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百四十六

译崔烈论 汉朝中叶，戎狄侵扰的祸患，使边郡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战争接连不断，祸患日积月累，历代都没有停止，天下因此困顿，国家财用不足。除榷酤、租算以外，又允许民间竭尽家产帮助国家，拿钱赎罪，出钱买官做郎官，把这些作为治理世事、挽救弊病的办法。到了桓帝、灵帝时期，天子索要百万钱，然后才任用为三公。崔烈常常靠行贿求取三公之位。他问儿子：“外面的人把我看成什么样？”儿子回答说“铜臭”，这句话流传在前代史书中。然而近代的君主，并没有桓帝、灵帝那样的怪僻。自咸通以后，上至宰辅以及方镇，下至州牧、郡守、县令，都靠贿赂取得职位。所以宦官把宰相当作当时可出售的货物，宰辅把牧守当作当时可出售的货物。铨选任命把县令当作当时可出售的货物，宰相要若干万缗，刺史要若干千缗，县令要若干百缗，竟都向市井之人公开叫价，彼此借贷，以满足自己的要求。掌握权力、居于任所的那一天，如果有人求取职位并满足他的欲望，实际索取的又加倍于科数。争相谋求的人，仍然以出钱多为优胜。他出十万，我出二十万；他出二十万，我出三十万。自从治理县邑采用行贿的办法，彼此争相抬高或压低价钱。还要驾着四马车、带着成队骑从前往，察看钱财堆积的地方，然后才任命官员。权臣宠幸之家，明明白白如同交易。三公宰相，坐而论道，治理四海，调和阴阳，是造化的主宰；方镇、牧伯，是天子的藩篱屏障，用来巩固宗庙社稷的重任；刺史、县令，是教化百姓的首要职位；如果全都如此，不灭亡还等待什么？推测他们的心思，听闻他们的谋划，简直都像贩卖妇女的人。一文钱出去，希望得到十文钱的收入；花十万钱的人，盼望获得二十万的回报；花三十万钱的人，图谋得到六十万的报偿。即使榨尽百姓的血肉骨髓，也还不足以满足他们的欲求。汉朝的灭亡，是君主造成的；国家的祸患，是权臣宠幸造成的。有人说：“最先显露这种祸端的，是崔氏的儿子。”难道要把他看作遗臭万年的罪人吗？汉武帝在前面开创了这种做法，桓帝、灵帝在后面完成了它，直到今天，也不过是接踵沿用罢了。况且在崔烈的时代，没有听说他用义方教导儿子，不能把清白留给子孙。他收藏这么多财物，难道是靠俸禄所得吗？没有施及兄弟亲戚，也没有施给邻里乡党。难道是靠贿赂得来的吗？如今把它拿来长久使用，不也是这样吗？况且桓帝、灵帝时期，国家已经危险，丧乱一天天到来。崔烈如果能把钱财全部用来荣耀自身，后来的家谱还可以写道：“崔烈做过宰相。”若不是这样，也会被群盗夺走；那么过错在积聚钱财的人，而不在使用钱财的人。披散头发在野外祭祀的人，辛有知道其后必将戎狄化；最初制作随葬俑的人，难道不会断子绝孙吗？仲尼害怕活人殉葬，大概是知道应当在祸乱渐萌之日加以防止。圣明的天子，允许这种事并实行它，有什么罪呢？崔烈平素没有特殊声誉，贪图荣耀、固守财利，是小人的常态；不施惠亲戚、只为自己谋求爵位，也是小人的常态，有什么值得特别加重他的罪呢？拥有国家的人，不依靠仁义，却致力于谋求财利；如果还允许这种做法并推行它，那就不可取了。如果不予允许却私下推行，并且不能察知，又更加不可取。这同样会覆亡国家，难道不是过错吗？时论 有人说：“治乱是上天的常理。因此十年有一次小变，三十年有一次大变。至于虫灾、蝗灾、疫病、水旱、战争，也都是时运的定数。即使是圣人，也不能避免。”这话不对。为什么呢？上天对于人类，至仁至信。它资助、滋长百谷草木以及同类万物，都是为了仁爱人类。所以害怕万物不能生长，春天便使它们萌发；害怕万物不能成熟，夏天便使它们生长；害怕万物生长不齐，秋天便使它们肃杀整饬；害怕万物果实不坚实，冬天便使它们坚固；万物在阳气中害怕受到暑热侵害，所以夜晚增长，用雨露滋润它们；万物在阴气中害怕终止，所以潜伏的阳气积蓄它们；人不知道止息，所以以晦明交替使人休息；人不知道时令，所以（缺疑字）时来警戒人。日月星辰、雷电风雨、霜露的运行，没有一样不是偏爱人类的。哪里会有形成虫蝗之时来损害庄稼、形成水旱之时来荡毁万物、形成疫病之时来毒害生命、形成战争之时来流失民脂民膏的道理呢？上天垂示的征象明白地照察着，万物的情状刚开始显露征兆。高明的天象已经显现，没有不谆谆先向人预示的。使有知识的人通晓它的变化，修养自己的德行来加以防备。知道了却不修德，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圣人因此观察天文来察知它的变化。