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百八十六

译○送孙生序 佛教的法门传入中国，已经六百年了，天下人相继受到教化，而它所崇奉的竟是公卿大夫。田野更加荒芜，人民更加饥饿，教化更加衰败，天下将要荒废，却开始上下混然一体，都把这种状况看得如同性命一样，本来就是如此。孙生天生具有学问，在深沉的黑夜中独自明白，在大醉之中仍然聪敏；他发愤著书，抨击并指斥这种现象。他的言辞激烈，痛切入骨，竟忘记力量不足，把死作为决断，希望万一能够使君主醒悟、挽救人民。唉，如果不能找到古人与他相交，那一定就是孙生了。于是，废除肉刑，不过是一个女子的一句话；能够移动高山，不过是一个老翁的愿望。那些剃发穿褐衣的人虽然遍布大地，难道还值得忧虑吗？我在西江岸边遇到孙生，他把全部主张写出，作为见面礼来见我。我既为之悲叹又感到奇异，于是概括了他的话。○送王胶序 我起初在江陵，远远看见王胶便觉得奇异。知道他名叫胶，又喜欢这个名字不同寻常，却还没有弄明白其中的意义。我忍不住问他，王胶便说：“胶这个字的意思，就像牢固。我痛心于如今的人，起初的心志因利益而改变，起初的交情也因利益而迁移；我希望使自己的初心和交情牢固，不因利益而改变。又想使我的心志和交情牢固，但仍担心醉酒、睡眠、疾病、昏乱的时候，忽然忘掉它们，所以用‘胶’给自己命名。希望自己在仓促、颠沛之间，无论起居意念如何，都能记住自己的操守和交情。胶以进士参加考试，而进士尤其轻视同类，害怕自己混同于他们而随之改变，也害怕把铭记在衣带和座位上的誓言置之不顾、渐渐疏懒，所以用‘胶’给自己命名。”我起初看见王胶而惊异，又喜欢他的名字而同他交往；又喜欢他言语诚实、心意真挚，也喜欢他与我的事业相同，于是非常喜爱他，要求看他的文章。他便拿出数百篇文章，其中歌诗高妙处采用古人的风格，记叙文章辞气壮盛而且奇特。这样以后，我才看出王胶才华全面，为人诚实。如今侍郎韩公是我的旧相识，正准备荐举王胶而尚未办妥；他将向西行，我先为他写序。○唐故著作左郎顾况集序 吴中的山泉，气势形状英秀清淑、奇异瑰丽；太湖的奇石、洞庭的红果、华亭清亮的鹤鸣，以及虎丘、天竺等佛寺，都同样称得上秀美绝伦。顾君生长在这些地方，吸收轻灵清新的气质作为本性，凝结冷峻清洁作为资质，以鲜明荣润的风采作为文辞，尤其擅长逸歌长句，奔放锐利，往往像穿透天空的中心、冲出月亮的两侧，意料之外的惊人语句，不是寻常人所能达到的，最为痛快。李白、杜甫已经去世，除了顾君还能同谁相比呢？顾君字逋翁，名况，以文章进入仕途，他的为人也类似他的文章。曾经跟随韩晋公在江南任判官，很快成就了磊落的大功绩。入朝辅佐著作郎，却不能迎合顺从，被众人排挤，后来在江南任郡丞多年。脱离羁绊后再没有北上的意思，在茅山建屋居住，意态飘然，仿佛要继续古代三位仙人的事业，活到九十岁去世。我小时候在扬州孝感寺拜见顾君时，他穿着黄衫，戴白绢头巾，双眼明亮清澈，炯炯有神、清秀挺立；远远望去，真像白圭和振鹭一样洁白高雅。相见后彼此欢悦，他把我比作扬雄、孟子，只遗憾没有早些见到我。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他对知音的深厚情谊，我哪里曾忘记呢？去年我随丞相凉公在襄阳任职，有一个叫顾非熊的书生在门下，询问后才知道是顾君的儿子。他拿出父亲的诗集二十卷，哭泣着请求我为之刊行。凉公恰好调任宣武军，我收拾行装回洛阳，答应了却没有完成，如今又过了一年。顾生来催促文章，于是我题写在诗集卷首作为序。○送陆鸿渐赴越序 君子从数百里之外来探望羁旅患病的我，我牵强着力气到门口迎接，握手时心中欢喜，本来应当住上十天才离去。我们探究孔、释两家的名理，穷尽歌诗的华美法则；野外的别墅、孤立的岛屿，只要船能通行就一定前往；渔梁钓矶，随意游览。