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百六十七

译《乌程县修东亭记》。故相国、赵郡李公，名讳绅，在宝历年间任会稽观察使时，因为吴兴僧人 大光 有神异事迹，撰写碑文，托请郡守敬公在卞山法华寺建立碑刻。会昌年间，朝廷下诏毁除佛寺，这座寺院也随之废弃。当时县令李式爱惜这块碑，叙述相国的先人曾经治理乌程，于是把碑迁移到县城东亭建立。到现在已经五十年，碑刻毁坏折断。汝南周生因明经科受到任命，重新出任乌程县令。他看见东亭荒废散失，于是向故老访求，得到旧文，与残碑上的文字相互比对，所缺失的只有几个字，便重新刊刻在石上。缺少的文字，不敢凭空续写，这是为了避免才智不及，也遵守宣圣所说‘不知道的不要妄作’的戒诫。又据旧日传说：东亭的池子，起因是相国在县署出生。到了学会嬉戏的年龄，乳母疏于看护，使相国坠入池中，众人都没有察觉。过了一顿饭的时间，好像有某种东西从池面展翼飞出，家人才得以把他救起。众人正惊恐骇异，而相国的笑语却和平日没有不同，人们都感到奇异。起初有数尺长的石碑刻记此事，年代久远，石碑已经不知失落在何处。因此汝南周生扩建亭子，疏浚池塘，再次刻立碑石，重新叙述事情的原委，大概是想保存本县的旧闻。周生在中和初年任此县县令，任期届满后离职。他闲居时闭门自守，生活淡泊而自得。郡帅陇西公暗中派人观察他的作为，知道他安于贫困、以道为乐，即使阅历百代也能自得其乐，从不因物资缺乏而受到扰乱。因此官府有缺员时，总让他代理充任；而周生所到之处，都以安静治理著称。癸丑年夏天，朝廷再次诏令周生出任乌程县令，百姓和官吏都欣喜，又一次遇到宽厚的政令。他放下马鞭听理诉讼，事务简少，庭院清闲。汝南真是一位君子，学习古道而出仕，确实掌握了为政的根本。周生家居阳羡，几代人都因精通经学而获得俸禄；后来同族的兄弟们也一同应试而考中。浙右的士人因此都向往效法，国学听闻他的名声，也都推许他为先。善于治理政事的人，即使希望百姓安定、风俗富足，也一定要在事务上有所建立，在心意上不忘本，然后用来辅助和发展自己的治道。如今徭赋已经调匀，风俗已经安定，逃亡者有了归宿，孤独无依者有了依靠，然后搜集遗失的文章、刊刻坠毁的碑石，这是为了显明兴废之心；建造新亭、疏浚池塘，这是为了显明继绝之志。唉！在大战之后，百姓困于繁重劳役，能够使百姓安康，使他们的力量均平、风俗安定，本来就不应当只看县尹长官了。如今施行政务的空暇，百姓有了余力，然后兴起废毁的事物，彰明旧日故事；如果不是谋求长远并使之经久不废的人，谁能做到这些呢？周生既然重新立起大光上人的碑，于是命令我记载年月，另立碑石，并且用来表彰新亭的兴建和变迁确实有其来由。《小池记》。宏农子开始在前溪选择居处，得到数亩土地。他修建草堂、竹斋，种植高大的竹子。竹斋前面有一块周长三十步的空地，于是让童仆拿锹挖地成池，又引前溪的余流来使池水涨满。水流有时干涸，就汲取井水把池子灌满。在池子四周种菊花以及各种蔬菜瓜果，可以用来供给日常案几上的食用之物。闲暇时便敞开衣襟、拄着竹杖散步，吟咏诗文以自我怡悦。有时风吹起细微波澜，有时因下雨而昏暗满溢，江湖之思便充满眼前。宏农子性情洁净，不喜欢混杂污秽。因此一花一木都使眼前清爽幽静。池面上从不允许有一片落叶、一寸枯枝在水中漂浮片刻，因此耕作的童仆很厌烦这种劳役。有个见识的人讥笑他说：在这么小的一块地方辛勤经营，能有什么补益呢？水面宽不到一丈，深度也不超过雉高。把水全部排干，也不足以滋润生物；探尽它的深度，也不足以容纳龟鳖。没有蒲草和藻类供鱼潜藏，也没有波澜让船随意旋转。这样勤勤恳恳、忙忙碌碌，不过白白耗费童仆的力气罢了。话还没说完，宏农子抬起下巴回答说：“你认为它小而无用吗？认为它因为清洁，鱼鳖便不来居住吗？认为它因为狭窄，舟船便不便通行吗？我难道不想把它挖深到水渊，来灌溉田圃吗？难道不想在四周遍植蒲草，使鱼虾繁殖吗？