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百七十一

译臣听说，国家的祸患，祸根在于臣下的壅蔽；壅蔽的产生，又产生于君主喜好欲望。欲望在这里显露，壅蔽就在那里产生；壅蔽在那里产生，混乱就会在其中发生。历代都有这种情况，略举几例就可以说明。从前秦二世喜好佞臣，赵高便用谄媚的话来壅蔽他；周厉王贪图财利，荣夷公便陈述聚敛的计策来壅蔽他；殷辛喜好音乐，师涓便制作淫靡的乐曲来壅蔽他；周幽王喜好女色，褒人便进献艳丽的妻子来壅蔽他；齐桓公喜好美味，易牙便蒸煮自己的长子来迎合他。虽然他们所喜好的东西不同，结果都归于壅蔽；所壅蔽的事情不同，结果都归于混乱。所以说：‘君主不要让人看见自己的意图，否则就会成为臣下诱惑自己的诱饵。’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既然如此，明王并不是没有欲望，也不是没有壅蔽，而是有欲望就节制它，有壅蔽就疏通它；一次又一次节制，直到没有欲望；一次又一次疏通，直到没有壅蔽。之所以能够这样，在于静下来思考它的缘故，行动时防备它的苗头。所以听到甜言蜜语，就要想到赵高的谄言正在身边进献；见到丰厚利益，就要想到荣夷公的计策正在面前陈述；听到新奇音乐，就要想到师涓的乐声正在诱惑耳朵；看见艳丽美色，就要想到褒氏之女正在迷惑眼睛；尝到奇异美味，就要想到易牙的儿子正在进入口中。如果能够做到这样，怎么能不日夜忧虑、醒着睡着都思考它呢？站立时仿佛看见这些事情列在面前，行走时仿佛想象它们跟随在身后。自然就会战战兢兢、勤勉谨慎，一天比一天慎重，使身边近臣不知道自己的欲望，左右近侍不知道自己的喜好；即使有人想要壅蔽，又怎么能够做到呢？这就是明王节制欲望、消除壅蔽的重要原则。三十八、君主不代行臣下的职事，委任宰相 臣听说，设置官职、施行政令，是君主所掌握的事情；各守职分、办理事务，是臣下所奉行的事情。臣下代行君主之道，政权就会专擅；君主代行臣下之道，事务就会混乱。专擅和混乱，弊病其实是一样的。臣下所承担的职事，官职极多，事务极其繁杂，实在不是一个人的心力所能全部处理的，所以君王只需掌握要领，选择合适的人才罢了。应当把事务分给各个部门，分别命令他们督促、考核本部门的成绩，向宰相接受成效，不要让自己被勤劳疲倦所困扰，然后谨慎考核优劣而实行赏罚，审察贤能昏暗而实行黜陟，这样各种枢要事务就都完备了。所以丧失君主之道的人，即使有许多终日警惕、如临危境的忧虑，纲常秩序也未必能安定；代行臣下职事的人，即使有许多直到太阳偏西还不进食的勤劳，众多功业也未必能成就。掌握要领，就可以安逸而有结果；不合宜地劳作，就会辛苦而无功，原因正在这里。臣又听说，坐着讨论治国之道，是三公的职责；起身推行政令，是卿大夫的职分。所以陈平不肯过问钱谷，邴吉不询问死伤之事，因为那是有关部门的职责，不是宰相的职责。宰相尚且不能侵犯有关部门的职权，何况君主可以侵犯宰相的职责吗？可以侵犯百官各自的事务吗？臣又听说，宰相的职责，对上代行天工，对下掌握人臣的权柄；群官由此而得到治理或陷于混乱，众多政务由此而得到舒张或废弛。君主的心腹，等待宰相来启发辅佐；君主的耳目，等待宰相来使之聪明。既然设置了宰相之位，就一天也不能没有合适的人；得到合适的人，就一天也不能没有君主的宠信。既然怀疑他，就不要任用；既然任用他，就不要疏远。这样以后，才能使君臣同心协力，逐步达到治理的正道。先王之所以能够端坐垂拱、安定冕旒，而使天下得到大治，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把事务委托给有关部门，把成效交给宰相。三十九、使官吏清廉，在于均衡俸禄、增加薪俸 臣听说，治理国家的人都担心官吏贪婪，却不知道除去贪婪的方法；都希望官吏清廉，却不知道使他们清廉的缘由。臣认为，除去贪婪、达到清廉，在于增加禄秩、均衡俸禄罢了。家中衣食缺乏，即使是严父慈母，也不能制止自己的子女，何况君长能够约束臣下官吏吗？饥寒切身，即使是巢父、许由、伯夷、叔齐，也不能坚定自己的节操，何况普通人能够守住清白吗？臣看到如今的官吏之所以不能全都坚贞廉洁，是因为禄秩不均、俸禄不足。不均，是因为各地课料轻重不一；不足，是因为各地长官不断侵夺克扣。严重的，有官阶相同而禄秩不同、郡县相同而俸禄不同的；有的被削减超过一半，有的停发俸禄而且长达一年，以至于衣食不能充足，饥寒一同袭来。这样，他们一定会冒着白刃、踏入水火去求取私利，何况还能让他们安抚百姓、治理万物、断决狱讼、均平财物吗？上面怎样做，下面就会跟从；自身困穷，内心就会放纵。如今长官每天侵夺属吏的利益，却希望官吏不每天侵害百姓，是不可能的。这就像让口渴的马守护水、饥饿的狗守护肉，即使每天使用刑罚，也一定不能惩治贪婪、劝勉清廉。陛下如今想革除时弊、去除官吏的贪婪，没有什么比先均衡天下课料的轻重、禁止天下长官侵夺克扣更重要的了。使天下官吏内有温饱，外现清廉，然后再用羞耻教育他们、用刑罚纠正他们；这样，即使有人为非作歹，也不过百人中一两个罢了。四十、裁省官职、合并俸禄、减少使职 臣听说，古代根据人口数量设置官职，按照赋税收入制定禄秩，所以裁省或设置官职，一定要考察人口户数的多少；禄秩的厚薄，一定要与赋税收入的多寡相称，使官职足以治理百姓，百姓足以供养官吏，官吏有固定的禄秩，财赋有固定的征收，财赋、赋税、官吏名额一定相互适合。近来因为战争屡次发生，灾荒接连到来，户口流亡，财赋征收减少损耗，就应当酌量官职而裁省，合并禄秩而增加它。官职减少，事务就简约；事务简约，百姓就安定；禄秩优厚，官吏就清廉；官吏清廉，风俗就富足，这就是天下得以治理的原因。然而只知道使官吏清廉而不知道增加禄秩，就会装饰欺诈而不能廉洁；只知道增加禄秩而不知道裁省官职，就会财费增加而仍然不足；只知道裁省官职而不知道选择有才能的人，事务就会堵塞而不能治理。这三件事彼此互为表里，必须相互配合才能成功，臣恭请陛下详察实行。臣又看到，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各道使府有的因权宜而设置职务，一经设置便不停止；有的因一时劳作而增加俸禄，一经增加便不削减，以至于使职多于郡县官吏，俸禄优厚于台省官员，积习成常，烦琐费用越来越严重。如今如果酌量职员、审定禄秩，使人数多少有固定的数目，使禄秩厚薄适中。这样禄秩得到适当，费用就不会扩大，下面也没有被侵夺削减的忧患；职务有固定的数目，事务就不会烦杂，百姓也没有劳扰的弊病。这又是利害相差很远的事情，臣恭请陛下顾念并加以挽救。四十一、议论各官署以利钱供给费用

译臣看到各官署用利钱供给费用，利息出自百姓，每天供给而经费有固定数额，每月征收却让加倍的利息没有止境。这样，借钱的人无非是贫困户，催收的人大多针对拖欠多年的债务，因此财富耗尽在加倍利息上，官府的课利积累成拖欠债务，以至于公家供给有所缺乏，百姓的人力也不能承受。弊病既然日益严重，制度就应当改造。况且君王厌恶用言辞求取利益，忧虑的是分配不均；何况天下的钱本来是同一种东西，称作‘利’，哪里如称作‘征’呢？从少数人那里取，哪里如从多数人那里取呢？如今如果每天计算所需费用，每年汇总所用钱数，确定一个固定数额，命名为‘食征’，随着两税分开征收，使万民平均承担，再分散用于天下，数额能有多少呢？平均分摊给众人，贫困户就没有承担加倍利息的弊病；收入有固定期限，公家供给就没有担心缺额的忧虑。公私双方都便利，恐怕就在于此吧。四十二、议论百官的职田 臣认为，职田这种制度，官职既然不同，田地的数量也各有差别；内外上下各有等级差等，这也是古代公田和稍食的制度。国家自从多事以来，这项制度没有得到实行，所以查考土地簿籍，田地的名目虽还存在；按照户租考核，数量却散失很多，以至于品秩相同、官署相同，而廪禄厚薄相差近十倍。如今想要辨明内外官职、均平上下田地，不必另创新规，关键在于恢复旧典。臣谨按本朝旧典，按照品秩授予土地，计算田地征收租税。所以田地多少一定要看品秩高下，租税厚薄一定要看田地肥瘠。这样，肥沃和贫瘠得到平衡，户租就均等；等级次序分明，禄食就充足。如今陛下寻求这项典制，典制仍然存在；查找这些田地，田地也仍然存在。果真能够重申明令、举用旧典并实行，过去的弊病一定会自行革除。四十三、议论用兵：军队使用的正逆与国家兴亡 问：《左传》说：‘谁能废去军队？军队的设置已经很久了。’又说：‘先王彰显德行，而不炫耀武力。’这两句话都是古代明确的训诫。那么，统治天下的君主，完全废弃军队不用，就涉及废兵的错误；借助军队建立功业，又违背彰显德行的美意。废与用的道理，怎样才算恰当？又问：军队不能妄动，出兵一定要有正当名义。议论出兵的人往往能辨别善恶，实际用兵的人却多半迷失根本和末节，所以有的发动一次战争便成就王霸之业，有的进行一次战争便祸及危亡。国家兴亡的轨迹由什么造成？用兵顺逆的关键在哪里？臣听说，天下即使已经兴盛，喜好战争也一定会灭亡；天下即使已经安定，忘记战争也一定会危险；既不喜好战争又不忘记战争，才是统治天下的正道。祭公说：‘先王彰显德行而不炫耀武力。’老子说：‘兵器是不祥之物，不得已才使用它。’这就是不喜好战争的明确训诫。《左传》说：‘谁能废去军队？军队的设置已经很久了。’周朝平定天下后，停止武事、修治文教，仍然设置司马官，保有六军的兵众，按时训练作战。