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百七十一

译因盗贼祸乱而丧亡的事情，有很多比这更大的；一听说要搜寻宫人，心怀恐惧的人一定很多。余孽仍然众多，人心还没有统一；趁此机会善加抚慰，尚且担心他们心怀危险和疑惧，如果又使他们恐惧，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从前有人遮掩断绝缨带而饮盗马之人，难道一定是忘记了情爱吗？大概是知道做君主应有的体统就是这样。因小事妨害大事，明智的人不会这样做；天下本来有很多美人，何必偏偏只在这些人中寻找呢？《易经》说：“知道危险，才能安定自己的地位；知道混乱，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君子处于安定时不忘记危险，国家治理时不忘记混乱，这样自身才能安定，国家才能保全。《春秋左氏传》说：“有的国家因为多难而巩固，有的国家因为没有灾难而灭亡。”实在是因为身处危险，思考安定的心情就迫切；遭遇混乱，寻求治理的志向就深切。思安迫切，求治理深切，国家就会巩固，这不是很适宜吗？等到身处安定却骄傲自满，依仗治理有成而懈怠，骄傲就会放纵奢侈欲望，懈怠就会厌恶忠言。奢侈欲望一天天实行，忠言一天天被阻塞，国家灭亡，这不是也很适宜的结果吗？从前卫献公出奔，过了很久才回到国家，在边境迎接他的大夫，握着他的手同他说话；在宫门迎接他的人，只是引领他而已。这是说骄傲懈怠容易产生。齐桓公将要谋求霸业，管仲用不要忘记在莒国时的困境来告诫他，是害怕他的情志容易发生变化。现在臣也希望陛下努力思考危险，以巩固国家，仿佛来不及一般；惩戒忘记祸乱而导致国家灭亡，就像探取沸水一样急切。把在莒国的经历作为写在衣带上的准则，把卫国衰败作为翻车的鉴戒，那么您的德行就会成为帝王的典范，治理就会达到时代和谐；与贪恋安逸欲望而踏上祸患机关相比，其中的利害相差实在太远了。所命令臣撰写赐给浑瑊的诏书，臣不敢奉承圣旨，请陛下裁决。谨此奏上。兴元奏请允许浑瑊、李晟等各军将士自行把握战机的奏状 钦溆奉传圣旨说：“我看了你所奏关于吐蕃军队退回以及关中形势的意见，道理都很切实恰当，深深安慰了朕的心。但浑瑊、李晟等各军，必须有商议和谋划，才能命令他们进攻。朕现在正想派遣使者前去宣慰，你应当详细分条陈述，迅速奏报上来。” 臣听说，将帅贵在能够专断谋划，军队凭奇策取胜；如果在远处控制军机，就会失去应变能力；如果将帅只是接受命令，就没有威势。因此古代贤明的君主，选定将领后便任用他，把边境军政之事交给他，发誓不要从中干预；授给他斧钺，使他能够专断。这样，所以军队失败就由将帅承担死罪，将战争胜利就为他策勋；不用刑罚，军纪也会端正；不必烦劳思虑，武功自然建立。对于委任将帅的体制来说，难道不是宽广宏大吗？对于责成将帅的好处来说，难道不是精密高明吗？自古帝王能够平定大艰难、成就大事业，靠的就是这个道理。有的人在委任上产生疑虑，把由自己决定控制当作大权；在责成上昏昧，把只会按照圣旨指挥当作良将。刀箭在原野交战，决策却在深宫之中；机会在片刻之间变化，计策却在千里之外决定。违背命令就失去顺从，遵从命令又失去适宜；失去顺从，就损害君主的威严；失去适宜，就使君主的军队失败。