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百九

译臣子论 士人有志气而又追求富贵，一定能够建立功业；有志气而轻视爵禄，一定能够树立名声和节操。这两者虽然志向不同，但在时局危急、社会动乱时，都是人君所急需的。为什么呢？不喜爱功业，就不能平定祸乱；不看重名节，就不能为国难而死。这只是大略而言。喜爱功业的人，在天下太平时有时也能考虑祸乱；只有看重名节的人，无论太平还是乱世都可以担当重任。性情平淡、和厚高雅，世人所称的君子，处在太平时一定不能急于处理国家的烦难，遭遇危难时也不能舍身救助危局；他们可以作为朝廷的仪表，润色名教，就像宗庙中的瑚琏、园林中的鸿鹄，虽然不常被人任用，却自然可贵（原注：世人所说的王氏、刘氏一类人）。然而世上也有不拘泥于小过失、却能保全大节的人。如陈平背离楚国归附汉王，汉王怀疑他心思多变，让他监督各位将领；又怀疑他接受贿金，可以说他不能靠名节自我巩固。等到功业成就、封侯时，他辞谢说：“若不是魏无知，我怎么能够得到进用？”汉高祖说：“像你这样，可以说是不忘本了。”后来他终于诛灭诸吕，使刘氏安定。近来宰相上官仪，诗歌多浮艳，当时人称为“上官体”，实际上为正人所忧虑；等到高宗初年，他终于因谋划废黜武后而获罪，心中存有王室，甚至使宗族遭受祸患。郭代公是个放纵不羁的人，年轻时不以名节约束自己；但在萧岑发动内难、保护睿宗时，虽然身处危机，最终还是保全了臣节。因此，对于名节，不能一概而论。陈平能够不背弃魏无知，所以一定不会辜负汉王；如今士人如果背弃根本，人君难道还能信任他吗？忠谏论 人君拒绝劝谏有两种原因：一是出于爱惜名声，二是不能去除欲望。即使是桀、纣、齐桓公、汉灵帝这样的君主，也没有完全忘掉名声；他们知道自己作恶很多，害怕天下人知道后会说劝谏自己就会使恶行无法掩饰，所以不希望别人劝谏自己。比如晋献公如果没有骊姬便睡不安稳，齐桓公如果没有易牙便吃不出美味，他们必定不能舍弃这些人，也不愿别人劝谏自己。臣下的忠谏也有两种：希望道理在君主那里实行，使自身安定、国家得到治理的，言辞委婉；希望后世称颂名声，不顾自身危险、国家倾覆的，言辞尖刻。像颍考叔开通大隧道来成全庄公的孝心，仓唐献上犬和雁来恢复魏文侯的父子之爱，留侯封赏雍齿来安定群臣，招来商山四皓来安定惠帝，这些就是委婉的劝谏。谏大夫说婢女不替主人，白马令说皇帝的欲望不可讳言（原注：刘、李二人的名字各有不便，所以只写官职），激怒君主，自己博取了名声，却希望君主听从，本来就不可能，这就是尖刻的劝谏。汉元帝想乘楼船，薛广德在车驾前劝谏说：“我自刎，使血污在车轮上，那么陛下就不能进入宗庙了。”张猛说：“乘船危险，走桥安全，圣明的君主不乘危险之物。”汉元帝说：“劝导人不应当这样吗？” 由此可知，劝谏的方法在于委婉。只有英明的君主一定能够听从劝谏。为什么呢？他们自知功德惠及百姓很大，即使有小的过错，也不忌讳别人说。如汉高祖把萧相国拘禁起来，等听到王卫尉的话，便说：“我不过是做了桀纣那样的君主，而相国却是贤相。”这就是不忌讳别人说。近来名臣王石泉任宰相时，他的儿子担任眉州司士，天后曾问他说：“你身居相位，儿子为什么在那么远的地方？”他回答说：“庐陵王是陛下所爱的儿子，如今还在远处，我的儿子哪里敢靠近？”由此可以看出君子的心志，也和仓唐相类似。管仲害霸论 从前管仲回答桓公说：“宫中的享乐没有限制约束，不会妨害称霸；选拔贤人却不能任用，这才会妨害称霸。”我私下考察敬仲这番话，是想把齐国的政权统一掌握，使桓公的志愿得到满足。然而如果不能专一任用，也不能成就霸业，所以一再称仲父、一再称仲父，桓公因此能够多次会合诸侯，成为五霸之首。中世蜀主任用诸葛孔明，苻坚任用王猛，虽然关羽不能使他改变，樊世不能使他迷惑，蜀与秦都因此君主安定、国家治理，难道不是专任的功效吗？桓公得到敬仲，便兴盛了霸业；汉元帝信任石显，反而玷污了明德。同样是信任任用，治乱却不同，为什么？因为所任用的不是同一种人。近世有人用宫中的享乐诱惑君主，贿赂每天流行，法纪日渐败坏，朋党更加炽盛，谗言更加盛行，难道不是偷取了管仲的手段，却违背了管仲的道理吗？庄周说：“所谓最高的智慧，难道有不替大盗积聚财物的吗？”又说：“盗跖如果得不到圣人的道术，就不能横行。”难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吗？