难道不想把水道拓宽，使船可以乘风顺流逆流而行吗？我恐怕一旦有利于生长种植，人们便会看见无穷无尽的开凿疏浚。聚集鳞甲之类，就会引来竭泽捕鱼的人。船只挤在一起，就会引起争相渡水。何况种植水草，就会有水獭之类来偷取水泽中的东西；丛生水藻，就会有虺蜮附着潜伏其中；便利渡水，就会有重载船只因而招致沉溺。唉！水的益处很多，它的祸害也很深。因此我所以独自使这个池沼保持清洁，也是用它来映照自己的心。将要扰动它，却使它更加明亮；扬起它，却不使它生出波浪；决开它，却不使水流失，使我的本性始终面对它而不改变。难道要仿效那些蓄水来豢养鱼鳞介虫、作为舟船之备的做法吗？也不过是称作池塘罢了！”

译乌程县修建官署房舍记 叔孙昭子出使晋国，晋国接受了邾人的诉讼，把昭子拘押在箕地，让官吏看守他。昭子不把被拘禁放在心上，住在馆舍中，房屋有损坏就一定修补，离开时馆舍如同刚来时一样。因此《春秋》称许他。如今有人接受皇帝的诏命，治理百里之内的百姓；百姓困苦，靠他来安抚；风俗弊病，靠他来改变。既然住在官馆，看到它倒塌破败、倾斜漏雨，却忍心不修治，岂不是会受到君子的讥讽吗？丹阳余公第二次受命任乌程县令。到任一个月，趁着审理诉讼、判决案件的空暇，巡视县署。只见大门倾斜，厅堂歪斜，墙垣坍塌，廊庑倒伏；檐宇倾颓，柱子歪侧，彼此倒压依倚；风雨不能遮蔽，寒暑都使人困窘。余公叹息说：“建造它的是谁？使它败坏的是怎样的心思？既然承受守邑之职，怎敢不竭力自我勉励，谋划后续修缮呢？” 然而正值天下末世，乱事不断，战火仍然猛烈。独自镇守一城的人，难道可以没有防备吗？所以我郡储备了数万副铠甲，以防意外。军队所需的军资和粮饷，都摊派给各县。事务繁重而力量匮乏，长期不能完成。余公于是半夜才睡，五更便起；行走时思量，坐下时思考，没有片刻安宁。过了很久，才终于完成了这项工程。于是节省多余的费用，聚集赎免和开辟所得的钱，趁农闲雇用劳力，以丰厚的赏赐征求工效。他在听讼判案之余，拄杖巡视；慰劳辛苦的人，勉励懒惰的人；设置茶水和饭食，每天亲自察看。因此工匠拿着斧头，像蚂蚁聚集在腥膻之物上一样；佣工搬运材料，像水流奔赴低处一样。钱财因节俭而积蓄，所以用度充足；人们因心悦诚服而受役，所以工程成效加倍。不到一年，各处房宇便焕然一新。有更换大门、中门的，修缮大厅、小厅、东阁、西阁的；新建押司、隶事院，建造人吏祗候房；修砌县署外城，共一百多雉；新建住宅周围的墙垣，将近一百堵；修建众寮住宅五处，建造厅库之间的桥六座；疏通西亭的污池，制作官署的各种器物。凡有遗缺，没有不增建的，其中尤其显著的是：每年征收赋税时，主管文书的胥吏聚集在厅堂西廊，因为交纳赋税的人挨挤聚集，担心有逃欠，于是设置了专门场所。原来只是编竹接连轩廊，临时隔开内外，赋税收完便拆除，费用颇多。余公于是增建廊庑的一间，架木作栏，限制内外通行，使这种无谓耗费永远断绝。这可以看出余公谋划长远。县署西北角原有帐院，是乡吏聚集、里正书吏办公的地方。年月久远，几乎完全崩坏。每逢连绵大雨，只好卷起席子搬到干燥处，以躲避潮湿，这种情形也时常发生。加上往来人员还要忍受泥泞奔走的苦楚，全县都以此为患，却一直没有人革除。余公于是逐项估量它的损害，筹划修缮；扶正倾斜的，支撑摧毁的，增加新的，替换坏的，几乎等同于重新建造。又修建廊道，通达到城门。下雨有地方躲避，暑天有地方遮蔽，服役的人便不觉得劳苦了。这可以看出余公体恤下属。官府仓库破败，下面又低洼潮湿；四周虽有墙，腐朽而不坚固，容易成为懈怠储藏、引诱盗贼的地方。余公于是选择坚固的替换枯朽的，选用宏敞的改变狭陋的；加厚墙垣，严整门阙。这可以看出余公有防范的意志。县署的监狱门墙，颓坏而无人修治。那些犯了死罪而被拘押的人，怀有豺狼般的野心，以逃脱为得意。如果门窗不谨慎、墙垣不坚固，就等于是把肉送到老虎嘴边。有些人被拘押，是因为犯了轻微过错，原本是想使他们怀着过失反省错误，难道是要让他们仇视善行、长期怀恨而不得安睡吗？而且里面粪土狼藉，污秽得无法接近。