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百八

译《丞相邹平公新置资福院记》威严明丽的凤凰，不是海内安宁就不会出现；祥瑞的卿云，不是天地和气就不会显现。因此君子藏蓄才器、怀抱璞玉，含藏忠诚，培育德行；如果不能遇到合适的时代，光耀的名声也不能显著。正因为这样，段干木退隐，其声望高过拥有千乘的国君；曼容出仕，官位只到六百石。先仆射佩带虎符却知足自守，看待蝉冠如同蔑视一般，正是由于这种志向。先仆射兼有文武之道，具备清正刚直的德行，像美玉含有温润之光，只是徒然把宝物蓄藏在荆山；又像高大的树木生长在幽深之处，不能在朝廷显露材用，这是有识者所以叹息的。丞相邹平公承受这余庆，成为唐朝的宝贵臣子。公天生有奇异的仪表，额角和鼻梁尤其秀美；居于五岳之间，承受太华山削成般的形貌；正当四时运行，又得到清秋爽朗的气息。他森然排列仪仗，显露锋颖；玉圭玉璋般光彩灿烂，通透明亮，真是人中的杰出者。宪宗皇帝以神武的姿态铲除祸害，睿智的思虑深沉静默如泉，英武威势赫赫，决断如电；奇异的权谋秘计，都在诏令中裁决。参与皇帝谋划的，只有公和两三位杰出士人，推测斟酌、润饰文辞，公尤其居于首位。等到平定淮夷，荡平齐地寇乱，四方罪人都归服，八方安宁，这虽是武力所造成，也出于谋臣的决策。到了今上居丧之时，衮龙之服尚未承袭，尚未登临朝位，皇帝在东宫含春殿召见公，抽泣着靠近座前，把国家大权交付给他。公于是请求停止武事，讲论治道，使天下休养生息。皇帝仿佛涉水而得到舟船，驾马而有了缰辔，刚一拜受公的进言便任命他处理政务，并且正当其时与他相互喜悦。君臣之间的知遇，古来无可相比。公治理政事，以坚贞来制止妄动，以公平来衡量万物；他的志向在于认识宰相的职责，宏扬简易的政道而已。他曾认为采用京房的办法，便会繁琐破碎而扰乱事理；听从啬夫的辩说，便会巧言善辩而损伤教化。因此遵循平坦宽广的道路，堵塞邪曲不正之门，不以追求远大功业来劳苦百姓，不以竭泽而渔来谈论财利。何况洞察虚静明澈的境界，回应事情必定要以诚心；端正不言自明的道路，谁不会归附于我呢？所以奉行圣道的人都称公为良相。公趋入丹墀，侍立紫垣，声名冠绝近臣，恩宠又加以赠典。先仆射从佩带貂尾冠饰而升任左丞相，先夫人因赵郡身份而获封大国夫人；金印、石笏，世人都以为荣耀。建中初年，先仆射以柱下史的身份参与梓潼军务，掌管昌荣二部。益州境内有一处林间住宅，庾氏在那里砍除茅草，起初只是因寄居而感伤；仲长在那里栽种果树，最终见到枝叶繁茂。公当时年纪尚轻，志在取得青紫官服，正在经籍上下功夫，还没有驰骋于文章；无论游息，都一定在这里。等到钟氏家族遭遇祸难，公于是入朝任官。后来韦太尉镇守此地，公解除从事职务，居于宾客幕府之中。到如今公举起军旗，佩戴相印，还不到十年，便接连成为三公。到任一个多月后，公访问旧日居所；邵伯的甘棠树尚未被砍伐，武侯的草庐仍然存在。在公的乡里，终于见到高大的车驾，门楼如龙飞腾，门内竟能容纳长戟。公看着房屋洒泪哭泣，沿着台阶长久追思，认为拆毁坏墙的人，连孔子的居处尚且毁坏；坚守朽坏住宅的人，如来乘坐的法车已经远去。与其如此，不如归向净土，四周环绕香林。于是公从官府买下此地，建成精舍，又让七位僧门中的上首居住其中，用来证明迷途、助益宿世善根。殿堂层层建立，轩房以四柱支撑；熔金绘饰，仿佛诸天宫殿。何况蜀山葱郁，俯临城墙；锦江明暗相间，近处环绕郊野；红树倚着栏杆，青色荷花靠近台阶；海雏鸟刚刚飞来，灵异的草木长得秀美。在那里听到和谐乐音的人，不只是进入寂静的思虑；闻到奇异香气的人，自然也进入禅定的熏染。公的孝思，可以永远作为后世的准则，难道只是像何充的住宅那样独自施舍给檀越，还将与文公的祠堂一样共同不朽吗？