任用和舍弃彼此妨碍，无论好坏都陷入凶险；上面受到牵制将帅的讥讽，下面没有拼死作战的志气。对于分配谋划的道理来说，难道不是两方面都受损吗？对于经略谋划的方法来说，难道不是完全错误吗？自古帝王长久造成乱局、刑罚繁多、丧失军队、使国家困蹙，正是由于这个道理。这种道理的得失，是兵家最重要的枢纽，对于当今的事情，关系尤其紧切。这是因为盗贼充斥，皇帝车驾流离迁徙，人心产生观望形势变化的动摇，王室没有能够自行巩固的力量。秦州、梁州回环缭绕，路途相隔千里；用威势压迫他们，力量和形势无法控制；把策略交给他们，又因为距离遥远而不能精确掌握。近来突然下达诏书，教导告谕各位统帅，事情无论大小，都替他们规定谋划。等到他们上表陈述诚意，使者回来复命，进退迟速都大体依从圣上谋划，难道他们都是乐意违背圣意吗？也是因为传闻与实际情况不同，远处推算与临事处理有差异。假如其中有人放纵自己的情意而违抗诏令，陛下在这时能够处死他违诏的罪行吗？臣私下恐怕不能。陛下又能夺取他的兵权而更换他的将帅吗？臣也恐怕不能。这样一来，违抗命令的人既不能果断惩罚，服从命令的人又未必合乎实际，只是白费空言，徒然劳烦圣上思虑；不仅没有益处，实际损害还很多。为什么呢？如今时局正处于艰难困顿之中，下位陵犯上位、上位衰替；凡是拿着兵器保卫社稷的人，都自以为功业应由自己建立，义烈发自内心，安于独自行事，厌恶受到束缚控制。陛下应当俯身顺从这种心意，因势把事情交给他们，使他们安心，保护他们所担忧的地方；用授予权力的义理来敦促他们，用亲信的恩德来坚定他们，给予他们临机处置的权力，以超出常规的赏赐相待；其余细小事务，全都不要过问。所赐的诏书，务必简明扼要；谨慎措辞以取得分量，深切托付以显示诚意。言语受到重视，君主之道就尊贵；托付出于诚意，人心就会受到感动。君道尊贵，即使不严厉，众人也会服从；人心感动，即使不下令，事情也能办成。这样，智者就会施展谋略，勇者就会奋力作战；大小人物都能竭尽自己的本分，贤者愚者都能实现自己的心愿。将帅会主动效忠，士兵会乐于作战，比起被驱使控制、不得已而服从的人，志气何止高出百倍！君主的权力，特意交给臣下，只有自己不滥用，才能真正任用他人。关键在于顺应事情的实情，契合之处在于通达时势的变化。如今的关键和契合，大都已经具备于此，倘蒙陛下深入思考，或许有可取之处。谨此奏上。兴元请抚慰安抚李楚琳的奏状 上述这位官员，近来因为品行不端，常常受到舆论厌恶，屡次被封章论奏，说他心怀两面打算；如果不加防备，恐怕会无端产生窥伺之心，因此认为应当斥退隔绝，以杜绝奸邪。最近凤翔使者来到这里，完全没有蒙受恩召接见，滞留了好几批，也都没有放回。我私下担心陛下不忍心，因愤怒而多少顺从舆论；但以臣愚直刚戆之见，认为这样并不合宜。李楚琳乘国家危难之时，在岐下横行扰乱，杀害戎帅，交结凶恶首领；奉天被围，他也颇有助力。他参与叛乱之事，天下都已知道。议论他的人如今才纷纷提出，这样的见识为何来得如此晚呢？只是因为皇帝的车驾尚未恢复，最大的贼寇仍然存在，勤王军队全在京畿之内，急于平定局势，必须迅速传告，争分夺秒。商岭道路迂回而且遥远，雒谷又被盗贼扼守，能够传达王命的只有[B14A]斜；如果这条路又险阻难行，南北之间就将完全断绝。各镇处在危险疑惧的形势中，又夹在两个叛逆者的诱惑胁迫之间，人心汹汹，各自怀有向背之意。贼军得胜，他们就前往投靠；我军得胜，他们就来归顺，其中的事机，容不得一点差错。倘若楚琳因此发怒，公然猖狂，向南堵塞要冲，向东牵连大奸，那么我们的咽喉就会被堵塞，心腹力量也会分裂，形势岂不是非常危急吗！

