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百八十六

译卢奕刚强坚毅而忠诚，正直方正而清廉，精心办理政务，所任之处都有可记述的政绩。天宝十四载，洛阳陷落，当时东京人士狼狈逃窜，像鹿受惊一样。猛虎磨牙争夺他们的血肉，居官任职的人都只想保全性命、保住妻子儿女。有的人先策马疾驰，争着逃出羿的箭靶；有的人不以苟且偷生为耻，甘愿饮盗泉之水。只有卢奕端正自身、坚守职位，履行义节而不离去，以死保全节操，发誓不使自身受辱。形势窘迫、力量耗尽后，他仍穿着朝服接受拘捕，依旧慷慨激愤，数说贼人的凶残罪行。旁观者都吓得双腿发抖，卢奕却面不改色，向西辞别君主，然后接受杀害。即使是古代的烈士，也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有人说：“洛阳的存亡，掌兵的人才真正负有责任，不是执掌法令的官吏所能抵抗的。军队失败、将领逃奔，离去也是可以的。把自己交给仇敌，死了又能怨谁呢？”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对：勇者应当抵御，忠臣应当守卫，既然一定要保卫社稷，就应当以生死来承担。危急时离去，只是以智谋求得免死，对忠诚又有什么关系？荀息在晋国舍身而死，是因为不肯食言；仲由在卫国系好帽带而死，是因为不逃避灾难。元冥勤勉履行职务而死于洪水，是守住职位而忘却自身；伯姬等待保姆到来而死于火灾，是把礼义置于自身性命之前。这四个人死的那天，对事情都没有实际补益，难道他们是喜爱死亡、故意招致灾祸吗？他们认为死亡轻于义，所以履行义而舍弃生命。古人记载这些事，是为了使侍奉君主的人受到劝勉。既然如此，安禄山之乱比里克、孔悝之乱更大；廉察之职，比元冥所任的官职更为紧要。在这种局势下，能够和执掌武器的人共同尽力，挽救局势而不使它陷落，推动局势而不使它退却，难道不正是因为军队可以失败，义却不能苟且；身体可以被杀，节操却不能被夺吗？所以在白刃之下保全自己的操守，怎么能和那些贪图安逸、苟且偷生的人同日而语呢？谨按谥法，谋划国家而忘却自身叫“贞”，执守德行、尊崇事业叫“烈”。卢奕在战事中执掌法令，立志保卫王室，可以说是谋划国家了。国家危急而不能挽救，便以死亡继之，可以说是忘却自身了。他历任十一种官职，说话必定正直，办事必定果断，清廉节操始终不屈，离任时仿佛刚刚到任，可以说是执守德行了。此前黄门以正直之道辅佐时政，卢奕又以忠贞纯正继承了他，可以说是尊崇事业了。请定谥为“贞烈”。谨此议定。○故左武卫大将军持节陇右节度经略大使兼鸿胪卿御史中丞赠凉州都督太原郡开国公郭知运谥议 郭知运勇猛有谋略，善于用兵，从行伍中崛起，成为唐朝的上将。当时唐朝兴盛已有一百多年，天下富足，太仓储粮足够二十年。元宗沿用汉武帝的旧例，正专心致力于开拓疆土。郭知运恰逢这个时机，于是凭借天子的威势，奋发施展才力，敢于同敌虏交战。因此能够击破默啜可汗，使北庭安定；击败吐蕃，诛杀康待宾，陇山以西的烽火于是平息。他慰劳、荐举部下吏士，任用必定根据才干，往往破格提拔，功绩显著。王君奂以果敢勇猛接替他承担镇守边疆的重任，牛仙客由将领入为宰相，以清廉能干、诚信谨慎著称，这又体现了郭知运善于奖励和提拔人才的明察。