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五十七

译《内德论》至于佛以十种力量调伏驾驭众生，在苦海中运载法船；以三乘接引众生，在火宅中开辟平坦道路。劝人行善、增进德行的广大，是七经所不能达到的；戒止罪恶、防备祸患的深远，是九流无法相比的。但穷究神妙、知晓变化，其言论宏大而足以警醒人；除去迷惑、断绝尘累，其轨迹清高深远而难以逃离。华夏和夷狄、士人和庶民、朝廷和民间的文士儒者，各自依附于所安之处，很少有人真正体会这条道。若不是精研考察真伪，深思观察苦与空，便无法建立坚如磐石的信根，除去像罗网一样的疑惑。远古有净名、妙德，弘扬佛道而胜过众人，勤勉奉行；近世有天亲、龙树，领悟真实道理而诚心喜悦。罗什、道安专心求学，穷究玄妙宗旨而更加恭敬；僧肇、慧远归依佛法，直到白首而信念更加坚定。他们超过子安沉溺于书籍，也胜过宣尼玩味《易经》。即使千金也不足以惊动他们的目光，八音也不能改变他们的听闻。听得越广，喜爱越深；思考越深，信念越坚定。他们都想停止却不能停止，那么这道理必然不是虚妄的啊！我皇承受上天的命运，宏大地救济天下，覆被如同苍天，承载如同厚地，扫除阴霾，清肃八方，拯救水火中的百姓，使万民安宁；五教恭敬地推行，九功都得到治理，总括万古的美好政教，革除历代遗留下来的弊病。搜罗各种善行，尊崇三宝作为渡济众生的桥梁；铲除各种恶行，屏除四部中的【疑字：ㄗ】莠。遵循佛陀临终嘱托的遗旨，弘扬继承佛法兴盛的要术，功德崇高，连昊天也无法比喻。然而士大夫们追述先儒的说法有许多途径，各自以所学为师，异论像刀锋一样纷纷出现。有人说，三王没有佛而寿命长久；二石拥有僧人而政治暴虐；国家教化受损是由于奉佛，国家得到益处在于废除僧人。如果只是固守片面见解，没有申明贯通的道理，广泛考察兴亡历史，就足以证明这种说法是虚浮伪妄的。为什么呢？灭亡秦朝的是胡亥，当时没有佛而国家崩溃；使佛法兴盛的是汉明帝，当时有僧人而国家安治。北周废除佛寺，但天元帝的国运并不长久；隋朝弘扬佛教，开皇年间的政令也没有暴虐。国家盛衰在于施行政令，政治治乱在于各级官吏。把罪过归给佛和僧人，实在不是通达的论断。况且佛法只弘扬善行，并不使臣民增长恶行；戒律本来是防止过错的，怎么会损害国家和家庭呢？如果人人守善，家家奉戒，那么刑罚怎么会扩大？祸乱也就没有由来。骐骥虽然骏健，不驾驭它就不能到达远方；药物和砭石即使很多，不服用它们又怎能治愈疾病？项籍丧失军队，不是范增没有计策；石氏兴起暴虐，难道是佛教不仁吗？只是违背佛法的人会暴乱，从来没有遵循佛法的人反而凶暴。由此看来，也足以明白了。又有人说，正觉之道是妖神，把清净布施比作淫邪祭祀，对它加以诋毁和诽谤，无所不用其极。圣朝劝导人们行善，建立伽蓝来崇尚福德；迷惑的百姓却兴起诽谤，反而把功德看成赘疣。这是深深讥讽皇上的行为，不只是毁谤佛法。臣私下抚心叹息，正因此而发愤握笔写作。幸而承蒙皇恩，得以沐浴佛法的雨露；对于自己疑惑的地方反复切磋，到如今已经积累多年。信心随着听闻而生起，疑惑由于理解而消灭。从前我曾经随意诋毁而不相信，如今则坚定信奉而不再毁谤；近来推求自己的情况，再推广来衡量别人，凡是轻易毁谤而不敬重佛法的人，都是因为讨论得还不彻底。如果让他们探究幽深、寻求隐微，功夫达到澄什的程度，那么一定都会深信笃敬，志向也会和名僧一样。我张师政所学并不深通钩玄，见识也没有达到玄妙境界，只是略有所闻，稍稍消除了自己的疑惑；谨就自己的平庸浅陋，撰写三篇论文：第一篇《辨惑》，说明邪正方面的共同弊病；第二篇《通命》，辨析灾祸和福庆相互依存的道理；第三篇《空有》，破除执著于断灭和常住的见解，以群书加以证明，以众多善理加以考察；上对显明圣朝清净的福业，下对折服淫邪祭祀的虚妄诽谤。虽然有这样的意图，但才力不足，文辞鄙陋，援引的证据浅薄，即使竭尽愚诚勤勉，又怎能宣扬圣德呢？或许能使与我同样有病却还没有痊愈的人，听到浅近的譬喻而得到深刻的觉悟吧？就像篱笆边的花草，有时也能解除心腹之疾；粗茶淡饭，或许也能救济沟壑中的饥饿者。若是眼前有金丹、案上摆满玉食，回头看看这些菲薄的东西，实在足以感到鄙陋。《辨惑一》有一位善于辩论的聪明书生对忠正君子说：“我听说释迦牟尼出生在天竺，佛经出自西域。佛的名号没有传于周公、孔子之世，功德也没有记载于经典和典谟之中。它确实是远方夷狄所尊敬的对象，并不是中原的师儒。直到摄摩腾进入汉地，康僧会游历吴地，在南方显现舍利，在东都建立佛寺，从此以后，人们才崇尚佛法。僧侣的数量盛大到超过洙泗的儒生，精舍的华美甚至超过王侯的居所；既建在高爽干燥之地，又用肥沃良田资助它。高高竖起的佛幢遮蔽阳光，寺院规模比拟甲等宅第而处在大道旁。王公大人用金帛资助它，农商富户用田宅施舍它。这样说来，佛教的福利究竟在哪里？为什么要过分尊崇它呢？不如销毁佛像，停止雕刻铸造，这样钱财便可以不再浪费；毁掉佛经，禁止缮写，笔墨纸张便不会因此昂贵；废除僧人，让他们编入户籍，可以增加黍稷等赋税的余收；毁坏佛塔，用来弥补不足，可以扩大赈济抚恤的仁惠。我想进京朝见，献上愚忠，上书提出这个计策，私下认为这样可以有益国家、便利百姓。您认为怎么样呢？”忠正君子说：“这是什么过分的话啊！这不是忠孝之道。忠臣奉事国家，希望它获得无边的福祉；孝子使父母安宁，务必在灾祸尚未显现时防止它。听说有获得福报的因缘，便追求它唯恐来不及；看见迅速招致灾祸的苗头，便像探取沸水一样赶快避开。国家重视祭祀天地，是因为祈求福佑；家庭避开阴阳禁忌，是因为畏惧灾祸。福似乎应当求取，祸似乎应当除去，这是人的常情，也是忠道。您却要除去人们所谓的福，招取人们所谓的祸，难道是忠臣奉事国家的计策吗？难道是孝子使父母安宁的方法吗？看一个普通人爱护自己，尚且不会拒绝治病而违背占卜，何况忠臣爱护君主，怎么能劝君主招祸而阻止福佑呢？这与采药物进献给君主，却选取农氏、岐伯所忌讳的东西；寻求医术奉养父母，却反而拒绝和缓、扁鹊的高明医术，有什么不同？劝人取用禁忌之物而使用毒药，实在不是慎重周密的用意；施加在自己身上尚且害怕，何况敢于安心施加给上天所生的君亲吗？” “至于废掉宗庙中的祭祀供品，拿来供子孙食用鱼肉；毁掉祭祀祖先时所用的礼服礼冠，拿来充作奴仆婢妾的衣服；如果只求施惠于下民的恩德，却不崇尚使君上安宁的福业；嫌恨奉养父母所费的饮食，想废弃奉养父母来装饰自己的房屋，这样的人可以说忠吗？可以说孝吗？况且周弃推广播种殖谷的教化，于是配享后稷而永远受尊崇；勾龙建立治理水土的功劳，也因此配享社神而永远受到敬奉。即使是修筑城墙的小小益处，尚且列入八蜡祭祀；即使是山林水泽中微小的神灵，仍然【缺字】一次献祭。何况佛具有三种通达而无障碍的智慧，百神没有谁能与之匹敌；

