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百七十五

译臣谨按国家典法，没收入官的财产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奸赃，二是叛逆。都必须先审问犯罪情状，查清真实情况；宪司察明是否有冤，法寺论定罪行，会府复核上奏，掖垣参与详议；像这样各方面都没有不同意见，然后才叫作狱案成立，再报告天子。若有人抵触深重刑法，诏制批准之后，主管部门还要三番五次复奏，希望或许能够宽宥。圣王爱惜人民、慎重刑罚，竟然精细谨慎到这种地步。罪法既已确定，才合乎征收财产；叛逆则全部没收其家产，奸赃则只追征其犯罪所得。这是为了表示惩戒，并不是贪图财货；什么时候有罪行尚未判定、法理尚未详明，却可以先收纳他的资产呢？臣伏想圣德广大，如同上天包容万物，在常法之中惩戒愤怒，在常情之外顾念善终，已经保存宽贷之恩，不施用严刑。如今如果登记没收他的家产，臣私下恐怕会因财物而伤害公义。承蒙陛下屈尊下问，实在感荷皇上的明察，臣便竭尽愚诚，祈望陛下明鉴。谨此奏闻。请求退还田绪托人送来的撰写碑文所赠马匹和绢帛的奏状 右件。田绪派节度随军刘瞻送信给臣，信中意思是因为奉有皇帝旨意，命臣为他已故父亲田承嗣撰写遗爱碑文，所以送来前面所说的马匹、绢帛等物，以表达情意和赠礼。臣先前奉恩旨命撰碑文，到现在已经半年，竟然还没有缀辑完成。实在是因为劝善惩恶的道理，以忠义为先；褒贬之辞，是《春秋》所重视的。爵位可能因侥幸得到，声名却不是靠欺诈和强力可以求取的。应当使遵循正道的人畏惧昭明的法令而不敢改变，使倚仗奸诈妄行的人顾念清议而知道羞耻。仲尼修订《春秋》，乱臣贼子便感到恐惧，难道一定要用武力临压他们、用刑罚威胁他们吗？[B14A]褒贬如果明确，也足以辅助治理。田承嗣拥兵抗命，没有什么恶事不做，最终却逃脱上天的诛罚，完整地归入泥土；这是前朝所感到惭愧悔恨的事，也是义士所惋惜叹息的事。如今田绪还在皇帝严威之下，却请求我歌颂其父的遗爱；臣心胸狭窄，实在内心愤慨。错误地承受皇恩，充任台辅，既不能洗除奸邪、匡正补益大政，又要粉饰他的羞愧之辞，赞美凶恶的德行，收下他重重的贿赂，承袭贪婪的风气，感情上实在不安，事情本来也难以勉强。因此我多次拿起笔来，却不能写出词句，便放下手中所持的笔，长叹而停止。因为承受圣上的教诲，姑且致力于怀柔；昨天见到田绪派来的人，臣也委婉地作了答复，只告诉他说：“所作碑文颂词，都是奉行圣上的旨意；既然不同于个人私情，就难以接受厚重的馈赠。等稍有闲暇，接下来当撰写完成。” 既然没有拒绝的话，料想也不至于引起疑虑阻隔。他送来的信，臣谨慎封好进呈；所送的马匹、绢帛等物，已让刘瞻立即领取带回，不敢不奏报。谨此奏闻。请求依照京兆府所请折纳的奏状 京兆府先前上奏说：“本府所辖地区遭虫害，豌豆完全没有收成，请按照数额折纳大豆。”奉诏说：“应当依从。”度支随后上奏说：“根据当时的市价，豌豆每斗价格在七十以上，大豆每斗价格在三十以下。京兆府请求用大豆替代豌豆，希望命令按照估定的价格折合钱数缴纳，这样或许可以避免损害官府。” 访求民间疾苦、救济灾害，是国家的法典；访求疾苦在于知道百姓所患，救济灾害在于体恤他们所缺。譬如螟蜮造成灾害，豌豆全部损失，如果检验复核并非虚假错误，地税本来就应当免除征收。按照正道办事，大体道理就在这里；府司折纳以充足数额，已经是向下体恤、权宜办理；度支却按估价折算钱数，正是幸灾乐祸、谋求利益。所得没有多少，造成的伤害却实在很大；损害风教而取得财物，不能叫作合乎治道。况且豌豆这种东西，实际用途很少，旧例发放它，只是用来充作牲畜饲料；按照数额改给大豆，各司谁会说不可以？按价格多征取财物，公义在哪里？道理没有依据，事情不能照办；希望依照先前诏令处置，不知是否可行？关于议处汴州驱逐刘士宁的奏状 右件。希颜奉宣圣旨说：“刚刚得到李万荣的奏报：‘刘士宁因为外出游猎，三军将士于是关闭城门不让他进来，并发遣他前往朝廷。’李万荣安抚军队和州府，如今已经安定，卿等应当知悉。” 臣伏想刘士宁昏昧荒怠、暴虐傲慢，罪恶长久积满；圣上爱惜人民，长期含忍宽容；如今亲近者离去、众人背叛，他自取奔亡，不劳军队便平定一方藩镇。恭敬承受宣谕，臣内心实在欣喜庆贺。然而梁、宋之间地处要害，镇抚齐、鲁，控制牵引江、淮；得到合适的人便安定而强盛，失去合适的人便危险而衰弱。如今刘士宁被驱逐，虽然符合众人心愿，但李万荣总领军队，也并非出自朝廷诏旨；这同样是关系安危强弱的关键，陛下应当审慎对待！恐怕奏事的人只是出于偏私，想拥戴所奉的将领，妄自陈述形势，动辄图求任用。过去授任不当，常常被这类人误导；即使他的内心没有欺诈，他的见识不足以通晓治理之道，同他筹划商议的人，也很少有不被扰乱而失败的。如今军州既已平定，足以从容安抚；希望暂且选择一名朝臣，立即前往慰劳宣抚，再停留十多天，慢慢察看实际情况。了解实情后再加以妥善处理，希望可以避免差错；等到明日，臣再继续当面陈述，现先具状报告。谨此奏闻。请求不要授予李万荣汴州节度使职位的奏状 右件。希颜奉宣皇帝旨意说：“李万荣安抚军队有功，听说也很忠义，很得众人之心；如果再拖延，恐怕事情反而不稳妥。如今商议授一位亲王担任节度使，暂且让李万荣担任知留后，节度使的制书便从宫中直接发出。李万荣必须给他改授官职，你们立即商议后进呈。” 臣性情习惯懦弱顽钝，才艺见识空疏浅薄，辱居将领之任，待罪宰司；事情关系安危，不敢保持沉默。虽然亲自服习军旅、较量力量，料想不能胜任，但对于治武用兵、谋划征伐，或许还有一些见解。措施安排的安危取决于形势，授予任用的成败取决于才能。形势如同器物，只在于放置的位置；放在险地就会倾覆，放在平坦之地就会安稳。才能如同负载，只在于所承担的任务；任务超过力量就会跌倒，任务与力量相称就能前进。因此负重之物不能用微小低劣的承载力来胜任，大器不能放在轻率不当之处；有巨大的力量却加上过重的负担，仍有跌倒失足的忧患；选择安稳的地方放置大器，还担心难以防备倾覆。哪里有把人委任到不适合的职位、把事物放在不安全的地方，却希望它不颠倒不危险的道理？本来就很难！刘士宁穷凶极暴，为众人所不能容。李万荣顺应众人的心愿，关闭城门驱逐他，为国家除害，也有值得嘉奖之处。确实应当连夜上报，请选择节度将领；但他现在的奏陈颇为张扬，只显露出求取职位的心情，完全没有退让的礼数。根据这种鄙陋急躁的表现，他同纯良之人相差甚远。又听说他本来是滑州人，偏爱厚待本州将士，同他们关系亲密，才只有三千人，各营士兵已经很怀恨他。据此看，他心术偏狭，也不是将领之才；况且窥伺君主而竭力夺取其职位，是不忠；驱逐主帅而图谋取代其权力，是不义。他犯了这两条，再加上没有将领才能，得志后必然骄傲自满，不违背上级就会失败。