兴致还没有尽，他便告辞说要远行。越地号称山水之乡，辕门担当节钺重任；进可以自荐求试，退可以闲居保养心和。您这次所去，大概不只是为了这些。尚书郎鲍侯，是了解您、爱护您的人，将会推食解衣来救济您的困厄，讲论德行、游习技艺来帮助您深入其中。难道只是为了品尝镜水的鱼、住宿耶溪边欣赏月色而已吗？我因此不再挽留，劝他早晨整理行装。○朝阳楼记 岭南所属州郡有数百个，韶州最为重要；它地势高，空气清，处在南北交通之中，也是进贡朝廷的通道。过去这个州政事混乱，听说土地污秽、水道烦扰，百姓受创、官吏侵扰，田地长满杂草而不耕种，城郭坚固却不充实。当时只有李君奉诏来到这里，一年大体和洽，二年称得上治理，三年大功告成。回看郡城，形制狭窄而局促，门墙像枳棘一样阻塞，庭院低洼；秋天暴雨一来，湿浊之气便上升，暑天炎热炙烤，清风不能进入；人民怠慢，官吏轻侮，没有诸侯之威严。于是他搜取旁边可以收入的利益，乘着可以作为的时机，端正景物，审察形势，凝聚土石，估量木材，经营没有多久，建筑便高大耸立地完成了。楼阁高大丰厚，明亮宽敞，光辉流通；内外装饰完备，深沉幽静而生出明亮之色；改变积聚的阴气而增添阳光，驱散温热而化为祥风。官府空旷如虚，炎热天气也像秋天；在这里观览游赏，政事宽和优裕。在这里亲近密友、接待贵客，美味佳肴、香醇美酒，欢宴喜乐，快乐无比。红色的衡木排列为柱，君子在此安宁；飞架的石磴直通云端，君子在此登临。于是到了春季某月，选择清明的日子，宴席陈设完毕，宾客僚属仪容端庄，肃敬整齐，直到乐声停止。天地仿佛敞开，山川如同更新，原野和低湿地显出文采，彩霞彼此凌越；远望天涯，尽收一境于台阶之前。四座宾客都感到舒畅，仿佛夜行的人在光明中得到照耀，又仿佛烦恼从身体上脱落。整夜宴饮之后，众人都下楼，心情和悦而满足。因为楼在城东，所以把它命名为朝阳。《诗经》说：“凤凰鸣矣，于彼朝阳。”前代贤良的二千石官员，如东莱、颍川，都像凤凰聚集；这座楼可以栽植修竹，排列高大的梧桐。大家都认为李君有朝廷的声望，却出来刺守此州，不因事奉高位者而自觉屈辱，不因身处卑远之地而心怀怨望；早晚勤于职守，声誉功绩日益显著，受到羽仪般的朝拜，时日相继不断。后来居此任职的人，应当把长远的事业托付给后世，请题记以表彰谁能继承他的功业。

译○枝江县南亭记 京兆韦庇任殿中侍御史、河南府司录，凭正直裁断听讼；众多小人不断构陷他，于是被贬为南康掾，又调任枝江治理。各种事情都处理得当，一个月便使政务清明。于是新建南亭，以舒展旷达的胸怀。亭俯临湖水，枕靠大驿路；地势高低错落，四面望去空旷平坦。青莎白沙，连接柞树、沿着山崖；涩芰圆葭，朱红的花朵蔓延铺展。接引青翠，裁剪绿意；繁花如春日火炬；分开湖水、穿过竹林，水渠发出郁郁声响；潜游的鱼清晰可见，在如镜的水中嬉戏；洁白的鸟儿时而赤色，洗翅而飞。彩霞如缬，烟霭如织，早晚景色都新鲜；清冷的鸣叫和喧闹的啼声交杂，有幽怨抑郁，也有情意绵长。县令在此纵目远望，逍遥于湖上；县令在此宴饮欢娱，弦歌不断。百姓每天前来，欢喜游览，成群结队；使人系缨感叹留恋，停车停止远行。这实在是官府的事业，却耗费自己的家财；既不妨碍自己游适，又能惠及众人。唉，这才是仁爱的办法，难道只是供眼睛观赏而已吗？人们知道韦君如此贤能的人很多，只可惜他现在用尺刀施行小小的割治；将来治理千里之地、统率疆场军队，我知道他最终也一定能办到，而且仍会像现在这样。于是我为他作记，刻在这块石头上，以图长久保存。○吉州庐陵县令厅壁记 《易经》的爻辞中，二爻和四爻功用相同，但吉凶不同。二爻多有赞誉，四爻多有畏惧。四爻多有畏惧，是因为它接近君位。如今州的近县，处在刺史治所附近，治理的困难比支县多出百倍，本来就应当如此。