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百二十七

译青州主帅请求入朝朝觐的表 臣某上言：臣身居方面大员之位，镇守海隅，回顾自己没有治理平定的功绩，却蒙受增加品秩的荣耀，还不知道惭愧，真是脸皮太厚了。臣私下感念《江汉》所歌咏的朝宗之义、《鹿鸣》所表现的君臣宴饮之礼；颂声的兴作，是王道的开始。国家自从战乱兴起以后，无暇议论礼制；地方长官未能入朝，燕饮奏乐也长期缺失。臣受一概制度所限，按惯例没有朝集的期限，眼睛看不到朝廷的礼仪，耳朵听不到宗庙的音乐，双脚没有踏入宫殿台阶之地，到现在已经十三年了。臣年老如犬马，越发深切地眷恋君主；葵藿将近暮年，只能徒然仰望太阳。古人说：“太阳虽然不会为了葵藿而回转光芒，但葵藿向着太阳的心却是真诚的。”臣的职责在于统领军马，身在边远而远离日月，希望借朝见的机会，一睹汉家礼仪，这也是臣的诚心。《左传》说：“朝会是用来端正班次爵位的意义，会盟是用来训示上下关系的准则。”朝会，是礼制的根本，臣怎敢忘记？所以诸侯四次朝见，用来明辨黜陟，这是唐虞的制度；五年朝见一次，用来考察制度，这是殷周的制度；三年上报一次计簿，用来汇合考核政绩优劣，这是两汉的制度。有时不能入朝，便用礼义责让他。所以《孟子》说：“诸侯朝见天子，叫作述职。一次不朝见，就降低他的爵位；两次不朝见，就削减他的土地；三次不朝见，就调动六军讨伐他。”既然如此，诸侯朝会是为了尊崇王室。可以废除会盟，不可以废除朝见。到了秦朝消灭古制，废除诸侯而设置郡县；汉朝建立王侯制度，同时设置郡守和国相；圣唐考察古制，把两者兼而使用。所以天下朝集，三年考核一次，都是在十月上报计簿，来到京师，十一月行礼朝见，在尚书省会集。朝觐时，办理考核政绩之事；到了元旦，陈列筐篚中的贡品。会集于朝堂，宣唱考核等第；进用贤能以兴起善行，简退不肖以贬黜恶行。仪态庄敬、人才济济，社会风气因此形成，这是太宗遗留下来的政事。自安史之乱破坏常道，才有割据一方的人；四方多难，才有不入朝的人；武臣倚仗险要，也从未有悔过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臣忝居边外寄任，私下对不肯入朝的臣子感到愤慨，所以常常忘记睡眠和饮食，想着入朝觐见；希望能借微臣之行，在天下率先实行，那么君臣之义便亲近而不疏远，朝觐之礼也会废而复兴，这是臣的幸运。臣常常担心自己因疾病而死，像草木上的露水一样突然先于朝廷消逝，朝觐之礼未能实现，死后埋在黄泉之下，这是臣的忧虑。又臣四年以来多次请求退休，圣恩怜悯，答应替臣选择接任者；臣无德而享禄，灾祸接连发生。臣上承天子的慈恩，虽未死于瘴疠，却在下方悲痛骨肉亲属接连死亡。等听说诸位将帅死去的也很多，臣自己哀叹凭什么德行能够长久承受这些。昔日公子牟身在江海之上，心却驰念魏阙之下；可见故乡国家，是人之常情而不能忘；宫阙朝廷，是臣子的眷恋；朝觐，是国家的大礼：这三者都是人的最大愿望。伏乞陛下怜悯臣的赤诚，允许臣入朝，再次拜见圣颜，参加万舞称贺，这个愿望就满足了。臣恭敬惶恐至极，难以胜任感激恳切之情。皇太子服丧期限议 按照《开元礼》，儿子为母亲服齐衰三年，这是王公以下的服丧制度。皇太子为皇后服丧，国家礼制没有明确记载。从前晋武帝的元皇后去世，当时也疑惑太子应当穿什么丧服。杜元凯奏议说：“古代天子服丧三年，下葬以后除去丧服。魏氏改朝换代，也把下葬作为除服的界限。因此天子、诸侯的礼制，曾经已经完备，只是后来有人厌恶它妨碍自身，删去其典籍；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士丧礼》一篇，其中还杂有戴胜的制度，也难以据此确定正礼。皇太子配属父、母二尊，与国家共为一体，固然应当在卒哭后除去丧服。”于是山涛、魏舒都同意他的意见，晋朝采纳了。历代遵行，流传不朽。臣谨按《实录》记载，文德皇后于贞观十年九月去世，十一月下葬；到十一年正月，晋王李治被任命为并州都督。晋王就是高宗在藩邸时的封号，文德皇后的幼子，按照任命官职的情况，应当已经到了除服的期限。如今请皇太子依照魏、晋旧例，为大行皇后服丧；下葬后举行虞祭，虞祭后举行卒哭，卒哭后除去丧服，但内心服丧终身，以保存厌降之礼。请修筑别庙安置献祖、懿祖二位祖先的议 天子受命建立王朝的君主、诸侯开始受封的祖先，都称为太祖。所以即使是天子，也必定有尊崇的对象，因此尊奉太祖；即使是诸侯，也必定有先祖，也因此尊奉太祖。因此太祖以下，亲属关系穷尽后就毁去神主。到了秦朝灭绝儒学，汉朝又来不及完备礼制，既不排列昭穆，也不建立亲尽则迁毁的制度。