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百九十九

译宋襄公攻打郑国，楚国攻打宋国来救郑国；宋襄公与楚军在泓水会战，楚军已经渡过泓水却还没有列好阵势，司马子鱼请求趁机攻击，宋襄公不肯这样作战，最终战败退走。公羊氏认为，周文王的战争也不过如此。日休为此补充说：圣人治理百姓，担心人的力量无法禁制，便设立刑法来约束；又担心刑法不能制止，于是使用武力和兵器。兵器一旦使用，百姓拿它来互相格杀，持它来攻伐残害。因此圣人设置金鼓来节制军队，用羽旄来装饰军容，举行田猎来教习作战。自三代以来，到春秋时期，礼乐的征讨和弛废，乘人不备袭击的弊端日益扩大。竭尽力量争斗的人，好比角力者争胜负，好比并驾驱车者争先后，怎么还会有仁爱谦让呢？文王是圣人中的圣人，虽然用德行教化天下，却没有听说他不动用兵力就能取得胜利。那么，他讨伐犬夷、征伐密须、击败耆国、讨伐崇侯虎；宋襄公先在泓水之战前攻打齐国，拥立孝公，后来到了泓水，却说“不擒杀头发斑白的人，不凭借险要地势”。圣人爱护百姓，不会让头发斑白的人承担劳役；又说，一个人如果不能得到自己的位置，怎么能只顾把他置于死地，以人的性命来决定胜负呢？比较这些战争，文王并不是这样做的。唉！公羊氏违背左丘明的旨意，竟说文王的战争也不过如此，这是错误。○独行 士人中有这样的人：洁身自处，谨守立身之道；行动以古代圣人为准，止息也以古代圣人为准，不顾当今的是非，不随从众人的毁誉，即使一定不能与禄利相合，也只求合乎道而已。关键在于：当今人认为正确的，正是我认为错误的；我认为正确的，正是当今人认为错误的。了解我的人听到诋毁，恰好更加赞誉我；不了解我的人听到赞誉，反而恰好更加诋毁我。若能任用那些茫然不顾世俗是非毁誉的人，唉！士人的道路如果能不顾是非毁誉而得到任用，那么天下的治理，距离淳厚古朴的时代就不只达到一半了。如今所受称誉的人，处世却以古代圣人为准；那些通达于当今的人，听到称赞就进取，听到非难就退缩。有偏爱的人，听到诋毁便疏远他；有嫌隙的人，听到赞誉便亲近他。因此道不能施行于世，事业很少有异于众人。这样一来，那些人忙忙碌碌追逐禄利，在朝廷中浑浑噩噩，却希望天下的治理能达到淳古时代，实在困难啊！○读《司马法》古代取得天下靠的是民心，如今取得天下靠的是民众的性命。唐尧、虞舜崇尚仁德，天下百姓因此拥戴他们为帝，这不就是以民心取得天下吗？汉、魏崇尚权术，把百姓驱赶到利刃之下，在无数次战争中争夺一寸土地；由士人做诸侯，由诸侯做天子，不用兵就不能显示威势，不经过战争就不能使人服从，这不就是以民命取得天下吗？因此把这些编成权术（指《太公六韬》），权术越精巧，杀人就越多；法令越严酷，残害万物就越严重。唉！这也是不仁了。那些浑浑噩噩的百姓之所以不敢吝惜死亡，是因为上怕刑罚，下贪赏赐。百姓对于君主就像儿子对于父亲，难道不是父亲想杀儿子，先用威势欺骗他，后来又用利益诱惑他吗？孟子说：“我善于陈列军队，我善于作战，这是大罪。”假使后世的君主对待百姓能做到这样，即使不能得到士人，我也认为他仍然算士人。○请行周典 《周礼》记载，载师的职掌说：“住宅不种植桑麻的，征收里布；田地不耕种的，缴纳屋粟；凡百姓没有职业事务的，缴纳夫家之征。”日休说：“征税不是只为了约束百姓、供奉君主，也将用来激励百姓，使他们成就自己的事业。如今的住宅，种花卉还唯恐不奇异，减免赋税却唯恐做不到；如果真的种桑树，反而一定会受到家家户户的讥笑。哪里有能因住宅不种植而征税的呢？如果规定住宅不种桑树，即使势家也缴纳里布，那么道路上就不会有乞丐了。如今的田地，贫苦人家没有足够力量耕种，只好转租给富人；富人乐于广泛占有土地，却不愿广泛耕种。如果规定田地不耕种，即使势家也缴纳屋粟，那么道路上就不会有饥饿而死的人了。如今的百姓，善良的少，不肖的多。如果没有世代守持的产业，就一定会斗鸡、走狗、击球、角力，靠游手好闲来谋食。太史公说：‘刺绣花纹，还不如倚在市门旁。’正是这个意思。如果规定凡百姓没有职业事务的都缴纳夫家之征，那么世上就不会有游惰之民了。这三件事，是百姓最急迫的事情。有国有家的人，难道可以不致力于此吗？周公是圣人，《周典》是圣人的制度；从来没有依照圣人制度而天下不能治理的。执事认为怎么样？” ○相解 如今的相士给人看相，必定说某人的相貌像龙，某人的相貌像凤，某人的相貌像牛马；某人将做到公侯，某人将做到卿相。只要相貌像禽兽，就能富贵。唉！形体立于天地之间，性分存在万物之中，最尊贵的难道不就是人吗？具有人真实形貌的，反而卑贱贫穷；像禽兽的，反而富贵吗？如今的人，听说自己的相貌像禽兽就高兴，听说具有人形貌就发怒；听说自己的行为像禽兽就发怒，听说有人的内心就高兴。凤难道不是禽类吗？凤却是仁义之禽。驺虞难道不是兽类吗？驺虞却是仁义之兽。如今的人，仁义能够符合这些标准吗？