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百六十五

译胸腔贯通到腋下，玲珑透亮，白色甲壳全都空虚；身体洁净而完整，光辉灿烂，原本的光明已经遍布。忽然天色破晓，仿佛遇到了大好时机。于是产生凌空飞翔的意念，却又生出离开故地的悲伤。〔缺字〕频频迁移到碧绿的树上，凄凄切切，仿佛在纺织寒冷的丝线。声音环绕晴云，传到楚地江岸，风声传得遥远；鸣声催促着晚景，怨恨陶家柳树已经衰败。至于遗下的蜕壳难以停留，冲入虚空已经很久；身体将要舒展，正是所期待的，既然皮壳已经不存在，又有什么可留恋的？倘若能借得一根枝条，愿让鸣声飞扬而永不朽灭。《题桥赋》（以“望在〔缺字〕霄，居然有异”为韵） 从前蜀郡人司马相如，指向长安，将要离开自己的居所。他意气激昂，登桥时有所感触，沉吟之后提笔写下文字。假如能像迁徙的黄莺一样高飞，正要夸耀自己的姓名；若不能乘坐四匹马驾的车，便发誓不再回到乡里。说到他辞别时车骑停留不前，乡心牵挂而回望。铜梁远远横亘，满眼翠色；锦水波浪翻涌，轻快地冲出。徘徊在浮柱旁边，斜视长虹之上。精神催促着下笔，忽然听见风雨之声；身影落在江流中央，已经显出龙蛇飞动的气势。观看的人纷纷赞叹，说他不同凡俗。他蘸墨含情而自负，挥笔纵意而成文章。恩泽尚且遥远，只能徒然仰望如垂露般的墨迹；飞腾还没有达到，暂且看见〔缺字〕崩〔缺字〕的形态。用文字立誓，确实毫无疑问，必能流芳不朽。既然承认他是独自出众的人才，就应知道富贵自然会有。暗中产生凌云之心，默默契合纵横家的笔法。于是声名垂于显要道路，身价重于仙桥。文采清丽而远远出众，字字高标。参差如鸟迹的文字，临近彩色栏槛；又有鹏鸟盘旋腾跃的气势，向下俯视丹霄。后来经过玉垒，受到金门的特殊宠遇。正要列于侍从之中，忽然奉命出任西南使者。乘坐使车如闪电般奔向远方，树立旌节，在旧地刮起风来。桥的结构仍和从前一样，高低都可以辨认。追寻过去的踪迹，先已知道今日的荣耀。拂去轻尘，仿佛就是当年的字迹。想来那高危的桥梁上长满剥落的苔藓，墨迹被虫蛀穿；长久含藏着气象，久久滞留在风烟之中。它几次被凡俗眼光讥笑，徒然被说成率意之作；最终等到瑰伟才士后来出现，人们才觉得它开始显明。所谓几行题记，寂寥地留存千年。怎能握笔而毫无感慨？仿佛符契相合，正好印证其中。它警示后来的进士仰慕前代贤人，也谆谆告诫他们有所等待。《日中为市赋》（以“日中而市，易志所明”为韵） 太阳正当中天，交易必然汇聚。这实在是神农氏善于制定的制度，也彰显了《噬嗑》卦所说明的意义。大概是取适中而划一的原则，用来在列市中确定标准。于是贩卖丝织品的人，等候正午按时而来；抱着布匹的人，也担心错过店铺而匆匆赶到。这时旗亭的影子消失，商旅都合乎时刻。看见密集的人群共同聚集，测量日影以确定交易期限。货物杂陈，彼此酬答，哪里会害怕太阳将要西斜；交易完成便退去，哪里会贪恋夏日而忘记返回家室呢？这就是前代君王所遵循的原则，也是后代所凭借的资用。正当人们彼此夸耀而争高下时，美言也成了市场。争相挤肩求取进身，竞相摇舌阐明主旨。货物聚集在未央宫的标志之下，州县的位置已经超过旧日界限。人人珍惜寸阴，及时爱惜，盼望兼得盈余并规划行程。各种珍宝纷纷而来，众人像蚂蚁一样随风聚集。正当太阳光明盛大之时，寻求好价而没有穷尽。葵藿尚未倾斜，时令也没有僭越；有无互相交易，长久守持其中正。万物各有时令，货物流通便每日进行。仰望太阳尚未西斜，索取钱币的人竞相出现。于是契券开始流行，权衡也因此积聚而真实可信。由此可知，太阳以正中为法则，市场以获利为名义。如果不求端正来树立表率，怎么能建立法令、制定规程？使那些囤积货物而致富的人心中有所等待；正在不盈不缩的中间状态，时机自然就会明白。日光既然恒常，人们便得到合宜的秩序。哪里还有远方的珍宝不能到来？哪里还有近处的利益能够阻碍？商人手中卖不出去的货物，在这里可以找到归宿；求取而不得的东西，也可以在这里得到。这样时机不会错失，利益如同齐射一般共同到达。它贯通五都所共同遵行的原则，经历百代君王而不改变。因此可知日中设市的意义，难道只是空写在古代典籍上吗？《送贺著作凭出宰永新序》会稽人贺凭，以著作郎身份出任永新县令。他出发时，脸色似乎不太高兴。当时学省、御史府的朋友都来劝慰他，举出杜甫的诗说：“樽前失诗流，塞上得国宝。”于是大家一起在秦东亭赋诗为他送别。陇西人李远独自最后到来，举杯上前说：你不要因为县邑小、离国都万里，就认为难以治理。古代公侯的封地不过方圆百里。从秦朝以来，大县往往超过百里一倍，小县也不低于十室有余。汉、晋以来，让士人担任县令，使他们教导百姓凿井、耕田，养生送死而没有遗憾。每年征收租税来供给军士，并且偿付士人的俸禄。这不是用来让他们享受荣华俸禄，只是培养他们的廉洁，用来教化百姓罢了。士人既然得到治理百姓和土地的托付，就应早起晚息，尽心治理，使诉讼公平、赋税均平，老弱百姓没有怀奸诈、暴虐、憎恨之心，这样才无愧于领取俸禄，也不辜负所受的托付。如今永新这个县，偏僻地处江南西道。我听牛僧孺说，它与荆楚相邻。那里有高山重叠、平坦肥沃的田野，又有寒泉清流用来灌溉。