慎独论 士君子爱护自身、防备祸患，没有比慎独更重要的了。能够畏惧在显明之处被看见，不在暗处欺骗自己，使忠信表现在外，即使有盗贼，也不能造成祸患。《易经》说：“即使没有师保，也要像面对父母一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盗贼进入赵孟的门，看见他穿戴整齐准备上朝，仍然不忘恭敬，后悔接受了君主的命令，直到触槐而死；由此可知，他不会造成祸患。假如赵孟还没有打开寝门，安然躺在席上，想着欺诈变计，脸上没有严肃恭敬的神情，盗贼一定会激发怒气、增加勇气，赵孟哪里还能保全性命呢？由此推论，人不可以不真诚。至于心怀欺诈、装作聪明，内心猜忌、外表亲近，别人已经看见他的内心，他自己却认为没有留下痕迹；上天已经夺去他的魂魄，他还没有醒悟即将灭亡。这就是汲黯当面斥责公孙弘、向李息留下话语，以及庄周所说“没有比损害德行更大的盗贼，因为那是用有心去对待有眼之物”。行德尚且不可以存有机心、依恃眼力，何况作恶呢？王言论 帝王对群臣说话，不在于援引古今来装饰雄辩，只在于简明而合乎礼法。雄辩不足以使奸臣心服，只能堵住敢于进谏的臣子的嘴。从前田蚡请求考工官增加住宅用地，汉武帝说：“那就把武库也拿去吧。”卫青将军说郭解家贫，汉武帝又说：“一个平民的权势竟大到能使将军知道他，这家并不贫穷。”殷仲文说喜欢音乐可以自我排遣，宋祖说：“我只怕他排遣不了。”这就是简明而合乎道理，足以使奸臣丧失心志、邪人胆战心惊。我经历六朝，辅佐调和过两位君主，文宗说话总是文雅，却从不卖弄辩才；武宗说话一定简要，却不能加以文饰，他们都掌握了做君主的道理，能够衡量才能、尽量听取臣下的话。难道只有君主说话应当如此，做臣子的也同样应当如此。有些人的辩说像波澜起伏，言辞枝叶繁多，文章违背本意而装饰欺诈，假借圣人的话来蒙蔽聪明，这不过是奸人的雄辩、游说之士的伎俩，怎么能说是在向君主陈述可行与不可行呢？做臣子的应当以此为戒，谨慎对待，才一定不会获罪于天。

译退身论 老子说：“功业成就、名声显达之后退身，是上天的道理。”从前我常常对此感到疑惑。前朝的李右相、元中书，都享受安逸和丰厚的饮食，最终却遭受大祸。因此文种有藏弓之后的遗恨，李斯有想要归隐却不可得的叹息，张华希望优游终老却没有实现（原注：裴頠劝张华废黜贾后，张华回答说“但愿可以优游终年”），傅亮赞叹识见微妙的人也没有免祸。这四个人，都神明敏锐、能够预知事机，聪明而有远古志向，谋划国家、成就霸业，行动必定成功；可是谋划自身，仍然有所遗恨，何况普通人呢？根据我的推测，难以退身，是因为体察到了古人隐微的意旨。天下善人少、恶人多，一旦离开权力，祸患的苗头就不可测。掌握政柄来抵御怨恨和诽谤，就像拿着戟抵挡凶猛野兽、闭关等待暴客；如果放下戟、打开关门，盗寇的灾难就会立即到来。迟迟不肯离去，是想延长一天的性命，希望免除终身的祸患，也如奔驰的马不能放下缰绳、乘着急流的人不能丢掉船桨一样。因此害怕祸患而不能决断，未必都是贪恋俸禄、害怕失去权位。怎么知道呢？我从前任宰相时，以病为由辞职，不久便远赴泽国，自以为身在外地就能平安，哪里知道天高在上听不见，身处远方反而遭受祸害。近来我从三公镇守旧楚之地，恳切辞去将相之职，回乡守居丘园；可是行险的小人乘机制造祸患，终于使我像失去巨浪而被悬置于闹市，又像离开灌木而触犯罗网。我难道不知道退身也会遭灾吗？只是以与文种、李斯同样退而不去为可耻，所以没有离开。由此可知，勇于退身哪里容易呢？陆士衡说“不知道离开权势以求安宁，辞去宠荣来招致福祉”，这话说得过分了。只有遇到善人，才差不多可以没有祸患，所以范雎遇到蔡泽，退身而不受辱；虞卿遇到叔孙，离去而不困顿。其次，有刚毅之人、有心志之人也可以做到。子文举荐子玉来安定国家，随会避开郤子来舒缓祸乱，都保全了自己的后代。至于小人，祸患一定会降临到他身上，无处可逃；除非最终乘一叶扁舟，改换姓名，浩然离开五湖之外，不再处在人世间，才可以免除祸患。豪侠论 爰盎、汲黯都是豪侠之士，如果不是气概压倒当世、义行感动明主，哪里会有这样的名声呢？爰盎说：“人在紧急关头，谁都有所需要。”所以他与剧孟友善，藏匿季心。汲黯喜欢交游侠士，任性而重气节，又与灌夫友善，所以可以知道这一点。我说这些话难道只是随意说说吗？杨子所说孟轲的勇气，大概就是这样。所谓侠士，大概是非同寻常的人；即使凭借诺言答应别人，也一定以节操气概为根本。