译所谓违背，是指冒犯上级；所谓失败，是指使军队溃败；二者都是祸乱的根源，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之处。如今即使仓促加以宠命，务求满足他的贪求，委曲地表示要保全他，希望消除他的凶恶；然而对他的行为不加谦逊，所得职位又没有正当名义，放纵他，他反而会心怀不平而更加猜疑；夺去职位，他又会心怀不满而放肆作恶。善始而能善终的人尚且很少，何况开始就不善，却希望他能够依靠义理保全自己吗？又因为他曾经自行蓄谋，想危害主将，等到居于众人之上，常常担心被别人图谋，必定会在部下将校之间多有猜疑阻隔的嫌隙。上下彼此猜疑离心，怎么能够长久安定？即使还没有触犯纲纪、扰乱常法，也必定会丧失军队、压迫边境。因此过去各地藩镇的任命，选择建立在才德之上，却没有胜任所委托的情况，是有的；如果不是根据才德授予职位，最后却能安定国家、巩固节镇的，从来没有过。这就像放置器物想要安稳，却不选择可以安放它的形势；背负重物想要成功，却不衡量能够承担它的才力。处置不合适，不失败还等什么！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说法迂阔空泛，有异于军机，譬喻牵强疏远，不合实际，臣请求指出汴州、宋州一带近代成败的事迹，这些都是陛下亲身经历、亲眼见过的，可以作为深刻的借鉴；只希望陛下阅览并察看。过去田神功镇守河南，统领汴、宋、徐、泗、衮、郓、曹、濮八州之地，兵力粮食都很充足，职贡也完备修治。左边肃清青州、齐州，右边安定滑州、魏州，南面控制淮州、浙西，北面辅卫荥▯（原文此字疑有讹误），坚固得如同长城，不受震动，也不致倾覆。这是因为把统治安排在可以安定的地方，把政权交给能够济事的人；这种利益，实在很大。等到神功入朝觐见，遭遇重病而没有回来，先皇帝表示了优厚崇重的哀悼，又贪图因循省事的便利，明知神玉的才干不能胜任，仍排除众议，终于把职位授给了他。不久，防御没有方略，经略失去节制，权力归于豪强将领，势力分散到各座城池；祸乱的机缘一旦发生，内部叛乱，外部又被攻破。把三军委托给暴虐的将帅，使五郡陷入恶人之手；运输经过的道路，也屡屡被阻断。这是因为把统治安排在必然危险的地方，把政权交给必然失败的人；这种败坏损伤，也已经严重到极点了。近来刘元佐驱逐铲除大奸，收复了大梁，像这样镇守此地，差不多将近十年了。虽然不能勤勉自身、节省费用来安抚疲敝的百姓，也不能竭尽力量、诚心实意来发扬盛大的功业；但号令仍然出自自己，部属畏惧他的威势，整顿军队，振奋军威，远近都在谈论注目，军队暂且还保持完整，能够控制东方，仍有可以依靠之处。等到刘元佐去世，朝廷命吴凑代替他，刘士宁凶暴顽劣，竟敢怀恨挑衅。他一向不得众人拥护，而且非常无能；只要缓过十天半月，他必然自行离心沮丧。根据形势加以控制驾驭，只须指示顾盼之间，便可以平定。陛下深切怜念百姓，姑且致力于容纳和休养，恰好使奸徒得以实现计谋，使庸劣小人猖狂起来；他们只是肆意发表鬼魅般凶厉的言辞，哪里怀有接受任用、得到安置的恩惠之心！运输道路几乎断绝，百姓再次遭受严重残害，原本强盛的屏障军队，全都沦为污浊败坏的风俗。追究造成祸患的根本，难道不是失于苟且吗？如今如果又把职位授给万荣，那和刘士宁有什么不同？凭借武力夺取，谁能说不是这样；以胁迫手段求取任命，谁又认为合乎名分？如果只是胁迫，就不合顺理；如果竟然答应，就不合诚信。君臣之间势必互相嫌疑阻隔。与其等祸患滋长后再图谋，不如在它刚刚萌芽时就断绝。忘记长远而喜欢因循，本来就不是英明君主统治天下、作长久深远谋划的办法。况且治理国家的原则，是用义理教导人；将要教人侍奉君主，首先要让他顺从长上。这样才能消除争夺的祸患，断绝窥伺觊觎之心；圣人之所以兴起敬重谦让的风气，使暴强者服从，正是因为礼制通达而名分确定。假如刘士宁身为将领，轻慢上级、虐待百姓，万荣怀有奉献国家的诚心，禀具嫉恶如仇的性情，抛弃他而违抗他，这可以；讨伐他、驱逐他，也可以；但谋害他的主帅而篡夺其职位，就不可以。为什么呢？方镇大臣往往拥有专制权力，若要加罪于人，谁会没有罪名呢？如果让倾覆夺取职位的人轻易取代他而占据其任所，那么利益所在之处，人人都会各怀心思；这个祸乱的根源一旦暗中滋长，灾祸必然难以挽救。这不只是助长长期混乱的道路，也是开启谋反端绪的开端。四方诸侯，谁不会因此离心？得到一个人却丧失群帅，这有什么好处呢？何况这个人还未必可靠，只是扰乱风俗教化，使人心生疑惧。前些时候被驱逐的刘士宁，大概是仓促间发动的；各郡的守将本来并没有共同谋划，一座城中的军士，也没有协调一致的意志。何况对待他们又不一，安抚他们又不均；即使结党帮助万荣，力量又能有多少？他们还各自衡量成败的形势，对逆顺的名分犹豫不决，怎么肯舍弃性命，同他一起作恶？如今之所以还没有立即发生变化，都是因为被万荣诱惑，许诺给他们赏赐、俸给和财物，他们暂且相互服从，以等待朝廷的旨意。陛下只须在文武群臣之中，选出一位平和仁惠、宽厚敏达、素来为军旅所爱戴信任的人，任命他为节度使；再降下优厚的诏书，慰劳那支军队，奖赏万荣以安抚平定之功，另外加以宠信任用；并以将士和睦相处的义理，厚厚赏赐他们资财和行装。众人知道可以保全安定，人们又都感念恩惠，除了舍弃这个办法而帮助作乱，还能求取什么呢？推究事情的大情势，理应必然平息。即使万荣想要跋扈，他的势力又能有什么作为？三军既然已经各自离心，各座城池又不肯援助他；因为他逼迫驱逐主将，各道必然重新憎恶嫌弃他。近处没有亲附者，远处没有援助者，不用劳烦天子讨伐，他也必然自行灭亡。陛下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却想接受他的胁迫要求呢？臣虽然孱弱怯懦，私下仍感到不安。昨天因希颜传达诏旨而返回，已经和赵憬等人一同附带口头奏报，反复陈述此事。考虑到其中可能有许多遗漏，臣又彻夜详细思索，恐怕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臣怀着恳切的愚诚，谨再次秘密上奏。倘蒙圣恩明察采纳，臣便与赵憬等商议应当处置的事项，拟定条款具奏。如果以后事情有所差错，臣请求接受失败扰乱之罪。谨此奏闻。○论度支令京兆府折税市草事状 度支奏称：“由于当年征收的税草供应使用不足，各草场通过和籴和市取得的草又少，所以每到秋夏两季，常有欠缺。请命令京兆府折征今年秋税，以和市草一千万束；随即让百姓把草送入城中交纳，每束连同车脚钱和折算钱共二十五文。这样既有利于贫苦百姓，也能兼顾公家使用。”希颜奉诏传达圣旨说：“应当依照办理。”