当地君子喜爱义理而崇尚文章，小民努力耕作却喜欢争斗。而且风俗信奉巫鬼，悲歌激烈，呜呜击鼓吹角、占鸡卜以祈求丰年，有屈原、宋玉遗留下来的风气。如今你前往那里治理，不要因为道路险远、难以治理而自寻忧患，要以快乐平易的态度亲近百姓。使赋税公平，平息争斗，顺着他们的利益来役使他们，就不会有怨恨。阐明文王的政教来教导他们，使他们懂得礼让；这样他们就会尊敬君主、亲近上级，敬养老人、慈爱幼童，全都懂得并勉励自己行善，自然不会再有奸诈、暴虐、憎恨的习气。然后你在堂上弹奏五弦琴，享受高山流水之间的志趣；一动一静，都安居于仁德、行循义理，和乐融融，共同登上长寿之域。我们这些人在御史府，负责考核政绩、决定黜陟，等你任职三年回来报告政绩。努力前行，不要忘记这些话。

译《灵棋经》序 《灵棋经》这部书，不知道起源于何时何地。有人说〔缺字〕汉武帝命东方朔用它占卜吉凶，没有一次不应验；东方朔的术数就是使用这部书。有人说黄石公把这部书传给了张子房。又有人说，客人叙述淮南王的神秘之书，也就是这部书。大概是好事之徒借助传说、凭借声势抬高身价，以重视自己的术数，难道真是这几位全都亲自作成的吗？虽然如此，我听说它很久了。只是因为它不是经史之书，所以没有留意。到开成末年，我将要前往闽中，听说那里有建溪，溪中石块如斗大，水流湍急。船夫像猿猴一样站立在〔缺字〕高处，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都会流汗战栗，何况我这样懦弱的人呢！因为自己懦弱，便无法自我排解。到了泗水之上，遇到族兄李安，便把害怕的情形告诉他。李安说：“我听说建溪不应当危险到这种程度，大概是传闻者说过了头。正好我有一本卜书，能够解答你的疑惑。”于是请他为我占卜，卦辞说：“上下都安定，心中不生奸邪；挺然无忧，不要相信流言。”李安便笑着说：“果然是流言，不值得相信。”李安随即把书交给我，我于是带着它前往闽地。一路安然无事，便确实相信了这部书。后来又用它决断其他疑惑，没有一件不像亲眼看见一样。唉！世人特别轻视的东西，未必不是至宝；世人极其看重的东西，也未必真是美好。一部书，后来显验而推翻了先前的疑惑，何况其他事情呢！由此可知，士人显达或困穷饥饿，各自都有命数，不能只用一种途径来判断。我看这部书，似乎是有道之人所作。用十二枚棋子分为三组，上、中、下各四枚，一次投掷便形成卦象，然后考察书中的批语，便能完全得到其中的道理。我想，上代表天，中代表人，下代表地，是三才的象征。十二枚棋子都有文字，其辞语如同《周易》的卦辞。棋子排列而形成卦象，所以把它命名为“灵棋”。后来我在福州任职，闲暇日子很多，便搜集数十种版本，参照校勘，去掉错误、保存真实，汇集成这一本。后来的贤者观看它，可以没有疑惑。我在闽地时，因为那里遥远偏僻，离故乡万里，水陆道路绵延遥远，心里常常不安。有一天用这部书占卜，得到“坦坦天衢”的卦，卦辞非常美好，心中便认为它必然应验。离开闽地几天后，忽然有皇帝的诏书降下，召我任御史。这样看来，卦象早已预先决定，不是很神奇吗！时为唐会昌九年秋九月，尚书司门员外郎李远作序。杜宣猷 杜宣猷，开成时任监察御史。咸通年间任宣歙观察使兼御史大夫。懿宗先太后谥议 议说：臣听说庆都生下尧，唐尧的风教因此昌盛；涂山养育启，夏朝的道路因而昌明。坤德既已在国家显现，帝王的基业也将流传久远。何况先太后母仪早已显著，宫中教化自然高尚。梦见太阳彰显吉祥，〔缺字〕天表明宏大的庆瑞。光辉尚未显露时，时机一到便显扬出来。特殊的荣誉不一定在生前实现，丰厚的礼仪一定要在身后举行。详细考察国史，远听历代帝王，从古至今礼制沿革以来，道理始终一贯。恭惟先太后与天地二仪相合而降生，与日月两曜相齐而带来祥瑞。支派流传有弄印之荣，德道符合握图而受命的圣人。温柔明慧初显，慈爱节俭更加光辉。遵循采蘩助祭的礼仪，举行亲蚕之礼。四德的姿态开始显耀，六宫的希望都归于她。穿着洗濯过的衣服自我修饰，抑制华丽奢侈而不穿用。大行皇帝得到她的内助，礼仪冠绝后宫。超过辞却辇车的美德，体现〔缺字〕降临的盛大法则。二何之族难以相比，五鹿之庆还在遥远将来。进用贤才而更加谦恭，辞却进封而不改志向。只有一个儿子，却没有享受他的福分；母仪四海，却没有居于太后的尊位。行为成为楷模，言语写成箴诫。名位和礼器尚未充满椒房，光辉荣华忽然如桂轮亏缺。德行完备而地位尊崇，备有礼物却仍感不足。当海晏河清之日，正逢她升天归汉之朝。所以先帝的遗剑牵动皇帝深厚的感情，新墓道引发宫禁内外的悲痛。于是哀痛环佩之声永绝，感伤诗礼教诲不再听闻。于是诏令近臣歌咏她的明淑，皇帝亲笔增写诗句，用来抒发悲情。岂是八个字所能比拟的，足以同日月三光一样明亮。叹息缠绵凄怆的悲痛，惭愧过去抚存悼亡的辞章。上天的星象照临，哀荣两方面都达到极致；她的后代必将昌大，祸福相依也有所征验。皇上继承光明基业之初，忽然追念母后顾复之恩。于是派遣宫女，并由内臣陪同，恭敬地表达荐享之诚，测量陵寝的规制。确实遵循近代礼制，就在墓兆上筑成陵山。改变马鬣封土的形状，采用鲋隅的形式。玉饰宫室对立，兰殿光彩焕发。