晋朝已经失去这些制度，宋朝又沿袭它。于是有连续设置五座庙的制度，于是出现空置太祖之位的情况。不排列昭穆，不是向人显示尊卑有序；不建立迭毁制度，不是向人显示亲疏有等；连续设置五庙，不是向人显示尊卑有别；空置太祖之位，不是向人显示尊崇太祖：这就是礼制废坏的原因。臣谨按《礼》说：“父亲是士，儿子是天子；祭祀按天子的礼制，安葬按士的礼制。”如今献祖已经是祧主，懿祖也已经是祧主。唐朝尚未受天命建立王朝时，仍属于士的礼制。因此高祖、太宗用天子的礼制祭祀他们，却不敢用太祖的神位来替换。如今若加以替换，岂不是扰乱先王的秩序吗？从前周朝拥有天下，追尊太王、王季，用天子的礼制祭祀；等到祭祀时，亲属关系穷尽便毁去其庙。汉朝拥有天下，尊奉太上皇用天子礼制；等到祭祀时，亲尽便毁去其庙。唐朝拥有天下，追尊献祖、懿祖二位祖先用天子礼制；等到祭祀时，亲尽便毁去其庙：由此可见，他们不能替代太祖之位是明确的。又按《周礼》，有先公的祧庙，有先王的祧庙。先公迁出的神主，藏在后稷庙中；这大概是周朝尚未受命时的祧庙吧？先王迁出的神主，藏在文王庙中；这大概是周朝已经受命后的祧庙吧？所以有两座祧庙，用来区别不同的庙制。如今献祖以下的祧主，如同先公；太祖以下的祧主，如同先王。请修筑别庙，以安置献祖、懿祖二位祖先，这样就实行了周礼，恢复了古道。所以汉朝的礼制承袭周朝，魏朝的礼制承袭汉朝，隋朝的礼制承袭魏朝。它们都建立三庙，有两座祧庙；又在南阳建立四座私庙，这也是后汉的制度。作为别人的儿子，侍奉大宗时要降低对私亲的礼数，所以私庙用来尊崇本宗，太庙用来尊崇正统。虽然古今时代不同，文饰与质朴的制度形态不同，但懂得礼的本意、探究礼的根本的人，无不通晓如何随时变通。斟酌而实行，因此上面充分提高尊崇，太祖的尊属关系就在上位；下面尽量体现亲疏等差，祧主的亲属关系就在下位；中间处于其中，王者的神主和祧主就安置在中间。请确定公主母亲称号的奏状

译臣私下考察，汉代制度规定，诸侯王的母亲称王国太后；晋、宋以后则称王国太妃。本朝斟酌前代典故，采用晋、宋的仪制，王母授命为太妃，已经写入法式。臣谨按封爵制度及《大唐六典》，王母称太妃：高祖的宇文昭仪生韩王元嘉，后来成为韩国太妃；太宗的燕妃生越王贞，后来成为越国太妃。这些尊贵的位号都保存在简册中。至于长公主的母亲，历代故事都没有称号。考察《六典》，内命妇有六仪，位次在三妃之后，品秩为正三品。公主母亲既因女儿而尊贵，伏请将其品秩定为低于王母一等，授命为太仪；各依公主本人的封国，在太仪之上加以称号，品秩相同。称“仪”，是取母仪盛大的意思；称“太”，是请求因子女而尊贵。这样或许可以辨明等级威仪，扩大亲睦之情。与权侍郎书 柳冕敬白：从前仲弓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先任用主管职事的人。”主管职事者的政务，在于选拔士人。因此夏、商、周三代崇尚德行，尊重教化，所以当时的人贤能；西汉崇尚儒学，明白治乱的道理，所以当时的人有智慧；后汉崇尚章句，师法传授和学习，所以当时的人能守名节；魏、晋崇尚门第姓氏，以氏族为美，所以当时的人矜夸自耀；隋朝崇尚吏治之道，重视官位，所以当时的人缺少廉耻。唐朝承袭隋朝的法度，没有改变其根本。这正是上天留待圣明君主来纠正的事情。为什么呢？进士科用诗赋取士，却不把治理之道放在首位；明经科用墨义考试，却不以儒学本旨为根本；选人以书判成绩决定优劣，却不尊重人的品行才识。所以，吏治之道支配天下，天下人奔走竞争而没有廉耻，是因为教育人的只是末流。阁下难道不认为是这样吗？近来主管官员考试明经科，请求每部经书询问经义十道，其中五道全部写疏，五道全部写注。那些明白圣人之道、通晓六经全部意义，却不能背诵疏和注的人，一概弃置不用。恐怕清明有识之士将无从进用，腐儒却一个接一个考中，这不是失当吗？阁下如果从容地向圣明君主启奏，稍稍革除这种弊病，奏请分为两等：明白六经经义、符合先王之道的，列为第一等；精于背诵注、精于背诵疏的，列为次等；不能进入这两科的，列为下等，岂不是很好吗？况且明白六经经义、符合先王之道，是君子之儒，是教育的根本；明白六经的注和六经的疏，是小人之儒，是教育的末流。如今把章句之儒放在前面，把君子之儒放在后面，却想求得清明有识之士，不是很难吗？因此天下如此广大，任用的人如此众多，而人才却困顿，廉耻不能兴起，也在于取士的方法还没有尽到其道。若真能革除弊病，尊崇根本，把君子之儒、先重理行的人置于优先，使他们入仕，就是清明有识的君子；使他们立于朝廷，就是王公大人。一年得到一二十人，十年得到一二百人，三十年得到五六百人，那么海内的人才难道不兴盛吗？