那些罪犯无论罪行轻重，全都拘押在那里，不是太残酷了吗？余公于是铲除积累的弊病，洗涤长期的污秽，修明破坏的窗户，修补毁坏的墙垣；铺席子使床榻洁净，供给食物使饥饿者得到充饥。即使有人因获罪而进入这里，也像是在此设宴一样。这可以看出余公安放心意、爱护百姓。在此以前，县里的秋曹尉苏许公▯，是刚脱去布衣出仕的官员。余公刚到任时，他兼任戎曹事务。遇到上巳节，郡中举行角抵游戏，郡守出外观看，掌管军事的人便负责这件事。于是他乘小船往来巡视，检查驾驭和秩序是否整齐。郡治南面溪水宽广浩荡，许公驾船渡水，船却翻了。众人都惊骇惋惜，认为无法救援。不久听到空中有声音说：“不要伤害苏公。”忽然有一段顺流而来的水托出他的船，许公因此得以生还。同船落水的人，也都没有被水困住。当地人便把这个地方称为苏公潭。大历年间，县令李晤，是故相国李绅的先人。相国出生在县署，幼年嬉戏时，曾落入县东池中；过了几刻钟，忽然像有东西从池面将他托出，相国一点也没有受苦。这两件事都是县里的旧闻，但图经没有记载。余公于是发文请邑人、太学博士邱光庭编纂整理遗失的事迹。凡是善行尚未记载、才能尚未记录的，没有不全部录入的。这可以看出余公兴废继绝的用心。所有这些事情，难道是前任官员不知道吗？还是知道却没有去做呢？如果不是余公勤于治理、敏于施政，把公事看得如同私事，早晚不懈，怎么能做到这样呢？余公刚到任时，接手前任政务之后，百姓习惯于简易放任，众多事务杂乱琐碎，纲领虽在而细目紊乱。余公便用整肃使之有条理，用严谨使之恭敬守法；抑制强暴，扶助弱小，优待老人，救济贫困；辨明曲直，排除奸邪。不到一个月，法令便统一，劝善和赏罚都很分明；政治清静简约而恰当，内外都恭敬肃然；刑罚停在庭院，争讼止息于乡野。孔子所谓懈怠便用刚猛纠正，刚猛便用宽厚调济，刚猛与宽厚彼此调济，余公已经掌握了。此前余公任职不过两年便要交接，乡里的老人、商铺的长者都依赖他的抚慰教导。数百人联名陈状，像墙一样站在郡庭，请求将他留下。太守陇西公奉诏接替他的任职，不能拖延；但私下里器重他的才能，很遗憾没有遇到这样的良吏来共同养育贫瘠的百姓。余公于是退居德清这个属县，驾着水轩，酿造春酒，料理蔬菜园，修整钓鱼船，以吟诗醉酒来自我放逸。第二年冬天，担任县令的人因受谴责而停职，有人依靠权势、凭借请托求得替代任用的文书，堆满案头。陇西公到任后看也不看，并且说：“哪里有百姓的病情正紧急，却要排斥良医的道理？”于是立即写信召余公。等余公到来，陇西公提起官印交给他说：“你以前治理这个县，对百姓施加的恩泽遍及市井乡野。” “我还没有完全学到你的治理方法，留下了心中的悔恨。如今让你回到原来的县去替我安抚疲惫的百姓，遏制其中的豪强，使百姓得到苏息，不要改变你最初的心愿。”余公推辞了三次，之后才就任县令。他重新张弦调音，使门户窗户焕然一新；剔除蛀虫，揭发弊病，刮除污垢，磨治顽弊；不论次序和等级，全都恢复旧有的法度。凡是有利于百姓、有益于公事的事情，无论大小，必定从自己开始做起。

译丙辰年春天，余公将要接受替代。吏民等人认为自己承受了他的教化庇护，却忘了为他长期祭祀；如果这样，后人便无法详细知道他的事迹，这就像享用了美食，却毁坏了盛放它的器皿。于是他们列举事状，向宏农杨夔请求撰文。杨夔研习《春秋》，本来就应当把记载功劳、书写功绩看作自己的责任。余公前一次任职时，崇修先圣祠，撰文赞颂功绩，刻石立在县岸。如今又记载这项宏大的功业，大概是想安慰县人长久以来虔诚的思念。况且这是吏民因余公的勤劳请求，不能拒绝。所有革除、改易、创制的事情，都是竭尽力量、耗尽心血之后才得以完成；又担心器物在后人手中不能谨慎爱惜，倾塌损坏后后人也不能修治。如果阻止众人的请求，将来凭什么作为借鉴呢？因此采石镌刻的费用，全都出自他的清廉俸禄，更加可以看出他的谨慎和有所建树。继任治理此地的人，难道可以不努力吗？乾宁丙辰年秋七月记。歙州重筑新城记 天祐丁卯年，月在辛亥，有一颗星从积水星宿流入舆鬼星宿。