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六十三

译○论天官、秋官以及理匦方面过失的表 臣徐有功说：自陛下即位以来，海内官员数目已经确定，而天下候选官员逐渐增多。掌管选任的部门，用人和不用人不公平；补授拟任次序混乱，应当留任的反而放出，应当放出的反而留任；请托公然进行，毫不畏惧面子。于是使道路上充满喧嚣诽谤，朝廷中怨气盈满，渐渐习以为常，完全没有惭愧畏惧。又过去正值扬州、豫州酿成祸乱，当时多有叛逆，审讯结案，刑狱极其严酷。改朝换代以来，年岁很快累积，残余风气还没有消尽，使用刑法仍然深重。如今负责推究审讯的人仍施行酷法，不依照律文，妄称异端，罗织证据，构成罪状；抛开法律而凭感情办案，法令明文摆在那里，却无心遵奉。判决案件时不依据供词，也不按照条文，凭案情表面制造罪情，在法外构造道理，任凭心意轻重处置，天下都称冤屈，无不由此而起。陛下居于九重深宫，机要政务万端汇集，怎么能一件件亲自阅览、事事亲自详察？近臣畏惧获罪而不敢进言，大臣看重俸禄而不肯奉公，于是让刻薄的官吏继续为害，弊法始终不能改正。士人和朝臣屏住呼吸，人人都不能自保，唯恐坠入罗网。又如陛下命令在朝堂接受奏表、设置匦器投递状纸，空有其名，实际上并无实效，也不能正直处理。各部门都自行防范推诿，拖延年月，来回拖拉；求见宫门而不能通达，击鼓申冤也无人听见，只能抱恨含恩，叹息而已！至诚之心受到阻塞，和气必然受到伤害，难道不是因为受任的官员不能符合天心吗？陛下本来务必要使冤屈得到申理，有关部门却专门增加其冤枉，玷污圣德，蒙蔽圣聪，这是臣等死罪，死罪。臣如今请求考察选官铨注不公平、使在外任职者产生怨恨的情况；臣便亲自查访，纠正并弹劾他们，查获曲折实情后，希望贬降考绩、削夺俸禄，以此使他们内心羞惭，罪行仍依法律处理。对于审理刑狱的官员，若有施行酷法、妄加讯问判决的，臣便查验事实，奏报并弹劾；查获其冤枉情状，请立即交付司法定罪，也依照前条削禄贬考，使他们以品德有亏而羞惭。至于三司接受奏表以及理匦申冤使，如果不迅速处理取舍，便会导致案件拥滞。有道理却不为之申理的，也希望依照前条加以弹劾，贬降考绩，削夺俸禄。凡是百官，都承受皇帝委任；君臣之间，义理在于彼此不猜疑，所托付的重任，没有比考察选官更重要的了。如今让人监视考选，完全不是真正交付信任，只是徒然作为证人。反而使有词状的人不知道向谁申诉，每件事都委托给使臣，使使臣能够任意挥动判笔。请将监考选的御史一概停止。臣过去任职法司，蒙受皇帝特别任用，却愚昧无能，无法报答圣恩。愿意以执法来报恩，不放纵奸诈顺从，不回避强暴权贵，像猛兽啮咬、猛禽扑击一样，这是臣的本分。如果天恩允许臣所奏，请下诏施行；这样大概不超过十天，就可以革除残弊，不必动用刑罚，天下幸甚。○驳郭奉一论苏践言等判处绞刑的奏议 苏践言、苏践忠是苏良嗣的儿子，因为父亲叛逆，原本都应判绞刑。但诏书说要屈法申恩，特别降下非常的恩典。又说念及其劳苦而心意恳切，只因旧日情谊深厚，特意免除斫棺之刑，宽免籍没的法典。这两处都特别用了“特”字，确实可知恩典是非常之恩。父亲免除斫棺之刑，儿子便没有理由承受缘坐死刑；既然宽免籍没之典，也理应不再收录其家属。