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百六十九

译臣听说，德行与天相合的称为皇，德行与地相合的称为帝，德行与人相合的称为王。把天当父、把地当母来养育人民，治理万物，使各得其宜的，称为天子。这些都是最尊贵的特殊称号、最完美的大名，即使想要改变，也没有超过这些的。所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自有人类产生以来，都是君主德行中最神圣的，天下尊崇他们、赞美他们，也已经达到极致了。然而用来作称号的，有的称皇，有的称帝，只取一个字，尚且不能兼用。禹、汤相继兴起，没有不是大圣人的，却仍自谦自抑，把称号降为王。嬴政的德行比殷、周衰败，却窃取了伏羲、神农的名号，兼用皇、帝二字，才合称为皇帝。流传到后代，昏庸偏僻的君主，竟有称圣、称刘、称天、称元的名号。由此可知，君主的轻重不在名称。尊崇称号，并不能补益美善的政教；损减名号，也不会损伤德行的美好。然而，减损名号有谦逊自光、考察古制的好处，尊崇名号却会招来自夸才能、拒纳谏言的讥讽，得失并不相同，显然可以分辨。何况如今时运遭逢困厄，事情又处在艰难之中，更应当戒惧思虑，以此自我贬抑。如果一定要俯察术数，必须有所变更，那么与其增加美称而失去人心，不如废黜旧号以敬畏上天的警戒。天时与人事，按理必定相互扶助；人既喜欢谦逊，上天也会帮助其顺遂。陛下如果确实能够独自凭借圣明的鉴察作出决断，发布盛大的德音，引咎自责，降损名号，深深责备自己，只守谦逊与顺应，那么一举之间便会同时获得两种美德。对外可以收拢众人的情意，对内可以顺应时运；对上可以使德行高过古人，对下可以为无穷后世垂示法则。振兴废弃的典章，纠正旧有的过失，这是极高的明智；减损虚饰，收获实际的利益，这是极大的智慧。前代圣人之所以长久保有美好的名声，常常成为后世首要称述的对象，不过是通达了这个道理罢了。陛下为什么吝惜而不改，反而想增加繁冗的称号来承受实际的祸患呢？元元《道德经》说：‘王侯自称孤、寡、不谷，是把卑贱作为根本。’周襄王遭逢祸乱，出居郑国，告诉诸侯说：‘我不善无德，卑鄙地处在郑地。’《春秋》以礼相待他，因为他能够降低自己的名号。汉光武帝下诏，命上书者不得称他为圣，史书称赞他，因为他能够减损自己。臣只是地位卑微的人，却承蒙陛下询问政事；伊尹以自己的君主不如尧、舜为耻，臣也以此为耻。因此诚意发自内心，不再顾虑禁忌，请陛下宽宥我的愚拙而明察其中的道理，只愿明主施行。谨此奏报。○奏论赦书事条状 右：隐朝奉传达圣旨，并把中书省所撰写的赦文给臣看，命臣审察是否可行，说：‘如果有需要改动的地方，以及事情交代不完整之处，逐条记录奏报上来。’ 臣谨遵诏旨，详细审阅了多次，仍担心见识不周全，又同诸位学士一起参考得失。大家都认为，赦书的纲目大体列举出来了，文理也通顺，事情多沿袭常规，措辞没有失去旧例，用在平常时候颇为可行；但用于当前，恐怕还不相称。为什么呢？处在非常的危急之中，不能用常道来使人安定；解决非常的纷乱，不能用寻常的话来劝解。自从陛下继承大宝，志在统一天下，竭力动用军队，极尽征取财赋之能事。百姓还没有明白只是暂时劳苦的旨意，怨声已经很深；上天没有给予悔祸的期限，患难又接连发生。又因为刑罚贬谪过于严峻，禁令防范过于苛严，上下不相亲近，情意志向多被阻塞。以至于变乱发生在京城，盗贼占据宫禁，九庙全陷于匪人之手，六军出兵驻扎在郊外城邑之间，奔逃逼迫、忧患困厄，说起来令人痛心；自古以来祸乱聚集，很少有像这样突然猛烈的。如今重重包围虽然解除，逃亡的贼寇仍然存在；割据土地、假称王号的有四个凶徒，气焰滔天、僭越称帝的有两个小人；又有顾望迟疑、心怀二意的，有叛变、援助和结党奸邪的人，数量很多，不能一一列举。