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百十七

译我十八岁那年，正值上元辛丑年，盗贼进入洛阳，三河之间遭受巨大灾难。因此逃身向东，寄居吴越，在迁徙和困厄中辗转，接近二十年。皇上即位的那一年，我奉诏前往京师。当年夏天，被授任东宫校书郎，于是请假回江南探望亲人。八月，经过崤山、渑池，驻扎在新安东南十多里的地方，旧居就在这里。年代已经相隔很久，荆棘丛生、荒草蔽塞，高大的树木苍茫，庭院中的三条小路已经无法辨认。访问邻里的老人，却已经全部不在了；看着庭院中的树枝，不禁泪湿衣襟。感情所触动的地方，哪里能胜过叹息呢？怀念故旧的心情，古人也不能免除。圣如孔子，通达如庄子，尚且有“归欤”的叹息和惆怅的思念。我胸中蓬草般的忧思，使喜惧之情表现在膝下。寄居江海之遥远阻隔处，思念归来却不能实现；想起潘岳乘板舆游园的快乐，陶潜戴葛巾、乘巾车出游的情趣。愿望无法实现，每吃一顿饭便叹息三次。到了这里正值秋日萧瑟，行路辽阔遥远，房屋已经崩塌零落，连稍作停留也不能。心中的忧伤，又比往日增加了一层。因此写赋记事，以《经过旧园》命名篇章。赋文如下：白露已经提醒人们清爽的秋天到来。于是驾车向东行进，漫长的旅途遥远无尽。我从新安出发，经过函关的旧丘。灌木丛林连成一片，拨开一条小路还可以寻找。寂静的里巷很少有人，想辨认原来的田地却没有路径。堂前台阶已经残缺，横屋也折断了。树木遮蔽门户，渐渐长得茂密；流水冲刷堤岸，哗哗作响。受惊的野兽成群出现，颓坏的城墙四面通达。在庭院角落认出旧井，在树梢末端凭吊盘绕的藤萝。既而巡视回顾、追思怀念，越发辛酸惨痛。为什么如此缠绵逼迫，非要寻找一个可以安居的地方？这激发了我的哀伤，使它不能遏止。从前我三岁时，正遇到胡虏冲突奔袭。胡人迁徙穹庐来到华县，郊庙笼罩在昏暗的战乱气氛中，皇帝巡幸蜀川，先帝出奔北方原野。尸体接连倒下，鲜血才干，乌丸又来屯驻。不久四方叛乱接连发生，煽动战火，使百姓遭受灾难。我年幼便舍弃这里的家业，忧虑性命将要寄托何处。起初逃到许都，后来又在夷门躲避刀兵。沿着汴水浩浩荡荡而行，划船渡过淮河翻腾的水波。幸而还记得《诗经》所说的古训，迫于奔走劳役而不敢诉说。截断（OCR疑字）河水径直渡过，奔向越地才停息。在长洲和兰陵之间，也曾一年三次迁徙。秋风袅袅，春江湛湛，我的悲伤何时才能停止？皇帝传到第八代，已经使天下安定。我漂泊穷困，纷纷归来，唯独我仍然郁郁不得志。到了大历二十七年，天子忽然升遐。光明的元圣统治天下，把太和之气施于百姓。建立皇极以成就教化，开启公车以选拔贤能。我占卜得到《观》卦六四，于是投身仕途。冒昧在内殿应试言事，被任命掌管承华宫校书。聆听圣贤美好的风范，仰观古代典籍的广大园圃。与世道一同游息，实在人伦的准则。史鱼始终正直，蘧伯玉能够默然进退。宁愿甘心被贬也不离去，像庄子那样保养精神以求高远。确实修养自己的方式各不相同，各自弘扬道义而得到适宜的位置。何况我只是卑微平庸之人，怎能断定出仕与退隐？漂泊于江湖，田园荒废在草莽之中。如果这样就能满足我的心愿，谁能分辨怀念安居与怀念故土的区别？我所安居的故土，原来狭小简陋，却正是在这里。实在是祖先旧有德行崇尚俭朴，希望后代容易守持。（高祖父赵王府记室宜春公，直到曾祖父侍御史府君，三代都居住在陆浑，有田不过百亩。开元年间，被大水冲毁，才迁居函关。）当初桑树、柘树相连，蔬菜水果芳香茂盛。茅屋和瓮窗，也适宜寒暑居住。大约百年间家族圆满居住于此，不久便陷入纷乱；二十年后才回来一次，荒芜污秽而无人治理。我停步四处观看，久久不能结束。又回身指向江边，想到从前的平生经历，谁能不悲伤流泪？又听说仲长统催促人们经营园圃，面向流水而观览平原。遭逢世道混浊，最终能够守住初心的人很少。又听说郭泰品德高尚，不违背亲人；操守坚贞而不与世俗断绝。在罗网般的乱世遍布之时，仍然保持淳朴纯洁而不受辱。为什么天地忽然交泰，而我的一生却如此孱弱孤独？退处没有庇护踪迹的地方，进仕又没有代替耕作的俸禄。感慨舍弃这里而不能停留，只能徒然仰望前人的足迹。太阳渐渐西斜，便命驾离去；遗憾徘徊不舍而走出山谷。担心归途或许迷失，我要以这里的乔木作为志向的标记。结尾说：居住在哪里而能安定，是《易经》的次序啊。历经聘召仍怀念归去，是孔子的忧思啊。我愚昧平庸，道义没有显著啊。从前离开故国，世事纷乱啊。树林、井泉只剩残泥，连禽鸟也离去了啊。家业坠败荒废，内心惭愧而恐惧啊。迟迟归来终有时，当保全我的本真啊。《指佞草赋》（以“灵草无心，有佞必指”为韵）。圣人的恩泽温润万物，动植物因此各自成形。