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百八十一

译《请除则天帝号表》。臣听说，尊敬宗庙、尊崇祖先，享受祖先的德泽、推重祖先的恩惠，必须先端正名号，以光大当时的礼法，这是礼制的规定。臣伏见太庙中则天皇后配享高宗天皇大帝，题名写作“天后圣帝武氏”。臣恭敬追寻往事：她过去身居尊贵宠位，亲自承受先帝顾托，因而代理朝政，这件事本来就是权宜之举。神龙初年，已经去掉帝号；岑羲等人不熟悉政体，又重新题写帝名。如果再让帝号长久保存，恐怕不合圣朝通行的典制。所谓七庙，是高祖神尧皇帝的宗庙。父为昭、子为穆，祖先的德行、宗室的功勋，若不是帝王的子孙、承受乾坤而出震兴起的人，便不能配享于此。然而皇后入庙，配食高宗，按旧有礼制的位号，不应称为帝。如今山陵的日期临近，升祔并不遥远，请重新陈述告庙的仪式，趁此除去“圣帝”二字，只题作“则天皇后武氏”。《请罢隐、章怀、懿德、节愍四太子陵庙疏》。君王制定祭祀制度，是按照功德来决定的；即使是亲属关系疏远到服丧尽了，也还要毁去宗庙。四位太子的庙都只是另立祖先，并没有对百姓建立功德，却在陵园按时祭祀，由有关官署守卫，待遇竟与历代帝王相同。金奏登歌，是用来颂扬功德的。《诗经》说：“钟鼓已经设置，一旦举行祭祀，便享用它。”让没有功德的人受到歌颂，难道不叫作舞蹈歌咏不合礼制吗？周代制度中，始祖之后尚且只称小庙，不知这四座庙应当称为什么呢？请停止派遣官员奉祀，下诏让掌管祭祀的官员不再统领这些事务，以符合礼典。古代旁支之子另立为祖，所以有大宗、小宗；如果认为祭祀还不可以断绝，应当允许其后代子孙奉祀。《诸太子庙不合守供祀享疏》。臣伏见章怀太子等四座庙，远来说是从祖，近来说是堂兄弟；他们都没有为百姓立下功劳，也没有为当代建立事业，却使寝庙相连，献祭接连不断，这种做法不以古制为准而想流传万代，臣实在疑惑。如今章怀太子等因为陵庙分别设置官署和属员，八处修建营造，四时举行祭享；祭品必须由官府供给，人员必须领取公粮，配奏音乐、举行登歌，全都与历代帝王相同。谨按《周礼》，始祖以下尚且称为小庙，不知这些庙究竟应当叫什么名称。臣认为，八个官署应当裁省所属官员，四时祭祀的供给也全部停止。臣又听说，磐石可以成为城池，既然已经开创了封建的典制；旁支之子另立为祖，并非没有大小宗之分。这四座陵庙如果确实需要祭祀，都应命令承继其后代的子孙自行办理祭祀之事，以尊崇正统典制，希望符合礼经。《明堂议》。臣等私下听说，明堂的建置，渊源已经很久远了。自从上天垂示天象，圣人便取法于它，形成了蒿柱茅檐的规制，以及上下方圆的形制。考察大数，不超过三七之间；确定中央的位置，必定处在景已之地：这难道不是取得房星、心星布政的所在，正当太微上帝宫殿的位置吗？所以仰观天象而合其规律，俯顺地势而加以建置，端正名分，确定位置，使人神不相混杂，各自遵守秩序，那么祥瑞的感应就会应声而来，保全并合于太和之气了。从前汉氏承继秦朝，经籍和礼道衰息，于是广泛搜求散失的典籍，但详细考究仍然难以明白。孝武帝初年，在长安城南议立明堂，因遭窦太后不喜儒术，此事遂中途废止。孝成帝时，又想在城南建立明堂，讨论其制度，却始终没有人能够决定。到孝平帝元始四年，才在南郊开始营造，以申明严肃配享之礼。光武帝中元元年，在国都城南建立明堂。自魏、晋直到梁朝，虽然规制有时不同，但所处的地点总是选择景已之地，这确实是历代帝王不变的原则。高宗天皇大帝承接太平的运数，崇尚朴素的风气，四方夷族前来宾服，九州都得到治理。永徽三年，诏令礼官和学士讨论明堂制度。群儒纷纷争辩，各自执持不同意见，长期不能决定，于是终于停止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并不是说财力不足、力量不能承担，而是因为周公、孔子已经相距久远，礼经又已紊乱；事情不以古制为准，或许会违背天意，难以作为法式，神灵也不会诚信地降下保佑。