按《名例律》说：“因罪人而导致获罪；如果罪人遇到恩赦而获得原宥、减免，也应推用罪人获得原宥、减免的法律。”又说：“因缘坐而被没入官府的家属，即使已经配没，罪人获得赦免的，也一同免除。”斫棺之刑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叛逆，因父亲而导致他们判绞刑；父亲既然特别遇到殊恩，儿子便不应拘泥于常律。苏践言等都不应再按缘坐处置，全部记录并奏报以上意见。○驳议徐馀庆判处斩刑的奏疏 谋反大逆，罪行极其严重，诛灭其族都不足以偿罪，玷污宫室又怎么能够塞责？如今依据徐馀庆的罪状，他只是与虺冲颇有来往，为虺冲索取债务，违背诏令；给虺冲写信，在反叛案中可以作为证据。既然遇到永昌年间的恩赦，徐馀庆的罪行就应当得到原宥。案情依据的永昌元年赦文说：“与虺贞等同恶结党的人，魁首既然都已伏诛，其余党羽中尚未发觉的，特别依赦令原宥。”详细考察“魁首”二字，在诏制中并非没有所指。《尚书》说：“歼灭他们的首领。”《名例律》说：“首先起意的就是魁首，也就是他们的首领、最初谋划者。首谋已经暴露并依法伏诛的，其余支派党羽尚未发觉的，特别予以原宥。”诏文说“都已伏诛”，特意标明“都”字，足以说明魁首没有遗漏。徐馀庆在赦免之后才被人告发、事情才被发现，只能算作余党；若说他是魁首，当时就应当已经很快被诛杀。若是跟随魁首逃亡，也应当立即追捕。向前说，不合魁首伏诛的条例；向后说，又不同于应当追捕的情形。若把他与魁首同样定罪处死，那么还有谁可以算作余党？何况非常的恩赦，千年难遇；极大的罪人，也因恩赦而获得生路。怎么能让余党反而与魁首同罪，让本应缘坐的人又进入死刑条款呢？嫉恶如仇虽是臣子的心意，喜爱生育却是圣人的德行。如今赦免之后又治罪，便不如不赦；使人活下来又再杀掉，也不如当初不让他活。臣私下认为，圣明的朝廷一定不会这样做。请依照后来的判决，把徐馀庆作为余党判处流刑。○驳议邱神鼎判处斩刑的奏议 邱【缺字】的弟弟，按兄长谋反、弟弟应没入官府的规定，依据案情推究，事情的踪迹可以验证，在罪案已经结定的情况下，按理确实难以逾越。有人说羊羔投到荆河，两人都穿着黑色短衣。即使事实确实如此，终究也发生在赦令之前。何况其中还有虚假，怎么能作为依据？过去纵然犯过罪，到今天才告发，按照赦令和诏敕，不应再行推究。假使有人给邱神鼎穿上黑衣，便说他要谋反，官署又把烧毁的文书作为罪证，判作谋反，这种做法细究起来，很是过于苛酷。况且衣服的五种颜色，随人的喜好而定；武夫穿一种颜色的衣服，难道就只能限于黑黄二色吗？烧毁文书虽然不是赦令之前的行为，推勘案件仍须追究到底。有人说那是《周易》，写成了道术卜筮之书；既说曾把它扔进厕所，又说书是邱神鼎自己撕裂的。书上既然写着【缺字】，便不是反书。如果确实是反书，那么究竟议论的是什么事情？是簿籍账册，还是符谶图书？始终没有辨明，于是没有依据疑罪的凭证，就判处斩刑，并没收他的家产。请重新详细审查，务必使判决恰当。○再次驳议邱神鼎罪行的奏议 赦令之前即使事实属实也应免罪，赦令之后所谓谋反的情状却并不确实。如果不是反书，为什么要烧毁书籍？法官不能凭空臆测。假使人人都知道那是反书，审讯案情时为什么不把这一点完整说明？当时审问案情含糊不清，奏报以后又只勉强略作说明。人命至关重要，一旦死亡不能复生；王法必须公平，罪情较轻的不能判入重刑。恐怕这样会违背哀怜罪人的恩惠，反而损害结网捕兽而放生的慈悲。依臣愚见，请再加商议。○议论李思顺罪行的奏议