看那祥瑞的草，逢到盛世便显现灵异。它在浩然正气中形成美好的生命，在朝廷上秉持正直之道。从前尧帝时代，至高的教化馨香远播。那屈轶草芳香坚贞，符合王者的谋略和国家的法度。有一位皇帝睿智圣明，德行感动幽冥。阴阳二气畅达，群生于是顺遂；百种祥瑞降临，天下于是安宁。何况佞人是小人的行径，正直之人是国家的珍宝。虽然这是在纠正国家法典，实际上也是瑞草替人辨明。象恭而心术虚伪的人，在这里便会被除去而毫不迟疑；草叶铺展、茎干分明，又何必担心不能早早辨识呢？至于一人临朝执政，超过黄帝、虞舜；百官前来朝见，如日临空、如云奔趋。风力据理议论治道，伊尹、皋陶陈述谋略。瑞草在面前，谁敢用谄媚之言？所以说，万物生于“有”，“有”又生于“无”。感应这种变化，便显现为祥瑞的符征。不然，植物哪里会知道什么，竟能与天帝的嘉许取得同样功效？天道不说话，圣人也没有私心；借助形物来阐明教化，其作用是深远的。周王时代禾穗下垂，汉代皇后宫中芝草生长。确实是呈现丰收、告示庆瑞，并把美名一同流传到不朽。那种能够直指出来、排除邪佞的草，论其功劳又有什么呢？我英明的君主之所以超过三英的足迹，正是因为这种灵草成为百瑞之首，是有缘由的。史鱼坚持正直，孔子憎恶佞人。佞与直若不能分辨，国家便无法安定。只听从草所指的方向，只听皇帝所听见的；所指归于一处，所听应当警戒过失。假如君主之道不能弘大，却徒然倚仗祥瑞来自我决定，那就没有意义了。再说：那草多么光明，正直而能指佞。它是圣世的祥瑞，也是时世的道理。歌颂皇帝的美德啊，永远无穷无尽。《述初赋》（并序）。

译我幼年漂泊，于是寄居在江海之上，与野鸭、大雁为伍多年。有时出仕取禄，以代替樵夫牧人的生活；闲暇时便以群书自娱。又曾患重病，每每寻找长桑君的医术来治疗，其他事情都没有考虑。正等待闲暇时追随尚平游览五岳，不久恰逢明诏征召我为监察御史，随即转任右补阙。我羁留任所，来不及自行免职，思念江湖之情漫无边际。过了一年，加授翰林学士，兼领东宫侍读之事。我卑微而鄙陋，却承受上天厚重的恩宠。向上不能宣扬皇帝的美德、贯通古今，胜任论议思考之职；其次也不足以弘扬三善、充实教诲，列入端正之士。每当想到名位，看到章服印绶，内心忧惧，不想睡觉吃饭，没有一天安宁。到如今已经三年，这种惭愧畏惧就是如此。当时我从宫禁中步行出来，在里巷休息；疾病从外部侵袭，精神在内心疲倦；于是喧扰中忘却形骸，思考大道本源。然后才知道，一动一静、万物变化虽然道路不同，最终都归于寂静，本来未曾有物。又不知道往年漂游和如今受拘束，究竟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是这样还是不是这样？幽深得无法找到端倪。因此作《述初赋》来记述怀抱，也赠给同道之人：我洪大的宗族世系，起初光明显著，辉耀如唐。开初辅佐禹陈述谋略，后来开国而成为梁。遭逢暴虐的嬴秦灭亡周朝，渡过天汉之后才重新显赫。社▯阳侯镇守九江（系祖为汉廷尉、▯阳侯，名放，见《汉书》；武威九江太守、高山侯，名统，见《后汉书》），到了七序便显现光彩（后汉侍中、▯亲愍侯，名竦，作《七序》，有传）。凉州牧家族丰厚融和（后汉黄门侍郎、凉州刺史、侍中、关内侯，名宽，见《魏书》），散骑常侍尽节殉国（晋散骑常侍、冯翊太守、扶风乡侯，名▯，死于愍帝之难，赠吏部尚书、益州刺史，见《晋书》）。遭逢匡救动乱而迁徙，沿着黄河以西如蝉蜕般避难而去（晋蜀郡太守、宁州刺史、扶风乡侯，名迪，生酒泉太守、关内侯，名秋；为避乱居住在张掖）。世代承守侯服而继承家业，传承龟印组绶而从未中断（自酒泉侯以下六代为郡守、关内侯）。司空光耀地辅佐魏国，弘扬盛德作为表率（魏大将军、洛州刺史，赠侍中、司空、▯阳公，名越，见《后魏书》）。尚书恭敬谨慎，诚实明智（司空之孙、隋御史大夫、刑部尚书、邯郸敬公，名毗，《隋书》有传）。担任纳言、执掌法令，于是终于显达通达。传到第五代而及于我，留下谨慎修身的美好功业。可怜我孤陋而福薄，面对生计和事业多有艰难。难道是前代修德之业将要坠落，而我才疏体弱？承受迁居之家的良好教诲，只得到带在身边的残缺经书。如果不受老师教诲，哪里懂得立德与立言？等到戴上章甫冠，才开始磨砺志向、趋近贤人。想雕琢璞玉来解除蒙蔽，最终却困于格局而难以前进。登上九天的宏大道路，探求乾坤的大法则；寻求专一正直与开合变化，询问性命的终始。有人说，君子暂时不能任用，只是尚未成就时的安排；如果身体健全而建立诚意，哪一种刚柔之道不能实践？于是感慨寻绎内心、反省自身，观察万般行动归向何处。仿佛摸索苍天却没有阶梯，才知道聚集木材并不危险。大道何其广大无边，哀叹世人道路崎岖。