译臣等伏思，处理政事的原则，贵在有恒常的制度；顺应百姓的情感，尤其重在不轻易改变旧制。改革如果能够恰当，尚且担心未必取得信任；行动如果不合时宜，又怎么能没有扰乱呢？臣等每次承受陛下英明的旨意，常常把百姓作为忧虑之事；明知此事不可实行，哪里敢默默不说。每年储蓄聚集刍草，主管部门一向有固定制度；估计税草不足，就立即开放草场和市，既给出优厚价格，又不妨碍农作收获，人人都乐于输纳，事情也不劳民扰民。陛下追想往年的事情，难道曾经有过因为草料不足而上动圣心忧虑的吗？延龄想要夸耀自己的才能，很是破坏旧制，只求收取经费，以成就增加盈余的功劳，结果使储备空虚，支用计划匮乏，马厩牧场告急，多次烦劳圣上听闻。这种情形去年已经如此，今年夏天尤其严重；这正是不遵守旧制的过错。旧制有什么妨害，为什么要改变它呢？臣等谨慎查核京兆府应征的地税草数量，每年不过三百万束。其中除去留给各县馆驿和镇军的部分，应当送入城中交纳的，只有二百三十万束。百姓搬运这些草，已经十分艰辛，常常逼近春季农作，勉强才能完成。如今如果再征收一千万束，仍然命令一并送入城中，就是在一年之内征收三年的税草；计算增加的车脚费用，又是平常的四倍。物力总有穷尽，索取却没有节制，造成骚扰怨恨，是必然无疑的。京城附近尚且如此，四方又怎能仰赖朝廷？假使当时正逢丰收，家家都富足，有草可以输纳，有车可以装载，然而来回行走于道路上，按道理也必须耽搁历时一年半载。牛耽误耕犁，人妨碍播种；春季农作已经耽误，秋季收成何时才能盼到？何况黎民之间贫富不等，收获时丰歉也不相同。如今忽然一并征用车牛，雇车的脚钱必然暴涨；一并征收税草，购买草料的价格也必然加倍。这就会使豪富之人趁着急迫的命令谋求利益，使贫困的人借着暴虐的征敛毁掉家业。这不是所谓平均节制财物、平准赋税的办法。臣等又查核度支和京兆府近来雇车的估价以及每车所载的数量，大致每车装一百二束，每里给脚佣钱三十五文，每一百束还应缴纳二束作为损耗。如今京畿各县，近的距离城池七八十里，远的接近二百里；假定远近相互折算，统一按一百里计算，那么雇车运载一百束草，完全按照官府通常的估价，仍要用钱三千五百文。这样，一束草仅计算搬运费用，就已经相当于三十五文了。购买草料的本价，还要再增加一半。而度支竟然不加计算，擅自创制旧例，只凭主观估量，限定为二十五文。说它是加征，那么法度就会被废坏；说它是和市，那么名称和实际就相违背。倘若批准这份奏议，百姓将如何看待朝廷？哪里比得上由官府自行设置草场，按照便利之处收购？想少买，就把估价定得公平以节省费用；想多买，就提高价格以招来卖草之人。买卖既然和谐，贫富双方都方便。有余粮有余草的人可以趋向价格较高、容易出售的利益；不足的人可以免去转而筹措昂贵租赁费用的负担。这和强行征收相比，本来就完全不同。幸好有旧制，足以遵循，何必舍弃容易的办法而采取困难的办法，放弃有利的办法而跟从有害的办法呢？臣实在愚昧迟钝，没有看出这样做有什么适宜之处。伏望陛下告诫度支，命令依照旧例和市；承袭以往既有的固定用度，今后不得缺少供给，并稍微加强防范，使他们知道畏惧，不得妄自创作而只是不实行；每年的预算一定可以避免过失。陛下如果认为军营马厩中的马畜逐渐增多，度支经营的刍草刚好只能供应当年使用，或者担心水旱灾害等意外，需要另行储积以作准备；如今正逢年成丰收，也正是储备的时候。但只须用适当的方法收敛，不应分摊摊派而造成扰乱。如果度支一并采购，延龄必然又会推辞困难，必须有所区别，使各方面均能得到补益。希望委托京兆尹办理，另外和市草五百万束，用来充作储备。所和市的草，都应随着需要和便利，由官府自行设置草场；每个草场储备钱款，随时支付价格，在当时市价之外再稍微优厚一些，交易往来完全依照市场利益。不要让官吏催促驱赶，也不要在道路上拦截邀取；只要不强迫百姓，他们自然会趋向利益而来。购买草料的价钱，应从每年支用后留在府库中的钱数里，取未用尽的部分充作费用。每次购买满十万束，就报告一次；然后用府司的驿递车牛，再另外雇用脚夫，合并转运到各个草场，搬运后送到苑中交纳。倘蒙圣恩允许，臣便依此宣布实行。这样既可避免扰民，又不增加费用，还能充实储备，足以抵御灾害。度支谨守恒常制度，也自然不会缺少平常用度。臣等共同商议衡量，认为这样才合宜。谨将此事记录奏闻，伏听陛下裁决。○论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状 右件。被贬谪流放的人，都在偏远之地；有的迫近衰老，顾念日影而思归；有的困于瘴疠，翘首盼望迁徙。既然关系到皇恩大赦，又允许酌情迁往较近之地，他们企盼欢跃的心情，远远想来便可知道。如果按照主管部门旧例，必须等州府记录上报，再逐项查验、搜寻核对，动不动就超过一年，既延误了体恤宽宥的旨意，也损害了臣民庆幸依赖恩泽的心情。臣等商议，恐怕必须加以改革。希望命令主管部门，根据承贞元六年恩赦时查核已经量移和尚未量移的官员，以及贞元六年恩赦以后被左降的官员，除去已经迁改或死亡的以外，把姓名、官衔以及贬责的事由和年月详细列出，迅速报告中书门下，不必再等待州府的计会申请。臣等依据主管部门报来的材料，便立即拟定进呈，争取不出一年之内，使他们都能得到恩典。不知是否可行？谨记录奏闻，伏听陛下裁决。○再奏量移官状 右件。臣伏思，国家的法令典章，是先施德而后用刑。刑罚所以置后，是因为依法应当宽缓迟延，所以判定罪责不得用驿马迅速下达；赦恩所以置先，是因为体制上应当迅速，所以赦书规定每天以五百里为行程。