庐陵有两万多户，土地三百多里，山脉相连，江流贯穿，扼守山岭要冲；竹材、铁石等物产丰富，苞篚、织缉等物资聚集富足，土地肥沃、庄稼繁多，粮食散布于荆、扬之间，所以任官的人往往因贪婪而失败。县令每天两次趋赴州衙，回来还要恭敬听命于录判和将校；事务纷繁错杂，大多相互牵连，烦琐言语容易产生，凡事难以专断，所以更加治理不好。近年百姓受到困顿，征赋发放都中断，民情更加混乱；他们处在险易不同的地方，往往逃亡隐匿，尤其轻易触犯禁令。用不能专断的政务去治理更加混乱的风俗，又承受积弊的余波，即使让冉季重新活过来，也将无法治理。如今清河张君儇任此县令，恰好遇到贤良的二千石，使他专一掌理政务、施展才干；任职不到两年，便在全郡考核中列为最优。张君恭敬谨慎地奉事上级，和煦而专心治理；处理繁杂、决断疑难，通达敏捷；弹劾豪强、纠察狡黠，沉着果断；清白的操守明显超出同类；使百姓安便的歌谣流传远近，应该举扬他的卓越事迹，以此勉励善者、阻止恶者。县里的旧习是，县令将要到任时，属官便发动征敛，盛大准备车船，远行千里迎拜。张君用谦让推辞，独自乘小船赴任，于是官吏都变得廉洁。县里的旧习又是，县令初到，便取用官府的余物，增添器用，召集乡里轮流服役，以供应饲料粮食。张君用法令晓谕他们，一概禁止，于是百姓知道羞耻。他广布大的信用，推行至诚，催促、严责官吏，慰劳、勉励百姓，所以秋夏两季的赋税都提前征集。宽恕过错以容纳能力不足的人，奖励才能以劝勉不修德业的人；对带头聚集顽民者，抓住一个来警戒百人，所以政令刑罚简明，一个月便治理好了。用俸钱安葬枯骨，使恩惠遍及；拿家中饮食救济饥渴，使恩泽周遍；劝合兄弟分居的家庭，使百姓得到奉养；招抚流亡的老弱，使疆域充实。和气暗中通达，连续几年获得大丰收；庭院之内安闲宁静，仿佛密县与蒲邑。我既已困顿受挫，被斥退安置在这里，刚来时，宏农杨君敬之详细向我谈说张君的美谈；相处日久，更加证实所听闻的情况，于是刻在山石上，题在厅壁上，盛大记载这些事，以供永久观览。○吉州刺史厅壁记 从长江以南，吉州是富饶的州，百姓众多，官吏繁杂，划分土地、治理政务都很艰难。大概因为近年以来，这里恰好遭遇不幸，继任者又没有才能。大官以下的任职者，以职位卑下为羞，不理政务；凭资历授官的子弟放纵欲望，不顾法令，于是州政变得满目疮痍。御史中丞张公曾历任缙、云、浔阳刺史，以清白端正的政治理事，受到诏书宠褒，赐给金印紫绶，调任吉州。刚到任时，他查看文书，文书纷乱如丝；查看胥吏，胥吏喧沸如粥。召来询问他们的官员，都惶恐茫然如醉酒；召进百姓，个个疲惫不堪。张公叹息良久，于是大力更新法典，为政务开通修省、简便的途径，以勤勉、强干、精练、严密的办法加以掌握。凡事依照实际情况而从简处理，亲自率先实行，费用减少了一半。法令防范既已周密，细微的奸诈无处容纳，贪墨风气于是止息，贫弱百姓得以各安其业。威令如神般推行，恩惠利益如河流般流布；不到两年，百姓富裕、教化兴盛，达到无事可扰的境地。百姓扶老携幼，满路歌唱说：“从前的官吏昏暗混乱，如今的官吏清明有条理。公能驾驭他们，铅也变成金，盗跖也变成廉洁之人。开始被束缚而痛苦，最终安适而平静。从前百姓哀号，如今百姓安宁。公能抚慰他们，鳏寡之人都有喜悦，流亡者也已经回来。” 徭役赋税预先准备妥当，污秽杂草全部清除。过去查看官仓，仓中没有一斗粮；公来到后才多少时日，积存的粮食已经埋到屋梁。过去查看官库，库中没有满匹的丝帛；公来到后才多少时日，丝帛已经堆积如山、层层叠叠。祥瑞的甘露溶溶降下，滋润公所种的松树；祥瑞的莲花亭亭玉立，在公所建的池中并蒂开放。公有非凡的政绩，神灵使他受福。百姓歌唱道路歌谣，希望传到京师；天子圣明，恩光远播而来。”于是属官、吏员和士卒奔走伏地，坚决请求把这些话写在公堂北壁。厅堂墙壁上的记文，本来是用来记载善行、改变恶行，末尾才记姓名和任职次序。