没有侠气就不能立身，侠气没有义也不能成就，两者很难兼备。所谓不懂义的人，感念平民朋友的交情，却把它置于君父命令之上，像贯高那样使汉高祖陷入危险；所追求的是邪恶，所伤害的是正义，像梁王派人杀死爰盎。这只是资助盗贼罢了，怎么能称为侠士呢？只有锄麑没有杀害赵盾，纥干承基不忍杀害志宁（原注：纥干承基奉承乾之命去杀害于志宁，见他服丧极为哀痛，便不忍下手），才是真正的侠士。淮南王畏惧汲黯，是因为他守节而死于义，所以改变公孙弘的意见对他来说，就像揭开蒙蔽一样容易。汲黯确实是兼有气概和义行的人。士人有任性之气却不懂义，全都可以说是盗贼。然而士人如果没有气概和义行，做臣子一定不能为国难而死，求道也一定不能超脱世俗。近代房孺复问径山大师：“想要学习道术，可以达到吗？” 径山回答说：“学习道术的人，只有勇猛的将领才可以；即使身首分裂，也没有什么可顾惜的。”由此可知，士人如果没有气概和义行，即使出家为僧，也不值得观赏。英杰论 帝王对英杰，应当用气势驾驭他，用恩德笼络他，然后才可以任用他。如果不用英气折服他，却只用姑息来宠爱他，他就会骄纵而不可任用；如果不用恩爱笼络他，却只用威严和礼貌对待他，他就会产生怨恨而不肯效力。驾驭英杰的方法，只有汉高祖完全掌握了。黥布归附汉朝时，高祖正坐在床边伸脚洗脚，却召黥布进来相见；黥布又怒又后悔前来，想要自杀，出了内殿到自己的营帐，发现服饰器用、饮食以及侍从官员都和汉王相同，又高兴得超出意料。汉武帝坐在厕所旁接见卫青，卫青以大将军的尊贵身份，却被当作奴仆豢养；卫青不得不穿越大漠，荡平匈奴、猃狁。蜀先主与关羽、张飞同起同卧，即使在众人聚集的场合，也让他们终日侍立。这些都采用了这种方法，所以能够成功。驾驭英杰、任用猛将，和接待有道德的人、交接正直的士人不同；不可以用繁复礼节装饰仪容，也不可以用浮华言辞充作说话，应当完全敞开心怀，让他们看见自己的肝肺。用气势震慑他们的勇气，用恩德笼络他们的内心，即使坐着洗脚召见他们，也不算轻慢。安禄山是夷狄中狡诈的人，并不是将门英豪或民间奇杰；论战斗的气概、击刺的才能，比关羽、张飞差得远。天宝末年接受专门征伐的任命，获得不受约束的权力，入朝接受宴赐时，却让他坐在内殿西边、鸡翅屏障之下，不在他所占据的位置上；他果然蓄谋异志，使幽陵成为祸乱的阶梯，直到今天仍是祸患。大概是恩宠太过而使他骄傲自满，才到了这个地步；假如把他当作奴仆来豢养，哪里会有这样的遗恨？臣友论 君主选择臣子、士人寻求朋友，应当把志向气概放在首位，把患难急事看得最紧要。汉高祖认为周勃可以托付大事，又说：“安定刘氏天下的，一定是周勃。”汉文帝告诫太子说：“一旦有紧急情况，周亚夫确实可以任用来统率军队。”这些都是从气概志向中看出其人品，然后才知道可以把孤儿和性命托付给他。为什么呢？人君不能没有紧急时刻，士君子也未尝能免除忧患，所以汉高祖知道周勃可以托付，汉文帝认识到周亚夫可以任用；信陵君降低身份结交朱亥，爰盎不拒绝与剧孟往来。况且周文王有闳夭而能抵御侮辱，宣孟有弥明而能免除危难，孔子得到仲由便没有听到恶言，宋祖失去穆之便说别人轻视我；那么选择臣子、寻求朋友，难道不应当以此为先吗？太仓令淳于公感叹“生女儿不生男儿，遇到紧急事女儿没有用”，女儿缇萦因此自我伤感，便上书请求赎免父亲的罪。《诗经》说：“鹡鸰在原野，兄弟正处于急难之中。”父子兄弟之间，未尝不以奔赴急难为仁孝，何况朋友之间本来就是凭义气结合的；对方显贵时只观望其势力，遇到忧患却不救助他的危难，只顾保全自己的荣华，坐看对方覆亡，难道不可悲痛吗？从前卫青衰败时，旧日朋友多投靠冠军侯，而任安没有离去；吴章失败时，门人纷纷改名投靠其他老师，只有幼孺挺身而出（原注：幼孺名为敞，姓氏不便，所以不写），这正是可贵之处。善人和贤士，对于他人只能像淡水一样彼此成全，像空船一样相遇；听说对方有祸患，便赶快离开，说“见到事机便行动，不等到一天终了”；知道对方有危险，便保全自身而退，说“既明智又通达，以保全自己的身体”。贤良之士对待别人就是这样，哪里比得上结交剧孟、朱亥呢？

