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六十

译》琴曲本来适宜配合歌唱，只因曲调太高，能够应和的人便很少。自宋玉以来，直到现在一千年，还没有能够歌唱《白雪》曲的人。臣如今奉敕，依照琴中旧曲确定宫、商等调，然后教习，并配合歌唱；于是取御制的雪诗作为《白雪》的歌词。臣又考察古今乐府，演奏正曲之后，都另有送声。君主歌唱，臣下应和，这件事在前代史书中有明确记载。如今取太尉长孙无忌、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等人奉和的雪诗作为送声，共十六节，如今都已经教习完毕，而且全都押韵。议论僧道不应向俗人行拜礼的奏状 第一条，臣谨按老子《道德经》说：“域中有四大，君王居其一。”又按《仁王般若经》说：“地前三贤菩萨，地位相当于四天下之主。”《内经》又说：“假使比丘得到须陀洹果，经过八万劫，才会见到地前三贤菩萨。”如今命令道士、女冠向世间的大君主行拜礼，命令僧、尼向地前三贤菩萨行拜礼，这并不违背他们的本来教法，正合适宜（弹劾者说：佛经之所以不让僧人向俗人行礼，实在是因为出家与在家出处不同。即使三贤菩萨是四天下之主，仍然显现有妻子儿女、不能舍弃家庭的形相；家位厚信说既然如此，向他们致敬便没有诚实的道理。所以《涅槃经》说：“出家人向在家人请教、接受未听闻的道理时，不应行礼。”根据这一点，显然与本来教法完全相违，怎么能说正合适宜呢？）。皇后、皇太子身份尊贵，与君主相同，按道理应当行敬拜之礼（弹劾者说：《仁王经》说：“出家人的法则是不拜国王。”国王尚且不许拜，更何况身份低于国王的人，是否应当拜就可知道了）。第一条，又按《道经》说：“道士一人得道，便追荣七代父母。”这说明立身成道，贵在追尊显扬前代父母。如今尚未得道的人，面对在世的父母，按道理应当行拜敬之礼。又按《内经》说：“西方妙乐国土，本来是法藏比丘凭借愿力造成的。”由此可知，妙乐之处，是比丘发愿往生的地方。又按《无量寿观经》说：“愿意往生妙乐国土的人，首先必须孝养父母。”后文又说要具足戒行；如果一夜没有见到父母，就必须跪下询问，这正是孝的仪式。不拜父母，怎么能成就孝义呢？如今命令僧尼、道士、女冠拜敬父母，也是不违背本来教法的（弹劾者说：按照经文所说，往生西方的人包括在家人与出家人；所谓孝养父母，是说明在家人往生的因；所谓具足戒行，是说明出家人往生的因。这两条道路相隔悬远，修行各不相同，怎么能混同这两种因缘，一概说成佛门弟子都应孝养父母呢？况且孝养的仪式不同，难道只有跪拜行礼、使名声流传后世才算孝吗？那样也太过分了。所以《五分律》说：“如果有沙门用左右两肩挑担，父母在身上大小便等污秽物，即使这样经过一劫，也仍然不能报答片刻的恩德。如果能教导父母认识三宝、四谛，在一念之间受持五戒、修行十善道，便是报答父母恩德。为什么呢？挑担等事只是人间的善行，不能使父母生天或证得圣果；如果教导父母认识真实的因果，受持斋戒，由此因缘就能够证得圣果。”） 又据《四分律》说：“佛说：比丘不应向一切在家人的父母礼敬。即使他们身居尊位，终究同属在家人之列，佛教也不令其礼拜。若礼拜他们，便是陷亲属于罪；即使活着时表现出致敬的样子，死后也会招来无量重罪，这是不孝到了极点，难道宁可越过这一禁令吗？”谨按《周礼》有九种拜礼的仪式：第一种叫稽首，注说：“头触地。”又按《尚书》记载，对禹、益等人说话时，拜都称为稽首，这是臣下拜君的敬礼，古今都通用。然而如今僧尼礼拜，正应采用稽首之法。因此《维摩经》说：“以寂静引导众生，所以行稽首礼。”但现在如果让尼姑像妇女一样跪拜，只是因为她们的衣服不便，恐怕有违常情。圣人没有私心，以百姓的心意为自己的心意；世俗的做法已经沿用很久，不必强求改变。如今让尼姑等行拜