当时评论者说郭知运与郭虔[字疑]、王睃、薛讷并为中兴名将，直到今天陇上将士还思念他，有人在旧城修建祠宇，在遗留的营垒旁祭祀他。上元年间，肃宗加太公望“武成王”的称号，郭知运列于配享的位置。既然他的功勋事业如此，应当有一个美好的称号来替代他的名字。谨按谥法，制服叛乱、安抚远方叫“威”。《易》说：“其孕育之势，威严显著。”《系辞》说：“弓箭的威力，可以用来威服天下。”《虞书》说：“用威严来督正他们。”《左传》说：“没有威严，也没有怀柔，凭什么显示德行呢？” 可见“威”是圣人用来辅助仁义、成就天下的手段，把它施用于谥号，可以表彰将帅的德行。请定郭知运的谥号为“威”。谨此议定。○[题首字疑]太常停谥陇右节度使郭知运议 礼制以合乎时宜为大，其次是顺应情势。将要下葬时更改名号，是合乎时宜；因有事故而缺失礼仪，后来追补请谥，是顺应情势。假如诸侯应在死后五月下葬，鲁惠公去世时正遇宋军入侵，到隐公元年十月才改葬，也没有因为超过时限而废弃礼制。又如公叔戌请求谥号，恰好是在下葬之前。谨按礼经，从未说已经下葬就不可以追谥。何况帝王与臣下道路不同，不能互相沿袭。新礼规定死者必有谥号，并没有说日期和月份有所限制。现在请求更改名号的五家，无一不是下葬以后：苗太师已经一年，吕[字疑]已经四年，卢奕已经五年，颜杲卿已经八年，都承受[乱码]龙的恩荣，没有人提出异议。唯独郭知运因为他的儿子遭遇不幸，便因超过时日而受到压制。假如一定要以已经下葬或尚未下葬作为界限，那么八年、五年、四年不过是迟早相同，为什么却有不同的取舍制度？这恐怕不可以吧？议论说：“父亲死后，儿子突然显贵，不能替父亲制作谥号。”这话是说父亲没有官位，而儿子却居高官，不应当把自己的显贵加在父亲身上以增添荣耀。礼制不是说过吗？父亲是士，儿子是大夫，下葬时便按士的礼制。”至于郭知运，身负镇守一方的重任，位列九卿，功勋显赫、声名崇高，与卫青、霍去病相当，临终饰终的礼制应当比其他将领高一等，难道还要依靠嗣子的身份，然后才能制作谥号吗？如今那些专任征伐的将领，即使遇到风[缺字]也能被封为侯王，他们祖父的爵位和郭知运相比，能有几个相同？为什么却把名器看得像草芥一样，因而害怕授予？因此而损害礼制，我私下认为近于诬妄。乾元以来，屡次有诏书追赠百官的祖父和父亲，内外文武百官的先人全都蒙受恩赐。有的声名已经久远湮没，有的坟墓上的树木已经合抱；在九泉之下接受显赫名号和尊贵官位的，多到以万计，从未以死亡时间的远近为限制。赠官和赠谥是一回事：赠官是一时的恩宠，谥号却是不可改易的法令。如今因为年代久远而废止改名，便是王恩遍及天下，却唯独隔绝一人。当开元二年，吐蕃以全国军队攻入五原边塞，击柝之声远传咸雍，郭知运与郭虔[字疑]讨伐并平定了他们，以此彰显王室威势。当时如果稍微没有郭知运，那么陇山以西的地方就会害怕沦为左衽之地。如今朝廷正任命将帅，征讨不服从者、讨伐不朝廷者，应当加以恩宠，来劝勉掌握兵权的人，怎么可以因为下葬已久而废弃大典？何况谥法本来就是考察一个人的言语、行为和事业的是非正邪，必须用一个字褒扬或贬斥他，使活着的人听到美谥便仰慕，看到恶谥便恐惧，不必等待赏罚，而贤者与不肖者都受到劝勉。这样一个谥字，比三千种刑罚更有价值；它本来不是专门给死者子孙作为哀荣和宠赠的工具。假使郭知运没有儿子，而且从未建立功勋，只要官位达到上将，谥号也不能废止。难道能因为他儿子的存亡，来决定是否可以请求谥号吗？我私下考察典籍，查验旧章，请求按照前面的议论办理改名之礼。谨此议定。