又说：“先于天时行动，天不会违背；后于天时行动，便奉行天的时令。”又说：“效法上天的光明，这就是它的旨意。”所以天子设置日官，诸侯设置日御，都是为了把变化通达给君主。听到祥瑞便放纵自己，福气必然转为祸患；看见灾祸便恐惧，反而会更加行善。事物没有一定不变的灾祸，桑树、谷树的灾异也可以成为中兴的道路；命数没有可以永远保有的福气，乌雀之类的征兆也可以成为灭亡的运数。即使有战争、水旱、灾害的时代，也都是百姓行为所感召，并非限定在某个时日而降临。况且百姓的行为，取决于当时君主的教化。如果以忠孝、恭敬、节俭来治理，人人都可以封赏；如果以暴乱和声色为嗜好，人人都可以诛杀。处在时势平和之时，却施行应当诛杀的教化，即使上帝仁慈，也不能保佑；处在时势混乱之中，却把求治作为器具，神明的力量一定可以宽恕。有人说：“三皇的时代不能没有战争；尧、汤这样的君主不能没有水旱灾害；难道是圣人的德行有缺失吗？”大概是时势使它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哪有超过阪泉、不周之战的？那是人谋可以抗衡的吗？兵力可以支撑得住吗？最终还是因有德者而灭亡。水旱的灾数，难道超过尧、汤的时代吗？百姓没有饥饿的脸色，国家也有正常的年成。像如今的时代，一年遭水灾，一年遭旱灾，岂只是百姓不能得到粮食，国家也没有储备了；又怎么能感动治水的使命，建立疏通开凿的功绩，献上桑林之牲，完成契祈祷求福的愿望呢？如果时运的定数必然如此，就应当等定数满足以后才停止，哪里还会有从中挽救的办法？由此可知，天时不能违背圣人的德行，已经很明白了。至于地方长官，主管一郡一邑的政务，飞蝗尚且不能进入他的境界；医家凭借药剂调和，可以抵御时令疾病；如果时运的定数一概不能改变，难道还会选择某地而遗漏某些人吗？何况宋景公说了一句善言，灾星便退避三舍；汉代盛德感天，太阳运行曾两次出现中天。其余感应的事迹，都记载在方册之中。因此可知天道非常遥远，人事却极为切近。又《易》演绎《履》卦的说法说：“平素践履正道，必获吉祥。”幽居之人的守正，所履行的若是吉道，幽人尚且不害怕，何况圣人呢？希济认为，治乱没有固定的时限，只看君主采取什么行动：寻求治理便能治理，忘记道理便会混乱。即使多年求治，只要有一天违背它，祸患便会立即到来。国家也是如此，都不是拘泥忌讳的人家所能执意断定的。

译荀息论 晋献公有九个儿子，听信骊姬的谗言。太子申生在新城上吊而死，重耳逃奔蒲地，夷吾逃奔屈地。献公把众公子全都驱逐，只有骊姬的儿子奚齐和她妹妹的儿子卓子留在宫中。献公病重，召见荀息，将要让他拥立奚齐。荀息说：“我竭尽臣子的体力，增加以忠贞；事情办不成，就用死来继承它。”献公问：“什么叫忠贞？”荀息回答说：“凡是有利于公室的事，知道了没有不去做的，这叫忠；送别已去世的人，侍奉仍在世的人，二者相处而互不猜疑，这叫贞。”献公死后，荀息拥立奚齐。里克派人把奚齐杀死在丧礼之中，荀息准备随之而死。有人说：“死了也没有益处，不如拥立卓子。”荀息又拥立卓子。里克说：“三方面的怨恨将要爆发，秦国、晋国都将参与其中，你打算怎么办？”荀息说：“我已经同先君说过了，我想再说一遍。不过，难道还要说给别人听吗？”里克在朝廷上杀死卓子，荀息也为此而死。丘明称许他说：“诗人有话说：‘白玉圭上的斑点，还可以磨掉；这句话有了污点，就无法挽回。’”这是因为荀息有重申前言、看重诺言的义气。荀息是晋国的大夫，担任执政之臣，接受遗命拥立君主。别人能够杀死君主，他自己却不能讨伐凶手，这是（缺字）对于国家。再次拥立卓子，只是苟且求得安定；里克已经发出警告，他又不能诛杀里克，以致危害自己的君主。即使说他是重申前言，又有什么值得叹息的呢？况且献公任荀息为执政，认为荀息是贤能之人，因而把两个儿子托付给他。两个孩子无罪而死，是荀息不贤所造成的。他岂不是辜负了先君托孤的重托吗？况且他身为大夫，不应当跟随昏庸的君主拥立幼稚之人。既然知道其他公子贤能，却不能拥立他们来有利于晋国，作为国家长久存在的谋划吗？他与骊姬一党结交，那只是宠妾的党羽。拥立两个君主却不能安定他们的地位，放纵凶手以致祸乱国家，像这样亡国之党，难道可以拥立吗？如果不是凭自己的智力和力量能够保全，就不该轻率许诺。正是因为轻率说话而许诺，是贪恋职位、固守权力。后来以重申前言来为之而死，假如他不死，别人也会（缺字）来诛杀他。作为大国之臣，不能保全自己，明知凶手而不讨伐，不能称为忠；放任凶手施虐，不能称为贞。侍奉宠幸而幼弱的孩子，远离成就霸业、王业的贤明君主，彼此相处而互不猜疑，难道会是这样吗？