想象她仿佛覆身于玉衣之中，〔缺字〕又疑似在金屋中游行。她升仙那天，京城人不再头簪柰花；追尊荣典之时，国风徒然吟咏荇菜。过去处在虞舜妃嫔的行列，如今应当享受文德母后的尊崇。她本来就深具内助之德，又因儿子尊贵而显耀祥庆。秦原上的松柏，佳气长久凝聚；汉代皇后的〔缺字〕，盛大礼仪忽然举行。德道光照前古，品德冠绝后宫。皇帝因赐衣而生睿感，因遗镜而牵动孝思。于是举行翟黻之礼，以慰藉昭灵慈爱的神魂。谨按《易经》说：乾元是善的首长。谥法说：宣慈惠和称为“元”。谥法又说：有光明德行和功劳称为“昭”。臣恭惟先太后在待年未嫁之初，已经显露仁爱美善的法则；成为皇后之后，更加彰显温柔慈和的风范，难道不能称为“宣慈惠和”吗？她辅佐国家昌盛的时代，修明后宫教化，能够生育圣明后嗣，光大开启中兴，难道不能称为“明德有功”吗？请上尊谥为：元昭皇太后。谨此议定。《大祀宜差重臣摄祭奏》臣恭敬地依据开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的敕令：从今以后举行大祠，应当派遣丞相、特进、少保、少傅、尚书、宾客、御史大夫代理祭祀行事。臣以为郊祀、蒸尝，是国家的大典，恭敬执行上天明命，应当派遣重臣。如果不同于此，就是亵渎祭祀。臣看见近来举行大祠，派王府官代理太尉行事，人员地位轻微而官职分散，不足以交接神明，既昧于陛下恭敬洁净的诚意，又阻碍百灵正直降福。事情确有不便，实在应当改更。臣请从今年春季以后，南郊祭祀和太清宫荐献由宰臣行事以外，其余大祠由太尉、司徒、司空代理。请派六部尚书、左右丞、各部侍郎以及三品以上清望官充任。如果中祠、小祠的官员不足，就任用王府官充任。臣的职务是监察祭祀事务，不敢因循旧例。

译郑左丞祭奠梓华府君碑阴记 如今左丞郑公任宣城刺史。他把百姓看作子女，清廉自守，奉公办事。治理政务的根本，是抑制强暴、扶助弱小；在他的裁断之下，邪正分明。那些怀有奸谋的人，如李惟真、康全参，平白挑起战事，逼迫贤能的主帅；他们为躲避灾难逃归朝廷，惶惶然藏身草野。当时，前潮州郡押衙汪▯于、秀才薛复、百姓姚元贞，以及前任郡衙前虞候胡政，接连前来救护，饮食、船桨等都充分备办。又有江神指引道路，顺风送帆，不过两夜便抵达江都。李惟真等不知道大军已迫近，却还设酒宴会集，任意攻掠，凶势极为嚣张。朝廷命当今廷尉温公从雎阳持杖佩剑前来征讨，以顺讨逆，无人敢阻挡锋刃；军令严明肃整，竟没有使一人蒙冤。在西郊城门外筑了两座京观。宣猷过去曾与郑公交游，详细了解他的品行和政绩；二人的清廉正直，是他所佩服的，至于文章学问技艺，则只是他的外在修饰。自（缺）王傅改任太常少卿，几经升迁，备极荣显。如今凤翔司徒相公近来在朝廷任职，仰慕郑公的才能，让他掌管国家财政。正要授给他印信时，郑公坚决固守本志，请求任职六曹。后来又拟议调任刑部，兼任台丞，郑公仍像起初一样坚决推辞。如今仆射相公刚开始登用人才时，推荐郑公代替自己，并编列官印使他一同升迁；郑公也谦退自抑，迟疑退让而自守。听到他的名声，便觉得气焰光耀显赫；看见他的容貌，则见他正直纯洁、和厚宽裕。由此可知，他从前遭遇灾难，正是适逢厄运；如今得到升迁，才显出正道终究胜利。行善的人即使一时困厄，最终必能通达；作恶的人即使暂时得势，最终必然困厄。《礼记》说：“君子安处平易之道以等待天命，小人行走险僻之路以求侥幸。”这难道不是真的吗！宣猷去年三月到任，择日拜谒梓华府君，看见郑公的祭文，记载着当时的事情，原来刻写在屋梁之间。恐怕年代久远后毁坏脱落，于是移刻在坚石上，刻成后树立起来。咸通七年七月十一日，宣歙观察使兼御史大夫杜宣猷记。唐朝请大夫试绛州长史上柱国赵郡李君故夫人京兆杜氏墓志铭 夫人名琼，字琼，原是京兆杜陵人，后来因家居邢州，便成为邢州尧山人。曾祖父知慎，皇朝将仕郎、守冀州南宫县尉；祖父昌运，皇朝守忻州定襄府左果毅、上柱国；父亲西岩，皇朝散大夫、试左武卫长史。夫人是长史的侄女。到了笄年，嫁给李君。她明达正直、清廉贤淑，又有才干能力，洒脱而具有贤者豪杰的操守。李君（缺）随公文调任襄州，夫人也来到汉水之滨。宣猷与夫人的别业相连，因此得以叙论宗族关系。日久月深，感情亲密如至亲。我起初随进士贡士赴试，经过汉水之滨，当时寄居在夫人的乡里住宅。停车之后，徒步和乘车马都像回到自己家中；她展颜相迎，拂（缺），主人礼遇极为优厚。李君贤良厚道，少有俗事，以读儒书自得；家门事务实际上由夫人主持。她恭敬地共同侍奉丈夫，以义理教训儿子，以诚信亲睦亲族，以德行接待下人。恩惠流布，声名彰明，家政焕然一新。只举这些来说，即使贤能的大夫，又怎么能超过她呢！唉！她才智深远宏大，可惜年华不肯暂留；太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在襄州旌孝里私宅去世，享年六十五岁。第二年十月十一日，安葬在襄阳县习池乡西把里。夫人生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长女嫁给太原王仪，次女嫁给扶风马宁。长子德元，次子德章。德元幼年奉行选择良好邻里的教诲，通晓经书考中科第，脱去布衣后任随县县尉。