译谋害社稷，罪行应按谋反条款处理；自称有祥瑞征兆，则应按妖言罪定罪。谋反依斩刑处理，妖言依绞刑论处。既然言辞已经写成文书，罪名已经标明情状，事实情状存在，就不能越过情状，文书保存着，法理也不能抛弃文书。如果违背案情而定刑，舍弃文书而断狱，那么面对百姓，凭什么还要他们戴着刑具？堵塞水流又何必修筑堤防？如今判官把他判作谋反，句司却批为妖言。请不要以不耻下问为嫌，臣私下想要依照公正原则处理。李思顺讲解《大【缺字】经》，韦秀说他与人私下交谈；私下讲解显然不是众人共同的说法，私下交谈也不应被人人知晓。案情事实全都出自韦秀的供辞，此外再没有别的证据。即使他给三五个年轻人讲解，也只是自称有祥瑞征兆，既不同于结谋的踪迹，原本也不是背叛之事。如果按叛逆处理，籍没全家，就是在案情之外舍弃文书，哪里能说是依据文书中的事实呢？请依照程仁正批示的“妖言而未被众人知晓，判处流三千里”处理。○驳议皇甫怀节、李思徵判处斩刑的奏议 李思徵在芳部宣布法令，皇甫怀节在宕州分掌符节。他们因为羌人叛乱，奉命出使讨伐；偶然见到李思徵，屏退他人共同交谈，于是便怀疑怀节与李思徵共同谋反。共同谋反必须说明谋划的缘由，共同交谈也应当审问谈话内容；既然谈话没有具体内容，谋反便没有缘由。李思徵伏诛时，一点也没有牵连供出怀节；薛【缺字】陷入罪案后，才开始告发，说薛【缺字】原本与李思徵有共同意图，怀节又与李思徵相互勾结。怀节既然与李思徵私下交谈，谈话内容薛【缺字】应当知道；李思徵在世时尚且不知道谈话缘由，李思徵死后又有谁能证明反叛情状？难道有州刺史奉诏讨伐羌人，白天进入州城，官员前来拜见，只是暂时与李思徵见面，就立即商议谋反吗？根据实情审理案件，从未听说有这样的道理。羌人逃出境外，已经没有贼人可以攻击，所带领的军队还留着有什么用？因而把军队遣散，按条例便要说成谋反；如果怀节确实拟议谋反，就还应当发兵，既然军队已经集结，又何必遣散？没有谋反的情状，在这里更加明白。怀节依据案情并无谋反，请派使者重新推究审讯。既然没有谋反，只因出兵迟延而获罪，也应当依照赦令一概免除。○议赵推之诬告唐子产、长孙仲宣的奏议 推究起来，最初是子产提出的告发，后来又从元处取得。奉敕审查此案，暂且看来案情是诬告，便交付司法依法惩办，已经判决处斩；奏报将要临刑时，皇帝下恩旨命令停止执行。圣上认为子产凭空捏造，于是将要上奏说明他是被冤枉处死的。但凡教唆别人告发事情，法律规定教唆者为主犯，被教唆者为从犯；如果事情是虚假的，教唆者按重罪论处；如果事情后来查实，则应论功行赏，子产只能得到薄赏。法律制定这一条，是为了防止逃避罪责、争夺功劳；掌管刑宪的官司，本来就应当谨守法律条文、奉行法令。驳韩纯孝家属籍没的议论 按照法律：谋反的人判斩刑，处以斩刑；这本来是针对本人还活着而言的，本人已经死亡，就没有再处斩的法律。因连坐而判斩刑，既然没有斩刑，怎么还能牵连家属？所谓“缘”，是因罪犯而连坐；所谓“因”，是因他人的犯罪而牵连，法律已经把这类情形列为连坐的法例。