何况东西两壁的旧例已经完备，如今采用编次记载，首先表彰能治理政事的人，把它留给后世作为法式。○睦州录事参军厅壁记 进入州门向东，是六曹联合办公、办理事务的署所；总领其职任的人，厅堂在门的西面。开始营建时的用意，众人都没有明白。前任刺史李君执政多年，给全州施行了大恩；我记得征召他时才听说此事，却还没有到任，心想应当利用他留下的便利。于是步行察看庭院内部，回头看这里，认为很不令人满意；又担心聚集材料、召集工匠，于是当天决定，当天开工。冯宽显负责构筑，向前扩建并修葺，庄严整齐地全部完工，大家欣然迁入。六县的骏马般奔走办事的人，从此肃然有序；百名属吏办理的事务，从此总括整齐；郡中官员退朝用饭，从此也有了迂回宽裕的处所。利益如果没有达到十倍，就不改变办法，说的不就是这个吗？录事参军既然承受了宠幸和装饰厅堂的任务，又怀着文章来给我看，便把厅壁全部作为记文，实在是值得称异的；于是称说这些事而写下了这篇文章。元和八年四月三日记。

译荆南节度判官厅壁记 荆山以南，府治压据长江上游；这里的尹官，可以同京兆、河东相比；节度使，可以同扬州、益州相比，统辖巴蜀、吴越那样的地区。自上古以来，这里就是天下争夺之地；在今天，它是咽喉和膏腴之地。荆南治理得好坏，正关系到天下的盛衰。树根坚固，扶助它必定要凭借枝条；车毂周环，运转它必定要依靠车轮。它所应当凭借的，就是贤能的属官，使幽暗的光明显现出来。御史大夫、河东人裴公，治理京城，节制各州；在幕府中竭尽敬诚，安排宾客，得到弘农杨用▯，首先分派到他的军府任职。膏油宣扬，烛火明亮，风助雷声；貔貅般威武的将士整齐而立，万众如串珠相连，于是重新治理官署，在这里安置宾客。此前沿袭旧制，便据有厅堂而安坐，凭年老者的容貌，任幼稚者凭借顽固，既有错误又有亵渎，战栗不安而不能安定。现在停止这种处所，使事务整齐，于是杨用▯在这里建立厅堂，不逼仄，也不奢侈；退朝用饭时跟随公事，在其中治理政务，于是得到我的容身之处。想使它长久安定，没有比把这些写在白壁上更好的办法，所以杨用▯请我写这篇文章。夷惠清和论 伯夷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身；不是自己的君主便不侍奉，不是自己的百姓便不役使，甚至饿死也不顾惜，因此孟子称他为“清”。柳下惠辱没自身，降低志向，不以侍奉污秽的君主为羞，也不推辞小官，甚至三次被罢黜也不离去，因此孟子称他为“和”。如果拿他们同圣人相比，那么他们所做的，都只是偏于一端的士人之行。圣人的道路是：可以进取就进取，可以退止就退止；以天下所认为正确的为正确，以天下所认为错误的为错误；走出拘束羁绊的境地，不被外物凝滞；通达或闭塞如同水一样，变化如同龙一样。行动时称为圣，静止时称为道，不可以用一种善行来概括，也不可以用一种行为来称誉。怎么肯站在恶人的朝廷中，却因被斥退而不感到羞耻？怎么会以周武王的粮食为可耻，直到饿死？所以说，他们所做的都只是偏于一端的士人之行。现在具体评论他们，就在“清”和“和”上，两者各有长处和短处，请列举出来加以辨析。伯夷这个人，把不朽的标志高高树立起来，践行臣子所难以做到的事；信守道义极其笃定，坚守它如山岳一般；嫉恶之心，憎恶邪恶如同憎恶鬼怪。清正之风所激发之处，有良知的人必定会受到感动，这就是他的长处。至于《传》中所说的广泛施爱、《易》中所说的随时而变，以及圣人的权变、救济万物的道义，难道只是来不及做到，也将有所妨碍吗？至于柳下惠，辱没自己来求得有利于万物，洁身自好却侍奉无道之君；只是怜悯这样的人，只是保存自己的道。薰草和莸草虽同处，河水和济水却不相混杂，这就是他的长处。至于无道之世就隐退，动乱的国家不居住，却饮盗泉之水，吃不仁者的粮食，留下傲视外物的痕迹，接近于宽纵自身的仁德，这又是君子所不应走的道路。