他们的行为还不如禽兽，也就应该如此了。有人问：“相术真的存在吗？”回答说：“最高的善出于本性，最大的恶也出于本性；中庸之人的善恶，则在于后天教化。最高的善出于本性，如文王在母腹中时便使母亲不忧，夷吾年幼时就不好嬉戏，正是这样。最大的恶也出于本性，如商臣有蜂目的相貌、豺狼般的声音，必定会杀死父亲；叔鱼有虎一般的眼睛、猪一般的心肠，因受贿而死，正是这样。中庸之人的善恶在于教化，如大舜施行教化而有苗归服，仲尼施加教诲而子路服从；这是因向善而受到教化。” 像齐桓公，管仲辅佐他就成就霸业，竖貂辅佐他就造成祸乱，这是受到恶的教化。因此舜辅佐尧，天下太平；禹辅佐舜，大灾消除。咎繇辅佐禹，这就叫作能够看相。看见一个人便知道他的贤愚，看见一个国家便知道它的治乱，这也是相。有人问：“贤愚，是看他的行事而知道的。请问圣人给人看相，能够知道他是否有帝王之位吗？”回答说：“尧对于舜，把天下托付给他，知道他有帝王之位；舜对于四凶，把他们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知道他们没有帝王之位。”问：“如果这样，圣人既然能够看人，那么贤者必定得到帝位，不肖者也不会立于朝廷。三苗、九黎怎么会得到侯爵，飞廉、恶来怎么会得到爵位？”回答说：“出现这些情况，是因为他们的君主不能看人。等到他的国家灭亡，难道是因为会看人却还任用他们吗？三苗、九黎，未听说没有灭亡；飞廉、恶来，未听说没有被诛杀。唉！圣人看人，不会错过细微之处，不会差累黍；说他善，他一定善；说他恶，他一定恶；说他能够胜任，他一定能够胜任。如今的人不按这种方法行事，只求子卿、唐举那样的相术，身处穷困，不想靠道义通达，也不能凭德行进取。

译一旦说他有帝王之位，他就立刻骄傲自负。住在茅屋里，却自以为有公侯的气度；吃藜藿羹汤，却自以为有卿相的相貌；这大概是不能给自己的内心看相。有的士人身处穷困，只盼望得到一金来帮助自己，陷入终身的困境。有荒诞妄言的人，自称精通子卿、唐举的相术，取得他们的钱财就易如反掌。难道有人能够用圣贤之道给自己的内心看相吗？唉！世人都随从这种风气，只有我独自违逆它；这种风气不可胜说，已经十分明显了。○惑雷刑 彭泽县有个乡叫黄花，有一家农户姓逢，田地很多。他家的牛不足以完成耕作，曾经租用别人的牛来增加劳力。逢氏奸猾凶恶，是一乡人的首领。他得到别人的牛，就白天役使，晚上才送回；在烈日下驱赶耕作，在昏暗中鞭打耕作，从未让它有片刻懈怠。一天，山中突然雷鸣，逢氏被雷震死。日休说：逢氏奸猾凶恶，上天借雷刑断绝他的性命，确实如此。百姓生存的根本，不过在于耕种收获的功劳，这些难道不都依靠牲畜的力量吗？那么上天保护牛，就是等同于保护百姓的性命，也很适宜。如今逢氏苦待牛，天就把他震死。像燕、赵一带的无赖少年，用木槌私自击杀牛，烹煮后拿到市场贩卖，法律不能禁绝，刑罚不能威慑，那么上天保护牛，难道都不降下雷刑吗？这样看来，逢氏的死，我不知道天地究竟是什么了。○悲挚兽 汇泽的田野上，一个农夫拿着弓箭行走。他的庄稼旁有苕草，老虎曾经伏在它旁边休息。不久，苕花纷纷飞散，并没有风吹，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其中撕咬。农夫一看，原来是老虎；它跳跃咆哮，看那样子好像有所捕获，背负着难以抑制的喜悦。农夫以为老虎看见自己，将要得到食物所以高兴，于是搭上箭，藏住身形，等候它再次撕咬，射箭贯入它的腋下，老虎轰然倒地。等到近前一看，原来它是枕着一只死鹿而毙命的。大概老虎以为捕获了鹿，将要进食而撕咬，正要撕咬时却遭到祸害。日休说：唉！古代的士人获得一个名声、接受一个职位，只把它看作自己不足于名位而已，哪里会因富贵而欢喜、因权势而兴奋呢？然而与此相反的人，获得一个名声便骄傲得不能自持，接受一个职位便傲慢得不能自持；骄傲还没有满足内心，刑罚和灾祸已经毁灭了他的家属。他们不能胜任职位，与那只因捕获死鹿而丧命的老虎相差无几。可悲啊！我把名位看作死鹿，把刑祸看作农夫，希望能够因此免于当今的祸患。○诮庄生 庄生使范蠡的儿子免于死亡，已经做到极致了吧？后来范蠡的儿子取回金钱，庄生便发怒，于是向楚王进言使他死去。唉！交往如果因义而结合，至死也不会分离；因利益而结合的，在利益面前尚且很少能够保全，何况利益已经导致死亡之后呢？那么庄生说事情办完后便归还金钱，他的话确实可信；但到了取金钱时，却又改口使他死亡，哪里有归还金钱的心意呢？这样看来，庄生和范蠡果然是因利益而结合的。有人说：“庄生不是因为贪图金钱而改变说法，是范蠡的儿子因为贪图金钱而改变说法。”回答说：“赦免本来就是楚国的常法。范蠡大概认为，赦免是楚国的常法，即使没有庄生的力量，他的兄长也本来可以免死，所以才取回那笔金钱。这是愚蠢小人的浅薄行为，有什么值得责备的呢？如果庄生和范蠡是因义而结合的，那么他取得金钱的信用，难道可以用来交换人的性命吗？