译○故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吕[字疑]谥议 吕[字疑]任职从政，聪敏严肃而办事利落，能够凭借才智修饰吏治。至德年间，他与三司一同审理重大案件，独自援引法律条文，附会经义为之平反，当时最终采用了中等刑罚，吕[字疑]参与了这一议论。他在御史台任职时谨慎拘谨，虽然没有舍己奉公的能力，但能够审定法度，谨守而不失。他任荆州长官时，一年便有成效，号令明确完备，赋税征收公平统一，万物各有制度，事务各有条理。他大体以威严和信用为主，杀陈希昂，查办申太芝的奸罪，于是三楚之人都心悦诚服，他的功劳很大。自至德以来，承受朝廷推毂和授任方面重镇的有几十人，但能像吕[字疑]这样将领不骄纵、最终不败坏，政事修明、人民和顺的，实在很少。难道不是因为人心离散已久，而兵乱尚未平息；从浊流中汲水，难以等待清澈；整理纷乱的丝线，难以立即建立功劳吗？吕[字疑]处于这样的时势，能够用慈惠改变百姓的疾苦，又训练三军如同手臂听从手指，辖境内没有拔葵食棘的盗贼，而楚地百姓直到今天还歌颂他。这种才略，一定有过人之处，即使想不表彰他，难道可以吗？按谥法，威严和德行都能成就叫“肃”；禁止暴乱是威，爱护人民是德。考察礼制，议定名号，拟定与他的事迹相称的谥号，请定为“肃”。谨此议定。○[题首字疑]太常拟故相国江陵尹谥议 吕[字疑]担任宰相的时间很短，当时正值肃宗亲自处理万机和各项政务，群臣畏惧威势，只是奉行职务而已；即使他在朝廷上有所谋划，也没有人能够知道。等到他治理荆门时，施行仁政全在于自身，他的谋略显现在政事中，他的恩惠施加于万物，他的风俗歌谣保存在人民心中，所以能够加以称述。议定谥号时，怎敢不避开存疑之处，而只记录最为显著的事迹？这正是有关官署的职责。他审理诏狱一事，在尚未执掌政权以前已经详细议论过了，怎敢劳烦再次申告？至于举荐贤能，使他们担当重任，既类似温室中的树木，又不是行状所记载的内容。孔子说：“君子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大概就暂且空缺吧。”所以不予记载。如今奉行符令，必须使用两个字，而且要以“忠”配“肃”。谨按旧日仪制，凡死者的旧属吏，都可以凭行状向尚书省请求谥号；考察品行、确定谥号，则由有关官署负责，朝廷辨明是否可行，应当交给众人议论。如今[题首字疑]议撰写谥号异同的说法，却把这件事专交给旧属吏办理，恐怕会扰乱厨师与尸祝各司其职的区分，违背公器不可私用的戒律，也不合唐虞时代众人共同议定、上天赐予谥号的原则。从前周道衰微，孔子作《春秋》来约束当代，乱臣贼子因此恐惧。谥法也是《春秋》含蓄深远的旨意，在于惩罚恶人、劝勉善人，不在于哀悼或荣耀；在于评议善恶，不在于字数多少。周文王征伐崇国，周公杀三监、诛灭淮夷，晋文公重耳一战而使诸侯称霸，武功十分盛大，但他们都谥为“文”。凭借冀缺恭敬的德行来处理政事，甯俞忠于本国，随会能够接受劝谏而不忘老师、谋求自身而不失朋友，他们的文德难道不优美吗？