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百五十

译●卷五百五十 ☆韩愈（四） ○奏报汴州得到嘉禾、嘉瓜状 右件，臣谨按《符瑞图》说：“君王的德行达到大地，就会生长嘉禾。”臣私下认为，皇帝陛下的道德与天地相合，恩泽遍及动植物；近处没有不和协的，远方没有不来归附的；神人因此和谐，风雨也都顺遂。前述嘉禾等，有的两根并生，一穗连着两房；有的蔓延铺展，结出不同的果实却共用一个蒂。既显示了和谐同庆的祥瑞，又标志着丰收的吉兆。它们蒙受皇恩而生，微小的茎株哪里能报答造化之恩的万一；臣亲逢嘉瑞，实在庆幸遇上了圣明盛世。臣不胜欣喜之至。论淮西事宜状 右件，臣认为，淮西三州的土地，自从吴少阳患病以来，便从去年春夏起谋划今天的事情。有职位的人，辛劳地筹划安抚；接受役使的人，修治器械，防守城池。金帛、粮食和牲畜，都消耗在赏赐供给上。执兵的士卒向四方侵掠，农夫和织妇携带着幼儿弱者，在后面为他们运送粮饷。虽然不时侵掠，偶尔有所收获，但力量耗尽、筋疲力竭，所得还抵不上费用。又听说他们蓄养的马很多，近半年以来，都已经上槽喂养。譬如有人虽有十个人的力气，却从早到晚总是大声呼喊、跳跃不止，开始虽然令人害怕，但这种势头维持不了多久，必然会自己疲惫衰竭。趁它力量衰竭时，三尺高的孩子也能使它受制而死。何况淮西三小州已经残破困顿到了极点，却要抵挡天下的全部力量，它的失败很快就可以等着看了。然而现在尚且不能确定的，只在于陛下是否能够果断决策。军队不多，不能保证必胜；要取得必胜，军队必须速战；军队虽多而不能迅速作战，耗费就一定广大。两军边界之间、战场之上，每天相互攻劫，必然有杀伤。靠近贼军的州县，征发差役的名目很多，农夫织妇不能安于本业。有时又遇到小的水旱灾害，百姓便忧愁困苦。在这种时候，人人都会提出不同意见，来扰乱陛下的听闻。陛下如果坚持得不坚决，半途而废，就会损伤威望、浪费费用，造成的弊害一定很深。因此必须先在心中作出决断，详细权衡事情的始末，事情到来时不受迷惑，这样才可以谋求成功。担任统帅的人，要在前面尽力执行；参与谋划议事的人，则要在后方尽心辅佐。内外相互配合，功业才能完成。从前殷高宗，是极其圣明的君主。他凭借天子的威势讨伐背叛的国家，三年才取胜，并不认为迟缓。他的志向在于建立功业，不计较费用。《左传》说：“决断之后才行动，鬼神也要避让。”迟疑不决，从来没有能成就事情的。臣错误地承受陛下的恩宠，得以掌管诏令，地位亲近、职任重要，不同于一般官员，所以冒昧竭尽愚诚，以求有所补益。现谨将平定贼军的事宜逐条列在下面：一：各道发兵，有时只有两三千人，势力单薄；他们羁旅异乡，与贼军彼此并不熟悉，听到风声便害怕，很难立即前进。当地将帅把他们看作客兵，难以安排他们先行，也不加以优待抚恤。既然待遇微薄，又让他们承受艰苦，有时还把队伍拆散，分别隶属于各个将领，使士卒和原来的将领一旦分离，士气孤弱、意志怯惧，难以立功。而且他们原来的军队还要各自承担资助遣送之费，道路遥远，劳费加倍。士卒有远征的艰难，乡里有亲人离别的忧思。如今听说陈、许、安、唐、汝、寿等州与贼军接壤的地方，村落百姓都有兵器，即使遭遇小规模俘掠，也都能自行防御，熟悉战斗，深知贼军的强弱。他们既是本地人，又爱护乡里，近来虽没有得到安排，仍愿意自己准备衣粮，彼此聚集防守，以防备寇贼。如果下令招募，立即就能组成军队；如果需要增兵，也可以自行招足。贼军平定以后，很容易让他们回乡务农。臣恭请各道先前追调到行营的士卒，全部发文让他们返回本道；根据行营所追调人员的数额，连同器械、弓箭，一件以上都全部送到行营，用来供给所招募的人。