如果他像群盗那样以力相争，只因不能谋划取胜而死去，我们还可以称许他。如今既不能讨伐凶手，又没有谋略而自行毙命，凭什么尊崇他呢？这与普通男女死在沟壑之中没有什么不同。凡是君主临终接受遗命之时，要采取选择长者辅佐幼主的办法，若没有伊尹、周公那样的才智，事情尚且难以成功，哪里是荀息所能做到的？因此宪宗病危之日，朝廷内外疑惧恐慌。奸邪之人害怕宪宗的明察，又杀掉了他们的党羽。有来中书省与裴晋公谈及国家大政的人，裴晋公勃然说道：“应当去问大臣。这不是殿中省的事。”来告知的人立即退去。杜黄裳当时任太子庶子，也把玉佩系在身上，假装向周围询问太子是否安好。到了宫中临视，他慰问劝勉说：“冢宰大臣在前面揭开丧巾，看见天子面容哀伤、形体毁瘁的样子，没有不相视流泪的；同时又为万国得到君主而高兴。”像这样在防微杜渐方面深谋远虑，准备十分周密。后来国家根据副君的诏命，必定会有关系社稷的灾难，于是把遗诏中选择拥立君主作为常规。大概这并不是从大臣的谋划开始的，而都是左右近臣和亲信提出建议、迎奉新君。君位既已确定，才命令百官举行大礼。最初谋划的大臣，便得到新君的赏赐，迁升到掌握重权的职位，委托他处理国家大政。南北二军归他掌握，九城的禁令由他掌管钥匙。若是公开以公议进行，还可以知道他们劝谏君主以及后来被诛杀的情况。继承王位的人有的英武，有的则选择年幼、可以教导的人；那些议论拥立他的父亲，轮流宣告不实的情状，反复署写自己的姓名，民间称为“车毂状”，宦官称为“金轮图”。常常有人请赵公共同署名，赵公抽泣流泪，不忍下笔。他的儿子说：“事情已经办了，祸患不能改变。一家三百口人的性命，就在今天。大人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于是请求代他署名。当时宦官害怕大臣不肯服从，必然会发动诛杀，势必动摇天下。等看见赵公的名字，没有不欢喜的。因此骤然任命他的儿子，使他位居清贵的行列。最终政权（缺字）落入宦官手中，倾覆宗庙社稷，都是赵公造成的。有人说：“赵公活着，是因为不如荀息那样能够把自己的生命贡献到底。”无论活着还是死去，都是祸乱国家的人，有什么高下之分呢？这两个人，可以说是不同年代而罪行相同；丘明对荀息的褒扬，难道不是错误吗？

译石蜡论 卫庄公宠爱州吁，而且又放纵他。石蜡劝谏说：“我听说爱护儿子，就要用义方教导他，不让他陷入邪道。骄傲、奢侈、淫乱、放纵，都是邪道的来源。这四种情况的出现，是宠爱和俸禄过分造成的。君王如果现在纠正他，事情还可以安定；如果仍不纠正，后来一定会后悔。”庄公不听，州吁最终杀死自己的君主而自立。石蜡的儿子石厚同州吁交游，石蜡禁止他，他却不能阻止。春秋时期，有弑君的儿子，有的还朝见周王，参加诸侯盟会，便不再加以讨伐。因此石厚向石蜡询问安定君位的办法，石蜡说：“朝见周王就可以。”石厚问：“怎样才能得到朝见的机会？”石蜡说：“陈桓公正受周王宠信，如果先朝见陈国，请陈国代为请求，一定可以做到。”石厚便跟随州吁前往陈国。石蜡派人告诉陈国说：“卫国狭小，我也老迈昏聩了。这两个人其实杀害了我国君主，我冒昧请求您立即设法处置他们。”陈国人在濮地逮捕了州吁。石蜡派他的宰臣獳羊肩到陈国杀死石厚。君子说：“石蜡是纯粹的忠臣。他爱自己的君主，却连同石厚一起处置，这是大义灭亲。”说的就是这件事吧？父子之间的关系，是天性；君臣之间的关系，是人所应守的义理。石蜡劝谏庄公时讲的是义方，正是教导石厚应当怎样做，难道没有义方的训诫吗？况且石厚并不是谋划弑君的人，而是作乱的首领；州吁已经即位，他仍然跟随州吁交游；州吁成为君主后，又命令石蜡与自己交游。他一定会跟随州吁，何况石厚呢？石蜡身为大臣，国家有叛乱的凶徒却不能讨伐，是忘记了君主；父子互相欺骗，以完成残忍的计谋，是忘记了亲情。这样一来，石蜡做臣子不忠，做父亲不慈，将使卫国的人父子相互争斗屠杀。因此，凭借他先见之明，既然知道州吁一定会作乱，就应当竭尽力量诛杀他，哪里只是劝谏一次罢了！既然知道石厚一定会跟从恶人，就应当严厉果断地讨伐他，不要让他必然陷入被杀的结局；既不能救乱以安定国家，也不能谋划君主以保全儿子。庄公的灭亡、州吁被诛、石厚的死亡，都是石蜡忍（缺字）。何况对他的君主呢？有人说：“周公诛杀管叔、蔡叔，是圣人的教导；石蜡舍弃爱子，是贤人的作为。如果不这样做，将凭什么止息祸乱呢？”周公知道管叔、蔡叔的心思对成王不利，必然会危害宗庙，所以先除掉他们。这样是为了保全天子的尊严，安定国家的根本，哪里像石蜡那样，先让庄公被弑，后来又欺骗儿子去诛杀他。日▯因为儿子同宫人嬉戏而发怒，大概是为了防止淫乱的根源，使国家安定。