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百七十二

译豹舄赋（以“两遍用四声”为韵） 只有这双豹皮鞋称得上珍奇，承受奇异材质而文理斑斓。它的纹理合乎君子的变化之道，它的用途又见美于《诗经》所咏。过去大匠尚未发现它时，它含藏文采，可以长久保存；栖息山林、隐藏雾中，或成群或结伴。姑且施展威势以肃杀万物，哪里会畏惧险阻而仓皇奔走？哪里知道后来向猎者献出形貌，进入制鞋匠之手？敏捷的工匠一到，光彩更加妩媚；两种美质相合，一朝便制成器物。实在是常久功业的美好谋略，也是尽情装饰的美利；如果赏善的权力在我，甘愿舍身也毫无怨恨。曲直经过裁制，威仪可以显现；从前是野兽，今天成了鞋子。诸侯所重视的，楚子穿翠被而光彩照人；王者所适宜的，周官所说的赤纟意也没有可比之处。左边右边，忽合忽离；每每只是听从命令进退，将要辅助威仪。选择地方而行走，哪里会顾虑泥泞之辱？有道便前往，还珍惜它文彩的奇异。所以尚书拖履，脚步声便有声韵；中郎倒屣迎客，含义也很美好。虽然放置双足可以与方正相合，哪里能像有文采的文章一样值得记载？由此可知，随时应物，顺应人情而合乎法度；能够通达无所往、无所来的境界，实在不同于拘泥规矩、一步不差地行走。困居阜乡而自我珍惜，羡慕飞驰邺县的机遇；希望登上上国的台阶宫殿，希望得到我君一顾。人才等待时机而进用，时机也等待人才来求取；那微小野兽尚且有纹章，也会修饰自身而成制作。仰慕公孙的端庄严整，耻于滑稽之徒的错杂；幸而参与▯鸾般的行列，不与犬羊般的卑类混杂。这样一来，便承受天道通达的亨运，面对这些文采而不感惭愧。李▯ ▯，开元年间任殿中侍御史。天宝年间升任吏部郎中，出任景城司马、瀛州长史。拒绝叛贼盟誓文 大唐天宝某年某月某日，瀛州长史李▯、河间司法李奂、代理东光县尉穆宁、盐山尉贾载等盟誓说：“逆贼安禄山，背弃恩德，竟敢举兵违犯天纲，妄自肆行叛乱，煽动范阳、幽蓟的军众，驱使胡人、奚人般的犬羊之群；违背叛离朝廷，任意施展凶暴祸害。瀛州近与赋税相接，处在腹心肘腋之间，贼人想夺取它，以断绝牵制。伪政权所任命的守长，傲然径直前来，想占据城郭，盗取府库，占有百姓和土地，以此充实贼军资财。我们身为唐朝臣子，按义理应当守护唐朝，哪里有跟从逆贼而背叛天子、接受伪命而玷辱名教的道理？伪政权派来的景城守刘道元，已经把他绑缚斩首。凡是我们的同僚以及佐吏等，全都同心协力，为国家坚守；发檄文通告远近，上报方伯，只要能够消灭贼军，即使牺牲自身也不推辞。有谁改变这项盟誓，愿神灵降罚，绝不宽赦。柳芳 芳字仲敷，蒲州河东人。开元末年考中进士，由永宁县尉入直史馆。上元年间因事获罪，迁徙黔中；历任左金吾卫骑曹参军、史馆修撰，最终任右司郎中、集贤殿学士。三命判词 乙任官升至三命，举行祭祀时使用特牲，祭祀又使用少牢；有人说这是在举行祭礼时僭越加等。孝道出自上天规定的常理，礼是做人的纲纪；事情如果感动神明之理，行迹就不会昧于生养之恩。乙是大夫，官位升到高职，应当享用四时祭祀，以符合三命显贵的身份。饮食宴乐之礼，使用特牲完备举行；圭璧庄严陈设，增加少牢作为祭品，以诚信表达心意，凭借丰盛洁净来致祭。这正是礼教的训义，为什么要纠察它的违失？考察前代成例，本来就不应处罚。

译食货论 从前开元初年，宇文融首先把征收客户、登记户籍外人口、清查剩余田地、整顿户口和色役的办法推行天下。后来天宝年间，韦坚又以开凿水道、扩大运输、利用潭运和兴办漕运为利，杨慎矜、王钅共、杨国忠等也议论财货政务。君子说：宇文融等人的失败，难道不可悲吗？《诗经》说：‘人有许多邪僻，不能自己树立法则。’说的就是宇文融等人。当初元宗凭借雄武才略，两次开创唐朝统绪；贤臣在左右，威权全在自己手中。姚崇、宋▯、苏▯等，都是骨鲠正直的大臣，以清静镇守朝政，朝廷有明确稳定的政令，下面没有觊觎之心。四夷来侵，只需驱逐他们；百姓富足，只需征收赋税。后来有张嘉贞、张说，守成而没有失误。此后赋役突然加重，豪强奸猾兼并土地；强者凭才力相互争强，弱者遭受侵夺而失去产业。逃避差役的人，多数漂泊寄居在乡里；县中收录其姓名，称为客户，和当地居民混杂在一起的已经有十分之一二。这大概就是汉魏以来浮户、流人的一类。当时天子正想凭借众多的士卒战马和将帅的勇武，傲视天下，慨然有控制夷狄的心愿。然而担心军队供给不足，流亡劳动力尚未复业，便想寻访有奇谋的人才，以发扬皇帝的明智，这种想法已经存在很久了。宇文融揣摩皇帝的旨意，叩关求见；天子让他靠近席前接见，遗憾得到他太晚。话从宇文融口中说出，策略正合君主心意，不出几年，他便独立于群臣之上。没有德行却享受俸禄，最终因此败亡。后来天子正忙于对付四夷，国用不足，便更加称许宇文融的才能，追想起来又后悔。当时杨崇礼又凭借善于筹划财帛而受到宠幸，但他廉洁谨慎、守持本分，不损害他人，所以能够善终。宇文融死后十多年，才开始任用韦坚以及杨崇礼、杨慎矜等人；他们都以谋求财利、建立功绩来迎合君主，胁迫权相而互相毁灭，成为天下人的笑柄。王钅共、杨国忠的威势震动海内，尤其暴虐蛮横，人们反而思念宇文融。大体这几个人，少的兼任数个使职，多的兼任二十个使职；判官、佐使遍布天下。客户比过去增加一倍，主管官员只守着文书作出裁决，不过是充数罢了。