但都谥为“武”。由此可知，史书的笔法一定称述大的方面而略去小的方面，所以说“武”便不说“文”，说“文”便不说“武”。三代以后，质朴散失、礼制败坏，于是才有两个字的谥号。两个字的谥号并非古制，它起源于衰周，施行到战国诸君。汉朝兴起后，萧何、张良、霍去病、霍光，都凭文武大略辅佐汉朝达到太平，他们的事业各不相同，人们认为一个名号不足以记述他们的善行，于是才有文终、文成、景桓、宣成等谥号。虽然大大亵渎了礼制，但仍然没有埋没人才。唐朝兴起，兼用周、汉制度，认为魏徵以王道辅佐时政，接近于“文”；极力直谏，爱护君主而忘却自身，接近于“贞”。两种德行都很优长，废去其中一种便无法完整表述，所以称为“文贞公”。认为萧[字疑]端正刚直、鲠直明亮，接近于“贞”；但性情多疑而有二心，接近于“褊”。说他褊狭，便会损失他的正直强谏；称他贞正，便遗漏他的吝狭，不能用一个字命名，所以称为“贞褊公”。其余各种情况类推，大体都依照这个原则，都是有原因才这样做的。如果事迹没有不同方向，所作所为始终一贯，就只用一个字来称述。因此杜如晦谥“成”，封德彝谥“明”，王[字疑]谥“懿”，陈叔达谥“忠”，温彦博谥“恭”，岑文本谥“宪”，韦巨源谥“昭”，唐休[字疑]谥“忠”，魏知古谥“忠”，崔日用谥“昭”，这一类无法全部列举。这些人都是当时功名显赫、位居宰相的人，谥号不过一个字，从未听说他们的子孙或属吏因字数少而认为受了委屈。由此说来，两个字不一定是褒扬，一个字也不一定是贬斥。假如褒贬果真取决于字数，那么尧、舜、禹、汤、文、武、成、康，反而不如周威烈王、慎靓王；齐桓公、晋文公，反而不如赵武灵王、魏安[字疑]、秦庄襄王、楚考烈王。杜如晦、王[字疑]以下，谥成、懿、宪等，也不如萧[字疑]的贞褊。历来考察古代训诫以及贞观以来的制度，似乎都不是这样。如今奉行的议论说：“国家旧例，宰相的谥号一定要用两个字。”不知道这条规定出自什么制度？谨请详细说明，作为依据。至于“忠”，是臣子侍奉君主的常道。只要在职位上安靖恭敬，谁不是忠臣？如果没有特别显著的不同，就不必把它作为谥号。至于审理案件、宽缓死刑，任用贤能、举荐善人，都是美好的德行。然而“肃”是威德能够成就的名号，也足以表彰这些方面。《月令》说：“时令到了孟秋，天地开始肃杀。”《诗经》说：“为什么不肃穆和谐？”又说：“肃肃的王命，由仲山甫来执行。”肃有严正、敬慎之意，是忠的一类。天地不肃，年成就不能成熟；宗庙不肃，礼制就无法建立；军队不肃，人民就不会服从，“肃”的时宜和意义太重大了！至于吕[字疑]从政，威严可以防止邪恶，德行可以救济众人，所以用“肃”来更改他的名号，而“忠”已经包含其中了。这也像随会、甯俞不称“文”，难道一定要因此再加重一个字，才算美好吗？魏晋以来，凭贾诩的谋略、贾逵的忠勇、张既的政绩才干、程昱的智勇、顾雍的缜密持重、王浑的器量、刘[字疑]的鉴识裁断、庾翼的志向谋略，这八位君子与东平相比较，也没有可惭愧的德行；他们死后都谥为“肃”。当时并没有把它看作贬斥，何曾根据一个字或两个字来判定高下呢？谨上考察前代典章，下依据现行法令，参照礼经，并推究他的事迹，请依照前面的议论定谥为“肃”。谨此议定。