我微小孤单，流落于世间，承蒙公感念旧交，始终没有遗弃我；于是我从内廷升任台司，列入起草诏书的班列。两三年间，官位便位居先达之列，因此评论人物品德的人都归结于称颂公的盛德。我没有陪同公密坐交谈，转眼间寒暑已变；未能实现公曲意悬榻相待的心愿，也有愧于公授简命文的期待。况且我曾掌管诏令，得以充任属官；若不报答公的恩德，便不敢面对这篇文章的缺失。长庆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朝议大夫、御史中丞、上柱国、赞皇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李德裕撰。《三圣记》唐宝历二年，岁次丙午，八月丙申朔十五日庚戌，玉清元都大洞三道弟子、正议大夫、使持节润州诸军事、守润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赞皇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李德裕，上为九庙圣主，其次为七代先灵，下为一切有情众生，在茅山崇元观南面恭敬建造老君殿院，并塑造老君、孔子、尹真人三尊塑像，全部依据史籍遗文，希望能够流传不朽。谨记。《重写前益州五长史真记》益州草堂寺（《成都记》说：“在府城西七里，距离浣花亭三里。”）排列绘画前代长史十四人（节度使的职务如果不兼任尹，便兼任长史，这里说的不是当今的宾佐），历代都称为绝妙之笔。我曾在几位公子的子孙家中看到图像，才知道草堂寺的绘画，没有不是摹写真容的。从前在岩野旁访求贤才，只听说审定画像；嵇山高耸，也不过熔金铸像。哪里比得上把他们记绘在丹青上，精妙地表现其神采呢？楚国的祠庙、鲁王的宫室，以及本地文翁的旧馆，都绘有历代卿相，光彩鲜明，值得观赏；虽然有仰慕前代贤良的心，却没有谁能完全探究他们的形貌神似。哪里比得上年代已经久远，遗像仍然保存，进入空室时仿佛烟霞暂时披开，拂去浮尘便看见瑶林般的神采？我认为精舍十分古老，画像将要倾坏，于是选取功德尤其显著的五人，在郡府厅堂摹绘他们的画像。追想西汉、东汉的台阁，都有图像记录；黄霸、于定国一类人虽是宰相名臣，却不能列入画像之中；卓子康是德行高尚的君子，却位居功臣之上。如今所选取的，意义大概就在这里吧。（此处有缺文。）画像既已翻新，光辉神灵可以想见，庄严得仿佛面对神明。我将归去，于是叙述这件事，告诫后来贤哲。太和四年闰十二月十八日，西川剑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兼成都尹、御史大夫、赞皇县开国伯李德裕记。

译《怀崧楼记》“怀崧”，是思念解下官印、退居之意。元和庚子年，我得以在内廷任职，同僚九人，其中担任宰辅的有五人。几十年间，他们零落将尽，如今还在世的，只有三川守李公一人（已经去世的有西川杜公、武昌元公、中书韦公、镇海路公、吏部沈公、左丞庾公、舍人李公）。到了太和己丑年，我又与旧日老人相遇，共同登上台阶；有的人才感叹停下车舆，已经应验了白鸡之梦；有的人还未听说辞官归去，便突然遭遇黄犬之悲。从前的荣华，想到这里可以令人凄怆。何况我又被忧伤侵扰，疲惫多病，常常惊叹北叟失马得福的变化，哪里能忘记东山归隐的愿望？这里原有一处旧日隐居的曲折轩室，旁边设置低矮的墙垣，竹树交相成荫，檐边栏槛白天也昏暗，是喧闹麻雀所依栖的地方，清凉的风很少吹到。我把高危的城墙全部拆去，敞开建成空旷的楼阁；剪除丛生的榛木，才看见前面的山；清除浓密的树丛，才近距离面对嘉树（厅堂前有一株大辛夷树，原来正被草木遮蔽）。在月观迎接清辉，在寒花盛开时留住可爱的景色。早晨休息、夜晚游览，都有特殊的情趣；环视原野，长久怀念崧峰。