译敬之礼，希望准许她们行稽首礼，这样既不违背古今礼仪，也顺合众人的舆论。（弹劾说：仰慕颜回的人，也是颜回一类；羡慕骏马的人，也属于骏马一类。如今尼姑等辞去荣华这一点相同，入道也没有差别，为什么偏偏担心有违常情，反而要让她们行稽首礼？如果不求改变，稽首就不是顺循常情。既然不顺循常情，又怎么能说顺合众人的舆论呢？） 谨慎地提出以上意见。

译《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序》我听说，一消一息，构成天地运行的法则，真是广大而至极啊！爻画变化通达的纲纪，其道理还没有扩展到方外，其事物仍然拘限于域中；推究混沌元气而无法知晓，穷尽阴阳变化而不可测度。哪里听说过，在卦象和系辞之外，还能开启八正之门；在形体器物之前，更能弘扬二智之教呢？所以能够运转空、有而同时照见，使真谛与俗谛幽合而都归平等，在爱河中泛行六度之舟，在大宅中驾御三乘之车。由此可知，法王的法力超越众生而自在；自己觉悟，又使他人觉悟，摧毁众魔而独自证悟。业运将要兴起时，便如雷震电耀；教化因缘将要穷尽时，也如火熄薪尽。观察他的应化之迹，仿佛有来有去；考察这种真实常住的本体，本来没有生起、停住。只是因为广泛救济众生的道理，有缘者便随之感应；上天福佑明德之人，没有遥远之处不能到达。因此，早年的萌芽已经出现，神异的光芒姑且在从前显现；祥瑞有所归向，净土全都在今日赞叹。伏惟大唐拥有天下以来，运行金轮而君临四方，掌握玉衡而安抚万国，在六天之上照耀智慧之日，在十地之中兴盛佛法。向西越过流沙，遂使妙乐之地归入版图；向东扩展到海边，完全占有欢喜之都。把声教传播到无边之地，使车轨和文字在短时间内相通。于是使百亿须弥山，都接受了望秩之礼；三千法界，也共同沐浴皇帝的恩风。因此五印度国改变荒服之俗，在京城街道来朝；十八种韦陀经典，也在秘府翻译梵文。当时有三藏元奘法师，正是当今的能仁。他自幼聪明慧悟，博览群书而学识宏富，德行事业纯正精粹，持戒精勤，实在是三宝的栋梁、四众的纲纪。他常常认为佛教传到东方已经很久，恐怕邪说正法混杂，真伪如水乳而不能分辨。如果不在迦维考察真实之相，在摩竭验证真正的教法，又怎能成就决定不疑的经典，成为究竟的宗旨呢？幸而遇到天地交泰、四海无尘的时世，于是拂衣走过大漠，振锡杖越过葱岭。途中不必为调味品而停留，直路平坦通达；哪里还须借助杜衡佩饰，遥远的道路也变得近而容易。于是他在西域探寻河流的源头，渡过东边的河水；在鹫山采集贝叶经，在鹤树旁窥见金色文字。所经过的国家有一百多个都城，所取得的经论将近七百部。全都通过驿站传送，终于回到上京，因此得以亲自面见圣颜，面对面阐扬佛教的最高宗旨。这部《因明论》，就是三藏法师所取得的梵本中的一部。它的理论包括三乘，事相则包罗百法，研究空与有的幽微界限，阐发内外诸宗；虽然文辞简约而义理宏大，文字精微而意义显明。学习它的人，即使终身也未必能窥见其奥妙；钻研它的人，数年也不足以测知其源流。因为它是众妙之门，所以先行翻译。神泰法师、靖迈法师、明觉法师等人，都凭借神思明敏通达、志业兼备，精研诸经而多有通晓领悟，蒙受特别诏令，召赴法席，于是得以在座前请益，手执经卷承受旨意。三藏法师善于宣说佛法要义，精妙地穷尽幽深之理。泰法师等因此各自记录所听闻的内容，撰成义疏。义理的诠释和表述已经确定，正准备流传，却有许多无缘听闻的人还没有见到。又有栖元法师，是我才幼年时的旧交。从前他隐居嵩岳，曾屈驾来到我的山门；后来在上京接受官职，仍屈尊顾念我这穷巷之人。自从我承蒙他教诲扶持，已经三十多年了，我们之间悲切深厚的情谊，两方面都已充分尽到。然而法师操守精纯清洁，戒行如冰霜般严整；学问已经通达一乘，身体却〔缺一字〕限于《十诵律》。我见他清苦，有时便拿佛教中开许和遮止的规定来折难他。只是由于内学外学不同，修行各有差异，谈笑之间，往往锋利地争辩是非。法师从容地对我说：‘檀越又钻研六经，探究诸子百家的深奥，推求阴阳的灾变消长，考察律吕的细微变化。又听说你平生没有见过《太元》，诏令询问时却片刻便能解释；从来没有看过象棋，试着制作，十天便能完成。