仰望前代哲人的美好风范，屡屡惆怅而惭愧。又自己击打自己、考验自己，反复思考三次、九次。希望初次占筮便能启发蒙昧，怎敢舍弃龟卜而只看养颐之道？赞美海岳的沉静深远，以幽居之人为约期。于是投身林野，归于适合拙朴之人的地方。恰逢上有圣明皇帝，广泛寻求俊杰。驱车奔驰，搜求人才直到琐细之处。那手持宪法简册的人，与匡补阙一同任职。这样看来，应当学识兼通法纪，见识洞达经制。因此我这个小人得以充任官职，幸而没有招致损害、迅速获罪。这时，天子的光明照耀天下，宏大的威棱震慑四方。皇帝亲自在泰坛祭祀，先到宗庙告知配享之事。百神各受职掌而秩序井然，万国迅速奔来祭祀。因此在五月吉日举行朝觐，盛大地完成三朝会见。月窟日边，风行雨降。我错误地参与侍从大臣之列，得以看见人神和泰的盛况。又感到翰林院崇高而幽秘，是人文典籍汇聚之地。乐正掌管学业，太子以正道为本；在承华宫讲论经艺，在承明殿承受诏令、起草诏书。这里的人无不才比司马相如，道术博如桓荣。皇帝为什么特别眷顾我，降下深厚恩泽给这个微贱之人？我如同侧着脚登上仕途，正要整饬自身来效尽诚心。仍然忧虑自己书写诏令尚且懈怠，担心数马之才也不精确。白天战战兢兢、徘徊不安，夜晚默默忧惧、惶恐不安。难道不是因为使命重大而才力轻微，害怕坠失职守，所以不敢安宁吗？我寄居在自己的住处，在那南里；并不是为了容纳车马，实在是远离朝廷和市井。姑且归来沐浴，在这里休息，暂且优游自得、停息身心。旁边靠着大道，道路平坦如水。向南遥望南山，横亘空中，黛色耸起。君子所行之处，也是小人所注视之处。刚刚扫洒房屋以求自安，便关闭门户而不出仕。这里有竹子，也有梧桐，清风和穆。放开胸怀安静居住，广大的屋宇自然空明。忘掉原宪的贫病，也忘掉甯武子的智愚；丧失南郭子綦所凭的几案，专心研读西域佛书。领悟虚幻存在的迁转变化，获得“环中”的玄妙枢纽。合于一指，便流变为万条道路；明察物我同处一个境域，又何必惶惶不安地追问归向哪里？皇帝恩宠深厚，理应恭敬而忘却劳苦。只是少海的洪大波澜，岂是勺中之水可以输送的？我的志虑长久以来空旷，何况疲惫困顿又聚集于身。只是端正刚直而不改变，又怎能把一切说成有或无？幽暗高飞的大雁，时而空阔徐缓；洁白轻盈的鸟，也时而收卷、时而舒展。我仰慕万物尚未达到的境界，所以心怀浩然之气写下这篇赋。《受命宝赋》（并序）。受命宝从前称为传国玺，自秦始皇时便有了。大概是取“一世、二世，传至无穷”的意思，所以有传国的称号。它历经两汉直到陈、隋。隋炀帝遇难时，宇文化及盗取玉玺向西逃走；窦建德消灭宇文化及，便取得了它。《易经》说，事物不可能永远处于否塞状态。武德年间，太宗穿上战袍出征，天下大定，这件宝物也与玉玺一同归来，国家便使用它。因为它承受天命，所以改名为大宝，并且流传了很多年。从前代情况看，承受上天光明之命，往往不求而自得；僭越作乱、劫持迁徙，往往得到它又失去它。这大概是因为神物所在并非偶然。又听说，鼎的轻重以及玉玺的去留，无不取决于德行的高下。国家地位的安危也是如此：如果倚仗受命宝在自己手中，便骄纵自满、闭塞耳目，渐渐走向危险，背负着天子的尊位，却蒙受被盗的讥讽。到了这种时候，这不过是一块玉罢了，又有什么用呢？我私下读史书，感慨兴亡与玉玺相关，愤恨那些觊觎它的人。因此作《受命宝赋》。至于它的形制大小、厚薄，我从来没有详细考察，所以不在这里备述。赋文如下：

译万物之中珍贵的，只有玉的精华。聚合阴阳二气形成形体，包涵百般宝物的纯粹精气。卞和得到它，献上三次之后才被世人看明白。当秦国与赵国抗衡时，它显出连城之高价。它只是供人玩赏的物品，哪里比得上神器那样显赫的名号？到了秦国开始称皇帝，削平六国。玉玺如龙如光，被雕琢成章。上面的文字说：“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当初以为世上会有贤明君王，使传国宝永无穷尽。哪里料到违背天意、残暴对待万物，未到期限便降下灾祸。阴阳运行有常，最终却使受命之物不断转移。它随着白车白马，被带到路旁归于赤帝之精。到了汉朝基业中途衰微，外戚专擅命令。禄位离开公室，世间转移了威权。宝物在沙麓留下灾祸，造成王莽篡夺的祸害。即使把它掷在地上表示慷慨激愤，终究也无法挽救颠沛。很快渐台倾覆，经历更始、赤眉之乱。那些人都庸弱怯懦，不能守有此物，最终使祸乱滋长。到了汉高祖四年，龙气腾跃，以火德之主身份取得它。于是祭祀汉高祖以配享上天，使二百年的汉家光辉得以延续。如果不是应当承受它的人，受命宝便不会归属其手。可惜桓帝、灵帝不能继承先德，使天下置于危险边缘。不久赤伏之道衰亡，黄星出现征兆。云雷交会而灾祸发生，朝廷社稷流离播迁。