石蜡却造成祸乱之后才诛杀，必定不是在州吁跟从篡位者结党之后才加以诛杀的。可是，周公是圣人，日▯是贤人，他们知道事情必然发展到祸乱，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况且周公、日▯防止祸乱，先行诛杀以使国家安定；石蜡却等祸乱造成后才诛杀，对义理没有益处，反而成为互相欺骗的计谋和残忍的行为，既没有父子之间的慈爱，也毁灭了天性亲属的道义。况且石厚能够向父亲询问安定君位的计策，说明他懂得是非、义理和治乱的道理；这是尊重父子之道，并没有怀疑父亲的心。怀疑父亲的心，是违背天道。如今石蜡反而欺骗他，让他朝见陈国，以便实行诛讨，这种做法实在人心难以忍受。不如把道理告诉儿子，并且说：“州吁身为儿子却杀了父亲，身为臣子却杀了君主，是天地所不能容忍的人。作为人的儿子，不可以同这种人为伍，所以我禁止你同他交游。况且我身为大臣，想诛杀弑君的凶徒，以报效国家。不讨伐这个凶徒，就是我犯了杀君之罪。如果你能让州吁朝见陈国，而你不要前往，我将会讨伐他。” 石厚还能够向父亲求取计策，难道一定会使父亲陷入恶行吗？如果这样做，就可以保全儿子，也可以完整地保全父子、君臣的道义。如今石蜡凭残忍的性情，扰乱君臣父子的伦理，以保全自己，以求取名声，却说这是“大义灭亲”。罪行没有比扰乱国家更大的，不孝没有比断绝后嗣更大的。如今石蜡扰乱了国家，又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后来乐羊担任魏国将领攻打中山国，中山国杀死他的儿子，煮成一杯肉羹送给他。乐羊坐在帐幕下，把它吃完，终于攻下中山。魏文侯奖赏他的功劳，却怀疑他的心。贪图功劳而忘记骨肉之痛，大概就是石蜡一类的人。屈突通身处隋朝的乱世，没有跟从唐王的军队，太宗派他的儿子去召他。屈突通反而张弓向儿子射箭，说：“过去我同你是父子，如今我同你是仇敌。”不久，他把弓箭丢在地上，再拜号哭着向隋朝皇帝告别说：“臣的智力都已困竭，并不是敢于辜负陛下。”然后才来归顺。这又能够保全君臣、父子的道义。况且能够残害儿子的人，未必是仁义之人；仁义之人能够残害自己的儿子，也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丘明修撰流传千载、教化君王的文章，却想开启父子互相猜疑的心、亲属互相毁灭的道理，难道不是大大违背圣人的本心吗？

译荐士论 朝廷求取贤才的办法，在古代已经完备。对于经学、文艺一类人才，总共设置十二科来等待他们。郡国每年贡送士人，全部应合这些科目。除此之外，各诸侯还各自推举所知的人，用来补益圣明的时代。奏章不断送到朝廷，爵位和赏赐也频繁由王命颁下。在承平时期，卿大夫家中召人替他们抄书，供给纸笔费用，每天到中书省抄录所奉行的诏命。每到黄昏，亲朋子弟彼此等候消息，根据升迁或沉沦，准备庆贺。任命官员的诏书，少的五六幅，多的十二三幅。每天裁长补短，文官武官，不下三十多人。一年之内，达到一万多人。有的因考核任职期满而升迁，有的因方伯慰问荐举，有的因祖先功勋资历，有的因升迁奖赏旧日功劳。诏制的文辞，必定赞美他的官业，赏识他的才艺，褒扬他的品行事实，叙述他的功劳绩效。没有一天不做这些事，却从来没有得到一个贤士，与天子共同治理四海；从来没有得到一个贤将，与天子共同镇静东西二边。并不是求取不广、荐举不到，难道五百年才有一个贤人出生吗？画的饼不能充饥，背诵药方不能治病，大概是只有虚名而没有实际造成的。从朝廷到郡国诸侯所举荐的人，都没有实际才干，这将怎么办呢？姑且试着谈论一下这个问题。文艺之流，文章借助他人之手，投递到公卿门下的人，大多不能辨知其真伪。公卿主持考试的地方，尚且还要请求宽贷；经学之士在考查经帖时，预先就有歌诀括要。到了询问经义的那天，一席之内，回答的人有六七个，全都背诵经书原注，另外没有新意；还彼此救助，替对方发明义理的端绪。有司只记下他们所属的请求，把它作为取舍标准。经学和文艺的谬误竟到了这种程度。何况汉代的公卿大夫，都凭通晓经书、对答策问而闻名天下，然后才得到任用；有的处在谏诤的行列，有的担任调和治理的职位。朝廷每逢水旱灾害、彗星孛星侵犯、日月逼近蚀缺，必定援引自己所通晓的经义作为证据，用来挽救灾变。这同今天的经学家不同。至于文学侍从之臣，必定选择能够切实询问、近于实际应答的人才，必定以讽谏和义理文辞的要旨为根本。所以他们的文章流传到今天，也同今天作辞赋的人不同。郡国送来的人数以千万计，孟冬之月聚集在京师，穿着麻衣如白雪，纷纷挤满九条大道。彼此诘难是非，本来就无法尽知。