懂得天象的人说：“舆鬼星宿，就是鹑首，在十二辰中属于未位的分野；太阳位于丑时是星纪，也就是牛宿、斗宿的分野。根据这颗星的祥兆，秦代的鄣郡、汉代的丹阳，大概会有水灾吗？应验应当在戊辰年的丁巳日。”第二年夏四月辛丑日，宣州、歙州、睦州降下大雨，周遍一甲子地域。平地水深一丈多，四天之后才停止。新安郡的新城接连被暴水冲毁，城墙全都坍塌。郡帅太尉浔阳公巡视损坏之处，脸色沮丧，神情忧戚。他想放弃不修，那么已有的功业便可能被埋没；想征发劳役修复旧城，又怕百姓因此受到惊扰。过了两个月，还来不及发布命令。他又想到强敌尚未消灭，正在磨利箭镞伺机而动，难道可以吝惜费用、重视劳力，轻慢储备、忽视守备，以招致敌寇的野心吗？秋八月，于是向五县发布劳役命令。先给县令下达文书，并告诫他们限定工程期限，不要让豪族擅自垄断利益、使贫弱百姓陷于困厄，从而使下民聚集怨恨来助长上位者，这不是有德之举。县令接受命令，亲自查阅户籍。工程期限的长短、事务的繁简，都从贫困到富裕均匀分配，没有不公平的。于是五县百姓不待再次命令，便纷纷来到新城之下。凡是木板、木桩、畚箕、筑具等材料，都不用下令便准备齐全。起初太尉巡视城垒、察看设置，详细考察了损坏的原因，并且叹息说：这虽然是新近水灾的异常造成了城池的损害，但也始于最初建造时的疏漏，才积成了今天的过失。怎么能在流沙飞石之上建成永远牢固的根基呢？于是命指挥使刘ど、徐璋、三城使朱环以及节级等人分别划定区域，督促服役。又把修城的旧址告诉他们：旧址浮浅，水流泛滥；如今应当挖深一仞，挖去砂石，填入精良土壤，重新加以镇压夯筑，然后拓宽原有地基，增加石板，一定要使它坚固长久，和铁壁相等。服役若只求急促，急促就会使百姓受冻；筑造若只求粗糙，粗糙就会使百姓疲惫。不急迫，也不粗暴，这取决于你们宽严是否适中。不要以苛刻残忍互相夸耀，不要以仓促迅速相互代替。各位将领接受教诲，早晚互相勉励，努力谨慎勤劳，以此激励自身。因此拿畚箕的人勤勉不息，拿斧头的人众多而有序；车载土石输送财物，如蚂蚁排列而来；人们欢笑欣喜，争先恐后，像有约定一样。从日出到日落，劳役从未懈怠。远远望去，重重城墙如层层山峦，巍然像上天设置；近前观看，则高冈连着丘阜，迅速而巧妙，仿佛神工造成。城墙回环合抱，山崖与群山相互依倚。建立城邑便有险固之势，这里正可以看见。从八月庚子日开始兴工，到十月壬寅日工程结束。工匠把斧头装入袋中，筑墙的人收起锹铲。太尉浔阳公树立旌旗巡视各处，说：“城墙修复了，房屋更新了，既美观又坚固。若不是各县奉行公事，怎么能做到不扰民而使力量协调呢？若不是各位将领尽忠职守，怎么能做到劳役不繁重而工程迅速完成呢？这正足以看出你们的忠诚勤劳，来辅佐我的政务。” 自从太尉来到这个地方，法令严明而军队强劲，刑罚审慎而处罚适中。因此百姓乐于接受教化，安居于自己的土地。到征发劳役时，属县百姓中父亲教诲儿子，兄长教导弟弟。因为太尉询问民俗，从未有狡猾官吏扰民；因为太尉安抚疆土，从未有外寇之忧；因为太尉治理军队，即使葵藿也有禁令，无人敢触犯；因为太尉奖赏善行，即使鳞介之物的美好，也无人敢侵夺。所以十五年多来，百姓安闲自得，如同鱼鳞之类潜游于宽广深渊，又和乐安宁，如同鸟儿获得树荫栖息。没有担心被钓网捕捉，也没有遭受弓箭射猎的忧患。《诗经》所说的“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在我公身上体现出来了。如今洪水毁坏城垒，重新兴起畚筑工程，如果有人进退不符合太尉的要求，这就是违背慈父的命令；如此悖逆，神灵难道会容忍你吗？所以百姓不等命令便争相聚集，不需催促便自我督课。如果不是恩德和信用昭著并感动人心，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呢？唉！事情有奇特之处，功绩有非凡之处，如果不能称颂并流传后世，那是执笔者的过错。阌乡杨夔，从年轻时戴冠便努力学习，直到头发脱落、牙齿掉落。正逢这样的丧乱时代，也沦落在百姓之列；有幸承受太尉超出常人的礼遇，常常叹息自己有志向却没有时机。愿太尉将这条促鳞弱介，放入丰盛的池沼中游泳。我没有办法酬答您的奖掖之意，谨撰写《重筑新城记》献上。当时是岁在降娄、周正之月十一日记。

