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百七十三

译臣等所希望的是所有事情都能复核验证，这样便可希望言语没有欺诈，圣明的照临遍及天下，这是天下的幸运。从前子夏问孔子：“怎样才可以称为百姓的父母？”孔子回答：“四方有了败乱灾害，必定先知道，这才可以称为百姓的父母。”这是因为统治人民的道理，以像养育子女一样的心为根本；即使深居九重宫禁，思虑也周遍四方；即使常处安乐之中，忧心也涉及困苦贫穷。近而言之，就像人的身体和四肢，四肢有疾病没有不怜恤的；远而言之，就像日月照临万物，对万类没有不平等的鉴察。因此即使时常有灾害，人民也不至于流亡，因为他们相信上天的听闻必能知道，知道皇上的恩泽必定到来。所以古代圣王具有母亲般的爱护和父亲般的尊严，能够把天下看作一家，把中国看作一人，正是运用了这个道理。如今水灾造成祸患，绵延数十州，接连不断向朝廷奔告。如果哀怜百姓的疾苦，本来就应当下诏优恤；如果怀疑他们欺诈，也应当派使臣巡视，怎么可以顺从往来人员的浮泛之说，忘记施恩救恤的大道呢？失去民心而得到财物，将拿它做什么？何况灾害已经很严重，申奏也很频繁，即使不能蒙受恩典而免除赋税，也应当按照法令蠲免。不能白白失掉处理灾情的原则，也不能因此无所补益于国库；恐怕必须迅速降下恩诏，深切表示忧虑怜悯，分道派遣使者，明白下令慰问灾害，宽缓停息征税徭役，省察冤屈滥刑。凡有家人溺死，以及房屋财产漂没殆尽、父子都无法存活救济的，各家酌情赐给粟米和绢帛，立即委托使臣与州府用当地官物发给。房屋、田苗受到损坏的，也委托使臣与州府根据损失多少分成等级上奏，酌情减免租税。这样，死者可以蒙受埋葬祭奠的恩惠，生者可以蒙受抚养温恤的恩德；丰厚的恩泽施及下民，谁不欢欣拥戴！所耗费的是财物，所收获的是人心；如果不失去人心，又何必忧虑物资不足？臣等已经估算过支出，所费也并不太多；倘蒙圣恩允许，便详细列出条款续行进奏。臣又听说圣人制定法则，都以天地为根本，以阴阳为端绪。庆赏，是顺应阳气的功效，所以在春夏施行；刑罚，是取法阴气的肃杀，所以在秋冬使用。事情如果违背时令，人民就必然遭受灾祸。因此《月令》记载：夏天施行秋令，就会苦雨频繁而来，丘陵低地都遭水涝；夏天施行冬令，后来就会发生大水，毁坏城郭。典籍留下的警诫，所说本来不虚妄；天与人的感应相同，按理必定相应。既然舒缓或惨酷的政事会有所关联，就能够导致灾害或祥瑞。近来从夏初开始，大臣获罪，亲党也因牵连获罪，他们的同党实在很多；国家法令已经施行，皇上的威严却还没有解除，臣民畏惧上天震怒，朝廷内外都惊惧不安。如果按照《月令》推究，水灾或许就是这种政事失当的应验。虽然这是上天降下的灾祸，不在郊畿之内，但海内都是一家，无论远近，臣恭愿陛下以德洗涤瑕过，以和气消除灾祸，使威严与恩惠相互配合而适宜，使阴阳的运行恢复正常次序。臣等看到灾害而惭愧负罪之情无以复加，谨奉此状陈述请求，恭请圣上听闻。谨此奏闻。○论淮西管内遭受水灾之处请求同诸道派遣宣慰使状 臣等：奉诏旨说：“淮西管内的贡赋既已缺失，因此针对水灾损失选派宣慰使；这个道也不必派遣使者前去。” 臣听说圣王治理天下，对于有人不能安居乐业，就好像自己已经把他置于深沟中一样，因此夏禹为罪人流泪，殷汤引咎自责。这是因为天下土地之内，没有不是君王的臣民；有人昏昧迷失而不能恭敬行事，是由于教化还没有普及。只要经常用善政加以救助，就不会遗弃任何人。自从李希烈扰乱常道、污染淮甸以来，贡赋废缺，责任应当有所归属；至于编户百姓，哪里能够承担这个罪过？陛下停止用兵、包容污垢，宽宥了那个首领；惟独这些下层百姓，长久遭受胁迫控制，想来他们翘首仰望圣王教化，实在也很值得哀怜。倘能弘大善政救助百姓的心意，就应当忧虑他们如同已经被纳入陷阱。如今派遣使臣宣达诏命，本来是因为要体恤祸患、慰问灾害；各道灾患既然相同，朝廷吊恤却有不同，这会使仰慕声教的人绝望，使怀有二心的人得到借口；遗弃百姓而固守敌寇，恐怕不是应有的谋略。从前秦国遭遇饥荒，向晋国请求买粮，大夫百里奚说：“天灾流行，各国都世代会遇到，救济灾害、体恤邻国是正道；施行正道就会有福。”丕豹却请求趁机攻打秦国，穆公采用百里奚的话，拒绝丕豹的请求，并且说：“应当厌恶的是它的君主，那些百姓有什么罪过？”于是输送粮食救济秦国。后来秦国饥荒，向晋国请求买粮，晋国大夫虢射说：“这样既不能减轻怨恨，反而会增强敌人，不如不给。” 庆郑说：“因别人的灾祸而庆幸，是不仁；贪图财利，是不祥；对邻国发怒，是不义；不如给他们粮食。”晋惠公听信虢射的谋略，违背庆郑的意见，于是封闭粮仓，不再卖粮给秦国。这一年晋国又遭遇饥荒，秦穆公再次馈赠粮食给晋国，说：“我怨恨的是它的君主，而怜悯的是它的百姓。”最终秦穆公称霸强盛，晋惠公却被擒获受辱。由此可知，放下怨恨而施行恩惠，可以使敌人归附；只考虑利益而忘记道义，没有不失去人心的。这只是列国诸侯，尚且致力于体恤邻国、救济灾害，何况君临天下，怎么可以使德泽不能平等施及各处呢？议论者多说淮西屡遭饥荒，对国家有利；臣等愚见认为并非如此。假如一定要兴兵征讨，追问不朝之罪，乘着灾荒而侥幸取胜，已经违背以德行施加征伐的原则；倘若又难以用兵，等待他们因困窘而自行败坏，利害形势也未必可知。凶猛的野兽，困窘时就会抓攫搏击；暴虐之人，危急时就会猖狂。正当他们陷于困厄之时，更需要加以安抚驾驭；如果能够以礼招抚携引他们，便可以使局势安定；若考虑失当，也足以产生祸患。臣私下认为，帝王的治国之道与对待敌国很不相同：以德义怀柔万邦，宁可让别人辜负我，不可让自己辜负别人；所以能够使亿万百姓归心，使远近都接受教化。即使仍有凶恶昏迷、不肯悔改的人，也一定会受到人神共同诛罚；这是他们自取覆亡，也不值得再含怒不释。如今因为贡税有所缺失，便使施恩救济不能平等，责罚主帅以及百姓，恐怕并不妥当。恭请陛下明察，再仔细裁断；酌量决定是否派遣使者。诸道使者都还不敢宣告施行，恭候陛下的诏旨。○谢密旨因论所宣事状 前日顾少连传达密旨说：“每次在延英殿与你对答，因为有其他人在场，话不能全部说尽。中间你所奏论去年冬天荐举人才一事，实在是因为当面同赵憬争论，所以有言语相拒，并不是有意阻止你的意思。如果有紧要方便的事情，只管依照先前的旨意，亲自写奏疏密封送来。你又多次替苗粲请求升官，朕一直没有批准，恐怕你还不知道朕的意思。这个人是苗晋卿的儿子，因憎恶你往年摄政，曾说过不臣之言；而且他的几个儿子都与古代帝王同名，意图很不善。因为这不是几个儿子的过错，不想公开斥逐，但终究不适合让他们留在朝廷，你应当秘密知道这个意思。苗粲兄弟都改授外地偏僻清闲的官职，仍不得让他们接近军队。”

