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百四十五

译本论 周文王的先祖，从公刘、后稷开始，积累德行、广施仁爱，一直传到文王。天下人心归附于他，但他仍然臣服侍奉商朝。武王顺从亿万百姓的心愿，遵循历数所显示的天命，取得天下。不久武王患病，继位的君王年幼势弱，于是命周公旦辅佐成王。周公凭借弟弟的亲情、叔父的尊贵，以公正无私之心处理政事，成王并不疑忌他。他代行天子之职，乘坐万乘车舆，在明堂朝见诸侯，以施行教化。召公不悦，四方于是流传谣言。周公讨伐四国，诛杀管叔、蔡叔，以安定国家，然后制定礼制、制作音乐。七年之后，成王年长而德行隆盛，周公才把政权归还给他。周公也没有离开王室，于是命伯禽受封于鲁国，这是为了使天下人的期待不发生改变。君子的深远谋虑，难道不就是周公这样吗？武王独自知道周公才能优异，兄弟之国以及天下人都不知道。如果不是周公，就不会有成王的天下，天下人也会疑惑不安。然而武王的用心是公正的吗？他知道儿子年幼而偏爱他，知道弟弟有德而让位于他，而且担忧后世兄弟相继争夺，难道周朝的盛大是因为德行还不够吗？回答说：这是因为武王见识深远，所以能够明确地辅佐自己的儿子。如果他有所疑虑，就把天下让给周公，恐怕连保全自己的儿子都很困难。周公虽然没有成为天子，但他的道德却与太王、王季、文王同样高尚。成王、康王以后，号称仁德的人很多，谁能够与周公并列呢？周姬得到天下后不久，武王就去世了。纣王的儿子禄父还在，如果把天下交给年幼的君主，没有圣人的辅佐，那么少康兴复夏朝、继承夏祀而配享上天，难道不是伟大的事业吗？这就是周公勤勤恳恳地办事而不据有权位的原因。他的圣德，远远超过武王。如今后世继承王位的君主，也没有不被私爱蒙蔽、忘记善恶的。他们说：‘那个人年长，是嫡长子，是天下的根本，没有人可以更换他。’甚至有些人还没有离开襁褓，仍在童婴之列，就登上大位，也让强臣辅佐他。诏令和制度的用意说：‘周公就是这样，成王也是这样。’这样做岂只是政治混乱、国家危亡，恐怕还会有宗庙断绝祭祀的情况。曹、马两家的君主，就是这种人。自从征伐以来，那些奉天命创业的君主，有的出身平民，做过亭长，处在部尉之列；有的出身大夫之家，位居卿相；有的历经各种艰难考验，有的在军中十年。他们足以知道天命在自身，时运的兴衰，创业开始时的艰难，臣下的忠良，人情的巧伪。因此他们说一句话，办一件事，改变一种法令，必定使之合于典诰，并流传给后世。那些遵守成法的君主，出生在深宫，长大在妇人手中，受到慈爱宠溺，世子的教育却没有实行；身体安享玉堂金殿和华美车服，耳目饱受声色柔靡之乐。他们怎么能知道君臣父子的道理，忠信与邪佞的区别，以及农桑生活的艰难根本呢？所以小人很容易欺骗他们，何况还是幼稚的君主呢？况且君主的心，是天下光明或昏暗的根源。仁德的人乐于光明，不仁的人却便利于昏暗。因此，时世昏暗，盗窃便兴起，鬼魅便横行；君主昏暗，贤良便死亡，邪佞便得到任用。所以小人、奸臣最喜欢幼君少主，摆出保姆般的姿态，控制他的耳目，诱导他的言语，教导他的喜怒。他们要行动，君主就行动；他们要停止，君主就停止，很容易驱使他。这样还能希望天下得到治理吗？何况近世继承王位的君主，从出生那个月起，就没有举行问名之礼；到了婚礼、冠礼时，也没有金石之乐；告祭宗庙的仪式，外界更无从知晓。春天诵读、夏天奏弦歌、秋天学习诗、冬天学习礼，以及上庠中按年龄入学的制度，有的甚至全不知道。封爵的诏命，掌管文告的人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师傅、保傅的职责，是否端正了他的自身？身边的人是否贤良而能与他相处？他即位时，宣读先君遗册，冢宰和百官伸长脖子、面向宫门朝拜新君。新君穿衮冕，在殿上端坐默然；雉扇光彩灿烂，香烟蓬勃升腾，左右侍从纷纷来往，却没有人知道其中的意义。百官排列成行，数以千百计，称贺后退下。