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百三十六

译○劝河南尹复故事书 某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地方，却常被阁下引荐接纳；您又不因我卑贱而疏远，时常到我的住处访问，所以我私下猜想阁下或许认为翱有所见识。感情上如果有不安，就不应沉默，因此详细地用文字说明。河南府把条文榜示在食堂北面的廊梁上，每年写在黄纸上，称为“黄卷”。其中一条说：“司录进入院中，各官在堂上依次站立，司录作揖，然后就座。”河南是大府，自入圣唐以来已有二百年，前人制定的条文，流传日久；如果没有严重弊病，轻易改动它，不如遵守旧例妥当。近八九年来，司录让判司站在东廊下，自己在西廊下接受作揖，然后才到食堂用饭，而食堂的板榜黄卷仍照旧文不变。大抵平庸的上位者凭借权力命令凌辱下属，处在下位的人则用姑息取容，这都是形势造成的。前年翱任户曹，担心自己不了解旧例，便甘愿受罚，于是取来黄卷详细查看，才知道相见的礼仪同旧例完全不同。到了东边知厨处，又见到黄卷，便写状说明给前任河南尹，并在食堂张榜。当时受到林司录进谗毁谤，言辞极力诋毁；前任河南尹拒绝了很久，最终还是听从了他的请求。翱认为，事情既然开始做，就不应半途而废；并且据守旧例争辩却未能成功，对本道也没有损害，于是进去辩说，告诉前任河南尹：“中丞为什么轻易改动黄卷二百年的旧礼，却重视违背一位司录徇私自用的要求呢？”前任河南尹说：“这件事记在黄卷上吗？” 翱回答说：“如果我所呈的状文不引用黄卷旧例，就是欺骗中丞，我哪里敢这样做？”前任河南尹于是取来黄卷，查看其中的简条，让人把黄卷给司录看，说：“黄卷既是旧例，怎么能责怪别人坚持遵守呢？”在司录所呈状文上批注说：“黄卷有条文，就是旧例，依榜执行。”当时评论的人都称赞前任河南尹能够恢复旧例。此后翱被司录诋毁，什么话都说了。前任河南尹告诉我：“您因为守职守道而纠察属曹，所受到的伤害竟至于激烈横暴。有人在某处朝见官员时向您作揖，看见您独自处理公事，又知道那些毁谤来自哪里，所以我塞住耳朵不听。”翱担心前任河南尹调任后，后来的人不知道事情原委，自己最终获罪，所以过了几十天，借口脚病请求将要离任。不到五六天，恰好又有诏令任命了替代者，于是得以免职。前些日子阁下偶然谈到此事，说近来因为陆司录的缘故，又恢复了两廊相见的礼仪。这种说法大概是被阁下所听到的意见迷惑了；人们一定会说京兆府的礼仪如此，而阁下曾在京兆府任职，熟悉那里的旧例，便相信了它。事情有相同而适宜的做法不同的：京兆府司录上堂从东门向北进入，所以在东西两廊相见，是适宜的；河南司录上堂从侧门向东进入，直达食堂西门，所以旧礼规定在堂上按位站立，也是适宜的。如果反而折向南边，就是司录想抬高自己、降低众官的地位，不合适。这只是事情相同而适宜的做法不同罢了。假如司录上堂从南门向北进入，河南府二百年的旧礼本来可以继续实行，也不应引用京兆府的礼仪来改动它，何况司录还是从侧门向东进入呢？河南尹是大官，任职多年而不算滞留；况且像从前门下省郑相公的德行一样，任职六年也不算久，阁下任河南尹也将近如此。谁知道在您回到朝廷以前，是否还有贤者未能得到适当职位，或有人前来担任属曹呢？怎么可以废弃旧礼，让他们站在东廊下，夏天受烈日曝晒，冬天受风雪飘洒？恐怕会使评论者认为阁下对一位司录优待过厚，却没有替将来的贤者作打算吧？况且这件事翱前年曾经辩论，因此获胜；阁下前些日子也亲口说，是因为我不知道有侧门的缘故。而且阁下属下的曹掾并不少，却没有一个人坚持旧礼据理力争，这也很可叹。圣人才能免除小过，我私下担心阁下在这件事上的思虑或许还没有周全，而官属们只是唯唯诺诺地退下，没有人进言，那么谁来同阁下在事情上互相补益、调和得失呢？以大府的尊位而苟且自尊，只是见识短浅的小人所作所为罢了。卢司录性情十分公正刚直，未必乐意这样做，阁下召来询问他就可以了。