译况且楚琳本来的心意，只以作恶为务；如今能够两面观望，正是上天在诱发他的内心。因此，打通他归顺的道路，将有助于成就大业，陛下实在应当深加考虑，厚加安抚；即使他只是消除疑虑，也足以促成事情，倘若能够改恶从善，也可以帮助军队。现在如果听从偏狭的言论，显露猜疑阻拒的迹象，恐惧的人一定很多，哪里只是一个人呢？自古能够建立奇功，或拯救危难的人，未必都是守规矩的人，也未必都是温良之士；驾驭和驯服他们，只在于使用他们的人如何驾驭。早晨还称他凶恶悖逆，晚上便说他忠诚纯正；开始是寇仇，最终成为卿相。汉高祖知道陈平品行有亏却没有抛弃他，因韩信自立为王而愤怒，却最终仍封他为王；蒯通凭借折服道理而得以保全，雍齿因积有怨恨却最先得到封赏，这正是汉高祖能够扩大帝业的原因。齐桓公、晋文公留下射钩之贼而任用他的才能，解除斩▯之怨以免除灾难，这正是他们能够扩张霸业的原因。既然如此，处理事务的要领，即使有罪恶也不得不容纳；适应时势的需要，即使是仇敌也不得不任用。陛下如果一定要精细追究平素品行，追查旧日过失，那么改过也不足以弥补过错，自新也不足以赎罪。如今凡是奖赏官吏，难道能全都没有瑕疵吗？人人都会反省思考，谁能免除疑虑和恐惧？何况那些违抗命令的人、被胁迫而从叛的人，自己知道辜负恩德，哪里敢归顺教化呢？这种隐患不小，应当迅速谋划解决。孔子说：“人如果没有仁德，却憎恶他太过分，就会造成乱事。”又说：“小事不能忍耐，就会扰乱大谋。”《君陈》说：“不要对顽固的人愤怒憎恨。”又说：“一定要有所忍耐，事情才能成功。”伏愿陛下必定把英明君主的远大谋略和圣人的格言作为借鉴，实在不可采纳浅陋儒生的小忠，以致损害和扰乱兴复大业。臣忧虑国事，深思至计，不能自胜，谨将此事上奏。谨此奏闻。○兴元论中官及朝官赐名定难功臣状 钦溆奉宣圣旨说：“近来奉天的将士，都赐名为‘定难功臣’。如今宰臣等商议，随从的中官辛苦至极，也应当依照这个例子，同样赐给这个名号。朕想到南衙朝士中，有经历奉天重围的，又有像你们一样，前些日子奔赴行在、经历危险而极其艰难的。如今不论中官还是朝官，只要经历重围又到达山南的，都拟赐名为‘定难功臣’。你应当商议一下，难道不是稳妥方便吗？” 陛下的恩惠广大，仁德遍及群臣，体念随驾共历危难的忧患，体恤随从巡行的劳苦，商议增加宠荣，将要赐予美名。事情虽然尚未实行，恩意却已经确定，凡是处在贵近之位的人，本来都知道这是恩德。圣明的旨意详慎周密，又询问我们这些庸陋卑微的人，既精细又谨慎，确实可以说是防患于未然。回顾自身有什么见识，竟恰好承当了这次下问？臣如果贪图自己的荣誉称号，又害怕旁人怨恨憎恶，因循顺从而促成此事，不把自己的意见充分说出，内心便知道有负圣恩，又如何面对上天的鉴察？因此不顾言辞浅深，也不计个人利害，只倾吐狂直之言，任凭圣上裁决。臣听说，赏赐是用来勉励功劳的，名号是用来彰明功行的。赏赐与功劳不相称，忠实效力的风气就会废弛；名号超过实际功行，轻慢冒进的弊病就会兴起。一者足以动摇国家权柄，一者足以败坏社会风俗，授予和接受之间，哪里能够轻易处理！近来因为车驾驻跸奉天，迫于患难，终于攘除凶逆，实在依靠武人的力量，于是表彰定难之功，特赐功臣名号；名号颇能符合实际，事情也适合当时形势，虽然所授之人很多，谁能说不恰当呢？