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百九十七

译《通元子栖宾亭记》距彭泽县城东十里，有一处幽深偏僻、仿佛仙境的地方，名叫富阳，文士李中白隐居在那里。咸通五年冬天我同中白分别，过了一年将近，又从淝陵渡江到江左，便来这里拜访他。到了门前，车驾还来不及解马，眼睛就清爽明亮，精神振作，恍恍惚惚仿佛进入了异境。诉说分别的苦楚之外，便再也说不出一句游赏的话，只为能够见到这样的景致而欣喜。树木比灵芝还秀美，泉水比饴糖还甘甜。雨后山峰倚入天空，如同碧色笔毫扫过白色屏障，色泽鲜明温润。溪水潺潺，源头【橐▯，字疑】，流出琉璃般的清液。石头有奇异的，突兀闯出，仿佛将要化为人形；禽鸟有奇异的，【▯▯，字疑】然仿佛将被上天驯服。每当空斋寂静，寒月正当中天，松竹交相发声，那正直雅正的声音，即使笙师吹笙、【▯】人击鼓，也无法超过。何况延请白【缺一字】作为登堂之友，结交清风作为入室之宾，这种情趣真是前所未见。中白所崇尚的都是古道，因为与时俗不合，所以隐居在这里，准备终老。唉！世上若有实行君子之道而隐居的人吗？如果有，这个地方就不值得留住我的中白了。从前我和中白有一同隐居湘水、衡山的志向；中白因为与时俗不合，果然实现了本心。我却以寻求计吏之职为打算，不能实现旧日愿望，如今来到了这个地方。一谈到名利，就感到芒刺在背。宾客来这里，路程不超过县城（这里说的是彭泽县），县城距此十里，能来到这里已经很不容易了。既然要招待宾客，难道早晨来而不到中午，或中午来而不到晚上吗？所以招待宾客的地方，果然不能低矮简陋。于是把寝室扩大，向西百步，修筑了一座宾亭。将房屋分成两间而共用一座屋顶，并说：“宾客将要怕暑热，我就敞开屋檐；宾客将要怕寒冷，我就让窗户深藏。”工程完成后，鲜【B161】之馈、【▯】樽之费，即使比以前增加一倍也在所不惜。工程始于咸通二年秋八月。五年五月，中白在这里接待我。他几个月来请求我为此亭作记并命名，我多次推辞也未能推脱。于是说：“古代有高尚隐士和特别逸民，没有受到爵位封赏，敬重他们的人就用他们的德业来称号，如元德、元晏就是这样。学问高深、品行远大叫作‘通’，志向深远、道义宏大叫作‘元’，男子通称叫作‘子’。请以‘通元子’作为他的称号，以‘栖宾’作为亭名。”唉！了解我的人，不会说我是谄媚朋友了。咸通五年五月朔日记。《破山龙堂记》《礼记》说：“山林、川谷、丘陵，能够出云、制造风雨、显现怪异事物的，都叫作神。”既然这样，龙也能制造风雨、显现怪异事物，那么它给百姓带来的恩泽就深厚了；称神而祭祀它，也很合宜。常熟是水乡，风雨怪异之事每天都发生在百姓生活中。拥有这片土地的官员，如果祭祀神灵周到，百姓就能蒙受它的利益；祭祀不周，百姓就会遭受灾祸。汝南周君任县令的第一年，夏天将要旱灾，在破山潭边祭祀龙神，果然下雨应验。周君说：“承受了神灵的恩赐，只是祭祀来报答，还不够。”于是命工匠用土木修饰神像，建造宝宫为它遮蔽；把这件事载入典册，使祭祀洁净庄严。于是风雨应时，怪异停止，水旱不再造成灾害。百姓经历大荒年，连续几年却获得丰收。这究竟是神灵的恩泽，还是周君祭祀的功劳呢？凡是祈雨之事，《春秋》都记载下来，是为了表彰勤于为民祭祀的人。周君建好祠堂后，请我为此事作文。日休赞美周君志在百姓，所以答应了他。咸通十三年二月十九日，襄阳皮日休记。《郢州孟亭记》唐明皇时期，诗歌创作大多得到建安诗体的风格，评论者推重李翰林、杜工部最为突出。在他们之间而不感到惭愧的，只有我同乡孟先生。孟先生作诗，遇到景物便写入诗中，不刻意追求奇特，不搜抉异事，却使那些局促鄙陋、束缚人口的诗句变得涵容开阔，生出凌云之气，正如公输般巧匠恰好做到不用奇巧而显得高明。北齐人赞美萧悫的“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孟先生却有“微云澹河汉，疏雨滴梧桐”。乐府诗赞美王融的“日霁沙屿明，风动甘泉浊”，孟先生却有“气蒸【云梦泽】”【原文“□梦泽”，缺字】、“波撼岳阳城”。谢朓精妙的诗句有“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孟先生却有“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这已经是在极细微处同古人争胜了。