到了多年以后，宰执大臣在延英殿入阁，称述圣德，不过舞蹈行礼而已。即使有言论，也都交给有关官署，徒然成为空话，哪里敢谈及时政，哪里敢谈掌权乱政的人？假如有一句话触犯禁忌，第二天诏令就会颁行，不再采用它。纵观前代的明王贤后，没有不与名臣贤士举行隆重宴享、亲自接见他们的礼仪，使忠信之臣彼此亲近，不至于畏惧顾忌，能够相互商议校正，以厘清先王政治的得失，穷尽圣人治国的事业。所以两汉选取金马门、石渠阁中的文士，以备顾问，作为侍从之臣。甚至有大臣在武帐前也能上奏求见，或在危急疑难之际推门直入，询问皇帝安否，并谋划日后的事情。太宗文皇帝贞观初年，北门选取十六族之人，他们都建有功勋、参与定策，并且有布衣之交；不是天下有文才、品行高尚的人，不能参与其中。与他们交游相处既久，不仅知道民间疾苦、时世的好坏，并据此加以改变，使皇帝的事业兴盛；对于臣下的性情好恶，也没有不熟悉的，日后任用他们，无不适合其才干。近世朝廷难道没有忠信耿直之士吗？他们只不过想冒着身家危险，挽救时弊，在皇帝面前陈述千百条意见，宣扬他们通达的见解罢了。谏章即使被阅览，假如稍微牵动圣心，接近皇帝，也就达到目的了；但又有人从旁迷惑皇帝。早朝退下后，黄门、伎女、音乐声和乐器纷纷陈列，俳优之人夹杂调笑，簇拥护卫直到内殿。皇帝又每天到两军游幸其处，他是否沉溺于享乐，就完全可以知道了。所以从乾符年间的动乱直到今天，都无法挽救制止，大概正是幼主和奸臣造成的。

译有人说：‘嫡长子年幼，善恶尚未可知，想要更换他，以求国家长久。废掉嫡子而立庶子，是圣人所厌恶的，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回答说：‘作为君主，对上要安定宗庙，对下要庇护百姓。即使有长嫡的名分，如果他不贤，也可以更换。况且仲雍是王季的长子，他让位给具有圣德的西伯，剪断头发、身刺花纹，逃避到吴地，成为吴国的太伯，大概是为了成全父亲的心愿。隐公是鲁国的贤君，居位时自称摄政，想把君位让给弟弟，后来又把继承次序放在长子之后。我将与他相比。桓公听信羽父的谗言，疑忌他的兄长，终于造成篡位弑君。又如晋厉公死时，子周虽有兄长却不聪慧，连菽和麦都分辨不清，群臣便迎立公子周掌政，因此能够治理三次战役，使楚国不能与之抗争。又如襄公去世时，君主没有长子，赵盾想立年长的君主，于是准备从秦国迎来公子雍。穆嬴早晚抱着太子朝见，并哭着说：‘先君因为这个孩子贤能，我承受了您的恩赐；如果这个孩子不成器，我只怨恨您。如今君主虽然已经去世，他的话仍在耳边。这个孩子有什么罪，为什么要到国外另求君主？’赵孟害怕众人以大义责难自己，于是背弃秦国的盟好，改立灵公。灵公幼年即喜好残虐，最终被人弑杀，国家因此陷入混乱。汉高帝迁都长安时，因为吕后嫉妒出身贫贱的妻子，便想废掉她的儿子盈；高帝认为赵王如意像自己，又知道盈懦弱，最终不能更换太子。到了惠帝时期，国家几乎被吕后毁灭；若不是陈平、周勃，便不能诛除她。后来选择诸王中贤能的人，从代王邸迎来代王，这就是文帝。不满十年，几乎达到了刑罚不用的境地。又如昌邑王造成的动乱，霍子孟决定废立之策，拥立宣帝，于是取得中兴。卫伯玉对于晋武帝，是君臣相知的关系；他知道太子主持祭祀的能力不够，必然会倾覆国家的福祚，曾抚摸晋武帝的座床叹息说：‘这个座位实在可惜。’皇帝心中没有醒悟，最终仍让正度成为君主，果然导致元海号召四方作乱，宗庙焚毁，两京动荡，怀帝、愍帝二位皇帝都被俘后死去。晋朝国运中断，国家分裂为十六国，普天之下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就是惠帝造成的结果。由此可知，嫡长子贤能，而臣下另行选择君主，国家必然灭亡。如果立嫡子会造成祸乱，难道还要拘守古代的成法吗？选择贤善者以求治理，难道就叫作扰乱嫡庶制度吗？况且天子的孝道，在于安定宗庙，能够承受祖先的事业，使国运长久，难道会因为选择贤善、废黜不肖而获罪吗？