凭着这样有限的心智，遇到事情便总想穿凿求解；只是佛法玄妙深奥，想来并不是同一类事。即使勉强学习推究，恐怕也不是用心之处，为什么如今要研究内典，反而被人讥笑呢？’法师后来遇到因明学开始流行，见其义理幽深隐晦，于是先写了一部，特意将它赠给我。还附信说：‘这部论极其难懂，深究玄妙之理，即使聪明博识的人，听了也多半不能理解。如今如果你还能通晓它，可以说内外之学都通晓了。’ 这部论传到中原后，我确实从前没有听说过。因为以接受考验为耻，又不知如何应对，便勉强打开阅读；于是依据极成来探求深义，凭借比量来寻求微旨，反复研读多次，才粗略认识了它的宗旨。后来又借到诸位法师三家的义疏，进一步研究学习。然而诸位法师虽然序述丰富，文理也能贯通，但由于执见各不相同，所说往往互相矛盾；既然同样承受三藏法师的传授，怎么能再分成两套门户？只是由于祸患从内部发生，才容许外来的侮辱窥伺。但佛以一种声音说法，也允许各类众生随自己的类别各自理解，为什么偏偏要排斥在家人，不把他们算作众生的一类呢？我利用公务之余，便为此作注。对于三位法师等人的说法，其中正确的就因而成全，其中有疑问的就立论加以驳破；分为上、中、下三卷，题名为《破注解》。其中用墨写的，是论的正文；用朱笔写的，是保存法师等人的旧说；正文下用墨写的注，是我现在新撰的，用来裁决法师等人先前的意见，共有四十多条，至于自郐以下的内容，还没有全部记录。至于文理隐晦、稍难看出的地方，就画成义图，互相比较；又另画一幅一丈见方的大图，只保存我自己的近注。这部论既然外间没有人能解释，也就没有可以道听途说的地方。如果说有人生来就能知晓一切，那本来就不是我所能企望的。然而学习不能只请教一次，还要传承灯火；听到一点就能推知十点，才算差不多达到要求。何况我平生从未见过这部论，却贸然下笔作注，如今既没有经过老师传授，注解怎么能没有错误呢？我私下听说，雪山中夜间有鬼神讲说生灭之法，丘井间的野兽都赞叹从未有过。假如所说合乎道理，尚且能得到天仙归敬，我所作的注，或许也可以达到这种程度。希望法师等能够忘掉狐狸鬼怪般的微陋见识，思考文句义味的可尊之处，择取善处而遵从，不排斥真俗二谛；这样如来的道法就不会坠落于地。弘扬它的人多了，哪里还会有什么固定不变的范围？如果一定因为心中还没有忘掉人我之分，不能辨察义理的是非，我也要叩问其中两端，仍打算向三藏法师质证。

译《东皋子后序》先生姓王，名绩，字无功，是太原祁县人。高祖晋穆公从南方归来北方，才在河汾之间安家。历经宋、魏直到周、隋，六代都有人身居高官，国史和家谱记载得很详细。先生生性好学，博闻强记，与李播、陈永、吕才是莫逆之交；阴阳、历法、数术等，无不通晓。大业末年参加孝弟廉洁科考试，取得高等名次，被授任秘书省正字。先生性情简约旷达，饮酒几斗也不醉，常说：‘遗憾的是没有遇到刘伶，可以同他闭门痛饮。’于是撰写《醉乡记》和《五斗先生传》，仿照《酒德颂》。他非常善于弹琴，改编旧曲，创作《山水操》，受到知音者赏识。他情怀高远、气概超逸，在当时独步一时。等到任正字时，端正冠簪、整理笏板，并不是他的爱好；因病免职，请求任外职，遂授任扬州六合县丞。先生笃好酒德，很是妨碍职务。当时天下动乱，藩部法令严厉，他多次受到审问弹劾。先生叹息说：‘罗网高高悬着，我离开这里将到哪里去呢？’于是拿出所得俸钱，堆积在县城门前，假称患风病，乘轻舟连夜逃走，随着季节水势漂荡，客游河北，离去后又回到龙门。武德年间下诏征召他，以原扬州六合县丞的身份待诏门下省。当时省官按惯例每天供应上等美酒三升，先生第七弟王静任武皇的千牛。王静问他说：‘待诏快乐吗？’先生说：‘我待诏的俸禄，实在很萧条，只是每天三升上等美酒，还稍微值得留恋罢了！’当时待诏江国公是先生的旧友，听到这话说：‘三升上等美酒，不足以拴住王先生，判令每天供给王待诏一斗。’当时人称他为斗酒学士。贞观初年，他因脚病免职归家，想要确定长久隐居的打算，却被贫困所困。