译倒戈论 我读《周书》读到周武王灭纣、使军队倒戈、归还战马，以此向天下表示不再使用武力的地方，考察这件事却感到疑惑。凭周武王的圣明，又有周公旦这样的辅佐，消灭独夫纣王，在一时表彰功业也就够了。况且还说终身不再使用武力，难道这不是尚未实现的事吗？上古风俗淳厚，只结绳记事，人们知道禁令；中古风俗质朴，罪人穿赭衣便心怀畏惧；末世风俗机巧，即使严刑峻法也不能教化。因此淳厚散失而变为质朴，质朴散失而变为机巧。机巧一变，万般欺诈便产生了，那么内心怯弱、外表刚强的心性，难道能靠干戚之舞改变吗？周朝国运延续七百年，确实可以说长久。然而臣下临制君主、凭军队逼近宫阙的事情却很多。齐桓公南征楚国，北伐戎族；晋文公在温地擒获叔带，在郑国安定襄王。如果不是这两个国家极力显示大顺、尊崇扶助王室，那么周朝的社稷就会像系在旒旗上的玉串一样，摇摇欲坠。自汉代以来，拥有国家的人没有不依靠兵力的。秦朝因为穷兵黩武而灭亡，梁朝因为没有防备而灭亡。我国太宗追究国家灭亡的根源，把政务交给房玄龄、杜如晦。房、杜面对天下之大，不敢凭胸中想法独断。于是有敢于进谏的事情，便先推让给魏征；讨论军事，便让给李靖、李勣。深谋远虑，宏大法度，后代都有准则。等到李林甫在明皇已经安定天下的时候，只知顺从旨意、迎合脸色，助长君主的恶行；又把羯族夷人的勇猛暴烈之卒交给他们专掌兵柄，终于使他们兽心发作，成为国家祸乱的根源。他这样亵渎扰乱国家常法，轻慢武德，不也太过分了吗？” 况且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是用来讲习武事、检阅军务的。所以说要预先防备意外，有了准备便没有忧患。那么用武之道，难道可以一天忘记吗？唉！班子善于砍削，却不能用铅刀攻破坚硬之物；造父善于驾车，却不能用腐朽的绳索控制奔驰的马匹。那么拥有国家的人可以抛弃军备吗？二贤论 子贡把管夷吾的奢侈、晏平仲的节俭拿去询问孔子。孔子说：管仲虽然奢侈，却是贤大夫，只是难以把他放在君主之上；晏平仲虽然节俭，也是贤大夫，只是难以把他放在下位。大概是在讥刺他们有僭越上位、轻视下位的过失。有人认为这没有轻重之分，我敢接续这段话的末尾，来评论二人的先后。齐桓公承受齐襄公政事败坏的局面，接着又遇到公孙无知扰乱常法。他长期流亡国外，先从莒国返回。拥有国家之后，便锐意求治。等到叔牙称说管夷吾的才能，桓公脱去囚服，任用管仲执掌国政，又有鲍叔牙相助、隰朋辅佐，于是能够多次会合诸侯，成就霸业。这是最能逢遇时势的人。至于晏平仲，处在衰败的朝廷，有田氏专国之强，有栾氏、高氏的奢侈；时代已经不是从前的时代，君主也不是贤明的君主。崔杼弑君时，他能够挺身而出，改变原来的盟约；陈氏势力强大时，他能够明白指出陈氏的短处。他独自立于谗谄之人中间，在纷扰之中保全自己；没有人能挑剔他的言行，当时也没有人能与他匹敌。至于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而不用兵车，确实是管夷吾的力量。假使晏子处在齐桓公时代，又有鲍叔牙、隰朋的帮助，那么他尊崇周室、称霸诸侯，功劳难道会少于管氏吗？管仲雕刻簋器、涂染朱漆，哪里比得上晏子用一只猪肩肉却连豆器都遮不住呢？” 管仲修建三归台、设置反坫，哪里比得上晏子一件狐裘穿三十年？何况国家破败、家族灭亡，是因为奢侈吗？还是因为节俭吗？《论语》说：“奢侈就会不谦逊，节俭就会固陋。”与其不谦逊，宁可固陋；由此才知道圣人权衡轻重的旨意正在这里。