唐尧、虞舜这样的君主，知道自己的儿子朱、均不贤，不能把宗庙重任交给他们，又担心他们把祸害流布给百姓，于是舍弃自己的儿子，把帝位禅让给有德之人。如果次子贤能，难道还要把配享上天的帝王事业仓促交给别人吗？由此可知，君主只在于贤明，不必拘泥于伯仲长幼的制度。《易经》说：‘光明重叠而成离卦，水雷震动。’如果君主不贤明、不守法，这就是覆国亡家的罪魁，哪里还谈得上长幼次序？如果君主在上面明察，小人结党营私，难道能够进用吗？能够获得任用吗？能够置国家于混乱吗？君主年幼而不明，是祸乱的根本。所以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没有什么比先使他端正更重要。’使他端正，并不在于废掉长子，而只在于选择贤善者。不要让叔孙的祈祷成为现实：‘君主年幼，国家多难。祝祷我长寿的人，是希望我赶快死去，好让我来不及看到祸乱。’这正是忧虑深重的表现，可悲啊！文章论 圣人的德行与君位相称，于是以治理教化作为文章，唐尧、虞舜时期就是这样。圣人的德行虽没有君位，于是以著述创作作为文章，周公、孔子的教化就是这样。承袭尧舜的时运，却把宫室、车舆、钟鼓、玉帛作为文章，把山龙、华虫、粉米、藻、火作为纹章，也已经很鄙陋了。学习周公、孔子的道，却忘记仁义教化的根本，喜好霸王权变的术数，困守在篇章字句之中，又有什么可称道的呢？何况在衰败末世，淫靡的文章放纵荒诞奇巧的言论，失去了中正之道。两汉以前，史官之学还存在；齐、梁以后，国风、雅、颂的传统已经衰落。如今本朝文士的作品，有诗、赋、策、论、箴、判、赞、颂、碑、铭、书、序、文、檄、表、记，这十六类，是文章的区别。创作方式不同，师法的典范也各异。然而如果忘掉教化之道，以妖艳为优胜，那么孔子的文章便不可复见了。古人的道，几乎已经中断，幸赖韩吏部在千年之后独自加以匡正，使圣人的旨意重新焕发。古今文章的体制，可以分为四类。崇尚仁义、敦厚教化的，是经体文章；借助问答而自出立意的，是子体文章。组织辞语、排比事实，并把褒贬寄托其中的，是史体文章。还有一种解释训诂字义、阐发幽深遥远的文意，读者要读很久才通晓，这就是训诰、雅、颂遗留下来的风格；皇甫持正、樊宗师就采用这种写法，称为难文。如今有关官署规定的格式，不过是诗、赋、判章而已；最看重的只是声律毛病和避讳，在排比事实中却过分追求诙谐戏谑。学习古文的人对此深感惭愧。那些使古道晦暗的人却扬袖而行，也成了屈原、宋玉的罪人。文章，是人的装饰，是万物的光华。宇宙之内，没有一件事物没有文采；如果顽固鄙陋，又有什么值得观赏的呢？天以日月星辰为文，地以江河淮济为文，四时以风、草木为文，百姓以冠冕服饰为文，君子以能够教导人的言语为文。把是非垂示于千年之后，死而不朽的，只有君子的文章而已。况且时俗所看重的，只有诗、赋两途；甚至有人自身没有入学，口中也不识书，却能列在吟咏诗赋之人中。由此可知，浮华艳丽的文章，怎么能够达到义理之道呢？如今朝廷想追求尧舜治理教化的文章，不如退除屈宋、徐庾一派的学问，任用通晓经术的儒者担任辅弼之职；让杨雄、孟轲一类的人担任侍从之臣，使治理与乱亡的两种道理每天都在耳目之前受到学习。这就是所说的‘观照人文，就可以教化成就天下’。

译表章论 君主尊贵威严，臣下的话不能直接传达到九重宫阙，表章的作用就是使下情能够上达，难道不重要吗？遍观历代的策文、奏议，以及本朝元和以前名臣的表疏，文辞崇尚简明扼要，质朴胜过文饰，直接指出是非，坦率明白，使当时的君主容易阅览。聪明睿智的君主，并不是能够逐一学习深奥的学问、研究穷尽古代训诰的人。况且治理国家、家庭和自身的道理，只有忠、孝、仁、义而已。如果不超越这些原则，所指出的自然合于典谟，所实行的自然与尧舜相同，难道还在于铺陈文辞、排比事实吗？何况君主把表疏看作急务的，我私下认为很少；即使看了也茫然不解，又不亲近儒臣，必然要向身边的人询问。小人受宠，便把这当作自己的机会。