译臣卑贱地蒙受上天般的慈爱，陛下屡次降下深厚的旨意，慰问眷顾层层叠叠，教诲晓谕周详完备；骨肉般的恩情，没有比这更深的了。士人感念知己，尚且应当献出生命，臣虽然柔弱浅陋，怎能不受到激励？至于统筹各种政务、督促考核群官，始终不改变志向，早晚勤勉不懈怠，这都是臣的常分，哪里足以报答恩德？自量才能凡庸，又没有奇特卓异的功效，惟有竭尽忠节，匡正补益圣上的谋略；众人难以说出口的，臣一定不隐瞒；常情容易沉溺的，臣一定不回避。坚定地守持这颗忠贞之心，用来向上报答，这是愚夫唯一的志向，至死不改；惟愿明主怜悯体察并容纳臣。近来因去年冬天荐举人才一事，臣多次在街市道路上申诉；既然依照法制允许聚集荐举，按理就应当量才授官。臣反复拟奏，却没有得到允许。臣担心事情逐渐拖延，所以趁面奏时陈述，未能充分斟酌，推究道理便直说出来。赵憬与臣一同受命，都是掌管枢密、参与谋划政务的人，按理应当毫无隔阂；臣不知道避忌，轻率冒犯了皇上的威严。陛下特意宽宥臣的愚昧，委曲地加以奖勉引导，宠遇超过常等，恩情私厚胜过平常。回顾自己是什么人，竟有如此幸运？偶然有所见解，怎敢不把话说尽？这是为了彰明臣毫不隐瞒的诚意，以表达向上报恩的本分。臣听说王者之道坦荡显明，奉行天地日月三者的无私，以劳作来治理天下，平正开阔，没有偏侧，也没有偏私。所谓三无私，就是像上天一样无私地覆盖万物，像大地一样无私地承载万物，像日月一样无私地照耀万物。它们偶尔出现过失，就像日月发生日食月食；过失发生时人人都看见，恢复正常时人人都仰望。日月不以被遮蔽或亏缺为恨，君主也不应吝惜承认过失。光明有所亏缺而能够恢复，不会损害光明；有了过失而能够改正，不会累及德行。昨天臣所奏的事情，只有赵憬听见，陛下已经劳神费心，委曲周密地加以防护；这说明在心腹大臣之间，尚且受到形迹的拘束。职位相同而所办事务不同，很少能够彼此协力成功，恐怕有损无私的德行，也伤害不吝改过的明德。君主与辅臣，名义上实在同为一体；一日之间要咨询、采纳许多政务。如果宣示意见而使臣下进言，尚且不能尽情；言语如果受到阻塞，君臣之义又从哪里贯通？启发辅佐既然困难，机要政务就会壅塞；臣虽承蒙陛下周密眷顾，实际上却更增加了荒废政务的忧虑。仰望陛下广开圣听，再赐裁决处理。苗粲年少时凭借门荫入仕，很早就进入朝廷官班，历任拾遗、补阙、起居、员外郎中，前后已经二十多年，温和恭敬有加。他恭谨慎重，从不懈怠；端正敏捷，足以守职；文学修养，也足以修饰自身。详细考察他的器量才能，足以担任近侍。陛下因为苗粲的父亲苗晋卿过去常有失言，又因为取名的方式不合义理，不忍公开斥退罢黜，只令他改授外官。臣以为治理国家、教化人民，在于奖赏一个善人，使天下行善的人受到鼓励；惩罚一个恶人，使天下作恶的人受到警戒。因此授人爵位一定在朝廷举行，处人刑罚一定在市集施行，惟恐众人看不见、事情不能彰明；君上施行时没有愧心，百姓听闻时没有疑议；受赏者安心而没有惭色，受刑者承受而没有怨言。这就是圣王用来宣明典章、与天下共同遵守的办法。奖赏却不说明他的善行，叫作曲意宽贷；惩罚却不记载他的罪恶，叫作暗中中伤。曲意宽贷会使授受不明，恩幸之门由此开启；暗中中伤会使曲直无法辨别，谗言离间之道由此流行。这一权柄一旦亏损，危害就会日益扩大。凡是进谗诬告的人，大多说的不是可信真实的话；他们以中伤别人为利，又害怕公开辨明。有的说事情年代已久，不能追究查寻；有的说事体有所妨碍，必须暂且隐忍；有的说恶行尚未暴露，应该借用别的事情作为名目；有的说只要抛弃那个人，何必明白说出责任并加以羞辱。这些话表面上都近于情理，实际意图却包含矫饰诬陷；伤害善人、包庇奸邪，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恭请陛下明察之下，必定不会有谗言浸润的流弊；然而对于称誉或毁谤的言论，不能不辨明，对于赏罚的典章，不能不彰明。陛下如果认为苗晋卿的行迹和事实确实奸邪，苗粲等人依法应当受到牵连，那么就应当公开依典章法宪议处，怎么能让他们暗中接受迁徙？陛下如果察知苗晋卿是被诬陷，又知道苗粲等人没有罪过，那么就应当随其才干奖赏任用，不应当降低意旨而猜疑防范。如今忽然不说明缘由，只加以斥逐；说是选拔人才，便失去次序；说是施行刑罚，又没有名目。这样徒然使苗粲等人在圣朝受到禁锢，使苗晋卿在幽冥之中含恨；臣以为这种做法没有看到妥当之处。听理诉讼、辨别谗言，贵在明察宽恕；所谓明察，在于以行迹验证；所谓宽恕，在于根据实情推求。行迹可以责罚而情由值得怜悯时，圣王害怕因疑似而陷害无罪之人，便不加责罚；情由可以责罚而行迹可以宽宥时，圣王害怕因揣测奸诈而滥罚无罪之人，也不加责罚。只有情由显露、行迹齐备、言辞认服、道理穷尽之后，才施加刑罚。因此下无冤民，上无错误听断，苛刻邪恶不再发生，教化由此兴盛。苗晋卿出身文儒，官至台辅，能够以谦逊柔和自处，所以为三朝所推重。在当时的危急关头，他代理冢宰之职，是为了备办礼制，哪里足以说是擅权？怎么肯公开说出不臣之言，招来覆灭宗族的祸患呢？即使是极其狂妄险恶的人，也应当不会这样做，何况他是年老的大臣，怎么忍心做这种事？即使有忍心作恶的意图，那也会言语一出而灾祸随之而来；从情理上追究既无端由，从行迹上验证又没有征兆，理应蒙受圣明宽恕，这是毫无疑问的。况且自陛下登极以来，苗粲和他的兄长苗丕都历任清要近侍之职；如果要因旧事牵连，怎么会一直容纳他们到今天？恐怕有不良之徒嫉恨苗丕、苗粲兄弟，编造无稽之言，务求挫伤他们；大抵职位越重、权势越大，越容易产生嫌疑和毁谤。周公那样圣明，也不能免于流言；霍光那样忠贞，也遭到告发诬陷。若不是周成王觉悟、汉昭帝为霍光保全明辨，那么两位君主的德美就不能流传，两位大臣的冤屈诬陷也无法辨明。陛下追想往事，得失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后人看待今天，也必定会如此；凡是采取的措施，怎么可以不详慎呢？伏愿陛下稍稍留意深思，特别加以省察，这实在可以使群臣大多免于获罪，难道仅仅是苗氏一族生死存亡有幸依赖于此吗？