兵力既然已经足够，再加以训练，三几个月以后，各道的客军便可以全部撤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千人〕 这与征发远方的人相比，利害相差悬殊。一：围绕叛贼所占的州县、堡栅等地，各处都设置兵马，人数总数虽然很多，但分到每处就很少，而且彼此相距遥远，难以相互接应，所以屡次遭到攻劫，以致有所损伤。如今如果分为四道，每道各设置三万人，选择险要之地集中屯驻，使之形成隐约可见的声势，再审察衡量形势，乘机逐利。可以进攻时，四道同时出发，使贼军狼狈惊惶，首尾不能相互救援；如果还不能进攻，就加固城防、筑高营垒，以逸待劳。这样自然不必在各处设置许多防备；对于临近贼军的小县，可以把百姓收聚到便利的地方，设立行县加以统领，使他们免于流散。一：蔡州士卒是被吴元济逼迫胁制，势不得已，才与王师交战。推究他们的根本，都是国家的百姓。前进后退都只有死路，实在值得怜悯。应当明令各军，使他们深知这个意思。交战之时，当然应当以彻底消灭敌人为原则；如果形势已经穷困，不能再作恶的人，就不必过多杀戮。应当向他们说明圣上的恩德，放他们回去，消除他们凶悖的心，给予他们保全生命的幸运，他们自然会相继放弃叛逆而归顺。《论语》说：“一味求快反而不能达到目的，只看重小利，大事就不能成功。”近来征讨没有功效，都是因为希望迅速取胜。有关官署计算费用，只求因循苟且，稍有不如意，就请求休兵罢战。河北、淮西等地看到以前的形势，知道国家一定不会与他们长期坚持，便合力苦战，侥幸取得一次胜利，就希望得到恩赦。朝廷没有至忠忧国之人，不惜损伤威望，因他们有所请求，便商议罢兵。过去的事情，祸患全都是这样。臣愚见认为，淮西三小州的土地，吴元济又十分庸愚，而陛下凭借圣明英武的资质，使用四海九州的力量，消灭这小小的寇贼，难易程度是显而易见的。就像泰山压在鸡蛋上，尚不足以比喻其容易。军队的胜负，实际上在于赏罚。丰厚的赏赐可以使廉洁之士动心，严厉的惩罚可以使凶恶之人丧胆，这样才能成就事情。不能吝惜费用，也不能畏惧施行刑罚。

译一：淄青、恒冀两道，与蔡州的情况大致相同。如今听说讨伐吴元济，人心中必然有救援的意图；但他们都暗弱不振，自保尚且无暇。虚张声势一定会有，至于分兵出界、公然作恶，也一定不敢。应当特地下诏说：“蔡州自吴少诚以来，历代相承为节度使，也略有功劳。吴少阳死时，朕本来也打算任用吴元济；只是担心他年少，不能治理事务，所以没有立即作出安排。等他稍能整顿安抚之后，原本打算允许他承袭职位。如今他忽然自行狂暴侵掠，不接受朝廷命令，事情出于不得已，所以才有这次讨伐。至于淄青、恒州、范阳等道，他们的祖父各有功业，世代承袭节度使，年岁已经很久，朕一定不会贪图他们的土地而轻易改易，各自应当安心。如果妄自疑惧，胆敢互相煽动，朕就赦免吴元济而不再追究，调回军队去讨伐他们。”这样他们自然会吓破胆，不敢妄发异议。以上事情谨慎录写奏闻，恭请圣恩，特赐裁决选择。谨此奏报。论变盐法事宜状 张平叔所奏报的盐法条款。右件，奉敕将要变更盐法，事情贵在精细周详，应令臣等各自陈述利害和可行与否，听候奏报。张平叔所提出的变法条款，臣从头到尾详细衡量，恐怕不能施行。现逐条分析其利害如下。一件：张平叔请求令州府派人自行销售官盐，收取实价的绢帛布匹，盐铁转运等司依照旧例支用，这样自然可以获利一倍以上。臣如今综合计算各地百姓的情况，贫穷者多、富裕者少；除城郭之外，有现钱买盐的十家中不过两三家。多数人使用杂物以及米谷交换。盐商只要有利可图就什么都收，有时还赊借升斗之物，约定等到收成时归还。用这种办法取得盐，买卖双方都方便。如今令州县官吏坐在铺中自行销售，获利与自己无关，犯罪却由自己承担。他们得不到现钱和成匹的物品，恐怕损失官府利益，必然不敢销售。变法以后，贫穷百姓将无从得到盐来食用。