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百七十

译官员和老师相互规劝，乐工掌握技艺，以此进谏；如果有人不恭敬，国家自有常刑。然而，不是明智的君主不能招来直言，不是圣德不能求取自己的过错。招来直言，智慧就更加广大；求取过错，德行就更加光明。只有衰败混乱的朝廷、昏惑的君主，才会忌讳自己的过失，恼怒直言，把阿谀奉承当作接受忠言，把谏争当作宣扬自己的恶行。下方国家的怨恨已经满溢，耳朵却不愿听见；腥臭的德行上达苍天，内心却不愿醒悟。直到颠覆灭亡仍不知道，并不是情性的昏迷竟达到这种地步，而是因为如此。所以明智者广泛接纳意见以成就德行，昏暗者独断专行而败坏自身；成败的道路，千古以来反复如此。与失败走同一条道路的没有不覆亡的，与成功循同一轨道的没有不昌盛的。凭陛下如日月般的明察、如江海般的气量，自然应当纠正夏桀、殷辛拒绝谏言、掩饰过失的弊病，符合大禹、成汤拜受言辞、改正过错的诚意。何况如今时运正处于困厄，众人的情绪仍然郁结，正是陛下握发吐哺、宵衣旰食的时候。士人无论贤愚，都应当记录任用；言论无论大小，都要尽力招纳，实在不可再有违逆之嫌、甘辛之忌。君临天下的人，应当以众人的智慧为智慧，以众人的心意为心意，常常担心一个人不能尽情表达、一件事不能得到合理处理，勤勉询问、接纳，只求善言，难道只是接受谏言而不加拒斥罢了！甚至应当寻求诽谤之言，听取民间传诵；荇菜和豆叶不会因为生长在低处而不采集，所以英华美善没有遗漏；樵夫不会因为地位低贱而不询问，所以幽隐的意见必定能够上达。如今公辅任职谏议，身居宰相之位，献可替否、综合治理本来就是他的职分，比起樵夫、荇菜豆叶，难道不是更加优先而且重要吗？这是常理，有什么可奇怪的？即使他引用譬喻不恰当，不还是胜过民间传诵吗？即使矫激过分，不还是胜过诽谤之言吗？晋文公听取民众的歌诵，于是霸业兴起；虞舜设置诽谤之木，于是帝王的德行广大。这实在是圣贤崇高的足迹，陛下为什么要厌恶它呢？圣旨又认为‘建造塔的劳役费用很少，不是宰臣所应议论的事情’，臣愚昧刚直，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应当问的是道理的是非，哪里能只论事情的大小？如果建塔是正确的，劳役即使很大，建造它又有什么妨害？如果建塔是不正确的，费用即使很小，进言的人又有什么罪过？小事是大事逐渐形成的起点，微小是显著事物萌发的根源，所以君子慎重开始，圣人保存警戒。懂得事物几微的人，所贵在于事情还不远就能返回正道；治理政事的人，必定要在祸乱发生以前加以防止。设置辅臣，把他们安置在左右，早晚接受规诲，意义就在于防止细微过失。过失刚刚微小时就加以纠正，正是辅臣的职责。涓涓细流不加阻遏，最终会变成桑田；小小火焰不加扑灭，最终会烧遍原野。水火蔓延已经很盛，祸灾已经形成，即使想要挽救，也本来来不及了。《尚书》说：‘不重视细小的操行，最终会连累大的德行。’《易经》说：‘小人认为小的善行没有益处而不去做，认为小的恶行没有伤害而不去除，所以恶行积累到无法掩盖，罪大到无法解脱。’那么，小事不可不慎重，竟然到了这种程度，陛下怎么能让臣子不要议论呢？《虞书》记载咎繇的话说：‘战战兢兢，勤勉敬慎，一日二日之间要处理万件细微事务。’兢兢，是谨慎；业业，是危险；几，是事物发动时的微小征兆。唐尧、虞舜之时，君主圣明，臣下贤能，各项政绩都兴盛起来，天下诸国已经协调和睦了，可是君臣上下仍然彼此告诫，既谨慎又戒惧，考虑事情的细微之处，每天达到数万件。既然如此，细微之处不可不重视，正是这个道理；陛下又怎么可以忽略而不放在心上呢？舜做君主时，刚开始制作漆器，群臣就坚决劝谏，都说这样不合宜。漆器的用途很耐久，花费也很少，可是群臣仍然接连讽谏，难道不是想防止事态逐渐发展，谨慎对待开端吗？由此可知，君臣之间，义理如同一体，事情无论大小，都要相互配合才能成就。所以舜命令他的臣下说：“你们要做我的股肱、耳目。”股肱辅助君主，不会因为事情琐细而妨碍运行；耳目帮助心灵，也不会因为事情细小而停止视听。