他这样相称的诗句很多，不能一一列举。唉！先生的道德文章，还能再说什么呢？说他贫穷吧，他自身拥有天爵；说他死亡吧，他的文章却永垂不朽。做士人的道路，也达到这种境界了吗？先生是襄阳人，我也是襄阳人，既仰慕他的名声，又亲眼见过他的容貌。孔子思念周文王，便喜爱昌邑的鱼；七十弟子思念孔子，便把有若当作老师。我在先生身上看到了这种感情。有人说：“王右丞曾把先生的容貌画在郢州亭中，这是为了让人常有观瞻遗像的心愿。”咸通四年，荥阳郑公诚任此州刺史，我将要前往江南，停船来拜访此亭，果然因文章受到看重，也就亲眼看到了先生的画像。此前亭名取自先生的名讳，郑公说：“哪里有用贤者的名讳命名亭子，却让奔走服役的人早晚在刺史面前称说的道理呢？”于是命令改用先生的姓来命名。日休当时正在宴席上，便说：“《春秋》记载纪季、公子友、仲孙湫的字，是为了尊重他们。所以记名是贬抑，记字是尊贵。何况把贤者的名写在亭上呢？君子由此知道郑公喜爱善人的深厚。百年的弊病，一朝除去，那么百姓的弊病也随之除去，这是可以知道的。见到善事却不记载，不是圣人的本意。”宴席撤去后，我起身作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记。

译《晋文公不应取得阳樊论》三代赏赐臣下，赏的是爵位，不是土地，也不是器物。到了后世君弱臣强，古法便被破坏。能立一项功劳的，先窥伺君主的土地；能建立一项勋业的，先窥伺君主的器物。由此在鲁国有三桓，在齐国有田常，在楚国有白公。赏赐超过制度，僭越便由此产生；严重的甚至夺取君主的权力，这种事自古就有。况且姬姓诸侯守护自己的封地，尊荣超过一般臣属。天子赐给他们斧钺，分给他们钟彝，使他们与百姓同忧共乐，在国中掌握生杀大权，他们的尊贵已经到极点了。天下无事时，他们施行德化，奉行贡职；居处时等待天子巡狩，出行时参加会盟。天下有事时，天子便以钟鼓召集他们，命他们出兵征伐。对上用来安定王室，对下用来匡正诸侯，这才是侯伯的职责。这是常道；假如周天子有所赏赐，他们应当以德行谦让，怎么能再接受天子的土地呢？如果谦让而天子不听，接受爵位可以，接受器物也可以。况且天子的土地方圆千里，不到千里就不足以供养诸侯。诸侯的土地既然侵入天子的甸服，就像砍削树枝必然会伤及树干，剔食肉必然会剔到骨头。为什么呢？形势使然。比如晋文公在郏辱阝安定襄王后，周王用土地慰劳他。阳人不服从，晋侯便围攻他们，于是侮辱他们的宗庙，困苦他们的百姓，虐待他们的甥舅。唉！这也太不仁义了。晋文公虽然有迎接天子的功劳，却有凌驾天子的威势。周襄王赐给阳地时，晋文公本应推辞说：“臣重耳凭微薄的德行，处在奉命专征的职位上。遇到翟寇肆虐，天王暂时离开宗庙，臣敢于兴起小国军队，诛杀凶臣，安定王室，这是臣的常职，不值得赏赐。假如天王特意念及臣小有征伐之功，不把臣置于刑罚之中，并延续唐叔的爵禄，使臣有所奉养，这样的赏赐已经很厚重了。若把王畿之内的土地作为臣的封邑，就是上面滥施赏赐，下面僭越接受。即使天王过分宠爱臣子，又怎么面对宗庙神灵、百姓之心和后世的责罪呢？”然而晋文公竟没有推让，反而又请求得到墓道。难道是因为他从内心轻视衰微周室的日渐衰败，对外倚仗诸侯的强盛而这样做吗？他殊不知周王还尊守典礼。周王又说：“从前我先王拥有天下，规划方圆万里的土地，把它作为甸服，用来供奉上帝、山川百神的祭祀，供给天下百姓的用度。”而周王所赏赐的田地，都在周王的甸服之内。周王明知土地在甸内，却仍然给晋侯，是因为力量不足以制服晋国。如果力量足以制服晋国，难道肯把方圆千里以内的土地给诸侯吗？所以周王对晋侯说方圆千里之地，实际上是在讥刺他接受土地。晋文公没有醒悟，最终接受了它。唉！晋文公称霸，已经有召陵之会中被讥刺的地方；请求墓道的僭越，还不算最严重。最严重的，是夺取阳樊。《秦穆谥缪论》圣人致力于安定百姓，不会先任用不仁的人来显示自己的仁，也不会先任用无德的人来显示自己的德。如果这样做，就像看到危险的人已经坠落才想去援救，旁观争斗的人将要死亡才开始施救，唉！这也太不仁了。