这果然说明他们是因利益而结合，而且连在利益面前都不能保全。” ○旌王宇 王莽窃取并玩弄汉朝的权柄，擅自斥逐汉朝宗室。当时，有名的大臣和士人身受汉朝俸禄，满朝都是这样的人；没有谁不回转忠心而成为佞臣、改变正直而走向邪曲，甚至不敢稍微违逆王莽的脸色，只因平帝能够亲近外戚的缘故。只有王宇竟以此谋划，事情泄露而遭祸。日休为他表彰说：像王宇这样的行为，真是忠贞刚烈的士人啊！他不把父亲将要取得天下看作利益，反而以违背正道为忧虑；不把自己将成为天子的儿子看作尊贵，反而以获罪为戒。唉！王宇的行为，在大道面前不辜负天地，在幽冥中不惭愧鬼神，在坚贞方面不愧于金石，在光明方面不让于日月，臣子之义全都具备了。然而班氏忘记为他作赞，皮子却为他表彰。可悲啊！○斥胡建 古代将领在军队中，君主的命令有时也可以不接受。像穰苴斩庄贾、孙武处置宫嫔、魏绛羞辱杨干，就是这样。像胡建这样的人，担任军正丞，假如御史有奸邪行为，按照胡建的职分，应当把情况上报，自有天子的刑法和名分。像擅自斩杀这样的事，只是一个人的暴行，是侵辱上级官吏、损害国威；国威的体现，正是军法。军正的职务，应当在军中申明法令，也不可擅自执行诛杀；军正尚且不可，何况军正丞呢？唉！汉朝不因这件事惩罚胡建以端正他的罪行，反而以诏命赏赐他，真是荒谬！过分正直接近于暴虐，过分揭发接近于擅自执行命令。有了这种行为而不能收敛，在家就是逆子，在国就是乱臣，说的就是胡建了！○无项托 符朗撰写《符子》，说项托曾诋毁孔子的意思，是因为担心我们的道不能胜过黄老之学。唉！孔子门下被称道的年少弟子很少，所以仲尼说：“颜氏的儿子，大概差不多了吧？”又说：“贤德啊，颜回！”这是感叹颜回的道与自己相近，本来不应当遮蔽其他人的贤能。假如项托的年龄与颜回相差不远，而项托的智慧又远不及颜回，难道仲尼当时反而不称赞他吗？四科之外还有七十子，七十子之外还有三千弟子；这些人只要有一项善处，仲尼从来没有不称赞的，难道唯独对项氏要遮掩他的贤能吗？一定不是这样。唉！项氏是否存在，也就像庄周称说盗跖、渔父，墨子称说墨翟、娟婵一样，哪里值得当真呢？哪里值得当真呢？○正尸祭 圣人知道活着的人不足以完全承担祭祀之事，所以用礼事奉死者；又知道死者不足以表达人的思念，所以制定生者的礼制。生者的礼仪象征死者，是把思念推到极致；祭祀中设置尸，是把敬意推到极致。礼，达到足以守持的程度即可，不应再增加，增加就会产生弊病；达到足以增加的程度即可，不应有所缺失，缺失就会懈怠；达到足以缺失的程度即可，不应废弃，废弃就会混乱。因此祭祀宗庙要设置尸，君王还要亲自迎接。有拜礼，有酌酒献尸，有尸酢答，所以设置象征生者的敬意。如今考察唐代礼制，皇帝在神灵降临时，向象征神灵的尸拜礼，从神灵那里接受福佑，又象征神灵向尸酢答。唉！唐朝拥有天下，教化太平三百年，它的礼典显赫，足以超过汉、魏，难道不能守持周公、孔子的礼制吗？所以说，不该增加，增加就有弊病。《礼》中没有灌鬯盥洗的文字，汉、魏以来却增加了这些，就是增加礼制。所谓达到足以增加的程度而不使之缺失，《周官》说射人祭祀时要辅佐射牲，君王亲自射牲；汉、魏以来只用牲畜的毛血作为祭品，就是使礼制有所缺失。所谓达到足以缺失的程度而不使之废弃，古代屈到喜爱菱角，屈建把它献上，认为不合礼；梁氏祭祀却用蔬食，就是这种情况。唉！读汉、魏以及梁代的书，历代都没有这样的人。难道忍心让礼制的弊病、懈怠、废弃、缺失相互接续到这种地步吗？难道是上天有意如此，等待我唐朝的人来补正那些散失的典礼吗？所以，宗庙祭祀设置尸，不应当废除。○题同官县壁

译我出行经过这个县邑，恰好没有县令，于是寄宿在县衙，步行到后园。园中荒芜无人治理，只有四棵小柏树，在草莽之间郁郁生长，与菅草茅草同处，实在令人叹息。后来到这里的人，应当会有一位骑瘦马的长官，一定能成为这四棵柏树的主人，希望不要忽视这番话。中和三年三月望日。日休书写。○皮子世录 皮子的先祖，大概是郑公的后裔，是贤大夫子皮的后代。战国和秦代没有可以考察的谱牒。自汉至唐，祖先中常有英雄贤俊居于官位。前汉时有名叫容的人，因善于治理而出名，官做到大夫。后汉时有名叫巡的人，任太医令；三国时没有听闻。晋朝有名叫初的人，任襄阳太守；有名叫京的人，是贤能的处士。宋朝有名叫熙祖的人，与徐广议论；苻王世有名叫审的人，任苻坚侍郎。后魏时有名叫豹子的人，是魏朝名将；其子道明承袭爵位，弟弟喜任使持节、侍中、都督秦雍梁益诸军事、大将军、仇池镇将，假公如故。喜因战守功劳，多次增加勋爵，后来转任散骑常侍、安南将军、豫州刺史，死后追赠天宗爵。喜的弟弟双仁任冠军将军、仇池镇将。北齐时有名叫景和的人，因功劳大而封王；有名叫延宗的人，任黄门侍郎。隋朝有名叫子信的人，任刺史。至于我唐朝，家族沉沦于民间，没有人能凭文章取得官位。只有从祖翁讳瑕叔考中进士而有名望，因为刚强与柔和都不合时宜，接受蜀地聘请任幕府，历任官职至刺史。