于是开创这个美好的楼名，也正好符合我平素的志趣，尽情表达庾公所说的“不浅”之意，抒写王仲宣极目远望的心情，留赠后代贤人，这样才无愧于心。丙辰年丙辰月，银青光禄大夫、守滁州刺史李德裕记。《元真子渔歌记》德裕从前在内廷任职时，恭敬地看到宪宗皇帝摹写画像，寻求元真子的《渔歌》，感叹不能得到它。我家世代与元真子有旧交，早就听说他的名声；又感念明主赏识奇才、爱惜人才，思念他竟达到这种程度。每当梦中想起他的遗迹，如今竟然得到了它，真像遇到珍贵的宝物。唉！渔父贤能却隐藏姓名，鸱夷子皮有智慧且功劳很高，都不如元真子隐藏声名却使名声彰显，显达而不涉事，不穷困也不显赫，这大概可以和严光相比吧？处在这两个人之间，实在已经很富足了。长庆三年甲寅年夏四月辛未日，润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德裕记。《平泉山居诫子孙记》经营创建平泉，是为了追念先人的志愿。我跟随侍奉先太师忠懿公在外十四年，登会稽山，探禹穴，经过楚地水泽，登上巫山，游览沅水、湘水，远望衡山峰峦。先公每次停船登岸远眺，心中有所感触，必定凄然遐想，目光注视伊川。曾作诗说：“龙门南岳尽是伊川平原，草木和人烟都是眼中所存。正是北州梨枣成熟时，梦魂在秋日飞到郊外园林。”我的心被这首诗感动，产生了退居伊水、洛水之间的志向。我以前镇守金陵，在龙门西面得到乔处士的故居；他在天宝末年避乱远游，此处已经长满荒草丛莽；首阳山虽只是微小山岭，仍有薇蕨；山阳的旧日道路，只剩下竹木。我于是剪除荆棘，驱逐狐狸，开始建成班生的住宅，渐渐成为应叟的居地；又得到江南珍贵的树木和奇异的石头，排列在庭院之间。平生素有的愿望，在这里就满足了。我曾认为，出仕和退处贵在得当，进退贵在不失时机；自古以来的贤能通达之士，大多留下遗憾。至于元祖隐藏自身而任柱史，柳下惠在士师任上修养德行，汉代邴曼容官位不超过六百石，最终没有受到屈辱和危害，实在遥远而难以企及。越蠡击鼓驾牛以求隐遁，留侯依托黄老之学辞离世事，也只是次一等。范雎因蔡泽一句话而醒悟，超然辞谢高位；邓禹看到功臣多遭败亡，放弃远大的名声和权势，又是次一等。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对向日葵尚且没有保护根部的智慧，处在群雁之中又有不鸣而遭祸的忧患；即使拥有泉石之胜，也遥遥无归期，只好留下这处林间居所，赠给后代。出卖我的平泉的人，不是我的子孙；把平泉的一树一石送给别人的人，不是好的子弟。我死后百年，如果平泉被权势者夺去，你们应当根据先人的遗命，哭泣着把这些话告诉他人，这就是我的志愿。《诗经》说：“桑树和梓树，必须恭敬地对待。”这是说那是父亲亲手种植的。过去周人思念召伯，爱护他休息过的那棵树；近代薛令君在禁省中看见先君曾经倚坐的石头，必定泫然流泪，你们难道不应当仰慕他们吗？只有等到岸变成山谷、山谷变成丘陵，然后才可以停止守护它，这样才行。《平泉山居草木记》我曾经阅览、想象石泉公家藏的藏书目录，其中有《园庭草木疏》，由此知道前代贤哲所崇尚的事物，必定是有意义的。我二十年间，三次镇守吴门，一次任职淮地；嘉美的树木、芳香的草，都是我天性所爱，有的由同道之人送来，有的在樵台得到时只有一尺，如今已经长到几寻。因而想到，学习《诗经》的人大多能辨识草木名称，作《离骚》的人必定尽知荪草、荃草的美，于是记载它们出产的山泽，希望用来帮助博闻。奇异的树木有：天台的金松、琪树，嵇山的海棠、榧树、桧树，剡溪的红桂、厚朴，海边山岭的香柽、木兰，天目的青神、凤集，钟山的月桂、青飕、杨梅，曲房的山桂、温树，金陵的珠柏、栾荆、杜鹃，茅山的山桃、侧柏、南烛，宜春的柳柏、红豆、山樱，蓝田的栗、梨、龙柏。水生植物的美丽品种有：荷花中，蘋洲的重台莲、芙蓉湖的白莲、茅山东溪的芳荪。