求取利益尚未得到，聚集的怨恨却已经很多，自然会坐失盐利的常数。所说获利一倍，臣没有见到。一件：张平叔又请求，对于乡村距离州县很远的地方，令差役把盐运到村中销售交换，不得使百姓缺盐。臣认为，乡村偏远处有的只有三家五家，居住在山谷中，不可能让官吏把盐送到每家每户。带得多了卖不完，带得少了收钱不多，计算往返费用，连自己的粮食都补充不足。近来商人有时亲自背负斗石之盐，前往与百姓交换，只希望价格高于成本，赚得三钱两钱；差役奉官府驱使到村以后，却一定会索取百姓供给。所得利益极少，造成的弊害却很多。这也是不可施行的。一件：张平叔说，所办理的事务极其重要，必须令朝廷宰相充任使者。臣认为，如果法令可行，就不必让宰相充任使者；如果不可行，即使宰相担任使者也没有益处。况且宰相是用来临察百官、考核他们政绩优劣的；如果宰相自己担任使者，即使有过失，又派谁来检举他？这也是不可行的。一件：张平叔又说，变法施行以后，停止或减少盐司差役的粮课，每年可以收钱十万贯。臣认为，变法之后，弊端会随着事务发生，尚且担心连通常的数额都达不到，哪里还能希望有盈余？一件：张平叔想令府县销售盐，每月另加京兆尹料钱一百千，司录以及两县县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余观察使和各州刺史、县令、录事、参军，多的每月加五十千，少的加五千、三千。臣如今计算，仅这些用钱已经很多，其余官典以及巡察、手力、差役等的粮课还不在此数之内。总计所供给的费用，每年不少于十万贯。尚未见到利益，费用却已经很大。张平叔又说，停止盐司各色差役的粮课，约计每年可以减省十万贯钱。现在臣计算他的新法，所用也不止十万；减省十万，却又用掉十万，所失与所得完全没有盈余。张平叔又请求以销售盐的多少考核刺史、县令的优劣，多的升迁，不拘常例；如果缺少课利，就依条令治罪。刺史、县令的职责在于替皇帝分忧，如今只以盐利多少决定升降，不再考察他们的治理成绩，这不是唐虞时代三年考核政绩、黜退昏劣而升用贤能的意义。一件：张平叔请求规定盐价每斤三十文，又每隔二百里每斤加收二文，用来充作脚价；根据道路远近、险易，最多加到六文，不足的脚价由官府补出。名义上说每斤三十文，实际上已经是三十六文。如今京师盐价每斤四十文，各州则达不到这个价格。变法以后，只不过相差几文，对百姓并没有多大利益。脚价用五文时官府补二文，用十文时官府补四文。这样一斤盐，官府销售所得名义上是三十文，实际上每斤多的得到二十八文，少的得到二十六文，折长补短，每斤收钱不过二十六七文。百姓折长补短，每斤却要用三十四文。这样公私之间，每斤总要损失七八文。下不及百姓，上不归官家，积累的数目很多，不能仓促计算；由此说来，并没有益处。张平叔又请求令各地在农闲时一并征召车辆和牛，把盐装运到都仓，不得使运输中断。州县和雇车牛，百姓一定没有愿意的。事情必须摊派，但随后还要支付脚钱。百姓赶车运盐，差役起初都不检查；等集合完毕，才可以装盐。到了仓院监官接受时，又必须等待轮次，不论门户先后，都会被滞留。到了缴纳运输之时，人情又是另一回事。凡是和雇车辆，都是这样。百姓宁可为私人运货领取五文钱，也不肯为官府运货领取十文钱。不和雇就没有车辆运盐，和雇又会危害百姓，这也是不可行的。一件：张平叔说，停止或减少盐务差役，收取他们的粮课，每年还可以得到十万贯钱。如今又说，既然设有巡院，就应当根据事务闲忙，在仓场留下官吏，办理要害处的守捉；少设置人员，优厚抚恤粮料，严格加强把守；如果有漏失、私自卖盐等情况，都依照条令处分。张平叔所管理的盐务，差役人数究竟有多少？在酌情留下人员之外，收取他们的粮课，每年还可以得到十万贯，这又不近情理。近来要害处的守捉，人数已经很多，尚且还有漏失、私卖盐的弊端。如今又减少设置人员，却说能够杜绝私盐，这在道理上也是行不通的。