四十年间，覆灭家族的有五起；抛弃百姓而招致祸害，难道是天道吗？先王治理百姓的制度，是先使他们富足，再聚集他们，以兴办利益；如果过于节俭，就使他们离散，以消除祸害。因此要减少有余来补益不足，称量万物而公平施与。到了后代，也还能实行这一道理。《礼记》说：‘仓廪充实了，才知道礼义荣辱。’百姓如果连基本生活都不足，却还能治理好的，自古至今从来没有过。看这些人的用心，是想竭尽百姓的财力，迎合君主的欲望，耗尽天下的力量来供给国家；暗中窃取君王的权柄来满足自己，张开长嘴，向天下鼓噪。于是权力归于掌握之中，利益出自个人胸臆，呼吸之间、指顾之间，万里之外的车船都为之沸腾。狡诈既已施展，便拱着衣袖取得公卿之位；窃取富国安民的名声，把身佩青紫绶带作为实际利益。名与实难道不是相差太远吗？君主以安定百姓为忧虑，宇文融等人却扰乱百姓；百姓把财产丰足当作利益，宇文融等人却竭尽他们的财力。原先所谓的利益，难道不是反而变成祸害了吗？而这几个人还自以为功劳无人可比，坐享富贵；斧钺已经跟在身后，却以为自身安稳如泰山。等到他们死后，即使把他们剁成肉酱也不足以向天下谢罪，难道不可愚蠢吗？唉！凭元宗的才干功业，本来可以成为中兴之君；奸臣一番游说，便以利益打动明主，宇文融等人窥伺其余威，不顾一死，只是贪图爵禄罢了。国家的利器，是不可以轻易拿给别人看的。

译姓氏谱系论 氏族，是古代史官所记载的。过去周代小史确定世系，辨明昭穆，所以古代有《世本》，记录黄帝以来直到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的名号和世代承继。左丘明传《春秋》，也说：‘天子建立德行，因出生而赐姓，封给土地，再命名氏。诸侯以字为氏，以谥号为族。’过去尧赐伯禹姓说：‘姓姒，氏为有夏；赐伯夷姓姜，氏为有吕。’下至夏、商、周三代，官职有世代功勋的，便形成官族；封邑也同样可以成为氏。后世有的以国为氏，如齐、鲁、秦、吴；有的以谥为氏，如文、武、成、宣；有的以官为氏，如司马、司徒；有的以爵为氏，如王孙、公孙；有的以字为氏，如孟孙、叔孙；有的以居所为氏，如东门、北郭；有的以地名为氏，如三乌、五鹿；有的以所从事之事为氏，如巫、乙、匠、陶。这样一来，接受姓、命名氏的情况就灿然繁多了。秦朝焚毁学术之后，公侯子孙失去了原本的世系。汉朝兴起，司马迁父子才依据《世本》修撰《史记》，又根据周代谱牒阐明世家，这才知道姓氏的来源；虞、夏、商、周，以及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都出自同一祖先。历代更替称王、相继称霸，长的有千年，短的也有几十代。先王的封国虽然断绝，后代仍蒙受其福，依旧成为︹家。汉高帝从平民起兵而拥有天下，任命官员看重贤能，论定爵位依据功劳，发誓说：‘不是刘氏不得封王，没有功劳不得封侯；天下人共同诛讨他们。’先代公卿的后裔，有才能就任用，没有才能就弃置，不区分士族和平民，于是开始崇尚官位。但仍把崤山以东的豪杰迁来充实京师；齐国田氏、楚国屈氏和景氏，都是高贵姓族。后来选拔豪杰英才，考核记录他们，大概七相、五公就是由此兴起的。魏氏建立九品中正制，尊重世代贵胄，轻视寒门士人，权力已经归于高门姓族。各州大中正、主簿，各郡中正、功曹，都选取著名姓族的士人担任，以确定门第，品评人物。晋、宋沿袭这一制度，才开始崇尚姓族。这样看来，区别贵贱、分辨士族和平民，已经不可改变。当时主管官员升迁选举，必定查考谱牒户籍，核验真伪。所以官职有世代贵胄，谱牒有世代官族，贾氏、王氏的谱学由此兴起。于是设置谱局，令史的职位也都齐备。渡过长江以后称为侨姓，王、谢、袁、萧最为显著；东南地区称为吴姓，朱、张、顾、陆最为显著；崤山以东称为郡姓，王、崔、卢、李、郑最为显著；关中也称为郡姓，以韦、裴、柳、薛、杨、杜为首；代北称为虏姓，以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为首。所谓虏姓，是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形成的，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自皇帝宗室亲属，或是跟随魏国的各国之人。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代担任部落大人，并且都称为河南洛阳人。所谓郡姓，是根据中原士人的门阀资历等第制定的：凡三代有三公的称为膏粱；有尚书令、仆射的称为华腴；任尚书、领军、护军以上的为甲姓；任九卿或方伯的为乙姓；任散骑常侍、大中大夫的为丙姓；任吏部正员郎的为丁姓。凡能列入其中的，称为四姓。又下诏说，代地人的贵族后裔起初没有族姓，其中穆、陆、奚、于四姓，不得由吏部任用为低微杂官，可以比照四姓。北齐沿袭这一制度，选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得入选。因此江左确定氏族时，郡中上姓列第一的便是右姓；太和年间以郡中四姓为右姓；齐代僧人昙刚的《类例》，把甲门都列为右姓；北周建德年间的氏族制度，把天下通望的姓族列为右姓；隋开皇年间的氏族制度，把上品、茂姓列为右姓；唐代《贞观氏族志》把第一等列为右姓；路氏所著《姓略》把盛大门第列为右姓；柳冲《姓族系录》把天下望族列为右姓。