倘若有人擅自改变文意，把是说成非，触怒龙颜，实在不难。因此《礼记》说：‘臣子侍奉君主，不要援引君主所不能做到的事情。’这是说不能引用深奥偏僻的内容，使君主无法理解。况且一个郡、一个县的政务，诉讼人的文辞，牵连援引数幅纸张，尚且有时被弃置不看，何况万乘之主面对万端政务，哪里有反复阅读三遍的时间？国史记载马周进言，不可以增加一个字，也不可以减少一个字，正是因为它简要得当。杜甫曾经为房▯洗雪而上表，朝廷认为那是庾辞。如果文辞端正明白、容易理解，就大概可以避免深奥偏僻的弊病。那些偏僻的典故和新奇的对偶，不过是用来彼此夸耀，并不切合义理之道。即使明达的儒者也要花很长时间构思，难道遵守成文制度的君主能够迅速理解吗？我私下希望重新向古人学习，只要置于义理之中就够了，为什么一定要把幽深偏僻、文辞烦琐当作才能呢？治论 凡是拥有国家的，没有不想求得治理的；勤勤恳恳地求取人才，急切地任用贤能，官位没有空缺，任命也不虚度一天。许多国家不能达到大治，为什么呢？大概是不知道重视根本。重视根本，没有比使百姓安定更重要的；使百姓安定的根本，没有比农桑更优先的。上至天下，下至百姓，没有人不需要衣食来养活自己的生命，这是一致的人性欲求。因此，率领公卿亲自在千亩田耕作，并不只是为了对藉田表示敬意；率领嫔妃亲自养蚕取茧，也不只是为了使黼冕更加华美；都是为了把教化百姓放在首位。下层百姓一定会说：‘君王、后妃尚且勤于耕桑，我是什么人，难道可以懒惰吗？’如果天下人都相互带领，把耕织作为要务，那么粮食和布帛就可以预期取得。粮食布帛既然便宜，每个人都能满足自己的欲求。人的大欲望，不过是衣食而已。不饥不寒，时世就没有怨叹；时世没有怨叹，和煦之气就会充满四方，哪里会有不丰收的年份？百姓众多而且富足，然后值班、征发等事务才能相互协调，王道才可以实行。正当百姓困于饥寒时，还能做到仁义，即使在淳朴的时代，君子也很少。如今天下人并不是不耕种，也不是不养蚕；但九州之人往往一人耕作而百人吃饭，一人养蚕而百人穿衣。君王的赋税征发在那里，诸侯的车服剑器在那里，官员的俸禄粮食由此供给，吏人的索取也由此而来。要一个人耕作、一个人织布，却满足上下百人的欲求，不是很困难吗？我曾经客居山东，住在百姓家中。我观察他们耕作，要等待天时，考察土地是否适宜，远处寻求稻种，手脚磨出老茧，早晚伸长脖子盼望及时雨。还要借贷来筹办粮饷，筋力全都耗尽在贫瘠坚硬的土地上。汗水流遍脊背，忽然又遭遇〔原文疑字〕；烈日晒在背上，没有人不被晒得黧黑。妇女养蚕时，头发蓬乱，早晚忙碌不停，登高梯、踩长架，冒险涉危。幼女和婴儿也无暇顾及。蚕期能否成功，全在于这些劳作。五谷刚在场圃收成，还没有来得及簸扬；蚕刚结茧，还没有装满筐，犬吠喧闹，凶悍的官吏就围绕在住宅旁。他们饮茶吃饱

译以后，才说：‘这是某项官府的常规，这是某些年积欠的赋税。我来索取这些，你拿什么来满足我的要求？如果不服从我，日后的差役中，我不会保护你。’百姓因此害怕催征急迫，畏惧威胁之言，没有不勉强满足他们欲求的。粟米成熟时，粗食尚且吃不饱；蚕丝织成时，家中连一缕丝也留不下。大概不到十五天，一切就都耗尽了。甚至有父子拱手靠着屋墙，彼此相望而坐。假如不去做盗贼，不做非法之事，不在不适当的时候贩卖物品，不触犯当时的禁令，不受乡里豪强役使，不采用污秽欺诈的办法来养活全家，能做到吗？所以孟子说：‘父母妻儿就在眼前挨饿受冻，却不做坏事，这是从来没有的。’这话确实正确。古代士、农、工、商各有职业，共同成就国家。士世代研习诗书，农以耕作土地为根本，工匠传承规矩技术，商人积累货财。如今士大夫以先王的言论和政事自守，以追逐时势、急于求成的辩说为可耻，所以本来可以得到诸侯任用。农民家庭常常苦于时弊；工匠也受到差役，却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只有商人的利润独受时势便利。如果关卡禁令的赋税轻，市井不受扰乱，我就取得并积蓄货物，以适应市场；时势如果不容我，就舍弃此地到其他国家去。