这又是不忘战争的明确训诫。因此，统治天下的君主，不能废弃军队，也不能滥用武力，关键在于用兵有先后根本，行动有顺逆之分。顺逆的关键，大略有三种，而军队的名义也随之不同。兴利除害、顺应天意民心，不把名声放在首位，合乎义理然后行动，叫作义兵；观察时机、窥伺敌方的衅隙，乘乱取胜、趁亡者受辱，不先制造祸患，敌人来到才应战，叫作应兵；依仗力量而张扬骄横，制造威势、放纵欲望，轻视人的性命，贪图别人的土地，叫作贪兵。用兵贪婪的会灭亡，用兵应变的会强盛，用兵合义的会成就王业。王者之兵，天下没有敌手，所以有征伐之名而没有真正的战斗；强者之兵，先使敌人弱小然后交战，所以百战百胜；将亡者之兵，先自我败坏然后交战，所以无论胜败，都同样归于灭亡。然而历代君臣被军队使用的根本和末节迷惑，听说王者无敌于天下，便想炫耀武力，这就像得到一只兔子便想守着树桩等待兔子再来；看见亡国者自取败亡，便想停止用兵，这就像因为噎了一次就想连食物也废弃。他们竟不知道王者无敌的根本在于合义，亡国者自败的根本在于贪婪，却想把过错归给军队，把功劳归于武力，难道不是迷惑吗？国家兴废的原因、用兵顺逆的关键，明明白白可以看见，只在于陛下加以选择。四十四、裁减军队、节省军费，停止召募以除去虚名 臣看到，自古以来，军队的数量、粮饷的费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多。时论都忧虑军队太多，却不知道军队增多的原因；都想裁减军队，却没有裁减军队的方法。因此，军队解散，军情就怨恨而敌人的野心就会产生；军队聚集，财用就会耗尽而民力就会疲惫。这种情况持续时间已经很久，弊病也很严重。臣认为，裁减军队、节省费用，在于停止召募、去除虚名罢了。臣认为，自从贞元年间兴兵以来，已经二十多年，陛下念及他们的劳苦功效，固然不能解散抛弃；如今幸而时局没有战争，又何必增加兵员呢？臣私下看到，如今招募新兵、占用旧额、张列虚假的簿籍、耗费现有粮饷的情况，天下到处都是。这就是军队增多的原因、费用积累的根本。如今如果去掉虚假的名额而采用实际人数，一天之内，十人就可以减少其中二三人；如果逃亡的不再补充，死亡的不再填补，十年之间，十人又可以减少其中三四人。因此，不解散抛弃军队，军情就不会怨恨；不增加军队，兵数自然会减少；去除虚名而采用实数，名额就不会欺诈，费用也不会浪费。所以臣认为，裁减军队的方法、节省费用的办法，或许就在这里，恭请陛下详细考虑。四十五、恢复府兵、设置屯田，分散兵权、保存戎备、帮助军粮 想要分散兵权、保存军备、补助军粮，关键在于恢复府兵、设置屯田罢了。从前高祖刚接受隋朝禅让，太宗已经平定天下，认为军队不能废弃，农业不能荒废，于是在交通要冲设置军府，利用空闲土地经营屯田。府中有固定官员，田地有固定产业，使军队按时讲习武事，每年劝导农耕；区分上下等级，轮换劳逸次序。所以有警患时就起身成为战士，没有战事时就分散成为农夫，不必等待征发而疆域已有防备，不劳烦运送粮饷而军粮自然充足。这也是古代尉侯制度中兵赋之义。何况如今关畿以内，镇垒彼此相望，都仰赖县官供给，而且对战伐又没有用处。如果让他们回到旧日府兵制度，在废弃田地上兴办生产，建立簿书、颁发粮储，利用现有士卒，以田宅使他们安居；利用现有将领，任命他们担任府官。先在关中恢复，逐渐推行于天下，那么兵权就会逐渐分散，屯聚军队的弊病会日益消除；军备会逐渐修治，训练的益处会日益兴起；军粮会逐渐充足，长途运输的费用会日益节省。一件事情实行，就能建立三种利益，恭请陛下裁定。四十六、选择将帅的方法

译臣听说，君主英明，将帅就贤能；将帅贤能，军队就能取胜。所以只有不能治理军队的将帅，没有不能战胜敌人的军队；只有不能选择将帅的君主，没有不能得到的将帅。因此，君主的功劳表现在选择将帅上，将帅的功劳表现在治理军队上。既然如此，选择将帅的方法，在于根据众人的耳朵来听取意见，根据众人的眼睛来观察，根据众人的好恶来取舍。所以明王选择将帅时，向众人访察，向众人询问：十个人爱戴他，他一定是十个人的将帅；一百个人喜爱他，他一定是一百个人的将帅；一万人信服他，他一定是一万人的将帅。臣认为，在贤愚之间、优劣之间，按照这个办法求取，十人中可以得到八九人。四十七、驾驭功臣的方法 臣听说，明王驾驭功臣，衡量他的功劳，用爵位限制他的地位；审察他的罪过，用法律纠正他。用爵位限制他，所以爵位增加，他就知道荣耀；用法律纠正他，所以法律施行，他就知道恩德。恩惠和荣耀一同施加，敬畏和爱护彼此补济，下面没有二心，上面没有疑虑，这就是明王所以顾念功劳、保全君臣之道的原因。如果不以爵位限制他，无厌足之心就会产生，即使达到人臣最高地位，也不知道荣耀；如果不以法律纠正他，不知忌惮之心就会开启，即使耗尽君主的恩宠，也不知道恩德。既不知恩，又不知荣，敬畏和爱护都不能确立，还希望他们尽心奉上、保全念功之道，恐怕很困难。所以《左传》说：‘报答的人疲倦了，施恩的人却没有满足。’这是因为爵位没有限制、法律没有施行造成的，恭请陛下明察。四十八、驾驭戎狄，征引历代策略陈述当今适宜的办法 问：戎狄的祸患由来已久，防备抵御的方略也很多，所以王恢陈述征讨的谋略，贾谊建立设置屏障、以利诱敌的办法，娄敬提出和亲的计策，晁错制定移民屯边、农战并行的方略。既然古今道路不同，利害和适宜的情况也各不相同，如果想要采纳这些办法，哪一种可用？又问：如今国家北方的胡虏诚心归附，南方夷族请求接受命令，尚未教化的难道只有西戎吗？讨伐它，就会使军队疲惫；放弃它，就会侵扰边境；答应和亲，就会助长贪婪而增加费用；订立盟誓，就会装饰欺诈而不守诚信。如今想要遏制他们的残暴，教化他们的桀骜，使他们到朔漠以北选取人口，使河湟地区恢复旧有土地，请把高明的策略和长远的谋略详尽陈述其始末。臣听说，戎狄是同一气类所生，不能彻底剪除消灭；五方异族也不能完全臣服而像畜生一样蓄养，所以成为侵扰暴虐的祸患已经很久了。防备抵御的谋略也很多，考察它们的主要意旨，大致有四种：至于选择将帅、训练军队、长驱深入的谋略，从王恢开始；建立三表、用五种诱饵诱使他们的办法，从贾谊开始；用厚重财物赠送、以和亲结交的计策，从娄敬开始；迁徙人口充实边境、劝导农耕训练战争的方略，从晁错开始。然而采用王恢的谋略，就会耗尽财力、消耗民力，使百姓疲惫，祸患相连、战争不断，功劳抵偿不了费用，所以汉武帝警醒地颁下哀痛的诏书；采用贾谊的办法，羌胡的耳目心腹虽然会被诱惑而荒废，但华夏的财力、风俗教化也会随之败坏，所以汉文帝知道不可行而没有实行；采用娄敬的计策，就会开启对敌人的宠幸而招致侮辱，耗费厚重财物以求苟安，虽然侵略的祸患暂时平息，但和好约定屡次被违背，所以汉朝四代都被匈奴欺骗；采用晁错的方略，边地百姓有不能安居故土的忧患，不免有攻战劳苦，匈奴也没有得志的机会，同时断绝了它归附的希望，所以汉武帝仍然为广武之战而忧虑。因此，用兵讨伐不如用利饵诱使他们；用利饵诱使他们，不如用亲善和亲；用亲善和亲，不如平时做好防备。这些都是前代已经验证过的事情，可以反复考察。把今天的情况与古代参照，舍弃短处而采取长处，也可以选择施行。然而臣最终认为，这些只是眼前的计谋、浅近的策略，不是帝王长久安定边疆的上策。为什么呢？臣观察前代，如果政事成功、国家富强、德行盛大、百姓安定，那么即使六月间发动北伐之师，也不值得忧虑；如果政事败坏、国家贫弱、德行衰退、百姓困苦，那么即使一时没有南下放牧的战马，也不值得庆幸。为什么呢？国家富强，军队就强盛；军队强盛，号令就严明；百姓安定，人心就牢固；人心牢固，就会思考治理。这样长久下去，天子的守卫就不只在诸侯，也将在四方夷族之中；即使暂时发生事情，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如果国家贫弱，军队就弱小；军队弱小，就没有防备意外的能力；百姓困苦，人心就离散；人心离散，就会思虑作乱。这样长久下去，天子的忧患就不只在边境，或许会出现在宫墙之内；即使暂时没有事情，又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呢？古代的王者，庆幸的是根本而不是末节，忧虑的是这里而不是那里。如今国家内修柔德、外怀远人，近处悦服、远方来归，北方胡虏向慕风化，南方蛮夷前来进贡，尚未教化的，还剩多少呢？臣恭请陛下把他们像犬羊一样蓄养，像蜂蝎一样看待；不要因为兵马强盛、才力充足，便依恃这些而专事战争；也不要因为亭障安静、烽烟消失，便轻视敌情而撤去防备。只需防止他们侵扰奔突，遏止他们残暴杀戮；他们离去就不要追赶，他们到来就不要放纵罢了。然后略去四人的小术，弘扬三王的大道，把政事成功、德行盛大作为目标，把百姓安定、军队强盛作为谋略。因此，德行盛大而声名日益远播，夷族就会服从；服从了就一定会心怀柔顺。军队强盛而按时出动，威势就会建立；威势建立，就一定会震慑远方。这样，就可以不耗费财用、不烦劳军队，只凭订立盟誓就使外族归服，不凭和亲也能使内族归附。如此，四海之内，五年之间，边远荒服地区尚未归服的戎狄，一定会匍匐前来；河陇已经被侵占的土地，大概也能从容收回。上策和远谋，没有超过这些的了。四十九、整备边防并设置将帅 臣下私下看到，如今筹备边防的办法，还没有得到妥善安排。为什么呢？京城的军队，数量相当多；边境城堡，设置得很完备；武器装备，也很精良。凭这些来阻挡侵扰、禁止抢夺，那是可以的；如果犬戎大举到来，长驱直入，臣恐怕将士虽然很多，却没有能够抵抗他们的。如今所以使陛下忧虑的，难道不正是这个吗？之所以会这样，实在是因为镇戍堡垒太多，主将太多。镇戍太多，军队就会分散；军队分散，威势就不能统一，力量也不能互相支援。将领太多，心意就各不相同；心意不同，获胜时就互不相让，失败时也互不救援。突然发生事变，谁肯承担呢？如今如果把它们合并为五军，由一位元帅统领，将领合并，就会同心协力；元帅统一，就会心志一致；仍然让他们各自掌握军队，分守自己的边界，明察功劳和罪过，一定按照功过给予赏罚，然后占据有利地势，扼守要害通道，以逸待劳，以少制多，那么即使是狡猾的敌人，也无计可施。臣又认为，从古到今，只有不能守卫关塞的军队，没有不能守卫的关塞；只有不能防备戎狄的将领，没有不能防备的戎狄。所以说，十人合抱的大树能够支撑千钧重屋，是因为安排得当；五寸宽的关隘能够控制开闭，是因为处在关键位置。恭敬地希望陛下掌握用兵的关键，把持关塞的要害，那么西部边疆的忧患就可以稍稍平息了。