不通晓历代这些说法，就不能同他谈论谱牒。如今流俗想单独把崔、卢、李、郑列为四姓，再加上太原王氏，称为五姓，大概是不合经典制度的说法。文章的弊病发展到崇尚官位，官位的弊病发展到崇尚姓氏，姓氏的弊病发展到崇尚欺诈。隋朝承受了这些弊病，却不知道弊病的原因，于是反而违背古道，废除乡里举荐，割裂人们对土地的依附，尊重掌管事务的官吏。于是士人失去乡里，乡里没有衣冠之士，人没有廉耻；士族混乱，平民也僭越。因此善于谈论谱牒的人，要把它系于地望而不迷惑，依据姓氏而无疑问，通过婚姻关系加以区别。崤山以东的人质朴，所以崇尚婚姻亲戚，这一点可以相信；江左的人文雅，所以崇尚人物，这一点可以认为有智慧；关中的人雄健，所以崇尚冠冕，这一点可以认为通达；代北的人尚武，所以崇尚贵戚，这一点可以认为安泰。等到弊病出现，崇尚婚姻亲戚的先重外族、后轻本宗；崇尚人物的抬高庶子、贬低嫡长子；崇尚冠冕的轻视配偶、羡慕荣华；崇尚贵戚的追逐权势利益、丧失礼教。四种弊病都出现，便失去了原本所崇尚的东西。人没有操守，士族便衰落；士族衰落，国家也随之衰败。管仲说：‘治理国家的方法，利益从一个孔道流出就能称王，从两个孔道流出就会︹，从三个孔道流出就会衰弱，从四个孔道流出就会灭亡。’所以冠冕和婚姻，是人道中最大的伦理。周、汉的官制，使人们在政令上保持一致，使门第归于一统，让下民知道禁令，这是利益从一个孔道流出，所以能称王。

译魏、晋任用官员，尊崇中正官，建立九品制；乡里各有不同的政令，家族各有争竞之心，这是利益从两个孔道流出，所以会︹。江左、代北，各种姓族纷乱不一，关键之处没有归属，这是利益从三个孔道流出，所以衰弱。隋朝任用官员，用吏治来治理天下；人的行为不以乡党为根本，上面的政务烦琐，下面的人群混乱，这是利益从四个孔道流出，所以灭亡。唐朝承接隋朝的乱局，应当用忠诚来挽救；忠厚起来，乡党的行为便会修治；乡党行为修治，人才之道便会成长；人才之道成长，冠冕世系便会尊崇；冠冕世系尊崇，教化风气便会美善，这样才可以与古代相比。晋太元年间，散骑常侍、河东人贾弼撰写《姓氏谱状》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共七百一十二篇，甄别士族和平民，没有遗漏。宋代王宏、刘湛喜爱这部书。王宏常说：‘面对一千位宾客，也不能触犯其中任何一人的名讳。’刘湛任选曹时，撰写《百家谱》来帮助铨选次序。后来文字有所损伤、篇幅有所删省，王俭又加以扩充；王僧孺推演增益，写成十八篇，东南各族另自成一篇，不列入百家之数。贾弼传给儿子匪之，匪之传给儿子希镜；希镜撰写《姓氏要状》十五篇，尤其精通考究。希镜传给儿子执，执又撰写《姓氏英贤》一百篇，并著《百家谱》，扩充王宏、王俭所记载的内容。执传给他的孙子冠，冠撰写《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四篇。王氏的谱学，本源于贾氏。唐朝兴起后，谈论谱牒的人以路敬淳为宗师，柳冲、韦述次之。李守素也精通姓氏，当时人称他为‘肉谱’。后来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为世人所称道。起初，汉代有邓氏《官谱》，应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论》中也有《姓氏》一篇。宋代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谱学大体都具备在这些书中。魏太和年间，下诏令各郡中正分别列出本地姓族的次序，作为举荐选官的标准，名称叫作‘方司格’，直到今天人们还这样称它。柳并 并字伯存，大历年间被征召为河东府掌书记，升任殿中侍御史。后来失明，最终死于家中。

译《意林》序 诸子书起源于《鬻熊》《六韬》，盛行于春秋、战国六国时期。当时庄子、老子的道术成为宗旨，建立覆盖天地的功业，扩展日月的光照；其见识高出六经之上，成为天下的法式，所以再没有什么可以用语言称述的了。墨翟是大贤，他的旨趣精深而俭约教化（此处缺三字）；名望仅次于孔圣，达到极致（此处缺三字）；管仲、晏婴的文章（此处缺十二字），也可以说近于圣贤。然而诸子书部帙繁多广大，查找颇为困难。梁朝庾仲容抄录成三帙，淘汰其中的沙石，簸去其中的糠秕；但其中仍有兰草与艾草混杂，美玉隐藏在璞石之中。扶风人马总精通前代典籍，致力于简约，又依据庾仲容的抄本加以删略，保存为六卷，题名《意林》。圣贤之言连糟粕也没有遗漏，流传文献的精华全都保存，可以说精妙极了。隋代博学的李文博搜集诸子，编成《理道集》十卷。唐代永兴公虞世南也采集前代史书，著成《帝王略论》五卷。天后朝宰臣朱翼祖，又撰述《十代兴亡论》一帙。加上扶风所作《意林》，探究诸子、史书大略的，大概就是这四个人了。我驾一叶扁舟旅途中停留在庐陵，扶风向我讲述这部书的宗旨，并且说：‘编录所收取的内容，首先致力于经世济民，其次保存作者的本意。不遗漏篇名，就像面对古人一样。我赞美马氏的作品，文字简约而旨趣深远，实在可以说是把百家之书藏在衣袖中，把千卷典籍掌握在手中。