译顾少连又对臣说：“圣旨察知臣孤高坚贞，却还认为臣清廉谨慎得太过分，完全断绝各道馈赠，恐怕会使事情无法沟通；如果不能收纳各种财物，至于鞭子、靴子之类，接受也没有妨碍。”臣以为，货物贿赂的利益、耳目感官的享受，是人世间通常的情性，谁不贪恋喜爱？何况臣的本性实在凡庸鄙陋，难道能忘记顾念私利？家中本来贫穷，怎么能没有欲望？臣之所以深深自我刻责谨慎，勉力修养廉洁操守，大概是因为肩负深厚恩德，尸位窃居重大任职。既不能宣扬圣教，使风俗清正淳厚，又不能减轻征税徭役、救济人民的穷困；如果还不知羞耻畏惧，反而进一步开启受贿之门，就是忘记忧国的诚心，也会招来焚身的灾祸。因此姑且奉行特殊操守，杜绝私下交往，确实知道这对宏大的政务没有补益，只希望不至于留下深重牵累。陛下责备臣清廉谨慎得太过，这是圣明；但陛下担心事情因此无法沟通，却不合治理的道理。恐怕那些贪婪无厌的人，想要逞行无止境的索求，巧妙陈述异端邪说，惑乱圣德；以事实考察，实在并非如此。即使是胥吏一类低微的人，送上微薄的礼物，如果偶尔违背道义，尚且知道惭愧；何况公卿大臣之间、方岳连帅的职位，难道必须依靠收受贿赂才能表达诚意吗？如果因财利而交结欢好，就是把姑息迁就当作办事原则；既违背正直之道，必然还会有过分的要求。顺从它，法度必然逐渐毁坏；阻止它，失望怨恨必然更加严重。危害如此，国家还能依靠什么？高祖、太宗制定法律、垂示制度，监临官接受贿赂，即使贿物盈尺也要处刑。陛下每次发布恩德诏令，施恩宽宥天下，即使死刑一类的罪犯也都蒙受洗雪，惟独犯贪赃罪的，往往不予赦免。难道不是因为贪婪暴食形成的弊害、残害百姓最为深重吗？至于卑微的士人小吏，尚且应当严格禁止，何况处在风俗教化首位的人，反而可以任其通行吗？凡是上位者所做的，是为了引导下位者；上位者所不做的，是为了约束下位者。上位者不做，而下位者有时做了，然后才可以设置严密防禁、明定刑法；如果上位者做了，而下位者也做，当然合乎其势，又怎么能够禁止呢？如今小吏有接受监临官贿赂的，便认为罪不可容；朝廷正是四方的监临者，而宰司公然接受他们的贿赂，难道也是无耻而不可宽恕的吗？孔子说：“大臣不可不敬重，他是众人的表率；近臣不可不慎重对待，他是众人的行为准则。”表率倾斜，影子就弯曲；道路偏斜，行为就会邪僻。若大臣、近臣都可以收受财物，那么诸长官和属吏，谁还有什么不可以做的？朝廷向方镇索取，方镇又向州索取，州向县索取，县向乡里索取，乡里还将到哪里去索取呢？这些全都出自疲惫百姓的肝脑筋髓。自从大盗扰乱华夏、耗损百姓以来，天下常年屯驻百万军队，安坐接受衣食供养；农夫蚕妇，忍受寒冻而纺织，忍受饥饿而耕种，耗尽力量、忍死求生，以供给十倍的赋税；他们日夜伸长脖子，盼望看见升平的教化和救济体恤的恩德，已经四十九年了。近来又接连发生许多变故，情况有增无减；那些掌握财利权力、享受优厚俸禄的人，本应忧虑不安、惭愧怜悯百姓，却又私下交通行贿，煽动贪婪风气，这就是让已经困苦的百姓再次遭受过分的骚扰。陛下还认为，像鞭子、靴子之类，接受也没有妨碍。假如天下都向朝廷行贿，只有二三位宰臣接受其中三份、退还其中一份；有所接受，有所拒绝，二者相反，那么被拒绝的人或许会怀疑自己遭到拒斥、事情不能沟通。若四方都向朝廷行贿，而朝廷一概辞谢不受，那么大家都会知道不接受正是朝廷的常理，这反而足以使他们心服并诱导他们向善，又有什么妨碍沟通的呢？陛下若认为馈问赠遗可以沟通人情，而清廉的规矩不足以敦厚治理教化，那么自建中以来，君主的股肱耳目之间大概常有互相谋利、私下行事的人了；这就是他们应有的行为，陛下又何必责怪他们呢？陛下继位之初，亲自实行节俭，郡国没有进献，朝廷没有私下索求，使者没有侵扰财物的人，近臣没有接受贿赂的事；四方风气受到感召，几乎达到了清明太平。后来刑罚严酷、赋税繁重，战争接连、祸患纠结，治理功业中途受挫，最高的教化未能凝成。等到最大的恶徒被消灭，皇室运势复兴，征伐战争比从前大为停息，清廉节约的风气却也不如往日。这就是虽然革除了一种弊病，却也丧失了一种美德。从前兴兵作战，使百姓困于暴虐的赋税；如今停止征伐，却使百姓困于私下索求。这正是百姓残破困顿之后，永远没有休养恢复的希望。假使四方百姓在陛下休明的时代，不能达到富裕长寿，不能沾染和乐太平的教化，追念前代的修治之德，实在令人心中焦灼。而议论者反而以接受贿赂可以沟通人情的道理来迷惑陛下，这不也是欺骗君上、施行私情的极端表现吗？臣私下推想，郡府不愿向朝廷行贿，就如同乡里不愿向郡府输送财物一样。只是因为行贿的人有利可得，不行贿的人有祸患可忧，所以为了保全自身、保住职位，不得不这样做罢了，哪里是乐意行贿呢？假如四方都向朝廷行贿，朝廷接受其中三份而拒绝一份，有的接受、有的拒绝，二者相反，那么被拒绝的人或许会有意怀疑自己被拒而不能通达。假如四方都向朝廷行贿，而朝廷一概辞谢不受，那么大家都会知道不受贿赂是朝廷一贯的原则，这正足以使他们心服并诱导他们向善，又有什么嫌疑和阻碍呢？陛下如果说馈问赠遗可以沟通人情，而清廉的规矩不足以敦厚治理教化，那么自建中以来，君主的股肱耳目之间大概常有互相谋利、私下行事的情况；这正是他们的本分，陛下又何必责怪呢？陛下继位之初，亲自实行节俭，郡国没有进献，朝廷没有私下索求，使者没有侵扰财物的人，近臣没有受贿的事情；四方风气受到感动，几乎达到了清明太平。后来因为刑罚严酷、赋税繁重，战争相连、祸患交结，治理功业中途受挫，最高的教化未能凝聚。等到最大的恶徒被消灭，皇室运势复兴，征伐战争比从前大为减少，清廉节约的风气却也比往日有所亏损。这就是虽然革除了一种弊病，却也丧失了一种美德。从前兴兵，使百姓困于暴虐赋税；如今停止征伐，却使百姓困于私下索求。这正是百姓残破困顿之后，永远没有休养恢复的希望。假使天下百姓在陛下休明的时代，不能登上富裕长寿之境，不能沾受雍和太平的教化，追念前代修治之德，实在令人心中焦灼。而议论者反以接受贿赂可以沟通人情的道理来迷惑陛下，这不也是欺骗君上、施行私情的严重表现吗？