这样看来，清与和用于取舍时，功效相等；然而清的流弊，先是矫激，后来更加激烈，使万代的乱臣贼子感到恐惧，使贪婪的人和恶人感到羞耻，而且是众人难以做到的；和的行迹，疑似适合过去，却在今天造成弊害，使苟且偷安之辈有容身之处，使贪图利益的人能够找到借口，而且是众人容易做到的。颜回说：“舜是什么样的人？”孟子说：“如果认为自己不能做到舜那样，就是残害自身。”那么士人率性修身、立志向古人看齐，应当以圣人为标准，以中庸为仰慕。力量如果实在不足，宁可在中途停止。这样说来，清与和都不是通行的正道，不可以作为准则。若要隐遁行迹而作辨析，以矫正世俗为心，实在不得已，我愿意归附于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编年纪传论 评论说：古代史书采用编年体，到汉代史官司马迁，才改变旧制，写成纪传体；此后沿袭至今，没有人能改变它。历代评论者认为司马迁任凭个人私意，荡弃古法，纪传体繁杂冗长，不如编年体。我认为，是否符合圣人的经典，要看内心而不看外在形式；能得到良史的体要，在于适宜而不在于相同。采用编年体还是纪传体，取决于时代所适宜的形式和才力所擅长的方面，哪里有固定不变的呢？是非能同圣人辨明，善恶能取得天下公正的尺度，不虚饰美好，不隐瞒罪恶，那么写成纪、传或编年体，都一样是良史。若论说不足以辨析皇极，文辞不足以堵塞无穷的争论，即使写成纪传体或编年体，也都是罪人。况且编年体的写法，难道不就是以事情系于日期、以日期系于月份、以月份系于季节、以季节系于年份吗？司马氏写《史记》本纪，让项羽接续秦，让吕后接续项羽，也是因为历年不能中途废缺，年份不能空缺，所以才这样记载。他考察创作的用意，是要包罗事情的事迹，参照贯通人物的言语，纤细详尽地记述百代的事务，成就一家之言，必定要创立新体制而尽展才力。况且编年体记事受次序约束，牵连混杂，必定只能举出大纲，而简略叙述事情，因此有许多缺载和逸文，于是另行撰写著录，以补足史书所记的言语，并穷尽事情的始末。所以《春秋》的编撰，还有《尚书》；在《左传》之外，又有《国语》。难道能够再把左史的记载删并到右史中，把外传合并到内传里吗？因此合并就会繁杂，分开就会重复，删削就会有缺失。子长忧虑这种情况，于是革除旧典，开创新的体例，写本纪、列传、表、志，首尾都加以叙述，表里相互发明，希望做到适中，将以此流传不朽。自汉代至今，朝代已经更换了八次，年代几乎经历千年；其间贤人接踵而来，史臣前后相继，推究古今得失，评论著述的利弊，各自显示见闻，争相夸耀才能，改变规模，区别体统，传授相承，奉行遵守，于是编年史终于废弃了，大概是有原因的。只有荀氏作《汉纪》，裴氏作《宋略》，强求恢复古制，都是编年体。然而其中的嘉言善语、细小事务和详细叙说，遗失的很多；如要阅览正史，才能完备地明白。这样一来，它的详密与疏漏、得失，也就清楚地显现了。今天的作者，如果能够遵循纪传体的制度，同《春秋》一样辨明是非；文章胜过司马迁、班固，正直如同南史、董狐，那就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假如舍弃源头而只经营末流，抛弃本意而只考求外在事迹，即使穿着仲尼的服饰，手持绝笔获麟的笔，等同古人的章句，署写王者正朔的月份日期，说他好古当然可以，但看他的书究竟怎么样呢？