玉玺离开皇帝车驾而漂荡，落入枯井，渐渐湮没于荒草之中。拨开荒草救出它，实在是武烈帝的功劳。为什么司马氏的统治会倾覆溃败，刘聪、石勒等盗取神器而自尊？江东既然占卜得以延续国祚，便归附光明、除去昏暗。五代不断更替，有时灭亡，有时存在。宝物的得失取决于正道，后来隋朝吞并天下。起初凭借险要争雄，不久便衔玉璧前来投奔。大业年间的离乱，实因君主昏昧而滥用武力。豺狼张口挡在道路上，郊庙毁坏而失去主人。望夷宫的祸变既已发生，这件宝物便沦落到丑恶的胡虏手中。苍天有命，眷顾我高祖。飞驰于汾水、晋地，震动并重整关辅。云行雨施，雷动风起。圣人已经兴起，万物因此得以看见光明。在这个时候，充盛的德行扇动凝聚，东周（OCR疑字），皇帝称文皇帝，发兵前往征伐。像烈火熊熊，像疾风猛烈。牛口先被攻破，虎牢于是畅通。使四海归于清平，使车轨、文字统一。至于神器有所归属，最终必定归还魏阙。考察先王统治天下的方法，以文德经纬天地，以武力安定四方；观察天象，完备器物，顺应时宜制造器具。传播并使用这些，成为天下人的利益。所以说，大德在于使万物生长，大宝在于君位。君位的升降，只随着道义所到之处而定。先王审慎考察其中缘由，所以从细微处做起、在容易处防范困难，然后根本不动摇，末端也不坠落。国家安危的道理，观察这些便足够了。至于符命所加、历数所归，无不由天人共同发动，使天下乐于推戴。祥瑞光明显著，神圣天命显现。因此有时守得住，有时失去它，行动便会得到悦服和追随。如果贪图功劳而僭越礼制，无不迅速招致灾祸和危险。这块玉，公路袁术拿着它，众人叛离、亲信离散；赵高佩带它，宫殿毁坏而自身糜烂。前代的轨迹如此明白，谁还能侥幸轻易取得它？如果说“我拥有天命，就像上天拥有太阳；传国宝在我手中，昏庸无能也可以自得”，那么陆浑就不会有问鼎之事，历代征伐者也不会有奉玉玺的策略。若能思考国家废兴的道理，就不会在已经得到之后又忧虑失去。唉！上天发动祸乱的机关，由圣人来平定；上天生出神奇之物，由圣人来使用。伟大啊，皇唐！圣明啊，皇帝！由大人来成就这番事业。愿子孙百代永远记住并保守它。《代太常答苏端驳杨绾谥议》。议论说：国家的典制，是人在位时根据德行排列其地位，死后用谥号改变其本名。谥号名目的大小，要看德行的美恶。大概是记载显著之处而略去细微之处，概括一生结局而彰明其中意义。因此说，谥号是为了尊崇名声，用一个恩惠概括一生，是因为不愿名声浮在实际行为之上。杨文贞具有淳厚质朴的本性，合于时中的德行；从下级官员做到宰相，秉持本心始终不变，行动必定遵循正道。他与那些建立功业、成就事业、开明万物、救济众人的人相比，不能同日而语。但他清廉节俭、砥砺风俗，明智而能保全自身，称“文”和“贞”，在他身上都是恰当的。主持公议的人，谁能说不是这样？如今奉行某种符命的人，认为杨公曾与元载交游，又曾替元载推荐引进，于是把元载的全部罪恶都归到杨公身上。这是昧于观察行为、确定谥号的道理，也不是君子成全别人美德的做法。请分别加以评议：从前荀爽被董卓举荐，做到三公；后来董卓扰乱汉朝政事，罪恶可以说极其严重，但《汉书》却没有把董卓的过错牵连到慈明身上。晏婴和陈氏都侍奉齐侯，陈氏心术邪僻而晏婴志向端正，《春秋》也没有把陈氏的恶行延及晏平仲。由此可知，道路不必相同，事情也不必相同；那么元载对杨公的关系，事实本来就很清楚。何况元载掌握大权时，杨公并未参与大政。元载仰慕杨公的时望，我却安静自守中正，因此疏远元载而保持简约，正好显出清廉节操。又有人揭发元载的罪恶，都是泄露机密、导致祸患的言辞，灾祸是自己招来的，哪里能够挽救？等到元载覆败，杨公承担重任；任职时间很短，又屡次以疾病辞职，职位尚且不安，怎么能因为他沉默寡言、启发教化不足而责备他呢？从前季文子辅佐三位国君，家里没有吃粟的马，也没有穿丝绸的妾，君子认为他忠诚。杨公凭借显赫声名和高位，出入三朝，却没有一所宅第、没有一套马车，志在清白，交往又不谄媚轻慢，难道不能称为贞吗？他掌管诏令，执掌选官，主持成均，辅佐宗伯，润色王道而不损其美；又敏捷好学，看见善行就像追赶不上，难道不能称为文吗？谨按《谥法》，称为“贞”的事例有三种：清白守节叫作贞，深谋远虑而能成功叫作贞，忧虑国家而忘却生死叫作贞。“文”的意义有六种：经天纬地叫作文，道德博厚叫作文，怜悯百姓、施惠合礼叫作文，不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耻叫作文，慈爱惠泽百姓叫作文，修养德行使远方来归叫作文。名目既不完全相同，事迹也各有类别，又怎么能把二王三恪私庙家祭的缺失，全都责备到一个谥号上呢？