恭敬地希望您不要轻易改动二百年的旧礼，慎重珍惜一时未能通达的意见。我的意思已尽，言辞直率，请不要以越职越位进言治罪，那就万幸了。某再拜。○寄从弟正辞书 听说你在京兆府参加取解考试，未能如愿，不要放在心上。凡人的困厄与通达、所遇的机缘，各有自己的时运罢了，为什么偏偏贤德的大丈夫反而会没有时运呢？这不是我们这一类人所应忧虑的。我们所忧虑的是什么？是怕自己的道还没有达到古人的境界罢了。如果内心自认为已经达到，而且没有错误，那么我到哪里会没有可快乐的地方，何必同世俗之人一样，以得失为忧喜而动摇内心呢？假如把你的才智分成十份，用其中九份学习圣人的道，了解圣人的心，使自己有余力随时势进退俯仰，并把其余一份用于可以求取的事情，那就不只是富贵了；如果那不是我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即使把十份才智全部用上，也只会徒然劳累自己的心，怎么能有所得呢？你不要相信人们把文章称为一种技艺。所谓一种技艺，是世俗所喜爱的文章，或者是近代有盛名的文章。真正能够达到古人境界的，是仁义之辞，怎么能只把它称为一种技艺呢？仲尼、孟子去世一千多年了，我没有能够见到他们本人，却能知道他们圣而贤，是因为我读他们的言辞而了解了他们。后世的人不可预先断定，怎么知道他们读到我的言辞时，不会了解我内心所存的道呢？也不能说这一定是妄言。天性合于仁义的人，我没有见过他没有文章；有文章而能达到古人境界的人，我也没有见过他不努力于仁义。由仁义而后有文章，是天性；由文章而后达到仁义，是学习，正如真诚与明达必然相互依存一样。富贵属于外在之物，我不能知道自己有没有，也不是我求取就能得到的，我为什么要吝惜而在其中劳心呢？仁义和文章，是从内心生出的东西；我知道自己具有它们，也能够求取并充实它们，我为什么要畏惧而不去做呢？你的天性虽超过常人，然而内心还没有达到浩大充实，所以我把自己心中的想法写给你，以激励你，也借此表达学习我道的快乐罢了。

译○与翰林李舍人书 翱想要躲避后来的祸患，希望保全自身；只要能够休职罢官，就是最合乎我的私愿，从此永远如此，再没有追逐羡慕的心思。何况如果能求得余年，退居修习最高的道理，上可以追慕赤松子、张良的风范，哪里只是同二疏、尚平子相比而已。只是举世之人都喜欢爵禄权柄，我把这番心意完全写出来告诉别人，却没有人稍稍相信，都认为这是不诚实的话。王拾遗是桂州的旧同僚，很了解我的志向；如果您同他往来，希望向他询问，就能知道我的心意。若只按照常情看待我，哪里知道还有失去时机、偏好高尚之道的人呢？近来，两位施氏子弟粗略懂得了我的学说，还没有来请我订正；如果在这个时候能够长久离开仕途，也足以不愧对宗门、不辜负朋友。我曾羡慕张公因为不能取容于当世，因而终身不仕；何况我此前做官已经够多了，幸而免于刑罚杀戮，现在正要退居修习，以求成就美名。我已经六十一岁了，同诸叔父和兄弟相比，算是活得长久的。只是还不知道余年有多少，希望求取残年，修习自己所知道的道；如果有所成就，这是万世难逢的一次机会；即使不能成功，至少也能早早懂得知足止步，清高安静地同三老死在山林之下。这同整日汲汲营营、沉溺于富贵，却不能使大功德惠及海内，最终死在职位上的人相比，得失如何，料想舍人一定能够分辨。因为舍人比其他人更了解我，所以我把心意全部告诉您；如果不是至诚之言，又何苦勉强说出这些话呢？○答泗州开元寺僧澄观书 前些日子承蒙您命我撰作《开元寺钟铭》，说想借助我的文辞，或许可以使钟铭不朽并流传后世，这确实完全出于足下知遇我的心。虽然如此，翱既然学习圣人的心，就不敢在懂得圣人之道的人面前推辞。您命我撰作时，我心里已经反复思考成熟了。我的钟铭如果阐发圣人的道，对释氏没有益处；如果顺从释氏的教义来撰述，对天下人的迷惑就太深了，那么我先知先觉的价值在哪里呢？我的文辞必定流传后世，后世如果有像仲尼那样的圣人读到我的文章，一定会重重责备我。我畏惧圣人。