德章也勤勉有为，以《诗》《礼》充实学业，如今哭得泣血、痛苦至极，仿佛没有容身之处。先人远行已有期限，便托我为她铭记德行；我濡笔写下悲痛，也不以才疏学浅为羞。铭文说：杜氏的先祖，与陶唐氏同出一源。遥远的支派流衍不绝，其中多有杰出贤能之人。夫人承继这一传统，美好的典范显著明白。身如朝露般短暂，家门已经关闭于幽冥泉下。王俞 王俞，会昌年间人。汉焦小黄《周易》卦筮叙 大凡处在变化、象数之中的事物，没有什么能逃出《易》的范围。唯独人的真情和伪饰，最难知晓。《系辞》说卜筮崇尚占问，是为了应对忧患、产生思虑。那“山上有火”“明入地中”的卦象，周公、孔子正是由此观察变化。自三代以来，各种说法杂出，分歧越来越多。何况卜筮门类繁杂，几乎像歧路亡羊一样丧失殆尽。即使京房占验奇中，也终究不能免除自身的灾祸。能够自知并知人，才称得上明智通达。因此，隗照向龚使讲授《易》数，焦赣向明君发出警诫。隗照死后，他的占术没有显扬；焦赣明智而哲达，于是留下了他的术数。王俞隐居东部边鄙，早年便处于困蒙状态。有位客人屈驾来到蓬庐，拿焦赣的数轴辞书给我看。我曾读过《汉书》的列传，以及历代名儒的谱系和各家的杂说文章。那些书都说，自孔子把《易》传给商瞿以来，传授者不过十多代；延寿把经书传给孟喜，本来就是同时代的事。正值西汉元、成之间，政事日渐衰败。焦先生于是时而出仕、时而退居，在外以《易》道讲解蒙昧之理，常常凭《易》向梁王进言，终于被郡中察举，诏令补任小黄令。县中隐秘未显的事情，他都能预先知道实情。因政绩尤其优异而得以升迁，不久也死在任所。他所著《大易通变》，总括四千九百六个卦题，事理本来广大包罗，最后归于简约易懂。书中的辞语借用经史，意义又与神灵之旨相合。只是全都简洁精专，所论之事没有不中验的；言辞浅近而意旨深远，容易认识却难以详尽理解。不可轻率地以为它浅陋费辞。后世若有像君山这样的好事者，那么子云的著作就可以流传不朽了！唐圣朝会昌景寅年正月五日撰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五日〕 顾德章 顾德章，会昌六年任太常博士。上中书门下及礼院详议东都太庙修废状

译我恭敬地看到八月六日的敕令，想要修缮东都太庙，命令众人会议此事。当时已经有议状，依照礼制不应再行修建。尚书丞郎以下三十八人都共同署名上状。德章身为礼寺官员，实在忝居职守。正逢圣上严肃虔敬、恭敬奉事之时，又遇相公崇尚古制、贬抑浮华之日；如果使国家祭祀典章违背礼文，岂只是因尸位误职而受责，我私下还担心给清明的当代留下耻辱。因此反复恳切，本来不想说而又不得不说。昨天议论中的异同意见，都可以逐条陈述。有人一是因为有“东都”之名，认为更应建立太庙；二是想崇修庙宇，以等待皇帝巡行。却不知道庙宇不可空虚，神主只有一个才合礼。我谨按贞观九年诏书说：“太原之地，是王业发端之处，事理同于丰、沛，义理等于宛、谯。按照礼制，应当议论建立太庙。”当时秘书监颜师古议论说：“臣考察祭祀典制，遍考礼经，宗庙都在京师，不在京师之外另行设置。从前周朝的丰、镐，实际是迁都之地，于是因事势便利而营建，并不是说在一时之间另行建立宗庙。”太宗采纳了他的奏议，当天便停止此事。由此说来，太原难道没有都城之号吗？但太原当时尚且废弃不用，由此可知东都也不应建立太庙。况且庙室一旦新建，就必须有神主；神主既然已经收藏埋葬，没有神主的庙岂不是空虚吗？这样一来，“因为有都城之名便建立太庙”的说法，不待驳斥就自行破灭了。又按《曾子问》说：“古代军队出征，一定要带着迁庙之主同行吗？”孔子说：“天子巡狩，一定带着迁庙之主同行，装载在斋车上。”这是说必须有所尊奉。如今若取七庙神主同行，就是错误的。皇氏说：“迁庙之主，只是装载新近迁入的一室神主。”未迁入祧庙的神主，没有带着同行的文献。如果只是等待皇帝巡狩，完全可以修建一室；若议论建造九室，也有可以依凭的根据。宗庙是尊贵的事，也是重大的事，最尊最重，怎么能凭可疑的文辞定论？言论如果不合经义，就是擅自议论。近来的敕旨说，凡是议事，都必须逐一依据经典；若经典没有文字依据，可以用史书作证；如果经史都没有依据，就不得任意发言。那么，在东都建立太庙，正是经史都没有依据；如果果真听从臆测之说，岂不是前后相违吗？《尚书》说：“三个人占问，就听从其中两个人的意见。” 参加会议的有四十八人，赞同此议的只有六七人。与“三人取二”的比喻相比，这又何其悬殊啊！尧、舜为帝，至今仍受人称颂，并不是因为有别的法术和奇异智慧，而是因为有贤臣辅佐，能够顺着考察古道。所以尧的《书》说：“若考察古代的帝尧。”孔安国传说：“傅说辅佐殷王，也说过不以古人为师，便不是傅说所闻。”考察古道既然如此，用国家典章验证也如此。要寻求典实，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它。希望一定以正经为根本，稍稍压抑浮泛的议论，遵循皋陶、夔的古道，效法周公、孔子的遗文。这样，天下守持正道的儒者，实在是大幸！其余内容已经列在前一议状中。上中书门下及礼院议东都太庙修废第二状 宗庙的设置，以诚敬为根本。