从翁讳行修以明经及第，历任官职至项城令，因为盗贼没有被发觉而被贬为州掾，死在那里。当时到了日休这一代，因为远祖曾任襄阳太守，子孙便在襄阳的竟陵定居，世世代代成为襄阳人。自唐朝以来，有的在竟陵务农，有的隐居鹿门，都不拘泥于冠冕仕进，直到皮子这一代。唉！圣贤应运而生，世道不卑贱，就不足以坚定志向；处所不卑微，就不足以建立名声。由此可知，老子生于厉乡，仲尼生于阙里。假使李乾早年便有了孩子，老子难道还会降生吗？假使叔梁早早有了后嗣，仲尼也不会出生。贤者既然家中有所不足，反而因此建立大功、成就大化、振扬大名，大概就在这里吧。○读《韩诗外传》《韩诗外传》说：“《韶》乐使用干戚，不是最高的音乐；舜同时娶尧的两个女儿，不是通达礼义；封黄帝的十九个儿子，不合乎法义；到田间劳作时哭泣，没有完全遵奉父命。”日休说：“太过分了！《韩诗外传》的文章违背了大道。尧、舜的时代，只专心用道教化天下，天下人和乐融融，像一家人一样。他们的教化虽然达到极致，但制度还没有完备，怎么可以责备他们越过礼制呢？如果说《韶》使用干戚便不是最高的音乐，那么颛顼的八风、高辛的六筮也不能创作了。如果说舜同时娶二女不合礼，那么尧的时代礼制尚未确定，本来就不应责备舜，这也更加恰当。若说封黄帝的儿子不合乎法义，那么丹朱、商君都没有封邑，只能是平民。《传》说：‘贤者的子孙一定有土地。’又说：‘公侯的子孙一定恢复先祖的地位。’贤者和公侯的子孙尚且不会废弃，何况有熊氏的道德高冠五帝，教化施行千代呢？如果说舜到田间哭泣没有完全遵奉父命，那么舜的孝行不是出于天性，谁还知道它呢？如果不哭泣，我恐怕舜的命运还赶不上尧的任用。唉！韩氏这部书，难道是要压抑百家、尊崇我们的道统到了极点吗？对于这种说法，我将存疑不论。” ○题叔孙通传 古人所说礼制不相互承袭、音乐不相互沿用，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那位是圣人，这位也是圣人吗？不相互承袭，是比较他们功业利泽的深浅；不相互沿用，是说明他们文治武功的优劣。因此三王相继兴起，五帝不断改变制度；夏、殷更替制度，文王、武王依次继承发展。它们的礼文显明，像两轮太阳争相照耀，像百川奔流汇入沟渎。然而仍然有周公加以删定，仲尼加以订正。凭周公的才华，难道可以说后世不会再有这样的人吗？后来有了仲尼；仲尼之后直到现在，希望有道德像颜回、闵子骞、文章像子游、子夏的人都很少，何况圣人呢？因此后世制定礼制、创作音乐，应当以《周书》和孔门典策为标准。汉朝受天命而兴起时，礼制败坏，礼文毁弃；当时没有圣人，如果只是草率设置仪式、建立礼制，却不沿袭圣人的制度，就是妄为。国家的大祭，不过是祭祀天地和宗庙。汉朝受命之后，它的郊祀只停留在五畤的祭祀，这难道不是礼制所说的在郊外祭祀五帝吗？它只祭祀昭灵园，这难道不是礼制所说的天子有七庙吗？而叔孙生却不为它纠正郊祀、建立宗庙，除去秦代不合制度的部分，讨论昭灵园不合礼的地方，却忙于朝会仪式，使汉天子只能尊奉高祖本人不能亲自郊祀，祭享也不能达到七庙。唉！叔孙生制定事物、删定制度，不是不以圣人为标准吧？还是因为汉朝刚刚脱离水火，正要平息兵乱，难以改制作礼吗？还是因为他不明白坛墠的位置和禘祫的意义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商汤讨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他们制定制度的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唉！不明白古代制度，只知道顺应时势变化，君子不会这样做，说的就是叔孙生了。

译○题安昌侯传 安昌侯禹看见时令的变异，仿佛皇上的身体不安，常常选择日期斋戒，露宿在星宿之下，端正衣冠，筮得吉卦便进献占卜结果；如果得到不吉的卦象，禹就感伤痛哭。我读《汉史》到这里，没有一次不为之动心，于是写道：宰相的操守，是用自己的道辅佐君主；天地平和，要归功于君主；夷狄服从，要归功于君主。假如天地发生灾害，就应归罪于自己；兵戈屡次发动，就应归罪于自己；万物出现妖异，就应归罪于自己；时政有弊病，就应归罪于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大宰辅之职责。禹是汉朝的名相，居于师傅的尊位，处在辅弼的位置，见到灾异屡次发生，却不能向君主匡正，只是勤勤恳恳地把筮占当作自己的事情，这不足以称为贤相的事业。唉！汉帝如此尊重禹，禹一旦进言，就像老师训诫门人，没有门人可以违背老师的旨意。禹却依违于职位之上，始终没有提出实际意见，实在是伊尹、周公的罪人。凡是国家有灾异，以及祭祀、禳除、占筮之事，自有主管部门掌管（占人、太祝等官）。