译一件：张平叔说，变法之后，按年计算必定有所盈余，但日常用度恐怕仍然不足；意思是说，第一年以来暂且不要求课利，往后必定会成倍增加。这也是不可行的。如今国家常说用度不足，如果一年之内突然缺少课利，造成的危害已经很深。即使说来年会增加，怎么可以预先保证？这也不是在公私蓄积都还很少的时候能够施行的办法。一件：张平叔又说，流动寄居的奸猾之人越来越富，土著守业的人却日益贫穷。如果官府自行销售盐，不论贵贱贫富、士农工商、道士僧尼，也包括游荡懒惰的人，按他们所食用的盐全部收取官钱；以及各道军队、诸使的家口亲族，彼此互相隐瞒占冒，从来不纳税，如果官府自行销售盐，这些人没有一个能够遗漏。臣认为，这几类人，在官府尚未自行销售盐的时候，一向也是买盐来吃，并不是等到官府自行销售后才吃盐。如果官府不自行销售盐，这些人就不买盐来吃；官府自行销售盐，他们才买来吃，那么确实如张平叔所说。如果无论官府自卖与否，他们一向都买盐来吃，那么如今官府自行销售也没有利益。这就是所谓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看到眼前而看不到长远。国家实行盐专卖，把盐卖给商人；商人缴纳专卖税，再卖给百姓。这样天下百姓无论贫富贵贱，都已经把钱交给官府了，不必非要与国家当面交手付钱，才算把钱交给官府。一件：张平叔说，最初确定两税时，一匹绢值钱三千文，如今一匹绢只值八百文；百姓贫困空虚，有的先借取粟麦的价钱，等到收获时全都用来还债，又拿去缴纳官税，连一粒粮食也剩不下。如果官府销售盐，一家五口人所食盐的价格不过十文钱，随着每天逐日缴纳，不必劳烦驱遣，就一定不会有借债逃亡的祸患。臣认为，百姓困苦，并不都是因为盐价昂贵。如今官府自行销售盐，与依旧由商人销售相比，价格贵贱相差不多。总计一家五口所食的盐，按张平叔的计算，每天以十文为标准，一个月应当用钱三百文；这就是三天吃一斤盐，一个月大约十斤。新法实际价格与旧价相比，每斤不过相差三四文以下。总计五口之家，按张平叔所说的办法计算，比旧价便宜，每天相差一文，每月相差三十文；不足五口之家，所差更少。这样看来，改行新法，百姓仍然不能免于贫困流散。最初定税时一匹绢值三千文，如今只有八百文。即使特意变更盐法，绢价也未必会因此上涨。五口之家因为变更盐法，每天得到一文钱的利益，难道就能立即免于借债，到了收获时不被催征，缴纳官税后还能有剩余吗？依臣所见，百姓困苦已经很久了，只要不因事务去扰乱他们，自然会逐渐好转，并不在于变更盐法。如今一匹绢值八百文，百姓尚且有许多人寒冷而没有衣服；如果一匹绢值三千文，没有衣服的人必定更多。况且绢价的贵贱，都不是由于盐法造成的。由此说来，盐法不必变更。一件：张平叔说，每州销售的盐不少，但长官有时不亲自办理公务，差役用浮夸的话说：“本辖区没有人买盐。”臣于是请求派遣清廉强干的巡官，检查责问各地实际户口，按人口编成团保，供应他们一年的盐，让他们按四季缴纳盐价。人口多而销售少，以及盐价缴纳迟误的，请停去观察使的现任职位，改任散官闲职；刺史以下，贬为上佐；其他官员贬往远处。张平叔原本请求官府自行销售盐，是为了宽减百姓，使他们休养生息，免得再次流亡。如今却要按实际户口编团入保供应盐，令他们按季缴纳盐价，这所谓的是扰乱并困苦百姓，已经不是原来的意图。贫穷人家食盐极少，有时吃淡食一连十天半月。如果按人口供应盐，按时征收盐价，不论办得到办不到，都必须缴钱；拖延或违反条件，观察使以下各级都要加以罪责。假如官吏害怕获罪，必然使用威刑。臣恐怕因此各地不得安宁，百姓反而流散。这是最不可行的一点。