至于宫闱近侍和朝班中的各位臣属，虽然奔走供职、各守本职，但驱除削平叛乱，料想并不是他们所能承担的。又正赶上皇帝车驾再次迁徙，天灾仍未消除；面对危难而没有补救，怎么能称为功臣？敌寇正在加深祸乱，谁能说这是定难之功呢？即使他们遭遇围困逼迫，跋涉崎岖道路，困难来了便承担它，这就是守住职位；至于平定祸乱，又有什么功劳可说？大凡有生命的众类，没有不亲近同类、轻视他人而尊重自己的，这大概是常情；排斥异己、奖赏同类，也属于常性。臣忝列士绅，又正当接受赏赐的范围，私下自己衡量，尚且知道这样不可，何况公众舆论呢，何况身披甲胄的将士呢？人们的议论，没有什么说不到的地方，一定会说陛下溺爱近臣旧习，所以顺遂他们苟且求得的私情，泛泛地牵连各部门，以分担偏爱亲昵之人的讥谤。怨恨不在于大小，祸端都从细微处发生，必将阻碍激励战士的心，积聚功臣怨愤的情绪。所取悦的人少，所轻慢的人多；所得只是虚名，所失却是实事；所取悦的是臣下夸耀的志气，所损害的是国家的大计。利害分明，实在不难辨别。况且名号是众人评论的对象，叫作公器，也会成为争端。即使授予之事极为精当，仍担心彼此倾轧；处理如果稍有不当，怎能不越出分寸？当年汉高祖制服豪强、唐太宗削平天下，天下安定以后才论定功勋。萧何、曹参有特殊功劳，房玄龄、杜如晦有宏大的谋略，战守经营，卓然超出常人，仍有人说他们不过是丰、沛旧人和刀笔文吏，诸将不服，彼此颇有揭发和争论。甚至有人挽起衣袖指天发誓，拔剑系在柱上，私下议论谋反，喧哗诉说冤屈。何况如今国运仍然艰难，王化尚未普遍施行，正依赖武力来消灭寇仇，这并不是宠幸之臣争相进用的时候，也不是文儒争逐名位的日子。对于有功者加以奖赏，尚且恐怕不能使人信服；奖赏没有功劳的人，当然应当受到讥刺。倘若有人节操功效特别显著，按理应当[B14A]崇；赏赐的典制很多，何必一定在这件事上实行？其余没有其他功绩的，姑且按照曾经奔走效力的情形办理，等到贼军平定以后再考察录用，也不算晚。谨此奏闻。○銮驾将还宫阙论发日状 先前已经颁下敕旨，定好了出发日期，有关部门供给承办的事项，也听说大体准备好了。但眼下连日大雨正盛，道路阻塞艰险，众人的心情都同样忧虑，没有人敢上奏议论。如今出发日期渐渐逼近，阴雨仍然繁密，大小官员都在哀鸣，忧愁恐惧更加严重。臣虽然愚钝，也私下揣度此事，难道不知道最大的元凶刚刚平定，残余气焰还没有消灭，正是逆顺将要分判的关头，也是吉凶变化很多的时候，必须迅速镇定安抚，按理应当催促车驾吗？假如只是霖雨造成危害，还可以施加人力；防备抵御在于才智，劳役费用不过是烦劳耗费；所患不至于危及性命，所忧虑的也只在于臣下，那么即使公私耗尽财力、上下竭尽力量，也应当努力安定大业，哪里还顾惜一时的劳苦？大家都应当协同奉行圣上旨意，哪里敢再违背成命？实在是因为[B14A]斜山势高峻险阻，向来号称畏途，侧着道路经过高峻的山巅，在绝壁上连接危险的栈道。有时百里之内，所经历的险阻就有近千处；有时一程之中，要涉水数次。如果遇到连日积雨，山涧洪流遍出，巨石崩塌奔落，轰鸣声接连不断，深谷水势弥漫，往来道路不通，这些全都不是人力所能支撑、筹谋所能阻止的。片刻之间、几步之内，仓促遭遇灾祸，都是无法预料的。一个普通人单骑行走，尚且难以防备，何况万乘车驾出行、千官随从，难道可以踏入无法生还的险境，冒犯无法抵御的灾难吗？