被牵连的人先已死亡，因而连坐的罪也应当减等。减等之后只能判徒刑，而徒刑又屡次遇到皇帝的鸿恩。如今却判决没入官府，不知依据的是哪一条条例？如果罪行情状实在难以宽赦，皇帝下令戮尸；除非采用这一途径，按常理就完全无法说明。谨按逆贼独孤敬同、柳明肃等人，身体已经先行死亡，尚且不许追究，我不敢拿他们来比附敕文。只是想查见已有的成例；既然审查成例尚且不被允许，家属怎么能容许没入官府？驳李仁里等人处斩的议论 元淑和里正没有得到人户方面的实情，因为祖辈之间发生争执，便互相告发；有的把对方称作谋反，有的又牵连说要逃亡叛乱。谋反必须有共同谋划，逃亡叛乱难道就没有同谋凭证吗？没有谋划和凭证，只凭口头说辞、口头陈述就当作事实，未免太过苛酷。所谓抢掠、谋反，原本都没有确实影响；星文、李自的说法又彼此参差。即使确实说过谋反的话，也只是因为怨恨对方改换宗姓，才借着怨恨说出这些话；这正是口头陈述，完全没有同党，显然不是真正的谋反。《贼盗律》说：“口头说出想要谋反的话，内心却没有真实的计划，流放三千里。”律疏说：“口头说出想要叛乱的话，杖八十。”按照告状来看，都是口头说出的话。追究他们原本的犯罪情状，都不是内心真实的谋划。我忝居审度之职，认为这样处理才合宜；如果这样交付推问，请采纳我的意见；如果仍未获准，最终还必须重新审理。逢行珪 行珪，永徽年间任华州郑县县尉。进呈《鬻子》的表 臣行珪说：臣听说，在结绳记事的时代以前，书写文字还没有流传；文字开始出现，教化和义理也由此兴起。于是设置记载言语的史官，褒贬的事迹随之兴盛；设置记录事情的官员，劝诫的门户也由此开启。因此图籍典册层层叠叠，谋议训诫明白彰显，宣扬赞颂的道理因而弘大，阐明推广的义理也由此畅达。德行功业更加丰富，英华日益更新，陶冶人的性情，振兴其美善功烈。到了周文王成为圣人、鬻子被称为贤者的时候，两人的心意相合、道理相同，实际上形成了师生关系。鬻子因为文王降低身份来见自己，便大大开启了彼此的心志，阐明发布政令、施行政教的方法，广泛提出辅佐成就事业的策略，足以使万机之务受到关注，使一代天下都得到休息；他考察古代而有所宗本，启发人的耳目。探究他的著述宗旨，寻索他匡正补救的言辞，无不以道心为根本来裁定文章，研求神妙的义理来启发君主，综理常法训典，经营天下，不只是赞说微妙的言理、致力于留下文章而已。鬻熊是诸子中的首位，文王是圣德的宗主；鬻熊既然是文王的老师，这部书就是政教的载体。虽然篇章卷轴已有残缺，提纲举要仍然完备，譬如盘盂上的文字，反而更能得到发扬。臣家世相传以儒学为本，长期养成忠良的习惯；看到明主尊奉老师的事迹，读到贤者竭尽义理的道术，反复考察探究，已经穷尽其中精妙深微之处，因而斗胆以极其浅陋的才智为它作注解。臣深入研求、分析义理，用来叙述自己的心意；删削截取浮泛的言辞，用来表达自己的愚昧浅见。恭惟陛下效法上天垂示训诫，超越极致而宣扬教化，考察太上的至和之道，振兴帝王明白的训诫；股肱大臣诚信正直，进谏和退让都毫无疑问，大力举用贤良，使天下安宁，四海改变面貌，八方归心，致力于务本修文，垂衣拱手而天下无事。臣身份卑微如草野之民，见识才度平庸浅薄，承受尧舜般的恩泽，击壤讴歌；周全施行政教的端绪，恰逢听闻太平的歌咏。臣心中存有编辑成书的志愿，用来陈述自己矢志不移的话；只是简牍难以周备，文辞意旨又很拙劣，谨慎缮写成书，奉献给朝廷。希望日月般的圣明照临，从缝隙中布施余晖；及时的雨水普遍降下，把剩余的润泽洒到细小枯槁之物上。臣只希望得到如尘土露水般的微薄资助，哪里敢谈论能够成为渡过沉舟的船桨？圣威近在咫尺，臣的精神魂魄震恐惊惧，谨上表陈述，伏听慈旨。谨言。