贞观年间，他因为家贫而赴选。当时太学有一名府史焦革，家中善于酿酒，酒味在当时无人能比。先生极力请求任太乐丞，选官部门以这不是士人应任的职务为由不授予他。先生再三请求说：‘这里面有深意，而且士人与庶人的清浊分别，关系到天下的安定。没有听说庄周避居漆园、老聃以任柱下史为耻吗？’最终才授予他此职。几个月后焦革去世，他的妻子袁氏当时还送给先生美酒；一年多后袁氏也去世了。先生叹息说：‘上天竟不让我喝饱美酒！’于是挂冠归田。从此太乐丞成为清流官职。先生后来追述焦革的《酒经》一卷，其中酿酒方法十分详尽；又兼采杜康、仪狄以来善于酿酒之人的方法，撰成《酒谱》一卷。太史令李淳风看了很喜欢，说：‘王先生可以称为酒家中的南董。’先生历任各职都因为嗜酒，乡里有人讥笑他，于是他撰写《无心子》来寄托自己的志向。河汾之间原先有十几顷水中洲田，号称肥沃。邻近的洲上又有隐士仲长子光，服食养性。先生敬重他的贞洁朴素，特意迁居得与他相近，于是在河洲结庐，任意享受琴与酒，庆贺和吊丧等礼节断绝了十多年。河洲东南角有连着沙地的盘石，地势相当显阔，先生便在它旁边为杜康建立庙宇，每年按时祭祀，并以焦革配享。贞观年间，京兆杜松之、清河崔善继任本州刺史，都请先生出来相见。先生说：‘为什么都想把我召来，像召见严君平一样？’最终没有前往。崔、杜二人推重先生的情趣才调，始终不敢强迫他，只是在时节赠送美酒和鹿脯，诗书往来从未断绝。先生又戴葛巾、骑着牛，亲自耕种东皋，每次著书都自称东皋子。晚年醉饮没有节制，乡人有时劝他停止，他就笑着说：‘你们不懂，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有时骑牛驾驴，出入郊外城郭，住在酒店，动辄经过一年半载，往往题咏作诗。好事的人把它们记录下来吟诵，流传于世。贞观十八年在家中去世，享年若干岁。临终前自己推算出死日，遗命薄葬，并预先亲自撰写墓志。他所著的诗赋，大多散佚，搜集访求尚未完成，暂且辑成五卷。又著《会心高士传》五卷、《酒谱》二卷，以及《庄子》注，另成一家之言，没有收入文集。

译《叙宅经》《易经》说：‘上古的人住在洞穴中，生活在野外，后代圣人改为建造宫室，大概取法于《大壮》卦。’到了殷周之际，才有占卜宅地的文字，所以《诗经》说‘观察那里的阴阳向背’。《尚书》说：‘占卜只在洛水取得吉兆。’这说明占卜住宅的吉凶，来由已经很久了。到了近代，巫师又增加了五姓之说。所谓五姓，是指宫、商、角、徵、羽等五音。天下万物全都配属于它们，行事的吉凶也以此为准则。比如张、王等姓属商，武、庾等姓属羽，似乎是想用同韵相求；但把柳姓归为宫、赵姓归为角，又不是按照四声相配。其中还有同一个姓分属宫、商的；也有几个字的复姓，徵、羽不能区别。考察经典，根本没有这种说法；各种阴阳书中也没有这种话。它只是民间口头流传，根本没有出处。只有查考《堪舆经》说：‘黄帝向天老询问，才有五姓之说。’ 况且黄帝时代不过有姬、姜几个姓，到了后代，受赐得姓的族类很多。像管、蔡、成阝、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丰阝、郇，都是姬姓的子孙；孔、殷、宋、华、向、萧、亳、皇甫，都是子姓的后裔。其余各国，按例也都是如此。有的因封邑得姓，有的因官职得姓，分枝布叶。却不知道这些姓氏究竟是谁配属宫、商？又考察《春秋》，陈、卫、秦都同属水姓；齐、郑、宋都属火姓。有的承袭祖先的来源，有的依据所属星宿，有的取自所居之地，也不是由宫、商、角、徵、羽共同统摄。这就是事情不考据古代、义理乖僻的地方。《叙禄命》谨按《史记》：宋忠、贾谊讥讽司马季主说：‘那些卜筮的人，高谈禄命来取悦人心，假称祸福来耗尽人的财物。’又按王充《论衡》说：‘看见人的骨相形体就知道他的命禄，看见命禄就知道他的骨相形体。’这就是有关命禄的书，流行已经很久了。由于说中的时候很多，人们就相信它。