译如果石阶道路崩塌，阁道被水淹没而毁坏，环卫仪仗稍有缺失，随从车马稍受惊扰，即使有亿万徒众，又有什么用处？陛下想要不受惊骇忧虑，难道能够做到吗？又或者淫雨积滞更加严重，沟渠山涧全都涨溢，道路已经断绝，传送供应无从进行，群山重重，进退不得；如果一天缺少粮食，又将怎么办？陛下想要没有忧痛，当然也很困难。人主的一举一动，应当谋求万全，必须在事情发生以前防备危险，不能到了危急之时才求侥幸。侥幸而得以渡过，已经留下深深的惭愧；不幸遭遇灾祸，再后悔又哪里来得及？孔子说：‘想求快速，反而不能达到目的。’这话确实正确。臣今天并不是敢于阻止陛下急于出发的心情，只是颇为担心因此不能达到目的罢了。倘若稍稍改变圣意，等候天气放晴，那么出发日期虽然延后，经过的道路却不会受阻；不急迫而自然迅速，确实合于天道运行，也说明能够察知先机，这才叫作上天的鉴察。臣私下听到群臣议论，便将这些意见上陈，多次恳切陈述，实在希望陛下明察采纳。谨此奏闻。○请释赵贵先罪状 钦溆奉宣圣旨说：“先前我和你商议赵贵先，想要赦免他的罪。朕今天早晨又询问诸将，他们都说：‘贵先顺从朱Г，那就是叛逆之人，应当依照通常刑法处置，不能宽赦。’众人的意见既然如此，看来很难释放他。你应当知道这件事。” 臣愚见认为，贵先跟从叛逆的罪行，按法律确实不能容忍；但贵先陷入这种处境的缘由，按情理却可以宽恕。陛下所议论的怜悯宽宥，是从情理推原；诸将所请求诛杀，是依据法律。依据法律来除去君主的恶人，是臣下通常的心愿；推原情理来安定众人的危难，是人主所掌握的大权。君臣之道既然不同，通达处理的方法也各不相同，言论各有适当之处，立场各有合宜之处，事情有时彼此相反却并不妨碍，这就是所说的道理。先前因为襄城告急，诏令陇右发兵，齐映率军向东进发，贵先就是他的部将。当时军队到达昭应，恰逢车驾幸临奉天，齐映急驰返回凤翔，贵先独自主持营幕事务。前进没有总帅，后退又被乱兵阻隔，于是被贼Г招引，欺骗他说一同迎接銮驾。Г的反叛形迹尚未显露，贵先怎么能不跟从？既然已经接受邀请留下，便遭到劫持控制，身陷伪职，军队隶属于凶徒；虽然身在贼中，也没有受到任用。他从头到尾的事情，上天都明白，臣也亲自听到过陛下的仁德之言，并非只是从传闻中听来。就他的情状而言，颇有值得怜悯之处；他真正应该受到责罚的过失，只在于不能守节而死罢了。贵先倘若能够守节而死，那就是忠烈之士，本来便应当[B14A]旌表，哪里还需要宽赦呢？凡是审议案件，大抵都因为疑案和罪情疑惑时应从轻处理，这是明载于法令典章的原则；被胁迫而从逆者不应当按同样道理追究，也记载在圣人的谋略中。何况李怀光还没有消灭，李希烈仍然强盛，遭遇诱骗陷害的人，实际上很多。如今京城刚刚平定，皇帝的治理重新开始，正是污浊风俗观察教化的日子，也是圣王广布恩德的时候；所使用的刑法，尤其应当审慎。一轻一重，国家的治乱就由此产生。用恩德宽宥他们，那么想要自新的人都会思考归顺；用法律断绝他们，那么心怀恐惧的人只会暂且求得偷生。众人的心既然苟且自保，贼势就会更加牢固；不能忍受一时的愤怒，却要遗留多年的忧患。如果只听从匹夫之谈，因而发动亿万人的战事，这样谋划又有什么好处呢？从前羯胡扰乱中原，士人官吏受到污染；肃宗兴复天下，多次颁降赦书，罪责只追究首领，其余一概不问。