皇帝的车驾尚未收复，国家权柄尚未归还，劳苦的人还没有得到休息，有功的人还没有来得及赏赐，困穷的人还无暇抚恤，被压抑的人还不能得到伸张。如今想要缓解许多灾难、收拢众人的心，唯一在于赦令中的诚实言辞罢了。国家的安危所系，难道可以忽视吗！用言语感动人，所能产生的感受已经浅薄；言语又不切实，人们谁肯放在心上？从前成汤遇到灾异，在桑林野外祈祷，亲自剃发、削发，作为牺牲。古人所说剃发应当达到肌肤，剪指甲应当伤及身体，实在是因为诚意不够深，万物便不能感动；损己不够极致，利益便不能到来。如今这篇德音，也应当如此：悔过之意难道能不深切吗？引咎之辞不得不完全说尽，招纳延揽不得不广泛，恩泽润养不得不宏大；宣泄畅通郁结壅塞的情绪，不可不彻底敞开心怀；洗刷污点垢秽，不可不把伤痕一并荡除。要使天下听闻以后，豁然发生巨大变化，就像拨开重重昏暗而看见明亮的阳光；人人都得到自己所希望的，那么还有谁会不归顺呢？应当改革的事条，臣谨慎地另写条状一并进呈；除此之外，还有所忧虑。我私下认为，知道过错并不难，改正过错才难；说善言并不难，实行善行才难。假使赦文写得极其精当，只停留在知道过错、说善言的层面，仍愿陛下进一步思考最困难的地方。《易经》说：‘圣人感动人心，天下就会和平。’所谓感动，是诚意发于内心，并表现在事情上；人们有时还不能明白，就用言语宣示，但言语必须顾及内心，内心必须符合事情，三者相合，不相逾越，根本在于至诚，这样才可以求得盛治。事情如果不能做到，就如同没有说过一样；一旦损害了诚意，最终便没有人相信。臣伏愿陛下先断定自己的志向，然后施行于言辞；能够实行的才宣布，不能实行的就搁置，不要在言语上苟且，以加重自己的悔过。言语能够符合诚意，人心必定受到感动；人心既然受到感动，天下必定太平。事情怎么可以不详细，言语怎么可以不务求切实？臣竭尽输陈愚拙诚恳之意，伏听圣明裁决。谨此奏报。○奉天论拟与翰林学士改转状 右：冀宁传达敕旨说：‘卿和诸位学士的名衔，应当一并抄录进呈。’冀宁又对臣说，圣意认为臣等自从来到奉天，文书诏令堆积繁多，想为我们改换官职，以奖赏勤劳。

译臣承受命令后既惶恐又惭愧，回顾自身实在不相称，进退徘徊，不知如何处置。臣凭借儒学而被错误地选入翰林，虽然职掌不同于谋臣，却参与近侍之恩。当陛下用兵之时，臣没有献上决定胜负的谋略；跟随陛下避离狄人之时，也没有磨砺创制、见奇制胜的计策。看到危难却没有以死奉命的节操，知道艰难却没有伏死力争的勇气；侍奉君主的大道，臣全都荒废了，只是琐屑地供职，哪里值得称说。君主任用臣子，是为了成就治理；治理不失正道，乱祸从何而生？乱祸逐渐兴起，是因为治理违背了正道；君主遭逢患难，实在是臣子的罪过。因此君主忧患，臣子便受辱；君主受辱，臣子便应当死。如今陛下亲身遭受逼迫胁制，露宿在郊外京畿，园林宗庙受到震惊，这就叫作受辱了。仇敌逼近，也可以说是忧患了。臣私下认为，如今凡是在位者，责任越重的罪责越大，职任越接近君主的责任越深。臣的职掌颇为接近陛下，正应当受到责罚，怎么可以反而增加荣宠？又听说刚到奉天时，已经颁下诏令，随从的将领官吏一律加授两阶。如今如果翰林学士中独独受到改换官职的恩典，就是行赏不合规则，以私情任命官员。记录微小劳绩便使臣等升迁过优，劝勉后来者却只给随从官员加阶太薄；先后失序，轻重失当，所有百官谁不因此离心。实行惩罚，应先处罚贵近者，后处罚卑远者，这样命令才无人敢违犯；实行赏赐，应先赏卑远者，后赏贵近者，这样功劳才不会遗漏。至于为君主奔走而忘记家庭，本来就是臣子的常分；追随车驾奔波，哪里值得特别表彰。陛下如果认为朝官中有随从的、有不随从的，事情必须区别，以警戒不肯随从者，那么希望先记录大功劳，再依次遍及各类人，之后按例一同施加恩赏，臣也不敢独自推辞。只是特别优厚的恩宠曲意降临，实在会损伤大体，臣不胜惶恐畏惧，谨奉此状陈奏。