因此臣子对于君父，应当竭尽敬意来敬奉他，竭尽爱心来爱护他。敬奉君主，就希望他达到尊贵荣耀；爱护君主，就害怕他陷入邪恶过失。天下万民和贤臣，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何况身居朝廷，担任辅弼之职，君主受辱自己也受辱，君主安定自己也安定；如果对此不发言，还有谁会发言呢？《礼记》说：“亲近君主而不劝谏，就是尸位而享受俸禄。”像宰相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最亲近君主的了，事情如果有违失，难道能不劝谏吗？武丁是贤明的君主，傅说是贤能的宰相，武丁还拿金属需要磨砺来告诫自己的宰相，傅说还用木材必须依绳取直来劝戒自己的君主。这说明辅弼的职责，就是纠正和挽救过失，大事小事都应当竭尽规谏。陛下所说“劳役和费用很小，不是宰相应该议论的事情”，又说“指出我的过失，是想借此为自己求取名声”，这实在与愚臣所听闻的道理大不相同。因此我愿意剖白肺腑而不敢默然不言。若把劝谏争辩看作指出过失，那么即使是剖心进谏的臣子，也不应受到圣明君王的责罚；若把劝谏争辩看作求取名声，那么竭尽臣节、忘我奉公的臣子，也不应成为圣典垂训的对象。既然设置献可替否的官职，究竟是为了什么？身边有辅臣，又将用来做什么？臣私下认为，指出过失以显示自己正直，当然不如改正过失以获得赞誉；进谏以求取名声，当然不如采纳谏言更为美好。即使有人确实有意指出过失、借进谏求名，只要陛下能够听到善言就改正，受到劝谏也不违逆，那么他所指出的过失，反而足以彰显陛下最大的善行；他所求取的名声，也反而足以助成陛下无穷的美德。这样做对陛下有利，所得实在很多。倘若陛下因为他指出过失而发怒，却不加改正，就会招来厌恶正直的讥议；如果贬斥他求取名声而不予容纳，陛下就会蒙受拒绝谏言的毁谤。这样一来，掩盖自己的过失，过失反而更加显著；损害他人的名声，他的名声反而更加彰明。果真这样做，所失就太大了。一得一失，怎么能不谨慎呢？伏愿陛下嘉许那些冒犯圣旨的忠诚，宽容逆耳之言，平息长期积聚的愤懑，消除猜疑和防备之情，然后把愚臣的话反复参验考察，希望能够达到至理，也使您明白我的微薄诚意。谨此奏上。又答复论姜公辅事的奏状 钦溆奉传圣旨说：“我看了你所奏论公辅的事情，虽然很知道你是竭尽忠心，但似乎还没有领会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公辅的才干和品行，与宰相的职位完全不相称。在奉天时，我早就想罢免他，后来因为公辅自己请求退职，我已经当面答应了。不久正赶上李怀光背叛，于是暂且因循拖延，容许他到了山南。公辅知道我一定要调动改任他，所以坚持议论造塔的事情，借此卖弄正直、求取名声。根据这一点来看他的用心，难道是善良的吗？我之所以惆怅，只是因为这个缘故。你如今怀疑我不能采纳谏言，实在违背了我的本意。”

译臣性情愚直执拗，务求朴实忠诚，只要推求事理而发言，心中有所怀抱就一定全部说出。圣上的旨意深奥精微，不是凡人所能窥测的；像臣这样昏昧的人，既没有窥伺圣意的才能，也没有迎合圣意的念头，所奏之言违背圣旨，本来就应当如此。只希望陛下能够记录臣的一点诚意，怜悯臣极其愚拙的忠心，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古人说：“圣明的君主，是可以用道理说服的。”又说：“君主圣明，臣下就会直言。”如今陛下具有上天赋予的才智，具备圣明的资质，臣如果抱持道理却不能伸张，坚持正直却不能坚定，上对不起圣化，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因此臣再次依据正道来申述前面的话，只希望陛下留意审察。臣私下认为，处理万机政务，必须先使内心虚静；鉴察众人的情形，也必须先使意念真诚。因为内心不虚静，外物就可能受到阻隔；意念不真诚，别人就都会产生疑虑。自己被外物阻隔，外物也会阻隔自己；自己怀疑别人，别人也会怀疑自己。