作为宰相，应当提挈大政的纲领，振作百官的统领，掌握天下的枢纽而已，不能白白占据这个职位。从直率方面说，他近于谄媚；从诚实方面说，他近于虚伪。虚伪的宰相，难道不是名儒的耻辱吗？唉！汉朝尊崇禹，是在崇尚师道；禹如果像这样，便不是崇尚师道的过错了。○文中子碑 上天不能说话，却在暗中护佑百姓；百姓不能放纵，于是产生圣人。圣人的道德与天命相合，这就是尧、舜；本性与天命相违，这就是孔子、颜回。唉！仲尼的教化，不能只施行于一个国家，却遍及天下；不能只治理一个时代，却泽被万世。难道不是因为他删定《诗》《书》、制定礼乐、赞说《周易》、修订《春秋》吗？所以孟子接踵孔圣，赞扬他的道；千年之后还能继承孟氏的人，又有谁呢？文中子王氏，名通，字仲淹。生于陈、隋之间，因为处在乱世而不仕，退居汾水、晋地之间。他序述六经，铺陈为《中说》，用来向门人施教。仲尼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先生则有《礼论》二十五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三十一篇、《易赞》七十篇。孟子门人中有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先生则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玄龄。孟子的门人处在乱世而郁郁不得志，先生的门人则在盛世显赫。比较他们的道与孔、孟，难道只是偶然相同吗？假使先生生在孔圣的时代，我恐怕他不在子游、子夏之下，何况七十子呢？”},{ 可惜他的德行与命运不相合，没能看到我大唐承受天命便去世了。假如大唐能够得到并任用他，贞观之治就不会在房玄龄、杜如晦、褚遂良、魏征之下了。先生去世后二百五十多年，生日休仰慕先生的道术，学习先生的文章。于是读到先生的《后序》，觉得其中还缺少赞述，想到先生墓道所在之处，便作铭说：大道不再显明，天地的精气沉沦。等到圣人畅明教化，先生才出世。诸子百家的踪迹被黜退，六经的英华重新腾起。大道与真正的主宰相合，却失去了阿衡这样的辅弼。先生的门人，成为大唐的栋梁。他们与明哲之士并肩，接续名卿的足迹。不到十年，便使我们获得太平。先生的功绩，没有人能与之相比。咎繇碑 唉！上天反复诚恳的授命，必定归于德行盛大的人；圣人出世并非偶然：上者是顺应天运，次者是承受代代相传的天命。假如不是辅弼之臣，那么几十年中辅翼帝王、出于一时的人物，他们的时运和命数，往往彼此有失有得、彼此有得有失，全都在于上天反复诚恳的授命，哪里只是归于德行呢？帝挚的德行并不比尧盛大，尧却得到了天命。十六族的德行并不比舜盛大，舜却得到了天命。至于咎繇，他的德行与舜、禹相齐，道术超过稷、启。禹把他推荐给上天，他却没有受命便去世了，那么，上天反复诚恳的授命究竟归于谁呢？唉！上天究竟要做什么呢？不把咎繇的天命交给他，难道是想把天下白白授予别人吗？未必只是咎繇一人死得不合时宜。假设咎繇得到天下，他晚年一定会推荐益；益得到天下，他晚年所推荐的人，也一定还会有其人。自从咎繇之后，那些徒然受授天下的君主，以及他们残暴对待百姓、亵渎上天的行为，难道忍心说出来吗？太史公说：“禹把咎繇的后代封在英、六。”五年春，日休从淝陵前往江左，途中经过英、六城下，于是寻求咎繇遗留下来的事实，发现他的祭祀仍然存在，便把马系在古树上，在庙庭中拜了两拜。回来后为他立碑，请枞阳小尹把碑文刻在墙上。铭说：上天降生圣人，却没有把天命赐给他。一篇帝王的谋略，足以作为百代君王的明镜。禹有什么可阻止的呢？他推荐咎繇，却没有使他的继承得到确定。启有美好的德行，接受了天下并使它归于正道。事情已经这样了，还有什么可悲伤的呢？明德反而更加盛大。首阳山碑 上天必定顺从大道，大道却不由上天决定；这样说来，真正作主的难道不是人吗？大圣人应合千百年的时运，仁德由祥瑞显现，义行由瑞应显现。上等的是圣帝，其次是素王，无不与天地相应，与日月长存，感动鬼神。有的人守持大道而甘愿以死自全，秉持志向而穷困终生；他们坚定如金石，连金石也不足以形容其坚贞；他们淡泊如冰玉，连冰玉也不足以形容其纯洁。不是上古的圣人，不能使他们动心，何况当世追逐富贵的人呢！这就是他们自己相信大道；如此一来，连天地也无法使他们改变，何况其他事物呢？唉！伯夷、叔齐的志向，应当以神农、虞、夏的事迹来说明。由此看来，他们哪里是对周文王、周武王有什么心意呢？然而考察他们归附周朝、却不听劝而死的行为，他们当时本来是在寻求西伯，却遇到了武王；这难道不能说是得到了仁德吗？既然得到了他的仁德，却没有接受他的劝谏，那么伯夷、叔齐之死也是理所当然的。太史公把他们饿死归咎于天道。唉！像伯夷、叔齐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大道不由上天决定吗？如果他们没有得到仁德而饿死，那就可以责怪上天了。假如伯夷、叔齐认为殷朝混乱可以离开，却到周朝做臣子，那么他们就会位列周公、召公之中，哪里还会有首阳山的困厄呢？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人，是自己相信大道，连上天也无法使他们改变。上天尚且不能使他们改变，何况人呢？何况鬼神呢？春申君碑