如今再加以研究，却发现根本不是实录。只是积累善行会有余庆，哪里需要借助建禄的吉祥；积累恶行会有余殃，难道是由于劫杀的灾祸吗？上天不偏爱任何亲近的人，常常帮助善人；祸福的应验，就像回声和影子一样。因此夏朝罪恶太多，上天命令消灭它；宋景公修养德行，妖星孛星在夜间移动。学习可以获得禄位，难道一定要出生在建学之日吗？周文王忧劳勤勉而减损寿命，并不关乎出生月份遇到空亡。长平坑杀士卒，没有听说他们共同犯了三刑；南阳的贵士，何必都同时遇上六合？历阳变成湖，并不只是因为处在河魁之上；蜀郡发生大火，难道是由于处在灾厄之下？如今也有同建、同禄而贵贱相差悬殊的；同命、同胎而夭折和长寿各不相同的。按《春秋》：鲁桓公六年七月，鲁庄公出生。如今考察长历，庄公出生在乙亥年、建申月，依此推算，庄公正好处于禄的空亡。按照禄命书的说法，这种命格应当贫贱，又犯句绞、六害，背驿马出生，命身克制驿马，驿马又遇三刑；这样出生的人，都不会有官爵。属火命而生于七月，应当处于病乡，为人瘦弱，身体相合于矮陋。如今按《齐诗》讥咏庄公说：‘多么壮美啊，身材高而修长；美丽的眼睛明亮，步伐轻快而有节奏。’只有一条关于向命的说法，应当长寿。根据《春秋》考察，庄公去世时计算年岁已有四十五岁，这就是禄命不应验的第一例。又按《史记》：秦庄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出生。宋忠注说：‘因为在正月出生，所以取名为政。’考察庄襄王四十八年，岁在壬寅。这一年正月出生的人，命格应当背禄，按法没有官爵；即使违背禄位，也只相当于奴婢而且数量很少。始皇又应当破驿马出生，驿马遇三刑，命身克驿马，按法应当求官而不能得到。属金命而生于正月，应当处于绝地。为人应当有始有终，年老以后更加吉利。如今考察《史记》，始皇却是有始无终，年老以后更加凶险。只有建命出生这一条，按法应当长寿，而计算他去世时，也不过五十岁。这是禄命不应验的第二例。又考察《汉武故事》，汉武帝在乙酉年七月七日清晨出生，也应当处在禄空亡之下。依照禄命书，按法没有官爵；只有向着驿马，尚且相隔四辰。依禄命法，年轻时没有官场荣显，年老后才兴盛。如今考察《汉书》，汉武帝即位时才十六岁；到晚年以后，户口已经减少一半。这是禄命不应验的第三例。又按《后魏书》说：‘孝文皇帝生于皇兴元年八月。’如今考察长历，那一年岁在丁未；依此推算，孝文皇帝背禄背命，又遇驿马三刑，命身克驿马。按照禄命书，按法没有官爵，命格应当是在父亲死时出生，按法应当生下来就见不到父亲。如今考察《魏书》，孝文皇帝亲自接受了父亲显祖的禅让。《礼记》说：‘继承人的君位在初丧时就已确定，过了一年以后，才正式使用帝号。’所以天子没有父亲，而要侍奉三老。孝文皇帝接受禅让，和通常的礼制不同，他亲自成为天子来侍奉父亲。然而禄命的条例说他不应认识父亲，这就是禄命不应验的第四例。又按沈约《宋书》说：‘宋高祖生于癸亥年三月。’依此推算，禄和命都应当处于空亡。按照禄命书，按法没有官爵，又应当在子墓中出生，只适合做嫡子；假如是次子，按法应当早死。如今考察《宋书》，高祖的长子先被篡杀，次子刘义隆却享有国祚多年。高祖又应当在祖禄之下出生，按法应得到嫡孙的财禄。如今考察《宋书》，他的孙子刘劭、刘〔字形疑误〕都犯上作乱，几乎使宗庙断绝。这是禄命不应验的第五例。

译《叙葬书》《易经》说：‘古代安葬死者，用柴薪裹覆，不起坟、不植树，丧期也没有定数；后代圣人改用棺椁，大概取法于《大过》卦。’《礼记》说：‘葬，就是收藏，想使人不能再看见死者。’然而《孝经》说：‘占卜墓地的吉兆，把死者安葬在那里。’这是因为送终和返哭等事情已经完成，墓地将长久成为哀思之所；墓穴安葬的礼仪完成后，便永远成为鬼神的住宅。朝廷和市镇都会变迁，哪里能够预先测知将来的情况？泉水和山石相互侵蚀，地下的变化也不能预先知道。因此要询问龟卜和筮占，希望日后没有祸患；这只是完备慎终的礼仪，根本没有择取吉凶的意义。