高辛氏以仁德教化天下而任用挚，挚做得不好，天下百姓便辅佐尧而奉他为君。唐尧以仁德教化天下而任用鲧，鲧没有功绩，天下百姓便拥戴禹而使他建功。这样看来，挚和鲧确实是高辛、唐尧任用的，并不是预先确定继承人的。推究他们的诚意而任用，百姓尚且如此倍加拥护，何况预先确定的人呢？晋献公发生骊姬之乱以后，奚齐、卓子相继死亡，重耳在翟国，夷吾住在秦国。凭秦穆公的力量，制服翟国而安定晋国，是一定能够做到的。重耳的贤能，天下人都知道；况且他的随从足以辅佐别人的国家。如果先立重耳，他一定能够诛杀作乱的公子，除掉暴虐的大夫，在成周辅佐王室，在汾水、晋地宣扬教化。然而秦穆公反而听取公子絷的话，先立夷吾，这就是晋惠公。晋惠公入国后，背弃内外的贿赂承诺，诛杀原来拥立他的臣子，焚烧先父的宗庙。因此活着的百姓兴起歌谣讽刺他，死去的人也没有得到报偿。最终他本人被秦国擒获，他的儿子又被晋国杀死。唉！造成这种结果，不是晋国人的罪过，而是秦国人的罪过。挚即位八年，做得不好就被废黜；鲧任用三年，没有功绩就被诛杀。何况晋惠公在位期间，成为宗庙的蛀虫、社稷的莠草，一旦扶立便在位十五年，他造成的祸害太大了。如今的学者把秦穆公谥为缪，还对这个谥号有所怀疑。读到这篇文章，就可以确定以“缪”为谥号是恰当的。《汉斩丁公论》所谓忠，大概就是委身侍奉君主，不因猜疑误解而改变自己的心，不因辩说游言而改变自己的心，不因疑惧而改变自己的心。君主有过错，就在公共场合进谏，不在私下传播名声，哪里会让猜疑误解进入内心呢？君主有所忌讳，就更加努力进言，而不是退避，哪里会让辩说游言进入内心呢？君主心有隔阂，就应当内心警惧，而不是害怕事情本身，哪里会让疑惧进入内心呢？如果只是因为贪恋俸禄而做官，君主有过错，话还没有说完就害怕被诛杀，进谏一次还没有第二次便离开职位，却自以为取得了古人三谏不从便离开的道义。然而他庆幸自己活着，贪恋自己的俸禄，这就是因猜疑误解而改变了内心。君主有所忌讳，他必定在心机上耍奸，在声色语气上献媚；不想想自己不聪明，却说君主受到诽谤；不想想道理可能不能实行，却说辩说足以使君主听从。君主若听从辩说而罢免他，就是因辩说游言而改变了内心。君主心有隔阂，他必定谄媚君主所宠爱的人，来求取厚待；必定谄媚君主所宠幸的人，来求得他们放过自己。若有宠爱者不能谄媚，宠幸者不能讨好，那就只剩下苟且偷安，这就是因疑惧而改变内心。唉！刘邦、项羽起兵时，韩信不是因为猜疑误解而离开项羽的吗？淮南王英布不是因为疑惧而离开项羽的吗？曲逆侯陈平不是因为辩说游言而离开项羽的吗？离开这个人而投向那个人，果真能称为忠吗？果真能说是不忠吗？这种人只是有利可图时就留在身边，没有利可图时就离开。丁公面对敌人，放走敌人而不杀，难道真是出于恻隐之仁吗？他难道没有猜疑、辩说、疑惧吗？难道不是有利便留下、无利便离开的人吗？若说他不忠，那么那三位侯者也不能免于鼎镬之诛、刀锯之刑。这样看来，高祖杀丁公，果然是恰当的。唉！汉朝刚刚建立，并不是没有人才。丁公受刑时，没有听说有人上书替他辩护，这是上天要断绝他的命运。可悲啊！

译《周昌相赵论》刚强和柔弱的表现取决于人的性情，成败的关键取决于运用。如果以刚强对待柔弱，柔弱的一方久后就会战胜刚强；如果以柔弱对待刚强，也会如此，这是事物的常理。有时用刚强来对待柔弱，用柔弱来对待刚强，关键就能把握得当；如果用刚强对待刚强，用柔弱对待柔弱，关键就一定会失误。周昌性情刚强，吕后性情也刚强；汉高祖想到百年以后仍担心赵王如意，所以让周昌去辅佐赵王。唉！汉高祖的用意，难道不是一时逞志、接受一次进谏就任命周昌为相吗？不然，为什么使用他却失当呢？如果认为周昌的刚强足以固守赵国，那么赵国的兵甲能抵挡汉军吗？这是第一不可行。如果认为周昌的刚强足以保全赵王，那么吕氏征召赵王，不过是一个邮差的力量罢了，这是第二不可行。如果认为周昌的气节足以保存赵国，那最多不过是以死相守；他一死，赵王仍会被召走，这是第三不可行。最终使百年之后，如意含冤【原文“冤﹃”疑误】，周昌愤懑而死，实在可惜！汉高祖临死以前，让周勃统领南军，让周昌统领北军，让陈平担任谋主；这样，吕后的命令、吕产吕禄的阴谋，就不能在面临大难时使人回转，也不能使掌持大节的人坠失操守。如果让周昌掌握军政、执掌相权，他一定能够做到这些，只可惜用错了他。