万物都来阻碍，亿兆百姓都来怀疑，却想感化人心使天下和平，穷尽事理使一切没有差错，这就像倒退着走却想赶上前面的人，岂不是越来越远吗？孔子说：“不把怒气迁移给别人，不凭空猜测别人不可信。”难道不正是害怕放纵情感、逞强泄愤，以至于失去中正、违背正道吗？臣的一点私心，是想要匡正辅佐陛下。因此前一封奏疏中，愿陛下平息长期积聚的愤懑，消除猜疑和防备之情，然后把愚臣的话反复参验考察，希望能够达到至理，也使您明白我的微薄诚意。如今陛下因为一向想罢免公辅，便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善行，这就是把怒气迁移给他，长期积聚的愤懑还没有平息。陛下揣度公辅知道自己一定会被调任，便认为他说的一切都是为了求取名声，这就是凭空猜疑，猜忌防备之情还没有消除。猜忌没有消除，愤懑没有平息，公辅当然会因积累的疑虑而获罪，臣也会因违背圣意而受到责怪；但若说这就是完全恰当的，恐怕未必如此。臣进言，是为了帮助治理；君主求谏，是为了辅正过失。言论如果确实有助于治理，何必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它？谏言如果确实可以纠正过失，何必责究动机而拒绝它？如果他说的话没有可取之处，那么即使动机善良又有什么用？谏言有可以听从之处，即使说话的人有过错，又怎么能舍弃它？古代圣王之所以采纳像葑菲这样的微薄意见，询问樵夫，甚至把毁谤之言也传达上来、借助仇怨者的意见，急于听取和采纳，达到这样的地步，原因没有别的，只是因为合乎义理。愿陛下不要因为憎恶嫌疑而遗漏其中一点善意，不要一味苛细明察而自以为大明；忠言有利于实行，却不一定合乎说话者的情感，只有把事情考虑得十分成熟，才能做到不违逆情理。希望陛下屈尊重新鉴察，更加审慎地决定适宜的办法。谨此奏上。兴元论请求优厚奖赏曲环所统领将士的奏状 曲环所统领的一军，全都是朱泚的部曲，有的过去由凤翔统辖，有的原本从河朔一同前来。后来因为汴宋用兵，临时抽调他们前往援助，所以行营将士仍然以幽州、陇右为名。如今的元凶正是他们过去的统帅，岐下有楚琳助乱，蓟门有朱滔结党作奸，唯独这一支偏军漂泊在黄河之上，营帐寄居在他乡，家属却陷于匪徒之手。又正赶上汴路艰难危险，浚城陷落覆败，粮饷屡次断绝，资财装备长期耗尽。士卒的常情，本来就难以安处，正应当溃散回到旧日管辖之地，否则就会离散而逃往安乐之乡。但曲环安抚他们，把他们都看作离叛之人；孤军自守，也不苟且顺从；身处危境却能安定，听到危难便立即赴援；军纪十分整肃，屡次建立功勋，近来的将帅之中，很少有能与曲环相比的。考察他的才能和节操，确实远胜常人，只因长期羁旅寄居，困窘日益严重，接连上奏章，言语中都流露出辛酸。他向朝廷告急，朝廷力量却不能救助；向郡府求哀，别人又没有真正忧念他。读到他的言辞情状，实在令人流泪。如果失于接济应对，最终就会走向危亡。这样的良将义士，确实值得深深怜惜。愿陛下不要把他当作普通人对待，也不要用处理平常事务的办法对待他。如今形势可以互相资助，只有江左地区还较为完实，恐怕需要秘密敕令韩滉，严令他周全供给、抚恤这支军队，使器械铠甲、衣物粮食全都充足。请趁此赐给刘洽亲笔诏书，也委托他格外用心加以保全；如果曲环能够自行保存实力，一定会建立功绩。没有艰难困苦，就无法显出特别的操守；没有英明圣主，也不能保全非凡的人才。立了功而得到知遇，人们一定会喜悦并受到鼓励。臣对于为国家奖赏善人、救助危难的这片诚意，实在无法胜任其殷切之情，因此谨将此事上报。谨此奏上。兴元论解除萧复职务的奏状 钦溆带着萧复的表章给臣看，并奉传圣旨说：“朕近来因为李怀光凶暴狂妄，暂且到这里避难；山南既然接近京畿，朕可以指挥兵马，每天都盼望收复城池。现在萧复劝朕前往江陵，表章中的言辞颇为夸张，朕不能理解他的用意。昨天朕询问从一，从一也很惊怪，不知道其中的缘故。萧复的奏事官李充，朕刚刚召见他并与他交谈，也似乎不是纯正善良之人。这个人莫非是李承昭家的子弟吗？你应当仔细查看萧复表章中的意趣，斟酌后奏报。” 