这个人的用心，难道不深远吗？我表彰其中值得赞美之处，把它叙写在篇首，使它流传给喜好古书的人。贞元丁卯年夏季最后一天，眼睛失明的河东柳伯存重新撰述。代汾阳王祭贞懿皇后文 维某年某月某日，驸马都尉郭暧之父、关内河东副元帅、司徒兼中书令、汾阳郡王臣郭子仪，谨慎派遣上都进奏院官傅涛，敢于昭告贞懿皇后行宫：伏惟皇后的德行光耀坤灵，明亮可与月魄相齐；母仪天下，教化遍及六宫。光明地辅佐圣人，赞助完成后妃阴教；光荣载入史册，美名以歌谣传播。忽然离开圣明天日，升入神灵境界；远近之人都悲痛愤懑，宫闱之中哀伤仰慕。臣有幸忝列亲属，儿子又娶了公主；天人般的美好，皆是皇后养育所聚集的恩德；姻亲关系光荣，宗族都尊崇拥戴。如今园陵礼仪已经完备，祖道发引也到了日期；臣受限于镇守方镇，不能陪侍行宫，远望灵车，不胜摧心仰慕。伏蒙皇恩，因为臣是国戚而加以眷顾，允许臣申行祭礼，恩典超越常等，这是古今所未有的，唯独由圣上开创。臣惶恐铭记感戴到了极点，谨献上牲牢和各种祭品的祭奠。尚飨！严郢 郢字叔敖，华州华阴人。考中进士，补任太常协律郎。代宗初年任监察御史，屡次升任河南尹。大历末年升任京兆尹，罢职后任大理卿，升任御史大夫，出任费州刺史。奏论五城旧屯兵、招募和仓储等事的奏疏 考察旧日屯田中肥沃富饶的土地，如今十成中只有一成耕种；如果人力能够开垦，就不必等待疏浚渠道。各屯中有水利、可以耕种的田地很多，大概只是功力不够，因而荒废。如今如果征发两京和关辅地区的人，到丰州疏渠营田，只会徒然扰动百姓，必定没有利益。臣不敢援引远处其他事情，请以宫中园地种稻来说明。秦地土地肥沃，田地称为天下第一；内园园丁都是京兆人，在当地营田，每月轮换一次，其容易看得很清楚。然而每人每月发钱八千，粮食另行供应，内园园丁仍然需要雇募，不能只按奏令由府司召集办事。计算每个园丁一年应得钱九百六十、米七斛二斗；计算所雇园丁三百人，每年总共应发钱二万八千八百贯、米二千一百六十斛。不知一年终了收获多少？臣计算所得不能补偿所费。何况相距二千多里，征发百姓出塞屯田，一年才轮换一次；粮食又要从太原转运，运输费用极多。每人还须发钱六百三十、米七斛二斗，私人额外支出的费用，又要加倍。根据这些情况，收获必定不能抵本，而关辅百姓也难免流散。这是白白使京畿、甸服空虚，却对军储没有益处；天宝以前屯田的情况完全不同。臣极其愚昧，也不敢不仔细筹算，只应当审慎考察。第二疏 伏惟五城旧日屯田，数量极为广大，臣以前已经列举名称上奏完毕。五城军士如果把如今运来用于开渠的粮食，借给各城官田使用，到冬天再缴还；又把运来支付开渠工价的布帛，先发给耕田的人，到冬天令他们按照当时市价缴纳粮食。这样，关辅地区就免于征发，五城也会富足；努力耕种、开辟田地，与疏浚渠道相比，利益可多十倍。拟故相国、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赠吏部尚书吕公谥号的议文 伏惟故相国、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赠吏部尚书吕公▯，过去侍奉先朝，多次担当重任。至德初年，国运艰难，公最先披荆棘，护送皇帝车驾到灵武；忘却自身而尽忠，一天之内三次受到召见。先朝察知他竭尽自身的节操，采纳他使君主内心受到沃润的建议，于是立他为宰相，辅佐协调神人与人间。他那些美好的谋略和筹划、进谏可行而废止不可行之事的行迹，在朝中便当面进言，出外则巧妙陈说；如同温室树不向人言说，实在难以全部知道。至于那些明白显著、想掩盖反而更加彰显的事，请分条记载。乾元年间收复失地之际，两京的士绅多被关押在三司诏狱中；御史中丞崔良器议事时误将无罪者纳入罪案，当时宰相苗太师、崔赵公等虽在朝廷争辩，却没有坚决反对。公有罪便指出，有疑便不隐瞒，引用经典，端正言辞，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减少刑罚；被保全而活下来的人大概有数百。圣明君主收敛雷霆般的威势，圣朝施行宽大的法典，都是公的力量。古代进用贤人要受到上等奖赏，《尚书》不是说过‘咎繇说，啊，在于知人’吗？公登上台省宰衡之位，专门把推举贤才、任用人才作为职责。因此故相国房公▯、故吏部尚书韦公陟，入朝升任高位，都是由于公的推荐。如今相国、黄门侍郎杜公任江陵长官时，公推荐他担任方面之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人〕