译《鬻子》序 鬻子名熊，是楚国人，周文王的老师。他九十岁时，见到文王。文王说：“您老了。”鬻子说：“如果让我捕兽逐麋，那已经老了；如果让我坐下来筹划国事，还年轻着呢。”文王便以他为老师。鬻子著书二十二篇，名叫《鬻子》。“子”是对男子的美称；鬻子的贤德还达不到圣人的程度，不能把这部书作为经典，所以用“子”题名标记。根据刘氏九流的分类，它属于道家一流。遭逢秦代暴乱，书籍几乎全都散失。《鬻子》虽然没有被列入焚烧的书籍，但篇章编次也因此残缺。依据《汉书·艺文志》，当时虽有六篇，如今这部书却有十四篇，不知究竟哪一种是正确的。篇章有的错乱，文字多有脱漏。至于其中敷陈演绎大道，选择编撰明白的文章，阐发天下的教化，论说刑罚和德政的是非，虽然卷轴不完整，但它的门径仍然可以看见。然而，它就像邓林的枝条、荆山的玉璞，是君子遗留下来的文章，仍然值得观览。鬻子胸怀广博，通晓道德，善于谋划政事，所以能使周文王屈尊相待，使大圣人向他咨询。他的心意存放在帝王之道上，言辞多是斥责弊病、救正时政的要领。道理通达深远，旨趣宏大。它实在是先达贤人的深奥言论，是诸子著作中最先发声的作品。它编织仁义，经营国家，传下劝诫的风气，陈述宏大济世的办法。君王阅读它，可以治理国家；官吏遵行它，可以处理政务。它足以使贤者奋发立志，使不肖之人涤除内心。古语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虑没有邪念。”言论能够流传不朽，便可以作为借鉴。《鬻子》所论说的道，是不是也就是所谓没有邪念呢？我有幸利用公务闲暇，披览诸子和史书；但书籍实在繁多，不能精心完备地阅读。至于这部《鬻子》，我颇为留心，探寻它立言立教的端绪，考察它阐明教化的宗旨。它难道像那些寄托寓言、迂曲夸诞、驰骋技巧和飞扬辩说的作品吗？它的文字价值重于千金，辞旨可以流传万世，所以姑且为它作注解，略微揭示其宗旨。我的心神奔驰在万古之上，把情怀寄托在千载之后。希望它能够流传大道、显明志意，悬挂于日月之间；将来的君子，幸勿忽视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岁〕 刘藏器 藏器，徐州彭城人。高宗时任侍御史，逐渐升任比部员外郎、监察御史，出任宋州司马，后去世。回答抚恤刑罚的策问 问：《易》称说审议狱讼，《尚书》记载抚恤刑罚；人的性命所系，莫过于此事重要。然而姬旦制定三典的适宜原则，萧何确定九章之律，汉文帝废除肉刑的条目，孝景帝减轻笞刑的法令，彼此沿革变化，虽然各不相同，但意旨在于彰明威严，最终都以慎重用刑为根本。如今圣德已经与太古相合，德行可比古初，教化足以超过可封之君，时势正当刑罚废置。只想让道德与礼制整齐划一，才画地为牢；返朴还淳，使肌肤不受伤残。