还有日观、震泽、巫岭、罗浮、桂水、严湍、庐阜、漏泽的山石。伊水、洛水一带名园中所有的草木，这里就都不记载了。哪里比得上潘岳《闲居赋》所称赞的郁棣花的绚丽；陶渊明归居屋舍，喜爱松树和菊花仍然存在。于是我列出这些嘉美的名称，把它们刻写在石上。己未年，又得到番禺的山茶、宛陵的紫丁香、会稽的百叶木芙蓉和百叶蔷薇、永嘉的紫桂和簇蝶、天台的海石楠、桂林的俱舟阝卫，台岭、八公山的怪石，巫山、严湍、琅邪台的水石，分布在清渠旁边；仙人迹、鹿迹的石头，排列在佛榻之前。这一年又得到钟陵的同心木芙蓉、剡中真正的红桂、嵇山的四时杜鹃、相思紫苑、贞桐、山茗、重台蔷薇、黄槿，东阳的牡桂、紫石楠，以及九华山的药树、天蓼、青枥、黄心栒子、朱杉、龙骨（缺二字）。庚申年，又得到宜春的笔树、楠稚子、金荆、红笔、密蒙、勾栗木；它的草药又得到山姜、碧百合。

译《夷齐论》从前伯夷、叔齐不吃周朝的粮食，在首阳山下饿死；孔子称赞他们的仁德，孟子赞美他们的德行（孟子说：“伯夷，是圣人中最清高的。”），大概是取其节操来激励贪婪者。所谓周朝的粮食，就是周王所授予的俸禄；进谏而不被采纳，不吃他的俸禄是可以的。至于听到贤淑女子的言语，便停止进食薇蕨，这就可以说是不明智了。薇蕨是天地元气所生发，是四时顺应而成长，是日月所照耀，是风雨所滋养，周人怎么能够占有它呢？如果说粮食是周人播种耕植的，那么伯夷、叔齐岂不也是周人吗？反复推求这种道理，始终不合事理。然而伯夷、叔齐的行为，确实误导了后人。於陵仲子仰慕伯夷、叔齐，竟至于认为他兄长的俸禄不合义；清廉是清廉了，难道就是仁吗？后来商洛四友，畏惧秦朝的残酷，躲避秦朝的祸害，难道只是洁身自好而已吗？他们以紫芝为粮，以清泉为饮料，终老南山，用来保养寿命，这才可以说是仁德和智慧兼备。《三良论》秦穆公杀死三位良臣，诗人已经讥刺过他，《春秋》也已经讥刺过他，今天不再议论此事。只是三良答应为秦穆公殉死，而前代却没有讥刺，这是为什么呢？况且臣子的道义没有比咎繇更显著的，孝友没有比周公更盛大；咎繇尚且没有为舜、禹二位帝王殉死，周公尚且没有为文王、武王二位君王殉死，三良怎么可以答应殉死呢？像三良这样的人，是所谓为荣华享乐殉身，并不是为仁义殉身，可以和梁丘据、安陵君一起受到讥刺，哪里能说是百夫之中特立独行的人呢？从前荀息答应晋献公一句话，随后便以死相随，君子尚且感叹那句话玷污了他，认为不应如此；难道可以把生时共同享受荣华，死后共同归于尘土，称作忠诚吗？晏平仲说，君主如果为社稷而死，臣子就应当为社稷而死，这话才说得对。从周代、汉代直到大唐，为成全仁义而牺牲自身的人，历代都有杰出人物；他们没有不彰显一己的义烈，却从来没有把一国的存亡系于个人。只有纪信乘坐天子车驾欺骗楚军，投入火焰而保全汉王，几千年间只有这么一人；汉朝四百年的基业，也由此兴起。我认为汉高祖封纪信的后代，应该排在萧何、曹参之上；对他的报答没有相称，实在令人悲哀。《张辟疆论》杨子认为张辟疆使陈平觉悟，这是不对的。如果说一个少年肤浅敏捷，善于揣度吕氏的心情，因此感到奇异，这可以；如果认为这是以违背正道来迎合权变，以此安定社稷，难道不是荒谬吗？授予吕产、吕禄兵权和爵禄，几乎危及刘氏天下，都是张辟疆启发陈平造成的。假如留侯张良还在，一定会拿戈追赶张辟疆，他将被杀戮。看高祖临终遗言告诫吕后、安排国家大事，可以说谋划没有遗漏：因为王陵有朝廷上直谏的节操，便任命他为相；认为周勃能够承担托付，便让他掌握兵权；何况外有齐王、楚王、淮南王如磐石般牢固，内有朱虚侯、东牟侯这样的至亲。那时吕产、吕禄都只是普通人，吕后即使心中不顾哀帝，将相又何至于恐惧？他们必然会忧伤不食，自取短寿，哪里能够成为将相的祸害呢？高祖说：“不是刘氏而称王的，天下人共同攻击他。”