译天性论 我在开成年间镇守淮服时，听说东宫被人构陷，天子大怒，召宰臣和公卿大臣到内殿商议。当时劝谏的人都说：“太子年幼，思虑还不周全。”又说：“太子的年龄足以改过。”往复讨论了很长时间，大致不出这些话。明主可以用道理改变其想法，关键在于听到从未听过的话。从前千秋上书说：“儿子玩弄父亲的兵器，罪过只应当受鞭笞。”汉武帝听了一句话就醒悟了，大概是因为话简明而合乎道理。魏太祖曾对诸子说：“我一定不会听左右近臣的话来用道理责备你们。为什么呢？如果左右是君子，他们一定不会离间父子；如果左右是小人，小人的话一定不能采用。”当时没有人用这番话使皇帝醒悟，于是便问皇帝：“太子的过错，是听什么人的话得知的？皇帝与太子的恩爱厚薄又如何呢？”文宗聪明睿智，听到这些一定会醒悟；既然醒悟，太子一定能安然无事。依我推测，不出几天，父子关系就会恢复如初。父子之爱出于天性，说到这里一定容易醒悟，何况只是一个儿子呢？所以汉高祖看见四皓为太子上寿，便悲歌鸿鹄；汉宣帝因为元帝、成帝谦让退居，便命人把他们傅会于淮阳；远帝听说史丹在丝竹鼓鼙之间称许人才，便默然发笑。这些都是受到外界触动而内心醒悟，能够委屈自己、舍弃偏爱，难道不能说是出于天性吗？可惜文宗最终没有听到这番话，难道这是太子的命运吗？宾客论 古人称赞周公吐哺握发、礼待士人，于是天下人归心。只有周公可以这样做，为什么？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父，在天下人看来没有嫌疑，所以只有周公可以这样做。他禀有上等圣人的资质，邪念不能进入，因此喜爱士人不会成为负担。汉武帝为戾太子设置博望苑，使他结交宾客，许多异端之人由此进用。开始时都想招纳贤人，但天下贤人少、小人多；贤人难以进用，小人容易合流，难以进用的像鸿雁高飞隐遁，容易合流的便胶结牢固。怎么知道呢？刘濞有枚乘、邹阳，却不采纳他们的话，反而让应高、田禄伯成为羽翼；刘武有邹阳、韩安国，却不采用他们的谋略，反而让羊胜、公孙诡成为心腹；刘安施行阴德，喜爱文章，虽然爱好神仙和黄白术，却没有妨害行善，最终却因左吴、伍被而失败。由此可知，即使是骨肉亲属，如果没有周公那样的圣德，也都不可这样做。班固说“四豪是六国的罪人”，这里不再评论。吕不韦沿袭战国遗风，陈豨遭逢汉朝法网疏阔；到了魏其侯、武安侯，最终因权势互相倾轧。自武安侯以后，天子咬牙痛恨，卫青、霍去病改变操守，那么宾客造成的祸害，本来就可以知道了。公孙弘兴建宾客馆，开设东阁，招延贤人参与谋划议论，这样做是不对的。然而称他为贤侯，并不是说他结党依附朝廷宰臣、交相扰乱将相。当时汉武帝亲自处理一切政务，严明地驾驭臣下，人们各自守法，不敢作非分之事；宰相只有平津侯公孙弘，政令集中于一处（原注：出自《吕氏春秋》），自然没有争夺权力的形势，他的宾客和旧友又不居显要职位，似乎还不至于成为朝廷的祸患。然而主父偃说“朔方土地肥沃，依阻黄河，蒙恬筑城驱逐匈奴，是招来胡人的根本”，公孙弘认为不可，朱买臣提出十条责难，公孙弘一条也不能应对。公孙弘又上奏不许百姓携带弓弩，吾丘寿王认为不便，皇帝用此责问丞相，丞相屈服。由此可知，平津侯的宾客比不上天子的近臣明白，即使有宾客，对谋划议事又有什么益处呢？何况世代掌握大政的，常常不过三四个人；轻薄之徒往来相府，与柳槐等同列，谋划把争夺权力放在首位，议论把势力利益放在前面。因此魏其、武安一类人共同造成祸败，刘班、殷铁的宾客也彼此不相往来。又有奸邪之徒献上奇谋，诱导人走邪路，苟且与坏人合流，世道险恶，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从前汉武帝对田蚡说：“你任用的官吏都安排完了吗？我也想任用官吏。”汉哀帝责备郑崇说：“你家门前像集市一样，为什么还想禁止和严责皇上？”这些都是宾客造成的祸害。我认为丞相闭门谢绝宾客，朝廷就会安静了。谋议论 想知道谋议是否被采用、个人名声是荣耀还是耻辱，观察他立论的方式就可以知道。切合时机、明白利害，使君主容易理解、当世能够实行的谋略，一定会被采用，但最终也会留下后患，晁错、主父偃就是这样。为什么？切合时机、明白利害，都是怨恨诽谤产生的原因；享受了它的利益，却亲自遭受了它的祸害。谋略宽广而合乎心意，言论高远而旨趣深邃，道理可以效法，方法却疏阔，一定有很高的名声，却不能用于当世，贾山、王阳就是这样。谋议没有实行，所以能够没有祸患。智慧足以应付变化，道理可以随时权变，言论虽切合人情，意旨却常常厚重而合乎礼义；谋略不一定全部被采用，但自身没有眼前忧患，贾谊就是这样。所以在汉文帝时代，他也位列高位。我门下的宾客崔世叔，是宋广平的私交（原注：崔世叔的名字触犯庙讳），又曾参与燕公、代公的军事幕府，所以知道三位丞相的才业非常完备。