这实在是因为圣王的心意务求扩大庆惠，必然使施行刑罚迂回迟缓，而使施行宽恩迅速欢跃。不在典法之外增加刑罚，不在德令之内减损恩典，那么受责罚的人没有理由产生怨恨，蒙受宽宥的人都愿意自我更新。所谓施加威势便使人受到惩戒，施行宽宥便使人受到感化；用惩戒达到治理，用感化达到和谐。达到治理，君主就受到尊敬；达到和谐，君主就得到爱戴。作为百姓的父母，必须兼而实行。陛下的德行与上天相配，恩泽流布大地，近来因为郊祀，普遍降下广大的恩惠。凡是被贬责的人，都允许迁往较近的地方。臣等有幸充任辅佐，职责正在于宣布实行，随即具奏，请求立即拟定进呈。圣心专一，务求公平一致，命令等待主管部门查寻，按照同类事例一次办理。其中左降官中，有的罪行并非罪不可弃，才干又足以甄别任用，也允许另行上状商议，不拘泥于通常的奖用规则。臣等根据主管部门查核后送来的左降官和流人的姓名，共拟定量移及另行追回任用的名单，分作三份奏状，于上月十二日封缄进呈。流人量移的奏状，已经蒙受印发下达；其余两份奏状，至今还没有奉到裁决。

译臣私下认为，赦书宣布至今将近半年，如果再拖延，恐怕有违事情的体制。又各州刺史以及台省官员等，接连发生变故，缺员很多；圣明的旨意精心选求人才，至今常常还不能补足。以过失遮蔽德行，不是古人的做法；录用有过失而有才德的人，实在符合圣上的造化。愿陛下扩大包容宏大的美德，或许可以增加受到诱导扶助而进用的人。谨奉此状陈述上闻，伏听陛下裁决。○三奏量移官状 右件。希颜奉诏传达裁决说：“按照旧例，左降官每逢恩赦，酌情迁移的距离不过三百里、五百里。如今拟定进呈的方案，似乎稍有超越，而且大多是迁往接近军队驻地和交通要道的州县，事情并不稳妥便利，应当再加商议。” 臣伏思，刑罚应当从轻，赦宥应当从重，这是为了彰明仁慈宽恕的道理，扩大德泽恩惠。职位尊贵的人，施惠不能不厚重；言辞宏大的人，实际内容不能不丰厚。职位尊贵而恩惠轻薄，体制就不合适；言辞宏大而实际寡薄，百姓就会失望。陛下亲自举行盛大礼仪，发布宽大的恩德诏令，想到被贬者居处荒远，哀怜他们负罪受累而沉沦弃置，使他们迁往近处，这正合乎新的恩典。赦令刚刚施行，家属亲人都相互庆贺，恩惠已经很深，言辞也已经很大。臣私下料想，被放逐到穷僻之地的人，欢喜听到恩泽降临，必然会变卖家产来装饰行装，计算日子等待休命。如今拖延停滞，又经过半年；倘若所迁的官职仍与原任相邻，臣恐怕会违背陛下垂怜的心意，损害制书施行庆恩的恩德，形成口头恩惠很重而实际措施很轻的情形，这不是用来发扬宏大休美、布施大信于天下的办法。臣谨按从前的格令，左降官中不是元敕规定长期任职的，每到考核期满，就报告主管部门，衡量其原来的资历，立即为他改叙；即使有时没有升迁，也就任其归还故乡。到了开元末年，李林甫执掌权力而专横放肆，凡是斥退贬黜的人，大多并非有罪。他担心这些人回来，或许再次申诉冤屈，于是奏请左降官考核期满而尚未另行改转的，暂且发给俸禄，不必立即停职；表面上显示优待怜恤，实际上是想把他们羁留控制。从这以后，便成为固定规矩：一经贬官，就如同永远远行；回望故乡，永远没有归期。即使遇到非同寻常的恩典，允许从远处迁到近处，虽然名义上改换了职位，却仍不离开偏远之地。有的从西边迁往东边，有的从大州迁到小州，当时俗语称为“横移”。忌妒刻薄的风气由此逐渐形成，积累成天宝年间的祸乱，流弊辗转延续到今天。天下人都苦于这种法令过于严苛，却不能改从旧典，实在是因为猜疑嫌忌的忧虑很容易迷惑君主的心，以为受到谴责的人全都怀有幸灾乐祸的心思，既然已经贬责，就想加以防范。所以高谈阔论时痛恨李林甫的阴险邪恶，暗中实行时却沿袭李林甫的弊法；奸邪之人成为祸害，竟到了这种地步。既然如此，左降官永远断绝归还，量移官不离偏远之地，大概都是奸臣的诡计，绝不是国家的典章旧制。况且被贬黜的人，情状各不相同；所犯有轻有重，责罚有深有浅，本来不能一概视为奸邪反逆，都必须分别考虑。王者的道理，是以诚信待人，有责怒而没有猜疑，有惩戒阻止而没有怨恨嫉妒；把人斥退到远方，是为了警戒其不恭谨；加以甄别宽恕，是为了勉励他自我更新。不加警戒，就会逐渐施行威刑；不加勉励，就会再次遭受贬削。即使反复升降，也都不是出于爱憎；施行法令只是暂时使人左迁，念及其才能而逐渐为他升叙。人们知道将来还会被重新任用，谁不会更加修养自己呢？又何必担忧他们扰乱常法，何必担心他们积蓄怨恨？如果因为他曾经被贬黜，便认定他是奸邪凶恶之人，永远置于防范限制之中，长期遵从摈弃的惯例，那么悔过的人就没有办法自行补救，怀有才干的人终究不能得到伸展。一般人的情感，困窘到极点便会想着改变；含着悲苦而贪求乱事，有时正由此产生。即使他们未必能够造成什么祸患，也足以感伤和气；这也不是圣明君主开怀包容、含垢纳污的宏大体制，不是圣哲诱导人改过向善的良好谋略。臣等昨天拟定方案时，商议衡量并非不精细周详；既审察事情的适宜与否，又查考旧例，参酌求取折中，同时务求齐平。大致所拟的官员，各自迁往附近的一道，郡县的地位略优于旧任，官资次序在原有本衔之上递进，并没有降低品级，也没有超越常格。其中有的屡经迁改，已经到达关畿之地，就只提升为大州，以增加其通常秩禄。所希望的是人人都受到恩赐，施行又不失公平；上面符合宏大恩典，下面满足长期盼望，使才干各得其所，实在不是过分优待。如今如果限制迁移不得超过三百里、五百里，那么就会出现改换职务而疆域仍不离本道，迁居之后风土反而比原州更差的情形，只是增加搬家的劳苦，造成类似迁徙流配的扰乱。况且如今各郡府多有军兵驻扎，各地边界上很少没有馆驿；应当按例量移的，大约有二百人左右。道路必须计算远近的差别，州县则要比较高下的等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五百里〕 如果一定要选择不在交通要道、又不接近军队的地方，恐怕会使同类事例失去条理，任官设置偏颇不均，向人显示朝廷有所疑虑，在体制上也不够宏大。希望陛下明察，进一步裁定审议。所拟官员的奏状，臣并不敢擅自改动，谨再次封缄进呈，伏听陛下裁决。○请边城贮备米粟等状 右件。军队驻扎的地方，粮食最为紧急；如果没有储蓄，就是放弃边疆。自古以来败乱的原因，大多是因为馈送军粮不足。臣认为自己所任关系国家，职责正应当分担忧患，于是奏请减免河运脚钱，用来充作军镇和籴的费用。