这项忧虑是针对吕氏宗族的，怎么可以违背呢？后来吕后临朝称制八年，吕产、吕禄的封地和势力已经牢固；如果陈平、周勃二人先死，那么刘氏的基业必定归于吕氏。到吕后死后，劫持郦商来欺骗吕禄，计策也已经窘迫。周勃虽然进入北军，尚且不敢公开说诛杀诸吕，难道不是艰难吗？幸亏吕产、吕禄都只是徒隶般的人，不是英杰之士；假如他们才智出众而生于世间，哪里会受骗于这种说辞呢？唉！与其等到困难发生后再谋划，哪里比得上在容易的时候就加以制止？由此说来，陈平、周勃采用张辟疆的计策，实在是错误。留侯张良毁家破产来报答韩国，结交宾客以刺杀秦王，招来商山四皓以安定太子；这正是所谓一定要依仗正义、处于正道，由此可以知道他不崇尚权术诡诈。《袁盎以周勃为功臣论》袁盎回答汉文帝说：“绛侯周勃所谓功臣，并不是社稷之臣。所谓社稷之臣，就是君主在位他便在，君主灭亡他也随之灭亡。”袁盎看到周勃自以为有功，是有意用话激励他，并不是最正确、最确切的论断。他的话足以使文帝的明察受到迷惑，损伤仁厚的政治，使文帝产生轻视宗室重臣的意思，最终使周勃的巨大功劳全被弃置；无罪却遭到怀疑，实在令人长叹。吕后当政时，惠帝已经去世，少帝又不是刘氏，陈平采用张辟疆的计策，暂且封吕产、吕禄为王；绛侯如果不与陈平同心并掌握军权，乱事必然由此开始，那么刘氏天下的安危就不可知了。（袁盎说：“诸吕掌权，擅自封王；太尉掌握兵权，却不能使吕氏称王。”）然而他像磨砺也不会变薄、染黑也不会变黑一样，未曾不把社稷放在心中，志向在于保全刘氏；外表虽顺从谦让，内心却守持忠贞，难道不能称为社稷之臣吗？后来绛侯被拘禁在请室，袁盎虽然说明他无罪，这所谓把人陷入死地然后使他复生，只是有救火的力量，却不是防患于未然的道义。杨子说袁盎才力不足而议论有余，这话是恰当的。贾谊关于堂阶高峻的说法很好：高处难以攀登，低处容易被践踏；文帝有所感悟，养育臣下有了节度，由此可见贤人的用心和使君主获得精明识见的作用。像袁公这样的人，很难说能够同他并列为仁人。袁盎曾经坚持为慎夫人安排正位，阻止梁王请求立嗣；这两件事守正不屈，对所奉事的君主忠诚。杀害晁错的罪行，残酷得连神明都知道；安陵之祸，也说明天道并非不明。《汉昭帝论》君主的德行，没有比极度明察更大的；明察能够照见奸邪，那么各种邪恶就不能遮蔽他了，汉昭帝就是这样的人。他十四岁时便知道燕王的书信是欺诈；后来有人诬陷霍光，昭帝总是发怒说：“胆敢诬陷毁谤的人，治罪。”周成王在这方面已有惭德；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也都不知道这一点。成王听到管叔、蔡叔的流言，又看到召公不高兴，终于使周公狼狈东行，《鸱鸮》诗也因此作成；汉高祖听说陈平离开魏王、背叛楚王，便想舍弃这位心腹之臣；汉文帝因季布好酒使性、难以亲近，便让他罢职回到股肱郡；又怀疑贾谊专权扰乱政事，想疏远贤士；汉景帝听信谗言杀晁错，叛军平息后又杀戮三公。这正是怀着狐疑之心，招来进谗害人的口舌。假如昭帝得到伊尹、吕尚那样的辅佐，即使周成王、周康王也不足以和他相比。可惜霍光不学习，也没有远见，未能完全符合昭帝的德行。然而他减轻徭役赋税，使百姓休养生息，与匈奴和亲，百姓充实；议论盐铁而废止酒类专卖，这些也都是任用忠臣所取得的成效。他年纪刚过弱冠就去世，功德尚未完成，实在令人痛惜。