他说：“宋广平喜欢谈政事，燕公喜欢谈文学；至于治理国家的长远谋虑，他们很少涉及。和代公谈话，开始好像涉水而行，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内容空阔广大，看不见渡口边际，品味得越深，思考就越加缜密。”代公常任西北边疆的将帅，论说四夷之事，谋虑一定精深长远，那么崔世叔的话确实得到了验证。凡是陪坐在君子身边，听他说话便可以知道他的才干和见识远近，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译伐国论 自古以来，得到亡国之女并立为妃子的君主，没有不因此招致危亡祸患的。为什么呢？亡国遗留下来的女子，难道能够没有怨气吗？建立基业、开创国家的祖宗，一定都是一时英杰；国家的山川社稷之神，曾经受到一国供奉、享受血食，痛恨国家灭亡，所以能够成为厉鬼。必定会生出妖艳美色，蛊惑当世君主，使骨肉互相残杀，从内部败坏国家；使君臣互相猜疑，从外部导致失败。危亡的征兆，很少有不是由此而产生的。史苏所谓“一定会有女戎”，说的就是妹喜、妲己、褒姒。史苏说得很详细，这里不再评论。因此晋献公得到骊戎的美女骊姬，太子遭受自缢的惨祸，灾祸延及三代；苻坚纳慕容氏姐妹，秦宫中有“凤兮”的歌谣，最终在五将山失败（原注：苻坚在五将山败亡）；梁武帝夺取东昏侯宠幸的女子，国家几乎陷入危亡；隋文帝宠爱陈王的妹妹，最终因此丧身。这些都是祸败显而易见的例子。又如夏姬进入楚国，子反疲于奔命，吴国人开始背叛楚国；吴国妃嫔到了晋国，晋世祖懈怠政事，戎狄于是扰乱中原。所以王珪看见庐江美人，便直言劝阻纳入宫中。像王珪这样，可以说是能察觉细微征兆的人，明白祸福的道理。文章论 魏文帝《典论》说：“文章以气为主，气有清浊，各自有体。”这句话已经把道理说尽了。然而气势不能不贯通；不贯通，即使有华美的辞藻，也像编排的珍珠、串联的美玉，不能成为完整璞玉般的珍宝。鼓动文气，以气势雄壮为美；气势又不能没有收束，没有收束就会流荡而忘返，也像丝竹繁密演奏，必定要有稀疏幽微的声调，听的人才觉得悦耳；又像河水迅疾冲激，必定要有回旋曲折的水流，观看的人才不会厌倦。从兄李翰常说：“文章如同千军万马，风平雨止，寂静得听不见人声。”大概说的就是这个。近世的诰命文章，只有苏廷硕除叙事之外还能自行作文，才华确实有余，取用不尽。沈休文独以音韵为关键，把轻重声调看作难事；言语虽然十分工巧，旨趣却不够深远。荆山之璧不能没有瑕疵，隋侯之珠不能没有瑕玷，文章旨趣的高妙，难道能因为音韵而受损吗？这只能用来谈文章的规矩，不能用来谈文章之外的深意。比较他的师友，魏文帝已经同王粲、陈琳、应玚、刘桢讨论过了。江南人只在五言诗方面精妙，所以沈休文长于音韵，却说“自屈原以来，这个秘密从未被看见”，岂不是太过诬蔑古人了。古人的辞章高妙，大概是因为言语精妙工巧，适合表达感情，并不取决于音韵；意思表达尽了便停止，写成篇章不拘泥于偶数句（《文选》的诗有五韵、七韵、十一韵、十三韵、二十一韵，今天的文章从四韵、六韵直到百韵，没有限定为偶数），所以篇章没有固定的曲调，辞句少有累赘。拿音乐来比，古代的辞章如同钟磬琴瑟，崇尚最高妙的声音；今天的文章如同丝竹▯鼓，受拘于急促的节拍。由此可知，声律造成的弊病太严重了。世上有人非难文章，说：“辞句不超出《诗经》风雅，思想不越过《离骚》，只是摹仿古人，有什么值得珍贵的？”我说：“拿它与日月相比，虽然自古以来一直可以看见，但光彩景象常常更新，这正是它成为神灵之物的原因。”我曾经写过《文箴》，现在载录如下，说：文章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自然生成的灵气。它恍恍惚惚地来，不经思考便到来。用织机织造它，便会平淡无味；刻意雕琢、铺陈藻饰，珍贵也不足以使人看重。就像璞玉，经过磨琢才成为器物；奢侈的人加工它，再用金翠错饰。美好的质地既被雕刻，真正的宝物反而被抛弃。这就是写文章的大旨。任臣论 想要知道国家是兴盛还是衰败、时代是昌盛还是衰微，考察它任用什么样的臣子就够了。非凡的才干本来不常有，谨小慎微、廉洁守法的人，足以从事政务；再其次，愚钝朴实、见识浅陋的人，也不至于危害国家。只有与常人不同的怪异之人，才值得畏惧（原注：世人所谓差人）。为什么？陈侯任用郭绍，因而激起轻侮楚国的怨怒；伯阳任用公孙，因而应验了谋划社稷的梦。