回头考察典礼，如果有两处宗庙，就是不诚。因此若不是因为迁都，就不应另立庙宇。《礼记》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王；在尝、禘、郊、社祭祀中，尊位不能有两个最高者。”又说：“凡是祭祀，已经废止的，没人敢恢复；已经恢复的，没人敢废止。”那么东都太庙已经废弃很久，如果议论增修，便稍稍违背了旧制。为什么呢？圣历、神龙年间，武后才恢复中宗的帝位，中宗把武后的庙改置为太庙，本来只是暂时安定人心，并非长久制度。现在神主既已请求迁出收藏，庙室一旦新建，就必须有神主；神主不能在非时制造，庙寝也不应空置。若说修复它以等待巡狩，只带一位神主同行即可，典册中已有记载，可以详细考察。又有人援引经文中的义理，但其中有些是弟子的话，有些是他人的话。如今“庙不可空”“尊位不能有两个最高者”“非时不能制造神主”“应带一位迁庙之主同行”等说法，都是大圣先祖以及宣尼亲自阐明的，不能与通常的依据同日而语。又如丘明修《春秋》，都以君子来确定褒贬；至于陈国泄冶因忠诚获罪、晋文公以臣召君等几条，又称为君子，将要评定得失，尤其是由宣尼裁断。

译《左传》说：“对于危险疑难的道理，必须用圣人的言论来说明。” 有人认为东都不同于其他都城，既有坛社、宫阙，想要酌情修葺，似乎也没有妨碍。这是根据心意权衡，并不能说有经典依据。但遍考古今，并没有坛社和宗庙同时设置的证据。拿这个作为理由，实在令人不安。我谨上考殷、周，下考旧事，除因迁都之外，没有另立宗庙的文献。东都神主议 礼制虽然顺应人情、承受天命，但关键在于恰到好处。如果超过礼制而追求繁多，反而会损害诚敬。我考察神龙年间，天命已有归属，便把武氏宗庙迁到长安，就在原地设置太庙。一直到天宝初年，仍然不是因为建都而设置。有人议论说：中宗在东都建立宗庙，并不违背旧典。考察他的本意，难道不是错误的吗？又有人说：东都太庙直到睿宗、玄宗时仍然奉祀而不改变，大概是因为曾经尊奉过，不敢轻易废弃。现在它已经废弃很久，仍应遵循“已废不得恢复”的礼典。又有人说：即使贞观初年草创之时无暇顾及，怎么能说这件事不是开元年间的制度？谨按《定开元六典》的敕令说：“在听政之余，综合考察古今，以《周官》为法，编成唐朝典章。考察其始末，仿佛千年浓缩于一朝。《春秋》所说，是考察古制的方法，实行起来可以长久。”难道不是这样吗！当时东都太庙仍然存在，《六典》叙述两都宫阙时，西都具列太庙的位置，东都却有庙而不加记载。这足以说明它只是当时的权宜设置，又怎么能说是开元制度呢！而且三代礼乐，没有比周代更盛的。昨天议论时，大小事情都说要取法周代；周朝迁都便建立宗庙，如今建立宗庙却不因迁都，为什么只赞美周制而不能效法它呢？又有人说：建国时设置神位，右边是社稷，左边是宗庙；君子将要营建宫室，首先要建宗庙。谨按《六典》，永昌年间，武则天把东都改为神都，后来逐渐增建宫室，百官于是齐备。如今的官署百司，正是武氏改易国命时所营建的。上都已经建国并建立宗庙，不应援引这句话。又有人说：东都洛阳祭祀孝宣等五帝，长安祭祀孝、成、平三帝。若以此作为设置宗庙的例子，那就大错了。当时汉朝两处都有宗庙，所祭祀的皇帝各不相同；如今东都建庙、制作神主，却与上都相同。笼统地这样论说，错误尤其严重。又有人说：如今如果东洛恢复太庙，有关官员同日在两都陪祭，以此作为两庙并立的理由，实在令人不解。谨按天宝三载诏书说：“近来四时在太庙举行祭祀，两京同日举行；从今以后，两京各自另择日期。”这已载入祭祀典制，可以详细查考。况且建立宗庙、制造神主，是为了祭祀神灵；却说可以存在而不祭祀，这出自哪部经典？七庙、五庙都不允许空缺神主，却想建立空庙，有什么典制依据？前面所说庙貌如旧，是指建中年间已有的情形，把它当作国家先祖之庙；前面所说非时不能制造神主，是说已有神主时，不得在非时制造。至于江左至德年间，神主全部散亡，不能拘泥于通常的成例。有人说：废弃的神主埋在太微宫中。谨按天宝二年敕令说：“古代制定礼制，祭祀在天将明时举行，意义兼有崇尚幽静之意，实情则因神灵已经去世。我们的圣祖澹然常在，是道的宗主；既然不同于有终尽期限的事物，就应当按照奉事生者的礼节。从今以后，每到圣祖宫举行昭告，应改用卯时。”如今想把神主埋在宫中，正与这一敕令完全违背。又有人说：神主不应埋葬，应当收藏在夹室。谨按前代收藏神主，颇有不同。至于夹室的礼仪用途，是为了依照昭穆次序。如今宗庙神主都不合礼制，便没有举行▯、▯祭祀的文书依据。又有人说：君子将要营建宫室，以宗庙为先；既然建国、营建宫室，宗庙就必定要设置。东都既然已有宫室，太庙也不应不营建。总的来说，这个道理似乎更有力。然而西周、东汉都称为两都，各自有宗庙的证据，经典史书记载得很明白。又可以深入思考扬扌▯之事。《诗经》说：“绳墨若直，缩束木板以承载，建造庙宇庄严整齐。”《大雅·緜》说的是丰地宗庙的营建。又说：“肃穆清静的宗庙啊，恭敬和美的显贵辅臣，洛邑已经建成，以此承继文王的祭祀。”这是《诗经》说洛邑的宗庙。《尚书》说：“成王到达洛邑后，在岁首祭祀；文王用牛一头，武王用牛一头。”