译东晋元魏正闰论 评论说：君王接受上天的命令，成为人民的主宰，必定要统一天下，明确所接受的授命，以端正天下的名位，统一天下人的心志。舜把天下传给尧，禹把天下传给舜，是凭德行禅让；桀被汤放逐，纣被武王诛杀，是时势相合；秦灭掉东西二周，兼并六国，是凭力量成功；汉革除秦的社稷，是凭道义取得天下。所以自尧以来，有的凭德，有的凭时势，有的凭力量，有的凭道义，承受传授如同贯串，始终都可以明白。虽然具体途径不同，却都取得了正统。至于魏从汉取得天下，晋从魏取得天下，史策记载清楚明白，都是可以知道的。百代君王既然都这样通行，万代也不会有不同的说法。惠帝无道，群胡扰乱中华，晋向南迁，实际上就是元帝；这同祖乙迁都于耿、盘庚迁都于亳、周幽王居于彘、周平王避开戎族，事情相同，道理也一样。然而拓跋氏本是匈奴种族，来自幽州、代郡一带，承袭占有先王的桑梓之地，自行建立中国的帝王名号。说它灭亡晋朝吗，晋朝实际上并未改易；说它是禅让吗，晋也没有什么可以传给它。从前著书的人竟立元魏之君为帝，如今编录史书的人都把元魏列为晋的闰统，可以说错得太远了。有人说：“元魏所占据的地方就是中国。”回答说：“之所以称为中国，是因为有礼义；所谓夷狄，是没有礼义。难道这取决于土地吗？杞国采用夷狄的礼制，杞国就成为夷狄了；孔子居住在九夷，夷人就不鄙陋了；商人接受纣王的教化，商朝士人就成了顽劣之人；由于戎族迁入，伊川就成了陆浑之地。这都不取决于土地。晋室南渡，人物归附，礼乐都在，流传的风气和良好的政教，史实仍然存在。魏氏放纵其暴虐强横，残害中原，所到之处杀伐屠戮，鸡犬也没有剩下；驱赶士女当作肉篱，任意杀戮；把衣冠之士视为草狗，肆意屠割。其族类日益繁盛，历年越来越久。如果把这样的政权称帝，那么天下士人中会有人蹈海而死，天下百姓中会有人登山饿死，难道会忍心吃它的粮食、站在它的朝廷上吗？到了孝文帝，才开始用中夏的制度改变夷俗，并改姓更法，但也已经来不及了。况且它没有接受谁的授受，能叫作什么正统呢？”又有人说：“周继承元魏，隋继承周；本朝的兴起实际上继承隋氏，你认为这又该怎样？”回答说：“晋传给宋，宋传给齐，齐传给梁；江陵灭亡后，便归于周。陈氏自行建立政权后又被夺取，没有必要再说。何况隋兼并江南，统一天下，把天下传给了我们。所以向上推究，我从隋接受天下，隋从周取得天下，周从梁取得天下，再向上推到尧舜，便得到上天所授的正统了。这样说来，陈氏在南方是奸伪之统，元魏在北方是闰统，难道还不明明白白吗？难道还不明明白白吗！” 孟子荀子言性论 评论说：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的。” 荀子说：“其中善的部分是人为的。”这对于圣人而言，都是偏于一面的说法。推演来说，人的资质有三等，即下愚、中人、上智。圣人谈人的资质也有三类，即可以向上、可以向下和不可改变。黄帝生来就神明灵异，幼年时便聪敏整齐；周文王在母亲腹中时就不使母亲忧虑，在老师面前不使老师烦劳；后稷出生时不破裂、不伤残，能够明辨，能够聪慧。这些说的是上智。齐桓公有管仲辅助就治理得好，有易牙辅助就混乱；子夏出门见到繁华的事物便高兴，回到家听到仁义之道便快乐。这些说的是中人。越椒出生时有熊虎般的形状；叔鱼出生时怀有溪谷般深险的心。这些说的是下愚。因此，有人生来就是恶的，难道还能说人性本善吗？有人生来就是善的，难道能说人性本恶吗？所以说，孟子、荀卿的话对于圣人而言，都是偏于一面的学说。穷究道理、穷尽人性，只有圣人能够做到。难怪圣人精微的言论断绝后，异端兴起；大义有所违背后，偏颇的说法流行。孟子是大儒，荀卿也是大儒，难道他们只是开辟不同门户，故意坚持曲折的辩说吗？大概是思考还没有达到尽头，见识还没有周全罢了。即使考察二人的学说，追溯其源头而归结其最终结果，在辅助教化、尊崇仁义这一点上，也是趋向不同而归宿一致，派别不同而源头相同。怎样证明这一点呢？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人都有，是非之心人人都有；人性生来向善，如同水自然向下流；外物诱发于外，情感在内心发动，然后才会产生恶。这是在劝人淘汰内心的污浊源头，返回天理。荀子说：“人出生时不知道尊敬亲长，长大后受到教化，才知道尊敬；人幼小时不知道礼让，长大后受到教化，才知道礼让。”这是在劝人排除嗜欲，追求善良。一个是举出根本来推及末端，一个是从枝叶开始而流溯根本，所以说二人的学说趋向不同而归宿一致，派别不同而源头相同。虽然如此，孟子的用心，是认为人的本性都如尧舜，尚未达到的人因此会努力；荀卿的说法，是认为人的本性都如桀跖，做不到的人因此会懈怠。《书》说：“只有人最为灵异。”《记》说：“人生来本是宁静的，受到外物感触才会发动。”那么孟子的说法，同经典相合之处更多，因此也就更加贤明了。