古代有许多铭文：汤的《盘铭》，它的文辞如何如何；卫孔悝的鼎铭，它的文辞如何如何；秦始皇的《峄山碑》，它的文辞如何如何；这些都可以用来记载功业、垂示告诫和劝勉。刻在盘上就叫《盘铭》，刻在鼎上就叫《鼎铭》，刻在山上就叫《山铭》；盘上的文辞可以移到鼎上，鼎上的文辞可以移到山上，山上的文辞可以移到碑上，只是随所要记载的对象不同罢了。到了蔡邕的《黄钺铭》，也只是用来把功业记在黄钺之上罢了。无论是盘、鼎、峄山还是黄钺，立意和文辞都相同，并不像《高唐》《上林》《长杨》那样属于赋作。近代的文士却不是这样，他们作铭、作碑，大多吟咏器物的形状外貌，同古人的作法不同。他们作钟铭，一定要吟咏钟的形状、声音以及铸造所费财物的多少和铸造工人的辛劳罢了，而不是所谓在器物上刻勒功德、垂示告诫劝勉。由此类推来观察足下，足下不了解君子之文，也实在太过分了；然而这样作文章的人，在当时都有盛名，天下人都说他们写得好。我不知道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东西，是否真能胜过别人全都不知道的东西？天下人都把他们不知道的文章说好，那么我独自知道的文章又凭什么说好呢？即便如此，我也应当顺从自己的内心，以顺从圣人；阿谀世俗、迎合时尚，我不忍心去做。因此当时实在不敢接受您的教命，正是因为心中有前面所说的考虑。足下如果一定要我为这口钟作铭，就应当顺从我的心和我的道，那么足下的钟铭一定能流传后代；如果想要顺从世俗所说的做法，那么天下愿意替您撰辞的人很多，何必借助李翱的文辞呢？希望您仔细思量。中午时经过淮水向南，把这封信写来表达心意，也作为告别。○送冯定序 冯生自负才气而独立自守，上面没有援引，下面没有交游，名声还没有在京师大为显扬。冯生确实没有罪过，只是当时的人，见到他的或许不能了解他，了解他的又不敢说出来，因此两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如他的心愿。有人说冯生并不忧愁，大概是替他向别人解释。我因为杂文而被罢黜，不明白的人也纷纷交相嘲笑我；他的自负因此更加显明，退居学习经书，感慨愤懑而作文，于是遇到知音，成就了自己的名声。在被贬黜受辱时，我没有说他的文章拙劣，难道不是命运吗？等到他得志以后，我又没有自称聪明，难道不是命运吗？所以我说冯生并不忧愁。冯生家里非常贫困，无法安居，告诉我要到成都游历。成都有岷山、峨眉山，山川灵气在江源汇聚，往往产生奇异的人物。古代有司马相如、扬雄、严君平，这些人死去，到如今已经千年，怎么再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人了？冯生游历成都时，替我向岷山、峨眉山问候：为什么这么久没有产生人物呢？那里的风俗奢丽豪华，羁旅之人容易留恋。你要想办法尽快走出剑门的艰难，不要让我忧虑。○韦氏月录序 人所看重的，是义和生命。成就义没有比践行更重要的，保全生命在于养生。养生所需凭借的是物资，物资充足而不能养生的人很多；物资不足而能够保养生命的人，天下没有。养生的食物和禁忌的方法，散见于各种杂方；即使有力量实行的人，也担心不能全面了解。杜陵韦行规博学多艺，能够通晓《易》《传》《论语》、老聃、庄周的著作，都极其精通师法。他广泛阅读百家养生方术，摘取汇集成两卷，各自附在相应月份之下，阅读起来简要而详尽。他把书交给我，并说：“《齐人要术》流传实行，但验证很少。行规编集这部书，都是经过试验后才摘取的，确实可以有益于养生。如果您替它作序并命名，那么所谓没有翅膀也能飞翔的东西，一定会传遍天下。”我于是把它命名为《月录》。○八骏图序 我曾听说周穆王有八匹骏马的传说，如今竟能看到它们的图画；它们雄健凌厉、飞腾跃动，属于斑彪、虎纹、螭龙一类，同今天的马相比高大超绝，差异悬殊。它们的名字是盗骊、蜚黄、▯▯、白羲之类。看它们抬头，仿佛能排开云层；看它们抬足，仿佛在乘风而行。有等待驾驭的姿态，有傲视群马的神采；仿佛日月所不能到达，仿佛天地所不能周遍。它们神采飞扬，气势峻拔。说到它们的真实形貌，实在像是星辰降下的精华；想到它们奔发的情状，又仿佛有神灵扶持它们的魂魄。车轼旁的人像仙人，驾车的人像在梦中，这种变化还怎么分别呢？