一件：张平叔请求规定，商人把盐纳给官府以后，不得随意到各军、各使那里谋求职务，掌管收钱、看守店铺、看守庄园，以求得到庇护。请令各地官吏严加防察，如有违反，把所有资财都没收入官，仍然发文送交府县，充作差役之用。臣认为，盐商缴纳专卖税，由官府销售盐，子父相承，坐享厚利，比起百姓来，实际待遇优厚得多。如今既夺去他们的行业，又禁止他们谋求职务以及替人掌管钱财、看守店铺、看守庄园，不知究竟有什么罪过，竟要使他们一朝陷入穷困！如果一定施行此法，富商大贾必然产生怨恨；有的人还会收购贵重财物，逃入反叛之地，为寇盗提供资助。这又是不可不考虑的。一件：张平叔说，施行此策以后，两市军人和富商大贾有的会行贿，拦截喧闹、申诉。请令差役严加收捕。如捕获首领，在当地处以斩刑；相连成状、聚众闹事的人，各杖脊二十。检查军司军户所藏的盐，如果有隐瞒遗漏，也依照府县的条例治罪，并奖赏告发者。这一条如果果真施行，不仅会大大失去人心，也会惊动远近。不知销售盐能得到多少，却要伤害百姓、败坏政事，其弊害实在太严重了。以上事情呈状，奉九月九日敕令，命臣等各自陈述利害。谨录写奏闻，恭候敕旨。皇帝即位贺诸道状 臣恭敬地看到敕命，皇帝于闰正月三日继承帝位、登临宝座。天下焕然一新，凡是臣民，没有不极其庆幸的。只是臣身在府中，无法表达下情，也没有机会拜贺，只能更加增添驰念之情。谨奉此状，不再一一陈述。某再拜。皇帝即位降赦贺观察使状 二月五日颁下的恩赦，至本月二十四日卯时送达州中。当时已经集合百官、僧人、道士和百姓宣示完毕。圣上在继承大统之初，施行更新天下的恩泽；对万物曲意成全而无所遗漏，广施恩惠于是延及四海；天下因此安泰，万类都得到复苏；深厚的恩泽普遍沾润，远近共同庆贺。韩愈因为身受藩镇条制约束，无法前往拜贺，欣喜激动到了极点。谨派萍乡县丞李某奉状陈述祝贺。潮州谢孔大夫状

译臣恭敬地接到七月二十七日的公文：因为韩愈被贬任刺史，特意加以优厚礼遇；考虑到州小俸禄微薄，恐怕有缺乏，每月另给钱五十千，作为送使钱。打开信封捧读，惊喜和荣幸交集；回顾自己的身份和才分，惭愧恐惧更加深重。想写辞谢之辞来推让，又违背了恭敬服从的礼节；接受命令而如果贪取，又不是自我省察的行为。进退反复，无法使自己安宁。我的妻子儿女以及孤遗的孙侄、奴婢等，还没有到任所。穷僻的州中使者宾客很少来，个人穿衣吃饭，绢帛和米粮已经足够；除此之外，实在没有用处。把它们积存在家中，不是廉洁之人所应做的；从官府接受，名义上也不正当。凭借蒙受眷顾礼遇，冒昧将这些情形陈说。改葬服议 经书说：“改葬穿缌麻服。”《春秋谷梁传》也说：“改葬的礼制穿缌麻服，这是举用最下等的服制。”这些话都指儿子对于父母；其他亲属都没有丧服。怎样知道必然如此呢？经书排列五等丧服，在小功服以下，才记载改葬的制度，并没有轻重之别；由此可知只记载与死者最亲近的人，其他人既然没有丧服，就不记载。如果主人应当穿斩衰，其余亲属各穿各自的丧服，那么经书也应当说明，不应只说“缌”。《传》所说“举下缅”，“缅”就是“远”，“下”是说服制中最轻的一等；因为关系远，所以丧服轻。江熙说：“礼制规定，天子诸侯改换丧服下葬，因为与神明交接，不可以一味纯用凶服，何况关系疏远的人呢？所以改葬的礼制，丧服只取轻等。”从这些话来说，也就明白了。卫国司徒文子改葬他的叔父，向子思询问丧服。子思说：“礼制规定，父母改葬穿缌麻服，葬毕就脱掉；是不忍心不穿丧服送至亲到葬地。不是父母则没有丧服；没有丧服，就穿吊服而加麻。”这又是明确的规定。文子又问：“如果丧服已经除去，然后才下葬，那么应当穿什么服？” 子思说：“三年之丧尚未下葬，丧服都不能改变，哪里谈得上除去呢？”这样说来，改葬与尚未下葬是有区别的。古代诸侯五月下葬，大夫三月下葬，士过一个月下葬；没有特殊原因，从来没有超过期限还不下葬的。