如果各种美德必须集中在一个谥号里，那么士文伯、孔文子尚且没有经纬天地的“文”，孟武伯、甯武子也并非能够平定祸乱的“武”。如果因为废弃礼制、不符合谥号名称，就不许臧孙辰谥为文，那么他即使违背逆祀也不能谥文；管夷吾有台门、反坫，也不能谥敬。由此可知，评议名号的原则是记录他的长处，舍弃他的短处；记取他的大德行，遗忘他的小节。用一个字判定善恶，把褒贬留给后世，这大概就是先王制定谥法的方法。若要综合考察名实，应当取公论中坦然明白、远近皆知的事实。如今有人迎合他人意图，任意发表诬谤之辞，所谓揭人瑕疵、刺伤骨髓的说法，并不是正当的议论。况且圣人也不可能具备全部才能，人才也不必样样完备。郑公魏徵能立言、敢正色，以君主不如尧舜为耻，这方面的节操很大，但他也不善于识别人。

译许公许瑰坚决执行遗诏（一本作“条诏”），在朝廷上阻止邪恶计谋，他的志向是明确的，但最终也不能始终守住。因而《春秋》替贤者讳饰过错，《左传》说“不因一次过失遮蔽大的德行”，《论语》说“不要要求一个人完美无缺”，这大概正是两位公卿得以谥为“文贞”的原因。如果说必须百行都完备、九德都具备，如周公的文德、孔宣父的宣德，然后才可以议定谥号，那么千古以来将无人能够继承，谥法也会断绝。难道一两个苏氏、魏氏，就足以成为确定谥法的制度吗？谨慎参照典礼，近来又考察旧例。杨公的谥号，请依照前面的议论办理。《西伯受命称王议》。太史公说：“诗人说西伯在受命那一年称王，并裁断虞、芮两国的争讼，于是追尊太王、王季为王，改定正朔，变更服色，十年后去世。有人说《大雅》的序文讲文王受命而作周，《泰誓》的序文说过了十一年武王伐殷。他们妄自援引这两部经典来证实自己的说法。我认为，违背经典不是圣人的行为，没有比这更不可作为训诫的了。姑且试着说明如下：圣人本来不轻易创制，创制了就成为万世的法则。仲尼赞美文王的德行说：“天下三分，他拥有其中的两分，却仍服事殷。”又说：“内里文明，外表柔顺，以此承受大难，文王就是这样。”从来没有南面称王，却称作“服事”；改朝换姓创立制度，却称作“柔顺”的。仲尼称颂武王的功业说：“汤武实行了革命。”又说：“武王晚年才接受天命。”从来没有父亲受到爱戴，而儿子又实行“革命”；父亲做天子，儿子却说自己是“晚年接受天命”。当武王在会盟津会合诸侯时，告诫诸侯说：“你们还不知道天命，不能发誓出师。”又说：“只是我已故父亲文王的大业尚未完成，我这个小子要继承他的志愿！”哪里有王者出征还要等待天命的？天统既已改变，却又说“尚未完成”。《礼记·大传》说：“在牧野，事情办成后退兵，在上帝前燔柴祭告，追尊太王、王季、文王为王，改正朔，区别徽号。”如果虞、芮争讼那一年文王已经称王，就不应再说“追王”；既然王制已经实行，也不应再说“改物”。这些都是违背常经的说法。天地是最大的秩序，其次是君臣关系；圣人知道名分定位不能改变。所以制定上下尊卑的礼制，裁成天地运行的法则，使各自恪守本分而不相混淆。至于亿兆百姓的去留、天命的授予和剥夺，则取决于时势。圣人顺应时势而行，因此民歌有所归向，舜、禹实行揖让；桀、纣罪恶满盈，于是汤、武放逐、讨伐他们。这就是所谓先于天时行动而奉行天时，是不得已才这样做。假如殷的国运尚未断绝，纣的罪恶尚未达到极点，却就称王以号令天下，那就不能称为最高的德行；这正是他不是圣人的地方。我认为《大雅》创作周朝诗篇的意义，大概是取其积累德行、累积仁爱，得到天下归附；武王凭借这一点最终成就大业，并不是所谓实行革命、改换国姓来创立周朝。《泰誓》记载年代，大概是武王、周公追述考订前文所陈说的王业盛况，从虞、芮开始，所以把那一年断定为受命之年。仲尼以文王、武王为法式，因此沿袭记叙说“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并不是因为自称为王才从那时起计算。文王已经去世，经书的义理就在这里；如果说不是这样，就留待君子裁定。天台法门议 论说：修习释氏教法的人，所致力的不过三项，即戒、定、慧。这一道理，始于发心，成于妙觉；贯通于三乘，导入于一切修行，所应做的事情也就完备了。从前法王出世，由于唯一清净之道，以一种声音演说佛法；众生根机和感应不同，所听到的内容也更加各异。因此五时、五味、半满、权实、偏圆、小大等义理，散布在各部经典中，分流虽灿然不同，推究其归宿，却没有超出唯一真实之道。所以经典说：“虽然宣说种种道路，其实都是为了佛乘。”又说：“打开方便之门，显示真实之相。”以众多河流汇入大海作比喻，以不二法门作标志。自利利他两方面都得到成就，共同到达秘密境界。这一教法就是由此建立的。