从前唐尧、虞舜的盛世，也只有十六族；周朝兴起时，也只有十位能够治理乱政的贤臣；汉高祖称王天下时，也只有三位杰出人才；太宗圣明时，也只有十八学士，难道很多吗？如今海内的人才都仰首而思考治道。若将这种办法推广开来，以此教化天下，那么天下士人就会纷纷前来。如此便是由主管官员教化天下，天下士人难道还会没有廉耻吗？柳冕叩头。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 柳冕再拜上书相公阁下：昨天收到蒋起居的书信，恭敬地承知相公把我的《论房杜二相书》和《答江西刑政论》共四本，交付史馆。柳冕惶恐自失，害怕辜负相公深厚的好意，于是取出旧稿，删改了几处；惭愧自己没有郢人运斤般的高妙，只徒然承担修改伤手的责任，谨随奏状献上，退下后仍自感惭愧。去年又接连收到相公亲笔书信，认为国家承受文辞浮华的弊病之后，房玄龄、杜如晦任宰相，却不能把它扭转归于质朴，这确实如同高明的议论；又认为文章承受徐陵、庾信的弊病，不能返归古道。愚见认为不是这样，所以追述并加以论说，献给阁下。况且现在的文章与古代的文章，立意已经不同了。为什么呢？古代作者因治乱而产生哀乐，因哀乐而创作咏歌，因咏歌而形成比兴。因此《大雅》兴作，王道就兴盛；《小雅》兴作，王道就有所缺失；《雅》变为《风》，王道就衰落；诗歌不再创作，君王的恩泽就枯竭。至于屈原、宋玉，哀伤而多思，流荡而不能返回正道，都是亡国之音。到了西汉，扬雄、司马相如以后，放弃盛明的时代，却学习亡国之音，所失难道不大吗？然而汉武帝听到《子虚赋》，叹息说：“唉！我不能与这个人同时代。”所以汉武帝喜好神仙，司马相如作《大人赋》来讽谏他；汉武帝读后飘飘然，反而产生凌驾【缺字】的志向。扬雄非难他说：“讽谏固然是讽谏了，我恐怕最终免不了变成劝诱。”扬雄知道这个道理，却不能实行，于是风雅之文变成了追求形貌相似，比兴的体制变成了飞动夸饰，礼义的情意变成了描写物色，诗的六义全都丧失了。为什么呢？屈原、宋玉倡导这种风气，两汉推助这种风气，魏晋及江左诸朝随波而行，不能回头。所以萧何、曹参虽然贤能，也不能改变淫丽的文体；二荀虽然盛名，也不能改变声色浮华的辞藻；房玄龄、杜如晦虽然明达，也不能改变齐、梁以来的弊病。由此可见，风俗和世人的崇尚，取决于当时的君王，而不在于臣下，这是明白的。所以文章之道如果不以教化为根本，就只是另外的一枝而已。当时的君子以做文人为可耻。《论语》说：“德行成就的居上，技艺成就的居下。”文章属于技艺一流，所以孔子把它放在末位。因此四杨、二荀、陈氏等人，凭德行和经术闻名天下；他们门下受业的，都是一时英俊。而文章之士，却不能行束修之礼而成为弟子。难道不是因为两汉接近古代，还保有三代的风气吗？可惜它依赖王风，却没有以王化为根本。至于荀子、孟子、贾谊，明白先王之道，穷尽天人关系的道理，心意不在文章，文章却自然随之而成，这才是真正君子的文章。然而荀子、孟子的学说困于儒、墨两家之争；贾谊的才华被绛侯、灌婴等人压制。道理可以救济天下，却没有人能够实行；文章可以改变风雅，却不能振兴风雅。天下人都因此迷惑，不能靠一个人来纠正。如今风俗改变人已经很久，文雅衰颓得厉害；如果只因此而责罪房、杜，那么萧何、曹参一类人也都是罪人，难道只是房玄龄、杜如晦吗？相公如果想改变文章，就应先改变风俗；文章和风俗的弊病，本来就是一回事。改变它的方法，在于教化人的内心，使人每天实行却自己不知不觉。伏惟您尊重经术，轻视文士；经术受到尊重，教化就美善；教化美善，文章就兴盛；文章兴盛，王道就振兴。这两件事，只在于圣明君主去实行罢了。柳冕再拜。

译答孟判官论宇文生评史官书 昨晚承蒙您来信询问，又给我看所寄来的宇文生书信，其中忧思深远，推尊仲尼之道，能够看见天地之心，很好。来信的意思，着眼于长远和重大之处，这就已经很好了。对于我的愚见，谨把所闻所见备述出来，献给阁下。宇文生说：“仲尼根据旧史修订《春秋》，所记不过二百四十二年；如今司马子长竟超越孔氏，编修数千年荒废断绝的史书，又借助黄老学说寄托寓意。仲尼认为次要的，子长认为重要；仲尼认为困难的，子长认为容易。”说得美则美了，我认为还没有说尽。从前《大雅》衰亡以后，颂声便停止；君王的恩泽枯竭以后，诗歌便不再创作；诸侯放纵恣意，处士横加议论。孔子害怕这种局面，于是作《春秋》来统一王法，记录言语和事迹作为褒贬，穷尽耳闻目见作为确实的文辞。凡是根据体例所见的异同，便记录下来；这是夫子亲眼所见，所以记载；所听到的异同，这是夫子听闻的，所以记载；传闻中的异同，这是夫子所传闻的，所以记载。不是这三类情况，夫子就不记，这是圣人的心志。