译“佛是十方世界无可比拟的尊者，千圣也没有谁能与之匹敌。万般迷惑都已经断尽，万般功德都已经具备。梵天仰望他，帝释天奉他为师。他的道法救济四生，教化通达三界，把众生从生死轮回中拔出，显示涅槃的永恒安乐。他的身体光明赫赫，夺去明亮太阳的光辉；形貌端正庄严，具备圣人的奇异相貌。他的道理微妙而玄通，周公、孔子也不足以相比；广泛施予、普遍救济，即使尧舜也还觉得有所不足。慈悲平等而不遗弃任何事物，难道不能说是仁吗？具足智慧而有奇妙觉悟，难道不能说是圣吗？体察仁圣之德的人，难道会是制造欺诈诳妄言论的人吗？静下心来思考，没有什么不能相信的。至于建寺的功德深厚超过巨海，度僧的福德沉重超过高山，这是法王亲自明言、开悟之士笃信的道理。兴建寺院的人能够增加福庆、使国家获益，难道不是很大吗？敬奉佛法的人能够生起善行、使百姓受益，难道不是很广吗？有时虽是小小损耗却带来重大益处，难道不是国家应当崇尚的吗？有时虽有小小利益却造成重大损失，难道不是百姓应当避免的吗？佛法之眼明察清楚，看见福报没有限量；佛的金口真实可信，说祸咎的因缘永不磨灭。天下所有士人百姓都没有亲眼看见这些事，即使还不能相信它一定如此，又凭什么知道它不可能如此呢？幽冥深奥之事不能凭主观臆断，深远的道理只能用圣人的证明来判断。难道不希望崇奉佛法的福德资助君主和父亲，不害怕毁谤佛法的罪累殃及国家和家庭吗？” “臣子对君主没有这样的谨慎，就不是忠臣；儿子对父母没有这样的忧虑，就不是孝子。您想姑且满足嫉妒诋毁的狭隘心思，却不扩大忠诚谨慎的深远考虑，阻断祈求福佑的大缘，毁坏使君上安宁的善业，这就是招取罪咎的道路，哪里是竭尽忠诚的道义呢？我从前专心于儒学，又用心于文苑，很像您现在的言论，实在是因为听闻佛法太晚；幸亏得到指引而消除疑惑，所幸迷失的道路还不远。每次反省过错、责备自己，常常面对饭食却忘了吃饭。您如果广泛考察、深入思考，也将悔悟自己的迷误而知道回头。我私下听说有一位太史令傅君，他从前的疑惑又比我更加严重。回头反省自己过去的迷惑，十件中有五件与他相同。请允许我辨析傅君的疑惑之言，以解除您的错误执著。” “傅君说佛法本来出自西域胡人，不应当在中国奉行；我从前也有同样的疑惑，如今才明白并不是这样。余由本来出自西戎，却辅佐秦穆公开创霸业；日磾出生于北狄，却侍奉汉武帝消除危害。臣子既可以出自异域，老师也应当如此。为什么一定要因为风俗相同才取用，而舍弃来自不同地域的呢？应当以道的广大来尊崇老师，不论他来自哪里；应当以善的高尚来判定佛法，不计较它来自远近。至于崇尚仁爱为美，去除欲望为高，戒除积恶造成的后患，劝人行善以求福报，这是百家共同的道理，七经也无法改变。但百家之说狭窄浅近而没有达到深处，拘谨局促而不能周遍广大；它们推及他物的宽恕，哪里比得上佛法宏大？它们只看见末节而不知道根本，哪里比得上佛法深远？它们劝善惩恶的范围，哪里比得上佛法广大？它们说明空、分析有的深度，哪里比得上佛法深厚？由此看来，佛道真是精妙。圣人的德行还有什么可以超过它？难道能因为它生在异域就轻视它的道，因为它出自远方就抛弃它的宝贵吗？超群的骏马，不一定只产于中原；旷世的珍宝，也不一定都是中华之物。汉朝寻求西域的名马，魏国收取南海的明珠，进贡犀牛象牙，采集翡翠毛羽。物产出生在远域，尚且可以在这里被视为珍宝；道理出自遥远的地方，为什么偏偏要抛弃呢？” “如果药物出自戎夷，禁咒起于胡越，只要能够除邪治病，难道会因为来自远方就不用它吗？灭除贪、嗔、痴三毒而证得无为，这种除邪是多么广大；消除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八苦而达到常乐，这种去病是多么深远。怎么能拘泥于夷夏之分，计较亲疏远近呢？况且在百亿日月所照耀之下、三千世界之内，所谓中土反而在那个地域，不在我们这里。”（以上为辨析佛出西域） “傅君说《诗经》《尚书》没有说过的，就认为佛经不值得尊崇。我从前也有同样的疑惑，如今又明白并不是这样。天文历象的奥秘，山川形势的奇异，经脉孔穴的诊察，针灸药物符咒的方术，《诗经》《尚书》没有记载，周公、孔子也没有明说。然而考察它们所导致的吉凶却有应验，观察它们的施行运用也多有效验。况且周公、孔子没有说过的事物，纷繁无穷；《诗经》《尚书》没有记载的方法，茫茫无尽。可见书不能穷尽言语，言语不能穷尽心意，怎么能拘泥于六经局限的教法，而背弃三昧通达的宗旨呢？有用的事情一定兴起于上古，圣人在后世开创事务，所以楼台屋宇替代了巢居，文字代替了结绳记事。饮血茹毛的食物，是先出现却不珍贵；用火熟食、种植谷物的功劳，虽然后来产生却不能说是弊病。那些取舍的先后，并不是道理和教化有所蒙蔽、不能通达。怎么能因为《诗经》《尚书》早已传播就特别尊崇，而认为佛经后来传来就应当废弃呢？人幼年吃藜藿，长大后饱食美味；年轻时穿布衣，老年时获得侯服，难道能因为藜藿先得到，就说它胜过美味；因为侯服后来才获得，就说它不如布衣尊贵吗？万物会迁变，三宝却永远常住；它寂然不动，却因感应而处处显现。佛的化身示现隐显的迹象，法身则超越兴亡的规律。“佛并不是最初出生在王宫，也不是最终长逝于娑罗双树之间，怎么能根据应众生之感而示现来去，来计量其生灭；又怎能根据示现的来去而计较其修行时间的长短呢？”（以上为辨析周公、孔子没有说过佛法） “傅氏赞誉老子而毁谤释迦，赞美道家经典而否定佛教。我从前也有同样的疑惑，如今又明白并不是这样。释教和老教，体本相同，并不是两种根本不同的道理；都在消除有欲的累害，共同显明无为的宗旨。老氏的道理明白却还没有圆融，佛典的言论则达到了极致。道如果果真是正确的，佛当然也同样正确而没有错误；佛如果果真错误，道也可以说是错误而没有正确。道理并不是彼此矛盾的不同，只是人们心中有趋向和背离的差别；这既像众猿猴各自喜欢或厌恶，也像叶公喜爱龙的形象却害怕真龙。至于柱下老子《道德经》的旨意，漆园庄子的内篇外篇，雅正深奥而难以增益，清高可贵而值得尊崇。我常常私下诵读它们，没有什么异议。难道因为信奉佛典就要随意诋毁它们吗？再进一步说，生死无穷的因缘、报应不灭的宗旨，是释氏创始阐明的，黄老之学没有说到。现在的道家经典为什么又与佛典相类似，谈论三世来劝善戒恶，走出九流的轨迹呢？如果是亲眼看见而说出这些道理，那就和佛一样具有同等的照见；如果只是从耳朵听来而加以传述，那就是以佛为师并遵循佛的学说。同样具有照见，就不应当否定佛；以佛为师，就不应当毁谤佛。赞誉道教而毁谤佛教，错误得多么严重啊！”（以上为辨析毁佛誉道）