河朔残余的叛党既听说恩德广泛施行，又庆幸被胁迫玷污的罪行得到原谅，人人都自我怨恨，各自后悔归附朝廷太晚。等到三司追究罪行，接着又施用严刑，没有被赦免的那些人反而高兴自己得计；庆绪将要消灭却又重新聚结，思明已经归附却又重新携叛，祸乱的根由渐渐滋长，直到今天仍成为祸患。难道不正是因为任用执法官吏而损害权变之道，小事不能忍耐而扰乱大谋吗？从前汉高帝平定四方以后，看到诸将往往私下议论谋反，便问张良说：‘这该怎么办？’ 张良说：‘陛下最痛恨的人是谁？’汉高帝说：‘雍齿和我有旧怨，却屡次使我陷于困窘。’张良说：‘现在赶快封雍齿为侯，那么人人就都会安心坚定了。’汉高帝采纳了张良的计策，诸将果然安定下来，都说：‘雍齿尚且能够封侯，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忧患呢！’大概谋划霸王之业的人，不被通常制度束缚；安抚反复疑惧的人，不计较旧日过错。如今陛下具有汉高帝的英明，贵先却没有雍齿那样的仇衅；诛杀他不足以威慑暴逆，怜悯而保全他却可以安定危疑。明察而宽恕地处理，盛大的德行就在于此，还有什么可忧虑的，何必还犹豫不决？微臣诚恳地上言，大概是为将来作铺垫；凡不是首恶，都希望从宽处理，使那些背负罪累的人无不闻风而受到感化，消除奸凶诱惑的计谋，打开叛乱者归降的门户。这是一个重大的时机，不可失去。陛下先前的意旨本来就是正确的，伏望不要被浮泛的议论所改变。谨此奏闻。○论替换李楚琳状 钦溆奉宣圣旨说：“李楚琳不能长期留在凤翔，想等朕到达以后，选一个人替代楚琳担任节度使，另给楚琳一个官职，便随朕回京。既然有迎驾的各路军队，威势非常盛大，借此替换，也是权宜之计。你应当商议一下是否稳妥方便。” 臣听说，王者有所作为，首先要考虑长远谋划；谋略必须可以流传，事情必须可以延续，不能因眼前利益而苟且求成，不能乘一时便利而侥幸成功，所以才能上下相安，治理长久。那楚琳本来就是乱臣，乘国家危难而肆意逞凶，杀害国君并篡据职位，按照典法，本应置于死地。既然祸患很多，来不及加以讨伐，于是分给他旄钺，又接连给予宠荣；等到向南巡行时，他颇能保持表面顺从，使道路没有阻塞，也有赖于他。虽然朝廷命令屡次加封，大概是不得已而为之；然而王命一经发布，就不能反悔，即使有损君臣恩义，也仍须依礼处理进退。如今如果借皇帝出行的威势，凭迎驾护卫的军队，强行更换官职带他回京，这就等同于俘虏拘押。说是为了除乱，便显得武力不足；说是为了治理，便显得不诚实。祸变频繁发生，已经很久了；负有罪衅而占据职位的，难道只有一个人吗？在这种时候巡行，将来还怎么进入？用这种方式安抚驾驭，谁会受到感动？从前汉高祖假装出游，擒获韩信，功臣相继叛乱，天下几乎危亡；征伐纷乱，直到汉高祖去世。侥幸行事的不可取，就是如此，陛下难道不应把它作为最大的警戒吗？议论者称之为权宜之计，臣却还没有明白其中的道理。所谓‘权’的意义，是取法于秤锤；秤杆用来称量，秤锤用来权衡。