又恐怕按照时势而施行的原则，草草艾治不足以惩罚罪过；衡量事情而制定的方法，赭衣墨刑又不足以防止欺伪。历代关于刑罚轻重、取舍、施用的制度，幸请为我陈述，哪一种更便于教化百姓？” 回答：结绳记事以前，缺少文字，所以事迹无法流传；观察文字出现以来，图书灿然，便可以明白看到。太阳温暖、月亮清冷，已经以阴阳使万物通畅；左边是春、右边是秋，也以生育和杀伐来效法它。把它比作四季，是取法天地两仪。以震动的雷霆显示威严，象征上天讨伐而彰明刑罚。至于穿赭衣、用艾草作笔记罪的制度，施行于唐虞时代；割鼻、断足、宫刑、肢解等刑罚，施行于夏商时代。既用三次审讯来复核，也用五种流放来宽宥。郑国子产铸刑书，吕侯制定赎刑，秦代把人投入鼎镬，汉代调制菹醢之刑。由三章之法变为九章之律，由五百条刑法减为笞二百。历经汉代仍继续使用，进入晋代也兼而施行。如今圣德超过古初，功业高于远古，既返回质直淳朴的风俗，又归向仁义的道路。解开罗网、为无罪者哭泣，只对刑罚加以体恤。刑罚一旦施行便难以恢复，早已采纳缇萦的言论；审议狱讼、缓用刑罚，长久以来也接受温舒的奏议。不轻不重，既不省略也不繁琐，已经合乎时宜，不必再劳烦横加议论。谨回答。回答刑法得失的策问 问：取法五星七宿，法律上说堵塞土可以胜过水、火可以胜过金，这究竟对应什么刑罚？我深深疑惑其中的意义。卖爵收缗钱的法令，越权任官、朝会失礼的法律，知情不告和腹诽的法令，直指使者夏兰所执行的刑法，不知是谁制定的？完全无法推究其由来。因为戏谑而加以杖责，那个人竟然丧命；因劝架而触碰刀刃，侄子因此丧身；像这一类事情，将要怎样判决？丈夫杖打妻子的面部，竟导致判处大辟之刑；妇人击打婆母的耳朵，却按减死论处。这些判决，在礼法上能够安妥吗？鲍昱为东海杀人案哭泣，陈忠放宽颍川请求代死的案件；这些做法的得失，也可以让我听闻吗？” 回答：我听说，弓箭用来显示威严，刑罚的迹象于是开始出现；雷电一齐来到，断决狱讼的道理也随之彰明。于是有金刑、木刑的不同类别，施行于舜的时代；割鼻、断足等不同刑罚，施行于周代。无不随时势而有疏密，依事情而有轻重；说到具体数目，各自都有相应的象征。土堵塞水使它不能流通，便与宫刑的条文相应；火胜过金而超过墨刑，便以黥刑为准。放出七宿不同节候的精气，实际上对应膑刑；五星出现应当改变的变化，于是对应割鼻之刑。上郡遭遇旱灾，孝景帝又沿用卖爵的办法；田地歉收，汉武帝于是颁下收取缗钱的法令。越权任官起自张汤，朝会之法兴于赵禹。公孙弘创立知情不告的渐始，颜异成为腹诽法的开端；直指使者夏兰一类人，出现在刑法惨酷的时代。这些都是暴虐君主所施行、奸佞臣下所导致的。至于因为戏谑而杖打致人死亡、因斗殴而触刀丧身，既然有误伤造成的原因，就应当判处罚金。妻子是丈夫的内室，丈夫又被称为妻子的天，即使说是杖打面部，怎么能容许判处大辟？实在是因为怀疑妻子后来会谋害丈夫，放纵她的不敬，所以才因此处以极刑。妇人侍奉婆母，要求比奉养子女之道还严格，怎么能把这种凌辱行为按减死论处？这样看来，鲍昱的判决在义理上是错误的；仲远的驳议则符合礼法；赦免子女和母亲之间的情义，并非没有高尚的旨趣。至于放纵兄弟之间互相代死，已经在前面受到讥评。谨回答。