对于鲁国十二位公的事情，圣人认为容易记载；超过十二位公的事情，圣人认为难以明辨，这是明白的。六经的创作，是圣人用来阐明天道、端正人伦、帮助治理乱世的。如果不是重大的事情，君子不学习；如果不是长远的道理，君子不谈论。学习重大的道理，君子的德行就崇高；谈论长远的道理，君子的事业就广大。所以仲尼叹道：“伟大啊，尧作为君主的德行！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取法于天。他的功业多么巍巍啊，他的文章多么光明啊！”又说：“周朝借鉴夏、商二代，文采多么繁盛啊！我遵从周礼。”因此叙述《尚书》便从《尧典》开始，称说音乐便赞美《韶》《武》，论说《诗经》便从《周南》开始，修订《春秋》便以文王、武王之道作为准绳。这样以后，音乐得到端正，雅、颂各得其所。至于幽王、厉王、桓王、庄王时期，渐渐衰败倾颓，那些事情就不足以作为征验了。所以说：“夏礼我能够谈论，但杞国的后代不足以作为征验；殷礼我能够谈论，但宋国的后代不足以作为征验。”如果有足够的材料，我就能加以征验。因此三千弟子之中没有人讲说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难道不是因为先尊崇教化而后道义才高，先以圣人为老师而后功效才加倍吗？曾子说：“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见识就会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事业就会光大。” 您来信批评子长《自序》说：“孔子去世五百年后，《史记》才写成；不是圣人，却修撰圣人的名号，这是以素王自居的篡臣。”这话说得很美，但我认为还没有说尽。过去周公制定礼制五百年后，孔子修订《春秋》；孔子去世五百年后，子长修撰《史记》。司马迁虽然没有完全得到圣人的道，却继承了圣人的志向；没有完全具备圣人的才华，却领会了圣人的旨意。他自认为是应时而生的奇才，确实如此。况且司马迁去世至今已经千年，他的史学还没有后继者，说他是应时而生的人才，不也很合适吗？唉！司马迁继承的是学术衰灭之后的局面，修复废弃的学业，振兴停滞的事业，用来论述天下大势，贯通古今变化；如果不是司马迁叙述史事、扩充所闻，轩辕以来的道统几乎就要灭绝了。这样推而广之，也不能算罪过。况且司马迁的过错，在于没有以儒教为根本、用一王之法来统一标准，使杨朱、墨子也被认为不是圣人，这才是司马迁的罪过；不在于叙述远古、为后世显示借鉴。您难道不认为是这样吗？圣人对于《春秋》，是用来教人辨别善恶的：修订经文以表明志向，规定书写体例来劝善惩恶，确立条例来使意义明确，唯恐人们达不到要求，唯恐后世不学习。假如不用圣人的道来示人，圣人就不会再修订《春秋》；不用圣人的法来教人，后世就不会再以圣人为师。所以，求取圣人的道，在于探求圣人的内心；探求圣人的内心，在于考察圣人书写的法则。所谓法则，就是凡例以及褒贬之意，而司马迁舍弃了这些。《春秋》崇尚古法，司马迁却改变古法，这是因为没有以经义为根本。凭司马迁雄健的才华，挥写史笔，不虚饰美好，不隐瞒丑恶，遵守凡例来记载，那么就能与左丘明并驾争先了。如果懂得圣人的法则，就懂得《春秋》可以兴盛；懂得《春秋》可以兴盛，那就算得上君子了吧！宇文生已经接近这一境界了。从前仲尼的门人，能够进入门径的，之后才能看见宗庙的壮美；能够登上正堂的，之后才能听见雅乐颂歌；能够进入内室的，之后才能看见道德的深奥。虽然各人的道有高下，天性有深浅，但在各自获得的范围内，没有不是圣人之道的。所以，言语写成经文，行动成为教化，都是学习的结果；不学习而能达到这种境界的，从来没有。因此说：“不登上高山，就不知道天有多高；不靠近深谷，就不知道地有多广；不游学于圣人的门下，就不知道道德有多丰富。” 如今大雅之道已经隐没，贤人也随之消失，假如不是君子，谁还能懂得道呢？宇文生生活在当今时代，却奉行古代的道，君子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前人著述中遗留下来的道理，这个人能够得到，君子也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请替我写给仆射。谈论大道，不可以只用小说家言；应和黄钟，不能用末音相应；以圣人为师，不能没有法则。能懂得这三点，就已经很难得了。文章本来就难，这样要求文章，又更加困难。我才智不足，却勉强说这些。顿首。