道没有贯通的论说吗？只是两家不知道罢了，所以都引用五等的长处，说明郡县的短处。曹元首就说五等诸侯能够藩屏守卫，又引用《春秋》中勤王的事作为证据，想使秦人分割州国，分封王室子弟，使土地有固定的君主，人民有确定的主人。陆士衡又说，五等诸侯国把土地看作自己的，民众都是自己的人；百姓安定，自己便享受利益；国家受损，家族便遭受祸患，所以会替自己谋求治理。郡县长官进身求取功名的心情急切，安定百姓的名声却来得迟，因此便侵害百姓来使自己得利，损害实际事务来养成自己的声名，所以只是为利益而谋求治理。他认为诸侯享有茅土封地，万国世代承袭，那么面南而王的君主各自致力于治理自己的国家，九服之内的人都知道有确定的主人。这些都是不懂道理的说法。春秋时期，诸侯擅自彼此侵夺攻伐。假如想求得霸业，就把匡正王室作为事情，所以说寻求诸侯的帮助没有比勤王更好的。表面上虽然假装忠诚来求取名声，内心其实包藏祸心，图谋帝位。这正是老子所说的“将要削弱他，必先使他强大”，哪里是用来藩屏守卫的呢？所谓替自己谋求治理，确实是忧虑国家受损、家族遭祸而致力于治理了。但如果国家不富、兵力不强，就还没有达到受损受病的程度；如果使国家富足、军队强盛，就会强国欺凌弱国，众多暴虐少数，迫使天下从九州缩并为七国，这难道不是古代制度造成的吗？因此可知，即使削弱诸侯的力量仍然是有益的，但把它比作身体和手臂却不同。身体和手臂的大小通常固定；诸侯的土地却会变动。假使手臂和手指能够改变大小，那么对于身体来说，又怎么能使唤它们呢？由此可知，五等制度不论大小强弱，都能擅自掌权、独断专行；诸侯自设卿相，放纵他们就会不恭顺，削弱他们就会怨恨，逐渐衰微而产生叛逆，固然必定会有。况且陆士衡说：“势力充足的反而很快作乱，土地狭小的叛逆较迟。”土地狭小尚且不能免于叛逆，难道越过正常疆界的灾祸会更小吗？假如把七国的规模缩小，也只不过使叛逆发生的迟早有些小小不同罢了。哪里知道郡县的长官权力弱、势力轻，即使跨有千里、凭借山岭险阻，奸谋还没有完成，自己已经被调任替代了。然而，强兵精甲足以抵御四方夷狄的祸患，人民和徭役赋税足以满足国家的急需，也未必就没有土崩瓦解的事情。秦、汉都失败，难道是由于这些吗？曹元首又把秦的失败归因于把政权交给赵高、诛杀夷灭宗族；西汉则是王氏专擅朝政、排斥宗室；东汉则是宦官专权，君主在上孤立无援。这是君主灭亡、亲近臣下而使臣下强大的祸患，并不是郡县制度的过失。假如有侯伯之国，也不过是助长祸乱罢了，哪里值得依靠呢？由此看来，五等制度和郡县制度的利弊相差很远。假使早些觉悟，废除五等世袭的制度，建立郡县，便可以控制臣下的符信，以纠正周代的弊病，使天子的威灵不必借助臣下。等到刑杀、强兵……（疑有脱文），就一定要修治文武事业，设置霸王之术。假如事业巩固，帝位反而危险，即使各自安定自己的国家，又把天子置于什么位置呢？难道可以认为这是谋求治理吗？”},{ 如今郡县中有的侵害百姓，损害实际政务；然而官员的升降、贬黜和进退，都取决于一个人。与诸侯相比，这本来还不算大的祸患。况且郡县奉行京城的法令，听从宰辅的威势，虽然职官的迁调转任并不完全相同，但法令已经确定了。五等爵国则世代相传、相承不绝，擅自更改法令。例如鲁国制定丘甲，晋国设置六军，郑国铸造刑书，这类事情实在很多。天下之所以使国土归于安定，并不是因为爱惜君主本人及其子孙。安定与否，在于建立教化、端正法令。国家虽然仍是同一姓氏，但法令已经万般变更，这难道是因为知道有一个确定的君主吗？