译“傅君说佛是妖鬼之气，寺院是淫邪的祭祀场所。这是没有思考的话。妖怪只会制造灾孽，哪里会弘扬十善的教化？鬼魅必然凭借邪恶，怎么会兴起八正道？妖怪尚且害怕狗，鬼魅也害怕猫，凭什么能够降伏帝释天的崇高心志、摧毁天魔的巨大力量？又如图澄、鸠摩罗什一类，道安、慧远一辈，都是高德高名之人，既不疯狂，也不醉乱，难道会舍弃爱欲、辞去荣华，去追求魑魅的邪道，勤苦自身、节制欲望，侍奉魍魉妖神吗？又从东汉到我大唐，历代都尊荣佛教之言，各处都断绝淫邪祭祀，难道会舍弃财力、放弃士民，去营造魑魅的殿堂佛塔，加入魍魉的徒众吗？又有宰辅重臣、冠盖人物、人伦表率，如王导、庾亮之流，戴逵、许询之辈，把心志置于天人之间、把行迹高举在烟霞之上，他们都接受佛教而归依，安放心意来崇奉信仰，难道会尊崇妖怪、奉事鬼魅而自取卑屈吗？实在是因为看见佛法的精妙、知道它的真实，才使他们这样。况且傅氏的先祖傅毅，字武仲，才华高、学问大，世人称为通达之士；他辨明汉显宗梦见金人的祥瑞，证明金人入梦是冥冥感应，佛教向东传播，傅毅是有功劳的。私下揣度傅令的才识，不能与武仲相比，他为什么反而毁谤佛法、诋毁佛教，与他的先祖相反呢？” 吴国尚书令阚泽对吴主孙权说：“孔子、老子的两家学说，与佛法相比，优劣相差很远。为什么这样说呢？孔子、老子设立教化，效法天道来制定法则，不敢违背天；诸佛宣说教法，诸天奉行而不敢违背佛。这样说来，实在不能相提并论。”我认为阚泽这番话，已经知道二者优劣的一个方面了。天下所有君子，难道可以不思考他的话吗？大士高僧，对于道理观察得深；明主贤臣，为国家谋划得忠诚。然而历代都珍视他们，把他们的话作为大训，为什么呢？因为知道他们穷究道理、尽明本性，没有什么道能够超过他们。傅氏观察得不如名僧深刻，思考得不如前代圣哲精纯，却只听从自己的心意而背弃正法，轻视福德而招兴罪咎，他为国家谋划怎么会如此不忠？为自身考虑怎么会如此不长远？大觉者穷尽神妙、知晓变化，深切劝人思考祸患而预先防备。只是人的百年寿命容易耗尽，可叹五福难以长久。生命如河水流逝、如闪电飞驰，业报却如大地长存、如苍天久远。三恶道幽深而没有尽头，四种生死之流无边无际。应当凭借佛法之船获得济渡，借助信心的羽翼高高飞翔；应当转变灾祸而成为福报，为什么还不思考，反而制造狂妄呢？”（以上为辨析把佛比作妖魅） “傅君说，赵朝、梁朝时都有僧人反叛，何况如今天下有二十万僧尼。这也是没有思考的话。如果因为过去曾有僧人反叛，就废弃现在的佛法众僧，难道能因为古代有叛臣，就抛弃今天众多的士人；因为邻家有逆子，就驱逐自己家的孝顺儿子；因为过去有乱民，就不养活今天的百姓吗？天下各地出家的众人，并不是集中在一个城邑，而是像星辰一样分布在九州。用州县来统摄他们，用关河来限制他们；他们没有征发兵众的权力，又受到法令制度的禁约。即使有三五个凶险之徒、一两个阐提之人，既没有条件乌合成群，又有什么可忧虑会像蚂蚁一样聚集呢？况且僧人入道，难道会怀有亡命徒的阴谋吗？女子出家，难道是为了求取带铠甲作战的用途吗？为什么要混同计算僧尼的人数，把他们一概视为枭獍之党，以虚假构陷真实，遮蔽善行而称说恶行？君子有三种敬畏，难道应当这样做吗？青衿之士有罪，不是孔子的过错；早年从事非正之事，难道是释迦尊者的罪过吗？僧人触犯朝廷法令，尼姑违犯世俗刑法，就像诵读戒律却偷窃穿墙，如同阅读礼书却骄傲傲慢。只是因为人禀有顽固嚣张的本性，不能迁改向善，并不是经法开启了叛逆作乱的根源，使人染上恶行。人不可能全都贤良，但佛法确实完全是善的；怎么能因为憎恨恶人就牵连善法，因为怪罪人而抛弃法呢？” “有人口头谈论伯夷、叔齐，身体却实行桀、跖之事；耳朵听着《诗经》《礼记》，心中却存有邪僻念头。自夏、殷以来，哪一代没有这种人？难道可以因为憎恨盗跖，就责怪伯夷、叔齐；因为憎恨邪恶，就废弃《诗经》《礼记》吗？这样说来，人可以有应当诛杀的罪过，法却没有应当废弃的过错；只应当禁止邪非以弘扬佛法，不能因为人的过错而轻视道。我私下坚定信奉妙法，却不是无原则地偏袒僧人。至于铲除稗草来培育好苗，肃清奸邪来使大教清明，正是我深深希望的。”（以上为辨析过去有僧人反叛） “傅君说道人有土、枭、驴、骡四类，都是贪婪叛逆的恶种。这又是没有思考的话。因为舍弃世俗而修行道术，所以称为道人；学习道术本来就是离开贪欲，怎么能叫作贪婪叛逆呢？如果说贪求菩提之道、逆着生死之流而行，那么傅君这样说，正是没有通达这个道理。观察僧人的戒律行为：实行常人不能实行的事，停止常人不能停止的事，这些都记载在佛典中，可以考察。即使蠕动的小动物，尚且不加伤害，何况会做枭獍那样的事情呢？婚嫁的礼仪尚且舍弃而不做，何况会做禽兽般的行为呢？为什么要把离欲的上人拿来和聚群争斗的下等动物相比，把有道德的贤俊比作无知的驴骡，把大慈悲的善众比作不祥的恶鸟，说道人是叛逆的种类，把梵行比作兽心，伤害善人怎么如此严重？把白说成黑，竟然类似这样吗？”（以上为辨析把僧人比作土、枭等） “我从前常常引用《孝经》中身体不应毁伤的话，来讥讽僧人剃去胡须头发，认为他们违背先王之道；如今才明白并不是这样。至于侍奉君主和父母而尽忠竭节，即使牺牲生命也称为仁；损害忠孝而苟且偷生，只保全皮肤也不是义。谈论美名却在危难时献出生命，礼法要求在危难面前也不可苟且逃免，怎么能相提并论地责骂毁伤身体，只顾头发皮肤呢？割股、剖肝来奉亲，伤害已经很重；剃须落发，毁伤却很轻微。树立忠节而不顾生命，评论者没有谁责怪；求道而不爱惜毛发，为什么偏偏认为有过错？商汤体恤百姓，尚且焚烧自身来祈求降泽；墨子推重兼爱，想要磨破脚、走到头顶。何况僧人向上是为了君主和父母，深切求取福利益，胡须头发的毁伤又有什么值得顾惜的呢？况且圣人的教化虽然途径不同，却可以同归于一；君子的道，有时反而违背常经却合乎大义，这就是泰伯一类的人。泰伯废弃在家接受奉养的常礼，借口采药而不回来；抛弃中原的衣冠制度，依从剪发的习俗而成为【疑字：饣希】。违背常经、悖逆礼法，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然而仲尼称赞他说：‘泰伯可以说是最高的德行了。’为什么呢？虽然外在行迹背离君亲，内心却忠于家国；形体虽在百越受损，德行却成全了三次让国。因此泰伯舍弃衣冠制度，却没有损害最高的德行。“这样看来，僧人舍弃士大夫的仪容，又怎么会损害精妙的道呢？他们虽然改变服装、改换形貌，违背臣子通常的仪容礼制，但内心信奉道法，愿意使君主和父母获得更多福报。如果他们身心都修习出家众人的各种善行，为君父遗留下历劫长久的福庆，那么这种忠孝，不是更多吗？说善良的僧人不忠，我实在不能相信。”（以上为辨析讥讽毁伤胡须头发）