译天下是天下人的公器，君王的纲纪是国家的大权。掌握大权的人，不应拘泥于细小的权术；守护公器的人，不应徇私情。拘泥小术而驾驭大权，忿怒暴戾的祸患就会兴起；徇私情而执掌公器，奸邪祸乱的端绪就会产生。所以《春秋传》说：“处在上位的人，应当洗涤自己的内心来等待处理政事，然后才可以治理百姓。”这是说，不能怀有私曲之心来统治众人。又说：“国家的败亡，是由于官吏邪曲；官吏失去德行，是由于受宠和贿赂的现象彰明。统治人民的君主，应当彰明德行、堵塞邪恶，以此监察百官；百官于是戒惧，不敢改变法纪。”这是说，不能靠贿赂和私利来教化百官。又说：“统治国家，困难不在于没有贿赂，而在于没有好名声。诸侯的贿赂聚集到公室，诸侯就会怀有二心。”这是说，不能用贪欲来笼络诸侯。古代笼络诸侯，自然有它的办法，只是不致力于贿赂，然后才能做到。所以《礼记》说：“凡是治理天下和国家，有九条常道。”其中一条说：“治理乱局、扶持危难，朝见聘问都要按时；对来者厚加赠送，对归者薄收礼物，这就是笼络诸侯。”由此可知，怀柔安抚的办法，重德而轻财物；对于前往诸侯那里，要厚重其赠送的资财；对于诸侯来朝，则薄收其贽币礼物。用尊敬谦让来训导人民，用不贪求来给人示范，从朝廷开始，推行到郡国，廉洁守节的风气逐渐扩大，侵夺百姓财物的祸害不再萌发，乡里得到安宁，郡国因此治理得当，朝廷也更加尊贵。这就是所说的教化从上面流布，治理之理由下面承接；近处的人喜悦归服，远处的人也归心怀德，这些全都是不受贿赂所带来的结果。等到王纲逐渐败坏、德化衰微之后，才会废弃公议而徇从私情，大肆索取而崇尚馈赠。所以《礼记》说：“天子的威权衰微，诸侯就会僭越；于是彼此相见用财货，相互贿赂以谋私利，天下的礼制就乱了。”由此可知，伤害风俗、败坏礼制，没有比徇私更严重的；残害财物、伤害人民，没有比贿赂更厉害的。要断绝私情、除去贿赂，君主最应当先做；致力于爱护百姓、辅助治理，辅臣最为迫切。然而君主与辅臣之间，本来就不可以谈及私下行贿，何况亲自行贿呢？臣因为蒙受恩德特别深厚，心里希望无论大小事情都能有所补益；如果心中存有疑虑，就不敢因循苟且。又有幸遇到圣明的君主，或许能够竭尽愚拙正直之心，所以每逢事情都进献可行意见、指出不当之处，不因冒犯忤逆而忧虑。心意诚恳而言辞繁多，伏在这里深感惭愧恐惧。谨此奏闻。○论岭南请求在安南设置市舶中使事状 岭南节度经略使奏道：“近来商船大多前往安南进行贸易，进奉事务重大，实在担心缺少供给。臣如今想派判官到安南收购货物，希望确定一名中使与臣的使司共同办理，或许可以避免隐瞒欺诈。”希颜奉行圣旨宣告说：“应当依照办理。” 远方国家的商人，只求获利；安抚他们，他们就来，扰害他们，他们就离去。广州地处交通要冲，习俗称为富庶繁盛，是交易商旅一向聚集的地方。如今却忽然舍弃近处而趋向远方，放弃居中的广州而前往偏远的安南，如果不是侵夺剥削太过严重，就是招抚怀柔失当。既没有想到内部自我反省，反而又产生了超越职分的念头；玉毁坏在匣中，这将归咎于谁？珍珠飞到境外，哪里还追得回来？《尚书》说：“不以远方的物产为贵，远方的人就会归附。”如今既然这样放纵欲望，难怪异俗之地不来归附。何况还要动摇皇上的心意，请求降下中使，向天下显示贪婪的风气，把贿赂的道路延伸到朝廷，玷污清明的时代，损害圣明的教化；依法理应受到责罚，这件事实在难以依从。况且岭南、安南，无不属于王土；中使、外使，全都是王臣。如果是军国所需，都有固定的法令制度，人人都想着奉行职责，谁敢缺少供奉？难道一定要信任岭南而断绝安南，重视中使而轻视外使吗？这实在大大违背推诚相待的原则，又伤害轻视财货的风气。希望扣住诏令，不要发出。○论宣令罢免裴延龄度支使职任状 臣等。因为班宏去世，臣今天当面请示皇上裁决。如今适逢选择人选，总共有四人：杜佑、卢徵、李衡、李巽。他们都曾经掌管财赋事务，各自都有可以称道的功绩；资历、声望和才能，也都足以得到擢用。圣旨认为淮南不可调动，卢徵又刚刚改任官职，命臣在其中选择一人，并追召正在江西的李衡。臣认为，度支主管财赋，是当今最紧要的部门，常常需要牵制制服狡黠的官吏，片刻也不可缺人。等到追召李衡，几个月后才能到达，恐怕纲纪条例松弛紊乱，钱物发生隐瞒欺诈。李巽近来已经追召到城，请授予给事中，暂且命他代理度支事务；如果处理得称职，就任命为户部侍郎；如果才干不相称，就等李衡到来后另行商议处置。这样既可避免事务荒废，又能考察试用他的才能；两个人之中，必定有一个可取。陛下多次称说这样稳妥便利，答应依照奏请施行。臣退下后又再三诚恳思考，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希颜刚刚宣告皇上的裁决说：“李巽主管度支，恐怕不相称，暂且只授给事中。朕再作考虑：司农少卿裴延龄，非常公正清廉而有才干，应当命他判理度支，立即进呈拟定的奏状；李衡也仍然追召。”臣伏思周代设置六官，确实是掌管治理根本的机构；冢宰掌管国家用度，量入为出；司徒掌管国家赋税，施行教化并救济人民。如今的度支兼有这两项权柄，平衡各种货物，调节百官的用度，使有无相互流通、丰歉彼此补济；利害关系到百姓的性命，费用的多少关系到财物的盈亏。再加上供给边军粮饷、资助禁军，过于吝啬就会产生祸患，过于宽纵就会容纳奸邪；如果不是合适的人，不能轻易授予。裴延龄偏僻乖戾而喜欢妄动，浮躁妄为而多言，明知错误仍不改悔，固执虚伪而不知羞耻，哪里只是有识之士深深鄙视他，兼且还被流俗之人所讥笑。近来列于班行，已经玷污了清贵官籍；再处于重要职位，必定会败坏国家大政，这将是自取四方的仇怨，给百姓带来灾殃。尸位素餐的责任，本来应当追究到臣这样的微臣；但识别人材的明察，也恐怕会因此损伤圣上的鉴识。伏愿重新遵循此前的议论，俯察臣的愚诚，再从四人中选择其中最为优异者，希望符合众人的意见，不扰乱朝廷常法。裴延龄是妄诞的小人，任用他会使天下舆论惊骇；臣虽然熟知他不可任用，仍担心自己的见识不够周全。赵憬的眼疾渐渐痊愈，过些日子就应当服完假期，等他入朝拜见，请求再作参详。铲除邪恶不要迟疑，天下将十分幸运。谨此奏闻。○论齐映、齐抗任官状 臣等。希颜奉行圣旨宣告皇上裁决说：“你们所进用的齐映，是用来替代李衡的，因为江南与湖南相邻；齐映、齐抗既然是同宗本家，又同时任职于方面重镇，事情不够稳妥，应当另行商议。”