译○答杨贲处士书 最高的德行是不凭借人为作为而治理，其次是有所作为却不扰民。等到治理一州满一年，百姓却像起初一样疲惫，整日因为贡赋不能缴纳而受到上级责罚。于是便把州中按户征税比作调音不合的琴，思考解开琴弦重新调张的道理，按人口计算征收赋税，用来代替其他征收。本意是想凭借有所作为来成就无为，然而事业还没有显著成效，人民已经发出怨言。考察事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没有德行。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齐他们，百姓尚且只求免于刑罚而没有羞耻之心，何况把违反常经作为权宜之道，离德行更加遥远，想不迅速招致毁谤，是不可能的。所幸如果我有过错，您的确知道，您来信责备我，以正直宽厚来帮助我。卜商因为孔子而振作，孟孙氏爱护我，您的这些优点兼而有之。我惭愧地承受您的美意，却没有什么可以相称，反复诵读《白圭》之诗，想停下来却不能。然而来信中所说的情况是：富户出一万，如今改为一千；贫户出一百，如今也增加数倍；富户更加优厚，贫户更加困苦。我私下仔细推究您的高明意见，事情或许并不是这样。昨天根据保簿统计，百姓连同寄居的浮户共有三万三千户。近来应当承担差役和科征的，只有三千五百户。其余二万九千五百户，养蚕织衣，耕种吃饭，一文钱也不拿出来帮助国家赋税。《诗经》不是说过吗？“有的人安闲休息，有的人竭尽劳苦侍奉国家。”说的正是这种情形。每年三十一万贯的税额，全都集中在三千五百户人家身上。所谓高户，每年出税一千贯，其次九百、八百贯，再其次七百、六百贯。按这个标准分等，九等中最下等的，连同本户丁租庸调，仍然要缴纳四五十贯。这样的人怎么能不一天比一天困顿？事情怎么能不一天比一天窘迫？其中尤其不能承担这种负担的，怎么能不背着孩子逃走？如果让已经困顿的人耗尽已经竭尽的力量，不停地纺织劳作，恐怕州府将无法保存。假如想到这一点，怎么敢不早起晚间警惕，思考办法来救济他们？如今按人口征赋，确实不是常规制度。本意是想把五万一千人的力量分担三千五百户的税额，我认为可以恢复这种办法：让负担多的以此减轻，负担少的以此增加，这其中确实包含着损有余、补不足的道理。富人和穷人都令其平均减免，怎么会产生富户更加优厚、贫户更加困苦的结果呢？我私下估计，那些因动摇不安而彼此煽动逃跑的，不过是想规避赋役的户主和寄居者罢了。这些人浮游谋食、苟且偷安，长期逃漏差科，厌恶平均分担赋税的名义，只想苟且免除。至于编入户籍、固定居处的人，即使驱赶他们逃走，他们也未必肯走。如今已经选派官吏、分设职掌，辨别各户等差，按数量分配赋税，并把数额张榜公布，以此表示信用。假如信用不明，分配有过失，等差不均，官吏不仁，百姓困苦后才离去，谁能说这样不可以？现在还没有等到知道征收多少、分配是否有益，便望风听声，仓促声称劳苦而逃走，这难道是治理者的过错吗？只要礼义没有过失，谁能怜悯叛逃者的言论呢？天下没有不食用王土的臣民，难道有不缴纳王赋的百姓吗？这些人享受国家恩泽，食用土地利益，一旦要用较轻的征敛来帮助补缴拖欠的赋税，便说要带着妻子儿女离开，这和鸟兽、蛮夷没有区别了。他们留下来既不能奉行征税，离开后又怎么足以使州县困病？即便全州的人都违背，也不过如此；既然不能为我们所用，又怎么能资助邻境呢？不过推测这类人，也未必全都如此，本来或许也有不离去的。