则天太后总揽宫禁之政，凭借轩台的威势，又处在皇室中道倾覆之时，权且采取和光同尘、从权应变的办法，把乾元大殿作为正殿、承庆小寝作为寝宫，置于正阳、巳午之地，实际上是先圣听政决断的宫殿。它的外部与端门相表里，内中积聚精气、营造宫室；于是从朝会、飨宴开始，却从未亲临使用，便发动工匠，拉来拆毁它。拆毁之后，雷声隐约可闻，百姓听见了，有的认为这是神灵被感动的征兆。于是又增饰土木的华丽，凭借府库的充盈，在南街北阙建造天枢大仪的制度；又在乾元殿遗址上兴建重阁层楼。烟火遮蔽太阳，梁柱高耸入云，百姓因此疲劳，上天实际上是在降下警诫；灰烬刚刚燃尽，便急忙加以修复。何况地点不同于景已之地，未能回应神灵之心；形迹也不符合天命，却急于举行严肃配享之事，违背常典，神灵不会显明地降临，这就是不可行的第一点。又按明堂的制度，木材不应雕镂，土墙不应文饰；如今形制违背适宜，违反经书、扰乱礼制，雕刻装饰所及，极尽奢侈华丽，这就是不可行的第二点。明堂应当高敞干燥，事情又以虔敬为本；如今它靠近宫禁，怎么用来祈求上天呢？这样就会使人与神混杂扰乱，不能据此取得神物，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何况两京和上都，是天下各方取法的地方，而天子却缺少面向正阳的正位，听政又处在便殿之中，主管这件事的人难道能够沉默不言吗？应当审慎考察历代制度，选择繁简适宜的办法；不合适的，衡量事情加以改修；可以沿用的，随时因势适用。削去明堂的名号，恢复乾元的名称，那么天子临朝的位置就没有偏失，人人也能认识它原来的面貌了。谨此议奏。○太庙迁祔议 《王制》说：“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就是七庙。”昭、穆依次迁毁，而太祖永远保存，这是圣人的大典。如果礼制名分不正，那么奠祭和献礼就会失去次序。谨按：孝和皇帝在太庙中，七室已经满了。如今睿宗大圣贞皇帝是孝和皇帝的弟弟，到了仲冬，按礼制应当迁祔；但兄弟入庙，古代也有这样的事，只是依次迁祔的礼制必须使昭穆位置正确。谨按礼论，晋太常贺循议论说：“礼制规定，兄弟不能互相作为后嗣。所以殷朝的盘庚，不列在阳甲之后，而上承先君；汉朝的光武帝，不继承孝成帝，而上承元帝。”又说：“晋惠帝没有后嗣，怀帝承继帝统，怀帝是承继世祖，而不是承继惠帝。晋惠帝应当和阳甲、孝成帝一样，另行出为一庙。”又说：“如果兄弟相代，那么他们共同算作一代，昭穆位置相同，不能同时毁去两座庙，这是礼制的通常原则。”荀卿子说：“拥有天下的人侍奉七代，是说从父亲以上的祖先。”尊贵者统摄范围广，所以恩泽及于远祖；如果旁系容纳兄弟，就会向上毁弃祖考，这便是说天子不能完整侍奉七代的道理。孝和皇帝有中兴之功，却没有后嗣。请依照殷朝的阳甲、汉朝的成帝，出为别庙，使四时祭祀不受亏缺；到大祫之时，再与太祖合食。奉睿宗的神主迁祔太庙，上承高宗，这样昭穆永远端正，献裸之礼长久有序，才合乎礼制。这是万代不变的典章，怎敢不直言。谨此议奏。

译○论肃明皇后请别立庙议 《礼》说：宗庙中父为昭、子为穆，各有配享的座位，每一室供奉一帝一后，这是礼制的正仪，自夏、殷以来从未改变。伏惟昭成皇后具有太姒那样的德行，已经配享睿宗；那么肃明皇后没有像启母那样的尊位，自然应当另立一庙。谨按《周礼》说：“奏夷则之乐，歌小吕之歌，以享祀先妣。”所谓先妣，就是姜嫄。姜嫄是帝喾的妃子、后稷的母亲，特意为她立庙，名叫閟宫。又据礼论，晋代伏系议论说：“晋简文帝的郑皇后既然不能配享，于是在外面修筑宫室，四时到庙中享祭而已。”如今肃明皇后没有迁祔配享的位置，请依照姜嫄、宣后的先例，另立庙宇安置，四时享祀，一如旧有礼仪。谨此议奏。○孙平子请祔孝和皇帝议 《王制》说：“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就是七庙。”昭穆，是父子排列的位置；由此可知，七代的宗庙中没有兄弟相继的名分。