译齐映、齐抗同姓而分属不同房支，既然不是五服以内的亲属，便与众人没有区别。圣朝推诚相待、致力治理，从来没有预先对人表示怀疑。过去李皋、李兼任职于相邻方镇，如今韩潭、全义又紧邻军城，这样的例子很多，不值得忧虑。只是中朝重要职位常常苦于缺少人才，至于齐映、齐抗这样的良才，都应当列入台阁的优秀人选。臣等先前请求授予齐映礼部官职，圣旨命他暂且到外地任职。如果答应调任江西，也是逐渐增加恩宠奖擢。齐抗的文才足以任用，精明敏捷，少有匹敌；让他担任掖垣的驳议、司言之职，或南宫掌管赋税、承办辖务的职任，人人都说与他的才能相称。如果承蒙召回朝廷，试着加以询问，考察他的言论、核验他的行为，一定会有可观之处。是否可行，恭候皇上裁决。○请减少京东水运脚价以便在边境州镇储备军粮事宜状 臣。臣伏见陛下常常垂注圣心，经营边境，增筑城垒，增加设置戍守士兵。至于春秋两季的衣装、每年应时的宴饮犒劳，先后快慢全都出自圣上的心意，陛下为此忧虑勤劳，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所需资费，也因此非常多。大概是因为安定人民、巩固国家，不怕烦劳，这确实是思虑深远。然而对于储备的大计，只是表示愿意降低意愿、采取良策，却任由有关部门按月供给。近几年蕃戎稍稍平息，年谷多次丰收，所支取的军粮仍然有缺乏，边地文书报告粮食不足，接连送到朝廷。倘若遇到水旱灾害，粮价飞涨，灾民无法进食而盗寇扰乱长期不息，或者运送的人力耗尽，或者粮饷道路断绝，那么戍兵即使很多也不足以依靠，城垒即使坚固也不能守住；这就会使多年完聚积蓄的劳苦，反而成为一夕溃败的耻辱。这是按道理必然会达到的结果，而事情不会侥幸成功。臣私下替陛下感到痛惜！《军志》说：“即使有十仞高的石城、百步宽的护城河，没有粮食也不能守住。”所以晁错谈论安定边境的策略，把积蓄粮食作为要务；充国提出击破羌人的意见，首先务在屯田。历代控制四夷，常常把它作为国家大事；勇敢的人竭尽力量，聪明的人贡献谋略；攻守各有适宜，盛衰各有形势；使他们柔顺归服而不劳师动众的事，常常可以听闻；屯驻军队却不从事农耕、不给军队粮食的事，却从来没有过。如今陛下广泛征集甲兵，分兵守卫城镇，除去各地营田的税亩自行供给之外，还要依靠度支供给的有八九万人。粮食运送千里，跋涉艰险；运输一斛米到达边军，路远的有时耗费五六千钱，路近的也超过一半。承受霜雪冻裂肌肤的苦楚，冒着豺狼抢掠的危险，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耗尽财用和物力，仍然苦于每日供给不足，对于储备粮食以防非常之事，本来已经断绝希望，也无暇思考了。屯兵守土，是为了防备寇戎；到了却没有粮食，防守必然不牢固。遇到敌寇不能守，就等于不曾屯兵。平时有残害人民、耗费国家的烦扰，危难时又有开启敌人侮辱之端的祸患；所供养的不是所能使用的，所丧失的又不是所应防备的；把这当作防御的制度，臣私下认为太疏漏了。近来吐蕃的尚结赞率领他的党类，越过边界，朔方、五原相继沦陷；这虽然由于将帅不勇，也因粮食匮乏而给了敌人借口。事情并不遥远，足以作为深刻的警戒。昧于道理而喜好阿谀的人一定会说：“当尚结赞入侵时，正遇到贼乱之后，戍卒不多，边地农民也少。如今甲兵已经充分，庄稼又屡次丰收，与从前相比，形势并不相同。” 臣请求再陈述近来的实际效果，来验证这些浮泛的言辞。今年初夏，敌寇侵犯灵武，抵御则兵力不足，防守则粮食匮乏，告急求援，不分早晚。有司因此请求治罪，陛下也为此忧虑，立即选派使臣奔波督促运输，积聚财物以供使用，用高价招募人员。幸赖蕃戎自行退走，粮道得到护送救济，边界没有毁坏，实在并不是谋划成功。然而盐州、夏州覆没而灵武得以保全，只在于幸运和不幸之间罢了。这些地方都没有不可攻破的形势，存在可怕的危险；这样的制度安排，正是所谓殊途同归地导致失败。议论者认为当今正确、过去错误，难道不是昧于道理而喜好阿谀吗？如今戍卒比过去增加，臣当然知道；如今边地农民比往年增多，臣也知道。所谓同归于失败，是因为处置不当、蓄积收敛不合宜；利益所产生的地方，祸害也随之到来。陛下痛恨蕃戎暴掠，惩戒边镇空虚，修缮甲兵、增加军队，庇护人民、保卫疆土，这确实是雄武的英明志向、覆育万物的仁慈之心，是洗刷愤恨耻辱、扬威立名，天下都希望看到必定进攻敌人的日期。后来统率军队没有纪律，处理事务失去权柄；戍卒不隶属于守臣，守臣又不受元帅统领，甚至一座城的将领、一旅的士兵，各自都由中使前来监督，分别接受其他诏令任命。分设的镇守延绵千里，却没有相互统率服从；边境排列十万军队，却没有设置统一的谋主。每当犬羊般的敌人侵犯边境，才急忙发文书奏报，请求裁决；使者往来，动辄超过十天。等到承蒙征发军队救援，敌寇已经获胜退去，小则践踏麦禾，大则驱赶掠夺人民牲畜。这只是增加了兵甲、耗费了财用，最终对敌人侵扰有什么补益呢？将领贵在能够专断谋划，军队重在保持气势；训练整齐依靠纪律，取得胜利在于掌握时机和权变。因此兵法有将领分掌一方军权的说法，有军队合力如拳的比喻，有进退一致的命令，有便宜行事的规定。这样才能行动协调、适应变化，使防备的制度流传长久；出战时同心协力，平时则得到民心，遇到患难互相救助，遇到紧急情况彼此奔赴。士兵侍奉将领，如同四肢保护头目；将领守护边境，如同一家保护房屋。这样以后才可以抵御仇敌、保护百姓、繁衍牲畜、开辟田地。天子只需致力于选择人才并任用他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吐蕃与中国相比，人数多少不相当，技艺优劣也不相等；然而他们进攻有余，我们防守不足，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号令由将领发出，而我们的节制权在朝廷；他们的军队合并集中，而我们的军队分割离散。军队分割离散，纪律就不统一，气势也不完整；节制权掌握在朝廷，谋议就会多头分歧，临机决断也会屡屡错失。臣所以说“处置不当”，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译陛下近来因为边兵众多、转运粮饷劳苦耗费，设置了就地和籴的办法来减少运输，制定给农民加倍价钱的制度来鼓励农业。这道命令开始施行时，人人都欣喜仰慕，争相追逐厚利，不怕辛劳；耕种日渐增加，粟麦年年价格低廉。