译傅又说：“西域的胡人，是因泥土而生的，所以才便于制作泥丸。这又是没有思考过的话。崇奉、建立神灵的塑像，摹绘尊贵的形貌，所用的材料多种多样，并不只是泥丸。有的雕刻，有的铸造，就用铁、木、金、铜；有的绘画，有的刺绣，也用丹青、缣素。难道又说西域的男女，都是普遍由这些东西生出来的吗？况且中国的庙宇以木材为主，难道那些制定礼制的君子，也都是从木头中孕育出来的吗？亲人不可忘，所以为他们建立宗庙；佛不可忘，所以树立他的形像。用来表现无穷的思念之心，伸张如同亲临在前的敬意。钦敬圣人、仰慕圣德，有什么过错呢？把善说成过错的人，也必然会把恶说成功劳了。”（以上辨析泥土所生、以泥为事一事。） 傅又说：“帝王没有佛，国家就太平，年祚就长久；有了佛，政事就暴虐，国祚就短促。”这又是没有思考过的话。照这样说，就是认为能仁佛所设立的教法，全都在阐发淫乱暴虐的风气；菩萨所立的言论，专门在扩大桀、纣的事情。按事实来说，完全不是这样。殷朝丧失帝位，是灾祸因【疑】的言论而兴起；周朝失去诸侯，是祸患由【疑】的笑声引起。三代的灭亡，都是由于这些东西。三乘佛教的教法，难道还会崇尚这些吗？佛道所讲的是慈悲、喜舍、护念，把众生与我、怨家与亲人一视同仁，给予安乐，救济危难困苦。古代之所以能够得到民众，佛教已经把这些道理弘扬出来了；民众之所以逃离君上，佛经也严加禁止了。羲、轩、舜、禹的德行，都包含在六度之中；羿、浞、癸、辛的罪过，都由十恶加以防禁。假使桀弘扬少欲的教法，纣顺从大慈的道理，那么伊尹、吕尚就没有办法施展谋略，商汤、周武王又怎能进行征讨？就可以使鸣条免除亡国之祸，使牧野停止倒戈之乱，使夏后遵从洛【疑】之歌，使楚子避开乾【疑】之难。这样说来，释氏的教化所带来的利益实在不小：使福祚延续到无穷，遏止危亡于尚未显露之时。傅说有佛是损害，没有佛才有益，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佛究竟与你有什么仇怨，你竟诬蔑他到这种地步？佛究竟亏负了你什么，你竟像对仇人一样憎恨他呢？” （以上辨析有佛便使政治暴虐一事。） 傅又说：“在佛法出现以前，人们都淳朴温和，世上没有篡夺叛逆。”这又是没有思考过的话。九黎扰乱德行，难道不是没有佛的年代吗？三苗违抗命令，难道不是在应当已有佛法之后吗？夏、殷末年，哪里有淳朴温和？春秋时期，难道没有篡夺叛逆？盗贼奸邪作乱，皋繇还曾发出士命【疑】；猃狁非常猖獗，尹吉甫辛劳地进行征讨。而傅却说佛教兴起了篡逆，佛法败坏了淳和，专门编造空话，全都违背实录。一丝一毫的盗窃，佛尚且戒止，难道会助长长期的篡逆之乱吗？一句话的争竞，佛也加以防止，怎么会败坏淳和之道呢？佛教的宗旨，是劝臣子忠诚，劝子女孝顺，劝国家治理，劝家庭和睦；弘扬善行，显明天堂的快乐；惩罚过错，揭示地狱的痛苦。岂止用一个字来褒贬，难道只是设置五刑来作为戒惧吗？竟说佛法伤害和气、助长祸乱，不也是诬蔑诽谤得太厉害了吗？这对佛日又有什么损害呢？只是自己沉沦在苦海中罢了，轻慢佛法而不知躲避，实在可悲啊！” 于是书生心中折服而面带惭愧，离开座位道歉说：“我因为习惯世俗、把常情当作常理，违背道理而自求安逸；忽略了自己尚未探究明白的事情，玩弄自己先前已经迷惑的见解；背离正法而发表异议，接受邪说而共同犯错。如今听到佛智深远广大，才知道佛教真实忠正，豁然获得精神上的觉悟，所说的道理足以荡除逆乱、祛除弊病。虽然往年曾经跟从邪说，现在请让我在今日归依正道。我谨慎地诵读您所来的劝诫，把它作为日常言谈的依据。”（以上辨析没有佛法便使人民和睦一事。） ○通命二 有人说：“圣人陈说福报来劝人行善，显示祸患来警戒作恶。小人认为行善没有益处而不去做，认为作恶没有损害而不知悔改。然而关于有灾祸、有福报的说法，竟只是华美而不实在；关于无益处、无损害的说法，却似乎可信而有征验。为什么这样说呢？伯夷饿死了，启期贫困了，颜回早夭了，冉耕患病了；有的人奢侈豪华、极其富贵，却很少听说他们讲求义理；有的人头发花白、长寿考终，但名声并不相称，终身默默无闻。仁德之人未必长寿，富贵之人未必仁德，这类记载已经陈列很多，不胜枚举。所以知道仲尼关于祸福的说法，只是在白白欺骗人；文命关于如影随形的比喻，大概难以相信吧。”有一个笃实地行善而不懈怠的人，感叹这种说法长期使人迷惑，于是论述并解释说：“祸福大概都有它的根由，不可能没有原因而妄自招致。善恶应当得到相应的报应，绝不会失去应有的感应而徒然停止，只是根由深远而报应来得迟，非耳目所能达到；追溯起始而穷究终结，也是儒家、墨家所不能及的。因此，随时遭遇的命运，推度上天的安排便难以详知；夭折与长寿的年数，考察人的外在情形又容易迷惑。人施行赏罚，尚且能够明察而不滥用；上天降下祸福，难道反而会混乱无序吗？所以知道其中自有道理，不可诬蔑。若不是大觉悟而又遍知一切的人，谁能穷尽其中的道理而消除疑惑呢？” 卜商、贾谊所说的话，班彪、李康所写的论著，都只知道把一切混同起来说成命运，却不能辨明命运所以如此的原因。这与看见粮仓中的黍稷，却不知道它们是由耕种收获而来；看见箱笥中的罗纨，却不知道它们是由机杼织成的，有什么不同？司马迁感叹报应施行失常，积累疑惑而不能贯通；范滂对善恶是否相称感到困惑，含着愤懑而无法解释。他们都只看见水流而不追寻源头，只看见一面而不知道另一面。只有考察释氏的经论，才可以究明事情的始终。行善行恶的报应，能够穷究其枝流，直到千叶万端；命运有厚有薄，可以照见它从万古以来的根源。辨明六趣的往来，显示三世的祸福，才知道形体会受业力役使，而业力并不朽灭；人死之后，神识又会再生。有时贤人圣人承受前世遗留下来的灾殃，六种神通也缺少能供口食的东西；有时禽兽承受余留下来的福报，四足之身却怀有如意宝珠。所造的业并非只有一种，所感得的报应实际上也千变万化。业各不相同而随心而造，报应各不相同，正如人的面貌各不相同。考察人的本心，有的先迷惑而后复明，有的有开端却没有结局，有的长期作恶而不悔改，有的善行衰微却始终崇尚善道，有的立下功劳却又兼有过失，有的福分微薄而智慧隆盛，有的罪过相同而心情各异，有的功劳不同而志向相同。因此他们所受的报应，有的先哭号而后欢笑，有的已经得到却又忧虑失去，有的年轻时卑贱而最终凶祸，有的开始荣耀而最终吉祥，有的操守清白却年纪轻轻就夭折，有的行为鄙陋却财物充盈，有的罪过相同而刑罚不同，有的德行相等而官阶不同。”

译业有许多端绪而相互交织，果报普遍酬偿而又细密分明。譬如画工铺陈丹青的色彩，镜中的影像应和美丑的形质。命运招来六印，使苏秦能够周游游说；业力引来万金，使陶朱公施展谋术。有人俯拾青紫之贵，是有过去因缘的帮助；有人通晓礼乐却固守贫穷，是没有宿世福分的资助。读论著的人一个接一个，唯独张文享有荣耀；说《诗》的人肩挨着肩，唯独匡衡官位特别显赫。有的人功劳勤苦，足以记载，却没有俸禄达到介推；有的人过失罪责本应陈列，却先得到雍齿那样的爵位。韦贤的经学造诣，远胜过黄金满柜；赵壹的文章典籍，却不如满囊的钱财。这难道是功业有不同吗？所以只是由于宿命各不相同罢了。有的人才能小而任职大，做到宰相却没有显赫功劳；有的人道德学问显著而身份卑微，孔子、墨子也有奔波困顿的耻辱。也有德行和地位都显赫的，像元恺列身于唐虞朝廷；才华和命运都隆盛的，像傅说、吕尚承受调和君臣的重任。两种因缘同时增长，所以兼得其利就是这样。只修成一种业，所以有所偏重就像那样：管仲获释后登上相位，李斯做了宰相却遭受刑罚；范睢先受侮辱而后荣耀，邓通开始富贵而最终饥饿。难道是起初口拙而后来善辩，过去愚笨而如今聪明吗？