除非用劫夺强取的力量，否则不能造成祸患。农民却不是这样：父母在那里，桑梓在那里，妻儿住在那里，眷恋故土的心情，留在本地也可以知道。即使举家迁徙，说是为了逃避繁重赋税，其他国家的政令也与本国相同，又想逃到哪里去？所以如今这个时代，士也做商人，农也做商人，工也做商人，商人的利益兼得四民。只要察看利益、把握时机，一次行动就能获得百倍收益；这比耕织容易，于是人人都去做。因此诸侯和平民也争相趋赴。四民之中，真正务农的已经很少了。再加上不劳而食的人，哪里数得清？其中大者有四类。自京城直到闽岭，豪强兼并之家，有的屡次考虑进身求达，有的想依仗权势庇护乡里，大多把儿子送入黄门，让他们充当侍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况且北宫之中本来只有四星，大概只是君主用来预备左右洒扫之役的。国家自开元、天宝以来，宦官盛大，人数不下万人。他们出使四方传达诏旨，有的倚仗皇帝宠爱传布赏赐之命、宣慰劳问之恩。千里之外都窥伺他们的声势，候骑跟随他们的欲求。他们对亲爱之情断绝，竟以与君父相同的礼节自居。不养蚕、不务农，却喜欢接受愚妄的施舍，也积蓄珍宝货物，争名逐利。出入权贵宠臣之门，发号施令超过仆隶之中。〔原文有阙文〕这是庸夫造成的第一种弊病。道德之士反而受到诽谤议论，实在应当明白加以甄别，以使正道长久。这是弊病深重的第二种。他们有的穿紫衣、佩金带，身材魁伟，用酒食招引交游，使仆役马匹充斥街巷；以赌博、击球为职业，从六军遍及四方。有时一个人在宫门中击球，天子高兴，就授任为上将。有时在都城会府之中，总领众多事务。他们阿附小人，扰乱王法；把儒者看作势力，想要吞食，暗中把他们比作仇敌，说：‘我是武人。’于是文武之事都被抛弃。等到询问日月、风〔原文疑字〕、孤虚向背、兵刃所在、干戈的区别、三和六钧的制度、一沉一浮的财货、九地各自适宜的情况、五行制度的变化、攻守的难易、进退的是非，却没有一样是我所知道的。他们已经失去了作为武人的本领，却任用他们为将领，想把国家成败和百姓性命托付给他们，难道可以吗？何况还任凭喜怒刑罚他人，把人看作草芥，以严酷暴虐对待万物，只顾财物利益，最终造成百姓流亡，国家败乱。这是弊病深重的第三种。又有人制定儒者的冠服，学习儒者的威仪，说话却不识书，百种行为没有一样可取；也有人只靠耳听心记求学，却多次背后诋毁儒者。他们欺骗而不

译通达，却自以为有本领；别人说他的道理不对，他就用胜过对方的诽谤来反击。败坏风俗、傲慢无礼的人，都凭借游宦进入州县。他们做官时把用刑严酷当作能干，把收受贿赂当作本领，以狡猾诡诈为长处；行事时总用谄媚之术，轻慢折辱朋友，结交邪僻之人，依附权贵左右，炫耀酒令的奥妙，倚仗赌博下棋的精通。诸侯遇到他们便说：‘真是奇才，能够亲近宴饮，我要与他私交。’车服器用没有不满足他们的。有时把他们引入宾佐之列，交给他们纲纪之任，授予守令之职，他们一定竭尽刻削聚敛的本领。也有人略通文艺，却尤其装饰狂妄，升任到府中，政务如何可想而知；推荐到朝廷，时世如何也可想而知。他们戴着章甫冠，和士人同列，远看像君子，实际却是小人。

译大凡小人这一类，并不是只有高名厚禄、贵族世家才有。即使在负贩之人中，只要行为像君子，就是君子；即使在轩冕之上，只要行为像小人，就是小人。小人普遍居于职位，制定法律必然苛刻，施行政令必然偏僻；在享受俸禄肉食之外，还要耗损、蛀蚀齐民。这是弊病深重的第四种。唉！这些人都是游荡懒惰、无所事事，残害国家、危害农业的主要祸害。其余琐碎问题，也容易驱除。然而没有士人就不能治理天下，没有百姓就不能建立国家。只有贤明的君主选择君子之人，任用具有辅弼才能、深明治理之道的人，与他们共同处理政务。先简化事务，再减少官吏，百姓就容易安定。况且如今官吏太多，实在扰乱时政。古代有‘十只羊九个牧人’的说法，已经不知道该听从谁；如今却是十只羊一百个牧人了。