殷朝承继成汤，到帝乙为止，父子兄弟共有十二位君主，而真正作为世代的只有六代。《易乾凿度》说：“殷朝的帝乙，是第六代君王。”这正是兄弟不计为一代的明确证据。又殷人有六庙，四座亲庙加上成汤共六座；殷代有四位兄弟相继为君，如果把兄弟也算作一代，就应当向上毁掉四室，这样便再也没有祭祀祖、祢的宗庙了。古代宗庙的位置，从父亲以上直到太祖，即使数目超过规定而依次迁毁，也会随之向上迁移；三昭三穆从未有过缺失。又《礼》说：“大宗没有儿子，就立支子为后。”又说：“作为别人的后嗣，就要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其中没有兄弟互相作为后嗣的说法。这是因为舍弃至亲而选取远亲，正是由于兄弟同为一体，不具备产生后嗣的关系。所以父子称为‘继’，兄弟称为‘及’；礼制规定兄弟不能互相入庙。假如兄弟相代即位，孙子、侄子承继帝统，在告祭享祀之日，就不能称作嗣子、嗣孙，只能向上称伯考、伯祖，向下称侄子、侄孙。这又怎么能形成七庙的位号呢？又怎么能形成承继帝统的名分和次序呢？这又是极其不可行的一点。后汉讨论昭穆次序，确定所承继的统绪，认为盘庚不列入阳甲的宗庙，而上承先君；光武帝不进入成帝的宗庙，而承继元帝：这是因为弟弟不能承继哥哥。又殷朝十二代君主，只有三祖三宗，这说明兄弟相继时，自当另立别庙，不必承继为七代。后汉排列祖宗的七庙时，惠帝不在其中，难道不是因为他是文帝的嫡亲哥哥吗？等到文帝代立，子孙昌盛，成为汉朝的太宗。晋景帝也是晋文帝的哥哥，因为景帝没有后嗣，所以不列入七庙之数；从哪里可以知道呢？根据永兴元年告祭谥号、替代祖先的文辞，称景帝为从祖。假如晋武帝越次尊崇自己的父亲，以致宗庙毁坏，终于导致祸乱灭亡，那么汉朝为什么迁出惠帝、尊奉文帝为宗，而享国二十四代、历时四百三十年呢？殷朝的宗庙什么时候毁坏过？汉朝也从未经历折毁。殷、汉盛世的事实，反而弃置不说，却拿鲁、晋的灾祸来作譬喻。因此《春秋》记载太室毁坏，是用来垂示明确的警诫，何必一定要说闵公、僖公的事呢？晋朝太庙之所以毁折，是上天惩罚奢侈华丽，并不是因为迁庙。然而天子有七庙、诸侯有五庙，是用来区分尊卑的差别；父子相继，是亿万人的共同心愿；昭穆依次排列，是为了重视承继帝统的名分。如今如果孝和皇帝与圣贞皇帝并列在宗庙中，正好成为六代，凭什么区别尊卑呢？后嗣断绝，又凭什么承继后代呢？昭穆失去次序，又凭什么成就承继帝统的名分呢？何况国家远取法于殷朝的阳甲，近取法于汉朝的成帝，只因为孝和确实是中兴的明主，才为他开立一座百代不毁的宗庙，另建园寝，永远安宁其神灵，四时举行蒸尝之祭，与国家始终相伴，有什么不可以呢？再说孝和皇帝在则天末年，亲自处在太子储位；昌宗这个小人，素来张扬威权，罪恶已经盈满、恶贯已极，人人都共同抛弃他。南衙一边，宰相归附奉承；北门一边，将军响应跟从；推戴太子，有谁会说不可以呢？难道像韦氏那样悖逆吗？她扰乱纲纪、颠倒常法，总揽军国权力，掌握生杀大权，已经实行不轨之事，还想振作凶威，将要诛杀亲近尊长，以断绝人们的希望。睿宗大圣贞皇帝在藩邸枕戈待旦，泣血等待天明，复仇雪恨的志向迫切，对国家大义的热情深厚，沉着谋划、在内作出决断，把策略托付给圣明之人。开元神武皇帝仰承成规，俯怀秘略，挺身挥臂突入北军，不到一夜，便凭一次战事平定保全局势，使君亲达到尧、舜的地位，使社稷从危亡中得到拯救，这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的事情。建立圣明帝王的继承人，宏扬祖宗的事业，前代史书并不怀疑汉文帝承继帝统，今天又何必奇怪圣贞皇帝代为宗主呢？《礼》规定，兄弟相继时，不称嗣子，而称‘及王’，明确表示应当承继先君，而不是承继兄长中断的统绪。如今睿宗虽然代替孝和皇帝即位，所以本应同样承继高宗；这样两座宗室并存，便成为两个穆位。按礼制考察，不能让他们并列于宗庙，必须让其中一室另行安置。开元皇帝光临天下，主持宗庙祭祀，难道能旁承伯考已经断绝的统绪，而抛弃自己亲父的正统吗？有人却说太庙毁坏，是因为把圣贞皇帝升居其上所致，并引用僖公后来去世、迁居到闵公之上，称为逆祀的事。拿来类比今日：圣贞皇帝在高宗之旁配享，孝和皇帝特意出立别庙；孝和升入新寝之后，圣贞皇帝才上迁祔于高宗，这样就从未有一天让圣贞皇帝升居孝和皇帝之上。引用这件事作证，难道不是诬蔑欺骗朝廷吗？