○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 顿首：分别以后已经九年了，年纪也大了，平生喜爱文章，年老后兴致也尽了。每天被外界事务扰乱，写成了两大卷文字，有的是不得已而写，有的是有所作为而写。既然写成的文章颇有接近教化之处，谨慎地抄录呈上，希望您看完后一笑。文章产生于情感，情感产生于哀乐，哀乐产生于治乱。所以君子感受哀乐而写文章，用来认识治乱的根本。屈原、宋玉以后，感受哀乐却失去了雅正；魏晋以来，感受声色而失去了风教；宋、齐以下，感受景物而失去了兴发意趣。教化兴盛或衰亡，君子的风范也随之尽失，所以那些淫靡艳丽、只求形似的文章，都是亡国哀思的声音。从孔夫子到梁、陈，经历三次变化而逐渐衰弱。唉！《关雎》兴起而周道兴盛，王者的恩泽竭尽，诗歌便不再产生；如果诗歌重新产生，王道也就兴盛了。上天或许正要开创昔日动乱的局面，使圣唐的治世兴起三代的文章吧？我虽然知道这件事，却不能写成文章；即使写出来，也不能达到那种境界。何况我已经衰老，哪里还能鼓舞作者的精神，完全推行先王的教化？这件事要靠您来恢复和实行，鼓舞它，使它重新产生。冕顿首。

译○与徐给事论文书 文章以教化为根本，在治乱中表现，联系着国风；所以在君子心中是志，表现为君子的言语就是文，论述君子的道就是教。《易》说：“观察人文，就能以教化成就天下。”这就是君子的文章。屈原、宋玉以来，写文章的人以哀艳为根本，专事夸张荒诞，废弃比兴，失去了古义。即使有扬雄、司马相如的形似，曹植、刘桢的骨气，潘岳、陆机的藻丽，如果文章很多而实用很少，也不过是一种技艺，君子不这样做。从前汉武帝喜好神仙，司马相如写《大人赋》来讽谏，武帝读后，飘然产生凌驾天地的气概。所以扬雄批评说：“讽谏固然是讽谏，我恐怕反而免不了成为劝诱。”大概文章有余而质朴不足，就会流荡；才华有余而雅正不足，就会放纵。流荡放纵而不能返归正道，使人产生淫靡艳丽之心，这就是文章的弊病。扬雄虽然知道这个道理，却不能实行。能够实行的，只有荀子、孟子、贾谊、董仲舒罢了。我自从任职以来，被外界事务触动，受到感发便作文章，不知不觉写成了几卷。我的意旨虽然想恢复古道，却达不到古人的境界，因此也不够资格议论古人的文章。唉！古人的文章已经无法企及了；要想见到古人的内心，难道不在文章中吗？如果没有文章，又无法见到古人的内心。所以我还不能停止言说，这也是我的志向所趋。○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 承蒙您屈尊来信询问，豁然使我独自有所领会：您认为年齿和头发渐渐衰老，是人之常情所珍惜的；亲爱的人相隔远道，是人之常情所不能忘的。君子的话多么伟大，其中可以看见天地的本心。上天生下人，人便产生情感；圣人与贤人，本来就在有情感的人之中。假如对仁义忘情，就近于不学；对骨肉忘情，就近于忘恩；对朋友忘情，就近于不义。圣人正是完全明白这些，所以据此确立教化。如今的儒者，假如坚持异说，认为圣人无情，那是错误的。所谓无情，是说圣人看见天地的本心，知道性命的根本，守住穷困与显达的分际，所以能够超越私情；如果对仁义之道片刻忘记，就是过错；对骨肉之恩片刻忘记，就是悖乱；对朋友之义片刻忘记，就是刻薄。这三者发端于情感而成为礼，依据礼而成为教。所以礼，不过是教导人的情感罢了。您老先生有志于道，所以来信所说全都归于道，这正是情感合宜、礼节周至。过去颜回死了，孔夫子说：“上天要亡我啊！”子路死了，孔夫子又说：“上天要亡我啊！”可见圣人很早就没有忘情。您老先生难道不认为如此吗？像我冕，虽然不能与君子同道，实际上却与君子同心。彼此相顾都已年老，又加上离别，何况相隔万里，遥遥无期，难道能够忘情吗？古人说：“一天见不到，就好像过了三年。”何况是十年呢！以前寄去的拙文，并不是为了写文章而写，其中大概是有所感而作。尧、舜去世后，《雅》《颂》兴起；《雅》《颂》衰歇后，孔夫子又兴作。没有不是因教化而写文章、从而成就《国风》的。因此君子之儒，学习是为了求道，言语成为经文，行为成为教化，声音成为律，和谐成为乐音，如同日月附丽于天，没有不照耀的；如同草木附丽于地，没有不显明的；如同圣人附丽于文章，没有不明白的。所以存在心中就是志，发出言语就是诗，称作文章；兼具天地人三才而称为儒。儒的作用，就是文章所体现的作用。说话却不能成文，是君子所耻。到了王者恩泽竭尽、诗歌不再产生，骚人兴起而淫靡艳丽之风盛行，文章和教化便分裂成两件事。凭扬雄、司马相如的才华，却不懂教化；凭荀子、陈仲的道，却不懂文章。用孔门的教诲来评判，都不是君子之儒。君子之儒必定有他的道，有道必定有他的文章。道超过文章，便是德胜；文章脱离道，便是气衰；文章多而道少，就只是技艺。《论语》说：“文采和质朴配合得恰当，然后才是君子。”两者兼具，才是美善。从前子游、子夏的文章，以及孔夫子的道，能够流传，列在四科的末位，这是技艺成就而处于次等；假如言语没有文采，便不足以取信于人。我虽然有志于恢复古道，力量却不足；言语虽然接近道理，辞采却不能成文。即使想挽救将要坠落的文教，也没有办法。您老先生是儒者中的君子，却屈尊垂意褒奖我，反而使我惭愧。冕再拜。