译所以权锤悬在秤上，物品的多少就可以得到准确衡量；把权用于事务，义理的轻重就不会失当。推求道理时，必定取重而舍轻；躲避祸患时，必定选择轻的而避开重的。如果不是明智通达的人，很难穷尽其中精微，所以圣人重视权变，才说：‘可以同他共同遵循道，却未必可以同他共同确立；可以同他共同确立，却未必可以同他共同权变。’这是说懂得时机非常困难。如今大乱刚刚平定，将要重新打通天下道路，皇帝车驾所经过的地方，却首先实行胁迫夺取；只是更换一个节度使，却损害万乘之君的道义；得到一方之地，却结下四海的疑虑。这是把本来轻的看重，把本来重的看轻，称作权变，岂不是反了吗？把违背正道称作权变，把玩弄权术称作智慧，君上这样做一定会失去众人，臣下这样做一定会使自己陷入危险；历代之所以多有丧乱、奸邪长久存在，都是由于这种错误。像韩信那样的才略，当时没有人能与他匹敌，而且已经背负嫌疑猜忌，又遭到告发；放纵他足以扰乱天下，除掉他可以安定国家，侥幸将他擒获，尚且被认为是失策；当时又受到战争之害，百代流传着诡诈的讥评。何况楚琳不过是军伍中的平庸材料、厮役中的卑贱之人，乘时局扰乱而肆意猖狂；他没有攻陷坚城、歼灭强敌的雄才，也没有出奇制胜的谋略，颇像狐鼠，趁着夜色窥伺张望，天亮以后，势必自然收缩。如今京城郊外已经[B14A]定，武卫正严密；陇镇在西面镇压，泾镇在北面扼制，回头看岐下，就像处在掌握之中。凭楚琳琐碎低劣的资质，处在掌握和控制之地，即使让他[B14A]商躅，又能造成什么祸害？愿陛下暂且致力于宽宏包容，普遍安抚反复疑惧的人，催促车驾迅速停留；记录功劳，犒赏勤劳，广施赦免过失的恩德，颁布更新政令。然后征召韦皋、楚琳，使他们入朝分掌文武职务；选择有大功和旧日声望的人，命令他出任，统领岐、陇军队。这样他们承受诏命、感到荣耀还来不及，哪里敢生出细小怨恨，反而劳烦诛除？安排得当，万无一失，何必仓促妄动，不为以后作打算？恭请陛下圣明，再加详察。谨此奏闻。●卷四百七十二 ☆陆贽（十三） ○收河中後请罢兵状 昨天钦溆奉宣圣旨，把马燧、浑▯等奏报平定怀光、收复河东的奏状给臣看，（一作“河中事状”），并命臣商议应当如何处置，让钦溆奏报上来。凶恶的祸根已经消灭，关中京畿已经廓清，这实在是圣上谋略宏远的功劳，也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祉。应当采取的处置大略，已经托钦溆口头陈述；辗转传话，恐怕不能完全表达意思，所以谨再次陈述浅陋意见，希望陛下稍加留意考察。臣听说，祸患有时会产生福分，福分也会产生祸患；丧失是获得的道理，获得又是丧失的开端。因此晋军在鄢陵获胜，范燮反而请求死去；吴国战胜强大的越国，夫差却由此开启了灾祸。由此可知，福分不可以长久侥幸求取，所得也不可以永远贪图。处在福分中却考虑祸患，福分才能保全；看见所得便忘记丧失，丧失一定会到来。臣私下担心那些迎合旨意、以谄谀求进的人，以及急躁险诈、喜欢生事的人，幸灾乐祸于凶恶之徒的覆亡，揣度英明君主削平叛乱的心意，必将争相献上甜言蜜语，诱导开启贪利欲望，说王师所向无敌，说残余叛党举手之间便可平定，请求调回蒲坂的军队，再次发动淮沂的战役。这种议论一旦开启，必定成为祸乱的阶梯。因此微臣姑且以祸患的产生为忧，而不敢以获得福分来庆贺。为什么呢？建中年间的灾难，可以作为证明：开始是因为积蓄怨恨而不能宽容，有时是因为急于取胜而轻视战争。所以讨伐文喜时，泾水之上的创伤还没有平复；征讨崇义时，汉南的残破又接着加重。违抗命令的将帅，并不是没有诛杀；讨伐叛乱的军队，并不是没有取胜；披甲战马的队伍，并不是不强大；赫然发怒，并不是没有发泄。然而因为人们得不到体恤，只听到诛杀之令，有罪无罪，都不敢自保。因此，怀有罪衅而反复疑惧的人，害怕斧钺接连加身；畏惧祸患而处于危疑中的人，担心猜忌诬陷很快牵连到自己。