诸侯所荐举的人，大多迎合权臣宠幸者的旨意，承接交游者的要求，只取虚名上奏署名，称为“借听”；取用错误荐举的说法，称为“横荐”。凡是四方的表章书函送达中书省，都可以指望按期得到清要、实在而优美的职位，进入名邦或繁剧县邑。诸侯荐士、宰执任官，哪里只是平生没有交谈过一句话，简直连姓氏都才见到而已，怎么能够考察实际呢？官员通达权幸之门，容易得如同秋草一般，难道还能够分辨贵贱、看重冠裳了吗？朝廷把衡量辅相的权力交给他们，阅览诸侯的章疏，看见文章便相信其人，以为是在荐举公孙宏、董仲舒的学问，相如、枚皋的才华，冉季的政事才能，孙武、吴起的将帅谋略。时下君主既不考察实际，怎么能不相信大臣的话？于是听从并任用他们，上下互相蒙蔽，这样凭什么能成事呢？况且姬周时代，荐举贤人的人多受到赏赐，鲁国史书中有记载；魏晋时期，门生故吏犯罪，必定连累举主，史书中也有记载。如今荐贤的赏赐，早已废止；连坐的法典，也不再施行。何况如今所举荐的人，不只是没有古人考察得审慎，而且只取其必定显达、必定富贵。（缺字）如同一死生而不改变，才可以称为诚明。荐举他做将领，要等到军队覆灭、主帅被擒、攻破国家、夺取土地，之后才认为荐举得当；荐举他做宰相，要等到国家富强、百姓安定、诸侯来朝、成就霸王事业，之后才认为荐举得当。如今荐举士人，只是作为开始做官、结绶任职的渐进途径，不过得到一命一官罢了。至于日后的功劳和过失，全都无人知道。荐人和用人的办法，凭什么能够得到贤才呢？从前孔文举荐举祢正平，认为他能够担当大臣，有皋陶、稷、契那样的才干。汉朝后来把他搁置、抛弃，最终不能知道他的道术究竟是好是坏。狄仁杰荐举张柬之有宰相的才业，武后任用他做宰相，他果然能够匡正唐朝的国运，建立中兴的功劳。孔文荐举祢衡，却被搁置抛弃；狄仁杰荐举张柬之，却被举用；这难道关系到我的道术是兴盛还是废弃吗？难道关系到历数的治乱规律吗？然而任用他，就会这样；不任用他，就会那样。千里马伏在马槽旁，怎么能够迈步行千里？龙泉剑在匣中，谁知道它截断玉石的锋利？可悲啊！不过在于是否任用罢了。士人对于社会，不可以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知己身上。只要有人了解他，便甘心为节义而死，尚且不会疑惑，何况得以升迁显达、施展胸中的志愿呢？使他人安定，自己的安定也随之保存；使他人获利，自己的利益也随之存在。使天下获利的人，就是使自己的利益更加丰厚；使百姓获利的人，就是使自己的利益长远。君子难道不希望自身获利吗？国家得到人才就能治理，失去人才就会混乱，这是古今不变的常理，怎么能不把求取士人作为急务呢？《诗》说：“人才济济，文王因此安宁。”拥有四海归附的圣人，尚且要借助众多贤士的力量，何况中等资质的君主呢？《易》说：“君子不靠在家吃闲饭，吉祥。”仲尼有上天赋予的德性，尚且希望贤者与自己共同进食，何况平常人呢？又说：“洁白的马驹，在那空旷的山谷。”大概是感叹遗漏贤才。又说：“束帛微薄，用来装饰丘园。”大概是说到民间去求取贤人。上天资助的人君子之才，哪个时代没有呢？上面的人如果按正道去求取，早晚都不停止；如果荐举不公，用的又不是贤人，就难以达到治理。当申明上赏和连坐的制度来纠正这种情况。奸邪攀附援引的道路，将逐渐止息。一次错误的荐举，后来荐举者应当自行得到罪责，这样便知道有所畏惧。在位的人因此会有贤者，守道之士也会争相前来。

译贡士论 大禹划分九州，规定贡赋的轻重；举荐贤人、任用人才，也都包含在其中。所以《周官》的司马得到俊秀人才的名额，便进献给天子，称为“进士”。天子又在射宫考选诸侯所贡的士人，善者便接受上等赏赐，不善者削减爵位，再次者削减土地；能够参加射宫，是因为要行射诸侯之礼。因此，诸侯所举荐的人地位重要，所任用的人职位重大。汉代法令规定，每州若干户，每年贡送若干人；又把名籍上报，按照州里的大小、人才的多少来计算，称为“计籍”。君主亲自考试他们所通晓的经学，用策问考察，义理优长深厚的才得中高第。有品行著称于乡里而被征召选拔，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汉代能够得到人才，在这方面最为兴盛。国家武德初年，命令天下在冬季把贡士集中到京师，天子亲自制定策问，考察他们的功业、文辞和才艺，称为“进士”，后来却已经废弃了考察实际品行的做法。此后因为郎官权力轻微，考试移到礼部。大体分三场考试：第一场考词赋，称为杂文；再考他所通晓的经义；最后以时务作策论。名义上虽然实行这一制度，但录取仍然不依据文艺。