译○卓异记序 圣唐帝王的功业，瑰奇卓异而伟大，前代没有可以相比的。至于臣下的盛大事迹，超绝而不同寻常，光辉照耀古今；留下谋略、记述家世和美好典范，奉事君上虔诚隐密，不自我显扬，世人便不知道，甚至有被误作传说的。等到正直之士、伟大贤者守道不屈，立言并践行，真诚贯通白日，才使人能够爱慕而遵循他们的楷模；那些奸雄的行迹，看得越清楚，便越发明白。我从励广那里广泛记录，随所听闻见到的杂乱记载其事，不按次序排列，但全都能够警戒人心，或许可以讽谏叹息。至于神仙鬼怪，既然无法确切说明，也没有什么用处；只要能使人喜爱生命、不任意杀戮，就是实行仁的一条道路，对教化没有害处。因此我广泛记录谋略，不等待繁复成书，以此表明自己的心意。开成五年七月，在檀溪，李翱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去佛斋论 已故温县令杨垂任京兆府参军时，奉叔父司徒的命令，撰集《丧仪》。其中有一篇叫《七七斋》，说在死者去世后的相应日子，把死者的衣服送到佛寺，以此为死者追求福报。翱认为，杨氏的《丧仪》其他部分都有出处，很多也可以施行，唯独这件事伤害礼制，所以写这篇文章将它删去，同时保存其余部分。佛法流传污染中国，已经六百多年了。它起于汉代，逐渐浸染于魏、晋、宋之间，到梁代萧氏时泛滥开来，遵奉它一直到今天。大概后汉没有人辨明并排斥它，于是使夷狄的方术在中华推行，因此吉凶之礼错乱，几乎没有不完全成为戎狄礼俗的。况且杨氏撰述《丧仪》，难道不是因为礼法逐渐败坏，衣冠士大夫同乡里庶人没有区别，才想用礼来纠正吗？那么合于礼的应当保存，违背礼的应当辨明并删去，怎么能只按照自己的心意说呢？如果是害怕时俗发怒责怪自己，那么杨氏的《仪》根据古礼而违背时俗的地方已经很多了。放置不说，尚且可以；既然评论它并写成礼仪，舍弃圣人之道，那么祸患流传到将来就没有穷尽了。佛法所说的内容，《列御寇》《庄周》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其余都是戎狄之道。假使佛出生在中国，他所作所为必定不同于此，何况还要驱使中国人奉行他的方术呢？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活着有供养，死后有归宿，生养万物有道理，耗费财物有节制；从伏羲到仲尼，即使百代圣人，也不能改变这些。所以能够让天下人一同实行而没有弊害的，就是圣人之道，也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各有伦理，并用道德仁义来供养他们，只是担心力量不足罢了。假如天下人都有力量竭尽全力修习损害国家的方术，六七十岁以后，即使能享年百岁的人也全都死尽了；天在上面运行，地在下面承载，其中能够生育的，不过是牲畜、禽鸟、鱼鳖、蛇龙之类罢了，何况那些根本不能让天下人一同实行的道术呢？凡是不能让天下人一同实行的，就不是圣人之道。因此佛教徒不养蚕却衣裳齐备，不耕作却饮食充足，安居而不劳动，役使万物来供养自己，达到几千几百万人。推想这样一来，因受冻挨饿而死的人有多少，就可以知道了。于是人们修筑楼殿宫阁来供奉他们，用土木铜铁装饰并塑造佛像，剃去善良男女的头发让他们居住其中；即使璇室、象廊、倾宫、鹿台、章华、阿房，也没有比这更过分的了。这难道不是出自百姓的财力吗？从前大禹治理水患，三次经过家门都没有进去，手上磨出老茧，脚上长满厚茧，凿通九河，疏导济水、洛水，引导汉水、汝水，决开淮水、长江，使它们流入大海；百姓不被蛟龙吞食，实在是大禹造成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万人〕 大禹以德成为圣人，以功劳消除大祸，建立功业而成为天子；而传记说他“饮食菲薄，厌恶华美衣服，宫室低矮，土阶只有三尺高”，他同佛教徒的差异就是这样。