等到鹤林示寂、佛法的罗网散开，神通隐没、宗派道路分歧，各自凭借一端立说，矛盾接连发生。其中有的以三昧示现出生，有的以四依菩萨出现，因应根机各不相同，所持的论说也有差别。因此《摄论》《地持》《成实》《唯识》之类分别形成道路并行的学说，对于非有非空的议论，不能贯通为一。后来离圣人时代越来越远，这种风气更加盛行。说法的人被文字束缚，不知道自行解脱；参禅的人把性相说成虚无，无法牵引回复。说这个是错的、那个是对的，尚未得到却自称已经证得。智慧理解的道路流散而忘了回返，身、口方面的行为放荡而没有章法。于是佛法的总体纲要，几乎要熄灭了。后来佛教教法没有最终陷入否塞，至德之人出现，慧闻、慧思相继跃然而起。可是佛法雷声的振动还没有普遍传播，所以木铎再次由天台大师执掌。大师具有舍利弗善现般的超绝悟性，具备帝尧、大舜那样的体貌和德相，赞述龙树遗留下来的论说，继承南岳的妙解。然后运用三种止观，成就唯一的大事因缘；把万法收摄于一心，在八教中开出十乘。戒、定、慧的教说，空、假、中三观，坦然明白，可以举而实行。因此教法没有遗漏的法门，法门没有遗弃的人，人没有废弃的心，心没有排斥的行，行有所证，证有所宗。大师的教门因此盛大。所以他在世时，光明照耀天下，成为帝王的老师和典范；他去世后，往来于上界，成为慈氏菩萨的辅佐。他在普门中舒卷自如，示现降下功德，作为如来的使者。至于阶位、境界和智慧，大概无法用语言称量。唉！应化示迹虽然已经离去，精微的言论却没有坠失。修习它的人尚且足以抗拒折服百家，昭示三藏，何况那些听闻之后能够思考、思考之后能够修行、修行之后能够精进、精进而不停的人呢？这样的人，即使说他尚未证得，我也一定认为他已经接近了。如今世人真正信仰正法的很少，打开禅门的人，有的用“无佛、无法、没有罪、没有善”的说法去教化人。中等根性以下、纵情爱欲的人，以及出入官场衣冠之中的人，认为这话已经高深极了，而且不逆耳，私欲也不必废除。因此跟从他们门下的人，就像飞蛾扑向明烛，碎土块坠入空谷。他们完全不知道这样坐等着导致焦烂，却不能自行脱出；看似想要增益，实际反而造成损害。这和众魔、外道造成的危害完全相同。由此看来，这一宗派的根本训诫、这一教法的旁通救济，对于天下人来说，是不可相比的。自智者大师传法以来，历经五代直到今天，天台湛然大师使这一道重新兴盛；他对我说了这些话，所以我把它记录下来附在篇末。止观统例议

译止观究竟是做什么的？是引导人通达万法的道理，并使人回归实际。实际是什么？就是本性之本体。万物不能回归本性，是昏昧和躁动使它如此。照破昏昧叫作明，止息躁动叫作静。明与静，就是止观的本体。在因位称为止观，在果位称为智定；因位称为行，果位称为成。所谓行，就是实行这一道；所谓成，就是证得这一道。推究圣人，是因为看见迷惑足以丧失心志，躁动足以失去方向，于是止息它并观察它，使心在动中能够静，在静中能够明；因相待而建立法，以绝待来照见本体。建立大车来驾驭正道，乘大事而总摄权法。在不二的境界中消长，在宣说三乘的领域里振作。最微妙处可以穷尽本性，最深奥处可以体察神妙。说它近，则一毫之善也可以贯通；说它远，则重重幽玄之门也可以开启。运用最圆满的道理使万法圆满，万物便没有偏颇；运用最真实的道理使万物真实，万物便没有虚妄。圣人提出这些话，是为了显示；扩大它的作用，是为了告诫。宽缓柔和地引导，使人自行求取；设譬论说地启发，使人自行到达。这就是止观产生的原因。三谛是什么？就是一。空、假、中又是什么？是“一”的三种名称。空、假是相对而言的意义，中道是获得“一”这一名称。这样的分别思议之说，还不是至极之“一”的宗旨。至极之“一”就是三，至极之三就是一。并不是因为彼此包含才如此，也不是因为彼此产生才如此；不是数量意义，也不是勉强命名，而是自然的道理。用语言传达的是迹，道理才是本；本是圣人所到达的境地，末是圣人所显示的教法。由本垂示为迹，就有小、大、通、别、顿、渐、显、秘、权、实；沿着迹返回本，就有一、大、圆、实、无住、中、妙、第一义。这就是三与一的深藏义蕴。所谓空，是从贯通万法的方面来说；所谓假，是从建立万法的方面来说；所谓中，是从使万法达到微妙圆融的方面来说。破除一切迷惑，没有比空更有力的；建立一切法，没有比假更有力的；穷究一切本性，没有比中更广大。举出中，则没有哪一种法不是中；举出假，则没有哪一种法不是假；举出空，则没有哪一种法不空。成就它称为三德，修习它称为三观。概括其要旨，难道不是圣人所说的穷极深奥、研求几微、穷尽事理、尽明本性吗？使昏昧者明白，使阻塞者通达；通达就会觉悟，觉悟就会到达，到达就能恒常，恒常就能穷尽。