这样看来，希望最终所救济的仍然很多，只是没有在事情刚开始时防范这一点，我确实有笨拙之处。接受您的教诲后，我反复省察自己，怎敢不知道罪过？子产铸造刑书、制定丘赋来挽救郑国，却受到叔向讥刺。何况我的才能不如子产，按人口征赋也不如丘赋，您的话比叔向的直言更加严厉。我会把这些话藏在心中，哪一天也不忘记。公务文书和职务所限，使我无法前往拜见并当面陈谢；未能见到君子，内心的诚意无穷无尽。不再一一陈说。舒州刺史独孤及顿首。●卷三百八十七 ☆独孤及（四） ○奉送元城主簿兄赴任序 往年兄长任匡县县尉时，德政和刑政都取得成效，礼义得到推行，政事井然，纲纪整顿。人们说：“像这样治理百姓，将来的仕途一定会很通达。”十四年春，王正月，您再次被任命到元城。元城地势雄要，人民强悍，土地和赋税错杂，处在宋、卫、中山、燕、齐、赵、魏的都会之地，三条河流汇聚如车辐，四方道路上车马相撞。兄长正因为德行而被举荐，若在这样的大郡任职，那么行迹遍及千里的基础，就从这里开始了。过去那些徒然劳苦的人，这大概是您高飞的开端吧？时令万物已经进入春天，泰山一天比一天青绿；既然已经选定吉日，就驾车向东而去。难道不知道《常棣》诗篇废弃，兄弟和乐的情谊就会缺失吗？何不让伯兄、仲兄一同吟咏歌唱，以此赠送远行的人。○送广陵许户曹充召募判官赴淮南序 冉[字疑]不向朝廷朝贡，已经三年了。王师戒备严整，将要向荒远之地问罪，于是上将分掌职责，谨慎选择僚属。因为许公曾有执斧治事的旧日声名，具有斩断犀角的余力，所以授予他军政之职，让他在东方征发士卒。三河之人豪壮，全齐之人勇武，荆楚、吴地之人强悍，借助他们残余的勇力，可以战胜所有敌人；凭借信用招致他们，就要依赖您了。既然如此，宣示王命，整顿军纪，估量行程来统计百姓，征发骑兵来救济众人，歌咏军务以遣送役夫，集合谋略来成就功业，这些都将在此次出行中完成吗？高天进入晚秋，肃杀之气震动大地，道路绵延，旌旗悠长。怎样送别才好？就赋《小戎》来表达情意。○仲春裴胄先宅宴集联句赋诗序 此前，清明前一天，右金吾仓曹薛华摆设美味佳肴，斟酌清酒，在官署公堂会见河东裴冀、荥阳郑裒和河南独孤及。大家斟满酒杯痛饮，从中午直到子时，在花影下促席而坐，在月光映照的水面旁作诗。欢乐到了极点却还没有醉，直到深夜才散去。清明之后第三天，我们几个人穿上春服，想修好关系、重温盟约，于是选择佳处、占卜白昼，裴侯因此再次举行投辖留客的聚会。这次聚会，郑裒没有到，吾兄却欣然前来。堂上有琴，庭中有树，几步芳草，满席落花。中和子戴着乌纱帽，大家一起伸腿箕坐、欢笑喧闹，傲然互相注视，在席间举杯。乐趣全在酒中，大家都自认为是酩酊之客；本来是秦地人，怎么能没有呜呜的歌声？他的诗说：“上天垂下光辉啊，使我在青春时节欢悦；今天是什么日子啊，竟共同享有这美好时辰。和您举起浊酒的酒杯，踏着落花啊，仿佛年华也彼此亲近。只管停留沉醉吧，谁说心中的情意还没有表达？”歌唱了几遍，裴侯歪着帽子，缓慢地骂道：“百年中欢聚的时光，少于离别的时光。”说罢张口大笑。才过了几天就到了这里，太阳日日更新而不停息，今天又变成了过去。若不记载下来、作诗赋咏，怎能面对这春风？于是把诗演绎为连珠，以记录这次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