这是明明白白的大处，详细说来，哪里说得尽呢？所以迷惑佛法的人沉溺于其教义，排斥佛法的人又不了解其内心；即使辨析得正确，也不能使佛教徒不喧哗、使劝人入教者停止，因此才使他们的方术像那样炽盛。有职位的人如果相信我的话并加以诱导，那些君子可以用道理使之折服，那些小人可以用命令禁止，改变这种风俗并不困难。然而不了解其内心，对君子没有妨害；沉溺于其教义的人却以夷狄之风改变中原，这是最大的祸患。只要没有变成戎狄，就算幸运了。从前司士贲告诉子游说：“请允许我在床上为死者穿寿衣。”子游说：“好。”县子听见后说：“叔氏太过分了，竟擅自用礼许诺别人。”人在床上为死者穿寿衣，是礼制上的小过错，尚且不可，何况把整个身毒国的方术拿来扰乱圣人之礼，还想流传给后世吗？

译○从道论 才智中等的人拘泥于书本，又被众人的意见迷惑。《传》说“违背众人不吉祥”，《书》说“三个人占卜，就听从其中两个人的意见”。翱认为，话既然从口中说出，就可以守定而作为常法；那么中等之人的迷惑就更多了。为什么呢？君子遵从道，不遵从众人。道是公正的，我将赞同它，哪里管天下人党同伐异地非难它；道是偏私的，我将反对它，哪里管天下人纷纷把它说成是正确的？我将赞同它，难道是图谋赞同它的利益吗？我将反对它，难道是图谋反对它的祸害吗？所以，大道能够保存，是非就可以成为常准。小人却不是这样：将要赞同某事，先盘算攫取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将要反对某事，先害怕它会伤害自己。因此，想远离祸害的人内心认为正确却口头反对，眩惑于利益的人内心认为错误却口头赞同。于是大道丧失，是非混乱，人伦败坏，邪说取胜。怎么可以让众人的话都必须听从，众人违背的都必须跟随呢？况且天下人纷纷扰扰，懂得道的有几个人呢？假使天下人都是贤人，听从众人尚可；假使天下有两个贤人、三个小人，难道还能听从众人吗？何况贪利的人因利益而附和，富人的话就会胜出；怯弱的人因求生而附和，有权势者的话就会胜出；中等之人因求名而附和，清高偏激者的话就会胜出。君子处在众人之中，总是诚恳而像愚人，和悦而像卑下者；该说话却沉默的情况有三种：同游而器识不同，就沉默；亲近的人受到优待而远方的人受到责罚，就沉默；事情已经发生而时机尚未成熟，就沉默。小人全都不是这样。因此君子谨慎说话，小人修饰言辞；君子等待时机，小人迎合时势。既然如此，君子在众人面前沉默，小人在独处时沉默，都是被事势牵制，难道是内心愿意吗？学习道并加以实行的人，就能够对此作出选择。唉！太平之世少而乱世多，贤者刚有所伸展，邪说便有百种取胜；在上位的人说话看重和顺而不看重正直，在下位的人说话看重服从而不看重正确。假使一室之中一个人发言，十个人应和，只有一人笨拙不善言辞，那么他即使想说话，也会被群起责骂。这就是应和者为人所喜爱，沉默者为人所恼怒。我们究竟应当遵从道而遭人愤怒，还是违背道而随从众人呢？这就是所谓辨别难易、权衡是非。有人问：“众人可以违背而不可以随从，这怎么知道呢？”回答说：还不能这样说。君子在名声上怯弱，在实际事情上勇敢；我不是众人的首领，众人也不是来跟从我的，君子只需保存自己的力量罢了，又何必违背呢？道理不来询问我，言辞也不是人人必定听从，我只需听见他们的声音罢了，又何必违背呢？所谓君子，就是进退周旋、群居独处、说话沉默，都不失其正道而不遭受祸害，大概就在这里罢了。●卷六百三十七 ☆李翱（四） ○辨邪箴 居士处在幽深之地，能够察见细微的萌芽。即使有谗言邪恶，也不能遮蔽他的明察。汉孝昭帝，超过周成王。通过上书知道欺诈，照察奸邪而获得实情。燕王盖的罪行既已揭露，王道便得到治理而天下太平。百代以后，仍然流传美善的声誉。