译五十、议论守险：德治与险要兼用。问：《易经》说：“王公设置险要，用来守护自己的国家。”《礼记》说：“在于德，不在于险。”这样说来，使用险要就违背了“在于德”的训诫，舍弃险要又违背了“守护国家”的告诫；这两个道理彼此相反，究竟应当遵从哪一个呢？又问：把山河当作宝物，万人也不能抵挡；把道德当作屏障，四方夷族也会替它守卫。这是为什么呢？苗人依仗洞庭的险要，反而灭亡；汉朝建都于天府之地，利用险要而昌盛，又是什么缘故呢？如今想以兴盛和灭亡为鉴，审慎决定取舍，又该怎么办呢？臣听说《易经》说：“王公设置险要，用来守护自己的国家。”秦国得到百二之险，因而吞并天下；齐国得到十二之险，因而称霸诸侯。依仗险要的说法，大概就是由此兴起的。《史记》说：“在于德，不在于险。”《左传》说：“九州的险要，不会永远属于一个姓氏。”舍弃险要的议论，大概就是由此产生的。臣认为，险要的作用有时应使用，有时应舍弃；一味依仗险要固然错了，完全舍弃它也未必正确。为什么呢？险要带来的利益很大，造成的危害也很大。所以天地闭塞不通时，守住险要就是有利；天地交泰通达时，依靠险要就会造成危害。这就是说，天地有固定的险要，而圣人没有固定不变的使用方法。然而，把道德作为屏障，把仁义作为藩篱，把忠信作为铠甲，把礼法作为盾牌，这是以教化造成险要、以政治守护国家；把城池作为坚固屏障，把兵器铠甲作为防备，把江山作为衣襟腰带，把丘陵作为咽喉要地，这是地势的险要、人的守卫。王者兴起时，必定兼用这两种方法。从前汉高帝除去祸害、兴办利益来安定天下，自认为德行比不上周朝，却胜过秦朝，所以改定洛阳的制度，利用秦朝的险要，建都创业，延续了四百年，这就是能够兼用二者。桀、纣、三苗之类，背靠大河，凭借太行山，守着洞庭湖，却不修德政，坐等覆亡，这就是专门依仗险要。莒子依仗地处偏僻、土地鄙陋，不修筑城郭，在十二天之内丧失了三座都城，这就是懈怠而抛弃险要。由此看来，山河的阻隔、沟壑城墙的坚固，可以利用却不可依仗，可以引以为戒却不可舍弃。以智慧利用险要就会昌盛，以愚昧依仗险要就会灭亡；兴盛和灭亡之间的道理，只有陛下能够鉴察。五十一、议论封建制和郡县制。问：周代实行五等爵制，它的弊病是王室衰微；秦朝废除诸侯国，它的败亡是天下崩坏；汉朝分封子弟，它的过失是侯王僭越作乱。这是为什么呢？制度虽然不同，最终都归于弊病。所以从古到今，议论它们是非的人很多。如今如果建立诸侯、分封开国，恐怕会失去因时制宜的道理；如果设置郡守、让他们专守一城，又担心违背考察古制的原则。考察其中的要旨，究竟应该遵从哪一种呢？又问：封建制度起始于黄帝、唐尧，郡县制度始于秦汉，有的沿袭，有的变革，一直到本朝。如今想让万民成为子女、把天下视为一家，建立不可动摇的功业，流传无穷的美誉，就应当充分鉴戒兴亡，择取长处实行，不论古今，选择善法而施行。侯王与郡守，哪一个应当优先？郡县与封国，哪一个更好？请把完整意见写在策问中，应当加以施行。臣听说，废除封建制已经很久了，关于是非的议论也很多；其中异同的关键，大体归为三类。有人说：“周人制定五等爵制，分封亲族和贤能之人；它的弊病是诸侯擅自发动战争，陪臣掌握国家政权，所以出现诸侯蚕食、土地瓜分的局面，终于衰亡；李斯、周青臣的议论，就是由此兴起的。”又有人说：“秦始皇废除诸侯国，抛弃宗室子弟；它的败亡是万民没有固定的君主，九族都沦为平民，所以像鱼腐烂、土地崩塌一样，终于灭亡；曹ぁ、士衡的议论，就是由此产生的。”又有人说：“汉朝封功臣为侯，封同姓为王；它的过失是爵号过于尊贵，封地过于广大，所以诸侯如鸱鸟张翼般坐大，国家如瓦片般崩解，终于发生大乱；晁错、主父偃的谋略，就是由此施行的。”这样说来，秦朝是惩罚周朝的弊病，却已经以灭亡来替代衰微；汉朝是鉴戒秦朝的灭亡，也矫枉过正了。历代的说法，没有超出这些的。依臣所见，私下认为他们只是知道其中一个方面，却不知道另一个方面。为什么呢？臣听说，王者将要把天下视为一家、把万民视为子女，流传无穷的美誉，建立不可动摇的功业，关键在于掌握治理的权柄，建立防范人的制度，疏导教化的源头，巩固国家的根本罢了。刑罚施行，德政树立，近处的人喜悦，远方的人安定；恩惠和信义从朝廷内部推行出去，仁惠教化流布到外部。这样一来，四方夷族都会成为臣妾，何况天下之内的人呢？即使设置郡守、废除侯王，也没有妨害。如果法制败坏、政治荒废，亲族离散、贤人被弃，君王的恩泽在上面枯竭，人心在下面背叛，那么九族都会成为仇敌，何况天下呢？即使废除郡县、建立封国，又有什么好处？所以臣认为，周朝衰亡，是君上丧失了治国之道、上天厌弃了他的德行，并不是封建制本身的弊病；秦朝覆亡，是群臣百姓受尽毒害、人心离散，并不只是郡县制的过错；汉朝发生祸乱，是宠信而失于教导，封立时没有选择贤能，并不只是诸侯强大的缘故。由此看来，只要巩固根本、疏导源头，即使实行郡县或封国，都可以治理而安定；如果越过防范、丧失权柄，即使是侯王或郡守，也都能够造成混乱和危险。恭敬地希望陛下思虑长远、忧念眼前，鉴戒古代、观察当今，把敦睦亲族放在首位，不把封王当作急务；把优待和劝勉劳逸作为要务，不把建立侯国当作念头；把尊重贤能、宠爱有德作为中心，不把开国分封作为意图；把安抚百姓作为事务，不把废除郡县作为谋划。这样，无穷的美誉和不可动摇的功业，就在这里了。何况国家的制度已经延续近二百年，法制出于一代圣王；治理经历十位圣主，关于变革的议论，不是臣所敢妄加揣测的。五十二、议论井田阡陌：使游惰停止，制止兼并，充实版图。问：夏、商、周三代治理人民时，建立井田制度，区别都鄙的名称。它作为名称和制度，能够知道它的具体内容吗？它所带来的功效和利益，能够听闻其详情吗？又问：自从秦朝破坏井田、汉朝修治阡陌以后，土地兼并大为兴盛，游荡懒惰的人也越来越多。虽然历代沿袭不变，实在担心弊病日深、危害更加严重；如果一旦改制，又恐怕人们失去职业而扰乱百姓。既然彻底废除它很难，恢复它又不方便，那么斟酌其中的办法，怎样才算适中呢？

译臣听说，王者的尊贵产生于人民，王者的富足产生于土地。所以不了解土地的数目，生计就无从确定，财赋也无从公平；不了解人口的数目，劳作和粮食就无从计算，军役也无从均摊。不均不平，那么土地即使广大、人口即使众多，也只是徒有富足的名声，而没有富足的实际。因此先王测量田地的宽广狭窄，划分为一夫一井；衡量人口户数的多寡，分设为邑居。使土地的利益足以养活人民，人的力量足以开垦土地，邑居足以容纳众人，人的力量足以安置家庭；田野没有多余的荒田，可以用来独占利益；邑里没有多余的房屋，可以容纳游荡之人。逃避刑罚、躲避徭役的人，无处可去；败坏产业、迁徙居所的人，无处可住。这样，生计彼此接续，劳力彼此帮助；征收财赋，不必等候征发文书就已经公平；征发军役，不必等候清点人口就已经均衡。然后天子才可以称得上拥有万辆兵车的尊贵、四海的富足。到了三代以后，这种制度崩坏，所以井田废除，游惰之路就被打开；阡陌兴起，兼并之门就被打开，以至贫苦的人没有容身之地，连锥子也无处可立；富强的人则独占笼罩山林、连接田野的利益。所以从秦汉直到本朝，一直因循未改，积久成了弊病。然而臣认为，井田制度废除已经很久，恢复它相当困难，不可以全部实行，暂且应当逐步施行。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商鞅开发秦国的利益，彻底废除井田，所以千年之间，豪奢之家得以乘势谋利；王莽改革汉朝的弊病，仓促恢复井田，所以一时之间，从事农桑的人失去了产业。这正是不可长期废除、也不可仓促恢复的明显验证。因此臣请求斟酌时势，参考古制：大体上，人口稀少、土地广阔的地方，暂且修治阡陌；户口繁多、乡里狭小的地方，则恢复井田，使都鄙逐渐有明确的名称，使每家每夫逐渐有固定的数额。这样，井邑、兵田之地，人口多寡彼此维系；门闾、族党的居处，有无相互保障。彼此维系，兼并者还有什么可取？彼此保障，游惰者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容身？如此，大概就能使人民没有浮荡之心，土地没有遗弃的生产力，财产丰足，赋役平均，市场利益归于农民，生计事业扎根于土地了。五十三、议论肉刑：可以废除，不可施用。问：肉刑由来已久，废除它也很久了，前代贤人的议论却是纷纷不一。