连俸食都不够，怎么能知道政务？事务简要、官吏减少以后，才能爱惜农民，使他们完全归还于农时。除了什一之税，免除其余赋敛，驱使那些不劳而食、游荡无业的人回到田地耕种，那么仓廪一定充实，天下百姓的粮食就足够了。冠婚丧祭、车马第宅，以及尊卑等级制度，都归入法令格式。豪民富户不得穿着有文饰、佩戴金玉，帷幕不得使用彩色丝织物，褥垫不得铺设锦绣。从宫中到王公之家，都遵守俭约，不要白白耗费一尺丝帛，那么天下百姓的衣服就足够了。这样以道德教化他们，谁会不服从？有人说：‘这种议论不过是耳朵听惯、眼睛看惯的常理。’儒者的言论如同人的食物，今天吃的食物，明天也会认为是平常。难道想要不实行这些道理，却又不食用它们，可以吗？何况高祖、太宗刚取得天下时，听从魏文公的意见，以王道治理国家，不到三年教化就成就了。建立国家的根基，是非常长远的。如今再次实行这种道理，不如任用贤良，疏远邪佞，重视农桑，禁止游惰，废除不急迫的事务，这样就可以大大恢复祖宗光明的事业，尧舜的境界难道还遥远吗？为什么只有古代才能治理呢？刑论 刑罚的施用，大概是为了改变人的心，使人勉励向善。因此小罪用轻刑，以纠正他的过失；大罪用重罚，以警励众人。将要行刑时，君王为此不举行音乐，表示仁慈宽恕之心。处死罪人一定在市朝，说明他的罪应当致死。这些都是希望使人迁向善道，哪里是想割断肌肤、残害肢体、流尽膏血、夺尽性命，以发泄威怒呢？三代以后，五刑之中，劓刑、刖刑一类最能使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感到羞耻；由此知道自己所犯的罪，毁伤父母遗留给自己的身体，没有人内心不暗自悲痛。罪犯不能隐讳自己的罪，也可以永远戒除恶行，这就是所谓知耻而能归正。到了笞杖之法，容易隐藏伤痕，行走乡里也不觉得惭愧。倘若富贵之人有时能够施行这种刑罚，暴虐犯刑的人反而不以为耻，真可说是免于刑罚却没有羞耻。汉文帝受到缇萦一句话的感动，废除肉刑而改用笞杖。后来受笞刑的人多有死亡，文皇帝又看明堂图而减轻刑罚，天下的狱讼几乎因此混乱。由此可知，刑罚是治理的工具，不可废弃。然而刑罚不论轻重，杖刑不论大小，都由胥吏办理，依据含糊出入的文书裁断，上级官员难道都知道吗？审理案件的办法，开始于疑难辨析之中，完成于案牍文书之内。官吏与他有关系，就舍弃他的罪过而彰显他的正确；与他没有关系，就抹去他的善行而彰显他的罪恶。刑律之中又有一条加刑、一条减刑的规定，官吏随着自己的取舍使罪名轻重出入，而长官未必全都知道，这是第一种弊病。画灰作狱，发誓不愿进入；刻木作吏，发誓不愿面对。狱吏的威严、声色的盛大、桎梏的轻重、拷掠的多少，大都由他们的意志决定，谁能与之争辩？这是第二种弊病。又有人希望犯人作伪供而恼怒他的真实供词，厌恶轻罪而企图加重罪名；有的〔原文疑字〕他的头，有的打他的脸，辱骂殴打，无所不用；又节制饮食，严加刑具，外在残害身体，内里威胁心志，即使壮士勇夫也必然流泪，孤弱之人怎敢不听命？这是第三种弊病。有时上下其手，制造口供来取得所谓证据；有时牵连富户，借此索取资财贿赂，众人都知道其中不对，却不能立即制止。这是第四种弊病。案件久拖不决，就改成疑案，远处寻找旁证，广泛拘捕同党，拖延年月，等待赦免。这是第五种弊病。在捶打拷问之下，很容易强行压服；人的肢体毕竟不是木石，如果施加残酷刑罚，务必取得预想的结果，那么即使确实无罪，也有百种办法使其不能免脱。大概是受不了楚毒拷掠，宁愿甘心一死。狡猾的官吏于是把案件定成死罪，所以人被杀死以后，真正的盗贼却在别处被发现。众人才知道死者无罪；而桎梏的痛苦、笞打的严酷，使轻罪之人愿意接受重刑以求释放，无辜之人害怕残害而求死，这正是狡猾官吏能够造成的结果。即使普通百姓，谁敢与官吏作对？公卿尊贵威严，监察也达不到；台寺相距遥远，申诉无门。死者不能复活，亲属又怎么能够申明冤屈？凭什么感召和气，使水旱灾害得到平息？这是第六种弊病。