幸蒙圣恩允许，又适逢连续几年收成顺利，两年之间，沿边各军合计收购米粟一百八十余万石。按照原来的诏令，各自委托本道节度使、监军中使、度支知巡院官共同办理查验收纳；仍以储备军粮为名，除非城守粮食缺乏断绝，或者承受另外的处分，不得擅自使用。如果能够坚决守住这一制度，有所使用便立即补回，那么边城就常常储存足够十五万人一年的粮食，以作紧急困难时的储备，永远不会悬缺断绝，足以稳固军心。去年修筑五原，大规模兴动军队，主管部门素来没有准备，临事时支用计划缺乏，运送物资全靠借用这些粮食，才使军队行动得以完成。事情结束以后，按照诏令本应补还，直到今天已经两年，竟然仍未拨支补充。加上各镇军粮，按惯例都缺少供给；等到告急上报，诏旨下达催逼，又请求借用储粮来充作将士的月粮。这样既致力于破坏制度，又没有惭愧畏惧之心；储粮还没有耗尽的，能有多少呢？种植树木极其困难，毁坏拔除却极其容易，古人以栽植杨树作比喻，怎么能不为此叹惜呢！何况水旱灾害流行，本来就应当有所准备；戎狄成为祸患，难道可以不加忧虑吗？将要安定边疆，首先应当积蓄粮食。如今正值年成丰收，却命令增加军粮储备，反而耗尽积蓄的资财，用来供应朝夕的日常费用，倘若遇到灾难，那又怎么办呢？只希望陛下详细思考以后的安排，不要留下日后悔恨，这是臣的愿望，也是边疆的幸运。臣对这种忧虑祸患的心情不能自已，谨冒昧上闻。谨此奏闻。○论朝官阙员及刺史等改转伦序状

译右件。臣听《经》中说：“人才济济，文王因此安宁。”又说：“不要使众多官职空缺，上天的事务要由人来代行。”这大概是说，人才不可不多，官职不可不完备。重视把事务交给有才能之人的道理，发扬恭谨自持、无为而治的风气，这是治道得失的根由。圣人爱惜人才，不只是侧身空席等待贤者思考谋求而已，还要引荐进用来提高他们的学业和本领，经过任事考验来发挥他们的器识才能，表彰善行来提高他们言论的分量，优厚俸禄来保全他们的操守。岁月积累久了，声誉和实际都丰盛，把他们列于朝廷，王室就尊贵；把他们分派到地方，藩镇就有分量。所以《诗经》的序文赞美太平时代的君子，能够长久培养人才；《尚书》以梓人治理木材作比喻，说既勤于砍削加工，还要施以丹漆；《礼记》记载造就士人，《易经》推重养育贤才。这是因为人人都具有灵性，只看如何诱导造就；玉藏在璞石中，任意投掷就会被当作瓦石，反复琢磨就成为圭璋；水从源头流出，堵塞就成为污泥，疏浚就成为河流池沼。因此书籍所记载的历代情形，都是同一道理：国运兴盛昌隆时，必然当时有许多俊杰；国运到了衰败末世，朝廷就缺少英才。处在衰败末世时，都说没有人足以任用；等到雄才大略的人治理天下、淑德之人应时而出，贤能之士相继而来，就会茂盛得像树林聚集。这样看来，兴盛王朝的良臣辅佐，都是衰世所抛弃的人才。在衰世时显得愚钝，到了兴盛时代却显得聪明，由此可知，衰世不只是遗弃贤才而不任用，在培养、奖赏和劝勉人才的道理上，也有所不足。所以说，人人都具有灵性，只在于如何诱导造就。汉高祖具有宏大的气度，所以当时有许多魁梧杰出而不受拘束的人才；汉武帝喜爱英武豪迈的风气，所以当时有许多奇异卓越、以建立声名为务的士人；汉宣帝精于吏治才能，所以当时汇集了许多循良而核实的能吏。到了哀帝、平帝、桓帝、灵帝时期，亲近结交小人，疏远君子，所以当时近幸之人掌握国柄，宠臣外戚专擅朝廷权力。由此可知，人的才性随时代升降：喜爱他们，他们就会到来；奖赏他们，他们就会崇盛；压抑他们，他们就会衰落；斥退他们，他们就会断绝。这就是人才消长的原因。臣每到半夜，私下深思，朝廷人才缺乏，其祸患有七条：不澄清根源而只防范末流，这是第一条；不考察实际而只求广泛访察，这是第二条；求全求精过了头，这是第三条；嫉恶过于严厉，这是第四条；考核试用的方法不合适，这是第五条；取舍人才违背道理，这是第六条；沿袭旧事而不选择是否可行，这是第七条。数量多少互相混乱，不是有良好的量器就无法公平；轻重互相欺蔽，不是悬挂的秤就无法确定。使用它们如果不得其道，主管的人固然有过失，而权衡本身却没有罪过。所以按照名义考察实际，是选用官吏的权衡；宰相，是掌握使用这种权衡的人。宰相主管官吏，就像主管府库的人掌管财物；主管官吏的职责在于依次升进贤能，主管财物的职责在于公平颁发秩禄俸禄。假使用财失去节度，主管府库的人可以更换，但秩禄俸禄不可不颁发；主管官吏的方法不合适，宰相可以更换，但贤能之士不可不进用。这样做很容易，道理也很明白。近来任命官员，却大不相同，常常把任用官吏多少，作为衡量宰相权势轻重的标准。宰相承受宠幸偏爱时，即使援引任用过于滥杂也一定进用；宰相遭到疏远猜忌时，即使拟议恰当也很少得到批准。于是使众多人才仕进是否通达，只系于辅臣恩泽的厚薄；从治道上看，不能说合宜。任用和罢免，是君主掌握的权力；名位，是天下的公共器物。不能因为一时喜爱而使用公器，不能因为忿怒而任意施展权力，不能因为少数人而妨害多数人，不能因为某个人而废弃官职；否则就会阻塞执掌政事的人而压抑群才，这就是不澄清根源而只防范末流的祸患。《经》中说：“不要用小的谋略扰乱大的事业，不要因为宠爱之人而嫉害端庄之士。”大概致力于大事的人不被小的牵累拘束，只谋求小事的人就不能通达大的谋略。宠爱之人的行为或许不同于端庄之士，端庄之士的性情必然不同于宠爱之人；道理和形势彼此冲突，他们不同本来就是应当的。进荐贤才、援引能人，确实是君子的事情；遏制邪恶、发扬善行，不是小人所能做到的。君子把爱惜人才作为心愿，小人把伤害善人当作利益；爱惜并引荐人才，便近似结党；伤害并阻挠人才，便好像出于公心。近似结党，就不加辨别而匆忙怀疑；好像出于公心，就不加查考而轻易相信。因此大道常常毁坏于横议，良才常常困顿于中伤。失去士人、开启谗言，往往由此而来；这就是不考察实际而只求广泛访察的祸患。人的器量格局，有谋划方略大小的不同；官职所掌管的事务，有艰难容易、清闲繁剧的区别。名称有虚实的不同，考核功绩有升降的差别。要使官职不失去适合的人才，人才不失去应有的次序，关键在于制定法度来掌握标准，选择人选来执掌权柄。制定法度如果不得其中，那么法度可以更改，但标准不可混乱；选择人选如果不适合所任，那么这个人可以罢去，但执掌权柄的原则不可夺取。假如事务纷杂错综，任用没有适从的办法，却只劳费心智来求全求精，劳神费力地挽救弊病，那么所挽救的反而更加失当，所求取的反而更加粗疏。