译笃终论 活着尚且不能保全七尺之躯，死了为什么要隔着一棺之土？既然如此，衣衾只是用来玷污尸体，棺椁只是用来隔绝真身。所以桓司马不如让尸体早些腐朽，季孙▯▯的做法，和暴露尸骸没有区别；文公厚葬， 《春秋》认为这是华元不臣；汉代王孙埋葬亲人只覆盖薄土，《汉书》认为他比秦始皇贤明。葬，就是收藏；收藏，就是不想让人看见。可是大造棺椁，准备各种陪葬器物，无异于把金子埋在道路角落，却在上面立标记。我气绝之后，立即穿上幅巾和旧衣，用▯▯裹尸，选择不生草木的土地，挖坑深一尺。平生所有物品，都不让它们随葬，只带一卷《孝经》，表示不忘孝道。在▯▯之外，便用亲土覆盖。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终身含冤悲痛，长久成为带着遗恨的鬼。卷六百八十七 皇甫▯（三） 狠石铭 狠石苍苍，坐落在骊山旁边。▯朴▯龙瘢，巍然耸立于四方。昔日秦始皇，谋划此事并不善良。七十万人在这里惶恐不安。开凿这座山的石头，说是要作坟墓的根基；仿佛有凭借，巍然挡在道路中央。酷刑逼迫，人的力量无从施展。老人们相互传说，因此以“狠”命名。从遥远的上古起，坟墓不封土，也不植树；不在沟中铺设葛藤，只有野外的薪柴。后来的圣人兴起，因人情而有所不忍，于是制作棺椁。唐尧虞舜之时，也只是用合抱的大木。唉，暴虐的秦国，残酷役使人民；筑坟仿照山岳，向下封闭至九泉；搜尽珍宝奇物，使力量耗尽、财物枯竭；驱赶人民向前，如同割取茅草。上天痛恨它的内心，神明愤怒它的凶暴。谪戍的人一声呼喊，九州便响应；举起白木棍和荆棘，指挥军队进攻崤山、潼关。险要关塞不能闭守，兵器反而倒转锋刃；尸体暴露在劫难中，烽火被儿童点燃；坟墓只剩蓬草土堆，无所依凭，不到十年便如此。大禹葬在会稽，仍不改变原来的葬法；圣德浩荡，后世祭享长久。到了汉代刘氏，才放弃秦始皇的说法而加以议论：即使内心还有可欲之物，也如同在南山留下缝隙；何况为私身而使百姓尽数劳苦。把这些话刻在狠石上，作为千年鲜明的警戒。寿颜子辨 土与水、火、风混杂，形成千品万类。大体说来，太虚之中有形体的，都以土为主；挥动而运行的，都以风为主；液化而流通的，都以水为主；跃动而滋养的，都以火为主。天地同ㄗ米，醯鸡同应龙，虽然大小不同，却必定以这四者为本质。具备四者的性质，然后才成为一物。不过，这四者能够构成形质，却不能产生知觉。四者在运动，四者也在不运动。四者能构成形质而不能产生知觉，必须有虚而灵的东西与之结合，才成为有知觉的物。凡是四者结合而存在，并且与这种虚灵相合而有知觉的，如角类、鳞类、飞禽、走兽，都属于这一类；不与之相合而没有知觉的，如草、木、金、石，都属于另一类。最灵的是人；在人之中，心是最灵的，心的知觉就是神。人的出生，是以土、风、水、火为形质，以心为知觉。人死之后，气回旋于虚空，返回土、风、水、火的本性，各自回到它所属的地方，形质于是化灭而不存在；至于心的知觉，却不知道归于何处。人们看见形质变化了，就说知觉也随之消亡，难道不是太愚蠢了吗？那种由心而产生知觉的东西，虚而灵，其不可能不存在，是十分明显的。人的形质，是在幽冥中游动并随之变化迁移的。心如同水，水清时一搅动，浑浊之物就不能存在；浑浊之物存在，就不会清。