谨此奏报。○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 右：臣听说：‘即使制定偏于宽缓的法令，它的弊病仍然会导致贪婪；如果制定以贪婪为原则的法令，弊病又将怎样挽救？’向人显示义理，弊患尚且会产生私心；向人显示私心，弊患必定难以消除。所以圣人建立教化，是轻视财货而尊崇谦让，远离利益而崇尚廉洁。天子不问财富有无，诸侯不谈财物多少，拥有百乘车马的家族，也不蓄养聚敛之臣。难道他们都能忘掉想要贿赂的心吗？实在是害怕贿赂在人心中滋生、开启祸端，损伤风俗教化、扰乱国家罢了。因此，致力于搜刮聚敛、增加府库积蓄的，只是匹夫的富有；致力于散发财富、收服百姓人心的，才是天子的富有。天子所做的事，方向应当与天相同：使万物生成、成长，却不倚仗这些作为自己的功劳；使万物成就、收获，却不私自占有它们。把万物交付给正道，自身浑然忘情；取用财物不算贪婪，散发财物不算浪费。说到体制，它广大宏博；说到方法，它精微深妙。又何必扰乱废弃公正的原则，尊崇积聚私货，降低至尊身份而代替有司守藏，辱没万乘之尊而效法匹夫收藏呢？损害法度、失去人心，诱发奸邪、聚集怨恨，用这种方式处理政事，难道不是过错吗？如今的琼林、大盈二库，自古都没有这种制度；据传闻于老臣旧臣，都说创设于开元年间。贵臣贪恋权势，粉饰巧言以求媚上，便说：‘郡县的税赋应当用在什么地方，何不各自分开？’ ‘税赋应当交给有司，用来供给经常性的费用；贡品应当归于天子，用来满足私人的需求。’元宗听了很高兴，于是新设了这两个库。放纵之心和奢侈欲望，从此萌发；等到国家丧失，终于成为诱使贼寇入侵的饵食。《礼记》说：‘以悖逆的方式取得财货，也必定以悖逆的方式散失。’难道不是明显的验证吗！陛下继位之初，致力于遵循治理的正道，敦厚实行节俭，斥退远离贪婪饕餮之人。虽然内库旧有的收藏还没有归入太府，但各地的额外进献也不进入宫禁，清廉之风肃然，天下大为改变。议论者都说，汉文帝拒收马匹、晋武帝焚烧皮裘的事情，又在当今重现了。近来因为叛逆的寇贼扰乱常道，皇帝车驾出行在外，既然处于忧患危急的时运，更应增加警戒奋勉的诚意。臣昨天奉命出使军营，经过行宫，忽然看见右廊下张榜列出二库的名称，惊惧不安，不知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呢？天路尚未通畅，军队正盛，创伤疼痛、呻吟呼号的声音还没有止息，忠勤战守的功效尚未施行赏赐，而各道进贡的珍宝却突然私自另入二库，众目所见，谁能不放在心上。臣私下揣度军中情势，或许已经产生不满；试着询问驿馆的官吏，又采听道路上的言论，果然如臣所担忧，积累的怨恨已经很深。有的愤怒形于诽谤，有的放纵地唱着歌谣，颇有思念作乱的情绪，也有悔恨尽忠的意思。由此可知，百姓风俗昏昧鄙陋，讥讽而不明白尊卑，不可以凭至尊的身份压服他们，却可以用诚意和义理感动他们。近来六军刚刚投降时，百物都没有储备，对外抵御凶徒，对内防守危城，昼夜不停，直到将近五十天。冻寒和饥饿交相侵袭，死者伤者相互枕藉；大家拼尽性命、共同用力，终于平定了巨大的艰难。这实在是因为陛下不厚待自身，不满足自己的欲望，割舍甘美食物与士卒同食，停止进食把食物给有功劳的人吃。没有严厉的制约而人们不离散，是因为心中有所感激；没有丰厚的赏赐而人们不怨恨，是因为大家都一无所有。如今围攻已经解除，衣食已经丰足，谣言却正兴起，军心渐渐受到阻滞。难道不是因为勇士的常情是喜爱财货、夸耀功劳，他们在患难中既和陛下一同忧苦，而在享乐时却不能同享利益，倘若待遇不同而要求他们安静沉默，能不怨恨吗？这是常理，本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礼记》说：‘财物散发出去，百姓就聚拢；财物聚积起来，百姓就离散。’