这是因为果报成熟后泰运到来，又因为福分耗尽而祸患临头。” 如果说使伍子胥失败的是宰【疑】，并非由于过去的灾殃；救济张苍的是王陵，与往日的福报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只看见现前的缘而不知道根本的因，有执著断灭见的过错。如果说业力拘系着人的美好爵位，却不念及共同升进的恩惠；命运偶然遇到仁厚之风，便不愧对后来苏醒【疑】的恩泽。这就是知道原因却不认识助缘，有忘恩负义的罪过。如果能够同时通达其中的意义，把这两种弊病都排除，增进德行、修习事业，哪里会有障碍呢？春天播种嘉谷，正要依赖夏雨来繁茂滋长；过去积下良因，还要借助今生的缘才能发达。接受膏泽却荒芜，是因为土地没有耕垦；遇到清明时代却贫贱，是因为自身没有因缘。因缘的道理，诸经论中都有完整说明。随处触及而扩展开来，全都属于这一类。如果只看见其中一面，不能会通另一面，过失罪累的萌芽就会因此产生，损伤自己的德行。考察佛典所阐明的道理，善业和恶业有决定与不决定之分；祸福的果报，有可以转变的，也有不能转变的。对于可以由修德或作恶而改变的业，只能通过禳解等方式转变；至于贤能或愚昧这类确定的命运，则无法迁移。大善积累起来，灾祸就消除；众恶积满，福分就灭尽。这是必然的道理，确实可信而不会差错。譬如药石有效，疾病就消除；水雨降下，火焰就熄灭；巨堤上的细流可以堵塞，萧斧砍伐，朝生的菌类也能立即摧毁。然而疾病已经深入膏肓胸腹，良药也有无法救治的时候；火势蔓延原野沼泽，滴水固然无法解决。邓林那样的大树，不是只靠一把刀就能砍尽；长江的水流，哪里是一块土石所能堵塞的？大德可以遮盖细小的瑕疵，微小的功劳不足以补偿重大的罪过。刻镂金石，建立功业很难；摧折枯朽之物，施力却容易。业力微小，报应就不坚固；行为坚实，果报就一定确定。不坚固，所以可以转变；确定不变，所以难以移动。可转变的困难，譬如三次唱诵便能使大海的波涛平息；难以移动的灾厄，譬如四果圣人仍会遭遇凶人的祸害。刘昆只是小贤，却能使风回转、火熄灭；唐尧是大圣，却遭遇洪水漫上山陵。依此来论，就没有什么可疑惑的了。晋文公增加德行，便在道路角落消灭长蛇；宋景公兴发善言，便使妖星退到天边。这是不确定的业。邾文公轻视自身而使百姓获利，有德行却没有相应的报应；楚昭王把灾祸引到自己身上而让福分给别人，言语善良而自身凶险。这就是确定的命运。有时作恶相同而感受不同，有时行善相等而报应不同，都是过去因缘造成的，怎么值得对一生之中的差异感到奇怪呢？孔子说：‘小人不知道天命，因此不知畏惧。’又说：‘不知道命运，就没有办法成为君子。’佛所说的业，就是儒家所说的命；名称虽不同而道理相通，可以合在一起讨论。命运系于业力，业力起于人的作为。” 人承受命运而有穷困或通达，命运又随着业力而有厚薄。厚薄不同的命运，无不是自己造成的。怨恨上天、责怪别人，不也是荒谬吗？《诗经》说：‘下民的灾祸，不是从上天降下来的。’

译《左传》说：‘祸福没有固定的门径，只是由人自己招来。’ 这句话是说，不能把天意推来推去，再把责任归咎于人。孟轲在鲁国时，不怨恨臧仓的蒙蔽；仲由在季氏门下做官，也不恼怒伯寮的谗言。这样说来，又是不能责怪人而把责任推给上天了。这些话表面上好像相反，归宿其实没有不同，概括说来，都归于增进德行。克制自己，戒备他人，用来勉励勤勉不息的志向；乐于顺应天命、懂得自身命运，以解除那些怨尤。这样做，所以内心勤勉于克制意念的功夫，对外弘扬不争的德行；上面没有怨天的过错，下面断绝责怪他人的负累，中正平和的行为也就在这里了。古代善于行道的人，大概就是从事于此吧。过去我刚开始听闻佛典时，信得不坚定，只拘泥于耳目所接触的范围，对于视听以外的事情便怀疑。认为前因后果的说法等同于庄周的寓言，天上地下的谈论类似于司马相如所说的乌有。看见奸邪之人漏网，就以为作恶没有惩罚；听见忠直之人反遭责难，就轻视善行而不加劝勉。这种迷惑实在太严重了！懂得业力之后就不是这样。通达业理的君子，没有私心而把命运交付给天，仰慕圣贤清正的德行，敦厚地奉行金玉般高尚的操守；不因居住陋巷而忧闷，不把心思留在名利竞争上。这样可以完成过去遗留下来的业，并开启将来长久的福庆。不顾世俗的讥笑诋毁，哪里还求乡里之人的称赞歌咏呢？” 植物种下后看不见它生长，到了时候却会长大；磨砺之物看不见它损耗，最终却会损伤它原有的厚度。如今这一生所行善恶的报应，往往时日尚近而没有成熟；过去世的吉凶果报，必须经历若干世之后才显现。譬如庄稼结出甘美果实，不是早晨播种、晚上就能成熟；蒺藜长出尖刺，也要春天生长、秋天结果。不耕作却能吃饱，是凭借往年剩下的粮食；不贤能却富贵长寿，是承受前身遗留的福报。天道不分亲疏，人的业力却有盈亏。由此推求天命，就可以消除疑惑了。至于虞、夏、商、周的典籍，古代老子、孔子、墨子的言论，道理只施用于一生，言语没有涉及三世。这样一来，就有六种疑惑无法解释。第一，显示行善的利益，说的是爵禄、赏赐、名声、荣誉；陈述作恶的祸害，说明的是耻辱和刑罚。然而逃避赏赐、隐藏名声的人，所得利益是什么？苟且偷安而不知羞耻的人，也没有受到那些祸害，怎么足以用来惩戒和劝勉呢？这是第一种疑惑。第二，说上天赐福给善人，降下各种祥瑞；说神明惩罚淫乱，施加六种极祸。然而伯牛有德行却患病，难道上天厌恶他的善行吗？盗跖凶暴却没有灾殃，难道神明赞许他的恶行吗？为什么祸福会如此滥加呢？这是第二种疑惑。第三，如果说罪过随着形体一同消灭，功劳也和身体一起腐朽，那么善行有什么值得谈论的福庆呢？” 恶行又有什么灾祸值得警戒呢？如果善恶的报应确实存在而不是不存在，那么，食山徽【疑】而饿死，福报在哪里加给他？剖食人肝却寿终正寝，祸患什么时候降临到他身上？为什么善恶竟没有报应呢？这是第三种疑惑。第四，如果说祸福由祖先父辈造成，灾殃和福庆延及子孙，但考察前代记载，并不都如此。伯宗、羊舌【疑】的后代，在晋朝灭绝；庆父、叔牙的后代，却在鲁国繁盛。难道都是祖先造成的吗？这是第四种疑惑。第五，如果说上天观察善行、察看恶行时常有错误，所以降福流灾便不公平地施加于下土，那么上天明白的命令，难道应当在赏罚上错乱吗？难道竟说天道还不如君王的制度吗？这是第五种疑惑。第六，如果说祸福不是人自己招来的，善恶在后世也没有报应，而历代君王却赏善罚恶，六经也褒扬德行、贬斥过错，那么这就是对无益之事作虚妄的劝勉，对无损之事作荒谬的警戒。这样，孔子弘扬教化又有什么可贵？嬴政焚烧书籍又有什么过错？这是第六种疑惑。这样说来，善恶所感召的结果、祸福所依伏的根由，如果只限于一生而不贯通三世，那么道理就局促而不宏大了，凭什么辨明人的疑惑呢？防止作恶还不周全，引导行善也有许多缺漏，所取的意义仍然浅薄，对百姓的利益也还微小。” 这同十力佛所说的深奥言论、三乘的微妙佛法相比，用它救济四生脱离火宅，运载六舟渡过苦海，高下相差是多么悬殊啊！