只有王公子弟，容貌器度奇伟，即使没有才学技艺，也能列在众士之首。然而考察、评定士人的方法，我早已听闻得很详尽了。有凭借门阀而清贵的，有凭借相貌骨骼而像卿相的，有容貌姿质秀丽的，有才华文采值得称许的，有依靠权势强行取得的，有朋友势力强大的。他们机谋权术深沉隐秘，言辞辩说雄健壮盛；人的好坏由自己评定，人的升降掌握在心。众人必定聚集到他们门下，就像拜见公卿宰相。前来结交请托的朋友，能被他们认识面目都很困难；一举一动必有响应，出游必有随从；秘密相会，深情重约。朱门甲第之间，连鬼神不能知道的事，他们全都知道。即使是名臣、大德之人，身居高位、手握重权，也可以由他们开合，可以由他们摇动，可以由他们倾覆。有司害怕他们，不敢不顺从。言语喷涌快过波浪，舌端锋利如刀锋；被他们排斥的沉入九泉，被他们援引的升上霄汉。默默不说话，众人一定称他为长者；发泄内心的怨恨，时人便都视他为凶人。秋风八月，骑马驰行于九衢，神气扬扬，行人都为他让路。取得富贵如同咳唾，把州县看作奴仆。他们不只是高于贵族子弟，也不把孤高耿介之人看得低贱。掌握这种方法的人，可以丢下农具而取得公卿之位；违背这种道路的人，即使怀抱文章，也会成为终身的困病。朝廷取士的门路，以此为最重要。衰世以来，多数都不是合适的人；朝廷没有策问的科目，有司也没有极其公正的办法。登第的人，所作辞赋都取用能人的作品，以美玉替换顽石；羊头虎皮，（缺字），使怀抱愤懑的人埋没在尘土之中。天子九重高远，无法呼喊申诉。再加上浮薄之人互相唱和。在名次中，以单数为上，轻视双数；以甲乙为贵，轻视那两科；在题目之间，又增加各种异名。至于傅粉熏香、服饰和鞍马的费用，多使不正派的人得到好处，最终形成在州牧县令之中。取得资财来使轻薄肥美之徒获利，结党营私，交游饮宴；扰乱国家政事，在这里最为兴盛。我私下希望明君贤臣竭尽力量、同心协力，大力革除这些弊病，重新把经学明通、品行修养作为急务。也就是斥退浮华，敦促充实的实际。这样儒学风气可以免于坠落，也不失取士的正道。寒素论 尧、舜从田野之中兴起，凭仁义取得天下；曾参、颜回没有诸侯的福禄，却凭德行居于儒道之首。把曾参、颜回同天子相比，天子也会喜爱他们；把桀、纣同普通人相比，普通人也会愤怒。难道这在于贵贱的地位吗？一天行仁义，就是君子；一天不行仁义，就是小人。难道在于世代相承、冠服相传吗？唉！蒲轮车不前往诸侯之家，束帛也不陈列在宫阙之下。可是岩穴中的隐逸之人、行为仁义的士人，他们的德行先在乡里教化人，名声传到郡国，再通达到朝廷，然后朝廷才去求取他们。难道只在卿大夫的子弟吗？诸侯举行乡饮酒礼，尊敬年长者，推重年齿高的人，使年轻人懂得礼节，使老人得到奉养，这是修明长幼之道。天子的太学，以事奉三老如父亲，以事奉五更如兄长，教人孝顺，教人敬悌，是兴起教化的根本。文章才学并不因爵禄而有差别，何况平民白身中也有凭策论而名闻天下的人；也有只知奔走求取公卿之位的人。郑康成舍弃胥吏的劳役，回归做儒者；黄叔度是牛医的儿子，却因德行闻名。如今身穿冕服的官宦之家、处于流品之中的人，看待寒素子弟，轻视得如同仆隶，容易弃置得如同草芥，竟不肯把他们当作同类。寒微卑贱的子弟，能够凭道德自我尊重，凭文艺自我奋发；见到他们，便应像敬重大臣一样敬重，避开他们，应像遇到凶猛野兽一样躲避；然而他们又不自己审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尧、舜是什么人？尚且可以同他们比肩于道。那些流品之中的人是什么人？我又是什么人？竟然不知道尊重自身。所以有早晨还是普通人，晚上便成为卿相的；也有早晨还是诸侯，晚上便成为饿死鬼的。道的施行或舍弃，在我自己罢了。美玉不产在朝廷廊庙之下，却可以制成瑚琏那样的礼器；优良的木材不出自里巷之内，却可以用作栋梁；优秀的士人不一定是贵族子弟，却能登上卿相之位。何况有人投竿而成为君王的老师，有人挽车而成为君王的宰相，难道白屋中的士人可以自行遗弃自己吗？