译创守论 贞观年间，文皇帝处理政务的空暇，问房玄龄、魏征创业和守成哪一个困难。房玄龄回答说创业困难，魏征认为守成困难。房玄龄因为亲历经略创建基业的初始阶段，极其辛劳，所以看出了创业的困难；魏征认为天下太平以后，人多懈怠，所以看出了守成的困难。既然如此，创业之初，豪强尚未归顺，百姓嗷嗷待哺，只知道归附有德之人。因此开创基业的君主，都是乘着时局的缝隙而起兵。看见前车翻覆留下的车辙，哪里肯再沿着同样的轨道走呢？当雷声尚未通达、天地仍然昏暗，龙虎交相奔驰、烟尘使白昼昏黑时，所以得到一个贤士，便让他坐在前席等待询问；听到一句话，便侧耳恭听。任用人才唯恐来不及，听取谏言如同转动圆物那样容易。对于得到人才勇敢，对于失去人才恐惧；冒着刀箭，经历险阻。取得天下既然辛劳，守住所得也同样艰难，这确实是创业的困难。等到天地之间云雾散开，山河有了主人，四海之内没有不臣服的；说出话来必定被听从，如同影子附着于形体；有所欲求必定能够得到，如同回声回应声音。喜爱谁，可以把谁提升到九霄；恼怒谁，可以把谁推入九泉。顺从心意的人肩并肩而来，逆耳的人则受到畏惧和猜忌。君主好恶的感情不再依据人的善恶，赏罚的原则也不再关乎功过。臣下因恐惧而求取命令，众人愤怒却没有人敢进谏。这就是守成之所以困难。既然如此，自汉代以来拥有天下的人，谁不是开始时勤勤恳恳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想要达到治理？等到时局平定、风俗安康，便因安泰而自我放纵，多数人懈怠于各种事务。到最后仍不懈怠的人，实在少得很。况且创业的君主，在已经取得天下之后，尚且会毁弃早年的志愿而败坏大业，更何况在天下已经治理之后、处于自己安逸的朝廷中，他能够接纳正直的言论、任用正人、委屈自己来顺从众人、抑制私心来听从下属的，难道不是很少吗？魏文贞公所说守成困难，难道不正是因为初心会盈满、中途会衰落吗？总而言之，治疗饥饿容易做出食物，这大概就是创业吧；医生治病难以配制药物，这大概就是守成吧。文选楼铭 文选楼，是梁昭明太子选录文章的地方。时代已经超过四代，年代将近五百年。清美的风范和美好的声誉，依然显然没有消失。何况广陵是隋朝旧郡，相关遗事还保存着。若在今天寻找，其他陈迹都已消灭，唯有这座楼仍然巍然耸立，时间越久反而越显得新。难道不是因为通过学习而树立道义，道义就不会朽坏；通过文章来经营事业，事业就不会磨灭吗？宏农子来到这座楼，提笔却感到文思断绝；又担心没有文采、不合典雅的人任意占据此处，于是含泪写下铭文：高高的万间屋宇，若不是歌唱，便是在舞蹈。美好啊这座楼，唯独凭文章来修成。它自然因声名尊贵，不靠华丽装饰来达到。即使超越千古，也不会倾覆坠毁。什么人能够登临它，必须精诚专一；什么人可以居处其中，必须贤能明达。不要聚集优伶来寻欢作乐，不要习学技艺来夸耀荣耀。我恐怕它平素的德行，会在幽暗之中蒙受羞辱。公狱辨 ▯绅先生在东郡任职，约束下属官吏时，有位官员负责审理案件。我恰好坐在席间，趁空请问他办理公正案件的方法。先生说：“我每次查看诉讼文书，思考其中的是非曲直，指出来交给他们；他们能够立即写成案牍，没有不明白我的意思的，这也可以说尽到了公正。”我坐在席末，不敢断定这话不对，于是退下后辨析其中所谓公正。况且《左传》说：“君主认为不对，臣下要献上可行的意见；君主认为可行，臣下要献上不可行的意见。”这叫弥补君主判断的不足。至于君主说可行也说可行，君主说不行也说不行，所以晏平仲责罪邱据只知道跟随君主的意旨，叔向讥讽乐王鲋只会顺从君主。之所以让聪明人听取愚人的意见，是因为愚人有时也会有所收获；尺放在寸之前，是因为它有时比寸长。都把涓滴般的微小意见加以利用，是为了帮助成就广大事业。何况末世之人纤细狡猾，内里怯弱而外表刚强，哪里有不听尽言辞却能一定探究实情的道理？如果居上位的人获得实情，便接连追问，可以说符合事理，却还不能称为公正；如果居上位的人与事实不同、远离事理，却也随之审问，只取符合自己心意的话，这就是在不合乎法度的事情上显示聪明，怎么能称为公正呢？