臣恭敬地看了他的表章，又揣度他的情意，大概是因为道路遥远、传闻失实，事情多有不确；大臣进献意见，务在竭尽诚心，即使有过分的忧虑和失当的策略，也只应当不采用，不足以责怪他。为什么呢？陛下驻跸奉天，艰难祸患已经极其严重，何况又不能在那里久驻，危险艰困可想而知。萧复身居枢密重任，奉命出使宣慰，忽然听到变故，难道能免于惊恐忧虑吗？梁州、岷州之间，地势特别狭窄险要，车驾转运之路受到限制，资财供奉确实困难。凡是怀有恋念君主之诚的人，都各自存有迎接君主的心愿，所以延赏想在西蜀迎接圣驾，韩滉盼望圣驾到东吴，这正是臣子的常情，也是古今共同的道理。萧复所请，也属于这一类，事情虽然不合适，情意却可以宽恕。李充近来担任御史，臣曾经与他同僚；他是已故福建观察使李椅的儿子，与李承昭只是远房关系。他才思颇为通达敏捷，性情也温和恭敬，在宗族中足称为优秀的人才。伏愿陛下再广泛询问查访，以验证臣的话并非虚妄。谨此奏上。又答复论萧复事的奏状 钦溆奉传圣旨说：“你所奏论萧复的事情，朕已经全部知道了。即使他没有别的用意，终究还是不懂得事情的宜当之处。如今巡行各道，反而恐怕会使许多事情违失。因为孟郊年老，朕现在想任命萧复为福建观察使，立即让他赴任，这样他的进退也应当各得其所。你的意见认为怎样？”

译臣认为，将相的职位，所委任的人都应当尊贵；在朝廷和外任之间交替任职，也是常理。然而君臣之间有礼法，进退不能不周全；事情的理体有适宜之处，本末也不能不相称。近来盗贼兴起于都城，圣驾到了郊外，陛下悔恨征收赋税过于繁重，忧念百姓困苦憔悴，特地下达慈爱诏旨，深切表示怜悯伤痛；又特意派遣大臣，普遍询问民间疾苦。本来希望大臣回来报告，然后商议优厚减免赋税，众人的心情都殷切期盼，每天盼望这些意见上达天听。如今如果前面的使命尚未完成，突然授予他远方藩镇的职位，就是恩泽将要施行却又收回，已经发出的诏令半途废止；事情既然使人失望，百姓将怎样看待呢？这就是进退之礼没有做到周全，本末之宜没有相称。若说这样就是各得其所，臣实在怀疑。倘若担心他处理事情不合方宜，不想让他长期留在外地，那么应当把诏旨告诉他，催促他返回；远郡尚未巡历完毕，只令副使分别前往即可。等他回来复命，亲自询问民情，革除弊政、施加恩惠，以符合仁德的名号。使命完成后，他的才干和能力也会更加显明，再慢慢选择适宜的职位，以安排他的进退，这样在事情的体统上，或许能够真正合乎中道。谨此奏上。兴元论续从叛贼中来到行在的官员等人的奏状 钦溆奉传圣旨说：“近来常常有低级官员从山北来到这里，都说是从京城偷偷取道逃奔行在。大多这类人不是善良之辈。有一个邢建，谈论叛贼中的形势，言辞最为夸张；察看他的情形，显然是在窥探侦察，现在暂且命令把他留在一处安置。像这样的人，还有好几个；如果不追根究底，恐怕会有奸计。你应当商量怎样处理才稳妥方便。” 臣认为，总领百官的宰相，与守一职的官员不同；富有天下的天子，与总领百官的宰相又不同。大体说来，尊贵者掌握要领，卑下者主持细节；尊贵者崇尚宏大，卑下者务求近细。因此，训练处理小事、纠察细微奸邪，是有关部门的职责；维系和驾驭万般机要，选拔任用各类长官，总揽纲领而使众目都能发挥作用，明察近处而使四方自然通达，是大臣的职责。愚笨和聪明都接纳，宏大和细小都不遗漏；像天空一样覆盖，像大地一样包容；垂下冠冕的旒和耳塞而抑制自己的聪察，隐藏瑕疵、包容疾病而致力于包容；不显示威严，人们却像畏惧雷霆一样敬畏他；不运用苛察的聪明，人们却像仰望日月一样仰望他，这就是天子的德行。以卑下者僭越而采用尊贵者的道路，职分就会在下位废弛；以尊贵者降低身份而代行卑下者的职责，德行就会在上位丧失。职分废弛，事情就不能办成；德行丧失，人们就不会归附。事情不能办成，弊病虽然迫切，祸患还较轻；人心不归附，裂痕看似细小，祸患却很重。这种道理的得失，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圣王知道宇宙广大，不可能靠耳目全部了解，所以使无为的内心清静，观察万物自行运行；知道亿兆众多，不可能靠智力全部制服，所以使最真诚的意念专一，感化人们的不诚。与此相反，就是想凭一个人的听闻和观察穷尽宇宙的变化，凭一个人的防备和思虑战胜亿兆人的奸诈欺骗。