译铨衡论 君王设置官位、划分职掌，用来完成各种政务。人才不可遗漏，官职不可空缺。所以铨选以谨慎选择为要，衡量以公平无私为原则。如果在这方面有所失误，哪里称得上符合铨衡的根本呢？自周王室由司马、宗伯选士以来，汉、魏、晋、宋，直到本朝，都把选择官员的事交给吏部。上至郎官、属吏，下至丞、主簿，全部听凭铨选任命；科举名次决定入选，品秩决定荫补；凭功勋授予任职，由四方奏报荐举；增减贬升、改换姓名姓氏，种种猥琐欺诈，数不胜数。天下如此广大，九州如此众多，职官将近一万多人。县令、县长、主簿、县尉，官秩极其卑下，治理百姓，同下层最为亲近，朝廷却轻视他们，只把事情委托给有司罢了。如今吏部从尚书到郎吏只有五人，抱着案卷办事的有一百多人。桀黠诡谲之徒，必定从这里产生。他们把属官看作玩弄的婴儿；如果用利益来诱导他们，连左右手都不如。众人舔笔署名，尚且没有空闲，哪里能够查出他们的过失呢？选拔人才授予官职，早已废弃了这件事；替人选择官职，几乎没有一天停止。那些稍微留心的人，也只限于追问他的荫补来源，按照他的资历，贬抑或提升他的官阶，查求他的考绩和过犯，哪里有询问他治理政务的根本、治理国家的道理呢？至于用章判考试，用棘围限制考场，靠卖文章为生的人，反而处处得到便利。那些乞求怜悯的人，几乎毫无惭愧之色，反而成为大笑柄，不能任用。也有些人身居清要官职而困苦，罢官时没有资财，任职考核年限已经很长，然后才被送入朝堂。宰相看了他们，也认为他们不成材。小小的风尘之民，饿死的很多。胥吏彼此以贿赂相交，充塞街巷，嘈杂得震扰耳目。清要资位和繁剧州县，必定都有主掌之人。朝列之中，竟以此为乐。某官要若干万钱，某邑要若干束帛。他们公然大言不惭，丝毫没有畏惧。仕途上人来人往，都指望限期取利。某人赴任时，连纳贿和偿债都还办不到，哪里还能治理政事？因此百姓陷入困苦，年年月月都日益凋敝。逃亡者藏入山林草泽，潜伏在芦苇丛中。小的劫掠行旅，大的攻破城邑。天下九州，像蜂群飞起、蚁群聚集一样纷纷作乱，以至于危及国家社稷。百姓并不是乐于远离父母、抛弃妻子而做盗贼，也不是甘心倒在刀刃之下；只是生计已经断绝，饥寒相逼，于是陷入这种境地。这全都是治理者驱使造成的。掌握选官权的人，难道能不把铨选人才当作急务吗？○不应招纳士人议 《史记》记载，卫青任大将军时，门下宾客苏建常常责备他不招纳士人。卫青说：“自从魏其侯、武安侯招纳宾客以来，天子常常咬牙切齿。选拔贤人、任用能人，是天子的权柄，哪里是臣下所能做的呢！”太史公也赞美他的慎重。我私下认为不应这样说。诸侯贡士，记载在《礼经》中；一再不贡士，就有贬黜爵位、削减封地的制度，那么居于其位的人难道可以默默无言吗？况且魏其侯、武安侯厚待宾客，并不是因为他们都是贤能有智之士，而是任侠之徒。他们把凭武力折服公侯当作能耐，把以权势压倒州县当作重要本领。这样一来，天子怎么能不咬牙切齿呢？萧何推荐韩信，王陵举荐张苍，鲍叔举荐夷吾，子皮任用子产；如果确实有益于国家、能救济时局，难道天子会因此治罪吗？后来武帝下诏询问卫青选士之事，卫青只想选用那些富商、钱财多的人，他们都来应命。幸亏贤大夫赵禹知道其中情形，召来询问缘故；那些人都畏缩不前，不能明辨是非，和土偶没有区别，于是卫青便把他的门客全部推荐上去。最后在这些人中选得田仁、任安，武帝与他们交谈后非常高兴，都提拔任用了。假如武帝一直咬牙切齿，就不应当在卫青门下选士；既然选得田仁、任安而合乎皇帝心意，也不应当因为卫青门下有人而治他的罪。武帝既然并不是这样做的，卫青却说天子会咬牙切齿，这岂不是诬蔑皇上的话吗？还是说他只想聚集那些钱财丰厚的人？还是吝惜自己的金帛，担心招致贤能之士要有所耗费？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出塞征战的功劳，岂不是侥幸成功的吗？

译○小功亲不税服论 小功之丧不税服，这是古代制定、当今实行的制度。然而古代的儒者和今天的儒者，最终都认为它不可行。这是为什么？因为没有加以辨析，所以后来的人才迷惑。古代认为不可行的是曾子。曾子说：“小功之丧不税服，那么对疏远的兄弟最终就没有丧服了。这可以吗？”解释的人说：“这是依照《礼》而行。”小功之丧，日月已经过去，不再补服而追行丧服，那么这就是对远方亲属的丧服。因为听到丧讯总是很晚，最终便没有追补丧服的机会，所以说不可行。今天认为不可行的是韩文公。他认为小功亲属很多而关系还没有疏远，又不像古代那样疆域狭小；今天相距遥远的亲属，有的在数千里之外，这就更加没有追服小功之丧的可能了，所以也不可行。其实《礼》起始于文王、武王，由周公制定，由孔子厘定。这些圣人贯通万事，穷尽人情，关于五服的说法应当已经十分谨慎了。曾子仁厚纯笃，把《礼》看作浅薄，只不过是出于个人感情罢了。礼之所以制定得周密并确定下来，正是为了处理这种情况。担心情厚的人过度，所以加以节制；担心情薄的人有所不及，所以加以限制。过去子路的姐姐去世，按规定可以除服，但他没有除服，说：“我不忍心。”孔子说：“先王制定丧礼，行道的人都不忍心这样做。” 子路听到这话，便除去了丧服。子路因为不忍心而得到圣人的纠正，此后便不再迷惑。曾子想要为小功亲属补服，也是因为不忍心；可惜没有得到圣人的纠正，使后世困惑至今仍未能解开。