况且不以古人的言论为师，并非不能做，但做得不能长远；不依循礼法办事，并非不能实行，但实行不能长久。因此君子尽心效法古制，行动一定以礼为根本，这样才能长远而不拘泥，持久而不紊乱。如果把案件交给官吏，任凭自己的心意，以为这样就是明察，而属下也迎合他的意旨，把这当作公正，就会使怀有侥幸的人看到求进的道路，使怀有邪心的人找到自我容身的门路。何况在监狱之中，辛苦艰难备至，犯人有什么要求不能答应？更何况还要承受执政者指示的欲求呢？” 唉！想让别人顺从自己心意的人，我看见他们扰乱了是非曲直；喜欢别人附和自己的人，我看见他们混淆了善恶。这样的人还要夸耀自己的治理，称赞自己的公正，难道不是像盲人要在五种颜色中辨别颜色吗？论晋朝祸乱的根源 晋室南迁，制度刚刚草创。永嘉之后，浮躁的风气还没有消除。朝臣中仍有人把谢鲲的轻佻、王澄的旷达荒诞当作高雅，争相效法。卞壶在朝廷上厉声说：“皇帝的国运流离，国家社稷倾覆动荡。正是这种浮华虚伪造成了败亡，如今却还想推崇仰慕虚诞，玷污败坏时俗。请奏请审问他们，以端正衰败的风俗。”王导、庾亮压制了这件事，事情才停止。唉！西晋的祸乱，是百代以来人们都悲痛的事。迁都江左，本来是堵塞祸乱源头、端正根本的时刻，却仍然助长虚浮、扶翼伪饰，推崇并煽动轻薄之风；踏着过去失败的足迹，重走覆亡的旧路。用这样的方式创建朝廷纲纪、奠定王业根基，与登上胶船渡过巨大的水域、拿腐朽的绳索驾驭奔驰的马匹有什么不同？假使当初听从卞壶的奏议，贬斥屏退浮华虚伪之人，提拔豪杰贤能，辅佐大法，维持纲纪，那么晋朝的前途也未必不可估量。后来王敦发动叛乱，苏峻接着作乱。我认为晋朝的祸乱，不是起自王敦、苏峻，而是由王导、庾亮逐渐酿成的。种兰说 有人种植兰草和荃草，嫌它们不能迅速茂盛，于是效法园丁，用污秽的东西灌溉；兰草清净，荃草洁白，本来不同于一般的杂草。可是幼苗很快枯萎，根也随即腐烂。唉！兰草和荃草真是贞洁啊！它们虽然迟迟才舒展，却守护着本有的和气，所以即使土壤贫瘠也能茂盛；假如用混杂的土壤扰乱它们的天性，即使肥沃也会死亡。守持贞洁、选择俸禄的人，不正像兰草和荃草吗？喜爱淫乱、苟且窃取职位的人，不正像混杂的野草吗？接受野草般虚伪爵位的人，哪里比得上龚胜不肯出仕？享用述之僭越所得俸禄的人，哪里比得上管宁不居官位？唉！种植园圃的人把污秽当作主旨，之后才显出龚胜、管宁的正直。蓄养狸猫说

译敬亭老人家里遭受鼠害，老鼠打穿墙壁和地穴，屋室没有一处完整；啃咬竹筐，库房里没有一件完好的东西。等到用钱贿赂捕猎人，让他寻找狸猫的幼崽，并且一定要比家养的更加锐利。几天后在汴地捕到一只，老人高兴得超过得到骏马，铺设褥垫让它栖息，供给鱼肉让它食用；抚养得十分厚重，如同养育自己的孩子。它扑捉活物、搏击飞禽，凡是飞起的没有不被它迅速捕获。老鼠恐惧而绝迹，腥臭暴露，纵横乱窜却不敢侵犯。可是它的野性常常想逃到外面去，完全不把受养育的恩情放在心上。有一天老人稍微疏忽了系绳，它便越过墙垣、逃出房屋，转眼间不知逃到哪里去了。老人惋惜而且痛惜，过了十多天还不能释怀。宏农子听说后说：“野性不是可以驯服的，即使养育也不会感恩，不只是狸猫如此，人也有这种情况。梁武帝对侯景，宠爱并非不深；刘琨对匹磾，情意并非不到；但他们既辜负了主人的诚意，又几乎反过来咬伤主人。”唉！不是自己应该蓄养的却去蓄养，哪有不背叛的呢？记梁公答对 天后幽禁中宗之后，有把宫闱之内的权力移遍天下的意图，所以徐敬业、唐之奇等人在扬州起兵，想要兴复唐室。然而他们很快便失败了，天后于是任用酷吏，打开罗织罪名的门户，以震慑降服内外臣民。一天，狄梁公独自入对。天后说：“我任用来俊臣、索元礼以来，朝廷大臣知道害怕了吗？”梁公说：“朝廷中的小人不通达天命，或许会有不同意见。然而陛下因为一棵树上有一只蛀虫，就要砍掉整棵树吗？锦缎上有一点污渍，就要把整匹锦缎烧掉吗？