越是把智力运用得精密，离正道就越远。所以宣尼称述陶唐盛世时说：“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周诗》赞美周文王的德行说：“无知无识，只顺从上帝的法则。”这些话都是说覆盖养育万物，浑然同为一体，没有偏好、没有厌恶，不猜忌、也不逞强。项籍接收秦朝投降的二十万士卒，担心他们怀有欺诈之心而再次叛乱，一举把他们全部活埋；他在防备祸患方面，也已经过分了。汉高祖胸怀豁达、气度宏大，天下士人到来，都接纳任用而不怀疑；他在防备忧患方面，可以说很疏略。然而项氏因此灭亡，刘氏因此昌盛，积存疑虑和推诚相待的效果本来就不同。秦始皇严密戒备而且猜忌多疑，荆轲便发动了暗中刺杀的计谋；光武帝宽厚包容，马援便献上了真诚之心。难道不是因为以虚静的胸怀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想要归附；依靠权术控制别人，别人终究不会亲近吗？情意使人归附，就会感动而喜悦，即使仇敌也能化为心腹；意念使人不亲近，就会恐惧而阻隔，甚至骨肉也可能结成仇敌。臣所以说，这种道理的得失，关系到国家兴亡。伏惟陛下圣明睿智，文思光耀四方，孝友勤俭，德行高过历代君王。然而教化仍未达到大同，风俗仍未达到至理，实在是因为陛下的智谋超出众人，产生了轻视臣下的心意；思虑周遍万机，产生了独自驾驭天下的想法；谋划包容众多策略，形成了过分谨慎的防备；明察众人的情状，产生了预先窥察事情的心态；严厉约束百官，形成了任用刑法以达到治理的准则；以威势制服四方，产生了想用武力战胜残暴的意志。因此，有才能的人怨恨不能得到任用，忠贞的人忧虑受到怀疑，建立功业的人害怕不被容纳，心怀反复的人被迫接受讨伐。于是逐渐导致离叛，酿成祸灾；外有战争接连不断，内有变乱相继发生；一年还没有过半，圣驾已经两次迁徙，国家艰难困顿，古来未曾有过这样的情形。凭陛下至圣的德行，却遭逢这样的深重忧患，或许上天是想大大开启陛下的睿智之心，使您警戒小的过失而成就伟大的功业吧。臣认为陛下应当顺应天意，追究已经发生的过错。凡是导致盗贼作乱的原因，陛下已经详细知道其中的缘故，正应当革除以前的弊病，以消除众人的疑虑。如今承受天子的美善诏令，却还沿袭流传的错误；如果还没有悔改而导致祸患，又凭什么消除灾祸呢？臣蒙陛下过分知遇，又承蒙下诏询问，如果只是一味顺从圣意，就是欺骗上天；怎敢不直陈意见，希望能够补救缺漏。往年刚开始兴起军队，四处征讨不服之地，秉持义烈的人们都想亲自效力。舍弃叛逆、归顺朝廷的人接连到宫阙进献诚意，陈述谋略、劝谏过失的人争相到禁门进言。陛下如果能在这时乘军威正盛之势，顺应人心愿意尽力的情形，顾不得洗头、吐出正在咀嚼的食物以接待贤士，敞开胸怀、坦诚相待，像大海容纳百川、风行无阻一样，不怀疑、不迟疑，有功劳的就奖赏，有义行的就表彰，正直的就奖励，有才能的就任用；即使有人有志向却没有补益时局，敢于进言却不完全合乎道理，也一定宽恕他的妄为，记录他的善意，大都优厚宽容，按照礼法安排其进退。这样一来，天下就会像风吹草倒一样归附，同心同德地归向朝廷；贤者和愚者都怀有忠心，大臣小吏都竭尽力量，那些微小的凶徒又哪里值得平定呢？臣本来知道天下很快就会安定，必定不至于有奉天之行了。如今之所以酿成祸胎、消磨义气，是因为陛下独自裁断圣心，专门任用自己的睿智。投降归附的人以为陛下是在窥伺他们，输诚归顺的人被说成是在游说；议论官军挫败的人，被猜疑为怀有奸心、想诋毁阻挠；陈说凶党强悍狡猾的人，被怀疑是在替贼寇夸张声势；献计的人害怕泄露言语，进谏的人害怕招来宣扬毁谤。凡是这些人，都给圣上增添忧虑，全都被拘留，名义上说是安置：有的被责问后安置在客省，有的受到慰劳后留在紫宸庭院。虽然呵责和奖赏的说法不同，但实际都被圈禁起来。既然阻断出入，情势就如同身陷牢狱；释放没有期限，生死不可预测；看守又十分严密，家人和私事都无法相通。一旦被束缚拘禁，动辄经历数年，想想他们的痛苦愤懑，哪里说得尽呢？因此归顺朝廷的人渐渐稀少，上封事进言几乎完全断绝了。奉行义理的心既然受到阻碍，被胁迫随从的党徒就更加坚定。