译○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 承蒙您前月十二日来信，谈到文章之道、将帅之事、朋友之义，这三方面都是君子之道，非常好，非常好。文章以教化为根本，从人的情性中发出。以教化为根本，是尧舜之道；从情性中发出，是圣人的言语。成王、康王去世后，颂声衰歇，骚人兴起，淫靡艳丽盛行，文章与教化分成两件事：不足以知道的人勉强写文章，便不懂君子之道；懂得君子之道的人，又以写文章为耻。文章而且知道道，二者兼备最难；能够兼备，是大君子的事业。上等是尧、舜、周公、孔子，其次是子游、子夏、荀子、孟子，再次是贾谊、董仲舒。日月的光辉，越仰望越明亮；金石的声音，越聆听越清越。所以圣人受到感发，文章便产生，教化便成就，哀乐便表现出来。等到德行日益衰微，文章和教化便荡然无存。唉！圣人的道，就像圣人的文章一样。学习圣人的道却不懂他的文章，君子以此为耻；学习他的文章却不懂他的教化，君子也以此为耻。我长期跟随君子学习，虽然想要学习他们，却不能写成这样的文章，不足以承受君子的赞誉。然而吟咏尧舜之道，歌舞沂水、泗水之间的风气，也希望能够与他们相同。您统率三军，掌握万人的性命，确实由您来承担。如今国家的忧患，在于军队疲惫；您的忧患，在于形势分散。天下有总体形势，善于用兵的将领能够顺势而为；只要随机变化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能运用自如、如有神助。形势合拢的，就驱使并联合他们，使其顺从，齐桓公、晋文公就是这样；形势分散的，就用力量压倒它，使其削弱，申不害、商鞅就是这样。因此遇到非常时期，不能用平常办法来求取万代功业，这是很明白的。如今您据有高大的城池，掌握大顺之众，有齐桓公、晋文公的志向，假如不整顿军政、汇合大势、控制敌人的生死命运，就不足以消除向东顾虑的忧患。所以我前一封信陈述古义，用来激发您的壮志；您却屈尊远道来信，说是听信了道路上的传言，这实在不对。《左传》说：“诸侯有相互灭亡的，桓公不能救援，桓公就以此为耻。”如今您身为大将，实际上掌控东夏；对于不义之事，如果有力量却不能制服，《春秋》也会以此为耻。国家不富裕却想昌盛，军队不训练却想强大，敌人不谋划却想使其灭亡，就等于管仲对齐国没有功劳，商君对秦国没有才能，张子房对汉朝没有谋略。大概汇集天下的智慧，用尽天下的人才，成就天下的事业，这才是将帅的根本。计较长短、判定曲直，那只是普通人的作为罢了。古时候从天子到平民，没有不需要朋友来互相成就的。我虽然老了，承蒙与君子交游、同君子行道、见君子显达，已经三十年了。您的善行，也就是我的善行，难道不应当互相成就吗？况且人的寿命不过百年，谁能达到呢？岁月有尽，天地也有终，只有树立德行、言论和功业，才可以不朽。那些圣贤拯救世人，至死才停止，是因为受到气节感发。所以天下有快乐，贤人就快乐；天下有忧患，贤人就忧患。乐毅因此为弱小的燕国奔赴危急，替它报复齐国的仇恨；韩信因此感念分食之恩，申明战胜的感激之情。意气受到感发，天地尚且相合，何况人与人呢！上天正要授予您使命，您又确实担任将领，难道能不为此忧虑吗？唉！德行和文章，我已经没有希望了。建立功业、成就事业，就要靠您来做。璧玉可以求得，时机却不能再来。因此古人一再惋惜错过时机。过去仲尼有大圣人的德行，却免不了成为寄旅之人，这是因为没有时机；贾谊有稀世的才华，却没有辅佐君王建立功勋，这是因为没有职位。如今您遇到非凡的君主，统率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军队，时机和地位都很优越。假如能够成就功业，便会以义举震动天下，使天下人都受到您的恩惠，岂不是美好吗？写完这封慨然之信，我的心已经飞驰到您的旌旗战鼓之下。某顿首。○答杨中丞论文书 您的来信谈论文章，完全说到了培养才德的方法，增强作者气概，推行这些道理，可以恢复圣人的教化，见到天地的本心，非常好。唉！天地养育人才，万物因此生长；圣人养育人才，文章因此产生；风俗养育人才，志气因此产生。