译士人因为遇到知己，便把自己交付给任用他的人；至于报答这种任用，则各有方法。假如不能使君主称王，关键也在于使国家强盛、使君主尊贵。上策可以凭霸业谋略，次策可以凭忠贞壮烈。没有称王之术而有霸业谋略，也可以战胜别国；没有霸业谋略而有忠贞壮烈，也足以战胜别国。春申君的道路又怎么样呢？他忧虑楚国不能取胜，亲自用奇计换取机会，这难道不算忠吗？楚国太子已经离开，黄歇孤身留在秦国，等待刑罚、坐待灾祸，仿佛亲自投入饥虎口中，这难道不算壮烈吗？然而迁都到寿春，丧失邓塞的坚固，离开方城的险要，舍弃江汉的便利，他的谋略已经低下了；后来又至死把吴地作为宫室、把鲁地作为疆界，这难道是春申君的力量吗？当时假如任用荀卿的儒术，扩大圣道、深入推行，用上几个月，楚国就可以称王了。然而他最终因为猜疑而驱逐士人，因为谗毁而罢免贤者。唉！儒术的道理，深处包藏天地，明处照彻鬼神。春申君尚且不能领悟，何况李园的阴谋，哪里容易领悟呢？哪里容易领悟呢？刘枣强碑 歌诗的风气，衰荡已经很久了，大体上在南朝丧失，在陈叔宝时败坏。然而如今从事这一事业的人，假如不能向建安时期寻求古意，就会流于江左；假如不能向江左寻求绮丽，就会流于南朝。有的人过分追求艳丽，因华美而伤害内容，那就是南朝的罪人了。自我大唐以来，从事这一事业的人中，语言超出天地之外，思想超出鬼神之上，读它就能使精神驰骋于八方，揣摩它就能使心胸包容四海，气势磊落，简直不是世间的语言，这样的人有李太白。近百年来从事这一事业的人中，像雕刻金玉一样锤炼辞藻，牢牢驾驭奇特怪异的意象，文字经过百般锻造，句子经过千番磨炼；虽然不能追随李太白的足迹，也算是后世的佳作了。与李贺同时代，又有刘枣强。先生姓刘，名言，史书没有详细记载他的乡里。他所作歌诗有千首，既美丽又宏富充实，除李贺之外，世上没有人能与他相比。王武俊任节制、镇守冀州时，先生去拜访他。王武俊性情雄健，很喜爱文辞，一见先生，便认为他非同寻常而敬重他，想任命他为宾客，先生辞谢不受。王武俊善于骑射，便用两匹马拉的车载着先生，在野外炫示自己的技艺。王武俊先骑马惊起芦苇间的两只野鸭，接着张弓不再发第二箭，两只野鸭便同时毙倒在地。王武俊非常高兴，对先生说：“我的技艺如此，先生的文辞也如此，可以说是文武相会了，为什么不作一句话来赞美呢？” 先生于是就在马上写成《射鸭歌》给王武俊看，评论者认为它属于祢正平《鹦鹉赋》一类的作品。王武俊更加看重先生。于是上奏请求授予先生官职，诏令授他为枣强县令，先生以疾病为辞不肯赴任，世人因此敬重他，称为刘枣强，也像称范莱芜那样。已故相国陇西公李夷简任汉南节度使时，年轻时曾与先生交游，又想同他相见，便命列将把一千件彩饰器物送给王武俊作为礼物，请求先生前来，王武俊答应了。先生因此成为汉南相府中最尊贵的宾客。陇西公每天都和他举行文宴，他在宴会上的酬答歌诗，当时广为流传。陇西公的属官有人说：“凭我这样一个下属的才干，实在不足以玷污尊贵的位置。刘枣强如此尊贵，必定应当让公把他作为宾客置于幕府属官之上，为什么反而这样压低他呢？”陇西公说：“我并不是吝惜幕府中一席之地，不肯容纳刘先生；只是看他的外貌，似乎有些不足以称当此位。诸位看看我和刘先生之间，难道真的有差别吗？我反而是在替他惋惜寿命罢了。”后来不得已询问先生想担任什么职务，先生说：“司功椽很清闲，或许可以承接空缺。”相国于是任命他为司功椽。虽然身在官署，他参加宴饮、接受召见，都与属官的礼数相等。后来属官又说：“刘枣强即使不能容纳在宾客署中，如今在属官机构里暂任，也已经屈尊了。为什么不为他上疏整顿他的官秩呢？”相国不得已上表奏请。诏令下达的那天，先生没有生病，却去世了。相国悲痛至极，说：“果然只是止于属官之职。但我爱惜宾客，要按超过常例的规格安葬他。”坟墓距襄阳城郭五里，地名叫柳子关。先生去世几十年后，日休才凭借浅陋的文章在襄阳获得声誉。襄阳人刘永，是位高士，曾经称述先生的道术和事业，常常吟咏先生的歌诗。他还叹息说：“襄阳人只知道有孟浩然的墓，却不知道有先生的墓。我担心百年以后，先生的墓被埋没而无人知晓，与长满荆棘的普通坟墓混在一起。您的文章，我一定要把它刻下来。”日休说：“保存或毁弃、采录事实，把这些记录下来有什么可惭愧的呢？”唉！先生的官位低微，不能与他的德行相称，按理应当另加私谥。然而“枣强”这个称号，世人已经认为很美好了，所以不再加谥。这就是《刘枣强碑》。