译如今相国、中书侍郎元公任度支时，公向他咨询幕府政务。还没有几年，二位宰相便相继登上上台。天地交泰，圣贤相互遇合，众多政绩都兴盛起来，五典都能遵行，是依靠公举荐善人的功劳。与前人相比，就是子皮举荐子产、鲍叔举荐管仲、萧何举荐曹参、武侯举荐蒋琬，我还有余地可以相比。他在荆南任职时，收敛兵戈，和协众人；命令推行，禁令禁止；治理功绩为天下第一，即使古代的羊祜、杜预，也没有能够超过他。如今太常已经详细议论荆南政绩，却说：‘在台司任职时拘谨琐屑，没有竭尽自身的能力。’这实在是抬高瑕疵、掩盖美德的言论，不是适中的话。国家旧例，宰臣的谥号都用两个字，以彰明善行、表扬德行。吕公文才能使政事无害，武力能够禁止暴乱；守正便能成就事业，尽忠便能使百姓获利；盛大的功烈、宏远的谋略，不可能全部列举。《左传》叙述八元的德行，说是‘忠肃恭懿’。如果用美谥来比拟他的德行形貌，请给吕公谥号为‘忠肃’。谨此议定。议论徒罪以下罪人以及迁徙边州的议文 臣伏惟，迁置边州，是流刑的另一种名称。流罪分为三等，却一概迁移发配，恐怕不恰当。死罪中，除杀人之外，还有十恶重罪、伪造并刻印、主管官吏伪造印信，以及强盗、放火等罪；如果一概免除死刑而迁徙边州，那么在法律上就太轻，不足以惩戒。徒罪条目很多，有斗殴争竞、造成轻微伤损的；有夫妻离异但不属于义绝的；有收养男孩而改用别姓的；有立嫡不合制度的；有私自通过关隘的；有彼此冒名合户的。诸如此类，无法全部列举。如果一概迁徙边州，和十恶、伪造等罪同样处理，就会轻重悬殊。又按照刑部条格，京城各县事务繁杂，过失犯罪的情形很多，一旦触犯法网陷入刑罚，徒罪尤其广泛；如果全都送交覆核，滞留拘系的人实在太多。徒罪以下的罪人，除免官、官当以及敕杖之外，应当依照外州的成例，由州县根据事情轻重处分。如今如果天下徒罪都申报有关部门，一概经过审议回复，由法司断结；按照法令规定都有期限，州县的囚犯动辄达到成百上千。计算天下每月判处徒刑发配的人，必定不止五六千人。这样就会使百姓动摇，刑法条文紊乱。况且边州以及靠近边境地区犯死罪、徒罪、流罪的人，又该如何处置？伏请下令删定使详细复核，然后施行。大唐兴善寺大广智不空三藏和尚碑铭（并序） 和尚法讳不空，是西域人。他的氏族在中原没有记载，所以不写出来。玄宗洞察并知晓至高之道，特别尊敬仰重他；直到肃宗、代宗三朝，他都担任灌顶国师，以元言德祥，开右至尊。代宗初年，以特进、大鸿胪[B14A]上表推荐他。等到他患病不起，又到他的卧室中加授开府仪同三司、肃国公。他都坚决推让而未获允许，特赐法号“大广智三藏”。大历九年夏六月癸未，在京师大兴善寺圆寂。代宗为他停止朝政三日，追赠司空，追谥“辩正广智三藏和尚”。火化之时，又派中谒者带着祝文前往致祭，表达如同亲临的敬意。皇帝的诔词深切，嘉美的祭品芳香，礼仪冠绝群伦，举世无可相比。第二年九月，在他旧居的寺院中为舍利起塔。和尚天性聪慧明朗，广泛贯通过去诸佛万法的要旨，在僧门中独立卓然，浩荡无双。至于真言文字义理的法度、灌顶登坛的轨则，以及即身成佛的迅速、随声积聚福祉的妙用，广大而弥漫，如天之丽、地之深，实在不是后学所能详尽说明的。我谨以自己的管见，叙述它的大概。过去金刚萨▯垂亲自在毗卢遮那佛面前接受瑜伽最上乘的教义，后来过了几百年，传给龙猛菩萨；龙猛又过了几百年，传给龙智阿▯黎；龙智传给金刚智阿▯黎；金刚智东来，将它传给和尚。和尚又西行到天竺、师子等国，拜访龙智阿▯黎，宣扬十八会法。佛法教化如此相承，从毗卢遮那如来到和尚，总共已经传了六代。每逢斋戒被留在宫中，便引导迎来祥善之气；登坛礼拜都能得到回应，福报感应清楚明显，犹如温树无言，其中事迹多得不可记述。西域狭巷中，狂象奔突而来，他以慈悲之眼看它，顷刻之间大象便伏地不起。渡南海到一半，天吴击鼓使海上惊骇，他以定力面对，未过一时海面便平静无浪。他出生时，母亲有毫光照耀的祥瑞；他去世时，精舍中池水干涸，也出现了异象。他出家受夏安居戒共五十次，享年七十岁。从成年直到晚年，常常整治供具，端坐道场，沐浴兰汤、焚烧香火，进入佛的知见。五十多年中，无论早晚寒暑，从未有片刻露出倾斜懈怠、疲倦的神色。超越常人而达到极远的境界，竟然如此。后来的学者登堂诵说，得到佛法的并非一人，其中沙门惠朗，接受了次第补任的授记，获得传灯的宗旨，接续照耀佛日，使六代相承成为第七代，真是达到极致了！唉，佛法的弟子啊，我将永远怀念这根栋梁。现在要记述他的本行，便托付我来刻石崇扬他的功德。过去我曾承受他的微妙教诲，如今却只能看见他的几杖遗物；他的光彩容貌已经渺远，坛场寺宇一片清冷悲怆。撰写文章、彰明铭刻，这件事我一个后生怎能推辞？铭文说：呜呼，大士啊，辅佐我朝三宗皇帝。道术上是帝王之师，官秩上为仪同三司。昔日在广成子之时，轩辕氏顺从其教化。时隔三千多年，又有肃国公。瑜伽最上乘，真言秘密相契。六代相互授受，传灯接续不断。记述者一一编录，灿然有序。陆地降伏狂象，水上平息天吴。慈悲之心制服暴烈，智慧之力降伏愚昧。寂静之中而能感通，这难道可以测量吗？两楹之间如梦中设奠，双树也为之变色。终身宠赠司空，以辩正之谥彰明德行。天子派使者致祭，皇帝内心凄恻哀伤。下诏在旧庭一角兴建宝塔。下层收藏舍利，上层装饰浮屠。行迹超越生灭，佛法远离有无。刻石作偈，流传于京都大都。建中二年，岁次辛酉，十一月乙卯朔十五日己巳立碑。刘秩 刘秩字祚卿，是赠工部尚书刘子元的儿子。开元末年，由宪部员外郎授任陇西司马。至德初年，升任给事中，出任阆州刺史，后贬为抚州长史，去世。货泉议