又说：“在太室举行灌祭。康王又居于丰地，命令毕公保治东郊。”难道会有无庙却可以举行蒸祭、不是都城却设置保治东郊之官吗？这说明《尚书》所说的是东西两处宗庙。到了后汉卜定洛阳，西京的宗庙也仍然存在。建武二年，在洛阳建立宗庙，而成帝、哀帝、平帝在西京祭祀。建武十八年，皇帝亲临长安举行▯礼。当时五室列在洛都，三帝留在京师宗庙；皇帝巡幸的年份，正与合食的日期相遇。不带斋车，又怎么能完成这种礼仪呢？由此可知，两处宗庙是周人的成法；带着神主同行，是汉家的通制。有人认为空置一处都城的宗庙不可行，便援引七庙不得空缺神主的文句。《礼记》说的是一座都城的宗庙，室中不能空缺神主，并不是说两都各有宗庙时也不可空置其中一处。联系出征时的言辞来看，更能说明带神主同行的意思。因具体事情而论，道理实相贯通，不像诗人可以截取篇章的一部分来取义。古人寻求神灵所在的方式不止一种，但奉事神灵的用心没有两样。因此废弃桑木神主，重新制作栗木神主；既然已经埋葬这件事，就已经明确说明神主只有一个。又有人援引《左氏传》关于筑城的凡例，说有宗庙和先君神主的地方称为“都”，并以此提出建立神主的说法。考察鲁庄公二十八年冬天筑▯之事，《左传》为“筑”字发凡例，《谷梁传》讥刺它援用薮泽的成例，《公羊传》则说它有避开凶年建造城邑的嫌疑。三传说法不同，左氏的说法最有缺失。为什么呢？春秋二百年间，鲁国总共筑城二十四邑，只有▯一邑称“筑”，其余二十二邑都称“城”，难道它们全都有宗庙和先君神主吗？把这件事作为建立神主的端绪，也不是通行的论断。

译又有人说：废弃神主的埋葬，为什么要在太微宫中？关于收藏地点应当舍弃旧处而依从新处，前面已经列举过了。考察埋葬神主的地点有三种：有的在北窗之下，有的在西阶之间，这些都是宗庙中的事。至于不应建立的神主，只按其本来应埋葬的方式处理。神主若埋在本应建立的宗庙中，便不是这样了。就所在地而言，太微宫收藏神主的地方，与汉代的寝园没有不同。历代以来，建立一处都城的多，建立两处都城的少。如今国家尊崇东西两都的宫室，极其重视奉祀典制，却对各自建庙有所疑虑；若以建都的旧事互相考订，周、汉就是先例。如今详细考察所援引的事例，追究其年代，大多都是只有一都的时候，怎么可以拿来比拟议论呢？又有谁敢在其中妄加取舍呢？详细考察经书的旨意，古人谋划寝宫，必定以宗庙为极要，从没有设置寝宫却不建立宗庙的。国家承袭隋氏的弊病，草创之初无暇顾及，后来虽在垂拱年间营建，但事情已有相合之处。此后在干戈平息、文物完备的朝代，历经十一位圣主，都没有议论废除它，难道不是因为事情虽然起于一时，但宗庙有应当建立的道理，不能一一更革吗？如今东都的制度，上至宫殿楼观，下至百官衙署，与西京没有不同，皇帝车驾也会到来。即使卑贱的役夫，也必定归于应当安置他的地方；难道先帝的神主唯独没有安顿之处吗？如今虞主尚且埋葬，废弃的神主也应当如此。有人援引马融、李舟二人的说法，认为寝宫并立没有妨碍，宗庙暂时空置也不妨。这样一来，难道马融、李舟竟然可以成为宣尼的法则吗？以此来比拟议论，违背适当之处就太深了。又有人说，凡是城邑中有宗庙和先君神主的称为“都”，没有的称为“邑”；邑称“筑”，都称“城”。谨按《春秋》二百四十年间，只有▯一邑称“筑”，至于筑郎、费等城，各有各的原因，有的是为了防御他国，有的是为了自我巩固。若说它们全都拥有宗庙，实在极不合理。又有人说，圣主有恢复古制的功劳，简册有考订文字的美德；五帝乐制不同，三王礼制不同，应该随着时代制定法度，因事情而制定适宜的制度。这属于有作为的改制作法，不是有关官员自行办理的事。如果是有司的职分，只应逐一依据经典；若要改变礼制、顺应时代，就必须等待明确诏令。所有不应修建的证据，大略有七条：宗庙神主应当迁移，这是第一条；已经废止而不得恢复，这是第二条；宗庙不可空置，这是第三条；非时不得制造神主，这是第四条；应当带着迁庙神主同行，这是第五条；尊位不能有两个最高者，这是第六条；《六典》没有记载，这是第七条。我谨按文王迁至丰地便建立宗庙，武王迁至镐地便建立宗庙，成王迁至洛邑便建立宗庙。如今东都不因迁都而想建立宗庙，这是违背因迁都而立庙的原则。谨按《礼记》说：“凡是祭祀，已经废止的，没人敢恢复；已经恢复的，没人敢废止。”如今东都太庙已废弃八朝，却没有人果断建立它，这是违背已废不得恢复。谨按《礼记》说：“七庙、五庙之中，不得有空缺神主。”如今想建立空庙，这是违背宗庙不可空置。谨按《左传》：丁丑日制作僖公神主，《春秋》记载此事，是说它不合时令。《礼记》又说：“超过时限而不祭祀，是合乎礼的。”合礼的祭祀超过时限尚且废止，不合礼的神主可以制作吗？如今想在非时制作神主，这是违背非时不得制作神主。谨按《曾子问》：“古代军队出征时，是带着迁庙神主同行吗？”孔子说：“天子巡狩，一定带着迁庙神主同行，装载在斋车上。” 如今若取七庙的神主同行，就是错误的。皇氏说：“迁庙神主，是带着迁入其中一室的神主。”如今想带着各庙神主同行，这是违背带迁庙神主同行的原则。谨按《礼记》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王；举行尝、禘、郊、社祭祀，尊位不能有两个最高者。”