如今想要舍弃它而不施行，法制或许违背考察古制的原则；如果举行而恢复使用，又恐怕在道义上失于因时制宜。在取舍之间，哪一种才可取呢？臣以为，汉朝废除肉刑，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在这期间，博闻多识的人士议论它的是非，有很多。主张废除的人说：刻伤皮肤，斩断肢体，君主忍心采用这种刑罚，就违背了仁慈恻隐之心；这就是缇萦所说的，即使想要改过自新，也没有道路可走。主张恢复的人说：任用严酷的法令，使用鞭刑，酷吏凭借它施行，就会产生任意杀戮、滥杀无辜的弊病；这就是班固所说的，以死刑欺罔人民，失去了根本的仁惠。臣认为，议论事情应当考察实际，施用刑罚应当斟酌情理；如果按照实际情况来说，肉刑可以废除，却不可以恢复。为什么呢？肉刑不过是割鼻、断腿、刺面、断足之类罢了，就是《尚书》所说的五种残虐刑罚。从前苗人开始滥用这种刑罚，上天已经降下灾祸；后来秦人又残酷地使用它，天下也因此离心。既然如此，难道会没有滥杀无辜吗？汉文帝开始废除肉刑，刑罚因此清明；我太宗也沿袭而舍弃它，人民因此能够不用刑而不犯法。既然如此，难道会有欺罔人民的情况吗？这就是臣所说的考察实际。臣又听说，圣人施用刑罚，轻重随时势变化，取舍顺应人情，并不一定要违背当今的适宜而恢复古代的制度。何况肉刑废除已经很久，人民都不了解它；如今一旦突然使用，有的筋会被割断，有的骨会被折断，有的脸会被损伤，那么看见的人一定会痛心，听见的人一定会惊骇，这也不是圣人顺应时势变化、合乎人情的意思。考察实际既然如此，斟酌人情又是这样，是否可行的验证难道还不明白吗？《左传》说：“君子治理政事，重在因循旧制而慎重改作。”又说：“利益没有达到百倍，就不要变法。”臣认为，恢复肉刑有害无利，难道可以变法改制吗？五十四、刑、礼、道轮流发挥作用。问：圣王达到治理的境界，用刑罚纠正人的恶行，所以人知道有所劝勉、有所畏惧；用礼制引导人的情感，所以人知道羞耻并归于正道；用道义率领人的本性，所以人返回淳朴和谐。三者的作用都不可废弃。究竟是应当偏重其中一项来使用，还是应当同时建立、共同使用？是否应当依照时宜而有先后次序？在成就功效方面，三者是否有优劣差别？既然如此，考察当今所宜，斟酌当今所急，如果想要达到治理的境界，三者应当先用哪一个？臣听说，人的性情是君主的土地；它荒芜了，就用刑罚耕治；它开辟了，就用礼来播种；它生长了，就用道来收获。所以刑罚施行以后礼制才能建立，礼制建立以后道义才能产生。开始时是失去道义而后建立礼，中间是失去礼而后施用刑，最后是修治刑罚以恢复礼，修治礼以恢复道。因此说，刑罚是礼的门，礼是道的根；懂得这扇门，守住这个根，王者的教化就完成了。王者教化有这三种方法，就像天空有日月两曜、年岁有春夏秋冬四时一样；废弃一种不可以，同时并用也不可以，关键只在于施行有次序、安排有条理。为什么呢？刑罚可以禁止人的恶行，却不能防止人的情欲；礼可以防止人的情欲，却不能率领人的本性；道可以率领人的本性，却又不能禁止人的恶行。三者内外循环，交替发挥作用。所以王者观察治理或混乱的深浅，顺应刑与礼的先后：当惩罚恶行、抑制淫欲，使人知道劝勉和畏惧时，没有什么比刑罚更优先；当铲除邪恶、堵塞欲望，使人知道羞耻、归于正道时，没有什么比礼更重要；当使人恢复和谐、返回淳朴，使人归于敦厚时，没有什么比道更伟大。因此，衰败混乱的时代，就放松礼而加强刑；天下平定时，就减少刑而弘扬礼；清明安静的时代，就简省礼而任用道。这也像严寒的时节要疏远水而靠近火，暑热的时节要远离火而亲近水。顺应时令的人，能够恰当地使用水火；通达时势变化的人，能够得到刑礼的适宜。使用得当，通晓其宜，天下的治理就完备了，王者的教化就成功了。如果想比较它们的长短，推究它们的始终，顺应变化而区别先后，完备地发挥作用而分辨优劣，分开来说，三者的作用各不相同；合起来治理，却有同样的功效。关键在于施行有次序，安排有条理，使用得当，通达其理罢了。如今华夷界限分明，内外没有忧患，人民希望休息和睦，风俗已经平和安泰，这正是国家减少刑罚、崇尚礼乐的时候。因此，文治容易形成，道德容易教化，是因为遇到了合适的时机。现在正是这个时机，恭敬地希望陛下珍惜它，不要错过。策林四。

译五十五、停止诉讼、搁置刑罚，在于使人民富足并施以教化。问：周成王、周康王统治天下时，监狱空虚；汉文帝、汉景帝继承帝位时，刑罚几乎不用；太宗教化臣民，人民也不犯法。成就这些功业的效果究竟在哪里？桀、纣在位时，家家户户都可以诛罚；秦氏做君主时，穿着赭衣的囚徒充满道路。造成这些弊病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如今想要以桀、纣、秦氏的弊病为鉴，继承周、汉、太宗的功业，使人民知耻而归正，刑罚搁置不用。请详细说明事情的本末，写在篇章中。臣听说仲尼的教导是：人口已经众多，然后使他们富足；已经富足，然后教化他们。管子也说：“粮仓充实了，人们才知道礼节；衣食充足了，人们才知道荣辱。”这样看来，粮食充足、财产丰盛以后，礼教才有兴起的基础；礼制施行、教化建立以后，刑罚才有搁置的可能。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臣请用往事来说明。当周成王、周康王时期，天下富足长寿，人民知道羞耻、归于正道，所以监狱空虚了四十多年；汉文帝、汉景帝时期，节省费用、劝勉农耕，天下富实，人人自爱而不触犯刑法，所以每年审决的案件，仅仅达到四百件；到了我太宗朝，勤俭教化人民，人民因此富足，加上德政教化，终于达到太平，所以一年判处刑罚的，不满三十人。虽然这些也是明圣慎用刑罚、贤良审理案件所造成的，但同样是由于天下人民生活优厚、品行端正而过错少。当桀、纣时期，暴虐征税、横征暴敛，百姓穷困，有怨恨而无羞耻，奸邪盗贼一同兴起，所以那时家家都可能被杀；到了秦朝，沉重的赋税耗尽人民财产，遥远的徭役耗尽人民力量，力量耗尽、财产枯竭，人民全都成为盗贼，群盗遍布山野，穿赭衣的囚徒堵塞道路，所以每年判罪的人数多达十万。虽然这是暴君滥施刑罚、奸吏玩弄法令所造成的，但也是因为天下人民贫困，因而滋生奸邪、犯罪很多。由此看来，刑罚的繁多或简省，取决于罪犯的多少；教化的废止或兴盛，取决于人民的贫困或富足。圣王不担心刑罚繁多，而担心罪犯众多；不担心教化废止，而担心人民贫困。所以人民如果富足，教化自然就会兴盛；罪行如果减少，刑罚自然就会简省。因此，财产分配不均，贫富互相兼并，即使以尧舜为君主，也不能平息争忿、减少刑狱；衣食不能充足，寒冷饥饿一同到来，即使以皋陶担任司法官，也不能制止奸邪、消除盗贼。如果在根本上失误，却到末节上寻求解决，即使圣贤同时出现，臣私下认为也很困难。至于考察畜养案件，审定刑罚轻重，在法令条文中确定加刑或减刑，通过察看脸色来辨别真情和假情，这些是主管官吏公平判刑的要领，并不是王者施刑的仁德。至于竭尽敬慎审理案件的原则，倾尽哀怜体恤的诚意，使活着的人不怨恨，死去的人不抱恨，这才是王者施刑的方法，却还不是圣人搁置刑罚的道路。如果一定要使表面的影子端正，就应当使投影的本体端正；要使水流澄清，就应当从源头治理。这就在于使人民富足，崇尚教化；开通廉耻之路，堵塞冤屈滥刑之门，使人民内心乐于生活，对外畏惧犯罪，那么人们一定会自行反省过错，刑罚自然可以搁置。这就是所谓使众人的心具有羞耻，建立宏大的制度而不靠严刑；古代画定衣冠、区别章服，人民便不犯法，正是因为这种道路一向实行。五十六、论刑法的弊病：提高法科地位，选用法吏。问：如今的法令，和贞观年间的法令相同；如今的官吏，和贞观年间的官吏相同。为什么过去能够达到太平，而如今却没有达到治理？事情相同而效果不同，原因是什么呢？是刑法不适合时势，还是官吏没有选用合适的人呢？臣认为，如今的刑法就是太宗时的刑法，如今的天下就是太宗时的天下，为什么同样的刑法用在过去，风俗就安宁统一；施行在今天，人民却没有得到休息和谐？臣认为，不是刑法不适合时势，而是官吏不遵循法令。这是因为朝廷轻视法科，鄙视法吏，所以应试法科、补任法吏的人，大多不是君子，而多是小人。刑法由君子施行，就会诚信而简易；简易，人民就安定。小人学习刑法，就会使诈伪日益显露；诈伪显露，风俗就会败坏。这就是刑法只有一套、使用却有两样，法令相同而治理效果不同的原因。何况律令在架阁中积满尘垢虫蛀，制敕堆满案几，官吏不能全部阅览，法令也没有固定的科条。如今条文中关于轻重的规定，全都要向法直询问，这等于把国家生杀予夺的权柄，假手给小人。小人的私心，什么不能忍心做出？于是有贪污财货的，有偏袒亲爱的，有陷害仇人的，有畏惧权豪的，有欺凌卑贱弱小的。因此刑罚的加重减轻，随着他们的喜怒；罪名的出入比附，取决于他们的爱憎。官吏不了解其中缘由，人民也不知道应当避开什么。如果这样，即使有贞观年间的法令，假如没有贞观年间那样的官吏，想要使刑罚惩治罪恶，恐怕很困难吧？陛下如果确实想要申明旧有法章，彻底革除过去的弊病，关键就在于提高法科的地位，尊重法吏罢了。臣谨按汉代制度，以四科征召士人，其中第三科说：“明白熟习律令，足以决断疑难，能够依照法令审查复问，文书合乎御史要求的，征召来任用。”恭敬地希望陛下把法学列为上等科目，那么应试的人一定是俊杰；提升法直为清要官列，那么任用的人一定是贤良。然后考察他们的才能，奖励他们的善行；明察而守法的人，提拔为御史；谨慎审理而能体察情理的人，升任法官。这样，仁慈宽恕的诚意、公正廉洁的气概，就不会散失在文书简牍之间；苛刻的心肠、舞文弄法的弊病，也不会产生于刀笔之下。这与那些愚昧奸诈、偷偷玩弄法令的小吏相比，功效相差万倍。臣又听说，管仲夺取伯氏的封邑，伯氏死后也没有怨言；季羔砍断守门人的脚，后来守门人逃亡又被赦免；诸葛孔明贬黜廖立的官位，廖立死时还为他流泪。这三个人，可以说是善于使用刑罚了。臣私下思考，哪一代没有这样的人呢？关键只在于访求并任用他们，考察并奖励他们罢了。恭敬地希望陛下再三察看。五十七、使人民敬畏、爱戴、喜悦、服从：治理大罪，赦免小过。问：政令不能过于宽松，宽松人民就会轻慢；刑罚不能过于急迫，急迫人民就会受到残害。所以如果过于宽疏，就会有漏网之鱼而形成弊病；如果过于苛察，就会追究到极细微处而造成灾祸。将要使宽严适宜，疏密合乎制度，上面施行使人敬畏又爱戴的办法，下面具有喜悦又服从的心情，那么刑政之中怎样才算适当呢？