明就能照见，照见就能变化，变化就能成就，成就就归于一。圣人能够包罗万法而没有差错，充塞万劫而没有遗漏，覆盖承载恒河沙数的世界却不执有，最终回归无物却不是虚无。假借名称称它为“佛”，经中称它为“觉”。究其宗旨，大概就是解脱自在、广大无比而最为微妙的德行吧？三观修成就是这样。所谓圆顿，并不是渐次、非不定指所论《十章》的意义。《十章》是扩展演说始末、贯通道路的关隘；《五略》是举出宏大纲领、截断流水的渡口；《十境》是发动观行的机缘、建立止观的真谛；《十乘》是微妙作用的修行方法、发动修行的门径。止于正观而以见境为终，是因为义理已经完备；缺少其余部分，是因为它们不是修行的关键。乘是什么？就是承载万物并运载它的东西。十是什么？就是成就承载之事。知道境界的微妙，不待修行便能到达，这是最高的德行。乘其实只有一个，哪里需要借助另外九乘？所谓九乘，并不是别的，而是那些尚未达到相生之说的人所践行的道路。所以发心，是发起无可发起之心；安心，是安住于无可安住之处；偏破，是破除并无可偏破之物。至于其余乘法，都是不得已才宣说的。至于分别其义例、判定为篇章条目，推演扩充并不显得繁琐，统摄简约也不显得缺少；像连环一样不可拆解，像串珠一样不可混杂，像悬挂的明镜一样不可遮蔽，像畅通的河流一样不可阻遏。论家虽有许多门径，并不是争论；依据经典考证义理，并不是空谈；辨析四教的浅深，事情有它的源流；成就一大事因缘，道理没有遗漏。唉！止观难道不是救世明道的书吗？若不是圣智超绝、卓然独立的人，谁能写成它？若不是聪明深达、能够得意忘象的人，谁能理解它？如今世人竟专门依据章句文字来解释它，又会有多少疏漏啊！有人说，不思议境和不思议事都是极圣的境域，即使等觉位的至人也还没有穷尽。若以凡夫生灭的心行和三惑，在浩繁言说中推求最高妙的道理，就如醯鸡谈论大鹏，如夏虫议论层冰，其不能见到是显而易见的。如今止观的著述文字有数万字，广泛讨论果地，对初学没有益处。难道不如暗中自行修习，功夫到了自然到达，何必把预先筹划当作事情呢？这大错特错。凡是所谓上圣的境域，难道真的遥远辽阔，与凡夫境界幽暗隔绝吗？这不过是同一性体罢了，得到它就是觉悟，失去它就是迷惑；也不过是同一个道理，迷惑了就成为凡夫，觉悟了就成为圣人。是著述者自己造成隔绝，道理本身并不隔绝；是迷失者自己迷失，本性并没有失去。创作《止观》，正是为了辨别差异与相同，穷究圣人神妙，使众生端正本性、顺应道理。端正本性、顺应道理，是为了行走觉悟之路而到达微妙境界。不懂这一教法，学习从哪里入手？功夫施加在哪里？智慧从哪里发起？譬如没有眼睛，昏暗地面对日月之光，行走在重重险境中，跌倒坠落，哪里能够数得清？唉！离圣人时代已经久远，贤人没有出现，庸俗昏昧之徒只是具有知觉而已。以至于魔邪诡诈惑乱，各种党派一同炽盛；空、有之说纷纷，成为坑洼和陷阱。有的拘泥于文句而不敢移动一步；有的流于茫然漫无边际而不能停住；有的把目标看得太远，甘心永远达不到；有的把目标看得太近，认为自己的身体就是道；有的像枯木一样却自称入定；有的发出孔窍声响却自称智慧；有的奔走于非道之中却说这是权宜；有的借鬼神之力却说自己有神通；有的放纵心意却说这是广大；有的少说话却说这是秘密；有的暗中以舌齿传授却称为口诀。凡此种种，都自行立为祖师，继承祖师而成为一家。违背经典却自称圣人，昏昧的人还察觉不到。

译仲尼说过：“道不能彰明，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了，是被外物牵累。”可悲啊！隋开皇十七年，智者大师去世。到本朝建中年间，将近二百年，靠这篇文章相传，共有五家师承：最初是灌顶，其次是缙云威，再其次是东阳小威，再其次是左溪朗公，第五位是荆溪然公。灌顶在同门中智慧理解第一，能够奉行老师的教训，汇集编成这部书，大概是因为不把文辞作为根本。有人失之于烦琐，有人失之于粗野；到了二威之间，只是秘密接受而已，这一道便不能流行。天宝年间，左溪才开始宏扬讲解，但了解的人大概很少。荆溪广泛撰写传记，达数十万字，搜罗佛法遗要，勤勉而完备。荆溪灭度以后，懂得他的学说的恰好只有三四人。古人说：生来就知道，是上等；学习后才知道，是次等；困顿之后才学习，又次一等。生来就知道，大概是本性具有功德；学习后才知道，是天机深厚。若是嗜欲深重、耳目闭塞，即使学习也不能知道，这就是下等。如今学习的人，内心被蒙蔽所困，外部又被繁琐事务役使；终身不能通晓文义，多年不能得到它的益处。这就像把研习文字做成鞋上的枷锁束缚双足，把纷乱的句子变成簸扬的糠屑迷住眼睛；再加上不能晓喻的老师和不能领会教义的弟子，所以止观至今不能在当世发扬光大。