所以《尚书》说：“元首明智啊，股肱贤良啊，众事就安宁啊。元首琐碎烦扰啊，股肱懈怠啊，众事就毁坏啊。”近来的辅臣，很少能够胜任，过分蒙受宽容休养，只求勉强充当职员，以致劳烦圣上的思虑，大小事情都要亲自考虑。每当有官职空缺需要补任，或者因为将要任命而借助人才，宰司慎重选择后上报，必定选取当时最好的候选人。圣意如果还不满意，就再命令另行选求；宰司坚持奏请而不被采纳，于是又降格选择其次的人。这样直到第二次、第三次，所选标准逐渐提高，实际所得的人选反而越来越差。有时凭个人意见裁断，不听从众人的协调；有时从旁搜求提拔，不考察公议。权衡失去把握，进取有许多门路，等级差别不合伦次，声誉和实际互相违背；这就是求全求精过了头的祸患。臣听说，光彩夺目的车马之珠不能没有瑕疵，价值连城的璧玉不能没有斑点。何况是有情感的人，怎么能免除过失和缺点？仲尼是至圣之人，尚且说五十岁学习《易经》便可以没有大的过错；颜子接近圣人，尚且以“过失不远便能返回、没有大的悔恨”为美德。何况从贤人以下，谁能没有过失呢？珍珠美玉不因为有瑕疵而不珍爱，俊杰贤才不因为有过失而不任用。因此《元元之教》说：“总是善于救助人，就不会遗弃任何人。”文宣王也说：“赦免小的过错，选拔贤能之才。”齐桓公不因管仲曾射中过自己的衣带钩而嫌弃他，所以能够成就九次会盟的功业；秦穆公不因一匹青骢马的事情而掩盖他的德行，所以能够洗雪九次失败的耻辱。前代史书叙述项籍失去天下的原因说：“对于别人的功劳没有记取，对于别人的过错却没有遗漏。”管仲谈到鲍叔牙不能托付国家，说：“听到别人的过错，终身都不会忘记。”这样看来，抛弃瑕疵而录用人才，是霸王的治道；记住过错而遗弃人才，是衰败混乱的根源。提升进用来勉励功劳，贬退来惩罚过错，这两者交替使用，道理如同循环。进用后有过错，就显示惩戒；受惩戒后改过修身，就重新进用。这样既不废弃法度，也不遗弃人才。即使细小的过错也必然惩罚，而人才的作用又不会穷尽；所以能使被贬退的人努力自勉，求取重新进用，使已经升进的人警醒自戒，谨慎任职。

译上面没有滞留的疑虑，下面没有积蓄的怨恨，使人人都能因改变而进步，从而达到时世和谐。陛下英明圣达，统治天下，威严庄重而整肃万物；喜爱善人十分迫切，计较过错也很深重。一个人一旦受到谴责，就永远处在被嫌疑忌惮的地位。天下士人都追求仕宦名位，能够登上朝班的，千百人中没有一个；他们修养自身、磨炼品行，积聚学问、建立官业，不经过几十年，势必不能达到。如果因为一句话触犯上意，或因为一件事有所过失，便被遗弃，终身不再起用，那么人才不能不缺乏，风俗不能不衰薄。这就是嫉恶过于严厉的祸患。臣听说：“君子说话简约，小人先发其言；君子的道理起初隐微而日益彰明，小人的道理表面显著而日益消亡。”孔子说：“起初我对待人，听到他说的话便相信他的行为；如今我对待人，要考察他说的话并观察他的行为。”又说：“选拔正直的人，置于邪曲之人上面，百姓就会服从；选拔邪曲的人，置于正直之人上面，百姓就不会服从。”这样看来，举用和废置不可不审慎，言语和行为不可不查考。木讷少言的人未必愚蠢，喋喋不休、口才锋利的人未必聪明；鄙朴而触犯上意的人未必悖逆，顺承逢迎而令人满意的人未必忠诚。因此明君不凭言辞判断完一个人，也不凭主观意向选择士人。凡是制定爵禄，都应与众人共同考察；先评议他的才能，再授予职务。所举荐的人一定要用事情考验，所说的话一定要根据成效验证，然后虚妄之人才能不被任用，而忠贞真实的人才能居于职位。如果只是喜爱善人却不选择适合的任用，喜欢听顺耳的话却不检验实际行为，进退随着爱憎之情，离合系于意见异同，那就像舍弃绳墨而凭意念裁定曲直，丢弃权衡而用手估量轻重；即使看似十分精细，也不能没有错误。这就是考核试用的方法不合适的祸患。上天生育万物，使它们发挥作用时很少有能够兼具各种长处的；性情有所长，必然也有所短；才能有所适合，也有所不适合。曲折成全万物，就不会遗弃任何一种事物；如果要求一切都完备，就会遇到一类便全部抛弃。因此巧妙的木匠顺应车轮、车毂等器物的用途，弯曲和笔直的木材都没有被废弃；优秀的驾车人适应道路险易的不同，劣马和良马都没有失去其本性。万物既然如此，人才也应当如此；人在行为和才能方面，本来就不能样样兼具。前代记载所谓千年才出一位圣人、五百年才出一位贤人，人才难得不就是这样吗？只有圣人，才可以具备完整的德行；贤人作为贤人的标准，仍然有不周全之处。何况才干不周全的人，五百年才有一个；仓促之间要求样样完备，又怎么能够得到人才？至于某一种极高的才能、某一种偏长的性情，那么中等以上的人往往各自有所长。只要区别得当，授予职位符合其器量，各自适合自己的性情，各自发挥自己的才能，等到合在一起取得成功，也和全才没有不同。关键只在于有明察之鉴和宽大的气度，驾驭他们有正确的方法而已。帝王的盛世，没有超过唐尧、虞舜的；臣佐的兴盛，没有超过稷、禹的。稷、禹一类都是大贤，然而仍然各自任用其所长，并不追求他们样样完备。所以《尚书》叙述尧舜任命官员的美德，从稷、禹、咎、益以下，共有二十二人；他们所掌管的事务，没有超过一个职掌的。因而能够平治九州土地，播种百谷，施行五教，安排五刑，使礼乐兴盛、和谐实现，蛮夷都来归服，直到鸟兽鱼鳖，也没有不安宁的。这都是因为举用的人选得当，任用的职位适合；考察、选择、授予职务，在一开始就审慎决定。不要求人在力量和才能之外承担责任，也不在其器局所守的范围内加以阻挠，所以事情能够充分合乎道理，人才都能发挥才能；君主在上面垂衣拱手，臣子在下面共同成就美业，功绩显著于当代，名声流传无穷。等到失误时，却让升降任免随着个人情意，以个人的一种意见为首要，不衡量人的器量，也不根据人的诚信。只凭一句话说得称心如意，就认定有才能而不核查虚实；只因一件事触犯违逆，就认定为罪过而不考察忠邪。说话称意，就把超越限度的职位交给他，不思考他力所不及之处；触犯违逆，就提出过分的要求，不体谅他不能做到的地方。因此在职务职责范围内没有成功，君臣之间也没有确定的分际；这就是取舍违背道理的祸患。如今议论的人大多说：“内外各类官员，应当长期任职。”又说：“官职如果没有相应的人才，就应当空缺。”这些都是背诵老生常谈，却不推究时代变化；守着旧典的糟粕，却不根据实际情况。只是炫耀聪明，扰乱治道教化。