译臣听说，圣人在上，使天下人敬畏他、爱戴他、喜悦他、服从他，是因为治理大罪而赦免小过。《尚书》说：“过错即使很大也要宽宥。”何况小过呢？“故意犯罪即使很小也要惩罚。”何况大罪呢？所以宽宥小过是仁，仁以包容人民，天下人的心就会爱戴而喜悦他；惩罚大罪是义，义以纠正人民，天下人的心就会敬畏而服从他。臣私下看到国家施用法令，似乎与此不同。为什么呢？严密考察的政令，对朝廷官员急迫，对外任官员宽松；惩戒的刑罚，加在小吏身上，却放纵长吏。于是权力轻、过错小的人，反而有时被绳之以法；身负重权、罪行重的人，反而有时被舍弃不问。臣又思考，恐怕这不是先王宽宥过错、惩治故意犯罪的办法。这样说来，养鱼的譬喻，难道不就是指鱼吗？在泉水中的小鱼，察看得太细反而不吉；能够吞舟的大鱼，漏掉它却不可以。刑罚烦琐，就像水浑浊；水浑浊，鱼就会浮游喘息。政令宽松，就像堤防决口；堤防决口，鱼就会逃走。因此善于治理的人，提举纲领，疏理罗网；纲领提起，捕捉到的就是大鱼；罗网疏开，漏掉的只是小鱼。恭敬地希望陛下在长吏那里提举纲领，在朝官那里疏理罗网，舍弃小过以显示仁德，治理大罪以彰明正义，那么使人敬畏、爱戴、喜悦、服从的教化，就会在天下悄然显现并日益彰明。五十八、除去盗贼：举用有德之人，选拔有能之士，使人民安定产业、生活富足。臣听说，圣王除去盗贼，有两种办法：开始时举用有德之人，选拔有才能的人，使教化大为推行，喜好奸邪的人离去；其次又使人民安定产业、生活富足，使廉耻大为兴盛，贪婪暴虐的人平息。所以舜举用皋陶，不仁的人就远去；晋国任用士会，盗贼逃到秦国，这是举用有德、选拔有能的效果。周成王、周康王使风俗富足，礼让兴盛施行；汉文帝、汉景帝使人民富足，盗贼屏息，这是安定产业、厚养民生的验证。由此看来，风俗的贪婪或廉洁，盗贼的有无，取决于人民的劳苦或安逸、官吏的贤能或无能。如今禁令虽然严厉，击鼓报案的声音却没有平静；▯襄攵者不时在道路上听闻，穿墙入户的盗贼有时还在乡里被放纵。莫非陛下的人民中，有很多困穷、受冻挨饿的人吗？莫非陛下的官吏中，有不遵循善政、不能明察的人吗？恭敬地希望陛下大力推行爱护人民的诚意，广泛申明崇尚善行的旨意，使人民的产业丰厚，让风俗知道羞耻、归于正道；举用贤德之人，使国家没有侥幸得位的人。这样廉洁谦让的风气自然盛行，奸邪滥行的现象日益平息，就会很少听见重重门户下巡夜击柝的声音，外户也差不多可以看见不加锁闭的情形了。五十九、议论赦免。臣谨按《尚书》说：“遇到灾害过失就大赦。”《易经》又说：“雷雨兴起，形成解卦，君子因此赦免过错、宽宥罪犯。”这样看来，赦免不可废弃，是确定无疑的。《管子》说：“赦免，是给奔马放下缰绳；不赦免，是给毒疮加上砭石。”又有谚语说：“一年两次赦免，妇女儿童都要噤声不语。”这样看来，赦免又不可屡次实行，也很明白了。那么赦免的使用，使用必有时机；屡次赦免固然失当，完全废弃也未必正确。为什么呢？赦免带来的恩德很大，造成的祸害也很严重。大体说来，王者登基改元之初，实行一次赦免，就是恩德；平常治理天下的时候，屡次赦免，就是祸害。因此登基而不赦免，布置新政的意义就缺少了，好生之德也废弃了；平常屡次赦免，宽纵奸人的道路就被打开，招致祸乱的门户也被打开。由此看来，赦免可以疏缓实行，却不可屡次实行；可以慎重使用，却不可废弃。取舍的关键，大概就在这里吧？六十、纠正学习者的偏失：《礼》《乐》《诗》《书》。问：学习是教化的根本、治理的基础。国家设置学校来尊崇儒术，推广礼乐来敦厚国风；师长严肃而有尊严，文物制度灿然完备。为什么学《诗》《书》的人拘泥于文字而不能通晓其中旨意，学习礼乐的人停滞于礼数而不能通达其中情理，所以安定君上的礼制还没有实行，教化人民的学术将要衰落。如今想使工祝懂得先王之道，使学生探究圣人的心意，使《诗》《书》不流于愚昧妄诞，礼乐不受拘泥于繁简增减的弊病；把这些积累起来成为言语行为，传播出去成为风俗教化，应当怎样做、怎样施行，才能达到这种境界？臣听说，教化人民、发动大众，以学习为先；安定君上、尊崇君主，以礼为本。所以古代的王者，没有不以学习为先、以礼为本，却能够建立国家、统治人民、治理天地的。国家删定六经的义理，裁成五礼的文辞，这是给学习者以先导，也是给人民的巨大恩惠。因此命太常掌管礼乐，建立太学教授《诗》《书》，是想使四种学术一同兴起施行，使万民相互跟随而受到教化。然而臣观察现在的情况，太学生徒诵读《诗》《书》的文字，却不知道《诗》《书》的旨意；太常的工祝执掌礼乐的器物，却不懂礼乐的情理。丢失了旨意，创立忠诚、兴起孝道的意义就不彰明；失去了情理，协调恭敬、共同仁爱的诚意就不显著。这就是所谓舍弃根本而追逐末节，抛弃精要而喜好粗浅。以至陛下谈到学习时有将要衰落的忧虑，回顾礼制时有尚未施行的感叹，原因是官员失掉本职，教师不是合适的人，所以只有修习的名声，没有训导的实效。恭敬地希望陛下考察官员和教师是否有才能，辨别教学的是非，使讲授《诗》的人以六义、风、赋为宗旨，不专注于鸟兽草木的名称；使读《书》的人以五代的典诰、谋谟为旨意，不专注于章句训诂的文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学习礼的人，以君臣上下、长幼尊卑为节度，不专注于俎豆礼器的数目、裼袭服饰的仪容；学习乐的人，以中和、友爱、孝顺为德行，不专注于节奏的变化、舞位行列的法度。这样，《诗》《书》就没有愚昧妄诞的过失，礼乐也没有繁简失当的差错。积累学习而确立品行的人，才提升到朝廷任用；学习礼乐而成就事务的人，才用于宗庙祭祀。因此，温柔敦厚的教化、疏通知远的训导，就会从内心畅达而表现在外；庄重恭敬、威严肃穆的仪态，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心意，就会在上位施行而流传到下位。这样，看见它的人没有不承受顺从的，听见它的人没有不遵循的；它掌握人情，出于治理之道，想让人民不受教化、君上不得安定，难道可能吗？

译六十一、黜退诸子之书。臣听说仲尼去世，精微的言论就断绝了；七十弟子亡故，大道的意义就发生了偏差。大义偏差，小道小说就兴起；精微言论断绝，异端就产生。于是分歧越来越多、流派彼此区别，诸子百家的书籍便兴起了。然而六家的异同，司马迁已经论述得很完备；九流的得失，班固已经叙述得很详细；其中的是非取舍，清楚可知。如今陛下将要抑制诸子各走不同道路的现象，遵循圣人的根本道路，那么不如弘扬四术的正义，尊崇九经的格言。因此，正义彰明，六家的异说不用排除就会自行退去；格言完备呈现，九流的偏说不用禁止就会自行隐藏。这样一来，六家九流尚且会隐退，何况诸子百家不同的文字、诡异的制度，难道不会藏匿而消散吗？这就是所谓排斥小说而扶持大义，斥退异端而阐明精微言论，是辨明疑惑、指向正道、教化人民、形成风俗的关键。恭敬地希望陛下一定施行。六十二、议论礼乐。问：礼乐一同使用，意义在哪里？礼乐共同治理天下，效果从什么地方可以验证？礼制崩坏，应当用什么办法挽救？乐制败坏，应当用什么方法补救？臣听说，整治人伦、安定国家，没有比礼更优先的；调和人与神、改变风俗，没有比乐更重要的。二者用来配合天地、参合阴阳，废弃任何一个都不可以。为什么呢？礼使人各有区别，却不能使人和谐；乐使人归于和谐，却不能使人各有区别。一定要用礼来补助乐，用乐来补助礼，然后才能和谐而没有怨恨，有区别而不发生争斗。因此先王一同建立、共同使用它们，所以治理天下如同用手指指点掌中之物。《礼志》说：“六经的道理最终相同，而礼乐的作用最为急切。”所以前代有因乱而亡的，是因为不能懂得这个道理；有已经懂得却仍然危败的，是因为不能实行；有已经实行却不能达到治理境界的，是因为不能通达其中的情理；能够通达其中情理的，大概只有宗周吧？周朝拥有天下时，修明礼制、通达乐理用了七年；刑罚搁置不用达四十年；背负衣襟、垂衣拱手而治达三百年；龟鼎没有迁移达八百年，这可以说是通达了礼乐的情理、达到极致了。所以孔子说：“我遵从周朝。”那么继承周朝的，大概只有皇家吧？臣听说，礼制减损就会消销，消销就会崩坏；乐制过盛就会放纵，放纵就会败坏。所以先王遇到礼制减损就加以增进，遇到乐制过盛就加以反正，补救不足、疏泄过度，因此能够端正人道，返还人的本性，振发最高道德的光辉。国家承受齐、梁、陈、隋的弊病，遗留下来的风气还没有消除，所以礼制逐渐失于过度简略，乐制逐渐失于奢侈。