译而那些权贵近臣和往来使者，揣摩圣意，使用诡诈言辞求得容纳，只猜测陛下喜欢听什么，不担心事情是否真实，都说圣上的谋略深远，策略神妙，小小的盗寇孤立危急，灭亡就在眼前。陛下急于诛灭恶人，便认为他们说的确实如此，穷尽兵力、耗竭财力，坐等某一个人来完成大事；人心于是更加崩溃，盗乱更加滋长，最终发展到京城脚下发生战争，宫门内廷都无法守卫。倘若陛下能在这个时候立即发布宏大的诏令，向天下谢罪，说明忠良受到猜忌的冤屈，并推举其中最为耿直明亮的人，给以优厚官秩；追究阿谀奉承、言不真实的罪过，惩处其中最奸诈妄为的人，施以重刑。赏罚既然分明，忠臣和奸邪都得到辨别，用这种办法面对臣下，谁敢不诚实？用这种办法安抚人心，哪里会有人不服？有过错而能够改正，祸乱也会很快安定。臣本来知道不久就能收复京师，必定不会再有梁、岷之间的奔波了。陛下既然在事情开始时缺少谨慎，中途又失于谋划，如今要在西部边隅收拾残局，机会就在今天，怎么还可以再让一件事出现差错、再让一句话有所过失呢？现在贼乱尚未平定，李怀光接着叛乱；都城宫阙反复易手，关中和京城郊外到处都有豺狼杂处。朝廷偏处远郡，道路还要沿着连绵群山跋涉，能够执杖跟随君主的人能有多少？即使推诚相待、降低身份接纳他们，尚且担心来的人不多；稍微有一点失礼，他们本来就不会来了。如果又加以猜疑刻薄，还把他们囚禁起来，使反叛的人找到借口，使前来归附的人心怀恐惧，那么天下有心报效的人，哪里还敢再谈忠义呢？不伤害卵和胎，麒麟凤凰才会到来；鱼鳖都能安适，龟龙才会游动。大概使近处的人喜悦，是招来远方人的资本；能够宽容小的，是取得大的办法。我私下料想，邢建等人一定不是帮助叛逆的徒党；即使过分夸张，行迹涉及可疑，也希望陛下怜悯他们愚昧、顾惜他们的体面，屈法宽待人，同时衡量他们的器量才干，依据事情分别甄别宽免。武人可以安排到军队中，文人可以交给宰司；才能大的，就授予官职，次一等的，也只需优厚地提高选用次序。如果确实必须离开行在，又难以安排在亲军中，那么或可授予各道一个官职，或委托各道使府录用；按照他们本来的身份，各自略加恩惠。古人说：“你安抚我，我就尊奉你为君；你虐待我，我就把你当作仇敌。” 恩惠所到之处，百姓就会歌咏归附；声誉流传四方，谁会不欣然拥戴呢？从前赵国杀了鸣犊，圣人因此停止出行；燕国尊重郭隗，贤士便接连前往。何况天子的一举一动，天下都仰望效法；一句话使事物受到阻碍，天下人就没有不自我怀疑的；一件事体恤百姓，天下人就没有不共同喜悦的。因此绝不能认为小的过失没有损害而不悔改，也不能认为小的善行没有益处而不去实行。小事尚且要谨慎，何况这并不是小事！愿陛下无论事情大小，都以翻车留下的车辙为戒，这实在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庆。谨此奏上。兴元贺吐蕃尚结赞撤军回归的奏状 钦溆奉传圣旨说：“刚刚得到浑瑊的奏报，近来尚结赞多次派人联系，准备亲自统领兵马，约定日期共同收复京城。因为春天以来吐蕃军队多有疾病，最近得到侦报，说尚结赞等人都撤兵退回去了，不知道他们已经退到多远。朕原本认为吐蕃兵马强盛，又因为和好的情义，主动请求出兵，帮助国家讨伐叛贼，早晚盼望他们成功。如今忽然撤军退回，实在出乎原先的预料。浑瑊、李晟等各军的兵马，并不算特别多；如果没有吐蕃军队援助，朕很担心被叛贼冲击。你试着估量一下形势将会怎样。” 臣天性懦弱昏昧，不熟悉军事机要，只是根据人情推测，有时偶然能够得到一点见解。接到这道圣旨后，臣实在非常欣喜庆贺。臣私下认为，吐蕃军队退回去，正是社稷长远的福气；昨天已经托钦溆口头奏报过了，只是恐怕还没有完全表达臣的愚见，仍然使圣上忧虑，所以谨再附带陈述，希望解开疑惑。吐蕃人同犬羊一类，以狐鼠为心，贪婪而多疑，狡猾而无耻；用威势不能使他们屈服，用抚慰也不能使他们归心。他们虽然有时强盛、有时衰弱，大体上常常成为边境祸患，阴险欺诈，尤其超过其他夷族。陛下只要拿建中年以来的近事作为依据，吐蕃人的心意难以测知，就很清楚了。