铭说：罢了，先生！您的俸禄实在不丰厚。苍天如果不是诚实的，那么您的地位已经超过赵壹，才华又超过祢衡；既然当时正逢有道之世，您就不会到死后仍然默默无名。唉！襄阳以西，有一座坟高三尺而没有立墓碑，那就是先生旧日的墓地。狄梁公祠碑 唉！天后改易大唐的天命，前后将近二十年，天下安宁，竟不逊于贞观时代；她遵循的是什么道路呢？难道不是因为敬重并任用狄公吗？否则，来俊臣的酷刑也不能诬陷他，诸武的猜忌也不能害死他，房龄的进谏也不能使他违逆。（此处缺文）进士皮日休游历江左到达彭泽时，正值河东公任观察使的第四年、赞皇公任刺史的第二年。（下文缺文）其词说：大唐正处于衰败之际，帝室仿佛将要毁灭。（缺一字）后掌握权力，成为人的典范而端正地执掌朝政。史书以母鸡司晨告诫， 《易经》以瘦弱的豕说明征兆。大树得到{艹归}，高台将要坠落。使诸武成为藩屏，却使我们成为蜥蜴与毒蛇。泉水深深啊，东宫已经完了。（缺文）北极系住了我们的神玺。女娲皇开始创立天命，吕君包容并掌握纲纪。周朝的德运正如木，秦朝的国运属于水。杜（缺文）与天地变化相合，使宫阙达到治理。上天将要开启大唐，于是降生忠良。（缺文）把道义实行得如勃木般坚强，于是写下宏大的辩论，面对那些被彰明宣扬的事物。一句话如果违背道义，便把死看得如同归乡。少海已经开阔，少阳已经光明。五位公卿开始昌盛，共同交游于玉堂。（缺文）

译赵女传 赵氏女子，是山阳盐山人。她的父亲贩卖私盐，偷取所得，不向主管官署缴纳赋税，官府捕获他后，依法应当处死。案牍已经结定，他伏罪待刑，行刑的日子也定下了。赵氏女子请求拜见盐铁官，在公堂上哭泣申诉说：“我七岁时母亲去世，承蒙父亲私自盗取官府利益，用来供我衣食，使我得以厚养成人。如今父亲的罪行暴露，我应当连坐。如果法律确实不可更改，官府能够宽赦他吗？如果不能宽赦，请让我也随父亲连坐。”法官清河人崔璩认为她很有义，于是判决减免死刑。赵氏大哭说：“我的身体，先前是父亲养育的，如今是官府赐还的；我愿意削发出家，学习佛法，以报答官府的恩德。”她自知女子的话难以取信，便从怀中取出利刃，用力割下自己的耳朵，以此盟誓自己一定实行。崔璩更加认为她有义，最终保全了她父亲的性命。赵氏侍奉父亲，直到他的刑伤痊愈，便决意归入佛门。日休说：古人救危拯祸，必定先以行动表明信用。等到夫家全国保全之后，才会随即违背自己的盟誓。像赵氏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女子，接连以死请求保全父亲的性命，这是孝；亲自受刑来证明自己的誓言，这是信。她以孝确立本性，超然立身于世；她的纯洁，即使美玉也不足以形容她的真实；她的芬芳，即使芝兰也不足以形容她的秀美。那些救危拯祸的人，远远不能与她相比。如今的士人，遇到危难却不能挺立自己的节操，遇到安稳却不能兑现自己的信用，难道还比得上赵氏女子这个受过刑的人吗？唉！后世修撰女史的人，希望不要忘记她！何武传 何武，是寿州的勇猛士卒。他原来担任步兵将领，戍守邻近的霍岳。霍岳一带有名为Η的人，他所贩卖的货物多被强暴之民占有。百姓不得安生，便一定向将领申诉。何武到任后，责治那些强暴之徒，把他们全部擒获并加上刑具。等到案牍办完，何武将向寿州太守请求把他们杀掉。强暴之徒的同党又害怕又绝望，便向寿州太守诬告何武，并说：“他不听从太守的命令，擅自在外地决定人的生死。”寿州太守严厉凶悍，不可冒犯；只要听说有人使百姓不得安生，即使是显要的属官和尊贵的官吏，也都可以辱骂并杀掉。到这时，他听说何武有罪，就像乳虎受到触犯、毒蝮被刺伤一样发怒；他将要加害何武，是可以预见的。于是命令强健的士卒带着他的命令前去，（下文缺失） XDI]武到了府中。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冤情可以申诉，但无奈郡守严厉凶悍，自己必定要受冤枉的刑罚，于是反而乐意地等待死亡。到了以后，郡守发怒，责备武犯了过错。武很善于用媚态应答，而且身材魁梧，于是投石状告自己受冤一事。郡守向来喜欢这类人，忽然改变了态度，释放了他，只把他的官职降了一级。武说：“我今天没有死在地下，实在是郡守您的恩赐。请允许我用性命来报答。”过了不久，寿州的指挥官任命他管理一个县，县名叫枞阳，野寇四处蜂起，那县将要陷入危急。武向郡守请求说：“这正是我舍命报国的时候。”郡守认为他壮烈，恢复了他的原职，又奉命任副将，率领偏师从小路进入枞阳。没想到伏兵从草木蔽翳中突然出现，士兵全都惊骇逃走，只有武独自战斗至死。日休说：武受到诬谤，本来不应当受那样的刑罚，何况还死了呢？如果不是武这样的心志，即使免于一死，心中也不可能没有怨愤，何况他还感激知遇而拼命效力呢？唉！古代士人侍奉君上，任职时遭受诬谤和羞辱，只要他的君主赦免他，他必定用报效来消除怨愤。因而破家亡国的事，哪里说得尽呢！