所以人才众多而加以培养，就可以鼓舞天下的气势；天下的气势产生，君子的风范就会兴盛。古人陈列诗歌来观察民风。君子的风气是仁义，小人的风气是邪佞。风产生于文章，文章产生于质朴，这是天地的本性。止于经义，是圣人的道；感发于内心，是哀乐的声音。所以观察人的志向，就能知道一国的风气。等到德行衰微，风雅不再产生，追求形似艳丽的文章兴起，雅、颂、比、兴的意义便废弃了。艳丽而工巧，君子以此为耻，这是文章的弊病。唉！天下人才少已经很久了，文章的气势衰弱得厉害，风俗不能培养人才，这就是弊病；人才少而气势衰弱，正是由此造成的。因此当世君子学习了它的道，却承袭了它的弊病，不知道其中的病症。所以他们的才华日益耗尽，气势更加衰弱，教化不能兴盛，人的品格也日益粗野。正如病人的气息，从强壮变为衰弱，从衰弱变为衰老，从衰老走向死亡，病势沉重绵延而去，终身不能觉悟；不是良医，谁能看出病因呢？君子学习文章，是为了实行道。您兄弟二位，是当今的才子，官位虽然不低，道却没有实行，这也是有才之人的通病。君子忧虑的是不知道这种病；既然知道了，就不能没有忧患之心。因此没有这种病，气势就会产生；气势产生，才华就会勇健；才华勇健，文章就会雄壮；文章雄壮，然后才可以鼓动天下的行动。这就是培养人才的方法，将来要靠您实行。至于我的文章，已经不接近道；我的气势，已经衰弱；我的心，也不能再勇进。这三样都没有了，又怎么能见到古人的文章、谈论君子的道、接近先王的教化呢？这就不能肯定了。冕说。

译○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 专使来到，承蒙您来信，并退还我的拙文，使我如同见到君子。您的褒奖超过实际，我没有德行可以承当。幸甚！弟子们说：“夫子的文章，可以听闻；夫子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言论，却不能听闻。”也就是说，圣人的道中，可以企望而达到的是文章，不可企望而达到的是性。大概说教化发于情性、联系于国风的，才称为道。因此君子的文章必定有道，而道有深浅；所以文章有盛衰，时代有不同的爱好；所以风俗有雅正和邪郑，雅与郑都出自人心而形成风气。从前子游、子夏的文章，如日月的光辉。然而列在四科末位，这是技艺成就而处于次等。假如文章不足，人便无所取；所以言语不能成文，不是君子之儒；有文章却不懂道，也不是君子之儒。等到德行衰微，文章逐渐衰败，可惜王公大人的言论，却沉溺于淫靡艳丽、怪诞荒唐的学说。这不是文章的罪过，而是写文章者的过错。善于写文章的人，把感情发出成为声音，鼓动成为气势；真实，气势就雄健；精纯，气势就生动，使五彩并用，而气势运行其中。因此虎豹的斑纹灿然腾光，是因为有气；日月的光彩美丽成章，是因为精。精与气感应天地，就产生变化；圣人受到感发，就产生仁义。不善于写文章的人却反过来，于是变风、变雅便产生了。六义不能兴盛，教化不能彰明，这是文章的弊病。唉！文章没有穷尽，而人的才力有限。假如力量不足却勉强写文章，就会跌倒；勉强表现气势，就会枯竭；勉强显示智慧，就会显得笨拙。所以言语越多，离道越远；离道远了便停止，正道也随之中途废弃，这又是君子所耻的，也就不足以显现君子之道和君子之心。心中有所感发，文章不能停止；道理精微到了极点，言辞却不能达到，这就不足以承受君子的褒奖。敬叔顿首。

译○再答张仆射书 承蒙您回信，知道朝廷的事情，无论大小、难易，全都进言；进言总被采纳，采纳后却常常中途改变，所以您说话有进有退。这错了！进言不被采纳，劝谏反而使君主发怒，这是国家的忧患；进言总被采纳，采纳后却中途改变，正说明可以进谏，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所以臣下向君上进言，忧虑的是君主志意不坚定，不忧虑没有时机。谋划合于天意，天就给它时机；谋划合于人心，人就给它时机。上天尚且不会违背，何况人呢！伊尹背负鼎俎，五次向商汤进说，他的道理才得以实行，这是天给了他时机；商鞅凭借强国之策三次游说秦孝公，他的功业才得以建立，这是人给了他时机。譬如堆山，土堆超过九仞，之后才能成功；假如只等待天时，功业就不能完成。愚公立志移山，最终一定能够移山。因此天地的本心与人并不遥远，人能够感动上天，关键只在内心。从前犬戎灭周，申甫使它复兴；无知扰乱齐国，管仲使齐国称霸；晋室中途断绝，王导使之兴起；太平年间有人扰乱纲纪，姚崇、宋璟使之挫败：他们的谋划像神明一样，运用谋划也像神明一样。所以贤人君子匡正挽救时运，有才必有志，有言必有事；事情一到便退缩，君子是不这样做的。