译孙平子说：“《春秋左氏传》称，国君去世、卒哭之后便迁祔，迁祔之后制作神主，在神主前特祭，在宗庙举行蒸尝禘祭。”如今有违背这些规定的地方吗？自山陵礼仪刚结束，九虞、卒哭就在正寝举行特祭，之后祔于太庙，四时享祭，按照礼制有什么亏缺呢？平子又说：“儿子即使齐圣，也不能先于父亲受祭。过去禹不先于鲧，汤不先于契，文王、武王不先于不窋。”自去年迁祔之后，孝和的新庙一直没有设置乐悬，所以祭祀日期有所差别，是因为器物未能备齐，起初并非承受诏命，只是权宜之计；礼制修成之后，就应当同日举行。礼仪增饰或省减，都有列明的事由，难道是因为尊卑而使先后隔绝吗？即使睿宗的一室确实低于孝和，也不能因为睿宗地位较低，就使后面六祖的祭祀延迟。尊崇的原则，礼制以承继先祖为极致；亲亲的道理，感情深厚而旁及亲属。平子说：“如今太庙毁坏，是由于臣下阿谀曲从的过错，恐怕会危及陛下的国家。”过去太康五年，宣帝庙地面下陷、梁木折断；太康八年正月，太庙殿毁坏，改建新庙，台阶修筑到泉水处，远方征取名贵木材，夹杂铜柱，直到太康十二年四月才建成，十一月梁木又折断。由此说来，上天降下灾祸谴责，并不只是因为木材枯朽。孔子在齐国时，景公也在那里，左右侍从说：“周朝使者到了，说先王的宗庙遭了灾。”孔子说：“这一定是厉王的宗庙。厉王改变文王、武王的制度，制作黑黄相间、华丽奢侈的装饰，所以天降灾祸惩罚他的宗庙。”过了一会儿，左右侍从报告说遭灾的是厉王庙，景公说：“圣人的智慧超过常人，真好啊！”所以晋朝的太庙挖地直到泉水，夹杂铜柱，缀饰珠玉，超过先王的制度，招致皇天的惩罚；这与厉王的宗庙虽处不同朝代，却受到同样的诛罚。如今国家的太庙沿用隋朝旧制，开皇年间创建新都，移用原来的太极殿；这是苻坚所建造的，至今将近四百年，日久月深，朽坏蛀蚀而毁。晋朝是新建的屋梁折断，难道不是灾祸吗？唐朝是年代久远而屋檐倾坏，确实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讨论征兆、推究灾咎，必须义理端正、符合常理；如果不是这样，便成了妖妄之说。平子不懂禁忌，放纵自己的狂妄无知，发表危言高论，诽谤讼毁朝廷，把衰败的晋朝与圣明的时代相提并论，惑乱视听，这种风气不能任其滋长。平子又说：“即使宗庙建成，灾祸仍未消除，今后还会有什么变故呢？”然而史册所垂示的规范，所依据的义理本来就有多种；妖孽兴起，事理难以固定预知；庙檐坠落，自有其他原因，天道难以测知，怎么能专门归罪于别立宗庙呢？况且庙屋虽然年深日久而朽坏，圣上仍然不停地戒惧，在内殿尊崇儒学，在外朝慎重处理刑书，居处细微之处也遵循礼制，侧身自修德行，如同殷汤自责罪过，等同周文王的小心谨慎；即使如今荧惑星守在辰星所在，也还能够退避一舍，何况灾祸的征兆并未出现，却反过来妄说宗庙遭灾呢？平子又说：“庄公三十二年去世，闵公二年举行吉禘，从去世到禘祭，尚且有两年。”《春秋》尚且不认为那是失礼，何况夏季服丧、冬季举行禘祭，怎么可以呢？这不是太快了吗？后来他又说：“春秋之间淫雨连下十多天，损伤庄稼，毁坏城邑。”《汉书·五行志》说：“轻视宗庙，不举行祷祀，违逆天时，就会招致这样的灾祸。”水以向下滋润为本性，不能向下滋润，是水德微弱，怎么会与连日淫雨有关呢？这不过是妄自引用淫雨，证明灾咎微小，把灾祥牵强联系起来，推到宗庙上罢了。平子先前责怪禘祭太快，后来又嫌祭祀简略，前后的立论互相矛盾。祭祀太快就说违反礼制，祭祀简略又说会招来灾祸；这两条道路没有说明清楚，究竟哪一种才合适呢？