古代民风淳朴，官号还不多，只区别愚贤，不议论资历次序；不以一朝一夕的成效要求人，不以尺寸之间的差错计较事务，不因小的善行便过分升进，也不因一次过失便加罪斥退。所以《虞书》说：“三年考核功绩，三次考核后才升降幽明。”这就是说，必定要等到九年，才有升降。然而被升进的人，有的原本出身卑微，却能被纳入百揆之列；即使长期任职，又有什么妨害呢？汉代制度中，部刺史秩禄六百石，郡守秩禄二千石。刺史考绩优等的就升任郡守，郡守考绩优等的就入朝任九卿，从九卿再升为亚相、相国。这样从六百石的刺史到台辅之间，所经历的不过三四次转任而已。长期任职，也没有失当。近代设置官职逐渐增多，等级排列更加细密；如今县邑有七等的区别，州府有九等的差别；同样称为省郎，便有前行、中行、后行郎中、员外等五等的区别；同样称为谏官，又有谏议大夫、补阙、拾遗三等的区别。至于各台寺官职，大体也都如此，全有固定的资历等级，各自必须遵守。如果依照唐尧、虞舜的旧事，都以九年为任期，那么高位常常苦于缺少人才，下级官员又常常叹息到老。三代治理天下，制度有增有减，难道一定喜欢变更吗？大概是时代形势有不得不变之处。至于鲧治理洪水，功绩没有成效，尚且终满九年，然后才将他处死流放。后代假如有像鲧这样的人，难道还能够等到九年期满才施行惩罚吗？臣固然知道一定不能如此。施行惩罚想要迅速，升任官职却想要迟缓；把这作为考察古制的办法，就如同倒退着走却想追上前人。近来臣因奏事谈到内外官员的迁转次序，陛下于是说：“旧例中任官的年限都很长，朕的外祖父曾任秘书少监，一任经历了十多年。”董晋为了顺从圣意，于是奏称：“臣在大历年间，曾任祠部、司勋二郎中，各自经历了六次考核。”陛下的意思，很认为这样才合宜。以臣愚昧偏见来看，实在有不同看法。凡是征引旧例，必须辨别是非；正确的旧例不必改变，错误的旧例不必遵守，何况旧例之中本来就有彼此错杂不同的地方呢？

译先圣在位初期，权臣掌握政事；对于官职授任，大多徇私顺情，有的一月之内屡次升迁，有的多年不能转任。到了中期，君臣之间形成嫌隙，姑且只求宽缓柔和，百事因此凝滞；在选官授任方面，尤其艰难。起初因为偏僻不公而失去平衡，继而因为疑忌阻隔而造成成败，直到使常理秩序缺少次序，众多职位长期滞留；这些都可以作为惩戒，难道足以成为法则吗？考察才能、选用官吏，有三种办法：第一，拔擢来表彰特殊才能；第二，黜退来纠正失职；第三，按次序升进来谨慎守常。这样，高绩效的人迅速升迁，无能的人立即退职；其余的人如果功绩没有出类拔萃、操守又没有败坏官职，就依照通常资历逐步升迁，并按照确定的期限加以限制。这样便能使特殊人才不被耽误，各类官员都有次序；参酌古今，这才是中道。可是议论的人不明白通达的道理，一概只说应当使人长期任职，难道不是背诵老生常谈而不推求时势变化吗？排列职位、区分官职，是为了整治发扬帝王的事业，不只是应付事务，也兼是培养人才。因此职务事务虽有大小、清闲繁剧的差别，却都不能空缺，因为要随时完备以供使用。所以《礼记》说：“天子以驺虞为节拍，说明乐官已经完备。”只有治理国家、辅佐君王的职位，如果没有盛大的德行，就不可以担任。所以《记》说：“设置四辅和三公，不一定要全部具备，只要任用合适的人。”议论的人不明白这个明显的征验，只是一味说：“官位没有合适的人就应当空缺。”这岂不是只守旧典的糟粕，而不依据实际情况吗？如今内外群官，考绩期满，合乎迁转条件，陛下有时说他们已经有了次序，必须暂且留任；有时又说他们还没有显著功劳，何必屡次改任。这就使默默无闻的人因为没有声誉而不能进用，有实际考绩的人又因有成绩反而被淹滞，虽然人的才能或许有差别，但停滞不前却没有不同。人们出仕做官，逐渐由小官升到高位，到了入朝列班、出任郡守时，大多已经历任多年。他们勤勉谨慎地修养德业，计算日子盼望进升，却又超过考绩期限，屡屡更换年岁，回顾一生仕途，怎能不叹息？这明显不同于任用提拔的道理，也违背了劝勉激励的办法。长吏频繁迁调，固然不合治理之道；任官过久，也会产生弊端。为什么呢？世俗的人情喜新厌旧，能够始终如一的，大概只有圣人；降及中等才智的人，很少能不发生变化。刚开始时，砥砺自励之心一定很迫切；时间久了，因循苟且的念头就会萌生。加上盈满没有不亏损的，张弛没有不松弛的，天地神化尚且难以永远完满，人的作为怎么能全都恰当？因此一分一分地测量，到了丈数便必然有差错；一铢一铢地称量，到了钧数便必然有谬误。任职既久，难道不会有过失吗？有的被奸吏所控制，有的因苛细的法律条文而被纠察，偶然一旦跌倒，过去的功劳便全部毁掉，以至于政理不能贯彻到底，声名和功业中途残缺，这难道不是在上位者失去了制度，推演导致而到了这种地步吗？所以圣人爱惜人的才干，考虑事情的弊端，采纳他们的精华而任用，在他们才能正盛时予以奖赏；不让人困滞于已经完成的功劳，也不把人推到必然失败的境地。因此锐气不受挫折，力量不致匮乏，官职有业绩，事情有始有终；这就是中庸之理，所以把它写下来作为法则。迁转太快，人心就会苟且，职事不能稳固；迁转太慢，人心就会懈怠，职守日渐衰败。这样说来，太快和太慢，弊端是一样的。陛下俯身听从浮泛的议论，说这符合经典谋议；对于资历已久应当进升的人，却说务必要暂且留任；对于有空缺必须补充的职位，又说官员不必齐备。那么才俊凭什么得到进益，治理教化由谁共同修明？这就是只因循旧例而不选择是否可行的弊病。我恭惟陛下忧劳勤政，致力于治理，睡梦中也思念贤才，体察陶唐、有虞聪明的德行来广泛求取人才，效法太宗、天后英明超迈的风范来选拔任用人才；然而得到人才的盛况，仍愧不如前朝，成就太平的功业，也还没有光耀当代。这实在是因为七种弊患尚未除去，三种方法尚未施行，而陛下又明察过深，威严过于峻厉，普通人的才器，怎么能符合天心？所以即使有人获得超常升迁，也会突然受到贬斥废弃，人才残损困顿，或许就是这个缘故。可是议论的人不探究造成弊端的根源，只想着革除弊端的策略，反而把扩大任用说成徇私，把妨碍授官说成精审，把躲避诽谤说成奉公的诚意，把挑剔瑕疵说成选取士人的要领，以至于毁誉纷杂，美恶混淆。凡有迁升，必然遭到挑剔指摘；圣德广泛接纳意见，却不能及时辨明，小人多言，更加敢于暗中欺诈。这样一来，视听受到迷惑，眼中便没有一个完整的人才。进用人才的意图反而越来越被怀疑，汲引人才的道路渐渐狭窄；旧日资历深的人已经凋零，败坏的人也已尽去，居于下位的人有的长期滞留，很少升迁。