《春秋》记载弑君之事有三十六起，其中未必没有因为这种缘故而造成的。武不过是一名士卒，却独有这样的心志。唉！如今士人侍奉君上、任职当官，假如遭受诬谤和羞辱而没有这样的心志，我又不知道武这样一个士卒了。●卷八百 ☆陆龟蒙（一） 陆龟蒙，字鲁望，苏州人。曾应进士试，但一次也没有考中；后来跟随湖州刺史张搏交游，担任湖州、苏州两郡的属官。离职后居住在松江甫里，自称“江湖散人”，有时又号“天随子”“甫里先生”；朝廷以高士征召他，他没有前往。李蔚、卢携一向同他友善，等到他们执掌国政时，征召他授任左拾遗，诏书下达的当天他就去世了。光化年间，韦庄上表请求追赠他为右补阙。○《苔赋》（并序） 江文通曾经写过《青苔赋》，其中把苔藓的形状写尽了，只是关于惩恶劝善的道理，实在还没有听说过。因此教化下民、感化上位的意义便被废弃了，所以我又写了这篇赋，用来承接他的声名。天地闭塞，风雨积聚；门径到了秋天，莓苔便生长起来。它离方而抱圆，紫色层累，碧色叠加。起初从高亭下面分布开来，最终蔓延到荒畦旁边。侵入竹林小径，放步其中；占据兰田，长到盈尺。它的美色像什么？它的美名又该叫什么？高处有瓦松，低处有泽葵；散布在岩洞中的叫石发，补缀空田的叫垣衣；长在屋上的叫昔邪，用作药物的叫陟▯。质地有绿钱般的美丽，香气有艾纳般的奇异。有的叫{艹潭}，有的叫<直Ρ>，有的是藓，有的是▯。大概凡是含有姿态、随时令而变化的，都属于这一类。于是有卫霍那样早年显贵的姻亲，有金张那样世代显赫的家族：侯爵凭恩泽受封，馆舍因地势优美而建；墙壁越制涂椒，台阶沿着玉石砌成。丹徼床上的图案尽皆显现，苍梧色的帐幕也显得暗淡。他们以为爵禄不必靠仁德守持，英俊才智可以凭力量制服天下；推行叶、四凶之类的暴政，自己却图谋五福。一天之内富贵盈满，中年便颠覆败亡。这些苔藓，染到婕妤所居的宫门旁，临近晚时反而更青；封住廷尉府的门，历经秋天更加碧绿。那些失宠而败家的人，很少有不痛哭的。于是只能依靠林塘，居处萧条；住着上古的茅屋，使用南朝的机杼。白天仰卧，便沉迷于读书、临摹名画；傍晚归来，妻子送饭，孩子拾柴。沟渠通向毁坏的壕堑，道路隔着危险的桥。雨后天晴，鱼儿惊起，水沫聚集；霜干之后，鹤擦拭羽毛，翅影飘动。徒然追求名声而像尺蠖一样屈曲，空自占卜命运而使龟甲焦灼。窗户倾斜，枕着瘿木；树上挂着风瓢。山林无须花钱购买，隐居也有诗词招引。这些苔藓，仿佛周内史醉宿在酒壶旁，烟雾中诗兴顿起；又仿佛屈大夫在捣衣砧上，眉间点着黛色，情意格外丰富。那些抛弃形骸、放纵志趣的人，难道能不独自吟唱吗？歌辞说：苔藓的生长啊，自然如此；人的一生啊，有悲也有乐。悲者显贵啊，乐者卑贱；显贵者危险啊，卑贱者安逸。唉，悲乐什么时候才会停止？贵贱循环不息，直到后来才终止。○《自怜赋》（并序） 我在衡泌之下抱病三年，医生十分庸劣，病气反而更加旺盛；药物并不好，价格却加倍昂贵。每次医生握住我的手臂诊脉、一下下捣药，我没有一次不是解衣停食，然后才能得到治疗的。我的穷困和困厄，也已经到了极点。圣人说：“五福六极的数目，包括寿、富、康宁、贫、疾、忧。”既然贫穷又患病，能够没有忧愁吗？忧愁已经充满了，能够没有伤害吗？人既然受到伤害，能够不折损寿命吗？这就是没有蒙受五福，反而偏偏遭受六极的人。谁会怜悯我呢？于是作《自怜赋》。唉！天地啊，你凭什么德行生下我？把邃古的道理交给我吧，让它施惠而流行。圣人耕作，我也耕作；圣人捕鱼，我也捕鱼。圣人困穷，有时还不如我；圣人显达，却从来不依靠我。既不能像傅说、莘、伊尹那样被任用，献身治理天下；又不能赶上箕子、巢父、许由那样的人，披散头发，像鹑鸟一样居处。只好怀抱幽深忧愁的情感，打算退隐伏居在林间茅屋。说这里积聚丰厚吧，搜罗所得却稀少空虚；说这里空乏吧，储藏的东西却又满满当当。旁边没有边际，上面也没有起点；退守显得不足，前进又似乎有余。先是寒冷使人束身蜷缩，后来温暖又使人舒展。头发蓬乱隆起而半边散落，四肢瘦削如荆棘而干枯稀疏。内心烦躁，像被火炮烤的螃蟹；外表拘挛，像戴冠束带的猕猴。登上山坡时战战兢兢，像上坂的马；横过沙地时贴伏不动，像横沙的鱼。行走时左边靠人，右边扶杖；躺下时晚上拥被，早晨仍然蜷缩。触犯禁忌的人一到席间便奋力攻击，责求功效的人却拖过一个月仍迟迟不动。即使身体痿弱，也不忘记起身；即使心中愤懑，也仍想抒发。早夭之人难以追问，人生之道究竟是怎样呢？孟子的话是有道理的：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即使《武成》篇，也只能取其中二三条而已。又怎么知道这些究竟对还是不对呢？皋陶耳聋，师旷眼瞎，你却要凭视力观察、凭言语说话；却克跛足，行父秃头，我却要快步行走、梳头洗浴。幸而固陋的本性或许还能保全，难道会背离一向的操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