又有众人都知道不对，却难以依法惩处的情形：在炎热酷暑之时，弄脏牢狱旁边的环境，造成疫病；克扣囚徒的供给，使他们饥饿。牢门深邃严密，守卫罗列，亲属哪里能知道囚徒吃没吃、渴不渴？只是一味使他们困苦，以求他们死亡。这是第七种弊病。何况外府、法司又做出不合人道的事情：有的用土袋压住腹部，有的用湿纸蒙住面孔；拘捕关押到哪里，号哭呼喊都没有人听见，闭眼死去，谁知道原因？从前东海误杀贞妇，造成三年旱灾。如今天下的刑罚，白天常常像下血雨一样，仍不足以发泄冤屈愤恨。况且刑罚应当远离人，而不应亲近人。犯罪的人，都是自己招致刑罚，并不是刑罚主动加到人身上，而是人自己走向刑罚。上至天子，下至平民，如果做了不合道义的事，必然归入法网。因此商纣、夏桀都把头颅悬挂在白旗上示众，这是天子所受的刑罚。这样看来，公卿下狱、百姓被杀，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由此可知，上下都有各自的界限，所以君子常怀畏惧。厉声变色、扬眉瞪眼，以刑罚为乐，残害他人性命，这几乎不是人的感情，简直是豺狼的心肠。所以曾子说：‘如果能够查明实情，就应当哀怜同情，不要感到高兴。’于定国每年审决案件，总是先自己流泪。仁者的心多么可悲，他们深知刑狱的根本。因此卫国人施刑，并不是为了虐待人。如今天下广大，九州百姓众多，一年中判决案件多少，都由官吏议论，怎么能够全部公平？不如重新明确桎梏、笞杖轻重的制度，按照日月的长短、寒暑温凉来规定；囚徒所在之处，每餐都供给粥食，以满足饥渴；判决罪名都遍查刑律，审察供词务必穷尽疑点并加以辨析。这样或许可以稍微堵塞这些弊病，不至于滥伤无辜，从而成就君王的治理。

译褒贬论 孔子编修《春秋》，先成就所要表达的志向，然后判定其中的用意。因此晋侯召请周王，书中记为‘天王狩于河阳’，是追溯其尊贵地位并褒奖他的谋略。许止没有给君主进药，书中记为‘太子弑其君’，是为了防微杜渐。卿出行称其字，是因为他有所荐举；军队出征称‘人’，是因为讨伐有正当理由。用一个字表达褒贬之意，成为千年不变的经典。乱臣贼子没有不知道善行不可夺、恶行不可掩的；把这种褒贬悬示于日月之间，是为了施行王化。如今国家公卿大臣、文武将帅初次受命时，应当认为他们是实行禹、稷教化的人，在萧何、曹参之上，能够调和阴阳、使九州平和，这才是这样的人。到了被罢免之日，却又说他们是窃取职位的小人、扰乱国家的小人，这种说法实在不可忍受。到了重新起用之日，又说他们像周公被诽谤、召公彼此猜疑、子文三次被罢免、孙叔敖三次为相那样，然后才可以称为贤人。担任将领的人，应当是国家的干城之材，是国家的屏障，能够遏制寇贼暴虐、安定王国，这才是他的职责。到了获罪之日，又说他只是匹夫的勇力，不是国家将帅之材，是覆国败国、丢弃兵器逃亡的人，几乎不可任用。到了重新任用之日，又说荀林父两次失败而后取胜，孟明视三次失败而后成功，这有什么伤害呢？百官之中，如果都这样根据任用或罢免来观察一个人，有的人开始时是善的，后来变恶；有的人中途还可以任用，后来又不可任用。把是非混在一起、把善恶割裂开来，却都想遵循王者的言论来治理国家，这正是奸谋深重、祸害国家的蛀虫。后来有一个出身寒微的人，与宦官结成刑社之盟，以取得宰辅枢要的职位。他偶然因章疏获罪，皇帝虽然恨得咬牙，然而他的朋党援助没有改变。众人知道他必将复位，当时执笔写文的人便极力美化他的辞章，为他谋求自身利益，必定要使朝廷震怒而责罚他，不过是让他南行罢了。果然都符合皇帝的旨意，不满一年，旧日宰相又重新入朝；仅仅三年，公也进入宰相之列。这种文章并不是为求做官，而是为了深深结交宦官，也是机巧隐秘的表现。如今世上，若有人把光彩收藏起来、嫉恨正直之士归国，夺取其盐铁权柄，又凭借休恶、景望一类的文章，便与他们同列于宰衡之位。近来有将领获得尚父的称号，崔氏的侄孙掌握谋臣之权，所采纳的意见最终付诸实行，其中多项谋议由两位宰相决定，又调动三镇军队。还说：‘兴起晋阳之兵，诛杀君主身边的奸恶之人。’