迁祔之后按时享祭，与禘祭完全不同；蒸、礿、尝、祫等祭祀并没有过失，怎么能说是简略呢？酷旱和淫雨，或许只是时运如此；即使是尧的时代、汤的年间，怎么能因此累及圣德呢？平子言辞虚妄而善辩，礼制所不能容。☆登 登有三个名字，原名谦光，因与太子同名，敕令赐名为登，是常州义兴人。文明年间脱去布衣，任阆中主簿；天授年间多次升迁，任尚书左丞；开元初年留守东都，两次任太子宾客。开元七年去世，享年七十三岁，追赠晋州刺史。○论选举疏 臣听说，国家把得到贤才当作珍宝，臣子把荐举士人看作忠诚。因此有子皮让位给国侨，鲍叔推荐管仲，燕昭王把军队托付给乐毅，苻坚把政事托付给王猛。等到子产受到国人的诽谤，夷吾贪取共地商人的财物，昭王赐给车马来止息谗言，永固杀死樊世以除去诬陷：他们身处猜疑嫌隙之中却更加受到信任，遭受毁谤却没有疑虑，这是因为识人达到极致、考察十分深入。至于宰我被宣尼认为愚笨，逄萌被文叔看中，韩信在项氏那里没有声名，毛遂不被平原君列入人才之中，这些都是错失士人的原因。因此君主接受不肖之士，政事就会乖乱；得到贤良的辅佐，时局就会安泰。所以尧凭借八元而使众多政绩得到治理，周朝任用十位治乱之臣而使天下和平。由此说来，就知道士人不可不审察，官职不可随意授予。为什么呢？近来举荐人才，大多不根据才干，而是借着虚誉传播声名，彼此推许奖掖，只图润饰自身的小计，忘却臣子的重大谋略；这不是报效国家、寻求贤才，也不能符合陛下对杰出人才的殷切期望。臣私下观察古代选取上等人才的办法，确实不同于今天。先考察其名声品行的根源，看乡里对他的声誉；崇尚礼让以自我勉励，彰明节义以树立信誉，把敦厚朴实放在首位，把雕琢辞章列为末科。所以社会崇尚劝勉礼让的风气，士人舍弃轻浮的行为；希望做官的人，一定修养坚贞确守、不可动摇的操守，奉行难以进取、容易退让的准则。众人的议论据此确定士人的高下，郡将就难以在曲直上作假；所以贡举人才的贤愚，也是州将的荣辱；恶行暴露出来，也会使乡人感到羞惭。因此李陵投降，陇西人感到惭愧；干木隐居，西河因此显得美好。名声胜过利益，小人的道路就会消退；利益胜过名声，贪婪暴虐的风气就会盛行。由此可知，教化风俗的根本，必须排斥轻浮。过去冀缺穿着礼服入朝，晋人便知道礼义；文翁用儒术教化风俗，蜀地士人便崇尚儒学。燕昭王喜爱骏马，骏马便来到朝廷；叶公喜爱龙，真龙便进入屋室。由此说来，从来没有上面所喜好的事情，而下面不随之受到教化的。自从战国末年，虽然夹杂纵横家的风气，但汉代求取人才，仍然考察百行。因此守礼重节的士人，勤勉修养德行，在乡里受到推重，然后才被官府征召。魏氏取士，尤其喜爱放达；晋、宋以后，只重视门第资历，助长了替人求官的风气，违背了授职只取贤能的道理。

译梁朝荐举士人，特别喜爱缀辑辞章；陈朝选拔贤才，尤其珍重赋诗咏文。因此当时的风俗把诗酒看得很重，却不以修身为要务。到了隋朝，遗留下来的风气仍然存在。开皇年间，李谔向文帝论说此事：“魏朝的三位祖先，更加喜爱文章辞藻，忽略统治人民的大道，却喜好雕虫小技。篇篇累牍，都没有超出月露的形状；堆满案几、装满箱笼的，只有风云草木的描写。世俗以此互相夸耀，朝廷也凭这些选拔士人，所以文章日益繁多，政事日益混乱。”文帝采纳李谔的策略，于是下诏，禁止浮华文辞。那一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为上表不合事实而获罪，于是风俗改变并受到激励，政治教化大为推行。隋炀帝继承帝位后，又改变了先前的法令，设置进士等科目；于是后来的士人又相互仿效，因循浅陋、迎合时俗，匆忙追逐时机，拼凑短小文章，称为策学，不以指陈事实为根本，反而以浮夸虚饰为贵。唐朝承继历数，虽然逐渐改变了前代的过失；陛下君临天下，想要考察人才来共同治理国家：树立根本、崇尚教化，关键只在表彰贤能。如今参加举荐的人，有许多违背事实：乡里的评议决定于小人的文笔，品行修养没有长处的人却发表评论；策试名次在州府喧闹争竞，祈求恩宠的人不胜其多地拜伏。