屠黍说：“国家兴盛时，上天把贤人赐给它；国家衰败时，上天把乱人赐给它。”正是这样。然而这种人将要到来之前，一定会有异物出现，作为先兆。所以知道疏远君子、亲近小人，污秽的征兆便会兴起并招来讥刺。ジス停留在鲁国郊外，是因为展禽过去的缘故；鹈鹕聚集在魏国池沼，是因为没有任用管宁的征兆。因此鸲鹆飞来，师乙便叹息；▯鸟飞到，贾谊便恐惧；戴鹪筑巢，张臻便悲伤。微小的禽鸟尚且能带来祸害，何况比这更异常的事物呢？从前殷宗害怕而修养德行，以消除雉ず的变异；魏明帝却以享乐沉溺自身，不能免除鹰扬之恨。这些难道不值得警戒吗？人物志论 我曾经读过《人物志》，看到它探究隐微、精研事机，实在是天下奇才；然而品评人物，往往不合情理。把管促、商鞅都列为法家，是没有究察他们成败的办法（原注：僧一行说“调和盈虚、驾驭轻重只有太公”，管仲虽然是成就霸业者的辅佐，却不及太公，也不应与商鞅相比。商鞅可以和吴起归为一类）；把子产、西门豹都列为器能之士，是没有辨别他们才德精粗的迹象。子产见闻广博，叔向尚且比不上他，所以孔子敬重并侍奉他；西门豹不是他的同类。更严重的是说：“能言善辩却不能进入道理，靠应答供给来取悦人，这叫口才，乐毅、曹丘生就是这样。”乐毅是中世的贤人，洁明出仕与退处的分际，明白君臣的大义，自得进退伸缩之道，深深懂得存亡的机变；曹丘生则招权纳贿，以金钱买通权贵，毁誉全凭一张嘴，季布认为他不是长者，怎么可以拿他和君子相比呢？又说：“一个人的身上兼有英雄之才，高祖、项羽就是这样。”书中下文虽然说项羽的英才较少，有范增却不能任用，陈平离他而去；但称项羽能够随机应变，这话是错误的。项羽坑杀秦兵来结下关中的怨恨，放弃咸阳却眷恋旧地，这就是倒拿太阿剑把剑柄交给别人，哪里能说是善于应变呢？项羽又希望和汉王单独挑战，汉王笑着说：“我宁愿斗智，不能斗力。”等到将要失败时，他自己作歌说：“力能拔山啊，气概压倒天下。”他所依仗的只是气力罢了。可以说他在勇力上胜过韩信，气概又超过韩信，所以能够成为汉王的敌手；至于聪明睿智，就不值得称道了。

译朋党论 天下太平的时代，教化兴盛施行，群臣在朝廷和睦，百姓在乡野和睦，人们各自砥砺自己，没有什么可争是非的，天下哪里会有朋党呢？仲长统所说“意见相同或不同便产生是非，喜爱或憎恶便产生朋党，朋党导致怨恨嫌隙”，正是这样。东汉桓帝、灵帝时期，政权掌握在宦官手中，纲纪因此混乱，风俗教化逐渐衰败，党锢之士开始以议论批评人物，于是言论高峻、行为激烈，讥刺当世；他们的志向在于维持名教、斥退远离奸佞邪恶，虽然违背大道，却还没有失去正道。如今的朋党，全都依附幸臣，诬陷君子，鼓动天下人的骚动来培植交游，偷取儒家的方法来帮助大盗（原注：大盗指幸臣），这就是所谓教猱升木、嗾使恶犬伤人，像穴居城社的鼠类，无法用烟火熏出、用工具挖除。汉代的党锢，已经是治理天下者的罪人；如今结党邪恶的人，又是汉代党锢之士的罪人。仲长统说：“有才智的人也可能成为奸凶的羽翼，有勇气的人也可能成为盗贼的爪牙。”确实如此，但他辨析得还不够完全。这样的人都只是小才小勇，只能使用诡诈的方法进入邪路，像老鼠的牙齿穿墙、毒蛇的毒液伤人；又像巨海的阴暗长夜中，各种妖怪显露出来，哪里能在白天成为怪异呢？大道一旦施行，这些人就会被粉碎。虚名论 和膏肓一样的病，是无法医治的；和衰败动乱同样风气的人，是无法治理的。刘向上书说：“幽王、厉王时期，朝廷不和，彼此转相诋毁怨恨。君子独自居处而守正，不向众多邪曲屈服，勉强从事王事，反而遭到憎恨、毒害和谗毁。所以诗说：‘勤勉办理政事，不敢自称劳苦。无罪无辜的人，却遭受纷纷谗言。’”又说：“分立派别结为党羽，往往聚集朋党，将要同心陷害正直的大臣。”正直大臣得到进用，是国家得到治理的表征；正直大臣遭到陷害，是国家发生动乱的先兆。汉朝和幽、厉时代有同样的风气。干宝《晋总论》说：“朝廷中缺少德行完备的人，乡里缺少忠贞不二的老人；出仕的人把苟且求得官位看作可贵，却鄙视守正；做官的人把徒有虚名看作高明，却讥笑勤勉谨慎。他们依仗空疏无能、依附逢迎而没有主见，个个都在海内享有盛名。”晋朝和元帝、成帝时期有同样的风气。所谓空疏无能却享有盛名的人，大概是在讥刺山涛、魏舒一类人。后世那些窃取虚名的人，连山涛、魏舒的徒属奴仆都比不上，却在世上装模作样，从未感到惭愧；追随他们的人像飞蛾扑火，只以赶不上为耻，难道这就是蛩蛩背负厥足的说法吗？