恭敬地希望陛下考虑礼制减损消销的问题，就命令掌管礼制的人大力彰明唐礼；防止乐制过度放纵，就诏令掌管音乐的人稍稍抑制郑声。这样，礼制完备而不偏颇，音乐和谐而不流荡。继承周朝的道路，大概就在这里吧？六十三、礼乐的沿袭与变革。问：礼乐的作用，历代君王都共同采用。然而历代以来，有的沿袭它而得到治理，有的变革它而陷入混乱；有的减损它而兴盛，有的增益它而灭亡。为什么制定礼乐的迹象相同，而得失的效果却不同呢？如今大的制度虽然已经建立，最高的治理尚未达到，难道是沿袭、变革、减损、增益还没有合乎时宜，或者文物制度、声名教化有违古制吗？我想探究盛大礼制的旨意，审察至高乐理的情理；不和谐的就改弦更张，可以继承的就守持而不失。请详细陈述其中的要领，应当加以施行。臣听议论者说：“礼没有比三王时代更完备的，乐没有比五帝时代更盛大的；不是殷周的礼制，就不足以治理天下；不是尧舜的音乐，就不足以使神人和谐。因此，总章、辟雍、冠服、簠簋等制度，只要有一项不完备于古代，礼就不能施行；干戚、羽旄、屈伸俯仰的尺度，只要有一项不依古制修整，乐就不能和谐。”古今的议论，大体都是这样。臣私下认为，这种说法失去了根本，只得到了末节，不是通达的儒者所应有的见识。为什么呢？礼乐不是从天降下的，也不是从地生出的，而是先王斟酌人情、制定为普遍原则的。只要能够端正人伦、安定国家，就是掌握了制定礼制的本意；只要能够调和人心、敦厚风俗，就是掌握了制作音乐的本情。善于沿袭礼制的人，沿袭的是它的意义，而不是它的名称；善于变革乐制的人，改变的是它的礼数，而不是它的情理。因此掌握了它的意义，五帝三王虽然互不沿袭，却都能达到治理；失去了它的情理，王莽琐碎地学习古制，只会恰好造成混乱。所以说，实行礼乐的情理就能成就王业，实行礼乐的外饰就会导致灭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况且礼以人的形体仪态为根本，乐以声音为根本；文物名数是用来装饰形体的，器物法度、节拍声律是用来修饰声音的，这是圣人的治理原则。礼达到极致，就没有固定的形体；乐达到极致，就没有具体的声音。这样说来，如果达到治理的根本道理，声音和形体尚且可以舍弃，何况文饰和外表呢？那么本末取舍的适宜，就可以清楚辨别了。如今陛下凭借最高的天资，守持烈祖的制度，即使不作减损增益，也足以达到治理；但如果确实有沿袭和变革，希望陛下审察本末而加以制定。礼，以安定君上、治理人民为本体，以区别疑惑、防止欲望为作用，以玉帛俎豆为礼数，以周旋、裼袭为仪容。礼数和仪容可以有所减损增益；本体和作用，片刻也不能丧失。乐，以平易正直、慈爱诚信为内心，以中和、孝友为德行，以律度铿锵为外饰，以舞位行列的舒缓急促为文采。外饰和文采可以有所减损增益；内心和德行，片刻也不能丧失。这样，礼得到它的根本，乐通达它的情理，即使沿袭、变革、减损、增益各不相同，也都归于治理。六十四、恢复古乐：古代乐器和古代乐曲。问：当时议论的人有的说：“音乐随着声音和乐器而变化，音调随着曲调而改变。如果废弃今世的乐器，使用古代乐器，哀伤淫靡的声音就会止息；如果舍弃今世的曲调，演奏古代曲调，端正纯正的古乐就会兴起。”这种说法如此，您认为怎么样？

译臣听说，音乐根本在于声音，声音发于感情，感情又与政治相联系。政治和谐，感情就和谐；感情和谐，声音就和谐，于是安宁快乐的音乐便由此产生。政治失当，感情就失常；感情失常，声音就失调，于是哀伤放纵的音乐便由此产生。这就是所说的声音之道与政治相通。臣私下看到当时的议论，却认为并不是这样。为什么呢？乐器是用来发声的，声音的邪正，并不取决于乐器的新旧；曲调是用来标志音乐的，音乐的哀乐，也不取决于曲调的新旧。怎么考察这一点呢？如果君主政治骄纵荒怠，人心动荡而怨恨，那么即使舍弃今世乐器而使用古代乐器，哀伤放纵的声音也不会消失；如果君主政治善良美好，人心和谐平静，那么即使演奏今世曲调、废弃古代曲调，安宁快乐的音乐也不会流行。因此，在和平的时代，即使听到《桑间》《濮上》的音乐，人心也不会放纵，也不会悲伤；在乱亡的时代，即使听到咸【字形有误】、《韶》《武》的音乐，人心也不会和谐，也不会快乐。所以臣认为，要消除郑、卫之声，恢复正始之音，关键在于使政治良善、使人情和谐，不在于更换乐器、改变曲调。因此说，音乐不能靠伪饰，只有明圣之人才能审察并创作它。臣又听说，如果君主政治和谐平正，人心安定快乐，那么即使拿着草束做的鼓槌敲击田间土块，听到的人也一定会融融和和、舒畅欢快；如果君主政治骄纵荒怠，人心困苦怨恨，那么即使撞击大钟、敲打大鼓，听到的人也只会感到凄惨忧戚。所以臣认为，使神人和谐、使风俗调和，关键在于使政治良善、使人心欢悦，不在于改变音调、穷极声律。六十五、议论祭祀 问：圣王设置郊祀、宗庙并重视祭祀，是要尽展诚敬来侍奉鬼神吗？还是想借此补助教化、使百姓得利吗？又问：近来对鬼神的敬意有所丧失，祭祀流于过度；禳祷中有僭越、滥行和谄媚的风气，春秋祭祀也失去了疏密、频次和丰俭的节度。如今想使风俗不举行过度的祭祀，各家不亵渎神灵，物资减少浪费而使民生富厚，人人守义而不迷惑，应当怎样做、制定什么措施，才可以挽救这种情况？臣听说，祭祀的意义大致有三种：祭祀天地，是向人们表明报答根本；祭祀圣贤，是教导人们尊崇德行；祭祀祖先，是教导人们追念孝道。这三件事推行于天下，万人就会顺服，百神就会和谐，这就是先王重视祭祀的原因。臣再考察这件事，难道仅仅如此而已吗？先王是因侍奉神灵而设置教化，因崇重祭祀而使百姓得利，使人竭尽诚意，使物品尽显美好；物品的美好献给鬼神，利益却归于百姓。因此，增加牲畜的饲养，牛羊就不能不繁殖；丰富黍稷的种植，仓廪就不能不充实；精美祭祀的服饰，布帛就不能不精良。不蓄养牲畜的人就没有祭牲，不耕田的人就没有祭品，于是游惰者不能不受到惩戒，勤于农业根本的人不能不受到勉励。这四件事推行于天下，虽然说是在侍奉鬼神，其实是在使民生富厚。所以说：‘礼施行于祭祀，天下各种货物就能充分发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而，物力有余，就会产生奢侈淫靡的弊病；祭祀没有节制，就会滋生谄媚亵渎的苗头。先王又防备这种情况，所以宗庙有一定数目，丰俭有一定标准，疏密有一定时节。不合乎标准的，鬼神不会享用，礼制也不容许；不属于应祭对象的，神灵不会享用，也不能免除刑罚。这两点推行于天下，人与神就不会互相亵渎，也不会互相伤害。近代以来，渐渐违背祭祀典制，有的礼物失于奢侈或俭薄，有的巫祝、史官借祭祀而行淫昏之事；追念远祖的人不明白应当遵从生者礼制的原则，祈求福佑的人又有媚神的祭祀。这些弊病虽还没有严重到极点，也应该加以禁止。希望陛下建立人们应当遵守的防范，申明国家典制；对不合礼制的春秋祭祀，以礼来示范；对祭祀非当祭鬼神的禳祷，以刑法加以纠正。所谓保存正道、压制邪道，就是使人不迷惑；彰明诚意、谨慎使用祭品，就是使百姓生活富厚。这也是整齐风俗、调和人与神关系的重大原则，愿陛下详察。六十六、禁止厚葬 臣认为，本朝参酌古今礼仪，制定丧葬制度，尊卑、丰俭各有等级，已经明白而有条理。但如今这些制度长期郁滞而不能在天下实行，以至于送终之礼大大失去适中，贵贱之人都不明白丧葬应当遵循死者礼制的原则，奢俭也违背了根据家产办理丧事的道理。况且陪葬过多一定会使死者蒙受羞辱，厚葬耗费过大又会损害活人；人们习惯于此而不知道它是错误的，逐渐形成风俗，这正是败坏礼法、损伤财力的一种表现。陛下如果确实想革除弊病、压制过度，就应该振兴并推行国家法令，申明丧葬制度；奢侈不合宜的，用礼制加以整齐；凌越僭越、不合制度的，用威严加以督责。因此，威势在下层推行，毁坏法令、冒犯尊贵的风气就会改变；礼制合乎中正，破产伤生的习俗就会革除。改变风气、革除陋俗，难道就在于此吗？六十七、议论佛教及僧尼 问：汉、魏以来，佛教逐渐兴盛，有人说它足以耗损、蛀蚀国家风俗，又有人说它足以辅助王道教化。如今想禁止而不采用它，恐怕违背诱导善行、崇尚福德的方法；如果允许它大为流行，又担心形成异类制度、特殊风俗的弊病。它辅助教化的功效确实明显，但损害民生的耗费也很深重，利弊相比较，应当取其长远的方面。臣听说，上古的教化，大道只有一个；中古的教化，精微的义理没有两种。上面以一种德行率领下面，下面响应上面而没有二心，所以儒、墨等六家没有在五帝时代流行，道、释二教也没有达到三王时代。到了德行逐渐衰落、道术又从上面失误的时候，源流分离、派别纷出，淳朴离散、器用分裂，于是儒、道、佛三种教说鼎立于天下。到了近代，佛教尤其盛行。臣私下考察它的教义，大体以禅定为根本，以慈悲忍耐为根本，以报应为枝条，以斋戒为叶子。这样做，也可以诱导扶助人心，辅助王道教化。然而臣认为它不可采用，是有原因的。臣听说，天子奉行上天的教令，百姓奉行天子的教令；命令统一就能治理，命令分歧就会混乱。如果再参杂外来的教说，二三其意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何况国家用武力平定祸乱，用文德治理华夏，掌握这两种权柄，已经足以治理人民；却又让区区西方教法同天子抗衡，臣恐怕这会违背古代先王唯一无二的教化。既然王道教化已经具备根本、枝叶，何必让人舍弃这一套去取另一套？如果想用禅定恢复人的本性，先王有恭敬静默、无为而治的道理；如果想用慈悲忍耐增厚人的德行，先王有忠恕、恻隐的教训；