心如同镜子，镜子明亮时尘埃不能停留；尘埃停留，就不会明亮。圣人与愚人，最初所受的本性是相同的；圣人使自己的心明莹，堵塞外物的诱惑，所以能够照见天下的道理，因此心清明而安定；愚人背弃自己的心而轻视内在，趋附外物，所以闭塞天下的道理，因此心中积尘凝结。清明而安定的心，脱离形质之后，玲珑地存在于太虚之中；一发动而与道相合，就成为文王、仲尼；顺应而安定，就必定能够同天地一样有始有终。尘浊而凝结的心，脱离形质之后，在太虚之中狂乱奔窜；转而与有形之物相合，就成为禽兽；对于人来说，就成为愚人、凡人；对于草木，则无所不为。即使想稍稍安定下来，能够做到吗？由此推论，那么彭祖反而算短命，颜子反而算长寿；盗跖反而算被杀，商纣反而算获得善终，比干反而算得以终其天年。明分 天下的是非取决于人，不悬系于外在行迹；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类别，而不决定于他具体做了什么。什么叫人？君子和小人就是。什么叫类别？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那个人如果确实是君子，他所做的没有不是正确的；那个人如果确实是小人，一动便走向错误。所以君子指出别人的过错，叫作嫉恶；称誉别人的善行，叫作乐于贤能；说自己的光明美善可以同尧、禹相比、同天地并列，叫作正大的言论；顺应时势便如周公，改变局势便如伊尹。他的内心已经确定，归宿已经统一；即使有万般差异、百般变化，归根结底仍是君子而已。所谓向左向右，君子都适宜；向右向左，君子都能承担。小人却不是这样：指责别人的过错，便成为毁谤；称誉别人，便成为结党；说自己的光明美善，便成为自夸；改变局势便成为贼害，顺应时势便成为虚伪。他的内心已经确定，归宿已经统一；即使有万般差异、百般变化，归根结底仍是小人而已。所谓天下的罪恶，都归到他身上。我所以说，天下的是非取决于人，不悬系于外在行迹；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类别，不决定于具体行为。横贯天地、贯绝古今，人所遵循的道路只有两条罢了。公是 ▯任职扬州时，那里地面临大江，背靠山岭。从前的城郭受地势形势牵制，因此整个州的朝向都以南为主，而不是向东；府、县、房屋、街道、水井，凡是居处全都按照这个方向，习惯于常规，却不知道这种朝向并不正确。州中有个僧人某，起初设置表木和景柱来校正这块地，把它悬挂在一座祠堂中，南北方向大约十分端正；但居住在其中的人，却把它偏转了。我曾经经过那里，向东凝视。从淮河以南的人，都把这个不正确的方向当众说成正确，却不知道它其实很端正。祠中掌管事务的人，准备毁掉它的志向而把它的方向反转。我知道它的起因，便制止他说：“把白说成黑，把上倒置为下，说这种做法很可疑。不仅把它倒置，又把它毁掉，实在是太欺骗人了。周朝的治道衰落，吉祥之兆不再出现，凡是山泽中出现的，都被当作鸱枭麋鹿，只有麒麟独自出现，因此反而被认为是不祥，直到遇到仲尼，才知道那是麒麟。过去周朝末年，王者不再兴起，天下的一切都成了偏曲、私蔽、幽暗之物，只有少正卯出现，因此反而成为闻名之人，直到遇到仲尼，才知道少正卯的罪恶。如果没有仲尼，麒麟会成为怪物，少正卯会成为名人吗？如今已经没有别的说法了。现在这个州和这座祠堂的颠倒，似乎正有相似之处。” 由此可知，正直的人少，枉曲的人多，夺取少数人的正确说法，本来就是这样。以枉曲者的意见作定论，把正直者说成枉曲者，也就不足为怪了。一定要有人得到机遇，公正的“是”才会显现。唉！没有得到这种机遇的人也很多，我就不知道了。”事情最终没有办成。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