如今想在两都建立宗庙、制作神主，这是违背尊位不能有两个最高者。谨按《六典》叙述两都宫阙和宗庙时，当时东都已有宗庙，却没有记载，这是违背《六典》不记载。遍考经书史传，全都说明不应修建。再说武德、贞观年间，正是制定法度、垂示规范的时代，文物制度极为完备，儒学贤士也全部汇集；如果确实可以修建，当时不应完全没有议论涉及。记载说：“乐由天所作，礼依地而制。天的本体是运动的，地的本体是静止的。”这说明音乐可以创作，礼制却难以改变。伏望陛下以至诚明德承载万物，以庄严恭敬之心治理天下。陛下对祖宗的孝心正切，对事情便应当追求根本。请再次命令群臣集议，使他们确定其中正确的意见。臣身居职掌此事的职位，岂敢不分条陈述。郑路 郑路，会昌六年任太常博士，后来任吏部员外郎、司封郎中。东都神主奏 东都太微宫有神主二十座，去年二月二十九日，礼院已经分析上奏完毕。恭奉本月七日敕令，认为此礼极其重大，必须遵循典章旧制，应该命礼官、学官共同议论后上奏。臣如今与学官等详细议论完毕，谨将分析意见列于下方。献祖宣皇帝、宣庄皇后，懿祖光皇帝、光懿皇后，文德皇后，高宗天皇大帝，则天皇后，中宗大圣大昭孝皇帝，和思皇后，昭成皇后，孝敬皇帝，孝敬哀皇后，这前十二座神主，亲属关系已经尽了，应当交替毁去，迁入各太庙，附祭于兴圣庙，在举行▯、▯祭祀的年份再祭祀一次。东都没有兴圣庙可以附祭，伏请暂且权宜收藏在太庙夹室。另有未题写谥号的神主十四座，这些神主既然没有题号的文书，便难以举行祝告之礼。如今臣与礼官等商议，伏请在告知迁移的日子，只埋葬在原太微宫内室空闲之地。恭敬地斟酌事情和道理，希望大体符合权宜处理。顾陶 顾陶，会昌四年中进士。大中年间任校书郎。

译《唐诗类选》序 从前乐官采集诗歌，陈奏给国君，是为了考察风俗的邪正，审察王道教化的兴衰；即使樵夫的意见也能上达，政治治乱尚在萌芽时便可先行觉察。诗的意义，实在广大而深远。自宗周开始，下至汉、魏，没有不是借政治来讽谏劝喻、联系国家盛衰的。作诗的人有触犯而不隐讳，听诗的人感到忧惧而以此鉴戒。难道只是同风月一起嬉笑，取得流俗的欢娱罢了！晋、宋诗人没有失去雅正，直言不避忌讳，很是遵循汉、魏的风气。到了齐、梁、陈、隋，德行和国运浅薄，不能对政事激切进言，都以浮艳相互夸耀，风雅之道大为改变；不随流俗的人很少，这正是所谓“亡国之音悲哀而多思”，王者的恩泽枯竭，诗也就不再产生。吴国公子听辨五音而知道国家的兴衰，并不是虚妄荒谬之说。本朝以来，人们多能返本复古，德泽广泛施行。诗歌作者接连出现，于是杜、李杰出地生于当时，群才都不能与他们并列。其次有昌龄、伯玉、云卿、千运、应物、益、适、建、况、鹄、当、光羲、郊、愈、籍等十多人，在衰颓的诗风中卓然挺立。他们得到苏武、李陵、刘桢、谢灵运的风骨，又多为清正的德行所讽诵观览，因而能够抑制退却浮伪流艳的辞藻，是应当的。后来有律诗体制，崇尚清新工巧，以切合的语句相对为工，以避免声律毛病为能手；其中有沈、宋、燕公、九龄、严、刘、钱、孟、司空曙、李端、二皇甫这一类人，人数很多，都精妙于新声韵，名声传播于当时，也可以说是守持章句规范、不失正道的人。然而万物没有样样都精工的，若想篇篇诗歌都超过千首，全部成为绝唱，怎么可能呢？虽然前代贤人编纂收录的不少，殊途同归，如《英灵集》《间气集》以及《正声》《南薰》之类，在明朗的光照之下，仍很少有遗珠。可是取舍之时，难道能一点错误也没有吗？从来没有遍游各家诗坛便能把精华全部汇集，编成篇卷便完全没有瑕疵的。诗歌流派中，言及这些的很多，哪里只是因为懂得鉴别的人少、选择的人多，实在是由于诗体和文辞不一，爱憎各有不同；如果不是通达而有鉴识，怎么能尽取其中的优长呢？因此我把各家诗集全都阅读，又不凭托人情和势力，只以雅正直率、格外出色的作品编成此书。有的声调流传于乐府，有的句子流传在人口，虽然没有文献记录，但确实切中时弊；我便考究其姓氏家世，不使它们失传。有的风韵特别突出，讥刺和兴寄深远，虽然已经收在别集，仍有被湮没而未传到的，便再次搜取。或许有的辞语近于郑、卫之音，或有的声调涉及巴、俞▯，只要不损害六义的根本，怎么能排斥它们呢？积年累月，书箱装满，搜求奇篇大略穷尽，最终仍遗憾见闻不够广，担心选择未必公允。自唐朝开始，直到近来去世的人，共选一千二百三十二首，分为二十卷，命名为《唐诗类选》。篇名按照兴旨归类，分别编成类别并使条理贯通，不以作者名位高低、年代远近为取舍标准。骚体、雅正、绮丽等各有区别，足以供人观赏；即使不辞披阅筛选的劳苦，也要使作品赶上文明昌盛的时代。时在大中景子年。