有时明令刚刚发布，考试派人搜求人才，他们便奔走于府寺门下，出入于王公的宅第；上表陈诗，只希望得到上位者一声咳唾般的恩泽；从头到脚极尽卑躬屈膝，只希望承受提携的恩惠。因此民间称这些举人为‘觅举’，‘觅’有自求的意思，并不是人们真正知晓、认可的称呼；考察他们的品行、衡量他们的才能，人的品格由此便看得出来。追求自身利益的心思迫切，至公的道理就会受到破坏；贪求仕进的本性显露，廉洁的风气就会衰薄。由此可知，官府的任命即使尊贵，也不同于叔度勤恳谦让；黄门官已经显贵，也没有秦嘉那样耿直的言辞。即使不能克制自己、推举贤能，也不肯等到三次任命才接受，怎么能同白驹皎洁、不沾风尘，束帛微薄而声誉高出万物相比呢？因此耿介的士人，以自己出面求取官职为羞，便推辞不受；循常守旧的人，却舍弃疏远之士而取用趋附之人。所以选官部门补授官职，礼闱中喧闹纷争；州里贡举宾客，争讼于宫门台阶；诽谤议论纷纷汇合，渐渐形成风气。争求荣名的人必然有争夺利益的心，谦逊的人也没有贪污受贿的牵累；若不是上等智慧的人，怎么能不受风气改变呢？对于处在中等资质的人来说，原因在于习俗。如果重视谨慎敦厚的士人，那么怀有求禄之心的人一定会崇尚德行来洁身自好；如果打开趋附争竞的门路，那么求取仕进的人都会卑屈逢迎、牵强附会。附会就会使百姓遭受它的弊害，洁身自好就会使众多百姓蒙受它的福泽。所以风俗教化的逐渐形成，无不由此而来。如今访问乡里的议论，只归结到里正身上；即使名声有损、礼法有亏，甚至罪行载入刑法，有的人冒充户籍来窃取资格，有的人邀取功勋来偷窃等级；凭借不义的贿赂，只要没有触犯乡里，难道就能和郭有道的评量、茅容的声望，裴逸人的奖拔、夏统的名高相提并论、比较优劣吗？又如才能足以治理国家的人，只命令他考试策论；武艺能够制服敌人的人，只检验他能否弯弓。这些人如果文章清新奇警，便列入甲等；文思稍有减色，便立即让他回去。用这种办法取人，恐怕会违背实际。为什么呢？乐广曾借助潘岳的文笔，谢灵运的辞藻高于穆之，平津侯的文章不如司马相如，曹植的文笔华美胜过荀彧。如果以射策为最高标准，那么潘岳、谢灵运、曹植、司马相如，必定会排在孙弘、乐广之上；如果让他们协助谋划政务，那么安仁、灵运也没有辅佐实际事务的功效。由此说来，不能用同一个标准一概取用。至于武艺，赵云虽然勇猛，也要依靠诸葛亮的指挥；周勃虽然雄健，却缺少陈平的谋略。如果让樊哙担任萧何的职务，一定会失去统筹指挥的才能；让萧何进入戏下的军队，也不会有免除君主危难的功效。冲锋陷阵的将领擅长摧毁敌军锋线，谋略将领则长于审察、预料事情。所以文泉能够聚米成图，知道可以谋取隗嚣；陈汤屈指计算，知道乌孙可以自行解困。郦生提出八难之谋，高祖后来追悔惭愧；公输班用九种攻城方法仍不能取胜，于是停止了伐宋的念头。谋略将领不长于弓箭，贤能的宰相难道一定要凭借射策取士吗？难道要同元长自我表扬，虚妄修饰辞锋；曹植题写文章，徒然炫耀华丽辞藻一样，来衡量他们是否可用吗？伏愿陛下降下明确的制度，颁布严格的科条；千里之内得到一个贤才，尚且不算少，但对于侥幸冒进的人，必须设置防范。应当断绝浮虚的辞饰，收取有实际功用的良策；不采用没有根据的言论，一定寻求忠诚正直的话；文才方面，就考验他能否胜任官职；武才方面，就命令他守卫防御。开始要考察言论、观察行为，最后还要按照名声追究实际，自然那些侥幸冒充、滥竽充数的人，就没有地方隐藏他们虚妄无能的本质。因此晏婴说：‘根据言语举用他，再根据事情考核他。’少说话而多做事，文章拙劣而办事能干，这就是取人而得到贤才的方法。若有人武艺超绝、文锋挺秀，只在某一方面有专门技能，没有治理国家的大才，可以让他做军队的爪牙，成为词赋的典范；自然可以考验他写凌云之策的能力，训练他穿透铠札的技艺，让他承受皇上的命令作《甘泉赋》，接受中军号令奔赴敌阵。既然根据才能安排职务，就不会有任非其人的忧虑。臣谨按：吴起临战时，左右进献宝剑，吴起说：‘手提鼓槌、挥动鼓桴，在危难中决断疑惑，这是将帅的职责；执掌一把剑的任务，并不是将帅的职责。’