虚名以众多追随者作为羽翼，时下没有人敢加以伤害；后来的人又借他们的声望从口中抬高自己，人们也不敢议论。这样彼此至死相护，还自以为保有泰山一样的安稳，难道不可令人痛心吗？○食货论 君主如果不让聚敛财货、掌管财政的臣子担任辅佐调和君主的将相之职，奸邪之人就无处容身了。左右的权贵宠臣知道自己所宠爱的人没有宰相的才器，便把这个职位当作发迹的捷径、取得高位的重要津梁，全都由此加以提拔，以堵塞别人的讥讽诽谤。掌管这种职务的人，盗取天子的财物作为贿赂；聚敛财货的人因此得到升迁。权贵囤积奇货，乘国家急需之时，把货物卖给有关官署，以取得加倍的利润；掌管财政的人因此得到进用。三司都有属官，分掌各地；权贵宠臣得到他们的珍贵贿赂，往往把职务托付给商人和贪吏，这很像放养羊群却蓄养豺狼，饲养鱼类却放纵水獭，想让它们不侵害、不暴虐，怎么可能呢？因此盗用钱财、货币的人大量造作空账，国家的用度日益窘迫，百姓日益困苦。扬雄上书说汉武帝“运送府库的财物，填塞庐山的沟壑”，如今财货流入权贵之家，比这还严重。孟献子说过：“与其有聚敛财货的臣子，宁可有盗窃的臣子。”子舆认为以利治国是不对的，扬雄因专卖酒类而发出感叹。担任这种职务的人，必定都兼有工商之术和良商之才；卜式熟习分厘计算的事务，桑弘羊能分析秋毫般细微的数目。小人认为这是才能，君子却不忍心去做。卜式说：“天长久不下雨，只要把桑弘羊烹了，天就会下雨。” 哪里有像孔仲尼击鼓将要进攻那样的主张，像卜式想烹杀桑弘羊以求降雨那样的请求，却反而让这样的人居于宰相之位？这实在令人极其痛心啊！○近幸论 自古以来中等资质的君主，都安于亲近熟习的人，疏远忠良。他们并非不知道君子可以亲近、小人应当斥退，却不肯改变，原因有两点：一是性情相近，二是嗜好欲望深重。桓帝、灵帝和小人气性相投，如同水往低处流、火向干燥处烧，都是自然而然地亲近结合、无法解脱，所以侯览、张让得以蒙蔽君主。元帝、成帝都有自己的嗜好，喜爱吹箫击鼓的娱乐和微服出行、沉溺其中的快乐；没有宠臣就无法迎合他们的心意，没有近习之人就无法共同取乐，所以弘恭、石显得以蛀蚀政事。只有欲望少而英明的君主，才能与此相反。比如汉文帝虽有邓通、赵谈，所信任的却是贾谊、张释之、爰盎，这就是欲望少；汉武帝虽有韩嫣、李延年，所尊重的却是公孙弘、倪宽、卜式，这就是英明。因此君主听取意见不会受迷惑，政事没有偏颇。近来开元初年，宫内有姜皎、崔涤，尽情享受宫中的欢乐；朝外有姚崇、卢怀慎、苏颋、宋璟，治理天下政事，既有元帝、成帝的享乐，又享有舜、禹的声名，天下安宁，千古以来没有能超过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宠臣不能干预政事。后代如果能够像汉文帝、汉武帝以及开元年间那样达到治理，即使有宠臣，又怎么会妨害政事呢？

译○奇才论 开成初年，我镇守淮甸。适逢朝廷的英俊才士、奉命持节巡察东南的人相继到来。我和他们宴饮交谈，他们都说：“圣上对丞相郑覃、李固言、李石三位公卿说：‘李训秉有五常之性，接受人伦教化，虽然比不上你们；然而论天下的才干，你们全都不如他。’三位丞相默默地退下了。”我说：李训非常狂妄愚蠢，甚至连普通奴仆都比不上，怎么能说是奇才呢？自古以来天下有固定的形势，不可强行改变。从前陈平考虑如何拥立吕氏宗族，却无计可施，曾闲居深思；正好贾谊从门口进来，他没有察觉。贾谊猜知他的心事，说：“将相和睦，国家就安定了。”于是替他谋划。陈平才醒悟，因此用黄金为绛侯祝寿，使将相交欢，终于击败陈平、周勃以外的吕产、吕禄。近代五王诛杀二张时，汉阳王召来大将军李多祚，对他说：“将军爵位服饰尊贵，是谁给你的？”回答说：“太帝给的。”“将军家产富足奢侈，是谁给你的？”回答说：“太帝给的。”“将军子弟享有荣禄，是谁给你的？”回答说：“太帝给的。”于是对他说：“你感念太帝的恩德吗？” 李多祚悲伤流泪。汉阳王又对他说：“如今太帝的儿子深居鹤禁宫中，危险得像缀在旒上的玉珠，将军难道没有意愿吗？”李多祚于是感慨接受使命，同他制定计策。元载谋划除掉鱼朝恩时，让崔昭担任神州令，崔昭每天请求苑中供应祭祀用的酒肉，把它作为给鱼朝恩的羊；开宴时，便同北门大将军王驾鹤等人交结欢好，共同谋划秘密计划，鱼朝恩最终因此失败。举行大事，若没有北门禁军就无法成功，这就是所谓天下固定的形势。李训因王守澄而得到宠幸，虽然职务在近密之地，却每日在宫禁中游走，出入毫无阻碍。