译《汉元帝论》汉元帝沿袭汉武帝在后宫游宴的做法，又生性喜爱音乐，和弘恭、石显在帷幄之中谋划议论，决定天下士人的进退。史臣赞叹说：“优游而不能决断，汉宣帝的事业由此衰败。”我认为班固的话还没有穷尽他的癖性。大概他懦弱而没有才能，权力转移到了受宠幸的人手中，并不只是不能决断而已。帝王就像天；天以刚健为气，以纯粹精微为本体。气刚健，三光就不会昏暗；本体纯粹精微，四时之气就不会紊乱。所谓刚，就是不停息，因此权衡可以独自运转，四时不会差错；所谓纯粹，就是不混杂，因此乖戾之气会消散，阴阳不会错乱。假如运行不在于权轴，熔铸不由大冶主持，那么浩荡的上天又能做什么呢？《尚书》说：“上天的聪明来自我们百姓的聪明。”又说：“上天所看的来自百姓所看，上天所听的来自百姓所听。”难道尧舜时代上下都公正，谗言不能流行，是因为人人都把聪明给了他们吗？难道幽王、厉王统治时上下全都邪恶，谗言彼此遮蔽，是因为百姓不把聪明给他们吗？元帝自称是淫乱的君主，各自认为他的臣子贤能。假使他都能觉悟，天下哪里会有危亡的君主呢？元帝大概是自己认为弘恭、石显贤能，所以任用他们而毫不怀疑。《荀悦论高祖、武帝、宣帝》荀悦《论》大略说：高帝刚刚平定天下，万事草创；文帝亲自实行清静无为，于是达到太平，但古代典章尚未完备，制度多有缺漏；武帝内修文学，外耀武威，却没有把他的治术贯彻到底，也没有取得最终成功；宣帝任用法律，审慎刑罚，综合考核名实，却不采用儒术，因而教化治理不能成功。历数这三代以及元帝，说元帝“崇尚儒业，听从劝谏如流水”，又引用班固的赞语，说他“以宾客礼遇故老，优游而明察正直”。又说：“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轮流担任宰相。”他的意思是认为专门采用儒术，没有比这更盛大的。班固、荀悦都是文雅之士，因为元帝喜好儒学、征召任用儒生，所以把这些看成美德；他们又深深归罪于石显，痛心流血，称引诗人“把他投给豺虎”，嫉恨石显到了极点。这和我所听到的不同。任用弘恭、石显始于宣帝，在先帝一朝，石显哪里能够毁坏宣帝的大业？由此可知罪恶不在石显。萧望之、周堪都是朝廷栋梁，有辅导皇帝的恩德，是石显所忌恨的人，却被废黜不用；朋党和受宠者上书诬告，终于把他们送进司法机关。后来刘向被废黜禁锢，张猛自杀，怎么能说元帝优游而明察正直呢？贾捐之、京房虽未能善终，也都是杰出奇异的英才、精通道术的奇士；对于元帝来说，可以说是忠臣，却也因遭人诬陷而死。受到谗邪迷惑便不能决断，怀疑杰出俊士便动用刑法，也不能说是优游而明察正直。贡禹、薛广德虽然能够忠诚进谏，但进谏只限于劝说皇帝讽喻恭敬节俭，从未能抵御奸邪、触犯邪恶；韦贤、匡衡从容守住官位，也从未冒犯皇帝的脸色和威严，所以能够乘时进用，长久保住职位。从前夏桀、商纣杀死龙逢、比干，天下的罪恶都归到他们身上。桀、纣因为拒绝进谏而杀人，悖逆已经很严重；元帝却因为听信谗言而杀人，岂不是更加严重吗？王业已经衰败，到了成帝、哀帝时更加衰落，才三代就被王莽篡夺。宣帝说：“扰乱我刘氏家族的，是太子。”真是了解儿子的莫过于父亲，这话确实可信。《荀悦哀王商论》荀悦《论》说：“一个人独自有智慧，却不能被当世任用；独自实行正道，却不能被当时容纳；古人因此自行退处，却仍然不能免除祸患，所以离开世间深深隐藏。”又说：“天地六合如此广大，一个人如此微小，而普通人却没有容身之处，难道不可悲吗？”我反复读这篇议论，不禁潸然泪下。孔子是圣人，尚且赞美颜回的出仕和退藏，说宁武子装愚到不可企及，感叹蘧瑗收敛才智、藏而不露；圣人顺应时势、隐晦自处，可以说达到极点了。以孔子的德行，足以堵塞叔孙武叔的毁谤；以孔子的仁德，足以免除陈国、蔡国之间的困厄；以孔子的智慧，足以避开匡人的羞辱；以孔子的道义，足以容身于鲁哀公时代，然而仍然被逼迫、充满恐惧，几乎陷于危亡。由此思考，人生没有不是命运的安排，何况王商呢？世人都认为相貌丑陋、资质浅薄是命运乖舛，敦厚高大是福分多。乐昌侯威严庄重，确实像汉朝的宰相，相貌足以震慑匈奴，却遭逢时世祸患，遇到才智之士便死去。难道不是命运好坏的不同吗？龙虎也不能免于祸患，等到命运通泰，水蛭、蚂蟥也都能保全性命。