译如果想用报应来禁止人的邪僻，先王有惩恶劝善的刑法；如果想用斋戒来抑制人的淫欲，先王有防止欲望、约束邪恶的礼制。即使把这些道理推到极致，最终也会归于相同；它们有时也能辅助王道教化，但名称不同，便会形成不同的风俗，足以使人心产生二心。所以臣认为不可采用，原因就在这里。何况僧徒逐月增加，佛寺一天天兴盛，使民力劳用于土木工程，使民财耗费于金宝装饰，又使人把君亲的地位转移到师长之间，使夫妇关系荒废于戒律之中。古人说：‘一个男子不耕田，就会有人因此挨饿；一个女子不织布，就会有人因此受寒。’如今天下僧尼多得数不清，全都靠农民供养、靠蚕桑供衣。臣私下思量，晋、宋、齐、梁以来天下凋敝，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希望陛下明察。六十八、议论文章、碑碣、词赋 问：国家用文明教化天下，以文学奖励众多士人，二百多年间，文章十分兴盛。然而各种著述久而久之便产生弊病，记事的文章很少能听到直笔，褒美的文字却常常只是虚饰之辞。如今想去除虚伪、压制浮艳，铲除芜杂、刮去污秽，摒弃枝叶上的浮华，返回根本的真实，引导并挽救这种弊病，方法在哪里？臣谨按《易经》说：‘观察人文，就能教化成就天下。’《礼记》说：‘文王用文德治理。’可见文章的作用多么重大啊！自夏、商、周三代以来，这种文章之道没有振兴，所以上天把将要丧失的弊病交给了我们国家。国家用文德响应上天，用文教治理人民，用文行选拔贤才，用文学录取士人，二百多年，文章灿烂，因此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大都把心思放在文章上。然而臣听说，大成就不能没有小弊病，大美好不能没有瑕疵。因此如今执笔写作的人，有草率下笔的，有文采斐然而成篇的；所以歌咏、诗赋、碑碣、赞诔等体制，往往有虚假的赞美，也有使人惭愧的辞句。如果流行当时，就会歪曲善恶、迷惑当代；如果流传后世，就会混淆真伪、使后人疑惑。臣私下思考，这实在不是先王以文章治理、教化成就天下的教诲。况且古代写文章的人，上可以维系王道教化、联系国家风俗，下可以保存明显的鉴戒、通达讽谏劝喻，所以惩戒、劝善、辨别善恶的权柄，掌握在文士褒贬之间；弥补并考察政治得失的端绪，体现于诗人的赞美和讽刺之间。如今褒贬之文没有核实事实，惩戒劝善的道理就缺失了；赞美讽刺的诗不考察政治，弥补察知的意义就废弃了。即使雕琢篇章、镂刻字句，又有什么用呢？臣又听说，稂莠、秕稗生长在谷物中，反而会危害谷物；淫靡的言辞、华丽的辞藻生长在文章中，反而会伤害文章。因此农夫锄去稂莠、簸去秕稗，是为了养护谷物；君王删削淫辞、削去丽藻，是为了养护文章。希望陛下诏令主管文章的机构，说明养护文章的旨意：辞赋只要合乎鉴戒讽谕，即使质朴、粗野，也要选取并奖励；碑文、诔文有虚假赞美和令人惭愧的辞句，即使华美艳丽，也要禁止并断绝。这样一来，写文章的人一定会崇尚质朴、抑制淫靡，彰明真实、去除虚伪，小小的弊病就会荡然无余。这样还担心皇家文章不能同三代文章具有同样的风气吗？六十九、采集诗歌，以补察时政 问：圣人治理得当，在于斟酌众人的言论、考察众人的情感，然后施行政令，政治就会顺利，教化就会推行。然而一个人的耳朵，怎么能听遍天下的言论？一个人的心，怎么能完全知道天下人的情感？如今想设置采诗之官，开启讽刺的道路，考察政治的得失，沟通上下的情意，诸位大夫认为怎么样？臣听说，圣王斟酌众人的言论、弥补自己的过失，是为了建立治理的根本、疏导教化的源头，关键在于选派观察民风的使者，设置采诗之官，使歌咏的声音、讽刺的兴起，每日从下层采集，每年向上呈献。这就是所谓说话的人没有罪，听到的人足以自我警戒。大凡人受到事情触动，就一定先激发感情，然后发出叹息，形成吟咏，最后表现为歌诗。所以听到《蓼萧》一篇，就知道恩泽遍及四海；听到《禾黍》的歌咏，就知道时令和顺、年成丰收；听到《北风》一诗，就知道威势暴虐已经伤及人民；听到《硕鼠》的讽刺，就知道对百姓征收过重；听到‘宽大的衣袖、高高的发髻’的歌谣，就知道风俗奢侈放荡；听到‘谁是收获的人？是妇女和婆婆’的话，就知道征役使农业荒废。因此，国家风俗的盛衰由此可以看见，王政的得失由此可以听到，人情的哀乐由此可以知道。然后君臣亲自阅览、斟酌：政治废弛的加以修治，有缺失的加以补正；使忧愁的人得到快乐，使劳苦的人得到安逸。所谓善于防治河流的人，开决河道使水得到疏导；善于治理人民的人，宣通言路使人民能够说话。因此，政令有丝毫的善处，下面一定知道；教化有极细微的过失，上面一定听到。这样，上面的诚意和明察，何必担心不能传达到下面；下面的利弊，何必忧虑不能被上面知道？上下互相和谐，内外都感到喜悦，像这样却不能达到最好的治理、不能实现太平，自天地开辟以来，还没有听说过。老子说：‘不出门户，就能知道天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七十、接纳谏言，接受封章以扩大视听 问：国家设置进谏、诤谏的官职，开辟启发引导的道路，已经很久了，但正直敢言的人还没有完全尽到职责，谋划国事的人也没有竭尽诚意。想要取得天下人的耳目来补助我的视听，汇集天下人的心智替我谋划，使政治的闭塞隐蔽在朝廷内部得到疏通，使政令的断绝废弃在外部得以通达；上面没有违背德行，下面没有隐藏的实情。怎样做、有什么办法，才能达到这个境界？又问：先王立下的训诫，是唯有谏言一概听从。然而历代君臣有贤有不肖，到了进谏和罢免、辨明是非的时候，如果君主有过错、臣下规劝，当然应当有言必纳；但如果君主正确而臣下错误，难道也可以像水流一样完全听从谏言吗？以此教导人们，其中的道理在哪里？

译臣听说，天子的耳朵不能自己变得聪敏，必须汇合天下人的耳朵来听，然后才能聪敏；天子的眼睛不能自己变得明察，必须汇合天下人的眼睛来观察，然后才能明察；天子的心不能自己成为圣明，必须汇合天下人的心来思考，然后才能圣明。如果天子只凭自己的两只耳朵听、两只眼睛看、一个心思考，那么十步之内的声音都不能听见，百步之外的事物都不能看见，宫殿庭院之外的事情都不能知道，更何况四海之大、政务之繁呢？圣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设置进谏、诤谏、讽谏、议论的官职，开辟进献意见、纠正过失、启发引导的道路，使他们弥补并察知遗漏和缺失，补助天子的聪明；还担心这样仍然不够，于是设置敢谏之鼓，树立进善之旌，立下诽谤之木，使工商之人可以传播议论，士人百姓可以传达言语，然后过失每天都能被听见，德行每天都能更新。因此古代圣王就是由这条道路而出现的。臣又听说，不抛弃死马的骨头，然后才能得到良马；不抛弃狂妄人的言论，然后才能听到好的谋略。假如臣浅陋见解中有可取的，陛下就取而实行；假如臣草野之言中有可采纳的，陛下就采纳使用，那么听到的人一定会说：‘像某人的言论、某人的见解，尚且没有被抛弃，何况超过某类人的言论呢？’ 这样，天下谋划国事的士人，难道不会肩并肩地前来吗？天下正直敢言的臣子，难道不会接踵而来吗？所以考察他们的谋略，天下的利弊就像悬在手掌中一样清楚；接纳他们的直言，朝廷的得失就像指点掌中一样明白。这就是所谓用天下人的耳朵来听，就没有什么听不聪；用天下人的眼睛来观察，就没有什么看不明；用天下人的心来认识、思考和谋划，就没有什么不圣明神妙。上面的圣明得到启发，下面的聪明得到通达，这样还有什么闭塞隐蔽，什么断绝废弃呢？臣又曾考察历代君主，有愚昧的，也有贤明的；他们所办的事情并非全都错误。臣下有能干的，也有无能的；他们所说的话也并非全都荒谬。那么先王为什么苦心诚恳地劝人听从谏言、告诫人不要自以为是呢？难道不是因为自古以来，君主即使有正确之处，也从未有拒绝谏言而能治理天下的，何况本来有过失呢？臣下即使有错误，也从未有听从谏言而导致混乱的，何况本来有正确之处呢？苦心劝诫的意义就在这里，希望陛下明察。七十一、去除谄媚奸佞，听从正直敢言 问：天地没有私心，贤者和愚者交错产生；治乱各有时机，邪与正交替起作用。那么，太平时代难道没有愚昧邪曲的人吗？还是虽有其人却不任用呢？乱世难道没有贤能正直的人吗？还是虽有其人却不任用呢？我想解决疑惑，请说明可以验证的事实。又问：历代君主没有不知道任用贤能就能治理、任用愚人就会混乱，听从谏言就会兴盛、听信奸佞就会灭亡的。然而在取舍之间纷纷迷失，所以被诛杀、放逐的多半不是小人，受宠信、被任用的很少是君子，以至于衰亡危乱接连不断地出现在历代。难道是臣下的邪正迷惑了君主的心吗？还是君主自身的爱憎遮蔽了判断吗？这种昏惑的原因，一定有它的缘故。臣听说，昏昧与明智不会同时兴盛，邪曲与正直不会同时被废弃。贤者进用，愚者就退处；邪曲者被任用，正直者就隐退，这也如同白昼黑夜相互更替、寒暑相互推移，是必然的道理。然而，盛明的时代并不是没有小人，只是小人的道路已经消退，不能显现出来制造祸乱；昏暗衰败的时代也不是没有君子，只是君子的道路已经消退，不肯出仕来治理天下。所以殷纣末年，朝廷中有三位仁人；虞舜初年，朝廷中却有四凶。虽然仁人在朝，却不能任用，所以丧失天下快得像转身一样；虽然四凶在位，最终却能将他们除去，所以治理天下容易得如同翻转手掌。任用和舍弃导致兴亡的验证，只有明主能够察知。那么历代君主没有不知道国家因贤能而兴盛、因愚人而衰败，君主因听谏而安定、因听信奸佞而危险，可为什么前车已经倾覆，后车仍不引以为戒呢？