我常常为此忧虑，于是整理它的宏大纲领，撮取它的关键；对于其中保存的道理和教法急需之处，有的调换位置，有的引申发挥。对于义理迂曲、文辞鄙俗之处，有的删除，有的润色。大体上，浮泛疏略的弊病改正了十分之九；篇幅广略的安排，保留了十分之三。这样做是为了去除鄙陋和滞碍，引导蒙昧的学习者；若说要把它传给别人，那我哪里敢当？如果是见解相同、修行同行的人，只要不因《止观》而责怪我，我也就没有什么隐瞒了。建中上元甲子开始动笔删定，经过三年，到岁次析木之津，工作完成，如此而已。卷五百十八 梁肃（二） 《丞相邺侯李泌文集序》唐朝兴盛到第九代，天子用人文教化成就天下，王者的恩泽普遍施行，歌颂之声兴起，盛大地与三代同一风尚。辅佐宰相的大臣中有邺侯李公泌，字长源。他运用比兴的文章，实行平易简约的道理，赞助圣明之主成就大事，辨明品类名物；文章疏通而穷尽事理，宏大华美而合乎雅正。舒展收束的道理，必定表现在文辞中。真是伟大啊！我曾经论说，古代聪明睿智的君主、忠诚严肃恭敬美善的大臣，叙述六府三事，协和八风七律，没有不是说出来成为文章、歌唱出来成为声调的。这样以后才能浸润人心，使人心安定而快乐；传播到风俗中，使风俗淳厚而和顺。其中有不由此而成的，作为治理就粗疏，作为音调就烦乱。粗疏的弊病是悖乱，（一作“朴拙”）；烦乱到了极点就是混乱。采用这种道理、处在这种地位的人，历数百千人也找不出十几个。唉！人才难得，不正是这样吗？开元年间，公七岁，拜见丞相始兴张公九龄。张公惊异于他的聪慧不凡，把写作辞章的要领传授给他，并许诺他将来可以从事辅相之业。等到始兴去世，还不到六十年，公果然做到宰相并受封为侯。他有文集二十卷。隐居自守时，有《沧浪》《紫府》诗；在朝廷任职时，有君臣唱和酬答的诗歌。有时寄托隐逸来玩味世事，有时主持文辞来委婉进谏，遵循《诗经》六义，发扬当时的风气。阅读他的文辞，可以看出皇上任用人才，也可以看出始兴张公识别人才的眼光。起初太上皇临朝，公以处士身份被延请登上内殿，实际阐发黄老之教。至德初年，肃宗以太子身份接受禅让，公便进献《泰阶颂》，彰明继承尧的道统；睿文则以广平王身份讨伐罪人。公于是掌握中枢权柄，参与恢复夏朝那样的功业。大德之人不局限于官位，后来追随五岳隐士；能够担当大用的人不拘泥于器量，最终履行代天行事的职务。正要使百官兴盛以完成国家教化，拿起直笔来修撰《唐书》，天命却使他未能完成，怎能不让众人叹息！公去世后的第二年，皇上在闲暇时凭几而坐，思考当代文章，征取公的遗稿，收藏在御府。于是公的文辞使整个家族更加光大。近年我梁肃以监察御史身份被征召到京师，才得以从公的儿子李繁那里收集编录，并且受托写序。公的好友、谏议大夫北平阳城也对我说：“邺侯治理国家、教化风俗的谋略，立言传世的声誉，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方略，都收藏在册牍中，载于碑表之上。只有这些文字不可以不传给后世。”他曾对我说：“你的文辞正直，何不把它保存在篇序中？”我既然单靠吟咏感叹还不足以表达，于是写下其中的缘由，送给爱好此道的人。全书诗三百篇，表、志、碑、赞、序、议、述又有一百二十篇。另有五十篇残缺，只记下它们的篇目。《秘书监包府君集序》文章的道理，与政治相通。世代教化的污浊与崇高，民风的浅薄与淳厚，都同著述立言、建功立事者的是非善恶有关。所以登高能够作赋，可以由此观察他的才华，便可以同他谋划政事；诵读《诗经》三百篇，可以奉行使命，便可以同他专门应对外交辞令。比如子产进入陈国，凭文辞建立功劳；仲尼的弟子，则用“文学”设置科目。擅长文学的人有的德行不完备，德行高尚的人有的又不能兼理政事。唉！才德兼全，难道真的很难吗？唐朝故秘书监、丹阳公包氏，名佶，字幼正。他的先父集贤院学士、大理司直、赠秘书监包融，确实凭借文采在开元年间享有盛名。等到公与兄长起居舍人包何，又继承家业，在天宝以后争相显露才华。无论行动还是静处，都必定表现在文辞中。因此评论者称他们为“二包”；他们孝顺友爱的美德，天下皆知。若拿他们同孔门弟子相比，那么包何处于德行一科，公处于政事一科，而兄弟二人又都以文章为根本。难道不伟大吗？从他的文章讽谏其从政之道来看，他坚持法度、实行自己的志向，完全依凭诚信而合乎事理，不苟且简略、隐晦昏昧以动摇自己的操守。因此他的言论把握要旨，而且一经施行往往能建立功业。《易》称赞君子的光明，《左传》赞美忠诚文德的实际，这些说的就是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