如今一句话还没有实行，您的志气就衰退了，这是没有志向。所以君子即使白刃也可以踩踏，鼎镬也可以奔赴，志向却不能被夺走。如今您有职位，也有时机，一次进言而不动，再次进言仍不动，三次、四次进言，就连天地也可以感动，何况人呢！天地之气相合，君臣之气也会相合，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冕白。☆王叔邕 王叔邕，德宗朝的东川观察使。○弹崔位状 收到遂州刺史韦▯方的奏状：别驾崔位，原本出身宪官，授任本州佐官后，心怀怨恨不满，意图不遵奉公义，暗中勾结军人，想要发动叛乱。虽然奸谋尚未成功，但如今恶行已经显露，谨请上奏。臣下认为，崔位身为别驾，所受恩宠奖赏并不轻，却长久作恶而不悔改，肆意施行奸邪；州牧已经察觉，事实和罪迹清楚可见。伏望陛下特别告诫群臣僚属，以彰明法典。☆潘孟阳 潘孟阳，是礼部侍郎潘炎的儿子。考中博学宏词科，元和初年任大理卿。最终任左散骑常侍。追赠兵部尚书，谥号康。○天道运行成岁赋（以题为韵） 天道本清阳之气而向左运行，浩浩荡荡。播布阴阳二气，仁德均匀地养育万物；分为四时，德泽广泛地陶铸万物。它不显现而成为万物之始，悠远而长久；不发言而自然化育，于是运行、生长。万物因此获得资始，五材因此禀受而功用完备。美好利益有常，所以寒暑的时令有节；显明没有比日月更大的，所以日月的形象高悬。仰望太阳月亮永不停息，便知道变化不会失常。昏暗与光明在昼夜间不差，星辰次舍相互沿着轨道运行。广大没有什么不包容，可以用规和矩来测定；遥远没有什么不到达，可以用秤衡和权来校准。于是律应夹钟，辰次为太▯。羽毛之类在万族中振动，草木的嫩芽在百草中生长。布施交泰之气于万物发生之时，降下氤氲之气于天地初造之际，使动植物众类无不与至道和谐。到了景丁统领太阳、祝融主持时运，鼓动风气，什么东西不温暖？即使朽木，什么荣华不奋发？盛大达到极明，时令随即迁移运行。到了蓐收整顿车马，便由夷则主管声律。消散九州原野的尘埃郁气，降下八方的肃杀之气。到了可以藏冰的时候，隶人欢喜地在北陆观望；时令将要收纳庄稼，农人便盼望西成。大概藏冰的节令将近，严寒凝结之气正盛。命令畅行的月份，称为元英。寒暑依次运行，阴阳便不相争。考察天道，虽可说是通达而正当；感应上天的德行，实在彰显太平。美好到了极点啊！圣人体现天地本元，于是制定制度；天地运行的大法，于是形成一年。只有王者能够效法并明察，实在有赖公卿士大夫辅佐圣明。在阳和之气陶铸蒸润万物时，大概不会遗漏那些困顿滞塞者。●卷五百二十八 ☆顾况（一） 顾况字逋翁，苏州人，至德二年进士。被征召任校书郎，升任著作郎，贬为饶州司户参军。○高祖受命造唐赋（并序） 隋文帝灭掉陈，平定天下。隋炀帝昏庸多罪，丧失先业，自身覆亡，国家衰败。幼恭认为，神人之位非圣人不能担当，于是命太保萧造捧着皇帝的玺绶，归于我高祖。高祖坚决推辞，但民谣、歌谣、诉讼都已经归向唐朝了。而薛举、王充、窦建德等人，像陈胜一样首先倡乱，成为汉朝建立的阶梯。鹿台积聚的财富，并不是没有钱财；闾左征发的戍卒，也不是没有士卒。商汤凭七十里土地、周文王凭百里土地，却能使诸侯称臣，并不是因为拥有广大土地。隋朝土地遍及天下，二帝的事业一朝之间全被扫尽，难道不是极大的悲哀吗！吴国公子季札，是古代通晓天命的人，他歌咏唐尧时情思深厚啊！其中莫非有陶唐氏的遗风吗？云气蒸腾于芒砀，蛟龙跃起于太原，这是天命。过去司马相如写《子虚赋》，所说的是诸侯之事，不是上天之事，汉武帝听后还说：“我偏偏不能和这个人同时代。”班固、张衡、左太冲所写《两京赋》《三都赋》，各自专门夸大铺陈；但王者受命之事，却缺少记载。大概赋是古诗的流派，古人采集诗歌，表达意见而不获罪。如今王者的恩泽没有竭尽，这种文采也没有丧失，文人间不断创作，谁能说不是这样呢？先王建立国家，开始用文德治理，上行下效；最终用武力安定天下，强固根本而削弱枝末，四方一致归附，再没有凶恶之人。因此彰明德行、慎重刑罚，是周文王建立周朝的原因；顺应天意、顺从人心，是周武王战胜商朝的原因。《尚书》说：“帝尧聪明睿智，文思深远；帝舜通达明哲，文明有德。”从唐尧、虞舜开始，直到周、汉，帝王的美称都把文德放在首位。我大唐的文德，应当在三代之上；微臣所作赋颂，耻于列在那些人之下。开头论述隋氏覆亡，其次论述皇家开创统绪，最后论述宣告功业完成。上告于上帝，下铺陈于大地，传播到无穷后世，实在不是才力浅薄、见识短浅的人所能达到的。我想这确实是祖宗的光灵引导、照耀、鼓舞所造成的。赋辞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