难道不是值得深切借鉴的教训吗！众人的愤怒难以承受，积蓄的怨恨终会发泄；它的祸患难道只是人心离散而已吗？还将担心有人构结奸党、鼓动作乱，触犯法纪而强行夺取财物。国家办事，如果以公共利益为心，人们必定乐意跟从；如果以供奉私欲为心，人们必定鄙弃并反叛。所以燕昭王修筑黄金台，天下称赞他的贤德；殷纣王制作玉杯，百代传说他的罪恶。这是因为为他人与为自己不同。周文王的苑囿方圆百里，当时人们还嫌它太小；齐宣王的苑囿方圆四十里，当时人们却以为它太大；这是因为同人共享利益和独自占有利益不同。处在君位的人，应当辨察这个道理，洗涤自己的心志，奉行三无私来统一众人。有人不顺从，于是使用刑罚；那么宣扬公共利益、禁止私欲，就是天子凭借以治理天下的工具。舍弃这些而不去做，反而堵塞公共利益、推行私欲，却想让人不贪婪，是不可能的。如今这两个库，珍宝财货都归入其中，不由度支管理，这是推行私利；不用于供给经常费用，也不是宣扬公共利益。人心离散而怨恨，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有智慧的人能因危难建立安定，明达的人能纠正过失而成就德行。凭陛下天生英明圣哲，如果再加上见到善行就必定改从，那么就能把积蓄的怨恨化为感恩，把错误转变为最恰当的行为，加速消灭残余的孽党，永远留下美好的名声；这就像转动圆规一样容易，举手投足之间便可达到。然而事情有的还未可预知，只在于陛下是否实行。能够实行就安定，不能实行就危险；能够实行就成就德行，不能实行就失去正道。

译这就是确定不移的道理，愿陛下慎重对待、珍惜此事。陛下如果确实能够近处回想重重包围时的深重忧患，追念并警戒平日专门满足私欲的行为，器用只求够用，不在于过分丰盛；衣食所需安定之后，必定把财物分给下属。凡是二库中的货财，都命令拿出来赏赐有功之人，坦然敞开胸怀，与众人有共同的欲求。此后各地纳贡，必定归入有司；每得到珍贵华美之物，先用来赏赐军队。环佩珍异、纤巧华丽之物，一概不留在上等库藏；把赤诚之心推入众人腹中，降下超出他们预期的特殊恩惠。将领士卒仰慕陛下必定兑现的赏赐，人人都会想着建立功劳；百姓喜悦陛下改过的诚意，谁不会归附并感戴恩德？这样一来，乱祸必定安定，贼寇必定平定；从容驾驭六龙，回到京城；兴复施行已经废坠的典章，整顿收拾纷乱的纲纪；皇帝车驾恢复旧有仪制，郡国恢复固定赋税。天子的尊贵，难道还应当忧虑贫穷吗？这就是散去小的储藏而成就大的储藏，损减小的宝物而巩固大的宝物；做成一件事而众多美善都具备，实行起来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吝惜小的东西而失去大的利益，精于计算的商人也不会这样做；沉溺于眼前而迷失长远，是普通人尚且反对的。何况大圣人应机而动，本来就应当不等到第二天。臣不胜以管窥天之见献策的至诚，谨此冒昧陈述。谨此奏报。○奉天论解萧复状 右：冀宁传达圣旨说：‘因为唐安公主去世，不能在这里迁葬，暂且命令建造一座塔安置遗体，等收复京城以后，再准备迁葬。按照礼制举行葬送，所建塔所需的劳役费用也很少，这完全不应是宰相所议论的事情。姜公辅忽然上表奏报，毫无道理，只是想指责朕的过失，为自己求取名声。朕本来提拔他，准备把他作为心腹，如今他却这样做，难道不是深深辜负朕吗？卿应当商议怎样处理才稳妥。’ 公辅从前在翰林院，长期与臣任职相同。臣如今据理辨明事实，便有结党偏袒的嫌疑；迎合圣旨而顺从承应，又违背匡正辅弼的道义。涉嫌结党只会给自身带来祸患，违背道义却实在玷污君主的恩德；迎合自身而忘记君主，是臣的耻辱；排除嫌疑、奖成正义，才是君主的明智。臣如今不敢冒犯而去做自己所耻之事，也依赖陛下的明圣来鉴察。