《非沈约〈齐纪论〉》沈约作《齐纪论》说：“太庙四时祭祀，各用死者生前所喜欢的食物来供奉。汉明帝梦见光烈皇后，第二天早晨便驾车到太庙，亲自拂拭帷帐，亲自更换粉黛，前代史书把这件事当作美谈。这也是前代遗留下来的旧典。”日休说：祭祀供献的仪式、笾豆的数量，圣人已经制定好了。若不是像周公、孔子那样通达礼制的人，谁能改变旧制而另行制定呢？没有这样的人却制定新制，说这不合宜是对的；修撰史书时不加纠正，反而赞美它，说这是妄为也很恰当。屈到爱吃菱角，屈建便把菱角献上，这是因为合乎礼。曾皙爱吃羊枣，曾子却不食羊枣，是因为不忍心吃父亲喜欢的东西。汉明帝不过是偏僻小国的礼制不完备，出现这种事也就罢了。沈约把它同汉明帝的大孝相比，实在过分了。

译《正沈约评诗论》《周诗》说：“驷马彭彭。”注释说：“骝马腹部白色叫作【▯原】。”评论者说这是上应周、下应殷。沈约又说：“【▯原】大概是三种颜色相互胜负，又表示周、殷相互代替。”日休说：“上天的命运如果一定由两种德性决定，周文王自己就会相信这一点，为什么不接受殷的禅让呢？”《诗经》说周文王受天命而建立周，又说周文王有明德。假使他率领天下的义军，攻取殷朝一隅的凶暴君主，面向南方在殷地称王，那么他的功德当然显赫了。然而这不是单靠人事就能做到的，天时也还没有成熟。难道不能说殷朝贤人还很多，希望匡正纣王、改变政局吗？难道能用骝马的颜色表示殷朝将要被取代吗？唉！禅让和改朝换代之事，必须符合天命，绝不能用骝马的颜色取胜来表示。假如说尧的运数属于火，那么车服都应当采用火的颜色；这样尧就不该骑白马、戴黄冕、穿纯色衣服了。所以圣人继承天运靠的是德，以仁接受禅让。若说用马的颜色表示取代殷朝，那么我就认为圣人采用了旁门左道。有人说：“既然如此，为什么《诗经》还要记载呢？”我说：“毛公错误地作了笺注，沈约又过分地加以解释。” 《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张祜在元和年间作宫体诗，文辞曲折艳丽，当时轻薄之流看重他的才华，群起喧闹为他博取声誉。等到年长以后，他渐渐窥见建安诗歌的风格；诵读乐府诗集，知道作者的本意，讲论讽谏、怨愤、奇诡，有时同六义相近。这是才华的最高表现。张祜刚刚得到名声时，作的就是乐府中艳丽奔放的诗词，他不受拘束的形态，常常间或显现。徐凝的操守履历，史书没有记载；但方干曾向徐凝学习诗歌，赠诗说“吟得新诗草里论”，故意反说其词，称他为朴里老。方干是世人所谓简古的诗人，尚且能够讥笑徐凝，那么徐凝的朴拙粗略、木讷鲁钝，也就可以推知了。白居易当时正以实际品行来求取人才，推荐徐凝而压抑张祜，从当时的情势看，似乎有他的道理。令狐楚把张祜诗三百篇献给朝廷，元稹说：“雕虫小技，有人或许会奖赏激励它，但恐怕会损害风教。”张祜处在元稹、白居易同时代时，声誉并不十分稳重。杜牧任池州刺史时，张祜已经年老，但诗名更高，声望更重。然而杜牧年轻时所作的诗也接近张祜，因此替张祜怨恨白居易，也有一定道理。我曾说，文章的困难在于发源困难。元稹、白居易的用心，本来是树立教化，于是把意旨寄托在乐府中，用从容委婉的辞句，称作讽谕诗，称作闲适诗。他们凭借这种方式取得大名之后，当时的士人便一致跟从他们。只学习他们的辞句，却失去了他们的宗旨；凡是浮靡艳丽的言辞，都称为“元白体”。元稹、白居易二人反复争辩，挥臂解释，但习俗已经根深蒂固，不可破除。这并不是二人的本心，而是因为他们所发端的方向本身就不正确。难道不值得警戒吗？《新城三老董公赞（并序）》洛阳新城的老人董公说，高祖为义帝发丧，在汉朝取得天下的过程中，只有三位杰出人物罢了：萧何耗费百姓力量来供给军需运输，韩信杀伤百姓性命来驰骋战功，留侯设置诡诈计策来离间秦、项。当时没有听说有人用仁义劝说君主，董公却劝高祖为义帝发丧，最终使天下归附汉朝，正是因为汉朝为义帝发丧。高祖认为曹参虽然有攻城野战的功劳，却不如萧何的内心谋略，这确实可信。难道耗费民力、杀伤民命、设置诡计，反而还不如董公的功劳吗？如果高祖成为天子，让董公作师友，按照董公的道理行于当时，那么它带来的利益是可以想见的。董公的道理已经在汉朝实行，却没有看到相应的封赏；当时史官也没有一字褒扬，于是我作这篇赞来表彰他。