假如有关部门懂得权衡轻重的办法，具有长远的谋划，持守它能够恒久，施行它有一定制度，谨慎观察丰歉，善于计算收储，使豆麦一定归入公仓，布帛全都进入农户；对于有力量却没有资金、愿意居住却没有办法的人，就借给他们种子和粮食，借给他们耕牛和犁具，自然会使戍卒忘记回乡，贫困的人乐于迁居；这样可以使粮食充足，可以充实边境。不必有督责屯田的劳苦，而储备自然扩大；不必有征役更戍的扰害，而守德也更加严明。如果真能这样使用，足以说是长远之计。后来有关部门狭隘吝啬，不能顺应执行，忘记国家防备的谋划，只实行市场交易的苟且意图。粮食成熟而应当收购时，却只顾压低价格，不及时收储；遇到灾害、粮食艰难时，却不估量粮食缺乏，反而压制收购。于是豪强之家和贪官污吏反而掌握了获利的权力，以低价从百姓那里买入，等待公私困乏之时，乘人急需，获取十倍利润。又有权势显要的近亲、寄居游历的人，有的依托边将，有的倚靠职司，把低价粮食托运到军城，却在京城取得高价，坐享厚利，这样的人实在很多。想要鼓励农业，农民却不能得到宽裕；想要节省费用，费用反而更加增加。又因为处理事务没有法度，向人表示没有诚信，每到和籴的时候，常常用粗劣的物品充当价钱。穷困的边地寒冷，不能承受衣裘；荒僻的野外萧条，没有什么可以出售。况且又虚报估价，不致力于公平平准，价格高低随着喜怒，货物精粗掌握在胥吏手中。既然上面没有信义来率领下面，下面也就用虚假来应付；度支所估物价越来越高，军镇、郡县的粮价越来越贵，层层进行欺骗隐瞒，不顾法令章程，彼此牵制，没有办法禁止。度支把勉强卖掉滞积货物当作功利，却不察看边地粮食的盈亏；军司把所得的加价当作余利，却不体恤农民的辛劳。虽然设置巡院，让彼此监督，但既已失去纲纪条例，反而变成藏私取利的囊袋。甚至有空造簿账、假指仓库的情况，计算账面数量，超过亿万；考察实际，只有一百几十。巡院向会府巧加诬陷，会府接受欺诈后上报朝廷；幸而遇到丰年，暂且没有出事，便忍声吞气地弥补旧账，拖延日子苟且偷安；如果遇到歉收和战事，必定立即陷入危急，灵武的事情正足以作为明证。臣所以说“蓄积收敛不合宜”，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边境的大事，在于粮食和军队；如今粮食没有储备，军队又缺少统帅，却说已有防备，难道可能吗？近来边境各州连续多年大丰收，粮食丰足而价格低廉，与往年大不相同。这正是上天帮助国家、永久巩固边疆的时候。然而如今仍然每天无暇自给，完全没有长远谋划；军府有粮食不足的文书，农民有后悔耕种的念头。上天赐予机会却不能享受其利，农民受损却不救济他们的困穷；等到灾害流行、播种耕植荒废，即使后悔，事情又怎能挽回？臣因此屡屡冒昧烦扰，所痛惜的正在这里。近来臣请求选择人才充任使者，把平抑粮价、发展农业的事务交给他，陛下认为治理贵在因循旧制，没有准许。又请求趁丰年多收，在边城增加储备军粮，有司却说经费没有剩余，这件事也再次搁置。臣错误地担任使者，待罪于枢衡之职；即使神武的谋略不依靠臣来进献，臣的职分也怎敢忘记忧患？臣早晚忧愁，内心如同被火灼烧，于是再次献上浅陋的意见，希望或许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不劳烦人民，不改变法令，不增加赋税，不耗费官府钱财，不废止耳目享乐，也不节省浮泛冗余的用度，只在漕运一事上稍微权衡轻重是否适宜，请为陛下运送边军十万人一年的粮食，作为艰急时的储备。陛下如果确实能听从臣的愚计，不接受阻挠和损伤，百日之内，收储就可以全部完成；转运平常进行的事务，也不会失去旧有制度。太仓每年收入的储粮，也不会缺少原定的数量。我的谋划已经十分周详，实在没有什么妨碍，谨将这些意见详细陈述上奏，只希望陛下留心审察。旧制度认为，关中是帝王建都之地，各方物资辐辏，人口稠密而土地狭小，不能自给自足；再加上六军的军粮、百官的俸禄和京畿赋税，供给使用仍不充足。因此不得不控制、牵引东方各地，每年转运租粮，冒着淮河、湖泊的风浪之险，逆流而上经过河水、渭水的急流险滩，耗费极大，而实际运到的粮食大概很少。那些习惯听闻旧事却不通达时宜的人说：国家的大事，不应计较费用损耗，所以前代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的说法；即使知道劳费烦重，也不能废止。那些只贪图眼前利益而不防备长远祸患的人说：每逢收成不足时，只要让京畿之内实行和籴，既容易办成，又足以劝勉农耕，何必转运，白白耗费财赋？我认为这两家的意见各有长处和短处，不过是各自申述偏执的看法，都不懂得随机变通的方法；其中的事理，大体可以这样说：聚集民众要靠财物，而人的生命又依赖粮食。将要制定国家的用度，必须权衡轻重。如果粮食不足而财物有余，就应放松聚积财物，致力于充实仓廪；如果粮食有余而财物不足，就应放缓积储粮食，节省钱财。如果国家治理安定，钱粮都很富足，百姓繁衍增多，不必动用劳役，然后长期掌握有余的财力，进一步扩大漕运，即使费用很高，也正好可以资助贫民。这三方面都不失去各自合宜的时机，那么轻重权衡就会适当，国家的用度也就有了制度。开元、天宝年间，太平日久，财力丰足，所发放的俸禄和粮食，供给使用也很宽裕，所以不计较耗费，努力充实军粮储备，以至于流传出过分夸张的话，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的说法。既然如此，散出有余的财物来补备不足，即使耗费一些又有什么妨害呢？这就是所谓掌握有余的财力来扩大漕运。贞元初年，大盗刚刚平定，太仓没有足够支用两个月的储粮，关中、辅郡又遭遇连年旱灾，而有关官署上奏请求停止水运，专门节省脚钱，以至于京城郊外几乎断绝了炊烟，都市之中饿死者随处可见；这就是所谓只看眼前利益而不防备长远祸患。近几年关中、辅郡一带，年年粮食丰收，多次减免百姓的税钱，允许他们折纳粟米和麦子，公家储粮堆积起来，足够供应数年；可是农田生产者仍然因粮价低贱而困苦。今年夏天江淮地区发生水涝，田苗被漂没损坏，与平常相比，米价上涨了一倍，百姓贫乏，流亡和出卖劳力的人很多。关中、辅郡因为粮价低贱而损害农民，应当提高收购价格来籴粮，以劝勉农耕；江淮因为粮价昂贵、百姓困苦，应当降低销售价格来粜米，以救济灾荒。如今应该籴粮的地方却没有钱，应该粜米的地方却没有米，却又要把缺少的东西运到那里，把多余的东西运到这里；这就是所谓习惯于听闻旧事却不通达时宜。