○行己箴 别人爱我，我要用义来衡量；合于义的就是朋友，不合于义的只是谋利。别人厌恶我，我要思考其中的原因；即使有过错却不改正，又有什么可仇恨的呢？仇恨确实会产生怨恨，谋利确实会损害德行。我如果不思考，就会陷入迷惑。内心反省到不足，惭愧便显现在脸上；内心没有别的过错，又何必害怕众人的议论？只有过错在自己身上，才像站在市集等待受戮。别人轻慢戏谑，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并不是你的羞辱。从前君子，只坚持礼；从小事到大事，哪一样不遵从这个道理？如果远离此道，又有什么不可以做出来呢？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糊涂的人也知道其中道理；轮到自己身上，却没有人思考。仓促之间不加戒慎，灾祸怎么可以预料？把这篇文字放在身旁，作为我的老师。○陆亻参槛铭 白天在这里居处，在这里穷究性命之理，接待宾客、交往贤者也在这里；有位客人说：“请翱为这里作铭。” ○舒州新堂铭 从前的寝室坏了，住处又狭窄，于是建造这座厅堂，高大严整。六根椽、四根柱，重重架设而空敞；不用曲木装饰，飞檐舒展。华丽而不越过法度，节俭却有余裕。左边建起嘉亭，环绕着回廊。厅堂深远而宽舒，舒展而开阔。公务办完后，斋心居住其中，思考百姓的疾苦，选择弊害加以铲除。不放纵、不坠败，谨慎到底如同当初。大旱以后，邻近各邑都成为废墟，唯独我州百姓安乐而和睦。鬼神所降的福佑，事情并不在我；丞相有所称述，于是朝廷下达征召文书。重新在朝廷任官，以消除此前的病患。把铭刻在这里，永远给群舒之人观看。○泗州开元寺钟铭（并序） 泗州开元寺遭受水火灾害、漂流焚毁之后，僧澄观和他的若干弟子僧人，恢复旧日房舍居住，并铸造大钟。贞元十五年，工程完成。于是陇西李翱撰写文辞来记载此事：八月，梓人完成工程而停止劳作；戊寅日，大钟铸成。起初，这座寺院遭逢天灾；水波使它沉没，烈火将它焚烧，既已漂浮的成为柴薪，既已飞散的化为尘土。澄观辛勤努力，恢复居所，革除旧貌而更新。四周墙垣高如山陵，台殿庄严肃穆。于是设置三重门，使后人不再越过界限。他的弟子们没有喧哗，全都恢复勤劳，比当初更加有成效。房屋已经修复，于是铸范熔金属，铸造大钟；又把它悬挂在楼上，用来击鼓报时，警戒淮夷。钟声不是雷霆，却铿锵震响，淮夷听见也会惊惧。上达于天、下及于地，既不震动天地，也不会坠落；宏大的声音没有止息。千名僧人合力，希望彰明这番功绩，于是把它铭刻在石上。○江州南湖堤铭（并序） 长庆二年十二月，江州刺史李君▯之截断南陂，修筑堤坝三千五百尺，高若干尺，宽若干尺，用来打通四乡的道路，蓄水形成湖泊，使百姓得到它的利益。正月，工程完成；舒州刺史李翱作辞来记载此事。辞说：天地创造万物，功用有时不能周全；贤人辅助天地，智慧可以同神明相比。茫茫南陂，冬天干涸，夏天水势暴涨。九江水突然上涨，暗潮逆流。东南百步之地，是城市往来的道路；水积得深了，大浪便咆哮，也有船只航行，存在倾覆沉溺的忧患。道路因泥沙淤塞而高低不平，车轮被阻滞。儿童啼哭落泪，老妇呼号忧愁。从古到今，谁曾替百姓筹划？李▯之到任，像爱护自身一样养护百姓。于是修筑长堤，抵达江边；增加雇工的钱粮，使饥饿的人吃饱。南北东西，百里之内的人都赶来；没有谁不出力，千锤敲击声震响。众人互相勉励，不用督促也勤劳。堤坝建成后，冈阜连绵而突起；坚固如石城，成为阻挡并蓄积水流的屏障。蒲草、莞草、菱角、芡实，以及鸿雁、▯、▯、鲤鱼，各种物产任人取用，有的供食，有的供祭祀。长堤平坦，在上面种植杨树槐树；架设空阔的桥梁，便于往来。消除危险、创造利益，不是贤人不能做到。作歌给江州人看，希望足以使你们心中喜悦。○赵州石桥铭 九条渡口如九颗星横跨河中；天下有道，渡口桥梁便畅通；石桥高高拱起啊，仿佛同天相接。○杂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