就像小土丘与昆仑山相比，浅与深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又像小水洼与江汉相比，怎么能同日而语呢？过去维摩诘的明达，以及舍利弗的聪慧善辩，经论中都有详细记载，可以拿来比较，足以胜过项橐，超过孔丘，超越李老，胜过许由，折服墨翟，摧破庄周，吞纳诸子百家，囊括九流，书籍所记载的人物，没有谁能与他们匹敌。然而他们接受各种不同的道术，却不毁弃正信；即使明晓世间典籍，也常以佛法为乐，拜释迦为师，诚心接受善巧教导，难道会不知道佛道胜过其他学说，所以才钻研仰慕它吗？”},{ ○空与有分为三类。有人错误地执取“空”，因此产生断灭见，毫无惭愧，反而自称这是大乘；这是正法所深深戒止的。持断见的人说：“经书把诸法比作泡沫、影子，说众生与幻化相同。”又说：“罪与福没有区别，业报并不存在。”所以他们认为，种因得果的说法、天堂地狱的说法，就如同司马相如讲述上林苑中的橘树、孟德指着前方说有梅园一样，只是权宜诱导愚昧之人，假称有珍奇之物；只有这种说法，并没有实际存在的东西。至于冉耕早死，是因为调养失宜；彭祖、老聃长寿，是因为保养有方。人的贵贱自然各有不同，苦乐也偶然取决于所遭遇的境况。譬如草木，也有区别：像▯荚被视为祥瑞，连理树被认为是国家安宁的征兆，名称记载在竹帛上，形状绘于丹青之中，这就是草木中的高贵者。像覆盖三条小路而蔓延滋长，横贯七处泽地而难以砍除，只能充作仆妾的柴薪，任牛羊践踏，这就是草木中的卑贱者。像挺立在□峰之上，丛生于人迹绝少的地方，斧斤不能到达，樵夫也不能前往，这就是草木中能够享尽寿命的。像屡被匠石回头察看，常被农夫设法除去，遭遇荷┠挥锄，碰上工输挥斧，这就是草木中夭折的。

译至于▯荡与松柏相比，蕙草、杜若与兰、芷同类，翠色经受严寒而不改变，芳香处在幽僻之地而不止息，这就是草木中的贤俊者。至于蒺藜一长出来就遭人厌恶，枳棘丛生而没有人赞美，在《诗经》《楚辞》中只被用作比兴，用来匹比奸邪、譬喻鄙陋，这就是草木中的庸劣卑猥者。至于气味各异、形态万千，凡是土地上所生长的草木，哪里能全部叫出名字？为什么有的因某种作用而受到重视，有的因某种缘由而被轻视；为什么有的因某种过失而很快死亡，有的因某种功劳而长久生存；为什么有的因某种罪过而枯槁，有的因某种福分而开花茂盛；为什么有的因某种习性而含有毒性，有的因某种修养而散布芳香？这难道是过去业因造成的吗？只是自然本身有万般差别罢了。人的命运各不相同，大概也是如此，难道是由前世业因使它成为这样的吗？既然如此，那么说无所谓善恶，是大乘的深奥道理；分明辨别善恶，是小乘的浅近教法。使愚昧而骚乱的人合于真理，使谨慎的人违背道理，为什么要舍弃恶而趋向善，反而生起分别之心呢？又有人嫌佛陀说法头绪太多，一会儿谈空，一会儿说有，彼此自相违背；这就像万物相斗、众生纷争一样，为什么不只说明一种法呢？邪见的“空”学说就是这样说，正见的“空”却不是这样。假如真正懂得空与有的道理，哪里会说出这种话？这篇文字既广泛譬喻、辨明错误，又阐述正理、加以分析；我担心它会使后人迷惑误解、增长邪见，所以姑且按照所听闻的道理，试着论说道：一切事物都如梦、如幻，如回声、如泡沫，没有一种法不是如此，总括万象而无不包含其中。上等根器的人观察这一点而达到圣境，彻底体悟其本体而独自超越。洪水漫天而不能使他沉溺，大风吹倒山岳而不能使他飘摇。他具备六种神通而自在无碍，超越三界而逍遥自在。然而，道理不会自行显明，必须用正确的观照使它显现；心不会自行寂静，必须以静心摄持来调伏；障碍不会自行消除，必须用对治的方法才能销灭；功德不会自行具备，必须勤修才能增广。六种蔽障已经除去，真如才可以显现；三种障碍尚未灭除，菩提就还十分遥远。因此，真谛离开垢与净的相状，俗谛建立是与非的准则。指陈具体事物，必然要借助分别；讨论法理，怎么可以混淆不清？六度不能成为使人堕入苦境的业因，三毒不能成为出离世间的桥梁。投身山谷，难以不坠落；奔向火中，怎么会不被烧伤？不能把尧、舜同昏乱的桀、纣相比，不能把幽王、厉王同圣明的尧相提并论；不能把忠臣贤者斥逐到荒野，不能把邪臣佞人擢升到清明的朝廷。不能把白反说成黑，不能使白昼变成黑夜；不能让邪道损害正道，不能拿凤凰同鸱枭相比。怎么能把因果等同于兔角，把罪福相比于龟毛呢？虽然引用了大乘的妙言，却没有得到妙言的真实旨趣。说在口头上似乎相同，运用到心中却不一样。不同在哪里呢？正法以“空”来除去贪欲，邪说却以“空”来助长贪爱；有智慧的人观空以消除嗔恚，迷惑的人谈空而肆意作恶；远离世俗的人行持空理而获得智慧见解，迷误的人执取空理而狂妄悖逆；大士体悟空理而增进德行，小人宣说空理而放弃善行。他们的差别就是这样，难道能说最终归趣相同吗？实在是因为反过来运用正言，从而产生了邪执。骏马浮在水上，虽然费力却没有功效；船和桨登上山去，虽然劳苦却不能前进。难道是骏马和船桨不好吗？只是把浮水、登山的工具用反了。读《净名经》中离相的典籍，便废弃进修；诵读庄周齐同万物的话，便放纵情欲，这就像驱赶四马车涉水渡流，摇着方舟登山坡，却希望赶上造父长途奔驰的速度，想要比过越人善于涉水的本领一样，不是很困难吗？净名有清高的德行，庄周没有嗜欲的牵累，因此可知，以断见来谈空，正好与无为之道相反。妙道的根本旨趣，就是从一切有形事物来说明空；既然接触实在的事物而知道它是假有，也就从差别之中照见其同一。它像什么呢？譬如面对宽广的镜子从旁观看，来到碧绿的池水边俯身照映。各种形象灿然显现而各自存在，可以看见，却没有真实自性。因缘生起而形成有形之物，一旦离开因缘便丧失本质。水经过寒冷便结成坚冰，冰遇到温暖便失去坚硬。凡是依从因缘而成为“有”的，即使显得极为存在，又有什么真实呢？所以，天与我都属虚空，我与万物本来是一体。菩提尚且不能说是实有，更何况众生和各种技艺呢？因此，观察事物而知道它并非真实的事物，取法于自身而知道自身也非真实。华丽的天象显著可见，却全是虚妄；镇守大地的高山崇岳，也没有什么是真实的；用言语穷究道理而实无可说，宾客满堂而实无一真实之人。绝世的美色并不是真美，满眼的奇珍异宝也没有真正的珍贵。善与恶虽然道路不同，在空性上却没有二致；圣人与凡人的等级不同，在真如上却始终平等。这就是考察经论的根本旨趣：从因缘来说明并非实有，从缘起辨明并非全无；事物虽有形迹，却没有玄妙真实的实体；虽说是空，却不是断灭的虚无。说“无人”，并不是像关闭门户那样寂静；说“无见”，并不是像面壁那样愚昧；说“无说”，并不是像金人那样闭口不言；说“无体”，并不是像棘猴那样没有形体；说“无动”，并不是像山一样直立不动；说“无别”，并不是像随声附和那样没有分别；说“无真”，并不是把鱼目当作珍珠；说“无实”，并不是把大雁的脚印当成书信。财富如同梦中的财富，并无不同；美色如同幻化的美色，又有什么区别？猗顿的财富与原宪相比，宋里女子的美貌与平城女子相比。