超过期限而不下葬，称为不能下葬，《春秋》对此加以讥刺。如果有特殊原因未能下葬，即使超过三年，儿子的丧服也不改变；这正是孝子用来表达感情、先王规定必须按时下葬的道理。虽然经文有这样的记载，却没有明确记载具体人物，因此可知这种情况极少。改葬，是因为山崩水涌毁坏坟墓，以及下葬时礼仪不完备等情形。比如周文王葬王季，是因为水冲毁了他的墓；鲁隐公葬惠公，是因为有宋国军队、太子年幼，所以下葬时有所缺失，都是这一类。丧事只能向前推进，不能后退；可以改用较轻的丧服，却不能加重而改穿重服。停柩在堂上，叫作殡；埋葬在野外，叫作葬。近代以来，事情与古代不同：有的人游学或做官在千里之外，有的人儿子年幼、妻子弱小而不能自行回来。更严重的，有人受阴阳禁忌拘束，便在当地下葬；等到重新迁回安葬，远的有时达到几十年，近的也超过三年，而他们穿吉服从事日常事务已经很久了，又怎么能取用尚未下葬便不改变丧服的旧例，反过来为他们加重丧服呢？身在丧中而应当下葬，尚且应当改穿轻服，何况已经相隔很久，反而穿全套凶服下葬吗？如果果真穿重服，就是所谓还不到除服的时候却除服了，本来不应加重却又加重了。有人说：“丧服与其改变，不如保持哀戚，即使穿重服不也可以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改变丧服与保持哀戚相比，改变固然不如保持哀戚；然而仍不如合乎礼制美好。节俭与奢侈相比，节俭固然胜过奢侈；然而仍不如合乎礼制美好。过分和不足，大概说的就是这类事情吧？有人说：经书称“改葬缌”，却没有注明月份数目，似乎是三个月后才除服。子思回答文子却说“葬后就除服”，如今应当怎么办？回答说：从启殡到下葬如果已经满三个月，就除服；如果不到三个月，就穿服到满三个月。又问：妻子对于丈夫怎样？回答说：和儿子一样。又问：不穿吊服而只加麻，怎样？回答说：现在的吊服，就是古代的吊服。省试学生代斋郎议 斋郎的职务，是奉行宗庙社稷中的小事，大概是士人中地位低下的一类。他们执掌祭祀用的豆笾，快步奔走，为本官长官服役；不是因为德行而升进，也不是因为言论而显扬，大概只是取用他们的劳力来办理事务罢了。奉行宗庙社稷的小事，执掌豆笾、快步奔走，也不能不恭敬。因此选择大夫、士的子弟中尚未受爵命的人来补充员额、填补空缺，并教他们办理事务。他们的劳苦虽然微小，任用他们也不能不有所报偿，所以一定记载他们任职的年数。年数既然久了，于是授予他们官职，让他们担任事务，这种官职也实在微末啊！学生有的因通晓经书而被推荐，有的因善于文章而著称，较差的也能学习法律、通晓文字，都能对教化有所辅助，可以在上级驱使下办事。除非天资特别优异，经过长久岁月，把所学的成就闻名于乡里，得到朋友称道，被州府推荐，升入司业署，否则就不能列入国学学生之中。然而，奉行宗庙社稷的小事，是任用体力所能做的小事；辅助教化、可以供上级驱使，是德行和技艺的大事；二者显然不可调换。如今议论的人说学生没有事情可做，又说斋郎是侥幸升进，不追究事情的本意，于是认为可以让学生代替斋郎担任其职而废除斋郎，这大概也是没有弄清其中的道理。现在斋郎所从事的是体力劳动，学生所从事的是德行和技艺。以德艺选拔学生，却让他们从事体力差役，这是让君子去做小人的事情，而且也不是国家尊崇儒学、鼓励学习、诱导人们向善的办法。这是第一条不可行之处。还有更大的不可行之处。宗庙社稷的事务虽然微小，却不能不专心办理，这是极为恭敬，也是古代的道理。如今如果让学生兼任此事，到了规定的年、时、日、月，才把宗彝和▯洗交给他们，他们的周旋行礼一定不合规度，进退一定不得体，心意思虑一定不专一，仪容神色一定不庄重；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不熟悉事务，心志又不专一罢了。