由此可知，曹氏、陆氏所谓藩篱卫护的主张，正是篡夺叛逆的萌芽；思虑治理的主张，反而是祸乱的萌芽；所谓确定君主，结果却是不确定。既然如此，哪里会有不成为祸患的呢？从前汉朝有吴、楚七国之乱，汉高祖因此在分封诸侯的问题上加以惩戒，不使封地超过古代制度。汉元帝引用贾谊的话，想多封建诸侯而削弱他们的力量，使天下如同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一样；这样一来，下方没有背叛的心思，上方也没有征讨诛伐的事情。士衡也说，汉朝大规模开启侯王封国，疆域过于广大，因此七国之乱是制度超过正轨所造成的灾祸。如果这样说，那么班固《汉书》的赞语说周代制度有一千八百国，《戴记》把天下分为九州、二百一十国，合计就是一千八百九十国。公爵、侯爵的封地方圆百里，伯爵七十里，子爵、男爵五十里，封地已经狭小到了极点。等到周室衰亡时，如果能够加强诸侯力量，不把骨肉亲属一个个削弱，以此惩戒秦朝的失策，去除秦朝的弊政，采用最上策，那么就可以历经世代而长久延续，诸侯的支派也会强盛壮大。哪里还会有周室衰微、嬴氏国家土崩瓦解的祸端呢？《广废庄论》（附序）。王坦之写了一篇《废庄论》，并不是要废除庄周的著作，而是要废除庄周的学说；他的主旨本来是好的，只是文章的文理还不够精工。而且，▯氏说庄周败坏名教、败坏风俗，却不能驳倒他的言辞、折服他的辩说，这只不过是直接辱骂他罢了。假如庄周复生，肯服从这种驳斥吗？文章结尾又和庄周把彼我看作齐同的说法相同，这就像鲁、卫一样了。然而，庄周的著作从古到今人人都知道它的学说与圣人相违，却一直没有人能够驳倒它。这是为什么呢？那就是圣人果真错了，而庄周果真正确了。既然庄周说不对，圣人说对，那么为什么不能战胜错误的说法呢？我对此十分厌恶。有的人委曲地替庄周辩解，想把两种学说都与六经合在一起；有的人说名实之学与玄奥之学不同，想让二者都保存下来；这些说法全都是荒谬的。所以荀卿说：“天下没有两条道路，圣人没有两种心意。”既然如此，异端的学术就应当废除。我既然领悟了荀卿的话，赞赏王坦之的用心，又怜惜他没有把道理说尽，所以替他扩充论述如下。

译世人大多认为《庄子》的学说玄妙深奥，唯独我认为它只是粗略地看到了道理，却没有穷尽道理罢了。它洋洋洒洒有七万多字，但撮取其中的大意，举出各类事例加以验证，它的得失就可以看清了。且看它把虚无作为根本，却不知道虚无的妙处；探究天命的幽微，却没有达到天命的根源；喜欢谈顺应事物而任用人才，却不知道顺应任用的根本；穷尽探讨人的性情，却没有穷尽性情的变化。凭什么知道这些呢？虚无，是运用心思的根本，但必定要凭借有形之物；有形之物要发挥作用，也必定要以虚无为存在条件。因此，有和无相互资助，然后功用才能建立。只看重无而轻视有，本来就已经疏漏了。况且所谓“无”，还特别需要说明。惠子认为庄周所说的道理没有用，便回答说：“知道无用，才可以和你谈论有用。现在大地不是不广大，但人所能用到的，不过是容纳两只脚的地方罢了。假如把一只脚侧着放在地上，层层填高直到黄泉，人还有什么地方可用吗？”这番话是假借四方广大而无用的地方，来比喻自己的虚无之说。言辞确实机敏，但所谓无用有三种，不能混为一谈：有虚无之无用，有有余之无用，有不可用之无用。虚无之无用，就是老子所说和泥制作器皿、开凿门窗的道理；它的功用正在于那些空无之处。有余之无用，就是侧脚立地的譬喻；它的功用必定要借助多余的部分。不可用之无用，就是禾苗中的莠草、粟米中的秕糠。如今庄周败坏法度、扰乱伦理，正是秕糠莠草一类的无用之物，却把自己等同于有余之无用，难道不是荒谬吗？