又谨按：诸葛亮领兵作战时不亲自穿戎服，在渭南统率蜀军，宣王手持精锐部队也不敢抵挡，这难道只是弓箭的作用吗？又谨按：杨得意诵读司马相如的文章，武帝说：‘只恨不能与这个人同时代。’ 等到司马相如来到，最终只任文园令，没有把他安置在公卿的职位上，正是因为那不是他所能胜任的职务。谨按汉朝的法令：荐举者对所荐之人终身负保任责任。扬雄因田仪获罪，是因为他冒昧荐举；成子居于魏相的职位，则是因为得到贤才而受到酬报。赏罚的法令得到实行，求托请谒的心思就会断绝；退让的道义得到彰明，贪求争竞的道路就会消失。这样自然会使朝廷没有争夺俸禄的人，选官部门有谦退的士人。还请放宽任用年限，使他们有时间访察、选择和淘汰；对堪用的人，试令其担任职守，以观察其能否胜任；考验实际行事，以区别是非。推荐不实，就免去王丹的官职；得到人才，就像翟璜那样受赏。这样自然会使见到贤才不加隐瞒，享受俸禄不独占。荀彧荐举钟繇、郭嘉，刘陶荐举李膺、朱穆，时代并不遥远；有称职者，给予荐贤的奖赏；滥行荐举者，处以欺罔之罪。这样自然会使荐举得到有才有德的人，君子的道路就会日益昌盛。○请止四夷入侍疏

译臣听说，戎族和华夏不应混杂，这是自古以来的告诫；夷狄没有信用，容易发动变乱而难以安定，所以斥退他们居住在塞外，不让他们迁入中原，这是前代史书所称道的，已经很久了。然而帝王的德化广泛施及天下，有时也接受他们入朝拜谒，接受他们向往教化的诚意，接纳他们翻山越岭而来的礼物；事情办完便让他们回到父母所在的国家，并用指南车为他们引路，这才是三王的盛典。自汉、魏以后，风气于是改变，专门追求虚名，征求夷狄的侍子，诱使他们解开辫发，改穿衣冠，在京师为他们筑造住宅，不让他们回到本国；这又是中世以来的旧例。比较利弊，三王的做法正确，汉、魏的做法错误；论其得失，完备边防的长处在于不征质子，征召质子的短处则很明显。前代的教训就在眼前，怎么能不怀有长远经营的考虑呢？过去郭钦向武皇献策，江统向晋主进谏，都认为夷狄居处中夏必然会造成变乱。晋武帝不采纳两位臣子的长远策略，喜好羡慕夷狄归化的虚名，放任他们学习《史记》《汉书》等书，任命他们为五部都尉，这些都是谋划上的错误。如果不忘记前事，后代就应当引以为深切警戒；这就是臣竭力直言而不隐讳的原因。伏惟陛下的德泽洽于四方之外，仁爱施及左衽之人，安抚怀柔、绥靖遏制的方法已经完备，哪里是臣这样庸浅的人敢于轻率议论的呢？然而臣区区的一片心意，还有没有完全表达的地方。臣私下考虑，突厥、吐蕃、契丹等族，过去因为入贡，常常受到特别奖赏：有的手执戟站在丹墀之下，登记名籍而列入戎秩；有的拖着衣裾进入学校，在学宫中高步而行。他们脱去毡裘，语言兼有中原风格，明白熟习汉朝法令，观看衣冠礼仪；亲眼看到朝廷章程，知道治理国家的要领。他们从国史中窥见成败，从古今考察安危，认识边塞的盈虚，知道山川的险易。有时把经略边疆的功劳交给他们，让他们施展才能；有时怜悯他们首丘归葬的心愿，放他们回归藩部。对于国家来说，虽然取得了使夷人戴冠束带的名声；对于夷狄来说，却扩大了他们纵横驰骋的智谋。虽然仰慕教化的美名在当时令人喜悦，但狼子忘恩，过后很快就会生出祸患。等他们回到部落，很少有不举兵的，边境因此遭受灾祸，实在是由此造成的。所以老子说：‘国家的利器，不可以拿给别人看。’在齐国人面前尚且不可以展示，何况对夷狄呢？谨按：楚国的申公巫臣逃奔晋国，后来出使吴国，让他的儿子狐庸担任吴国行人，教吴国排兵布阵，使吴国背叛楚国；吴国于是开始攻伐楚国，夺取巢、驾，攻克棘而进入州来，子反一年之内多次奔命。吴国之所以能够谋攻楚国，实在是因为知道了这些。又按《汉书》：桓帝把五部匈奴迁到汾晋地区，后来终于发生刘渊、石勒之乱；假使五部没有迁徙，晋朝国运还真是难以估量。如果鲜卑没有迁到幽州，慕容氏就不会在中原僭号。又按《汉书》，陈汤说：‘胡人的五名士兵才能抵得上汉军的一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兵器粗劣钝重，弓弩也不锋利。