道智通达空理，便断绝束缚；世俗情执滞留于有，便始终受到拘束。说众人与业报并非实有，但业报随众生而起，并不是全无；天堂类似天界而并非虚妄，地狱类似大地又怎会是虚无？这并不同于杨雄假称有玉树、曼都虚妄地看见神仙居所。为什么反而执取关于“空”的言辞而违背其宗旨，援引草木来作比喻呢？夜光宝珠这类由因缘聚合而成的珍宝，南威、毛嫱那样的美色，人人都看见它们的“有”而生起爱恋，谁能体悟它们的“空”而不被染着？因怒目相视、细小嫌隙而产生的仇怨，像青蝇点污白璧、贝锦谗言构成的冤仇，没有人不执著它们的相状而生起愤恨，很少有人能把它们观为空而不怀恨。偏偏有人说卑鄙的行为本空，所以不必戒止；善法本空，所以不必遵行。三种迷惑本应舍弃却没有悔改，五种德行本应修习却反而抛弃。不观空来排遣烦恼，只执取空而废弃善行。这难道是净名“不二”的深奥旨趣、庄周“齐物”的根本意义吗？至人之体悟空性，真是伟大啊！他证知万物的本体寂静，知道地、水、火、风四大只是虚假。看西施如同看厕所，把南方的金子比作碎瓦。五欲不能扰乱他的心，四种魔障不能改变他的高雅。智慧之日明亮，功德之财丰足；迷惑之日减少，过失也少。他即使被截断手足也没有遗憾，即使有人索取头颅眼睛也能够舍弃。八种境界不生二相，观察万物都如一匹马那样平等。所以能够证得无上智慧，成为萨婆若（“如”读反切音）。领会这种道理的人，所得解脱就是这样；失去它的宗旨，过患就如前面所说。怎么能把非当作是而不感到畏惧，尊崇邪见而认为正确呢？看见船、看见水，都不是真谛；但要渡过大河，没有船就不能到达。病的身体和药的性质，同样都是空幻不实的；可是人会因病死亡，疾病又因药物而除去。犀牛铠甲和鸩鸟羽毛，同样如泡沫一般；但饮鸩酒的人会死，服用犀角药的人却能活。

译淡水和醇酒，都不是真实自有的东西；然而浆水不会使人失常，酒却能产生祸患。忠顺与叛逆，都如同空中回响；然而叛逆者会被诛杀，忠顺者会得到赏赐。罪与福的本性平等而没有二致；然而福因善行而来，祸由恶行造成。善法与恶法都同样空寂、没有固定形相；然而善法能够帮助修道，恶法会产生障碍。因此可知，万法的真实本性同归于一如；但并不妨碍因缘作用，因为在诸法之中仍有万般差别。“空”与“有”两门并不互相违背，真谛与俗谛二谛同归于一个归宿。若说小乘有罪福之言，大乘却没有是非之语，就好像胡人与越人走向不同，又像矛与盾彼此相拒；连童子也会以反复无定为羞，圣人难道会这样首鼠两端吗？实在是因为把道听来的话再向路人传播，于是造成错误的揣度，错误地执取邪说。若能广泛考察、深入思考，必定会消除疑惑，使迷误更加澄清。恭敬地思念十力世雄、无上的慈父：他的言语没有不真实的，慈悲没有不普遍的；他的相状没有不离执著之处，他的眼光没有不能照见之物；功德没有不周遍的，过失没有不除去的；善行没有不劝勉的，恶行没有不阻止的；香涂在身上也不欣喜，刀割身体也不发怒；不偏爱顺从自己的人，不憎恨违逆自己的人。福德与智慧圆满而没有剩余，烦恼完全竭尽而没有遗留。他拔除三界众生的沉溺，开启四生众生的聋盲。空与有都照见而相互辅助，真谛与俗谛会通而并行举示。关键在于根据病情斟酌施药，不能违背中道而偏执一端。至于方等经典、一乘教法、《般若》八部，都是圣智的极致、大乘的首要典籍，无不广泛陈述受持它们的利益，深切说明毁谤它们的过失。经书又说：“深信因果，不谤大乘。”那么，大乘的道理是什么？难道竟然全都没有因果吗？如果执取事物的相状来行善，那么这种善还不精纯；如果看见相状而断除恶行，那么所断的恶还会再次生起。若能悟知善的本性寂静而无所造作，了知恶的本体为空，又有什么可断的呢？这样便使三种障碍如水消融而归于寂灭，使万种功德□然汇集而充满。智慧如大海，不可以一瓢来量取；道行超过人界、天界，哪里能用一寸长的竹管来窥测？把它比作▯杌，用愚陋浅短的见识来测量，不是很荒谬吗？那些宣说空理而放纵情欲的人，不能不遭受痛苦：疾病疼痛来折磨，就睡卧不安；刀锯伤害身体，就形体不完整；整天不吃饭，就要承受饥饿；没有皮衣抵御冬天，就会苦于严寒。既然如此，招致苦果的业因，难道可以轻视而不躲避吗？五福和六极，都是人情不能等同看待的。所以身处困穷便希望通达，处在危险中便寻求安稳，患病便盼望痊愈，身在忧患便羡慕欢乐；喜爱长寿而忌讳夭折，以享有世代俸禄为荣而以形体残缺为耻，得到喜乐便欢笑，遭受痛苦便忧叹。怎么能把善恶一概视同，而不修习招致福报的因呢？观察百姓禀受的不同，实际上有千种差别、许多等级。有的人接近上寿而且超过，有的人连下等夭折者也比不上；有的人穿单层布衣却安然无恙，有的人穿厚重夹衣仍被寒气侵入；有的人铺草席、睡土地也安稳和乐，有的人处在床褥上却受风湿；有的人不治疗便自然痊愈，有的人虽然治疗却不能痊愈；有的人没有医术却身体康健，有的人善于调养却疾病聚集。人的外形表面，都有毛发和皮肤；皮肤以内，五脏六腑有什么不同？都含着血、包着肉，筋脉相连、骨骼支撑，为什么有人长寿而有人早夭？为什么有人充实而有人瘦弱？禀受了什么灵气而独自充实，接受了什么气息而偏偏虚弱？虚弱者难道只是因为尘埃形成身体，强健者难道偏偏是用金石造成身躯吗？未必长寿的人就有医术，寿命短的人就没有医书。怎么能说完全是由调养决定，而不在于业力呢？也有的人在胎中便承受天命，出生后即患疾病；喜怒尚未充分表现，嗜欲尚未开启；还没有接触寒暑侵袭，也没有因悲哀而毁损憔悴，寿命要从哪里来而早夭？疾病又从哪里来？那么其中的原因，难道不是前世业力造成的吗？至于汉昭帝、汉哀帝二位君主，魏文帝、魏明帝两位皇帝，有的不到三九之年便去世，有的仅仅五八之年便离开人世。术士纷纷聚集，只能招致李氏的神灵【疑】；方士多如树林，也救不了仓舒的死亡。君王并不缺少药物，巫医难道会隐藏自己的医术吗？为什么患病卧床却不能痊愈？为什么寿命短促却不能延长？难道不是随着业力而感受果报，并非道术所能救济吗？然而经书称赞施药的功德，佛称叹医王的德行；孔公明有谨慎对待疾病的规范，老子有保养生命的法则。不相信业力的人固然迷惑，不听从医治的人也同样迷误。能够详细辨明因果的深浅，才可以辨别药石什么时候有效、什么时候无效。这些道理可以用智慧穷究，却难以全部写在笔墨之中。至于公明辨识鬼祟，扁鹊消除疾病，河东的郭璞，谯郡的华佗，广陵的吴普，彭城的樊阿，有的禳除凶祸而使之变为吉祥，有的止息疾病而使身体恢复调和，怎么能不相信医术有益呢？然而景纯能够知道刑罚加身的日期，却不能使刑罚不加于身；公明知道寿命尽头的年份，却不能使寿命不尽；扁鹊、元化不能使自己的亲人不死，吴普、樊阿不能使自己不死。怎么能不相信寿命长短由业力决定呢？医生因业力与病人相会，药物依因缘聚集；医生确实有功，药物也并非没有作用。必死的疾病，即使圣人也不能使它消除；可以治疗的疾病，等待医生才会痊愈。若神魂因业力返回，僵硬的尸体也会遇到使之再生的药；若命数因业力终止，即使圣医也只能化为一棺泥土。