古语说：顺着旨意的人，君主就喜爱其所由来；违逆心意的人，君主就厌恶其所从来。因此臣子都争相顺应旨意而躲避违逆心意；如果不是忘记家庭、为国效力，舍弃自身、成就君主的人，谁能冒犯君主的脸色、触犯禁忌，进献一条意见、提出一种说法呢？所以贤明的后王兴起时，知道事情本来如此，求取谏言唯恐来不及，接纳善言就像转动圆环一样容易。正直而诚实的人，君主赞美他；直言指责冒犯的人，君主认为他合乎义；愚昧浅陋的人，君主宽恕他；狂妄荒诞的人，君主容纳他。还担心骄傲放纵容易滋长、忠诚真实的话不能听到，于是设置敢谏之鼓，树立告善之旌，悬挂戒慎之箴，设置掌管过失的官员。仍然害怕还不够，又设置官职制度，把进言作为常规。于是有史官记事，盲人作诗，乐工诵读箴谏，大夫规劝教诲，士人传达意见，百姓发表怨言。还担心他们懈怠，每年孟春，遒人手执木铎在道路上巡行，摇铃告诫他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起初举荐萧复担任使者，本来是依从一等的意见共同商议；后来又请求不让萧复前往，也同样是依从一等的意见上奏。一矛一[疑字]，道理必定有个归结；究竟是派遣还是留任，您的意图将在哪里呢？如今承蒙陛下明察诘问，谁敢当面欺瞒？如果萧复确实曾托请或请托于从一等，那么从一等怎么能容许隐瞒；如果从一等竟自行回护推诿，那么萧复本不应受到怀疑。陛下为什么有所顾忌而不把事情辨明，竟只因此而怅恨呢？事情明白了就不会有疑惑，辨析清楚了就不会有冤屈。疑惑没有比预料到欺诈却不加以说明更严重的，冤屈没有比受到怀疑却不能得到申辩更痛苦的。这会使真情与虚伪混杂在一起，使忠臣和奸邪无法区分；这实在是居上位者驾驭下属的关键所在，唯愿陛下留意察看。谨此上奏。○奉天荐举袁高等人的奏状 袁高、杨顼（二人都曾任御史中丞），裴▯（曾任金吾将军），孙咸（曾任京兆少尹），周皓（曾任丹延都团练观察使），裴胄（曾任宣州刺史），崔造、殷亮、李舟（以上都曾任郎官），何士干、姚南仲、陆淳、沈既济（以上曾任补阙、拾遗）。右：臣近来因奏对谈到任用人才，陛下一再叹息人才缺乏，忧虑之色显现在面容上。臣退下后思考此事，又喜悦又惭愧。所喜的是，陛下急于求贤，这是明君用以达到治理的资具；所惭的是，近侍不能荐举士人，这是微臣窃居职位的罪过。臣于是自行揣度选择，想要举荐所知之人，仍担心鉴察识别不明、品评不当，反复参校，未敢立即上报。昨天承蒙传示中书省拟议将贬官之人酌量移任，命臣审察是否可行；臣因此醒悟，被贬降的人中，有许多很值得称许。臣凭借平素所熟悉的情况，又听取公众议论，这份奏状中只得到十人；奏状所未列入的，还有三四人。有的因为受到牵连而被贬黜，有的遭受谗毁嫉妒而外调，他们各自都有品行才能，全都留下了声名事迹，把他们置于清要行列，人人都说是良才。如果只是按照惯例酌量移任，或者仍旧让他们出任地方长官，固然不是陛下爱惜贤才的本意，也违背天下希望得到治理的心愿。倘若承蒙特别恩典，召他们赶赴行在，试着加以询问接见，必定有可观之处。录用被弃置的人而不计较瑕疵，既符合仁德的称号；振拔淹没的人才、寻求旧臣，也能阐明宏大的事业。臣谨将荐举之人记录呈上，希望作为采择参考。其余任职差等及地域远近，另具奏状说明。谨此奏报。○奉天论李晟所管兵马状