这难道不是近于不敬吗？还有更大的不可行处，不就是指这个吗？如果知道这样不可行，却要让学生长期掌管这些事务，使他们荒废本来的学业，那么学生受教育的内容就会减少，学生之道也会更加被轻视；而斋郎实际承担的事务仍然存在，只是勉强没有斋郎这个名称了。大凡制度的改变、政令的变更，如果比旧制度有十分之一的好处都不到，就不可以施行，更何况还不如旧制呢？考察古代，这不是古训；考察当今，这没有利益；推究名义而求其实质，又失去了适宜。因此说，议论废除斋郎而让学生参与祭祀，大概也是没有弄清其中的道理。▯袷议

译右件，本月十六日敕旨说，应令百官议论，限五日之内奏闻。将仕郎守国子监四门博士臣韩愈谨献议如下：臣认为，陛下追念祖宗之孝，恭敬严肃地办理祭祀事务，凡是需要拟议的事情，都不敢擅自决定，而是寻求适中的办法，广泛征求群臣意见。然而礼文繁多杂乱，各人所坚持的不同，自建中初年以来直到今年，多次举行▯袷之祭，始终没有确定应当遵从哪一种意见。臣生逢圣明之世，浸润于恩泽之中，虽身份卑微而没有资格参与议论，但报效忠心的志向十分迫切。现在冒昧先列举众议中不正确的地方，然后申明自己的看法。第一种意见说：“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永远收藏在夹室。”臣认为不可。▯就是合的意思。已经毁去宗庙的神主，都应当与太祖合食；献祖、懿祖二位祖先，就是已经毁庙的神主。如今即使把他们收藏在夹室，到举行▯袷之祭时，难道能不让他们在太庙中享受祭祀吗？名义上称为“合祭”，而献祖、懿祖二位祖先却不能受祭，不能称为合祭。第二种意见说：“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毁掉并埋葬。”臣又认为不可。臣谨按《礼记》说，天子设立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庙；那些已经毁去的宗庙神主，都收藏在祧庙中，即使经过百代也不毁坏；举行▯祭时，则陈列在太庙中享受祭祀。自魏晋以来，才开始有毁掉埋葬的议论，这种做法没有经典依据，终究不能施行。如今国家德泽深厚而流传久远，建立九庙，按照周代制度推论，献祖、懿祖二位祖先仍处在坛、▯单的位置。何况能毁掉埋葬而不举行▯袷祭吗？第三种意见说：“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分别迁到各自的陵墓所在地。”臣又认为不可。二位祖先在京师受祭、列于太庙，已经二百年了。如今一旦迁走，岂只是人们听说后会疑惑，恐怕二位祖先的神灵也会眷顾徘徊，不能立即在下国享受祭祀啊！第四种意见说：“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附祭于兴圣庙，而不举行▯袷。”臣又认为不可。《左传》说：“祭祀就如同祖先在场。”景皇帝虽然是太祖，但从亲属关系来说，却是献祖、懿祖的子孙。如今想要把他的儿子安排在面向东方的尊位上，却废止他父亲的大祭，当然不能作为典制。第五种意见说：“献祖、懿祖二位祖先，应当在京师另立庙宇。”臣又认为不可。礼制有逐渐降低的等级，亲情也有逐渐减杀的程度，所以从正庙迁出成为祧庙，从祧庙迁出成为坛，从坛迁出成为▯单，从▯单迁出成为鬼神，逐渐疏远，祭祀也越来越稀少。从前鲁国建立炀宫，《春秋》认为这是错误的，认为不应当取已经毁掉的宗庙、已经收藏的神主，重新建造宫室来祭祀。如今所议论的事情，正与此相同。即使违背礼制建立庙宇，到了举行▯袷祭时，合食就没有相应的位置，废止祭祀又于义理不通。