到了近代，又加上阴阳葬法，有的选择年月是否便利，有的估量墓地的远近；一件事安排不当，祸患就殃及活人。巫师为了谋取财物，没有不擅自增添妨害之说的，于是葬书这一门术数竟有一百二十家，各自讲说吉凶，拘泥而多有禁忌。况且上天覆盖、地面承载，乾坤的道理全在其中；一刚一柔、消长变化的意义也已经详尽。有的形成于昼夜运行之道，有的感应于男女生化之理，三光运行于上，四时通行于下，这才是阴阳的大经，不可在片刻之间失去。至于丧葬的吉凶，却是附会在这些道理上形成的妖妄之说。《左传》说：‘天子七日入殓，七个月下葬；诸侯五日入殓，五个月下葬；大夫过一季下葬，士和庶人过一个月就下葬。’这说明贵贱不同，礼制的期限也各不相同。为了使同盟之国、同轨之国能够按期来吊唁，衡量事情而制定适宜的制度，于是成为常规。法令既已确定，就不能违背。因此提前下葬，称为不怀念；超过期限而不下葬，则被讥为怠慢礼制。这说明下葬有固定期限，不选择年月，意义就在这里。《春秋》又说：‘丁巳日，下葬鲁定公，遇雨，不能完成下葬；到了戊午日才完成葬事。’礼经认为这样做是好的。《礼记》说：‘占卜下葬日期时先退回一天，大概是选择月末的日子，以避免被讥为不怀念。’如今考察葬书，把己亥日用于下葬说成最凶。谨按春秋时期，在这一天安葬的共有二十多例。这说明下葬不选择日子，意义在第二点。《礼记》又说：‘周朝崇尚赤色，举行大事在日出时；殷朝崇尚白色，举行大事在日中时；夏朝崇尚黑色，举行大事在黄昏时。’郑玄注说：‘所谓大事是什么？指的是丧葬。’这说明只是采用当代所崇尚的时间，并不选择时刻的早晚。《春秋》又说：郑国卿大夫子产和子太叔安葬郑简公时，恰好主管墓地的大夫住宅挡在下葬道路上；如果毁掉他的住宅，就在日出时下葬；如果不毁掉住宅，就在日中时下葬。子产不想毁坏住宅，想等到日中。子太叔说：‘如果等到日中下葬，恐怕会让前来参加葬礼的诸侯大夫劳苦太久。’然而子产既然被称为博学多识的君子，子太叔又是诸侯中选出的贤者。国家的大事没有比丧葬更重要的，如果确实有吉凶的道理，这些人难道会不采用吗？如今他们只不问时辰是否吉利，而只讨论人事上是否可行。《曾子问》说：‘下葬时遇到日食，就在道路左边停下，等天亮后再走，这是为了防备异常情况。’如果按照葬书，多用乾、艮两个时辰，而这都接近半夜，那么就与礼制相违背了。如今考察礼书和传文，下葬不选择时辰，意义在第三点。葬书说：富贵和官品，都由安葬造成；寿命长短，也由坟墓招致。如今按《孝经》说：‘立身行道，就能在后世扬名，使父母显耀。’《易经》说：‘圣人的大宝叫作君位，用什么守住君位？靠仁德。’因此如果一天比一天谨慎，恩泽就能流传无穷。假如不建立德行，却说人的后代兴衰，这是在讨论福禄寿命的长短，而不是安葬的吉凶。臧孙在鲁国有后代，并不因为葬得了吉日；若敖在楚国断绝祭祀，也不是因为迁葬选择失当。这说明安葬的吉凶不可信用，意义在第四点。如今丧葬的吉凶，全都依据五姓是否便利。古代安葬都在国都北面，墓地范围既有固定处所，又何必讲究姓氏与墓地的意义？赵氏的墓葬都在九原；汉代的山陵则散布在各处。上利下利，全都不值得一提；大墓小墓，又有什么意义？至于他们的子孙，有的富贵不断，有的与三代同样兴盛，有的分据六国而称王。这说明五姓之说完全没有古代依据，吉凶的道理又从哪里产生呢？意义在第五点。况且臣子的名位，进退哪里有固定不变的呢？有的人起初卑贱而后来显贵，也有的人开始顺利而最终困顿。因此子文三次被罢免令尹，展禽三次被罢免士师。占卜决定下葬之后，就不能再改；坟墓既已建成，也从不改动。那么名位为什么会没有片刻安定呢？由此可知，官爵的兴盛在于人的作为，并不是由安葬造成的，意义在第六点。民间鄙俗而没有见识，全都相信葬书；巫师欺骗他们说吉凶，愚人便借此求取侥幸。于是在人们捶胸顿足、悲痛哀哭的时候，反而选择葬地来希望得到官品；在极度悲痛之际，选择下葬时辰来谋求财禄。