我又听说，国家衰败时，忠臣贤人最先离去；所以管仲知道隰朋不久将死、齐国将乱，范燮命令祝宗祈求自己死亡而晋君忧惧，伍子胥被杀而夫差灭亡，汲黯被排斥而淮南王刘安作乱。只是感叹新进之人夺取了职位，又有谁能挽救乐昌侯的祸患呢？从前秦穆公让三位良臣殉葬，君子说：“秦穆公不能成为盟主，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因为他抛弃了善人。《张禹论》关于社稷的谋划、安危的关键，君主不能独自决断时，必定要借助自己所敬重的臣子。然而臣子有忠有邪，时势有险有易，交往有浅有深，道义有厚有薄。范雎只是崤山以东的普通人，进入虎狼般的秦国，行走在不可测的险境中，可以说交情疏远、道义浅薄了；但他能够尊崇昭王，除掉穰侯，开启秦国称霸的根基，使后代安定稳固，可以说是忠于昭王。能够独自决断的是英明君主，古人说“谋划要广泛而决断在于独断”，说的就是这个。上天有雷霆震怒，龙有触犯逆鳞的愤恨，所以君主在于能够决断。但在亲戚之间，恩义深重，不能由自己作出决断。张敞所说“明诏以恩情下达而不能听从，群臣以义理坚决争谏，之后才答应”，可是却让明诏亲自替自己撰写这番说辞，这并不是好的策略。汉文帝诛杀薄昭，决断确实明快，但在道义上却不安妥。周宣王为申伯饯行，有《崧高》诗中“孔硕”之语；秦康公送文公，有“如存”的感慨。何况太后还在世，只有一个弟弟薄昭，却毫不犹疑地杀了他，这不是用来安慰母亲心情的办法。汉成帝车驾来到张禹府第，屏退左右，亲自询问张禹天象变化。张禹因为年老、儿子弱小，又与曲阳侯有嫌隙，于是说：“新学的年轻儒生，扰乱正道、误导他人，应当不要信任。” 皇帝一向信任、宠爱禹，因此对王氏毫不怀疑。汉室的灭亡、王莽的篡夺，都是由禹引发的，可以说他是汉朝的贼，是国家的妖孽。即使郑国有蛇相斗、宋国有▯退走，妖孽也没有比禹更厉害的了。朱云想用尚方斩马剑砍断佞臣的头，这话说得对。后代若有类似的情况，大臣可以把范雎当作师表，把张禹当作鉴戒。

译三国论 魏、蜀、吴三分天下，后来灭亡却有先后，并不是形势有轻有重、积累有厚有薄；考察政权掌握在谁手中，就可以知道它们灭亡的先后。蜀国的政权掌握在黄皓手里，黄皓本是奴仆，内不能修守诸葛武侯的旧制，外不能制止姜维的穷兵黩武，法纪一天天败坏，君子不服，所以先亡。魏国自明帝以后，政权归于司马仲达；齐王降位以后，只是守着空宫，灭亡早晚取决于司马师、司马昭的志向。他们将要夺取神器，必须先取得天下人心；大功未成，也不敢贸然取代，所以蜀先灭而魏后亡。孙皓虽然骄奢纵欲到了极点，残暴滥刑，却亲自掌握生杀大权，不受宫闱内廷的牵制；气数尽了、天命亡了，随后才被消灭。由此可知，人君一天也不能失去权柄，就像神龙脱离深泉、震雷失去烟气一样；威势和神灵一旦显露，人就能制服它。蒋济看到魏文帝给夏侯尚的诏书，说：“把福惠和威权都施加于人，这是亡国的话。”所谓权柄，就是威势和福惠，怎么可以假借给臣下呢？后代看到三国的事情，难道能不警戒恐惧吗？羊祜留贾充论 任恺、庾尹（庾尹担任河南尹，名字触犯庙讳，字又不便，所以不写）认为贾充邪僻，想让他被疏远，劝晋武帝派他向西镇守长安，只有羊祜秘密上表请求把他留下。羊祜难道是喜欢贾充吗？实在是因为爱护君主、体恤国家，出于至诚罢了。晋氏倾覆、夺取魏国，最初拥有天下时，其将相大臣不是魏国旧臣，就是他们的子孙；可以托付心腹的，只有贾充而已。贾充也不是忠于君主的人，他自认为成济之事使自己与晋室应当同甘共苦，这就是羊祜希望把他留下的原因。从前汉高祖不除去吕后，也与此相近。汉高祖宠爱戚姬，喜爱如意，考虑到如意长久安定的办法，以至于悲歌而不快乐，难道他不知道除去吕后就一定不会有后患吗？何况吕后年长而且有过失，很少再被召见，汉高祖把她抛在一边，就像除去尘垢一样。