译臣恭敬地接受本月二十一日的诏令，陛下想要不再禁止铸钱，并命百官详细议论可否。钱币的兴起，已经很久远了，原是用来调节物价轻重、权衡根本与末节的。齐桓公得到这种办法，国家因此称霸；周景王失去这种原则，百姓便受到弊害。考察历代典籍，国家的兴衰实在都系于此。陛下考虑改变古制以救济今日，想要返回常道以符合正理，却不立即改制，而向平民询问。臣虽然愚蠢，怎敢不献上自己的见闻？古代把珠玉作为上币，黄金作为中币，刀布作为下币。管仲说：“这三种货币，拿在手里并不能用来取暖，舍弃它也不会损害饱食。”先王用它来守护财物、驾驭人事，从而使天下平衡，所以称它为“衡”。所谓衡，就是使物价有高有低，不能固定不变；因此给予它在君主，收夺它也在君主，使人富裕在君主，使人贫困也在君主。所以人们像敬奉日月一样拥戴君主，像亲近父母一样亲近君主，正是使用了这种办法，这就是人主的权柄。如今的钱，就是古代的下币。陛下如果舍弃钱币而任由百姓掌握，那么上面就无法驾驭下面，下面也无法侍奉上面，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物价低会损害农民，钱币轻会损害商人，所以善于治国的人，要观察物价的贵贱和钱币的轻重。物价重则钱币轻，钱币轻是由于物品多。物品多，就制定办法收取，使它减少；物品少，钱币就变重；钱币重，就制定办法发放，使它增多；钱币多了，就变轻。轻重的根本，必定在于这些，为什么要把它假手于人？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铸钱如果不掺铅铁，就没有利润；掺铅铁则钱质恶劣。钱质恶劣却不严加禁止，便不足以惩罚制止。况且如今堵塞私人铸钱的道路，人们尚且冒死犯法，何况开启它的源头，却想让人服从法令吗？这等于设置陷阱诱使人进去，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允许人铸钱，没有利润人们就不铸，有利润则离开田地的人会很多；离开田地的人多，荒草就不能被开垦；荒草不被开垦，又接近于受寒挨饿，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百姓财富过多，就不能用赏赐来劝勉；贫穷饥馁，就不能用威刑来禁止。所以法令不能实行、人民不能得到治理，都是由于贫富不均。若允许私人铸钱，贫穷者必定无力铸造，臣担心穷人会更加贫穷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机压迫他们而更加放纵。昔日汉文帝时，吴王濞是诸侯，财富与天子相等；邓通是大夫，财产与王者相当，这些都是铸钱造成的。若一定要允许私人铸钱，就是把利益和权力交给人而舍弃自己的权柄，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陛下如果认为钱币过重会损害农业，铸钱工费又使利润少，那么臣愿意说明其中的过失，以献上愚见。钱币之所以变重，是因为人口日益增加，而铸钱的炉数没有增加。又因为官钱很重，和铜的价格相差不多，所以盗铸者便熔化重钱，铸成轻钱。钱轻时禁令宽松便能流通，钱重时禁令严厉便停止流通；停止流通便被废弃，这就是钱币之所以减少的原因。铸钱不能满足需要，在于铜贵；铜贵，在于使用铜的人太多。铜用来制造兵器不如铁，用来制器物不如漆，禁止使用铜并没有害处，陛下为什么不对百姓禁用铜？禁用铜，铜便无处使用；铜无处使用，价格就更加低廉；铜价低廉，钱币的铸造便能满足需要。铜不向民间流布，盗取铜的人就没有凭借来铸钱；没有凭借铸钱，官钱就不会被熔化。百姓不触犯死刑，钱币又一天天增加，必定重新有利。这是一项举措而四种好处同时具备，惟愿陛下仔细审察。谨此议论。

译选举论 君王任用官员，必须看国家的要务，堵塞各种门户，使取用人才归于一途；天下安定时就尊重经术之士，有危难时就看重身披铠甲的武臣。夏、商、周选拔士人一定在庠序之中，不合乎正道的人不得出仕进用，因此诱导人们的途径没有两种，响应的人也归于一途。到了周朝末年，各诸侯施政不同，取用人才的办法很多。所以商鞅担忧这种情形，劝说秦孝公：“利益只从一个孔道流出，国家就能称王；利益从两个孔道流出，国家就只能强盛；利益从三个孔道流出，国家就会衰弱。”于是下令，除了作战和务农，不得取得爵位，秦国最终因此吞并六国。汉朝靠战争平定祸乱，尊重崇尚淳朴质实，高后举荐孝悌、力田之士，汉文帝、汉景帝遵守而不改变，所以民间有固定的职业，朝廷称说人才众多。到汉武帝察举孝廉，设置五经博士弟子，虽然门阀制度已有二三分端倪，却还没有失去道德原则。到了晚年，专力追求功名，锐意经营四方夷狄，于是权谋诡计产生，荆楚之士得以进用。战争接连不断，官府用度不足，因此聚敛财物、计量征收的政策产生，设置关隘、兴办利益的臣僚出现。番系、严熊罴等经营开凿渠道，以沟通漕运；东郭偃、孔仅提出盐铁等牟利策略；富人通过钱财取得爵位、谋求官职，甚至可以免刑除罪。公家所需越来越多，做官的人便徇私，上下都来索取，百姓无法忍受种种弊害，所以巧立法令、严酷急切的臣僚得到进用，查访告发、废止格法的制度也由此形成。杜周、减宣一类人，以严酷的法律条文断案定罪而受到尊贵；王温舒一类人，则以像鹰击一般敢于杀戮而显扬。至于效法先王之术、熟习俎豆礼仪的人，却无处任用。因此，精通学问、才智秀异的人不再游学；游学的人，大多只是讲章句的儒生。所以昭帝时，霍光询问百姓疾苦，不向太常寺的诸生求取意见，而征召天下贤良文学来询问，这说明通常的道路不足以选取人才。到了东汉，光武帝喜好学习，却不能把所学施用于政事，于是亲自讲解经书。肃宗以后，时常有人仿效，尊重儒术却不通晓其本意，只取其文字形式；三公、尚书虽然任用经术之士，却不实行经术之道。