这就是所谓以虚无为根本，却不知道虚无的妙处。庄周所说宰牛而善于用刀、牧羊而鞭打羊的后面，以及指尖穷尽于把木柴作为薪材等说法，全都归结于人在一生中获得纳受、养育和寿命的和谐。因而他讥刺做事破碎粗疏、鲁莽草率的人，责备他们在寝席之上、饮食之间行事，却不知道所谓“灭裂”的含义。然而，卫灵公石椁上的铭文说，寿命长短必定有上天的定数，难道在于鞭打与不鞭打、供养与不供养吗？庄周的道理本身就错乱乖谬；这就是所谓探究天命的幽微，却没有达到天命的根源。所谓顺应人的才能而任用，就是根据众人的才能各有所宜，能够任用什么便任用什么罢了；但庄周却想要天下而不加以治理。他说，听说过使天下自在宽容，没有听说过治理天下。天地本来就有恒常的规律，日月本来就有光明，星辰本来就有次序，树木本来就有挺立的形态，禽兽本来就有群居的性质。他认为上古的至高德性就是与无知相同；其德性不离开本真，与无欲相同，这叫作质朴，于是人的本性便得以保存。后来人们自行悬设仁义礼乐，于是人喜好机巧智虑，争相归向利益。这实在很不对。天地、日月、树木、禽兽，是不需要治理的；人却是需要治理的。人活着必然有欲望；有欲望的心发端于自然，有欲望就不能不有所求，有所求就不能不发生争夺，有争夺就不能不产生祸乱。因此圣人建立仁爱来使人和睦，陈明义理来禁止争乱。反过来却把仁义看成祸害，那么如今戎狄之间彼此劫掠杀戮、鱼鳖之间彼此▯食，难道有谁在戎狄和鱼鳖之间施行仁义礼乐吗？有气息的万物之中，没有比人更有灵性的。万物有知觉、有欲望，人反而要没有知觉、没有欲望，这怎么说得通呢？况且如果人果真没有知觉、果真没有欲望，那么一切是非好恶、分别贤能与不肖的判断，岂不是都应当由人主动产生吗？庄周还说，厉病患者的孩子半夜出生，便急忙拿火去照看，惶惶不安地唯恐孩子像自己；这是说人人都希望美好、厌恶丑恶，所以可以放任他们而让他们自行治理。厉病患者有这样的心思，难道不是圣人通过分别是非、驱使人心而使他如此的吗？怎么可以放任不管呢？如果说人的天机并不是由圣人造成的，那么人本来就自有知觉、自有欲望，仁义礼乐又有什么罪过呢？这就是所谓喜欢谈顺应人的才能而任用，却不知道顺应任用的根本。自从人类产生以来，没有谁不具有争强好胜的心。没有为这种心情制定法度时，人们的争夺就会归向不合义理的方向。先王知道这一点，所以制定崇高的法度训诫，并以严正的方式推行；人们争相学习它，这也就是以争强好胜之心来争胜，只不过是沿着正道争胜罢了。这就像火焰向上燃烧，于是顺势为它修造灶台，使火焰得到助长；水向下流，于是顺势开凿沟渠，使水汇注。这也是使燃烧和水流得到适当引导。燃烧和水流得到适当引导，就没有焚烧和淹溺的忧患；争强好胜的人遵循义理，就没有暴乱的祸患。由此可知，应该认识它的根本而顺着道理引导它。然而没有灶台，火本来就会向上燃烧；没有沟渠，水本来就会自行流动。要毁坏灶台来阻断火焰，毁掉沟渠来停止水流，势必不可能，只会使燃烧和流动失去适当的方向。没有贤人圣人，人本来就有所仰慕；不尊崇贤人，耗尽圣人的法度，削减曾参、史鱼的德行，以此断绝人的仰慕，这果真不可能做到，只会使人所仰慕、所喜好的转而在不合义理的方面。庄周是因为不知道根本而采取相反的做法，只知道喜爱高尚、仰慕上位会离开本根，却不知道喜爱仰慕之心发自人的天机。想要断绝对圣贤的仰慕，使天下人各自停止运用智识、安守本分而没有所仰慕，这同毁坏沟渠、拆掉灶台来阻止水火有什么不同？这种方法多么迂曲啊！这就是所谓穷尽探究性情，却没有穷尽性情的变化。