译《唐诗类选》后序 我编选《类选》三十年，精神思虑已经耗尽，不知不觉老年将至。如今大纲已经确定，编成一家之言，希望趁我还活着完成它，以免辜负平日的心愿。像元相国稹、白尚书居易，名声在一时独盛，天下称为“元白”，学者一同推崇，称作“元和诗”。他们的家集浩大，无法随意删取，今天完全没有选入，大概是想稍存一点志趣。此书不足之处在于删定之初，相国令狐、楚李凉公逢吉、李淮海绅、刘宾客禹锡、杨茂卿、卢仝、沈亚之、刘猛、李涉、李ギ、陆畅、章孝标、陈罕等十多位公的诗还流传于世；等到他们逐渐去世，文集还没有刊行，即使从别人那里得到一篇一咏，也没有来得及收入。偏僻远地的孤独儒生，有志向却难以完成，我只能粗略按照所见收取，不能逐一详论。最终惭愧能力赶不上心愿，希望不是耳目见闻造成的过失。近来杜舍人牧、许鄂州浑，以及张▯、赵嘏、顾非熊几位，都有诗句流传人口。他们去世才两三年，正集也还没有得到其绝笔之作；若有所收获，另编成卷轴，附在二十卷之外，希望不留下遗憾。如果一定要等见到完整的文集，编选必然不能成功；如果只是泛泛收取传闻，篇章又得不到精美之作。以上作品都没有采录，大概就是前序所说最终遗憾见闻不遍的情况。只有歙州敬方才力周全完备，在兴寄和比喻之间，独自接近前代诗人。他去世虽近，家集已经编成三百首，其中只录入律诗八篇。虽然前后时代相接，有时也怕议论太多，但典范仍然存在，不敢远远弃置；这也是前面所说担心选择不公的例子。唉！我年届七十四岁，一个名声已经成就，一项官职也已经放弃，不惧怕权势逼迫，不因利益而迁移。能够以《类选》为我作序来了解我的人，是上天。取舍的原则二十条都记载在这里，所以题写在后面。杨收 杨收字藏之，同州冯翊人。开成末年中进士。懿宗朝授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升任门下侍郎、刑部尚书，进为右仆射，封晋阳县男。咸通八年罢职，任宣歙观察使，贬为端州司马，不久削去官籍，流放到▯州。赐令自尽。三年后，诏令洗雪他的罪名。与安氵兑论乐意 古代的乐制已经亡失很久了！上古祭祀天地、宗庙，都不用商声。周人歌奏大吕，舞《云门》，用来等待天神；歌奏太蔟，舞《咸池》，用来等待地神。大吕、黄钟相合，是阳声的开端；而《云门》是黄帝的乐舞，《咸池》是尧的乐舞，因此不敢使用黄钟，而用次于它的太蔟。然而祭天时，以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祭地时，以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始终不用商声和二个少声，大概是因为商声刚劲，而二少声低下，所以取其端正，裁减其繁杂。汉代祭天使用商声，宗庙却不用，说是鬼神畏惧商声刚劲。西京诸儒被圜钟、函钟的说法迷惑，所以汉朝受命以来郊祀、宗庙的乐调，只使用黄钟一均。章帝时，太常丞鲍业开始旋转十二宫。旋宫以七声为一均，均就是韵；古代没有“韵”字，仍可说是一韵之声。开始以某律为宫、某律为商、某律为角、某律为徵、某律为羽、某律为少宫、某律为少徵，也称为变、比。一均完成，五声便以此调节组合，这就是旋宫。乞贷弟严死罪疏 臣是田野之中的低微才能，错误地承受了任用；内心有愧，不能报效国家，罪过累积大到遮天。如今特意依据朝廷法令，请求赐臣显明的死刑。臣实在悲痛、感激，叩头认罪！臣出身寒门，身旁没有势力援助。幸逢太平时运，屡次玷污清贵资历；圣上曲加奖擢，于是冒受重任。对上不能竭尽臣节，以报答恩宠光荣；对下不能避开祸根，以保全贤俊。苟且尸位素餐，屡经年月，果然到了圣朝也难以宽赦的典法。臣确知一死尚不足以补偿深重罪愆，本不应把死后黄泉之言上达天听。伏望陛下怜悯臣的愚蠢，稍缓雷霆之威。臣近来蒙受擢升，位居台衡，不敢让弟弟严留守官阙之下；不久又蒙圣恩，命他出刺浙东。所有罪过，都是臣自己承担的。伏请圣上慈悲，宽免弟严一条微命。臣的亲属都年幼，又没有近亲，只有弟弟严才力疲弱，家族所依靠的只有他一人。让活着和死去的人都得到曲全，全在陛下广大如天的覆护之下。臣怀着魂魄盼望恩典的至诚，实在无以任受！卷七百六十六 魏▯ 魏▯字申之，是司空魏徵的五世孙。考中进士。文宗读《贞观政要》，思念魏徵的贤能，下诏访求他的后代。杨汝士推荐了他。多次升迁，任宏文馆直学士。武宗朝贬为信州长史。宣宗即位，授任御史中丞，进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大中十年，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召回后授任吏部尚书，检校尚书右仆射、太子少保。去世时六十六岁，追赠司徒。请不取注记奏 臣以为古代设置这一职务，是要作为圣王的鉴戒。陛下只管行善，不要希望臣不把事情记载下来。如果陛下所行有错误，臣不记载，天下人也都会记载。臣把陛下看作太宗文皇帝，恳请陛下允许臣比照褚遂良担任此职。请令判官推劾诉事奏 各道州府的百姓到御史台申诉事情，多数派御史推问查劾。臣担心这样会烦劳州县，先请求派度支、户部、盐铁院中带有宪衔的官员负责推问查劾。三司使又分别申称，院官人数不多，按例专门掌管院务，考核政绩尚且不能办好。如今各道观察使幕府中的判官，少的也不下五六人，请从其中选带有宪衔的人，委任他们推问查劾。如果屡次推问有功，能够为冤屈滞塞者昭雪，御史台一旦有官缺，便令其上奏任用。谏纳李孝本女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