回答历代刑法是非的策问 问：上天显示各种形象，圣人仰观而取法；左边主生、右边主杀，这是天道。先宽缓而后严猛，这是君王的法度。为什么呢？孔子返回鲁国后删定《诗》，一到任就诛杀少正卯；高祖入关后约法三章，却在事业建立后封雍齿为侯。这些是往昔事迹留下的浮泛说法，也是后世道路上的法则。如果说刑法不施用于淳朴时代，杀戮一定用于风俗凋敝、诈伪滋生之时，那么感应雷电的前代帝王不应沾染刀刃，仰望云气的后代帝王才应显示草绳。对此沉思很久，仍不知道哪一种正确。至于宜狱、宜犴，五刑、九刑，是清室、黄沙等制度的开端；执秩、仆区等官职，是创制这些刑法的踪迹。施行墨刑、割鼻以抵罪，用点画在服饰上记明刑罚。误解法理而挥刀，错用刑名而伏剑，都是使人疑惑刑法根源，侧耳等待其由来。刚听到安于的言论，又迎来温舒的奏疏；既仰慕埋桐断狱的方法，又欣喜听闻观璧察奸的制度。想要衡量古今，究竟应当以谁为准，才能找到这番道理？锺繇、王朗尚且各执一端，叔向、郑侨还在互相争论谁更高明。衡量长短、推究大小，谁最值得作为指南？那些卓越的事迹和高尚的踪迹，究竟哪一个时代才是正确的？”

译回答：天道尚未显明时，把彼此混同为非马；上德已经衰失时，便迫使聚散之事如驱赶鸡群。因此圣人洞察先机，贤人谋划事情的开端。创制礼制以崇尚敬意，由此开启揖让的端绪；设置法律以彰明威严，用来堵塞奸邪的道路。这样说来，昌户承受天命，在凤墟斩杀凶残之人；寿丘驾驭图谶，在鹿野剪除奸邪。将要用缰绳控制奔马，便设置堤防来阻挡群流。既根据事情而有刑罚的宽严，也随时势而有赏赐和诛戮。所以孔子返回鲁国，首先诛杀少正卯；高祖进入秦地，立即封雍齿。上古帝王如黄神掌管天运、丹陵承继历数，虽然行事的轨迹各不相同，治理万物的原则却大体一致。何况时局艰难、互相争夺时，道理适合使用干戈；天下太平、彼此谦让时，义理归于玉帛。这就是说，铜制兵器和玉制刑具，本来可以由轩皇举用；艾衣草绳，难道不能施用于唐帝吗？至于宜狱、宜犴，诗人曾因此作赋告诫时世；五刑、九刑，晋国臣子曾写信用来训导风俗。卯金开启汉朝，下诏设置请室来惩治奸邪；典午承继曹魏，建立黄沙以肃清万物。晋国设置疏、执秩，楚国设置仆区。令尹调驭长安，点服使探丸之子受到教化；唐侯光照天下，墨刑使凿顶之人受到惩罚。法律有时错误加刑，李离便伏剑自杀。刑罚有时疑似滥及无辜，勾践便挥刀自责。恰逢安于陈述断狱的简短言辞，温舒上奏请求缓刑；等待埋桐来考察刑理，比拟观璧来照察奸邪。即使擅自推崇那些高尚的踪迹，难道就可以说值得尊尚吗？如果由我自己开创古法，又能距离古人多远呢？况且魏朝御史曾议驳锺繇的奏疏，晋室大夫曾写信责备郑产的过失。戴着刑具而耳朵被毁，便在六爻中迷失于悔恨和忧惧；放纵车马而荒乱心志，反而把钦恤之意寄托在三锾之刑上。想要符合时宜、满足民情，议论究竟应当归向哪里？不如践行咎陶的卓越事迹，下诏让于公来衡量长短。详细考察刑书，不因爱憎而淹没实情；揣度此心是否相称，不因刑罚轻重而扰乱法律。这样自然可以约束身影、返回淳朴，与三皇相比肩；削除浮华、归于质朴，与五帝遥相媲美。谨回答。卷一百六十四 贾公彦 公彦，沇州永平人，永徽年间任太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