当时他凭借王守澄的势力，同天子亲密得如鱼得水；北军将领盼望他的顾盼，和亲眼见到天子的面容没有差别。如果用皇帝的旨意晓谕他们，再用爵位官职招纳他们，将领们就会听从，势头会像风吹草倒一样。李训舍弃这个办法不用，却想让神策军、灵武台巡逻捕盗的差役和守门执扫帚的人，去抵挡精锐铠甲和锋利兵器，这也如同用结霜的蓬草抵御烈火。幸亏宦官察觉了他的变故，事情还没有酿成大乱；假使李训的计谋全部实行，被杀的不过是几百名侍从罢了，而他的党徒还有数千人，再和北门禁军合力报仇，天下就要陷入横流。怎么知道这一点呢？从前窦武举事时，带着五校军数千人驻扎在都亭下面；宦官假传诏令，命张奂率领营兵同他们对阵，于是向窦武的军队大声喊道：“窦武谋反，你们都是禁兵，本应值宿守卫宫省，为什么要跟随反叛者呢？” 从早晨到吃饭的时候，士兵投降的几乎已经全部了。由此可知，自前代以来，禁军都畏惧服从宦官，宰相怎么能使他们拼死效力呢？唉！焚烧树林来打猎，第二年就没有野兽；抽干池泽来捕鱼，第二年就没有鱼。李训既然已经猖狂妄为，天下的大势也就不能再利用了。○方士论 秦始皇、汉武帝并不是喜好道术的人。秦始皇擒灭六国，兼有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的名号；汉武帝征伐匈奴，扩大殷、周的疆域，都是开辟以来前所未有的功业。他们虽然不能尊崇周公、孔子的道理来教化天下，也不能像汤、武那样以军队实行吊民伐罪，但其英才远略，自汤、武以来很少有人能够比得上，难道他们竟不能识破方士的欺诈吗？大概是因为享国已久，欢乐达到极点，驰骋射猎的精力已经疲惫，求取天马、碧鸡的兴致已经消退，鱼龙角抵的游戏已经厌倦，丝竹鼓吹的声音已经听腻，于是把神仙当作奇异之事，把方士当作玩物，也只是希望黄金可以炼成、能够登上青霄罢了，本来不在于节制精神、炼养形体。怎么知道呢？荀卿说：“千万人共有的情性，就是一个人的情性；历代君王的道术，后来的君王也一样。”我听到武宗的话，因此知道这一点。曾经在便殿谈到方士，都说他们诡诈荒诞，不可信任。皇上说：“我知道这一点。宫中没有事情，拿他们来排遣烦闷罢了。”我曾读曹植的论说，他说“左慈、封君达这一类人，魏王和我兄弟只是把他们当作优伶来供养取笑”，这话确实可信。大体说来，方士都习惯于清静隐居，愿意藏身岩穴，不求闻达，就像山鹿野麋一样，这就是他们的志向。难道他们乐意接受高车征召吗？敢于自我夸耀法术、当面欺骗英明君主的人也很少。既然当时不用他们，驱逐即可，杀掉却不对。若因为他们欺诈就可以诛杀，那么公孙卿、栾大没有一个不是因欺诈而获罪。杀掉那些为了势力利益而自我夸耀的人，足以作为大的警戒；如果连兰草和艾草也一同烧掉，那就太过分了。贞观末年，高宗没有杀天竺方士那罗延婆娑寐，只驱逐他回国，这可以作为后代君王的法则。●卷七百十 ☆李德裕（十五） ○小人论 世人所说的小人，善于逢迎、巧言谄媚，反复无常而难以相信，这是小人的常态，不值得害怕；以怨报德，是更严重的；背弃根本、忘记义理，又次于此。对善于逢迎的人疏远他，就没有祸患；对反复无常的人不信任他，就没有过错；唯有以怨报德的人无法预先防备，这就是小人中最严重的。背弃根本的人虽然不一定害人，却也不知道感恩。从前伤害蛇、给蛇敷药，蛇尚且能够报恩；飞[原字疑误]吃桑椹，尚且怀有鸣声之报。以怨报德的人远远不如伤蛇者，背本忘义的人远远不如飞[原字疑误]者。至于白公子张负有卵翼之恩，宰予忘掉灌溉之恩，陈余抛弃父子般的交情，田丰忘记跪拜起立的礼节，这些人可以同叛臣贼子一起诛杀，哪里只是违背知己之义而已呢？世人把小人比作穿墙打洞的盗贼，实在不对。穿墙打洞的盗贼，是迫于饥寒、不能保全性命；对富有资财的人有什么恩义，对藏有很多财物的人有什么仁爱？既然没有恩义仁爱，那么他只是从道路上取财、从野外拾金罢了。如果能够知道廉耻而不去做，那就是有偿还金钱者的操守；如果能够忍受饥荒而不取食，那就是有蒙住脸面者的节操。所以陈仲弓看见梁上的盗贼，察觉他不是恶人。这样说来，盗贼还没有造成很大的危害。然而手持兵器、挟带弓箭，以人多欺负人少，杀人夺财的人，才称作盗贼；与以怨报德的人相比，也还不算最严重。为什么呢？人的父子兄弟之间，有彼此不了解的；而别人对自己有恩，自己已经知道了，怎么还能辜负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