项氏狂暴而横行，杀害我们的怀王。天命尚未确定，谁将生存、谁将灭亡？白发苍苍的董公，一句话使汉朝昌盛。一个人弑杀君主，天下都悲伤；一个人哭祭君主，天下都为之服丧。项羽因此削弱，汉朝因此强盛。扶持正义而出征，可以达到轩辕黄帝的境界；倡导仁义而作战，可以达到武王、商汤的境界。运用天道，挫败那个强暴的雄主。董公的道义，同汉朝一起光耀。《易〈商君列传赞〉（并序）》商君受到孝公任用，制定法令使秦国富足，施行谋略使魏国败亡。他的封邑还没有安定，刑罚却已经加到自身。唉！商君匡正秦国，虽然不一定完全正确，但也已经做到极点了。太史公贬斥他超过事实，难道不是因为他欺骗公子邛、刑罚公孙虔、拒绝杜挚的主张吗？然而还有一件事，足以补救这种非难。我悲悯商君忠诚却受到刑罚，于是重新叙述他的事迹作赞说：商君一两次向孝公进言，孝公没有领悟他的主张，难道不是因为实行皇王之道困难，而且孝公本人也达不到吗？这是孝公的罪过；商君有心推行这种道，难道不值得赞许吗？当商君一两次劝孝公实行它时，商君本来一定可以成为阿衡。唉！最终却只是采用严苛法令，自取蒙蔽于【原文“﹃”，字疑】。可悲啊！《六箴（并序）》我曾说，心是自己的帝王，耳目是辅相，四肢是诸侯。自己的帝王如果没有德，辅相就会叛乱，诸侯就会作乱。古代失去天下、丧失家国的人，大多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自身尚且没有德，能够统治天下吗？能够主宰家国吗？因此作《心箴》《口箴》《耳箴》《目箴》《手箴》《足箴》，把它们写在衣带上。安定时不要忘记危险，谨慎时不要忘记操守，困穷时不要忘记节操，显贵时不要忘记道义。奉行古人的事业而如符节般合拍，或许就在这六篇箴言中吧。《心箴》天地大化的精华孕育出来，称为人；最纯粹的灵性形成，称为心。心因此成为君主，身体因此成为臣下。内心一旦龃龉，外在就纷乱不堪。耳朵厌恶听取义理，眼睛憎恶看见仁德；手掌握着作乱的权柄，脚踏入祸患的门户。舜做了天子，舜本人却不能尊贵；使他不得尊贵的，是他那颗把自己当作臣下的心。纣做了天子，纣本人反而得到尊贵；使他得到尊贵的，是他那颗把自己当作君主的心。天子之外还有更尊贵的，那就是舜的心，统率着舜的身体；天子之外还有更卑下的，那就是纣的心，统率着纣的身体。危险啊，警惕啊，臣下应当劝谏君主。辅相不明，诸侯不宾服，君主就会成为污秽的土壤，臣下就会成为盗贼般的尘土。在尚未达到这种地步以前，实在应该勤勉自修。唉，我的君主，不要忽视慈爱与文德。《口箴》古人铸造金人，告诫人不要多说话。话一旦有所发出，就不能不加以议论；既然有所议论，又被说成多言。中庸之士因此保全自身。我认为这句铭文还不足以珍重。出仕做忠臣，说话就要涉及君主；入内做孝子，说话就要涉及父母。若不是关于君主和父母，就应当保持沉默。诽谤之言一出口，如水流【原文“ち沦”疑误】而去，一息之间的波浪，流向无边无际。猜疑毁谤的话一出口，如同钧天之乐，钧天的音乐一响，连无人听见的地方也会听到。谄媚之言一出口，如乱丝纷披；一旦进入人的耳中，便使治乱混淆。间谍之言一出口，如鹰鹯飞出；鹰鹯飞行迅疾，一举便凌越天空。不要嗜酒，酒能扰乱国家；不要贪恋滋味，滋味能败坏德行。以道义为饮料，以文章为食物。成就自己的名声，便要努力勉励。《耳箴》

译听取那无须听取之声，默默体察本性的根源；听见那无须听见之言，才能接近广大无穷的教化根源。不要依仗自己的善，不服从别人的仁；不要夸耀自己的技艺，不尊敬别人的文章。不要沉溺于郑声，否则精神就会受到扰乱；不要相信美丽的言谈，否则灾祸就会降临自身。听信错误的话，祸害多；听信妄言，失败多。亲近贤人就会聪明，亲近愚人就会昏聩。尧居九重深宫，听取的是百姓的声音，所以得到大舜，把神器交给他。不要听信别人富有的传言，以免迷惑志向；不要听信别人尊贵的传言，以免败坏义理。要谨慎辨明今天的是非，要谨慎彰明古代的正确。舍弃这些还能到哪里去呢？不过是回归古代的雅乐罢了。《目箴》【▯鬼尔，字疑】，你明明白白地成为我所看见的对象。高远地观察古人，就像他们是邻里一样亲近。不要计较秋毫小利，要把目光放在国家乡里；不要只看国家的俸禄，要看人的纲纪。只有书籍有颜色，艳丽胜过西施；只有文章有光彩，秀美超过百花。