实在是因为惠帝昏暗软弱，必定不能亲自掌握权纲；他的将相都是汉高祖平生的旧友，一同从丰沛起兵，如果没有吕后刚强，便不能临制他们，所以保全吕后，是为了社稷。后世辅佐拥戴君主的人，能不想到这些吗？宋齐记 宋、齐以后，继承帝位、承奉宗庙的君主，德行日渐衰微，王道日渐衰败。他们继承帝统之初，好像改换了天命，降低刑罚、宽赦罪人、解除禁网，以取悦众心；仁义的风气变薄，骨肉亲情废弃，前代史书已经评论得很详细了。然而如果政治没有得到适当治理，改正它是可以的，就像弓弦高低不合适便加以调整，琴瑟不协调便重新张弦，这也是天道，难道只是人事吗？只是任用罪人，就太过分了。天下的恶行本质相同，古人说：一颗心可以侍奉百位君主，百颗心却不能侍奉一位君主。哪有不忠于前朝，却能忠于后王的人呢？毁掉泉台，是《春秋》所讥刺、先儒所厌恶的事。宋、齐的君主若有一人做到这一点，就一定算是美政。泉台显现妖异，尚且不可以毁掉，何况没有妖异的泉台呢？燕地人思念召伯，爱护甘棠而不砍伐；楚地人怀念叔子，望着他的碑便流泪。他们都是臣子，却被人这样思念。即使时代变了、政治改了，也仍然都是旧臣。从前伯益辅佐禹，称颂大舜的德行；曹参侍奉惠帝，守行萧何的法度；魏文帝刚接受汉朝禅让时，群臣都称颂魏德，只有卫臻独自称赞汉朝的美德，文帝说：“天下的珍宝，应当同山阳公共同享有。” 做臣子的如果完全不想到这些，可以说是有一百颗心了。卷七百九 李德裕（十四） 旧臣论 有人问：先王论道的大臣，还应当侍奉后王吗？回答说：“后王不改变先王的道，就侍奉他；后王改变先王的道，就离开他。”用侍奉尧的心来侍奉舜、禹的，是皋陶、益、稷吧？用侍奉周武王的心来侍奉周成王的，是周公、召公吧？用侍奉汉高祖的心来侍奉惠帝的，是萧何、曹参吧？曹参尚且不改变萧何的规章，何况高祖的道呢？从前小小的楚国不再设置醴酒，穆生便先行离去。穆生难道是为了自己吗？大概是因为伤心先王之道被废，不忍心再见后王的面；那些不离去的人，怎么能免除像胥靡那样的怨恨呢？魏、晋以来，身居相位的人，不过都是厚着脸皮、内心惭愧罢了。又有些人在其中挽起袖子，搜罗先王之道来掩饰旧日过错，改变先王之道来取媚新君，抛弃先王的故老来遮掩自己的羞耻，任用先王时代的罪人来迎合自己的意图；如果天地之间没有神明也就罢了，倘若有神明，鬼神也会把他们诛杀。阴德论 陈平说：“我有许多暗中谋划，这是道家所禁忌的。我这一代即使废绝也就罢了，不能再兴起，是因为我积下了太多暗中作恶的罪过。”到了他的曾孙陈何，封国便绝了。班固记述陈平的话，把它作为后世的警戒，确实合乎道理。然而丙丞相的功德只及于儿子陈显，便被贬为关内侯，到孙子陈昌时封国才断绝；封国断绝三十二年后又得以续封，而张汤、杜周的子孙世代都有美名，位居显要，这是什么缘故呢？丙丞相对于汉宣帝的恩德，可以说是达到极点了。晋国的荀息因为忠贞，不敢辜负献公；程婴因为托孤的义理，不忍抛弃赵氏，所以接着以死相继，始终没有食言。丙丞相对于史皇孙，没有君臣的名分，也没有亲戚的情分，却抚养曾孙，出于仁爱恻隐之心，把他安置在隐蔽干燥的地方，拿自己的财物供给他，并坚定地拒绝天子的使者，因此保全了天下人的性命（原注：《汉书》说“因赦天下郡邸狱系者”，这是恩泽遍及四海）。他又给霍光上书，决定拥立的大策；此后举荐陈显为卿，削除他属于士卒的身份。他深厚有德而不自夸，这是古来未有的。夏侯胜认为：“有阴德的人，一定享有福乐，并且惠及子孙；这样的人应当多生贤人，世世代代成就他的美德。”古人所说的有后代，确实就是指这种情形，难道只是在于传下爵位封邑吗？张汤、杜周的后代之所以昌盛，难道是因为他们用法虽严酷，但所治理的人有时能够除去天下的恶行、消除百姓的祸害，所以才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