韩文公可以说与曾子志趣相同，却没有想到周公、孔子所制定的礼制。●卷八百四十七 ☆封翘 封翘，字舜卿，是封氏的侄子。梁贞明年间任翰林学士，后唐天成年间任给事中。○请入阁次对奏 我私下认为，五日一次轮流奏对，涉及的事情过于繁多。所奏见解有的长处、有的短处，不应当徒然烦劳圣上阅览。请从今以后只对入阁的官员，依照刑法待制官的旧例轮流奏对。○敬天爱民疏 天地运行的常道、阴阳变化的规律，无不从上面符合帝王之道，从旁体察万物的情状。倘若国人偶然有所叹息，那么时令必定因此失常。像陛下这样英明治理天下，勤俭临朝，推行怜悯无罪、反躬自责的心意，实行解网纳隍的仁政；不偏不党，使法令不滥用雷霆般的刑威；宽厚仁慈，使恩泽常常均布如雨露。这样就可以使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使国家迅速兴盛并与禹、汤相等。那么灾星就应当退避三舍，祥瑞的太阳也会呈现五色。哪里会有从冬天直到腊月、开年又经过春季，阴云常常遮蔽长空，阴雨连日不断呢？这难道是圣政还没有达到、上天不降福祥吗？既然难以向苍天说明，就应当进一步增加崇高的德行。伏请陛下稍加留意，下令有关部门，使郊坛祠祭的礼仪、簠簋中供奉的馨香祭品，尤其加以洁净，倍加恭敬。罪行不是劫掠杀人，立即下令疏释。已故的卿士，希望加以赙赠。正值农桑借助人力之时，务必免除大规模劳役。正是禽鸟营巢的时候，禁止捕鸟张网。恭敬地祈求十日五风，以此预卜千秋万岁。请把诏令交付有关部门，详细斟酌后施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寸〕 ○请行封建疏 臣听说，树立亲爱之情首先要亲近亲属，用以教导百姓和睦相处，这实在是大朝廷的重大事务，也是治理国家的共同准则。因此可知，藩屏如城墙，是国家根本的资助；宗室封国如磐石，是安定宗室的谋略。这样才能兴隆宏大的基业，保全安定皇家。伏惟陛下承受上天福祚，根基宏大，圣德日新，使九功全都有序，百事都能保持正道。失坠的典章都已修复，遗留下来的文献也必定举行，唯独对于封建制度，还没有见到宣布施行。既然还压抑在龙楼之下，就应当每日遵循《麟趾》的义旨。请下令任用亲近而贤能的人，以资助辅佐朝廷。○请答谢神祠疏 星辰运行合乎度数，风雨也应合时令。将要修举报赛答谢之礼，请用御前香一合，由圣上亲自焚上一炷，其余的便命令分送到所要答谢的各座庙中焚烧。贵在表达精诚至意，希望贤圣能够感通。☆康澄 康澄，后唐明宗朝任大理少卿。○详断杨汉宾奏 杨汉宾早年位列偏将，曾经分封土地。事情如果先从宽恕自己开始，就不应当把过错归罪于别人。怎么可以忘记姻亲旧情，凭借官位资历的威势，竟因殴打之事而公开引发诉讼？既然自己归属于有过错的一方，就应当实行无所偏私的原则。应当议减刑罚，也应当引用法律条文。杨汉宾先前任黔南节度使，属于三品使职，依律可以进入议减范围，按规定减一等，杖九十。依照《名例律》：“官品低而不能抵尽其罪，余罪收赎；罪轻而不能抵尽其官，保留官职收赎。”杨汉宾所犯罪应杖九十，依律以铜九斤赎罪；依照格条，每斤缴纳钱一百二十文。○陈政事疏 臣听说，国家的安危得失、治乱兴亡，实在不取决于天时，也固然不由地利决定。童谣不是祸福的根本，妖异和祥瑞哪里是国家盛衰的源头！所以野雉飞入鼎中、桑树和谷树在朝廷中生长，也不能阻止殷宗的兴盛；神马长鸣、玉龟显示祥兆，也不能延长晋朝国运。由此可知，国家有五种不必害怕的事，有六种尤其值得深深畏惧的事。阴阳失调，不足畏惧；日月星辰运行失常，不足畏惧；小人散布谣言，不足畏惧；山崩川涸，不足畏惧；害虫损伤庄稼，不足畏惧。这就是五种不足畏惧的事。贤人隐退不出，深可畏惧；士农工商各自改业，深可畏惧；上下互相徇私，深可畏惧；羞耻之心和正道消亡，深可畏惧；毁誉混乱、真假颠倒，深可畏惧；直言之声被轻视而听闻不到，深可畏惧。这就是六种深可畏惧的事。伏惟陛下尊临南国，全部拥有八方土地，荡除三代末世的浇薄风气，振兴三代旧有的典章。设置四科来罗致俊杰，掌握五柄来驾驭英雄，因此不守法度、不合常规的人，都想改过自新；无礼无义的人，也相继改悔内心。然而，那些不足畏惧的事情，希望陛下保存其警戒而不必过分论说；那些深可畏惧的事情，希望陛下加以修治而不使其有所差失。再加以崇尚三纲五常的教化，推行《六府三事》的歌咏，那么宏大的基业就能与五岳争高，盛大的德行也能和磐石一样永远牢固。☆韩彦恽 韩彦恽，后唐长兴元年任礼部尚书。☆裕祧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