实在是普通人的性情，喜欢顺从命令、谦逊服从自己的人，厌恶违背自己、坚守正道的人。何况君子难以进用却容易退处，难道还会喜欢他们吗？小人容易进用却难以斥退，何况君主又喜欢他们呢？因此，平庸君主对待君子，一定是表面尊敬而内心疏远；对待小人，一定是轻视礼法而亲近狎昵。亲狎则恩宠容易下达，疏远则情意难以上通；所以当面顺从的人日益亲近，行动时便借助君主的威势而自负；骨鲠正直的人日益疏远，一开口就触犯君主威严而必死。所以政令一天比一天败坏，国家一天比一天倾危，这就是由盛转衰、由安转危的原因。明主因此知道君子坚守正道，即使违背自己的意愿，也要引进任用；知道小人屈从迷惑，即使顺从自己的命令，也要推开疏远；知道正直的言论是良药，即使逆耳，也要宽容接纳；知道奸佞的言论是美丽的毒疮，即使听来顺心，也要忍痛断绝。因此政令一天比一天和顺，国家一天比一天安定，这就是由衰转盛、由危转安的原因。盛衰安危所产生的结果，只有明主能够鉴察。七十二、使臣下尽忠、人民爱戴君主，在于彰明报施的道理 要使臣下尽节尽忠、人民心中爱戴君主，关键在于彰明报施的道理。《左传》说：‘美好与丑恶最终都会循环回来。’又说：‘所做的事情喜欢返回到自身。’那么，所谓‘复’与‘还’，都是报施的意思。太阳和月亮不循环运行，昼夜就不会产生；阴阳不相互循环，寒暑就不能运行；善恶没有报应，君臣关系就不能成立。从前五帝用道义对待臣下，所以臣下用德行辅佐君主；三王用礼制任用臣下，所以臣下以忠心侍奉君主；秦、汉以来用利益来任用臣下，所以臣下用交易逐利的方式奉事君主。所谓交易逐利之道，就是有利便进取，无利便退避。因此君主昏暗，能救助君主改恶的人就少；国家危险，能献出生命的臣子就少，于是君主独自承受安危，臣下也各自只有忧愁或欢乐。君臣之道既然在上面阻塞，百姓的心就不能不在下面离散。所以说，君主把臣下看作股肱，臣下就把君主当作头颅来侍奉；君主把臣下看作犬马，臣下就把君主当作路人；君主爱护百姓如同爱护婴儿，百姓就爱戴君主如同爱戴父母；君主把百姓看作泥土草芥，百姓就把君主看作仇敌。孔子说：‘审察我用什么态度对待别人，就能知道别人为什么来求助于我。’那么使臣下尽忠、百姓爱戴君主的策略，就在这里，不在别处。七十三、养老，在于使老人长寿、富足而尊贵

译臣听说，从前西伯善于养老，因而天下人心归附。善于养老，并不是挨家挨户给老人衣服和食物，而是能够为他们建立乡里的田地制度，使他们安定地从事本业；引导他们发展种植、畜牧的生产，使他们生活富足；使人在生时有所供养，老时能够善终，死时得到安葬。近代君主以为老人不是有丝帛就不能暖，不是有肉就不能饱，于是特意颁赐布帛、肉和粮食，便说养老的方法全在这里了。臣认为这只是小恩惠，不是大德。为什么呢？赐给布帛，当然是仁慈，却不如劝导人们经营桑麻，使天下年过五十的人都能穿上丝帛；赐给肉粮，当然是恩惠，却不如教导人们饲养鸡豚，使天下年过七十的人都能吃到肉。然后用仁贤之人治理百姓，谨慎使用刑罚，即使没有直接给他们增加寿命，老人也能因此长寿；不夺取他们的劳力，不扰乱他们的农时，即使没有直接给他们财物，老人也能因此富足；使年幼者侍奉年长者，使年轻者敬重老人，即使没有直接授予老人爵位，老人也能因此尊贵。这就是三代盛德君王不遗弃老人、兴起孝道所采用的方法。七十四、亲睦宗亲，选拔任用 臣听说，圣人面向南方治理天下，是从人伦之道开始的；人伦之道的开始，又从亲爱亲人开始。所以尧的教化，是使九族和睦而使百姓平等；文王的训诫，是以礼法对待妻子并治理家国。这可以说是教化的源头、治理的根本。如今陛下确实想推行自己的恩德，扩大自己的仁爱，使恩惠遍及九族、教化流布万人，就应当先亲近而后疏远，先从近处推及远处。然后设置他们的师傅，用教训加以约束；选拔其中贤能的人，授予他们官职政务，有的出任州牧郡守，有的入朝担任公卿。这样，虽然没有三代封建的名义，却有三代辅翼拥戴的实际。使《棣华》的歌咏在内相互应和，使《麟趾》的风气在外彰显。所谓枝叶茂盛，根本就可以得到庇护；骨肉亲厚，家国就都能强盛，天下人也会相继受到感化。所以说，从来没有九族和睦而万人反叛的，也没有九族离散而万人和谐的。先王之所以布行六顺、教化百姓，施行五教、协调万邦，都是因为这个道理一向得到实行。七十五、典章与教令 问：诸位大夫的才华偶然出众，能够满足我广泛求取人才的需要，应当尽心尽力，不要有所隐瞒。如果典章制度有违背古制之处，禁令有不适合今日之处，你们不要当面顺从，我将亲自阅览。臣认为，今天的典章就是历代圣王的典章，怎么会违背古道呢？今天的禁令就是历代圣王的禁令，怎么会违背从前呢？只在于是否奉行、是否施行罢了。陛下想到这一点，实在是求治之心迫切、喜欢询问的旨意深厚。这就是臣竭尽千般思虑、冒着万死而进献狂直之言，想以此万分之一来符合天心的原因。臣听说，典章不能自己振作，要等待教令来振作；教令不能自己实行，要等待诚信来实行。如今历代圣王的典章都在，列代圣人的法令也明备，但禁令没有完全停止、命令没有完全施行，臣愚昧地认为，是在等待陛下用诚信来推行它们。从前宓贱施行教化，恩德达到泉中的鱼，并不是严刑造成的，只是推行他的诚意罢了；鲁恭治理地方，仁德惠及春天的禽鸟，并不是用严猛政治驱使的，只是依靠他的诚信罢了。如今凭陛下圣明的资质、仁惠的力量和令行禁止的威势，比一个小邑、一名县宰强大千万倍，何必担心教化不能普及、恩德不能周遍呢？臣听说，周公治理天下，一年就有变化，三年就有教化，五年就能安定。陛下如果能够勤勉推行教令来安抚百姓，推行诚信来奉行这些制度，那么三年教化就能形成，五年治理就能安定，臣私下认为并不算迟。恭请陛下稍微留意此事，耐心等待成效。卷六百七十二 白居易（十七） 得到一件甲，居住在蔡地的人说它是宝物；有人告发说这是僭越，不可以私藏，于是把它送入官府。甲申诉说：‘偻句没有欺骗我，所以我把它当作宝物。’ 11 鲁国的政道渐渐衰微，守土之臣丧失职守。看看臧氏一族，世代都被称为冢卿，正要在家门中酿成祸患，开始便有诬陷妻子的事情。询问时用沉默应付，考察之后反而更加欺骗。按道理与斩关放逐相异，事迹却同于占据封邑的请求。三年出现一次征兆，最终徒然停留在大蔡；开始时僭越，最终却得吉，这些小人真是何等侥幸！所以帝舜的格言说，首先要防蔽自己的心志；宣尼留下的典范说，屡次重复便成为亵渎。由此可知，祸福没有固定的门径，通塞只在时数，哪里有什么性命之理，存在于卜筮祝史之间？如果兴废之道只是偶然如此，那么善恶的征验始终是一贯的。此人因僭越而不能进入，正是依据君子的明刑。得到一件甲，收藏北斗龟，把财物归还给它，后来竟得到万千财物。有人告发他违犯禁令，他供词说：‘名字列在八龟之中。’ 财物不可苟且取得，道义上也不应厌弃正当的取用；如果奉行本业而前进，积累财物而不伤害别人，或许可以；如果违背正道而行动，稍一举动就会造成祸害。考察你的甲，正与我的龟相契合。已经见到背负河图的征兆，并不只是七星的称号；徒然感叹它进入梦中，哪里真能等到千年的期限？这是诸侯的宝物，应当想到它本来属于应当收藏之物；不属于宗伯掌管的范围，又有谁敢私自占有？难道不是不应得的人，竟妄自把它放进匣子吗？从迹象看，它并不属于主管守藏之人；你家把神龟当作宝物，依据征兆追问其来由，占得八、九之数，最终到了满足之后，便收获千万的盈余。这是大量收藏财物，却还没有预先考虑官府的事务；从未知道禁令，也应当害怕人们的议论。一定要说这是我的职分所致，就应当守护它而不能失去。名义上的罪责可以再加覆核，其余不再对你施刑。得到一件甲，休弃了妻子；后来前妻犯罪，请求用儿子的荫恩赎罪，甲发怒而不答应。两姓结为夫妻，按道义有时可以断绝关系；但共同生活三年并生儿育女，恩情却不能遗忘。凤凰即使不能和鸣，乌鸦难道会忘记反哺吗？回头看这对怨偶，怎么能立刻拿刑法加害她？王吉休妻，断弦之后没有续娶；孔氏出母，疏漏的法网将要施加。实在应该想到养育之恩，怎么能不在患难时救助她？何况她不能安居在你的家室，尽到孝道也足以安慰母亲之心；即使她身份低微，送入我的边地，难道还会拒绝用儿子的荫恩赎罪吗？即使有下山之怒，怎么会没有登陟屺山的亲情？想到《莒》的歌，尚且说音乐有自己的儿子；想到《葛藟》的义理，难道忍心不庇护根本吗？难以压制这番话，请务必敦厚地保持不尽的亲恩。得到辛氏的丈夫遇盗而死，辛氏于是请求杀死盗贼，并嫁给杀盗者为妻。有人责备她丧失贞节操守，她不服。亲属关系因恩情而形成，有仇难道可以拾取来报吗？女子一旦出嫁，夫妻关系就断绝了，即使报仇又有什么意义？辛氏的婆母一心只想为她雪冤，没有考虑违背礼法；她激发消除遗憾的意志，想消灭盗贼，却蓄养了改嫁之心，这就违背了松竹般的贞节。何况丧期尚未结束，改嫁又没有礼制依据；如果在未亡人身份上失去节操，即使报仇又有什么可取？丈夫的仇没有报，未必足以称为错误；妇道有亏，确实应当自己惭愧。《诗经》写下不改嫁的誓言，百代都可以知道；《礼记》留下不再嫁人的礼文，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不要效法邾国妇人，希望能够继承恭姜的美德。得到乙和丁都应当参加拔萃科，乙却迎合时势以求取声名，丁则勤奋学习以等待任命；两人互相非难，不知谁对谁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