看见那些傲慢的人，污秽胜过涂炭；看见那些贤人，绵长胜过葛藤。不要回顾祸患的阶梯，以扰乱我的远大志向；不要注视怨恨聚集之处，以损害我的高尚义理。我眼中应当看见什么人呢？古代的忠臣，古代的孝子。他们在上建立大业，在中使信史发光。如果不是善人，便不过是【▯玄▯彖】之类【字疑】。《手箴》你的手指，弯曲伸展都由自己决定。不要掌握扰乱天下的权力，不要扶植叛贼之子；不要执持不合道的东西，不要把握不合义理的事；不要排挤孤弱危困的人，不要援助奸邪盗贼。谨慎地握持我的操守，使它正直如箭；谨慎地支撑我的心，使它平正如磨刀石。铲除恶人要像割草一样，揭露奸邪要像扬去秕糠一样。做事而不自夸，创作而不自恃。智慧要像公输般高明，不要耍小巧；机关要像偃师般精妙，不要炫耀奇技。自身地位高而道义端正，一丝一毫都要载入国史。敬畏它，警戒它，等待成为上天任命的官吏。《足箴》只有你▯并々，是我最先看重的。居住一定要选择地方，出行一定要依靠贤者。不要踏上乱阶，不要走进利门；不要蹈入怨恨聚集之所，不要踏入祸患的源头。凤凰是禽鸟，却不栖息在平凡的树木上；驺虞是兽类，却不践踏活物。你只要如此选择栖止和行迹，务必保持而不要忽视。○行动箴 行动产生于欲望，行为产生于作为。有欲望就不要妄为，有作为就不要疑惑。我的道没有丧失，哪里不能前往？不要生逢衰乱之世；身有爵位就必然危险。不要居处于乱国；身有俸禄就必然成为尸位者。离去时不要招致怨恨，离开时不要留下讥笑。行迹不要显露，名声不要谋求为人所知；声望不要招致猜疑，荣誉不要引起怀疑。平坦的大道如同磨刀石，走过去也会遇到蒺藜。把四海看作家园，离去便能摆脱严酷的束缚。一天比一天谨慎，所说的正是此事。○静止箴 幽深静默之处，才是道的领域。居处不要违背仁，安身不要悖逆德。不要欺骗儿童，衣冠一有失当就会失去体统；不要怠慢皂隶，否则言语便会留下嫌隙。深山虽然快乐，豺狼却会把你杀死；深林虽然安静，虺蜴却会螫伤你。居处不一定要在野外，只要本性清静即可；停留不一定要地方宽广，只要内心舒适即可。不要因名声而骄傲，不要以聘帛为求取目标；不要矫饰节操，不要把俸禄当作追求。身体虽然已经安定，也要像面对敌人的刀箭一样警惕；滋味虽然甘美，也要像口含冰和苦菜一样自持。成就我的高尚风操，只有静守之力。○酒箴（并序） 皮子生性嗜酒，无论处境困穷还是通达，没有酒就不能自得。他居住在襄阳的鹿门山，用山税的余钱接连酿酒，终年荒唐醉酒，自嘲说是“醉士”。后来居住在襄阳的洞湖，乘船装载一▯醇酒，往来湖上，兴致来时便要饮酒，于是自我调侃说是“醉民”。唉！我的本性极其荒诞，却偏偏嗜好此物，这也可以说是圣贤的罪人了，于是又自嘲为“醉士”，自我调侃为“醉民”。天地这样广大，难道不能容下“醉士”“醉民”吗？又何必置身于丝竹歌舞的筵席和粉黛女子的座中呢？襄阳元侯听说“醉士”“醉民”的称呼，责问皮子说：“你沉湎饮酒的本性，在喧闹和寂静中难道有什么不同吗？”皮子说：“酒的道理，难道只在于充实口腹、使人享受悲欢而已吗？过度饮酒，就会上层被它化为淫逸沉溺，下层被它化为酗酒闯祸。因此圣人用酬酢来节制它，用诰训来晓谕它。然而仍有上层被淫逸沉溺所化，终于变成亡国；下层被酗酒闯祸所化，终于变成杀身。况且难道没有看见前代因饮酒而招祸的吗？路酆舒有五条罪，其中一条就是嗜酒，因而被晋国杀死；庆封换妻而沉湎饮酒，结果国都被迁移；郑伯有筑窟室而沉湎饮酒，最终逃奔到驷氏的甲兵之中。栾、高嗜酒而听信妻妾，最终败在陈氏、鲍氏手中。卫侯在籍圃饮酒，最终被大夫们厌恶。唉！我这个不贤的人，确实生性嗜酒，还担心成为酆舒那样的﹃，超过这些事情我是不敢做的，又怎么能使喧闹变成寂静、使寂静变成喧闹呢？难道不会在寂静中沉溺淫逸吗？不会陷入酗酒闯祸的波涛吗？一旦淫逸沉溺和酗酒闯祸从内心产生，岂不是会成为庆封、郑伯有、栾高、卫侯那样的人吗？”大概是因为本性不能自我节制，所以作箴来自我约束。箴文说：饮酒所得到的快乐，是以保全本性为乐。宁可让我自己醉，也不要醉倒在别人手中。○食箴（并序） 皮子年轻而且贫贱，对于饮食，只甘愿吃粗粝的食物罢了，从来没有在乡里、亲戚、州鄙之间接受宴请。有一位邓邑大夫仰慕皮子的名声，过去还没有互相致送礼物，便准备丰盛的菜肴以宾客之礼招待他。