由此看来，他对于虚无、天命、顺应任用、性情，讠尧々然地加以论说，却没有一项真正洞彻明白；不知道玄妙深奥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吗？所以说他只是粗略看见道理而没有穷尽。虽然根源出自老子，但他诡说圣人、败坏法度尤其严重，王先生想废除它，是合宜的啊！有人说：“《庄子》都是寄托之言罢了，拿名实去考察它，不也疏忽了吗？”所谓寄托之言，就像大鹏和斥鴳、肩吾和连叔、□将和鸿蒙、渔父和盗跖；探求其中道理的人，不能拿事实来责备它。庄周以嗜好老鼠告诫惠子，以舐痔讥讽曹商；违背它们所趋向的意义，当然可以说是愤激之言。像这样，我难道不知道分别吗？如果说理义有所阻塞、趋向有所壅滞，就托言为寄托之辞来逃避责难。至于说至人能够守持精气，在万物中潜行而不空虚；得道之人提挈天地、骑乘列星，把生死置之度外而面色像婴儿一样，这些明显是虚妄诞妄，不值得诘问。

译蔡袭传 蔡袭自称是偏将，不详知他的氏族源流。他到北部振武军后，学习击剑，沉着勇敢，喜欢奇谋。起初没有人知道他的功名，曾经凭意气与人争斗而杀死对方。当时前司空刘沔以右仆射身份任振武节度使，听说此事，收捕蔡袭下狱，将要用杖刑把他打死；过了一夜，已死的人又苏醒过来，因此蔡袭免于死罪，只被贬罚服役。几年后，刘沔移镇河东。武宗初年，匈奴侵犯边境，诏令刘沔率河东及诸道兵出征。蔡袭听说边境有事，想借此建立功劳。于是逃离服役之处，前来叩见刘沔说：“过去您免除蔡袭的死罪，是明公屈法施恩，也是蔡袭的大幸。如今天子的军队要讨伐北方胡虏，我私下愿意在军前效犬马之劳；上可以报答您的恩德，下也请求用此补偿自己的过错，这样即使死去也无遗憾了。”刘沔听后认为他壮烈而有义气，命令把他编入士卒。官军到达大宁，听说匈奴已经进入振武境内。当时和亲的大和公主在蕃地多年，又听说振武军想夺取公主，刘沔担心公主被振武军先得到，功劳就归他们。谋略尚未想出，诸将官吏都不能谋划。蔡袭于是请求假装追捕逃亡者，到匈奴营中制造动摇，引导他们进入河东境内。刘沔深深赞同他的计策，于是派蔡袭前往。蔡袭到了匈奴驻地，扬言说：“振武镇守想杀死你们，河东刘仆射是招抚使。如果不迁移，必定会被振武军害死。”匈奴中有人听到这话，立即回到宁武，于是迁移部众驻扎在屈地。越过城西后，已经进入河东境内，距离官军还有二百多里。蔡袭回来报告，刘沔想上奏，又担心诏书追问，必须有俘虏作为证据；蔡袭又捕获俘虏十二人、马十五匹，主帅才把事情详细上报。此后屡次有诏令，命令夺取公主。刘沔忧虑匈奴的牙帐离得太远，想让他们靠近又没有办法。蔡袭于是请求带着财物粮食进入蕃地招引，刘沔同意了。蔡袭到了蕃地见到公主，公主流泪告诉他北方蕃部已经破败灭亡，自己饥饿、困顿而孤立危急。蔡袭回答说：“圣明的天子在上，公主为什么不与单于商议，一同入朝上奏困急的情况呢？”公主说：“这件事已经商议过了。单于如果为我离开这里，就一定不会回来，事情已经不能协调了。”说完，蔡袭请求面见单于。谒者高达于说：“单于自己离开本国，又在途中返回，不宜与使者相见。如果有事情，只可以同蕃相商议。”蔡袭于是拜见蕃相。蕃相说：“我们患病、饥饿、逃亡，唐朝不救济我们。今天唐朝使者来了，幸好没有什么可以寄托希望的。” 蔡袭回答说：“因为不知道单于的消息，捕获匈奴十二人审问，才知道你们已经在唐朝境外数月。河东刘仆射命令带着财物粮食十橐，奔驰送给公主、单于和宰相，同时派遣诏令。如果能够南下，那么你们所缺乏的东西，就容易相互帮助了。如今部落距离很远，哪里知道你们遭遇旱灾歉收到这种程度呢？”