译如今淮南各州，每斗米应值钱一百五十文；从淮南转运到东渭桥，每斗米的船运脚钱又大约要二百文，计算起来，运一斗米总共要三百五十文。这些米既粗糙又陈旧，尤其被京城视为低劣；现在根据市司每月的估价，每斗只能卖得三十七文钱而已，耗去九成而只剩一成，使那里的人挨饿，又损害这里的农民，这样办理事务，可以说是严重失策。近来每年从江西、湖南、浙江、淮南等道，总共运米一百一十万石送到河阴，其中减少四十万石留储在河阴仓，剩下七十万石送到陕州；又减少三十万石留储在太原仓，只有四十万石送到渭桥交纳。我详细询问河阴、太原等仓留储粮食的缘由，大概是因为往年遭遇虫灾、旱灾，关中、辅郡接连饥荒；当崔造开始任宰相时，鉴于元▯停止转运的过失，于是请求每年转运漕米一百万石，以供养京师。等运到中途，运力已经耗尽，年成也过去了，所以逐级停止、减少运输，分开储存在各个仓中。每当春水刚刚通航，江淮运来的粮食还没有到，就取这些粮食投入运输，以免舟船停滞。江淮的新米运到仓中后，再留存交纳以补足数额，如此轮流储藏、运输，也相当合宜，不必每年增加运输量，以增添不急需的费用。有关官署只是遵循旧例，竟不曾详细查究其中的缘由。近来七年，积存的数量越来越多。我最近查勘河阴、太原等仓，看见仍有三百二十多万石米；河阴一县储存的尤其多，仓廪充盈，只得随处露天堆积。旧米还没有用尽，新米又不断增加，年月越久，损耗越严重。即使断绝江淮的运输，暂且把这些米运入关中，计算下来七八年也还用不完。何况江淮的转运一批接一批从不停歇，只怕运得过多，却不担心会有缺粮。今年关中一带百谷丰收，京尹和各县县令多次以此事进言，担忧京城米粟价格过于低贱，请求扩大和籴，以救济农民。我命人计算可以和籴多少，他们都说能够达到一百多万石。又命人核定和籴价格，把各县粮价的高低以及雇用船车运到太仓的费用一并计算，谷价大约四十多文，米价大约不超过七十文。这样，一年和籴的数量足以抵得上转运两年；转运一斗米的费用，足以和籴五斗米。比较眼前的利弊，转运事务暂且应当全部停止。我私下担心，如果转运事务停止，舟船就没有用处；舟船没有用处，就会损坏腐烂而无人修理。倘若遇到灾荒，又需要转运粮食，临时召集舟船，按道理一定会拖延缓慢。大凡制定法令、裁定规章，时间久了必然会产生弊端；筹划经略国家事务，开始时就应当考虑周全。不能因为积久的习惯而损害应变之宜，不能因为眼前利益而毁坏长久制度，不能只在当代追求功劳，给后世留下祸患；考虑长远、防患于未然，这才是使各方面均得其利的方法。我如今所献的意见，大概接近这个原则。减少所运的数量，以充实边地储备；保留转运事务，以备时势需要；这样详细审慎地办理，一定可以避免留下忧患。旧例是从江淮各道运米一百一十万石到河阴，明年请停止八十万石，只运三十万石；旧例是从河阴运米七十万石到太原仓，明年请停止五十万石，只运二十万石；旧例是从太原仓运米四十万石到东渭桥，明年请停止二十万石，只运二十万石。江淮所停止运输的八十万石米，请交给转运使，在遭受水灾的州县按每斗八十文的价格出售；计算糙米、细米按比例相配以外，每斗还比时价降低五十文，以救济贫困。计算所得米价钱六十四万贯，分级节省下来的运输脚钱，计算得六十九万贯。总共可以得到钱一百三十三万贯。其中请拨出二十万贯交给京兆府，命令它在京城内以及东渭桥设场和籴米二十万石，每斗给钱一百文，计算下来比当时估价增加三十文以上，用来使农民获利。这些米随即送到东渭桥和太原仓收存，充抵每年转运漕米四十万石的数额，此外还足有钱一百一十三万贯文，用来供边镇和籴。臣已经命度支巡院查问各军、州的米粟时价，并同当地长官商议，按现今耕种的田地数量，约定和籴的数额；得到凤翔、泾陇、▯宁、庆▯、坊、丹延、夏绥、银灵、盐、振武等道以及良原、长武、平凉等城的报告：除度支随时籴粮供应军队之外，另行筹备的粮食，估计可以籴得粟一百三十五万石。临近边境的州县，各自在当地时价之外再增加一倍；次一等的每十成增加七成，再次一等的每十成增加五成。总计一百三十五万石，需钱一百零二万六千贯文，还应剩下钱十万四千贯，留作来年和籴之用。对于江淮出售米粮所得的钱以及节省下来的运输脚钱，请一并交给转运使，就地折买绫、绢、纟▯、绵四色，立即装船运送到上都。边地很早就进入寒冷季节，收敛储藏将近完成；如果等这些钱送到，只恐怕收购粮食已经错过时节，请暂且借用户部别库的物资来使用。本色钱物随后到达，就立即折价补还；所借用户部别库的物资，也取用绫、绢、纟▯、绵四色，并且都按照平价估算，务必使农民得到利益。仍请调取度支所属的牲畜和车辆，均匀调配船夫运送。请分别委托本道节度使和本城兵马使，会同监军中使以及度支和籴巡院官共同接受、管理，立即筹办和籴。按照各户耕田的多少，先付给粮价，限定期限缴纳粮食；不愿出售的，也不要强行征取。凡交纳米的人，每六升米折合粟一斗。所和籴得到的米粟，也交由这三类官员共同检验复核，分别在所管辖城堡之内，选择地势高燥、坚固的仓窖等处收纳封闭。仍以储备军粮为名，除非因为城池防守时粮食断绝，或奉有其他诏敕处分，不得擅自支用。等收购完毕，将所籴数量和储存地点详细上奏，并报告中书门下。总计储备粟一百三十五万石，这是十一万二千五百人一年的粮食；明年秋天如果遇到顺利丰收，还可以再获得一百多万石。

译边地的储粮既然充足，边防准备自然会得到修治；用它出兵讨伐，就有粮饷资助；据守边地，就可以持久；增加兵力，就不担心军队到达之处缺少粮食；收购粮食，也不会被贪婪的将领从中阻挠。开拓疆土、保卫边境的人，得以实现自己的谋划；使国土收缩、军队败退的人，也没有什么可以推卸罪责的。这是建立武功的根基，是安定边疆的本源；守卫土地、庇护百姓，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事。即使倾尽公家仓藏、拿出私人积蓄，也应当竭尽力量办理此事，何况如今既不扰累一个人，也不耽误任何事务，只是在日常用度之中收取本来会白白耗费的钱财，便能把一百多万石粮食实实在在储存在边疆；其中又有劝勉农耕、赈济贫困的好处。这大概是上天赐给陛下、使陛下攘除戎狄而安定国家的时机，不可错过。陛下如果确实能够过分采纳臣的愚见，先聚集军粮，慎重选择良策，进一步整顿军队法纪，那么愚蠢的凶恶鬼蜮自然会畏惧威势。