皮子推辞，大夫责问他说：“你自己甘愿吃粗粝食物，这当然可以；可是对于乡里、亲戚、州鄙，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皮子说：“一杯酒、一餐饭已经非常鲜美了，如果专意追求滋味，就一定不能自我抑制。既然不能自我抑制，每天就必须使菜肴更加丰盛；每天都必须使菜肴丰盛，那么贫穷时也不能不感到不足。于是妄求苟欲的心思产生了，极端贪婪、极度嗜好的名声也产生了。况且大夫没有看见前代因口味而招祸的事吗？羊斟因为没有得到羊羹，华元便遭受他的阴谋；鼋羹分配不均，子家便大肆制造祸患；熊掌没有煮熟，便杀死厨夫而使赵盾遭弑；用两只鸡换取鸭子，馈赠给子雅，结果庆舍因此而死。唉！我难道会成为这些人吗？如果确实依赖饮食来满足欲望，想要的不可求取，嗜好的不可得到，我才甘愿吃粗粝食物罢了。假如我生在钟鼎之家、膏粱之门，每天放纵于奇异的嗜好，年年形成非分的欲望，也未必不会成为替御者奔走、使华元遭祸的人。子家讨伐灵公，晋灵公杀厨夫，卢蒲癸杀庆舍，这些事情，就像禽兽争夺食物而至于死亡一样。所以，在天子那里取得食物的人，就会为天下而死；在诸侯那里取得食物的人，就会为国家而死；在大夫那里取得食物的人，就会为封邑而死；在士那里取得食物的人，就会为家庭而死。又怎么能以乡里、亲戚、州鄙的宴请为可推辞的事呢？”大夫说：“说得好。”皮子自知对饮食的本性不能自我节制，也同嗜酒的本性一样，于是又作箴来自我约束。箴文说：宁可让我自己吃，也不要吃别人供给的食物。反过来吃别人供给的食物，就是吃掉自己的身体。○蓝田关铭（并序）

译六年，皮子作为诸侯荐举贡士的副员进入京城。行程到了蓝田关，看见山的形势和关隘的地势，回环拥抱着天空，秀丽得仿佛要染黑眼睛，险峻得几乎使魂魄惊惧。唉！难道是造物者既有这样的心意，又加上了这样的力量吗？不然，为什么壮丽的景观竟盛大到这种程度呢？《易》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确实如此啊！如果说天下的枢纽、万世的门限，除了这座关隘便没有可以守卫的地方了。于是陈述它的规制，作《蓝田关铭》如下：上天辅佐唐朝的事业，大地造成唐朝的关隘。千重山岩成为锁，万重峰峦成为闩。它的形势难以描画，它的秀美没有比它更壮盛的。两扇关门尚未打开时，天地仿佛缩成斗大；轰然在白昼开启，人流如同济水奔流。它像一幅秦地的地图，铺展在马蹄之下。▯不可侵犯，只有君王的心志才能守住它。何况这座关隘，尤其可以作为规约和临制之所。○隋鼎铭 隋氏有一只鼎，这件器物并非古物。以欺诈作为金质，以盗贼作为铸造者；用残虐的火焰煎熬四海，用毒害的气息蒸熏九土。上天借助唐朝的力量，把它扛到仁厚的大地上；用恩泽扑灭残虐的火焰，用德行消除毒害的气息。既折断它的鼎足，又咬坏它的鼎耳。唉，圣王啊，不要蓄藏这样的器物。○汴河铭 用德行流传后世的人，当时安逸，后世称美；用功业流传后世的人，当时劳苦，后世获利。既然如此，守道的君主，只怕自己的德行不能使后世称美、不能使当时百姓安逸；夸耀武力的君主，只怕功业不能及时完成、不能使当时百姓免于劳苦。因此，天下的事情，不使当时安逸就不足以守成，不使当时劳苦就不能除去祸患。利益和祸害的形成，来自贤明或愚昧的君主，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吗？那么，隋朝疏通淇水、汴水，开凿太行山，在隋朝百姓看来没有不受其害的；在唐朝百姓看来却没有不享其利的。如今在九河之外，又有淇水、汴水，北面通达涿郡的渔商，南面运输江都的转输物资，它带来的利益多么广大啊！不劳烦一个人挑土，不让一个士卒开凿险阻，而前人的功业巍巍高大，难道不是上天借暴虐的隋朝，成就了我唐朝的大利吗？还担心国家会再有开凿淇水、汴水、太行山的徭役，于是献上细微的劝诫，作《汴河铭》：汴河水流绵延，沿循大禹的旧迹。那暴虐的隋朝，开凿河道而贯通淮水、泗水。白天是疲惫百姓的哭泣，夜晚是溺死鬼魂的哀号。河水仿佛赭色的血流穿过川谷，又像松木贯入大地。龙舟还没有毁坏，江都已经发生弑杀。旧日遗迹徒然存在，流逝的河水却不停息。在隋朝是祸害，在唐朝是利益。