译赃贼相互依托，盘踞宫苑，势力已穷、援兵已绝，只能拖延时日苟且偷生。怀光统率奉行顺命的军队，凭借胜利的气势，击鼓进军、扫荡剿灭他们，本来容易得像摧折枯木；但如今贼寇逃跑却不追击，军队疲敝却不用，诸位主帅每次想进攻夺取，怀光总是阻挠他们的谋划。根据这些事情，实在难以理解。陛下意在保全怀光，曲意听从，观察他的所作所为，也不知道他是否感恩。如果不另外谋划方略，逐渐对他加以牵制，只想用姑息求得安定，最终恐怕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变故。这确实是事机危急迫切的时刻，本来不能用平常轻易的态度处置。如今李晟上奏请求移军，正好遇到臣奉命去宣慰怀光，偶然谈到此事，臣便询问应当怎么办。怀光于是说：‘李晟既然想另行行动，我也完全不想再借助他。’臣仍担心事情会反复，于是称美他的军队强盛。怀光更加自我夸耀，转而流露出轻视李晟的意思。臣又从容问道：‘昨天出发、前往行在时，还不知道有这样的商议；如今从这里返回去，恐怕圣旨会询问事情可不可以。’怀光既然已经放纵地说了轻慢的话，就不可能中途改变，于是说：‘恩命允许他离开，事情也没有妨碍。’臣再三约定，反复详细审慎；即使想要后悔，也实在难以改口。伏望立即把李晟的奏表交付中书省，命令按照奏表办理；另赐怀光手诏，向他说明移军的缘由。手诏大意可以这样说：‘昨天得到李晟的奏表，请求把军队移到城东，以分散贼军势力。朕因为还不知道其中利害，本来想交给卿商议，正好陆贽从那里宣慰回来，奏报说看见卿谈论军情，谈到这件事，并且说允许移军，事情也没有妨碍。于是朕敕令本军，答应他的请求；卿应当授予他谋略，分路夹击，务必使叶齐共同平定贼寇。’这样一来，言辞婉转而正直，道理顺畅而明白，即使怀有其他意图，又怎么会产生怨恨呢？臣当初奉命出使传达旨意，本来是因为粮食赏赐分配不均，偶然又涉及移军，事情正好相互契合。又幸而怀光回答诡巧，却没有说出阻绝的话，时机和安排都合在一起，仿佛有冥冥中的辅助；一旦失去这个便利，事后后悔又怎能追回！伏望陛下明察，迅速裁断。谨此奏报。○奉天奉李建徽杨惠元两节度兵马状 怀光所统辖的军队，足以独自制服凶恶的贼寇，却停留不进，恐怕另有原因。所忧虑的是他的力量太强，不需要旁边的援助。近来又派遣李晟、李建徽、杨惠元三位节度使的军队，附着驻扎在他的营中，对成功没有益处，只足以生出事端。为什么呢？四支军队连接营垒，众位主帅各怀异心；论势力，则强弱高下相差悬殊；论职名，则彼此不相统属。怀光轻视李晟等兵少位低，又恼怒他们不服从自己的制约；李晟等怀疑怀光养贼蓄奸，又怨恨他处处凌辱自己。平时相安无事，彼此还要防备飞来的谗言；想要交战，又轮流害怕对方分走功劳。彼此龃龉不和，嫌隙于是形成；让他们共同相处，必定不能两全。强者恶行积累后灭亡，弱者形势危急而先覆败，覆亡的祸患，踮起脚就可以预期。旧贼尚未平定，新的祸患又要兴起，忧虑叹息、危急迫切，实在令人痛心。最上等的办法是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其次是在过失刚显征兆时挽救；何况如今事情已经显露，祸难将要形成，放任而不谋划，凭什么使乱局安定？李晟看出时机、随机应变，先请求移军到东面；李建徽、杨惠元势力转为孤弱，被怀光吞并，按理势在必然。他日即使有良好谋划，恐怕也不能自行脱身；要拯救他们的危急，只在于现在。如今趁李晟愿意行动，便派三军合在一起同往，托词说李晟兵力一向很少，担心被贼军截击，借助这两军与他互为犄角；同时先传达旨意，秘密令他们迅速整装，诏书到达军营，当天就上路。怀光心里虽然不愿意，但也已经无计可施，这就是所谓先声夺人、迅雷不及掩耳。统率军队、驾驭将领，贵在看清实情；分离或合并、快或慢，各有适宜。应当分离时却使其合并，就会招来祸乱；应当合并时却使其分离，就会减少功效；应当迅速时却迟缓，就会失去时机；应当迟缓时却急迫，就会泄露谋略。掌握要领，符合时机，然后所举动都不会有失败的谋划，所处置都不会形成危险的局势。如今军队聚集却不肯为用，将领聚在一起却不能同心，自身如同鲸鲵，变故早晚就会发生。把他们留下，不足以相互制约，只会徒然滋长祸根；把他们分开，则各自争相显示才能，或许能够建立功绩。事情有必然的应对办法，决断绝无可疑。