有的说辰日不宜哭泣，于是微笑着接受吊唁；有的说同属相的人忌讳到墓穴旁，于是穿着吉服而不送自己的亲人。圣人设立教化，难道会是这样吗？葬书败坏风俗，竟到了这种地步，意义在第七点。王宏直 王宏直是雍州咸阳人。他曾是汉王元昌的朋友，后来又是荆王的朋友，龙朔年间去世。《劝谏汉王元昌狩猎书》宗室子弟承担着成为国家屏障的重任，是为了巩固国家的基业。大王没有任城王那样战胜敌人的功劳，行为上也没有河间王那样乐善好施的声誉，却享有五等爵位中的高爵，封邑富有、拥有千户人家，应当思考如何报答皇帝极其深厚的慈爱，保全无穷的福祚。谋划这件事的关键，在于修养德行。应当以冠履和《诗》《礼》自持，以史传中的狩猎故事为鉴，考察古人成败的原因，鉴戒过去存亡的不同事迹，反省前事以警戒后人，身居安定时考虑危险。为什么要排列骑队一齐奔驰，交错纵横于田垄之间？野外有游荡之人，街巷没有居民，给百姓留下忧患，却放纵一己追逐禽兽的快乐而不停，这实在令人寒心。蒋俨 蒋俨是常州义兴人。考中明经科，被授任左屯卫兵曹参军。唐太宗时两次升迁，任殿中少监、蒲州刺史。永徽二年任右卫大将军，文明年间封义兴县子，后来以太子詹事之职退休。垂拱三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唐中宗即位后，因旧日恩情追赠礼部尚书。

译《责备田游岩书》您怀有巢父、许由那样高峻的节操，傲视唐尧、虞舜那样的圣主，涵养烟霞般的闲逸气质，守持山林沟壑般的隐逸之情，已经有些年头了。因此声名传出四方，名望流播海内。皇上屈尊万乘之主的身份，重申三顾之荣，拿您当作商山四皓那样的高士，以不以臣礼相待的礼节对待您，将要让您辅导太子，逐渐使其受到芝兰般的熏陶罢了。皇太子年纪正盛，圣人之道尚未完全通晓。拾遗补阙，是臣子的常务；我因为才智不高，尚且参与朝廷诤谏。实在因为我一向没有德望，官位又处在卑下行列，即使有言论也会因为身份而被废弃，不能得到采纳。您接受了教导辅佐太子的重任，正是可以进言的时候，却唯唯诺诺而没有一句话，悠悠然把岁月消磨过去。假使您不食周粟，我哪里敢这样说？如今俸禄已经惠及亲族，您要拿什么来报答呢？想来您只是没有通达其中的道理，谨写信提醒您。李乾祐 李乾祐是雍州长安人。贞观初年任殿中侍御史，历任治书侍御史；永徽初年升任御史大夫，出任邢州、魏州、沧州三州刺史，入朝任司刑太常伯，因泄露宫禁中的话而获罪免官。《外亲不得通婚奏》郑州人郑宣道，先前聘娶少府监主簿李元义的妹妹为妻，这位女子就是郑宣道的堂姨。李元义起初虽然执迷不悟，同意了这门婚事，后来认为情理和礼法不合，请求解除婚约。郑宣道到尚书省陈诉，认为法律没有这种禁令，判决允许他们成亲。为什么呢？同为堂姨和外甥，虽然没有丧服关系，既然称为从母，怎么可以结婚？况且母亲与堂姨本来属于大功之服，大功以上，礼制实际上同样尊重。何况服丧九个月，亲属关系也已经很近了。把她当作子女却又不当作子女，反而侮辱她让她做妻子，这是名教所悲痛、人伦所抛弃的事情。况且堂姑、堂姨，虽然内亲外亲有所区别；但父亲一族、母亲一族，骨肉之间的恩情是相同的。爱与敬本来就是人的天性，禽兽尚且知道母亲。怎么可以让母亲的堂妹降格来做妻子？‘从母’这个称呼又将寄托在哪里？古人端正名分，以求区别亲疏；后代却违背正道，任意行事，恐怕渐渐会形成风俗。不过，本来没有服丧关系而尊卑又不能通婚的，不止这一条。请交付群臣详细议论，永远作为后世的法令。卷一百六十一 朱桃椎 朱桃椎是益州成都人。他淡泊自守、超脱世俗，在山中结庐居住。曾经织了十双草鞋放在道路上，看见的人说：‘这是居士的鞋，可以拿米来换。’于是把米放在那里，拿鞋离去，始终不与人交往。高士廉任长史时，派人去问候他，来人一出现，他就逃入树林草丛中自行隐藏。《茅茨赋》至于虚静寂寞之士，不把世俗事务当作荣耀；隐居遁世之人，反而把闲居当作快乐。所以孔子这样的通达之士，仍遭到长沮、桀溺的讥讽；叔夜这样的高士，也受到孙登的嘲笑。