唉，圣明的君王，只要守住旧有的工程就够了。●卷七百九十八 ☆皮日休（三） ○补《大戴礼·祭法》文 《祭法》说：“德法施加于人民，就祭祀他。”咎繇制定帝王的谋略，担任士师，他的道与舜、禹相参，难道不是把法施加于人民吗？为什么祭祀的典礼反而遗漏了他？《祭法》说：“能够抵御大灾，就祭祀他。”尧、舜的时代，山林繁茂，鸟兽凶暴；伯益担任虞官后，山林得到疏理，鸟兽减少，人民安定，难道不是能够抵御大灾吗？为什么祭祀的典礼反而遗漏了他？《祭法》说：“以功劳安定国家，就祭祀他。”从前周公辅佐武王使殷乱得以安宁，辅佐成王而建立周朝的功业，制定礼乐，建立明堂，难道不是以功劳安定国家吗？为什么礼制的典籍反而遗漏了他？如果认为咎繇、伯益的功劳小于舜、禹，因而不列入祭祀典礼，那么契担任司徒而使人民得到治理，是咎繇的功劳；冥勤勉履行职务而死于治水，是伯益的功劳。如果认为圣人制定礼制，自有七庙，所以他们不应列入祭祀典礼，那么文王以文德治理，武王以武功建立功业，就是周公的功劳。如果凡是功业卓著、列名于人民之中的人都应祭祀，那么我的先师仲尼，德行超过历代君王，教化流传万世，难道还不如契担任司徒、冥勤勉履职吗？日休担心圣人的文章将要散乱而坠失，所以冒昧补入并附在原文之后说：咎繇能够平正法度而以官位终身，伯益能够建立功绩并把治理权让给禹，周公以文德教化天下，仲尼以德行成就教化；不属于这一类的人，不列入祭祀典礼。○祝疟疠文 从前夏后氏铸造九鼎，描绘万物的形状，使人民知道神灵和奸邪。那些魑魅以及魍魉之类，隐藏天命、窃取帝王威权的，没有不把形状显现在鼎上的。自从夏后氏以后，它们接连在人间造成灾祸；被它侵害的人，开始时仿佛置身冰制的牢槛，后来又仿佛坠入炎热的井中，头昏眼花、视物迷乱，身体仿佛重重叠叠；听到声音时耳中重响，骨节几乎沉重得像山已经倾倒。起初有时还会清醒，随后却被夺去人的情感，丧失人的精气，呆滞得像木偶，昏沉得像隔夜宿醉。唉！有时是饮食没有节制，哀乐失去常度。病在上部，上则用汤剂，次则用矿物药和艾灸，就可以痊愈。凡患这种病的，既是人患病，又不只是天灾；汤剂不能治理，矿物药和艾灸也无法攻治。唉！疠能够给人造成祸害，这一定是有知觉的。既然有知觉，为什么不效法神明的聪明正直，不要给君子降下祟害呢？于是作祝文驱逐它说：疠啊，疠啊！有侍奉君主却不能尽忠守节、侍奉父母却不能尽孝的人，出外做叛臣，入内做逆子；上天还没有降下刑罚，他却侥幸偷生，你应当使他染上疠病。有独占俸禄、倚仗威势，僭越事物的名分、任意行使权力的人，上面玩弄国家权柄，下面戏弄百姓性命；上天还没有降下刑罚，他却侥幸偷生，你应当使他染上疠病。有出卖交情以求俸禄、谄媚交结宗族的人，一句话说得不妥，祸患就像箭一样突然发作；上天已经降下刑罚，他还侥幸偷生，你应当使他染上疠病。以美丽柔曼的容色取媚于君王身边，巧笑还不够，已经足以使国家灭亡；上天还没有降下刑罚，他却侥幸偷生，你应当使他染上疠病。以柔弱谄佞的言语迷惑君王，顺从逢迎还不够，已经使国运发生变化；上天还没有降下刑罚，他却侥幸偷生，你应当使他染上疠病。四星列于官位，奉事紫宸，宫墙之内却祸患骤起，帝座蒙受尘垢；上天还没有降下刑罚，他却侥幸偷生，你应当使他染上疠病。看见灾祸反而庆幸其长久，听到祸患反而乐于其成功，含羞而冒充尊贵，忍受污垢而贪求荣华；上天还没有降下刑罚，他却侥幸偷生，你应当使他染上疠病。疠啊，疠啊！你的眼睛并不瞎，你的耳朵并不聋。既然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为什么不把祸患降到他们自身？仁慈的人必然有困厄，守义的人必然有穷困；看见仁义之人就不要使他染病，遇到奸佞之人就放纵地降下凶祸。这不只是除去世间的祸患，也是代替上天完成惩罚。疠啊，疠啊！如果你果真依照我的话去做，我将把你的功劳传达给天帝听。○《鹿门隐书》六十篇（并序） 醉士隐居在鹿门山，不醉便出游，不出游便休息。休息于道，思考自己尚未达到的境界；休息于文章，为自己尚未周全而惭愧。所以又起草了《隐书》。唉！古代圣王能够表彰山谷中百姓的善行，心意是在这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