因此从元帝、成帝以后直到东汉，慷慨而通达事理的人少，廉洁守节的人多。没过多久，汉朝失去驾驭，曹魏僭越窃取政权，中正官选拔士人，权力归于显贵姓族；这虽然可以镇服庶民，却不是崇尚贤才的办法。大概是由于尊奉尊贵者的道理，当时圣人不出，贤哲没有职位，于是《诗经》所说的怨愤之道大为兴盛，成为怨恨旷达的根由。到了晋、宋、齐、梁，递相沿袭这种风气，越来越盛。舍弃学问，崇尚文章；把小仁小义看得很重，却把放纵荒诞看得很大；谈论庄周、老聃的学说，诵读《楚辞》《文选》的文辞。六经九流，偶尔还曾浏览；诸子百家和三史，却很少听闻。撮取群书的抄本作为学问，汇集众多诗篇作为资用，认为善于作赋的人可以成为朝廷重臣，雕琢辞藻的人可以成为三公九卿之才。下层士人以此自负，上层官府也以此选材，上下互相蒙蔽，把这种事情当作事业，虽然名声在当时很重，却不能通达从政之道。所以说，选取人才的方法可以用来敦厚教化。《周书》说：“用言辞来选人，人们就会竭尽言辞；用行为来选人，人们就会竭尽行为。”选取人才的办法不可不谨慎。推究诗赋的本意，是用来表达下情，是用来讽谏君上；上下情意相通，天下却仍然动乱的，从来没有这种事。近来的作者，先讲文辞后讲义理，词藻艳丽而不雅正，既不能用于讽刺，也不足以表达实情，大概是丧失了根本，又有什么用呢？隋朝废除中正制度，推举选拔不再依据乡里，所以乡里没有豪族，城邑没有世代为官的士族。人们不安土著居，聚集在京畿；士人不修饰品行，民众弱小而愚昧。古代用功勋赏赐功劳，用才能担任职务。以才能任职，所以职务与人相宜；近世却用官职赏赐功劳，所以官职与人不相称。古代按人口贡举士人，按官吏的数量任用人才，所以士人没有不能做官的，官府也不缺少属吏。近世官职是古代的两倍，士人是官职的十倍，求官的人又是士人的十倍，所以士人没有官职（后魏的羽林士，如今的万骑军功，就是这种情况）；官府缺少俸禄，属吏便扰害百姓。古代王畿方圆千里，千里之外分封诸侯。诸侯的属吏，从卿以下各自举荐任用。到了汉朝，除了保傅和将相，其余官职全都由诸侯专掌；州县的佐史，则都由州牧、郡守选拔征辟。公卿，是宰相所任用的人；王畿以外的官吏，又是诸侯、州牧、郡守所任用的人。这样看来，主管官员所选取的，只有王畿以内的属吏和公卿府中的属员罢了，难道不是太少吗？所选取的既然少，怎么能不精当？近世有分封之名而没有国家和采邑，五服以内的政事都由王朝决定；一命之官也必须免职或任用，必定归吏部办理，按照名额授予官职，尚且不能及时派遣，哪里有时间访察贤良、搜求有品行有才能的人呢？当时人人都共同讥笑这种过失，却不知道过失产生的原因，所以把它详细说明。又说：官职有大小，才能有短长；才能长的人任用大官，才能短的人任用小职。职位与人相称，功劳与事务一同得到治理，所以孟公绰担任赵、魏两国的家臣就很优秀，却不能担任滕、薛两国的大夫。近来的任官，选拔时很草率，使用时却要求面面俱到。一个人的身上，几乎没有不承担的职务；这就像让子游、子夏负责政事，却责成冉有、季路从事文学一样，多么荒谬啊！所以人才失去自己的长处，官府也失去治理的原则。三代的制度是，家族有世代相传的职业，国家有世代相传的官职。孔子说：“医生不是三代相传的，不要服用他的药。”史墨说：“古代做官的人，世代守护自己的职事，早晚思考它。一旦失去这个职业，死后也会受到牵连。”由此可知，职业不世代学习，相关事务就不能精通，这正是周朝能够得到人才的原因。过去羲氏、和氏掌管天地之事，刘氏世代掌管扰龙，籍氏世代掌管史官，庾氏、库氏世代掌管出纳，制氏世代掌管铸钟，这就是事例。后代以世袭卿位掌握权柄，使私门更加得势，公室更加卑弱；齐国被田氏夺取，鲁国被三家削弱。革除了世袭卿位的弊病，却不再恢复世代传习职业的制度，医术、工艺、卜筮、数术的道路渐渐衰微，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老子说：“圣人常常善于救助人，所以没有被遗弃的人；常常善于利用万物，所以没有被遗弃的物。”不善于用人的人，就像让骏马去捕老鼠，让鹰去看守肉。骏马捕老鼠，终究不可能捉到，千里奔驰的才能也废弃了；鹰看守肉，死后还罪有余辜，搏取猎物的效能也埋没了。裁剪直径一尺的绢帛，雕刻方寸的木头，如果不交给合适的人，必定要寻找良工，这是因为裁绢刻木不是一般人所能胜任的。直径一尺的绢帛、方寸的木头，都是微小的东西，尚且不是良工不能裁刻，何况辅佐帝王、治理国家的重任，难道可以不审慎选择人才吗？所以建造大厦，先选择木材，然后挑选可用之材；治理国家，先选择辅佐者，然后安排任用人员。大匠建造房屋，必定用大木作栋梁，小木作椽桷。只要各有所宜，即使尺寸很小的木材也不会被抛弃，这就是善于治理木材的人。