何况还要寻访山水，舒展心志、愉悦精神，隐居在茅屋之中，志趣想象超出青〔缺字〕之外；逃离尘世的无为，也是在万物之中的高尚情致。至于看我这座庵室，终究全是简陋的本色。它在野外独自高立，在山旁远远突出；墙壁崩裂剥落而能通风，屋檐破败倾颓而能透进阳光。这时我闲居而生起晚来的思绪，景色正妩媚、春光正明丽；逃入这山涧谷地，把心神寄托在这里。削下野生藜茎作杖，卷起竹叶做巾，不把声名当作尊贵，不把珠玉当作珍宝。在风前长啸，在月下高眠；庭院只有三条小径，琴上只安一根弦。在池台上放纵自在，在岩谷间逍遥游息。逍遥啊，无所凭借；志意啊，反而自得其乐。枕着明月弹琴，对着清风慢慢饮酒。眺望山岭上的青松，聆听〔缺字〕间的白鹤。把山水当作心灵，以琴书为乐；山谷里更觉得鸟声高亢，鸟声高亢而韵律全都相互协调。看那些羽毛，真像织乱的锦缎；听它们的声音，婉转得如同歌唱。琴弦的曲调忽缓忽急，向着我的茅屋聚集。时常遇到双燕飞来，屡屡碰见游蜂进入。冰雪融化，绿水更加应该流动；青草长高，台阶前又重新湿润。我不愿同世人交往，我不愿建立功名。功名即使建立，也不必追求高位；总而言之，世间事务全是徒劳。没有谁会想到从前那三个士人，竟无缘无故因为二桃而丧命。王福畤 王福畤在唐高宗时任雍州司功参军，因为儿子王勃杀死官奴曹达获罪，降职为交阯令。《许敬宗谥议》谥号，是对死者一生作最后评定的称号。一时的得失，关系千年的荣辱。假如嫌隙之事确实存在，就应当依据法律推究惩处；如果他没有损害正道，行义不可剥夺，官职不可侵犯，品德前后一致，又怎么能说不合礼制呢？我王福畤忝居官守，并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若顺从风向、迎合私意，背弃正直而依从邪曲，那么甲令就成了虚设，也会让人说礼院没有人，哪里还能发扬正道、顾念同列？请依照《思古谥议》来确定谥号。《录东皋子答陈尚书书略》东皋先生名绩，字无功，是文中子的幼弟。他弃官不仕，在东皋耕种，自号东皋子。贞观初年，仲父太原府君任监察御史，弹劾侯君集，事情牵连到长孙太尉，因此获罪。当时杜淹任御史大夫，秘密上奏说明仲父直言无罪，于是太尉与杜公有了嫌隙，而王氏兄弟都受到压抑，不能被任用。季父与陈尚书叔达友善，陈公当时正在撰写《隋史》。季父拿文中子的世家给陈公编次，陈公也因避忌太尉的权势，把它藏起来没有刊出，多次写信赠给季父，言辞深切而恳挚。季父回信，大意说：‘亡兄从前与诸位交游，他所谈论的帝王之道已经极为深刻。我和二哥侍奉在旁，也颇为听闻大义。亡兄说：“我是周朝后裔。世代学习礼乐，子孙将来应当遇到圣明的君王，能够施展我的道，儒业就不会坠落。这是天意吗！这是天意吗！”当时魏文公回答说：“先生有后代了，上天将要启发他们。假如我魏征遇到明君，愿意辅翼他的道义，绝不敢忘记。”等到二哥出任胡苏令，杜大夫曾在皇帝面前说他朴实忠诚，太尉听见后很愤怒。魏公正好入朝奏事，见到了太尉。魏公说：“侯君集的事情果然是虚假吗？如果是虚假，御史就应当反坐；如果确实属实，太尉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于是太尉的心意稍微缓和。然而杜公与仲父坚持志节不肯屈服，魏公也退朝后默然无言，后来侯君集果然被诛杀。’ 况且我们家难道不是因为多言而陷入困厄吗？还是上天确实还没有启发他们的道术呢？我如今在野外耕种已经多年，没有一句话能够补益时政，也没有一点势力可以寄托自己的行迹，只想终身留在东皋，醉醒之间自得其适罢了。然而想到先兄文中的著述和门人的传授，登堂入室的弟子有一半已经处在朝廷之中。《续经》和《中说》还没有来得及讲求施行。唉！您是知心之人，请看我究竟要做什么呢？希望您记住亡兄的话，使它或许不至于坠失，这就足够了。谨将世家抄录一份寄去。其余内容等福郊当面详细说明，幸甚，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