近来中原刚刚安定，还没有空暇顾及外患；因为吐蕃请求结盟，就答应与之和好，加恩降礼，对他们有所要求也不违拒。然而他们的要求越来越多，反复无常，借一点小事为由，纷纷发出烦琐的言辞。前后总共经过四年，约定始终没有坚定；碑才立完，又请求改动迁移，猜忌矫诈多种多样，在这些事情上都可以验证。等到盗贼惊扰都城，圣驾到了郊外，尚结赞统领军队驻在边境，便请求出兵赴难。陛下推诚相待而答应，厚重馈赠以招徕他们，他们却逗留观望、心怀疑虑，始终没有及时进兵，既不能帮助讨伐消灭叛贼，反而动摇了将帅的军心。李怀光突然猖狂起来，也很有可能是因此加速了祸患。等到皇帝再次出行，迁驻汉中，陛下仍然希望得到吐蕃兵力，以平定内部祸乱。亲近依靠他们的情意更加深厚，屈尊迁就的事情也更多；但他们怀有豺狼般的野心，丝毫不知道感恩，反而接受朱泚的使者，意在观察形势的变化。吐蕃军队多次与各军约定日期，到了时间却都不赴会，导致各位统帅进退都忧虑不安。想要舍弃他们独自前进，又担心他们怀恨追击；想要等待他们合兵，又苦于他们失信拖延。他们既奸诈又骄横，怎么能指望他们建立功绩？这不只是他们的变化难以测知，而且实际造成的妨碍也很深；吐蕃军队如果不退回，叛贼终究不能消灭。臣请再替陛下从根本上分析这件事，那么人情物理就会清楚明白，都可以看察。先前谋划诱引吐蕃军队，本来就是使臣的失策；陛下急于平定叛乱，赞赏他们效忠，只怕错过时机，没有空暇详细商议，便立即下达优厚诏令，催促他们进军。远近听说后，没有不惊恐忧惧的。将帅认为陛下不信任自己，又担心吐蕃夺取自己的功劳；士卒害怕陛下不顾念过去的劳苦，又害怕吐蕃独占利益；叛贼党徒害怕吐蕃取胜，不是战死，就是全部被吐蕃擒获；百姓害怕吐蕃到来，家中财物一定会全被掠夺。因此，顺从王化的人，心中不能不懈怠；陷入叛贼境内的人，势力上不能不更加坚固。使我们的军队懈怠，使叛贼的军队坚固；吐蕃人的心思变诈，又不可估量。凭这种办法增加兵力，只会招来自己的损失；凭这种办法安定国家，反而正好资助他们作乱。

译此外，昨天吐蕃军队还没有退走时，臣又私下有过分的忧虑。流传说尚结赞善于谋略，臣担心他暗中蓄谋奸计。倘若他在朝廷迁徙播荡之际，趁叛贼困窘之时，轻易侵犯京城近郊，就像登上空虚的城邑一样；耀武扬威，放牧战马，既不退却也不前进，表面上侍奉国家，暗中却与凶逆相通；一方面保持诱骗威胁的形势，另一方面同时收受馈赠，旁观战争，坐等双方衰败。这样一来，王师不能讨伐叛逆，百姓不能安居；叛贼必然损耗灭亡，我们也会困顿耗竭；京城附近所有地方，势必没有一处残存，千里土地变成丘墟，又能拿来做什么呢？这就是吐蕃得到万全的利益，而我们面临不可测的危险。臣之所以痛心伤神，白天惊惧、晚上警惕，就是担心他们的意图会发展到这一步。所幸上天夺去他们的魂魄，神灵降下灾祸；他们看见时机如同昏暗，遭逢灾厉便自行逃走。这实在是上天悔改降祸的征兆，也是列圣垂下佑助的时机；扫清妖邪气氛，庆贺一定不会遥远。怎么知道会这样呢？叛贼的祸乱，开始于暴虐用兵，因征发劳役过多而兴起，趁着宫禁防备空虚，诱导煽动群邪，终于谋划大奸大逆。他们违背天意、僭越君位，亲自肆意攻逼，凡有血气的人都知道叹息悲伤；何况忠良之士，谁会不痛心愤懑！独自作恶而没有人相助，怎么能够长久存在？加上圣德日益更新，改正过错而不吝惜，发布革除弊病的诏令，扩大体恤隐情的仁心。天下百姓欣然改过向善，改变心意、改换看法，厌恶混乱而思念安定。和煦之风已经吹起，昏暗的尘雾自然收敛；这些愚蠢狂悖之徒，早晚应当被消灭。近来正赶上李怀光昏昧，放缓进军以养大叛贼；吐蕃又从中干扰，制造事端迷惑人心，所以使义士无法施展，祸乱的根苗仍然梗阻不除。如今李怀光另行据守蒲州、绛州，吐蕃远远避开边界，形势已经分开，腹背没有忧患。浑瑊、李晟等各位统帅，才能力量得以施展；又因为他们各自的士卒和战马并不多，资粮也将要耗尽，如果不降服叛贼，就必须建立功勋。这些人所受宠任已经很高，显贵地位也已达到极点；建立功勋，宠遇就会增加而地位更加稳固；投降叛贼，名声就会受辱而自身也有危险。何况叛贼凶暴愚蠢，灭亡是必然的；叛贼孤立弱劣，消灭他们并不困难，谁肯舍弃牢固而趋向危险，违背宠遇而追随耻辱，放弃即将完成的功业，去做将要灭亡的俘虏呢？