如今听说他们颇能得到汉人的工艺，但仍然要三人才能抵一人。’由此说来，锋利的兵器尚且不能让胡人得到制造方法，何况把他们安置在中原，使他们经常看见、学习这些呢？过去汉东平王请求《太史公书》，朝臣认为《太史公书》中有战国纵横家的言论，不能交给诸侯。这是连中原内部的诸王尚且不能给，何况外国呢？臣私下计算，秦朝兼并天下，以及刘邦、项羽相争之际，多年用兵，人口和户数凋零离散；拿晋惠帝时相比，八王之乱损失的军队，还轻于楚汉战争造成的涂炭。匈奴冒顿的实力完整强盛，超过五部匈奴的微弱；当年冒顿强盛之时，乘中原空虚疲弊，高祖在平城陷于饥危，可是冒顿为什么不能进入中原呢？不是兵力不足以侵犯华夏，也不是力量不足以攻破汾晋，而是因为他不熟悉中原的风俗，也不习惯中原的美好生活。他生长在大漠以北，把穹庐看得比城邑坚固，把毡裘看得比章绂美好；既安于自己所习惯的生活，又乐于自己所生长的环境，所以没有窥伺中原的心思，正是因为没有生长在汉地。哪里有心中不以汉地为乐，却又想深入中原的人呢？刘元海在五部匈奴离散之后，最终能够在中原振兴自己，是因为他年少时居住在内地，熟悉汉法；并不是刘元海喜爱汉地，而是汉地也接纳他。他一旦背叛变乱，四方之人便响应，于是轻视单于的称号，窃取帝王的宝物，鄙弃沙漠而不愿居住，拥据平阳与各方鼎立，正是因为居住过汉地。假使元海没有内迁，只应当劫掠边民的丝帛、彩物和酒曲，带回阴山以北，怎么能使王弥、崔懿反过来为他所用呢？如今皇上的风化远播，具有知觉的生灵都改变面貌；凡是本性如毒虫的，也没有不怀有驯服之心的，正要使由余效忠，日逐尽节。以臣愚昧的考虑，国家正要把无穷的国运传给后代，假如预先防备不谨慎，边臣失去谋略，那么夷狄发动兵乱，就会不在外方而在境内，这不是使中国富足、削弱四夷、经营万乘国家的规划，也不是留给子孙后代谋略的办法。臣愚以为，凡愿意充当侍子的，一律禁止；如果已经在中国的，也不可再让他们返回藩部，那么夷人就会守护自己的疆界，边境城邑便没有祸事了。●卷二百八十二 ☆王适 王适，幽州人，官至雍州司功。○对求邻壁光判 郗珍生性喜爱读书，家境贫寒；邻家富裕，于是他凿穿邻家的墙壁来取得烛光。邻居告发他盗窃。郗珍戴着黄冠，是乡野之士，住在简陋寒冷的房屋里；即使仰望桂林中的一枝，也仍然想着应试对策；掩闭蓬门、置身三径之中，也没有忘记偷取邻家的光。但学习是为了资助自身，品行又没有超过短处；借助别人的便利，尚且有时不应当做，偷取邻家的光，又有什么可取呢？如果一定要做到不废弃三余时间，读书百遍也不疲倦，那么原宪穿着破衣、拄着藜杖却并不是因病，颜回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喝着清水却十分欢乐。既然知道读书，就应当听说‘对马’的故事；与其凿穿墙壁，为什么不聚集萤火呢？如果根据观察过错来了解仁心，推究实情来判决案件，那么[缺字]的妇人，尚且没有超过黄沙之案；悬梁读书的男子，也或许能获得丹笔的哀怜。违背礼法而触犯律令，按理有时难以容忍；置身法令之中却徇私，这种做法岂能存在。○对旱令沈巫判 邺县当时炎热，漳水之滨发生旱灾，三农的事务十分紧迫，百里之内的百姓情势殷切；正要向山川祈求降雨，所以没有遗漏任何祠祀。思念月神离宫所降的恩泽，南亩之人只是徒然辛勤；吟咏[缺字]汉的诗篇，西郊却没有得到滋润。虽然土龙抬头，却看不见早晨的雨；石燕收拢翅膀，也没有听到夜间降雨。刘感很是学习师古，却没有通达因时制宜之道；巫人既不能假借神灵，河伯又不是来求取妇人，上天不下雨，女子有什么罪过？于是只能遥望江妃，却不能返回凌波而行的步伐；偶然遇到精卫，也只能长久共同承受衔石填海的悲哀。这就是压制百姓、凭借河神，事情本来就不合命令；违法而招致罪责，按理确实值得怀疑。○体元先生潘尊师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