寿命长短，身体安乐或痛苦，随所遭遇而有否泰；美丑、屈伸、伛偻，千种万般，全都以业力为主。三界六趣，都是随着业力而各得其所。各种花草没有情识，所以美丑与业报无关；四生有生命，因此因缘不同于草木。刀斧砍伐树木，树木不会惊惧；刀杖加在人身上，人就会害怕。葫芦悬挂在那里却不能吃，鸟兽有羽毛，能觅食而奔驰飞翔。把有情生命同无知草木相比，怎么会是合适的类比呢？简略谈论空有，根本都是由于心和业。前面姑且歌咏它们生来如此的常情，现在则说明正确佛法。小乘认为依报境界是业力所感，大乘认为一切境界都是识所造。随着如幻的业力施设天地，随着虚妄的心显现识中的草木。正如眼翳的人看见虚空中的花，又如睡梦中显现生老病死。如果从心和业来领悟它，那么只会听闻佛道。考察小乘与大乘，就像小学与大学。年幼时只教他读书、计算，长大后才广泛教他礼乐。开始时蒙昧得像牛毛一样多而杂，最终卓然出众得如麒麟之角。这里说的是教化的次序，哪里有什么不同而可以互相排斥？实在是因为众生的根器有利有钝，所以圣人的教法有渐进也有顿悟，有的把人引向深远之处，有的让人一分一寸地前进。虽然思虑百端，最终归于一理，并不是道路不同、论说相违。却有人执著空门而反对教法，谈论大乘而毁谤小乘。佛并没有遗漏任何众生，只是众生自己不能明了。譬如房屋没有灯烛，又如夜里行走而尚未天明。

译所以彼此互相排斥而喧嚷不休，争论是非而纷扰不止，这与从树梢采摘荷花、到燕赵寻找吴楚，有什么不同？不也是荒谬吗？一种味道不能调和羹汤，一根木头不能建造房屋；一件衣服不能适合众人的身体，一种药不能治疗不同的疾病；一种色彩不能织成文绣，一个声音不能协调琴瑟；一句话不能劝导所有善行，一种戒条不能防止许多过失。怎么能责怪渐教、顿教有所不同，而要求佛法门径只有一种呢？佛法门类有许多品类，就像药石各有不同功效。救治寒病要用温热之物，去除热病则应多用寒凉药物；有的特别适宜用来抵御湿邪，有的偏偏需要用来止息风邪。不能对同一种病使用不同于病情的药，也不能对不同的疾病使用同一种药。若像守株待兔那样拘泥不变，必然受阻；能够通达变化，之后才能畅通。怎么能拘泥于一条道路而彼此排斥，在其中引发争斗呢？三世因果，佛不会欺骗。十力佛的劝诫，听到后应当不疑；佛所劝导的，应当修行；佛所禁止的，应当远离。抑制凡俗情感所沉溺的事，实行圣智所愿求的道。怎么能违背经论所说明的道理，凭自己的主观臆断作结论，说善恶全都空无，没有损益呢？佛的法眼明彻，一切法无不知晓；佛的舌相广大修长，所说没有不真实的。分析有时，一根毫毛也能分成万端；等同于空时，万象也都归于一体。要防止断见、常见产生过失，同时以空和有来消除弊病。菩提的微妙道理，实在深奥而精微隐密。厌离尘世劳苦而求取解脱智慧，应当谨慎而不可放纵逸乐。不是圣人的道路必然凶险，顺从正道最终必然吉祥。不要说不相信，事实就像明亮的太阳一样清楚。●卷一百五十八 ☆孙思邈 孙思邈是京兆华原人。周宣帝时隐居在太白山。隋文帝辅政时，征召他担任国子博士，他称病不出。唐太宗即位后，召他到京城，授予爵位，他坚决推辞。高宗即位，召拜他为谏议大夫，他又以有病为由请求还归。显庆元年去世。○《千金要方》序 清气与浊气剖分判别，上下由此分开；天地人三才开始奠定根基，五行【疑】开始流行，万物淳朴，没有什么可以称述。燧人氏出现，观察北斗极星，以确定方位名称，开始用火熟食。伏羲氏兴起，依此画出八卦，建立庖厨。滋味既然产生，疾病也开始萌发。大圣人神农氏怜悯百姓多病，于是亲自尝试百药来救治他们，却仍然没有达到尽善。黄帝受天命创制九针，和方士岐伯、雷公之类的人，全面讨论经脉，旁通《问难》，详细探究其中义理，写成经论。所以后世可以依凭这些道理而得到阐发。春秋时期有良医和、缓，六国时期有扁鹊，汉代有仲景、仓公，魏代有华佗。他们全都探寻深奥隐微之理，穷尽幽深而洞察细微，所用药物不过二三味，艾灸的灸炷不超过七八壮，却没有不能治愈的疾病。晋、宋以来，虽然又间或出现名医，但治疗十人不能治愈五六人，实在是因为今人的嗜欲太过强烈，心志不能恒常，淫逸放纵，缺少调养所致。我远远追寻圣人设教的本意，是想让家家都能自学，人人都能自己明白。父母亲人患病，自己不能治疗，便算不上忠孝。末世的庸俗小人，多行诡诈，倚仗、假借圣人的教诲来欺骗世人，于是使朝廷内外的士人百姓都以医术之名为可耻。他们大多教子弟诵读短文，编写小策论，以求取得功名出身的方法。对于医治疾病的技术，却缺失而不谈，唉，实在奇怪，真令人叹息！这严重违背了圣贤的本意。我幼年时遭受风寒，屡次到医家求治，汤药的费用耗尽了家产。因此在年轻入学之时，我就特别崇尚这部典籍；到了白头之年，也从未放下书卷。至于切脉诊察病候、采药炮制、服药饮食的节度、调养休息以及避忌谨慎，只要有一项比自己高明的人，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要虔诚地向他学习并请他裁决。到了二十岁左右，我颇觉有所领悟，因此亲戚邻里以及内外熟识的人中，凡有疾病灾厄的，多能得到我的救治帮助。对于自身的疾病，我已断绝再求医的念头，所以知道方剂、药物和本草学不可不学。我看见各种医方，篇帙浩繁广博，突然遇到紧急情况时，想查找它们极其困难，等到查到药方，疾病往往已经无法救治。唉！我痛惜那些无辜夭折者的幽暗困厄，惋惜因学业荒废而造成的昏昧愚蠢。于是广泛采集各类经书，删削裁定繁杂重复的内容，务求简明易行，编成《备急千金要方》一部，共三十卷。虽然不能穷尽病源，但只要使留心这门学问的人去研习，也就能思考并掌握其中大半了。我认为人的生命最为重要，贵重得超过千金；如果用一个药方救济了人的生命，其功德超过千金，所以把它命名为《千金要方》。目前还不能把它传给士族，希望把它留给自家门庭。”}], 张仲景说：“如今世上的人，竟然不肯留心医药，精心研究医方医术：上可以治疗君主父母的疾病，下可以救济贫贱者的困厄，中可以保全自身、延长寿命，以养护自己的生命。他们却只顾竞逐荣华权势，踮起脚跟巴结权贵，勤勉急切地奔走，心中只以名利为务。重视修饰末节，却忽视、抛弃根本；想使外表华美，却使内里憔悴。皮都不存在了，毛还能附着在哪里呢？进不能爱护他人、认识万物，退不能爱护自身、认识自己。最终遇到风邪之气，患上异常的疾病，等到灾祸临头以后才震惊恐惧。身体处在死亡之地，昏昏蒙蒙，糊里糊涂，痴呆得像游荡的魂魄。于是降低志向、屈辱节操，敬仰求助于巫师祝史，知道自己穷途末路便归命于天，束手待败。把百年的寿命、极其贵重的身体，交给庸医，任凭他们处置。转眼之间暗自悔恨，叹息自身已经死亡。精神消灭，变成异类之物；幽闭潜藏在黄泉之下，只能徒然悲痛。可悲啊，举世昏昧迷惑，没有人能够觉悟。既然世上有这种情形，那么还有什么可说的荣华权势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