解除争斗不能不使他们分离，救火不能不迅速，道理全在这里，只愿陛下谋划。关于前面所说的事情，臣昨晚从军营回来，亲自面见陛下，接受了进止；按照臣所商议的意见，允许李晟移军到城东，确实稳妥便利。只是担心怀光不免失望，因此产生言辞，反而难以调和安抚；那样还不如不让李晟离开，并令臣重新审慎细想秦来者。臣考虑事情的时机得失，关系到国家安危，千思百虑，整夜不能入睡。实在是贪图因循而不能纠正过失，最终必有大患；处在危险中却不想办法脱离险境，必定不能长久安定。臣竭尽草野之见，只听凭陛下省察选择。谨此奏报。○驾幸梁州论进献瓜果人拟官状 右：钦溆传达圣旨说：‘自从离开洋州以来，沿途多次有百姓进献果子、胡瓜等物，虽然非常微小，但毕竟有这份心意。如今拟定分别授予散试官，卿应当商议是否可行。’ 臣伏以为，爵位是天下的公共器物，也是国家的大权柄，只有功勋、才能和德行，才适宜据有它；不属于这两类途径的，不在赏赐的典制之中。对此应当经常谨慎珍惜，按理不能轻易授予。如果轻易使用它，就是损坏天下的公共器物、丧失国家的大权柄。器物损坏，人们就不会再看重；权柄丧失，国家就没有可以凭借的东西。事情起端虽小，流传的弊病必定很大。沿途所献的瓜果，大概只是乡野百姓微薄的心意，有它不足以光大圣明的政教，没有它也不足以损害最高的教化；按照价值用钱帛赏赐，足以彰显皇帝出巡的恩典。因为馈赠而酬答官职，恐怕不是良好的典制。谨此奏报。○又论进献瓜果人拟官状

译右：钦溆拿着中书省所写的《进瓜果人拟官状》给臣看，又传达圣旨说：‘朕所到的地方，想使人心欢喜；散试官只是空名，对事情没有损害。宰臣已经商议拟定授予，给他们也没有妨碍。’臣愚昧地认为，赏赐一定兑现、刑罚一定执行，是霸王成就事业的资具；轻易授爵、亵渎刑罚，是衰败混乱的开端。所谓赏赐必信，就是有功没有不报；所谓刑罚必行，就是有罪没有不惩。没有功劳却获得爵位，爵位就会变轻；没有罪过却滥施刑罚，刑罚就会被亵渎。爵位、赏赐、刑罚，是国家的大纲；一条纲纪紊乱，万条纲目都会松弛，即使有善于治理的人，也无可奈何。天宝末年，受宠幸之人倾覆国家，爵位按私情授予，赏赐因宠爱增加，天下荡然无存，纲纪从此紊乱。叛逆的羯人乘着这个机会，于是扰乱中原；防守戍边的军队年年增加，策勋授赏的名额日益扩大。财赋不足以供给赏赐，于是以职官作为赏赐兴起；官职名额不足以容纳功劳，于是散试官的名号开始实行。青色、朱色的官服混杂在胥吏之中，金印紫绶普遍施给车夫仆役；香草和臭草无法辨别，泾水和渭水不分清浊。到现在已经二十年，没有人能够整顿。当今的弊病，正在于爵位太轻；设法使它变得尊贵，尚且担心人们不重视；如果又自行抛弃它，还拿什么劝勉人们？圣旨认为散试官只是空名，对事情没有损害，臣伏恐陛下考虑得还不成熟，偶然才说出这样的话。如果竟然认为这话确实如此，臣私下认为就错了。建立国家的道理，只在于义和权；诱导人的方法，只在于名和利。名声近于虚，但对于教化很重要；利益近于实，但对于德行较轻。凡是裁定是非、建立法制，凭借的是义。至于参合虚实，揣度轻重，使各种手段并行而不互相伤害，交替使用而不相违背，顺应众人的欲望，衡量时势的适宜，随着盈亏消长而调节，使人们日用而不感到疲倦，凭借的是权。只专门给实际利益而不以虚名辅助，就会耗尽财力，物资不够；只专门给虚名而不以实际利益相配，就会成为欺诳，人情也不会趋附。所以国家制定赏赐制度、发给财物、授予俸禄，是为了彰显实际利益；区别品级、排列等级、规定不同服饰，是为了装饰虚名。居于上位的人，必须明白它们的义理、通达它们的变化，使二者相互需要、互为表里，让人们每天使用而不自知，这样才是掌握了治国的权宜之道。谨按载于甲令的命秩，有职事官、散官、勋官、爵号。