译考课论 从前周公让伯禽治理鲁国，三年以后才来报告政绩。周公说：“为什么这么迟？”伯禽说：“改变治理方式、改易当地风俗，困难，所以迟。”太公治理齐国，三个月以后就来报告政绩。周公说：“为什么这么快？”太公说：“顺应当地风俗，简化礼仪，容易，所以快。”因此孔子评论说：“齐国一变，就可以达到鲁国的程度；鲁国一变，就可以达到大道。”由此说来，劳作不够多，治理就不会达到极致；功业积累不够，恩泽就不会深厚。所以尧、舜三年考核一次，三次考核后才升降官员，这样才能充分施展他们的智谋才术。近古以来民情敦厚，却还没有达到尧、舜时代的淳朴；礼仪端正、音乐和谐，也没有超过虞、夏；官员贤能、属吏有才，也没有达到殷、周的程度。有的一年考核一次，有的四次考核才升降，有的逐年巡狩，有的每逢岁时就调动，有的才过十天一月便升迁县令。今天刚刚升任，第二天辖区内有人触犯名义，就立即治罪，不是太快了吗？李岘 李岘是吴王李恪的孙子。凭借门荫入仕，屡次升任京兆尹。至德初年封梁国公。乾元二年，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蜀州刺史。代宗即位后，入朝任礼部尚书兼宗正卿，授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罢为太子詹事，不久升任吏部尚书，出任衢州刺史。永泰二年去世，享年五十八岁。请宽宥陷入贼党的官员僚属奏 法律有首犯和从犯，情节有重有轻；如果一概处死，恐怕不合陛下宽宏的仁义，也会失去国家更新自新的典制。况且羯胡扰乱常道，狂贼凌辱占据，东西二京全部陷落，皇帝南巡，人人都只顾自己的性命，士大夫的制度遭到覆灭。其中有的还是陛下的亲戚、功臣旧臣的子孙，若责令他们以死偿罪，恐怕有违仁慈宽恕。古代明王施用刑罚，只消灭首恶，受到胁迫而从犯的人不加治罪，何况河北的残余贼寇如今还没有平定。如果姑且容许漏网之人，正好可以开启自新的道路；若全部诛杀，反而会坚定叛逆之心，谁还肯归顺？困兽尚且会反扑，何况数万人呢？崔器、吕▯都是拘守成法的官吏，不懂得顾全大局，尤其没有变通。卷三百七十三 陈兼 陈兼是秘书少监陈京的父亲。官任右补阙、翰林学士。陈留郡文宣王庙堂碑（并序） 唐天宝十一载，岁次寿星，陈留郡改建文宣王宫，这是郡守、河南道采访处置使元彦冲用来崇尚德行、树立风教、敬重教育、劝勉学习的举措。当初元公利用三项公务的间隙，分别命令有关官吏，修复废弃的功业，兴举坠失的礼制。这座大堂旧有的规制狭小简陋，下面的屋宇将要毁坏，因此我制定了开始营建的制度。冬十月丙午，新宫建成。凡天下有道，文教就会大为流行；执政者能够扩充旧典，以尊崇先圣，这是合乎礼的。浚仪令、河东人裴胜，协助完成宏大的事业，恭敬地奉行而取得成效，于是在庙庭中立碑，以彰明盛德所庇佑的事情。有了天地人三才，然后才有刚柔；刚柔相互交错，利害便由此产生于其中。于是众多愚昧的百姓不能自我约束，连上天也无法节制他们。黄帝、尧、舜开始用仁义来拯救陷于这种流弊的人。到了夏、商，周又鉴戒夏、商二代，设置明堂的礼乐，这是教化的首要事务。等到周的德政逐渐衰微，王室卑弱而五霸兴起，常道败坏而六学残缺。上天将扶持自己的木铎，交给后世的圣人；因此，周公死后五百年，孔子出生了。云气跟随龙，风跟随虎；大道已经兴起，天下也因此受到教化而趋于成就。所以孔子整理《诗》《书》，斟酌虞、夏、殷、周四代的得失增损，于是国风和帝王典籍都完备了；又约取《鲁史记》，记载二百四十二年间国家的兴废，使乱臣贼子感到恐惧。唉！如果没有大的败坏，又凭什么显出圣人的全部功绩呢？至于中都的制度，是为了树立民众的准则，来纠正衰败的风俗，防止行为偏邪；两观的刑法，是为了使用重典，除去奸邪，使政令不流于苛刻；夹谷之会诛杀无礼之人，是为了尊重两国国君，使刑罚不至于僭越。孔子三次参与这个国家的政务，鲁国便达到了合乎大道的境地。假如凤凰来临、黄河出图，东周的教化，大概就在鲁国吧？唉！贤明的君王尚未兴起，亢龙没有辅佐，时运并不帮助我，那么德行为什么又这样衰微呢？大概是因为他弘扬教化来拯救万物，顺应时势来安定时代，出处进退、屈伸变化，都随着事物的变化而推移。他所处的时代衰败时，便向天下揭示仁义；所处的时代太平时，便为身后开启广大的疆土。圣人的教化出入于百代，流布于四方，谁不是每天运用圣人的谋略、恭敬地遵循祭祀的典章？这样以后才知道，素王的德行与天地并存。有人说：“孔子在鲁、卫、陈、蔡之间奔走不安，难道是他还不够明智吗？”君子说：“他是明智的。圣人随着时势的消长而进退，与世人共同承担忧患；如果没有匡地、蒲地的灾难和获麟、见凤的感慨，又凭什么警戒苟且迎合的人，安定蒙昧而有所求的人，使通达的人顺应时势，使困穷的人知晓天命呢？”既然如此，那么孔子收放进退的行迹，难道可以穷究吗？新建的庙宇光彩焕发，连庶民也参与建成它，用来树立孔子广泛施行、不可急迫强求的德化。大概是把殿柱涂成黑色和白色，使祭服为玄端，增加祭器衅礼的等级，端正君主临朝听政的位置；这都是王命用来尊崇旧有典章的做法。两楹之间，四科弟子分列其中：兖公在东序面向西，费侯、鄂侯、薛侯、徐侯、卫侯、齐侯、黎侯、吴侯、魏侯在西序面向东；其余尚未进入内室的人，则把他们的衣冠画像画在四面墙上，配享祭祀，用来辨别尊卑等级。议论的人说：我们鲁国的国君，莫非就是在这里吗？建立宏大的规制，颁布新的命令；修订美善的典章，崇奉光明的祭祀；讲明义理来衡量功绩，勉励功业以顺应时势；教训人民来成就德行，彰明德行来合乎礼制。这六项都是礼的美善之事，但时代会迁移，城邑也会改变。如果不铭刻考父的鼎，不记载奚斯的功劳，这就是废弃名声，凭什么给后代看呢？于是命令客卿、前封丘县丞泗上陈兼来记述此事。陈章甫。陈章甫，开元年间考中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