养鹰的人，确实是希望它凶猛地捕捉乌鸦和老鹰呢，还是希望它凶猛地捕捉鸾凤呢？如果凶猛却没有区别，不如不凶猛。”天后默然不语。善恶鉴 众人说是善，未必就是善，要看他的善是怎样做出来的；众人说是恶，未必就是恶，要看他的恶是由什么造成的。用欺诈来装饰自己、向小人献媚，这足以算善吗？坚持正直、独立不阿，因而受到异类之人的憎恶，这足以算恶吗？所以选择善行若只取信于众人的称誉，结党多的人就会被提拔；去除恶行若只相信众人的言语，正直的人就会被排斥。王莽屈己下士，使各位叔父失去权力；那些称赞他善良的话可以凭信吗？京房守持正道而极力进谏，宠幸之臣却指责他叛逆；那些指称他恶的话可以听信吗？因此能够鉴别善的人，必定要从众人所厌恶的地方观察；能够鉴别恶的人，必定要从众人所称善的地方取证。章子被众人说成悖逆，若不是孟子的贤明，就没有人能够表彰章子的孝行；史何被众人说成聪明，若不是国侨的明察，就没有人能够揭露史何的欺诈。唉！道理如此广大，若不是遇到贤明之人，怎么会不经常被混淆呢？较贪 宏农子游历卞山北面，遇到一位乡中老人。老人头巾破旧，鞋子不全，背着柴仰望天空，叹息之后又号哭。于是走近询问他：莫非家中有丧事而没有办完？莫非有冤屈而没有地方申诉？为什么声音这样悲哀、情绪这样痛苦呢？老人放下柴哭着说：“拖欠了供给军队的赋税，我的儿子被关在县狱中，已经三天没有粮食了，今天将要去探望他。前些日子拖欠的赋税，已经卖掉了耕牛；昨天拖欠的，又抵押了小女儿。如今田地贫瘠，播种也没有收成；东西卖不出去，却还要拿来缴纳军赋，难道每一份都真的用到军队了吗？如今十份中还不到两三份用于军费，其余全都成了外部开支。又有狡猾的官吏、贪婪的官员，增减变动，花样万千。想离开却无处可去，想前往又没有资财。我不是敢于贪生，只是又怎么能不死呢？”宏农子听了他的话，也帮助他叹息。回来后反省世事，世间各种祸害中，最能危害百姓的，莫过于老虎般的暴虐。于是想把这件事赋写出来警戒贪官，希望稍稍救济百姓的疾苦。当晚梦见一只猛兽说人话：“你想警戒贪婪，却要拿我作为首要对象。即使你清白，怎么能这样严重地侮辱我呢？”我说：“你偷窃人的牲畜来满足自己的肚子，难道你不是贪婪吗？”猛兽说：“不饲养、不耕种，凭什么供给生命？如果不捕捉野物，就没有东西填塞我的口腹。” “我因为饥饿才寻求食物，假如偶尔吃饱一次，便安然隐匿，不再谋求。哪里像你们人类那样自以为聪明而役使万物，饲养它、蓄积它，打猎它、捕捞它，以供自己食用；栽桑养蚕，经营谋划，以供自己使用？凡有一物可以求取，有一货可以图谋，便急急忙忙地筹划，勤勤恳恳地挂在心上，像深沟、像溪谷，永远不能装满，永远不能充盈。难道能和我吃饱一顿便安然熟睡相比吗？”宏农子惊醒后，仔细思考。果真如此，那么人比野兽差得远了。止妒 梁武帝平定齐国后，完全占有了齐宫内的一切，得到十多个侍女，很是赏心悦目。不久被郄皇后察觉，行动起居都受到阻隔压制；他强行压抑愤怒，几乎要因此成病。身边了解他心情的人进言说：“我曾读《山海经》，书中说：‘把▯▯作为食物，可以治疗这种病，使人不嫉妒。’陛下何不试试？”梁武帝听从了。郄皇后吃下之后，嫉妒几乎减少了一半。皇帝更加认为这件事神奇。身边的人又说：“希望陛下多多赏赐这种食物，强迫群臣食用，使无能的人不嫉妒有才的人，怀有私心的人不嫉妒奉公的人，浑浊的人不嫉妒清白的人，贪婪的人不忌恨廉洁的人。让他们的恶念消除，胜过嫉妒、猜忌，从前的过错都知道改心，这也是教化的一种方法。”皇帝深以为然，准备下诏让虞人广泛捕捉它。恰逢当时正崇尚佛教经典，禁止伤害有血的生物，这项议论于是搁置了。卷八百六十八 沈颜 沈颜，字可铸，湖州德清人，是唐代翰林学士傅师的孙子。天复初年考中进士，授任校书郎。适逢战乱离散，投奔湖南马氏，不久归附吴国，任淮南巡官，屡次升迁，历任礼仪使、兵部郎中、知制诰、翰林学士。顺义年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