于是他们像蝗虫一样聚集起来抗拒讨伐，像狼回头张望一样背弃恩德，遍及两河并延伸到淮夷，荡乱三辅而逼近京城；皇帝车驾因此两次出行，行宫甚至被围困。当时天下大为震动，人心几乎离散，天命连一刻也不能保全，王威不能走出一座城池；国家的危急艰难，连续不断，像柔弱的桑树包扎着旒旗，幸而没有断裂的情况屡屡发生。形势的危险困窘，实在足以令人寒心；如果没有往日熊罴般训练整齐的军队、雷霆奋发的威势、武库中锋利的刀剑、府库中充足的财赋，那么施行命令、率领众人、取得威势、平定乱事的力量，与建中初年相比，岂不是极其微弱、极其衰败吗？然而陛下怀有深切的悔过诚意，颁降非同寻常的大赦令，知道滥用武力、穷尽兵力会使祸乱长久，知道急于征发和重重征税会耗尽财物，知道残害人民、放纵欲望会招致危险，知道违背众人心意而强行驱使会积成罪恶，知道百姓困苦至极会产生怨恨，知道上下郁塞会失去人心，于是发布浩荡恩德之音，与天下重新开始。在各地宣扬这些诏令的时候，听到的人无不流泪；即使是凶悍粗暴的恶人，也一定为之抽泣，诚意感动万物，竟然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怀着枭鸟、鸱鸟般凶恶心肠的人也发出和悦声音，消除暴戾而化为和气；由此奸邪之人改变想法，贤良之士归心。借兵自救的叛王和叛将，削去伪号而请求赎罪；观望形势、犹豫不决的将领，一心归于纯诚而效力。流亡受冻挨饿的人，希望保全家庭；驻守戍边、经历战争的人，希望保全性命。恩德将要枯竭之时又重新大量降下，君臣已经断绝又重新交往，天下人心顿时完全改变。从前越讨伐越叛乱，如今一释放便全都来归；从前动用百万军队而力量耗尽，如今只用咫尺之间的诏书便教化融洽。这就清楚说明圣王施行治理、使暴乱之人服从，是任用德而不是任用兵；各路将帅违背臣礼、拒绝天诛，却谋求活命而不谋求灭亡，也同样清楚。还恐怕陛下因为臣说得简略而没有完全明白，请允许我再追溯根本，详细说明。过去河、朔、青、齐等地同心作恶、互相煽动，拥兵据土，历经改朝换代而不向朝廷臣服。陛下以王化不能统一为耻，愤怒于奸邪不能制服，于是征发六军、神策军、河阳、河东、泽潞、朔方的骑士，向北出征；又命永平、汴宋、幽、陇、江淮、闽岭的将士，在南方奋力讨伐。耗尽国家仓廪府库来供给军队，征集公私的马厩牧场来扩充武力，算计征收遍及万物，徭役征发遍及八方，劳苦已经非常严重，威势也已经非常强盛！后来旷日持久，年年延续，军队疲惫，财物耗费；两河的寇乱不但没有痊愈，反而更加严重，国家的根本已经开始倾覆。等到泾原士卒首先作乱，吐蕃等外族乘机造成灾祸，豺狼般的叛军整肃盘踞在宫禁之中，凶徒在驰道上择取血肉；河朔奉命讨罪的军队遍布道路而归，宋郊奉顺讨伐的军队连守住营垒都来不及。在这样的乱局中，天下沸腾；倘若有图谋夺取鼎命的雄才，或有滔天大奸，乘灾祸和间隙而动，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后来那些接受恩赦的人全都自行收敛，内部没有非分的议论，外部没有越境的侵扰；等听到上天的恩泽洗涤罪瑕、诏书恢复爵位，竟然丝毫不加迟疑，望见风声便诚心投降，争相驰送表章，只怕落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