虽然按类别划分，流别有四种，但掌管事务、领取俸禄的，只有职事这一官类；它用来排列才能、安排贤德，这就是施加实际利益而把它寄托在虚名之中。勋官、散官、爵号三类所关联的，大体只在服色、资荫而已；它们用来驾驭崇贵之人、甄别功劳，这就是借助虚名来辅助实际利益。虚实相互滋养，所以人们不会轻慢赏赐；轻重相互制约，所以国家不会废弃权柄。如今的员外、试官，大致同于勋官、散官、爵号；虽然授予它们不耗费俸禄，接受它们也不占用正式名额，然而那些冲锋陷阵、排除祸患的人，曾以此赏赐他们；竭尽筋力、施展勤劳功效的人，也曾以此酬报他们。它们所起的作用，可以说很重要了。如今有人捧一器瓜、提一篮果，也授给试官，用来酬谢所献之物，那么那些冲锋陷阵、竭尽筋力的人一定会相互说道：‘我以忘掉身体性命的代价才获得官职，他以进献瓜果就获得官职，这就是国家把我的身体性命同瓜果等同看待了。’瓜果是草木；把人看作草木，谁还会愿意效力呢？况且员外、试官没有俸禄资给，没有摄理事务的权柄，没有受人敬重的尊贵，也没有免除差役的优待，只是借一个空名来笼络浮薄的风俗。浮薄的风俗之所以似存似亡而尚未十分厌弃它，只是因为居于上位者还珍惜这个名号罢了。如今陛下如果又轻易授予它，认为对事情没有损害，人人明白了这个意思，以后还凭什么依靠它？后世有人建立功劳，又用什么作为赏赐？陛下如果想用职事官来赏赐，官员名额有限，而功劳无穷，本来承受不了这种使用；陛下如果想用财物赏赐，人力已经耗尽，府库又都空竭，本来也无法充足供给。既没有实际利益来厚重地劝勉，又不重视虚名而滥加授予，人们便无所凭借，国家凭什么治理呢？况且种瓜树果的，多是乡野贫民，他们所依赖的只有衣食；假借给他们一个冗余的名号，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一定想使他们欢欣，不如厚厚赏赐钱帛；这样人们不失去利益，国家也不失去权柄，各得其宜，二者的宝贵都能保全，还有什么不可呢？只是这会损伤宏大的事业，愿陛下留心思考，再稍加详细斟酌。谨此奏报。●卷四百七十 ☆陆贽（十一） ○兴元论解姜公辅状 右：钦溆传达圣旨说：‘因为唐安公主去世，不能在这里迁葬，暂且命令建造一座塔安置，等收复京城后，才准备迁葬。按照礼制举行葬送，建塔所需的劳役费用也很少，这完全不应是宰相所议论的事情。姜公辅忽然上表奏报，毫无道理，只是想指摘朕的过失，为自己求取名声。朕本来提拔他，准备把他当作心腹，如今他却这样做，难道不是深深辜负朕吗？卿应当商议如何处理才稳妥。’ 公辅从前在翰林院，长期与臣任职相同。臣如今据理辨明事实，就会有结党偏袒的嫌疑；迎合旨意、顺从承应，则违背匡正辅弼的道义。涉嫌结党只会给自身招来祸患，违背道义却实在玷污君主的恩德；顺从自身而忘记君主，是臣的耻辱；排除嫌疑、奖成正义，是君主的明智。臣如今不敢冒险去做自己所耻之事，也依赖陛下的明圣鉴察。古语说：顺从旨意的人，君主便喜爱其所由来；违逆心意的人，君主便厌恶其所从来。所以臣子都争着顺从旨意而躲避违逆心意；如果不是忘记家庭、为国效力，舍弃自身、成就君主的人，谁能冒犯脸色、触犯禁忌，进献一条意见、提出一种说法呢？因此贤明的后王兴起，知道人情如此，求取谏言唯恐来不及，接纳善言就像转动圆环一样容易。正直的人，赞美他；指责冒犯的人，认为他合乎义；愚昧浅陋的人，宽恕他；狂妄荒诞的人，容纳他。还担心骄傲放纵容易滋长、忠诚真实的话听不到，于是设置敢谏之鼓，树立告善之旌，悬挂戒慎之箴，设置掌管过失的官员。仍然担心还不够，又设置官职制度，把进言作为常规。于是有史官记事，盲人作诗，乐工诵读箴谏，大夫规劝教诲，士人传达意见，百姓发表怨言。还担心他们懈怠，每年孟春，遒人手持木铎在道路上巡行，摇铃告诫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