即使他们迷失了归附通关的心意，也一定不会有侵扰华夏的忧虑。伏望陛下稍稍留意圣明的思虑，详细审察这些小事而明断实行。关于所停止、减少的运输脚钱，臣已经同本司仔细核算，并将边镇分配和籴的数量以及米粟估价等数字分别列成文状，分条分析，谨随同奏牍一并封进，听候陛下裁决。●卷四百七十四 ☆陆贽（十五） ○论边境守备事宜状 臣遍览前代史书，都说镇抚四夷，是宰相的职责。臣不顾才力低劣，多次冒昧上言，实在是因为防备边境、抵御戎敌，是国家的重大事务；治理军队、使粮食充足，是防御的根本大纲。军队治理不好，就没有可用的军队；粮食不足，就没有可以固守的土地。治理军队在于设置安排得当，使粮食充足在于收取、输导有方。陛下幸而听从臣的愚见，先致力于积蓄粮食，不增加人民赋税，官府也不耗费钱财，坐享其成地使边境储粮超过百万。各镇收购粮食，如今已经接近完成，分别储存在军城，用来防备艰难紧急的情况；即使有寇戎的祸患，也必定没有粮食断绝的忧虑。守住这项成规，作为长久制度，经常收取多余费用，进一步供给边地农民，那么再经过两年，就可以积蓄十万人三年的粮食了。粮食充足的根基大致已经建立，治理军队的方法却还不精密，臣斗胆试着筹划估量，希望供陛下采择。臣伏思戎狄成为祸患，自古就有；关于制服他们的方法和得失的道理，史籍中都完整记载，可以谈论。大体上，尊崇礼义的人便说：“没有德行，就无法教化边远荒服之地。”却不知道威势不树立，德行也不能使人驯服。喜好武力威势的人便说：“没有军队，就无法使凶悍强暴者服从。”却不知道德行不修，军队也不能依靠。致力于和亲的人便说：“结交要约，可以和睦邻好。” 却不知道我们缔结盟约之后，对方又会把它解除。赞美修筑长城的人便说：“设置险要，可以巩固国家并抵御仇敌。”却不知道力量不足、人民不能承受时，险要便不可依靠，城池也不能保有。崇尚稍加讨伐的人便说：“驱逐遏制，可以禁止侵扰暴行而节省征发徭役。”却不知道军队不精锐、壁垒不完整时，遏制不能取胜，驱逐也不能使敌人离去。议论边境的要点，大略都在这里了。虽然彼此互相讥评，但各自都有偏颇和驳杂之处。听从一家的说法，可以找到一些理论依据；考察历代的实行，成败却产生不同结果。这是因为执守常理来应对非常的形势，拘泥于自己的见解而不明白所遭遇的时势。中原有盛衰，夷狄有强弱，事情的时机有利害，处置安排有安危，所以没有绝对固定的规章，也没有永远取胜的方法。夏后氏用礼序安抚戎人，圣明的教化因此兴盛；古公亶父避开狄人，周的王业因此兴起；周人在北方筑城，獯鬻于是被驱逐；秦修筑临洮长城，宗庙社稷却因此覆亡；汉武帝讨伐匈奴，留下了悔恨；唐太宗征讨突厥，获得了安定；文帝、景帝实行和亲，却不能在当时消除祸患；宣帝、元帝扩大安抚接纳，却足以使国家数代安宁。这是因为中原盛衰的形势不同，夷狄强弱的时机不同，事情利害的情势不同，处置安危的便利条件不同。知道事情本身却不衡量时势，就会失败；顺应时势而不失去适当的分寸，就会成功；形势变化各不相同，怎么可以专用一种办法呢？如果中国强盛、夷狄衰弱，且夷狄能够屈膝称臣、归心受制，拒绝他们就会阻碍他们接受教化，消灭他们又近于杀戮已经投降的人，怎么能不保存他们、安抚他们，使他们亲近并接受礼序呢？又如果中国强盛、夷狄衰弱，但他们仍然背弃信义、违背盟约，轻视恩德、肆意作恶，晓谕他们也不改变，责罚他们也不能使其悔改，怎么能不利用其乱、推其亡，以使人民安息、边境巩固呢？如果遇到中国遭受丧乱、夷狄正值强盛，谋取他们则敌人的祸端还没有萌发，抵御他们则我国力量不足，怎么能不使用谦卑的言辞、降低礼节，约定友好、沟通和亲，用利益诱导他们、引起他们的欢心，用亲善结交他们、缓解彼此交战的祸患？即使未必真能使他们守信，至少可以暂时没有大的侵扰。这虽不是抵御戎敌的最佳常法，大概也是时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倘若夷夏双方的形势强弱相当，安抚他们不能使局势安宁，威慑他们也不能使局势平靖；力量足以自保，却不足以出兵进攻，怎么能不设置险要来巩固军队，训练军队来等待敌寇？敌人来，就稍加讨伐以遏制其深入；敌人去，就驱逐排斥，并且戒备不要远距离追击。这虽不是安定边境的最佳谋略，大概也是形势力量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夏后氏接受戎人归顺、周人驱逐戎敌、唐太宗剪除叛乱，都是乘着时机而善于利用形势；古公亶父避开狄人、文帝景帝实行和亲、神尧皇帝降低礼节，都是顺应时势而不失分寸；秦始皇修筑长城、汉武帝穷尽力量讨伐，都是只知道事情本身而不衡量时势。假如正遇到敌势极盛，却实行夏后氏安抚归顺的办法，就会被侮辱而不能使敌人服从；乘着可以攻取的形势，却抱着畏惧退避的心意，就会错失时机而养大敌寇；有力量驱逐击退敌人，却采用和亲的谋略，就会显示弱势而劳费财力；正当应当降低姿态的时候，却致力于剪除征伐的策略，就会招来祸患而导致危殆。因此说：知道事情本身却不衡量时势就会失败，顺应时势而不失分寸就会成功。由此可见，没有绝对固定的规章，也没有永远取胜的方法；得失显现的结果，不正是这样吗？至于观察安危的大势、计算成败的大数，历代都不改变的道理，大概还是有的。其要点在于：失去人才而放纵欲望，必定会跌倒；任用人才、顺从众人，必定能够保全。这是古今相同的道理，也是事物规律的统一之处。自从禄山发动叛乱，肃宗中兴，撤除边境防备来安定中原，借助外部威势来平定内部祸难，于是吐蕃乘着机会，吞并侵食而不知满足；回纥自恃有功，凌辱侵犯也十分厉害。中国无暇整顿军队，四十多年间，使受伤耗损的遗民竭尽力量纺织蚕桑，向西输送贿赂财物，向北供给买马的资费，仍不足以堵住他们烦琐的责言、满足他们骄横的心志。又从远方征发士卒和马匹，分列戍守边疆，仍然不能遏制和击退敌军的奔突，停止他们的侵扰侮辱。他们小规模入侵，就驱赶掠夺百姓；深入内地，就震惊京畿。当时有人议论安定边境的策略，大多致力于困难的事情，却忽视容易的事情；勉强去做自己的短处，却略过自己的长处。于是使容易做、又是自身长处的事情，虽然实行了，关键之处却不精细；困难做、又是自身短处的事情，虽然谋划了，功效却无法实现。忧患没有平息，原因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