不到一个月，两位宰相便被诛杀，九座宗庙因此陷入危亡。外面的人都说：“武臣作乱，我已经知道了。”其实，这些全都是儒者造成的乱局。这种看法深刻，罪证也很明显。仲尼所说都应当诛杀的人，考察朝廷作乱的根源，起初是君臣同心同德，要诛灭宦官；由于对宦官嫉恨得太过分，终于导致了祸乱。于是所拥立的必定是年幼的，所任命的不是贤良之人，以此助长祸乱，危及国家社稷。这些人知道吗？不能因为在位的人便认为是贤人，也不能因为获罪的人便认为是不才。可惜啊，贤人的事业，以及夫子的褒贬。后世写史的人，应当向长者的谈论中访求，向民间人士的说法中探寻，这样才可以把它订正。赏论 奖赏和劝善的制度，是用来彰显忠诚、尊重贤能，并等待任用（缺字），感动人心，使人人竭尽自己的才能，在当时显扬，以此作为立身扬名的根本。所以冠冕、衣服、车辂和祭祀的仪式，都按照品秩分出等级。君子之人，当然甘心这样做。他们勤勉不懈地行善，希望得到朝廷的俸禄和赏赐，可以使家庭荣耀，也可以使宗庙和祖先荣耀。赏赐的意义真是重大啊！如今国家设置高等科举，虚授尊贵职位，这是文士所受的赏赐；按斩获首级计算，依据伤敌多少，这是武士所受的赏赐。文章不合义理，是宗伯所弃置的；杀伤敌人、临阵奔逃，是军法所诛罚的。选择善行来劝勉人，也因此很清楚了。衰世之中，有人文章借助他人之手，自己却位列掌管文辞的官员，名声陷在浮薄的风气里，却安坐登上卿相之位；有人箭不能穿透铠甲，活着从未见过敌人，却荣耀地掌握斧钺大权，担任将帅之职，都是凭借世代积累的基业；有的凭借祖先功勋留下的名声，窃居职位、尸位素餐，只能使旁观者愤怒叹息。到了文士衰败的时代，有人行为受到四海推重，却不能成就功名，不能沾得一点俸禄，老死在受冻挨饿的境地；有的人进献一部书，陈述一条策略，探究治乱的精微，说明当时的利弊，君主却不加省察，奸邪之人反而深深以为嫌恶。即使不能公开给予明确的诛罚，也徘徊着把他们排挤到闲散冗员之中，斥退到外任，不再过问，这种情形哪里说得尽呢！武士衰败时，弓弦之声、剑锋之气，本来可以成为强敌；他们在交错的阵前奔驰冲突、突击刺杀，出入如鬼神，谋划行动总求取胜利，脸上遍布伤疤，身体却被弃置在士卒行列之中，老来被抛在瘦马之列。有的人击破一个大敌，擒获一个渠帅，所受的赏不过是外藩的职位，所赐不过是少量丝帛；捷报已经震动万里，姓名却还没有传达到九重宫阙。降下符节、增加封地，反而成了统帅的福分，难道不可悲吗？文士求取功名，既不依据品行和才艺；武士被任用，也不依据才能和力量。竟有人拿温溲溺之器去媚悦黄门，有人以系鞋自称其长处，借以依附公卿宰相，历任官职，出入藩镇。其余那些凭借财资而取得名次、使郡邑荣耀的人，不能仓促计数。何况当时的君主、年幼的皇帝，喜欢在玉堂宴乐，驰骋禽猎于丰草之地，任凭自己的愉悦之意发作，听从左右近臣的话；沉溺淫乐的老者、优伶倡人，都赐给他们朱衣紫服，提升他们的官秩。下至飞禽、犬马这些微贱之物，也因封赏而显耀。况且国家把五岳四渎看作与公侯相同的品秩，于是崇奉它们的礼仪，这是尊贵爵位、敬奉神灵的道理。如今豢养牲畜、禽兽之类，竟都列入官员行列，在朝廷上与士人君子并肩而立，神灵难道不会怨恨吗？所以有志之士、仁人，甘心处在草野之中，终身到老，也不再想着出力任用，把在位者看作极大的耻辱。从前仲叔于奚救了公孙文子的祸患，请求把繁缨借给他，孔子还说：“不如多给他一些封邑。”这是要确定长久的制度，杜绝祸乱萌芽渐长的办法。汉明帝不让馆陶公主的儿子担任郎官，宁可赏赐他百万钱，说：“郎官，出去治理百里之地，上应列宿，不能虚授。”汉明帝确实是中兴的继承者啊。况且赏罚劝惩不能恒常，服饰章制混乱，君子在野，小人在朝，这样将难以守住四海的基业。如果善人处在职位上，法纪纲常大定，赏罚一定得当，百官各称其职，天下怎么会发生祸乱呢？卷八百四十六 牛希济（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