以上五种说法都不可行，所以臣广泛采集前人的见解，寻求折中的办法。臣认为，殷代的祖先元王、周代的祖先后稷，都在太祖之上，各自成为帝，又因为相隔世代已经很远，所以不再祭祀；因此太祖得以正居面向东方的位置，子孙依昭穆次序排列。《礼》中所说的，大概只是记载当时适宜的制度，并不是流传后世的固定法则。《左传》说：“儿子即使齐圣，也不能先于父亲享受祭祀。”这是说儿子应当向父亲屈居。景皇帝虽是太祖，对于献祖、懿祖来说却是子孙。举行▯袷祭时，献祖应当居于面向东方的位置，景皇帝应当按昭穆排列。祖先因为孙子而尊贵，孙子因为祖先而屈居；从神道来求证，难道会远离人情吗？而且日常祭祀很多，合祭却很少；这就是说太祖屈居的祭祀极少，而恢复其尊位的祭祀很多。与其伸张孙子的尊位而废止祖先的祭祀，不也顺理成章吗？事情与殷、周不同，礼制也应随之改变，这并不是失礼。臣认为，制定礼制、制作乐章，是天子的职责。陛下如果认为臣的意见有可采纳之处，大体符合天意，果断决定施行，这就是礼制；如果认为仍有可疑之处，请召臣当面答对，让臣当面陈述得失，或许可以有所阐明。谨此议。请迁元宗庙议 右件，礼仪使奏称：臣谨按《周礼》：“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庙。”《尚书·咸有一德》也说：“七世的宗庙，可以观察德行。”荀卿子说：“拥有天下的，祭祀七代祖先；拥有一国的，祭祀五代祖先。”由此可知，天子向上祭祀七庙，是典籍通行的制度；祖先的功劳和宗族的德行，不计入七庙之数。本朝九庙的制度，是取法周代的礼制。太祖景皇帝起初为唐公，开创天命，义理上同于周代的后稷；高祖神尧皇帝创业开基，使隋朝转变为唐朝，义理上同于周代的文王；太宗文皇帝凭神武顺应时势，创建统一华夏的功业，义理上同于周代的武王。其下三昭三穆，称为亲庙，加上太祖共为七庙。四时的常祭，自当依照礼文。臣认为，今年宗庙递次迁移，元宗明皇帝已经在三昭三穆之外，是亲尽之祖；虽然有功德，新的神主入庙后，按礼应当迁入太庙第一夹室中收藏。每逢举行▯袷的年份，照常合食祭祀。谨此议。范蠡招大夫种议 范蠡辞别越国到了齐国以后，就写信给文种，也叫他逃走，以躲避被勾践赐死的祸难；结果文种借口有病不上朝，最终还是遭到赐剑诛杀。可悲啊！替别人谋划却不忠诚的人，范蠡差不多就是这种人。君主存在，臣子便与之共存；君主灭亡，臣子便与之共亡，这是合乎天地人三才的道理，从来没有不显明、不能自己明白的。勾践振作起鸟栖般危急的形势，表现出老鼠逃窜般的气息，最终能够焚烧姑苏，俘获夫差，后来行军于淮水、泗水之上，接受东方诸侯的盟约，是范蠡、文种出了力。既然有这样的功劳，就应当闭藏雷霆般的威势，收纳风云般的谋略，截断三江，叱开四方，高高举起霸王的器业，大大发扬夏禹的功烈，使天下徘徊观望的人知道越国有人。为什么反而还没有回到越国，就背弃君主离去，既把这种做法施加于自己，又写信让别人也这样做？臣子之节，难道应当如此吗？况且臣子对于君主，根本之道在于保全大义、宏扬伟业。到了生死关头，又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呢？何况君主如同上天，上天可以逃避吗？如果因为君主有长颈之相，难以与他同享欢乐，那么灭吴以后、返回越国之日，泛舟轻身游于五湖的，难道只有范蠡吗？静下心来仔细说，就知道范蠡有匡正君主的才智，却没有侍奉君主的义理，这一点很明白。他把信写给文种，也就像把剑投给勾践一样。勾践有什么过错呢？我所说的替别人谋划却不忠诚的人，就在这里。卷五百五十一 韩愈（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