蕃相说：“你们唐人不能明白蕃国的情势，昨天因饥饿而饿死，不得已才有所冒犯；今天你一定是借这个理由来诱骗杀害我们。”于是把蔡袭推出帐外，命令步卒用弓弩围住他，说：“如果不透露实情，就一定射死你。”蔡袭说：“国家确实命令我来招抚救济，如果相信我就立即前往；如果怀疑我，为什么不逃到其他蕃国去？以后后悔也来不及了。如今虐待我有什么好处？”蕃相说：“我如果只是逃到其他蕃国，又有什么可后悔的？”蔡袭说：“单于是大蕃国的首领，与唐朝有亲属关系，有舅甥的恩情。你们有辅车相依的形势，国家破亡后本来应该归附唐朝，却反而进入几个小蕃国；如果被小蕃国轻蔑，怎么能不后悔？”蕃相于是说：“我现在归附唐朝，只怕你们的主帅欺骗我。你如果真是来招徕，就应当为我重新订立重大的誓约。”蔡袭说：“凡是发誓的人，危急时可以有各种办法；蔡袭的发誓却不是这样。”于是伸手到蕃相面前，请求砍断左手腕作为誓约，面色不变，言辞十分雄壮，蕃相没有答应。蕃相说：“姑且替我剖开胸口取血，随后亲自饮下，也足以作为凭信。”蔡袭于是从胸口取出血，放在器皿中发誓说：“如果我欺骗你，进入唐朝境内后怀有二心，上天一定降罚诛杀我，把我烹煮剁碎分裂。”说完，喝尽器皿中的血，匈奴这才相信他。于是把牙帐迁到□州北部边塞的谷山，与官军相距六十里。后来又假称出外打猎，侵掠振武，战事不利便引军返回。蔡袭在敌庭多日，担心不能回来，于是欺骗单于和蕃相说：“还要到□朔州替蕃国取得财物粮食。”因而得以返回，详细告诉刘沔：已经诱使匈奴靠近边塞；加上匈奴刚刚在振武受挫，退兵后疲劳困顿，又因为唐朝招徕而没有防备，如果夺取公主，正应当乘此时机迅速前往。刘沔答应了，命令将校石雄、王峰等和蔡袭一同到单于帐下，合围并大败匈奴。蔡袭冲入帐中，把公主扶挟到马上，出来十几步，担心官军不知道而误伤，便大声喊道：“这就是公主。”石雄听见后，带三十名步卒把公主夺回。公主到了河东，把全部事情告诉刘沔，又曾在绢帛上写下蔡袭的姓名，答应上报朝廷；又对监军吕义忠说：“没有蔡袭，我就不能活着回来。” 他的智谋就是这样。公主回到京师后，刘沔加授司空，石雄授任天德军防御使。只有蔡袭不为天子所知，主帅也没有替他上奏；公主最终也不能替他说话。他的功业和谋略于是被埋没而不显扬。然而河东消灭匈奴，使边境至今安定清静，原本就是蔡袭筹划谋略的力量。会昌二年，刘稹占据上党反叛，杨弁在大原乘机拒绝诏命而被擒获。会昌四年，上党平定。今上大中四年，南山党项羌族反叛。从会昌二年到现在的征伐中，蔡袭都建立了功勋，他的功劳全都记录在河东的簿册中。只是击破匈奴是他的首功，却被别人掩盖了。直到今天，部众和将校没有不称赞他的智勇。李▯奚说：“功名被埋没，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实在太过分了！然而古人曾说，官位可以排斥，名声却不可夺取。就蔡袭而言，他的名声可以被夺取吗？还是不可以呢？起初我在京城、洛阳之间，听人谈论，多称刘沔、石雄有破虏之功；到了太原，听到蔡袭的事，才知道这是举世共同的错误。可悲啊！功业如此卓著尚且可以被压抑掩盖，何况才艺呢？我想到他辛劳而没有得到好处，所以详细补足他的事迹，写成这篇传。” 卷八百四 刘允章 刘允章，字蕴中，是追赠礼部尚书刘乃的曾孙。考中进士，历任翰林学士承旨、礼部侍郎。咸通年间出任鄂州观察使、检校工部尚书、东都留守。黄巢攻打洛阳时，他接受伪命，因此被废黜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