他们既受利害感情牵引，不可能与叛贼同恶；又受到兵力粮食匮乏的逼迫，势必难以长久停留。形势和道理共同驱使他们，怎么能不交战呢？浑瑊统领戴休颜、韩游瑰从西北进攻，李晟率领骆元光、尚可孤从东南进攻，同病相怜、互相资助，自然会合力作战。只愿陛下谨慎安抚接纳，以振奋忠勇之心；勤于磨砺激励，以昭示远近的希望：中兴大业，一个月到几个月之间就可以期待。不应当还对犬羊般的吐蕃群体恋恋不舍，以免失去将士们的心。臣愚昧，无法充分表达诚恳至极的心情，只是擅自揣度内心所想，冒昧上奏。谨此奏上。卷四百七十一 陆贽（十二） 兴元论赐给浑瑊诏书、寻找失散宫人的议状 德亮奉承圣旨，并抄录了先前失散宫人的姓名，命臣撰写诏书赐给浑瑊，内容是：“派人在奉天寻访，以找到人为限；仍酌量给他们资财行装，迅速送往行在。” 近来治理之道发生乖错，祸乱接连降临，陛下思考过失、畏惧灾祸，以宽厚对待百姓并亲自认罪，多次发布大诏令，发誓将要更新政治。天下人流泪相贺，惩戒愤怒、解除怨恨，感受仁德、拥戴圣明，竭尽力量、同心协力，共同平定重重灾难，在绝壁边阻止土崩之势，在横流之中挽回板荡的危局，消灭叛贼、清理都城，不使祖宗旧有的基业丧失。这实在是由于陛下的至诚感动天地，深切悔过感动神人，所以百灵降下安康，亿万百姓归附德化。如果不是这样，自古以来曾有丢弃宫阙、失守宗庙社稷，接着又在救援危难的军队中遭到叛乱，在蒙受尘辱的日子里再次迁徙，却不超过半年就复兴大业的吗？如今叛贼首领刚刚平定，皇帝车驾将要返回；近处从郊外开始，远处遍及天下，所有疲惫困乏的百姓、身负重伤残废的士卒，都忍着死亡、扶着病体，竖耳耸肩，想听到圣德的声音，翘首盼望圣上的恩泽。陛下本应感念上天悔改降祸的眷顾，承受烈祖留下的福庆，念及将士遭受刀兵的灾难，怜悯百姓陷入水火的惨酷；把招致叛贼作为戒鉴，把身居君位看作危险，把致力治理作为忧患，把恢复进言作为急务。即使一减再减，仍然害怕奢侈容易滋长；即使把艰难看作艰难，仍然担心戒慎难以长久。谋划开端时完全周善，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却很少；开始不谋划，最终又能有什么呢？把宫人作为诏书的主题，大概属于后宫末流之事。天子的尊贵，拥有众多宫掖，这类人本来就很多，只怕伤亡过多，哪里会担心缺少宫人？消灭元凶还没有满十二天，奔走庆贺的人来往不断，道路上像织布一样密集。何必亲自损害君主的德行，首先去访求妇人，又命令准备资装，迅速送往行在？众目所视，众口所传，恐怕这不是用来回应天下庆贺依赖之心、符合革新政治希望的做法。事情有先后，义理有轻重，重要的事情应当先办理，轻微的事情应当后安排。所以周武王攻克殷商，有些事情还没有下车就办理了，有些事情下车以后才办理，大概正是赞美他没有失去先后次序的适宜。自从皇帝车驾流离播迁，万民没有依靠，宗庙震惊，三个时令都缺少祭祀，当今最应办理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实在应当迅速派遣大臣，乘驿马先行，迎回宗庙神主，修整郊坛，举行禋祀享献的仪式，申明告谢的文辞。然后抚恤为义而死的人，慰劳有功者，安抚百姓，优厚问候老人，安定心怀反复的人，宽赦被胁迫随从的人，宣扬疏通郁结的情绪，奖赏忠直之士，使失职的官员恢复职位，使失去事业的人恢复旧业；这些事情都应当先做，不能放在后面。至于崇尚修饰服饰器物，修缮宫殿楼台，满足耳目之娱，选择梳妆服侍的人，这些都应当后做，不能放在前面。应当后做的事却先做，作为君主的道理就丧失了；应当先做的事却后做，治理国家的义理就错失了。古代兴盛的君王，一定在这里谨慎，陛下将要致力于复兴，又怎么可以不谨慎呢？况且失散的宫人，已经经历了数月；既然正处在离乱之际，必定已经被将士们私自占有。那些稍有知识的人，难道不应当自己陈述献身？那些十分无知的人，寻找她们反而会使她们忧惧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