因此官阶次序失去伦次，人才不能成长，资历声望渐渐变薄，砥砺自励之风日益微弱，高低等级几乎不能相承接。我因为窃居职位，恰逢应当安排人才，害怕使众官荒废，急忙屡次冒犯君前；但见识浅陋不足以周全处理事务，微薄的诚意不足以感动上天，徒然勤怀进用善才之心，反而累积妨碍贤能之罪，惭愧惶恐，忧虑交集，内心如被火灼烧。凡是任命官吏，不是诽谤讥刺由此产生，就是怨恨责难由此聚集，宰相大臣获罪，多半从这里开始。我屡次上书冒犯圣听，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只是因为我身居宰相之职，想到自己的职责和忧患，又迫于感恩而希望效力的诚心，所以不得不冒昧说这些罢了。至于怎样裁量选择、任用或弃置人才，只有陛下考虑决定。谨此上奏。○告谢昊天上帝册文 贞元元年，岁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继承天命的皇帝臣某，谨敢明白告祭于昊天上帝：回想我愚昧浅陋，不能明白大道，却承受上天深厚的眷命，使我成为神明的主人。常常害怕获罪于天地上下，使灾祸播及人民，因此早晚兢兢业业，恭敬畏惧。我居帝位五年，德行声誉毫无可闻，皇天神灵也不来享用祭祀，因此受到重大的警戒。深重的忧患导致天下动荡，经历了三时，我实在害怕烈祖的光明盛德坠落而不再显耀，于是反省自身思考过错，希望弥补将来的不足。上帝顾念我，诱导我内心悔过，使凶恶奸邪的暴行被消灭，洗雪人与神的愤恨羞耻；旧有的基业没有改变，神明和臣民的心都焕然一新。这都是九庙留下的休美，兆民得到的福祉，作为臣子的责任，我怎能解释得清呢？近来又遇到盗寇忧患，长久耽误了告谢之礼；如今近郊刚刚平定，冬至正在此时，谨用玉帛、牲牢，黍稷等各类供品，希望借助祭祀烟火，恭敬献上至诚。太祖景皇帝配享上帝，作为主祭神，尚请来享用祭品！○告谢元宗庙文

译贞元元年，岁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曾孙、继承皇位的皇帝臣某，谨敢明白告祭于皇曾祖考元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皇祖妣元献皇后杨氏：臣冒昧承受圣人的遗业，得以主持帝位这一重大器物，害怕德行不能继承先祖，内心无所安宁。责任重大而道路遥远，终于造成颠覆过失，京城发生变乱，使神灵和人民都无所依靠。臣心怀长远谋划，不敢自暴自弃，忍受耻辱，含藏愤恨，直到迁徙岁月过去。头顶苍天，脚踏大地，俯仰之间都惭愧警惕。幸而依赖烈祖遗留的恩泽，深深感动人民，人心有所归向，天意也确实相应。因此我这个小子凭借宗庙积累的福庆，使国家再次恢复到镐京。至于臣自身的过错，哪里能说有所补偿？岂敢自我掩饰，以加重自己的罪责。近来因为盗寇还在郊外，祭祀礼物没有准备齐全，久已耽误告谢之礼，内心积满了惶恐。如今恭敬来到寝宫，面对过错请罪，谨用一元《大武》、柔毛、刚鬣、明粢、芗合、芗萁、嘉蔬、醴齐，按照时令备办祭品，虔诚奉行庄严的祭祀。尚请来享用祭品！○告谢肃宗庙文 贞元元年，岁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孙、继承皇位的皇帝臣某，谨敢明白告祭于皇祖考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皇祖妣章敬皇后吴氏：臣继承先祖的事业，却不能承担重任，人民流离失所，政事失去中道，奸贼首领乘机在京城作乱，迁徙播乱的罪责，实在是臣自己造成的。宗庙受到震动惊扰，长时间缺少祭祀；对外有忧患，对内有惭愧，仿佛坠入深泉。我激励自己，发誓立志，一定要洗刷这巨大的耻辱。实在依赖圣祖中兴的功业，保全养育亿兆人民，恩泽深厚，福庆久远，流传福祉给后代。因此上天悔除灾祸，群凶都被诛灭，这不是我这个浅陋之人所能继承完成的。如今我恭敬率领百官来到宗庙庭院，谨用一元《大武》、柔毛、刚鬣、明粢、芗合、芗萁、嘉蔬、醴齐，备办祭品，洁净诚心，恭敬申行告谢之礼。尚请来享用祭品！○告谢代宗庙文 贞元元年，岁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子、继承皇位的皇帝臣某，谨敢明白告祭于皇考代宗睿文孝皇帝：恭惟您的大德广泛运行，光大并继承盛业，以武功平定许多灾难，以仁德养育众生；您认为臣能够胜任，把帝位托付给我。臣自认为不肖，又遭受播迁之难，宗庙缺少享祭，亿兆人民无所依靠。对下辜负了人民之心，对上辜负了先帝的眷顾，岂敢贪惜覆亡，只求苟全微小的生命？深深害怕社稷危亡，增加九庙的惭愧，因此忍受耻辱，发誓立志，希望弥补从前的羞耻。列位圣人在天上鉴察臣的精诚恳切，广施大福，使臣得以继承帝业，凶恶首领被消灭，京城恢复旧貌。如今臣得以执持牺牲、珪币，再次来到庙廷，感动仰慕而惭愧惶恐，仿佛无所安置，谨以这些祭品陈述诚心，等待治罪，恭敬奉行庄严的祭祀。尚请来享用祭品！○祭大禹庙文 贞元元年某月某日，皇帝派遣某官，带着牢牲和醴酒的祭品，恭敬祭祀大禹之神：惟王的德行与天地相配，智慧与造化相等，从昏乱沉溺中拯救万物，在洪水巨浪中划分九州。经世治水、开创基业的功劳，直到今天仍依赖它；高大盛美，无法用言语称述。想我这个微小的身躯，辱居帝位，时代虽与古今不同，治理之道难道会因幽明而有差别吗？虽然依靠圣人留下的福泽，料想自己难以继承，但勤勉人民、励精自强，我私下仍有所希望。到了如今八年，政治治理仍然昏暗，灾异之气郁结，降下成为凶灾。国家没有隔夜储粮，田野有饿死的人；上愧对明哲之君，下惭对天下生灵。早晚忧虑警惕，如同踩在深渊和山谷边缘；所依靠的漕运，用来救济困穷。底柱山之间，黄河水流迅疾湍急，船只经过那里，很少能够保全。于是命令工匠，凿山开路，避开险处而走平易之道，以安全的水路代替危险的航道。嗷嗷待哺的人民，都等待着借此得到救济，仰望祈求神灵暗中辅助，使伟大的功业得以完成。谨以克尽诚意的祭祀来享神，希望略微报答神明的精诚。●卷四百七十六 ☆韦行俭 韦行俭是建中年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