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百四十二

译再次上崔相公书 刘轲谨向相公阁下再拜。前次献书后三天，我将要出通化门，心情迟疑不舍，好像腹中空空、食物还没有吃饱一样。并且想到：‘如今嗣圣重新继承光明，相公登上高位。天下包藏忠诚、积蓄志向的士人，愿意不远千里向相公献计的本来就很多。恰逢这样的时代，我得以到京城来观光，却要从东门出城归隐江湖；既然身为儒生，遍观天下的利弊，如果没有一句话让天下听到善政和弊政，又将凭什么去见江汉之士呢？’所以我退回旅舍，思考有什么办法可以向相公表达忠诚。我私下想到，古人并不遗弃汲水瓶、背柴人的意见，相公难道会遗弃吗？我自己不过停止耕作、埋头读书，有时得以陪坐在缙绅长者以及善于作文游说的人身边。每当谈到本朝相府的事情，说到贞观便称房玄龄、魏征，说到开元便称姚崇、宋璟。从贞观数十年到开元中间，难道没有房玄龄、魏征那样的宰相吗？从开元数十年到今天中间，难道没有姚崇、宋璟那样的宰相吗？为什么议论者拘泥于四人而不能推及五人、六人呢？难道没有继承者，只是力量不足而追赶不上吗？还是力量足以追赶，却说不是大有作为的时代，因而不能有所作为吗？我曾经试着这样说：向北驾车却想到楚国，向南驾车却想到晋国，当然不能到达；天色已晚而道路遥远，难道是力量不足、追赶不上吗？是因为走错了道路。所以，议论者并不是不能屈指数出第五、第六人，而只是拘泥于四人。天子把天下的政事交给相府，相府把天下的政事当作自己的责任。因此伊尹自负天下的重任，周公也专心以伊尹为榜样，所以说周公兼有三王的事业而施行四项政事。周公专心学习伊尹，却并不以此为愧；只有伊尹以自己的君主不能达到尧、舜的境界为耻，所以内心惭愧。他们这样的存心，直至千年以后，也没有人能够继承接续。只有梁公、郑公，才能高瞻远瞩地仰视千载以前，开始专心学习伊尹。他们又唯恐太宗不能赶上尧、舜，所以太宗得以获得‘经纬天地’的谥号，成为宗庙中永不迁毁的神主。到了姚公、宋公，又专心学习房玄龄、魏征，也唯恐玄宗不能赶上太宗，于是造成时世和谐，再次恢复贞观的太平风气。我请允许概略谈谈姚、宋的旧事。诸家议论说，姚崇做宰相时，先整顿主管官署，罢免冗余职务，修订旧有法令，使百官各尽其才；又奏请不随意赦免，不屡次迁调官吏，不让功臣专掌政事。于是皇帝向臣下责成，权力归于皇帝，上下相交，天下就太平了。所以说姚崇善于应变，因此能够成就天下的事务。宋璟做宰相时，把周全政务当作自己的责任，也专心执掌文书笔砚，所以说宋璟善于守成文治，因此能够维护天下的正道。由此四十年间，威势震动四海，教化施加百姓，政权归于主管官署；豪门权贵之家不能通过请托办事，外戚亲属也只得束手。因而生在开元、天宝之间的人，从幼年直到壮年出仕，女子都有婚配，男子都有家庭，耳朵听不到战鼓，眼睛看不见兵革。于是玄宗无为而治，恭敬地遵循虚静无为罢了。如今皇帝刚刚继承大位，相公又刚刚掌握大权。若要尽取天下的善美来调和鼎中的滋味，希望借此滋养上天之心、使百姓得到福祉，那么我知道相公也一定在内心学习姚崇、宋璟，也唯恐圣明的君主不能达到玄宗的境界。姚崇、宋璟专心学习房玄龄、魏征，尚且无愧于房、魏；如今相公已经专心学习姚、宋，难道还会有愧于姚、宋吗？所谓无愧，正在于应变而成就事务，守正文治而维护正道；践行他们的足迹，就一定能够达到他们所达到的境界。使后世谈论历史的人，在四公之后再加上相国您。相公一定应当以此为心。我知道相公还不能在朝廷上高枕无忧的原因有四项。孔子说：‘不忧虑财富少，而忧虑分配不均。’如今边境八镇的将士，听说六军之人坐着就能接受赏赐，没有不张口等待哺养的；他们将要拿出余勇来壮大边防，却只担心所得不如六军的赏赐丰厚。这也是赏赐超过功劳，得与不得足以动摇人心，并不是所谓赏赐至公而不耗费、赏罚分明而教化得以施行。臣下切实认为，这是相公不能在朝廷上高枕无忧的第一点。圣上自从以太子身份继承帝位，这本来是三代以来不可改变的事情，即使巷中的儿童、街上的小孩也知道必然如此。那些贪取上天功劳的人，以为房闾、永巷、北宫、贞伯子之类的本领，一定是暗中教导、谋划此事，提出一时的计策，便赏赐他们怀抱金印、腰垂紫绶，不能说没有恩宠。假如天光独自偏爱他们，使恩宠无人能够匹敌，让他们权衡天下轻重，专门备任顾问；即使有史游那样的贤能之人，竭尽忠诚勤勉，恐怕也一定会逐渐形成宏恭一类的势力。古代贤圣在祸患尚未萌芽时就加以遏止；一旦让它萌芽并滋长，根基扎下便无法拔除。我认为这是相公不能在朝廷上高枕无忧的第二点。从前西汉初年，留侯讥刺高祖表彰任用萧何、曹参的旧友；东汉初年，邓禹告诫光武帝不要专任功臣。贞观初年，太宗从秦王府登上帝位，有人上密封奏章，请求把秦王府旧日的士兵追召入宫担任宿卫。太宗说：‘我正把天下看作一家，只取用有才能有品行的人，何必区分新旧？’若只以一家一国来说，谁能没有私心？若一定以天下为言，谁不是王朝之人？把一家一国的私心施加于天下，便会如此。范晔说：举用有德之人，功劳未必丰厚；只看重劳绩，所用之人有时未必贤能。若把人放在不适合他的职位上，并不是优待宽容、怜惜其功劳的办法。所以姚崇、宋璟不让功臣掌握政事，大概原因就在这里吧。因此门户何时开启，谁（疑）能知道；而一旦关闭，就会长久闭塞。这是我切实认为相公不能在朝廷上高枕无忧的第三点。近来有从边军来的人说，凡是亲眼见到、可以当面谈论的事情，并不是凭空虚构、架空臆谈的事。国家用来抵御戎狄、作为边防屏障的地方，以朔方最为重要。朔方距离戎虏不过几百里，非常接近。假使胡人的尘烟没有到达亭障，实在是因为▯、泾一带的镇军，使敌虏不敢向东窥视。自从燕地盗乱以来，只有朔方军功最多，对内可以遏制叛乱，对外可以拓展胡虏之地。所以朔方对于朝廷来说，虽是手足之枝末，却也不能胜过头目而轻视。近来奸邪之人掌握政权，主管财政者斤斤计较到秋毫，刻薄边军、损伤其骨肉；若不是仓中红米、库中腐帛，就不肯给边军。士卒没有衬甲可穿，只能用赤裸的身体迎挡飞箭，挨门挨户都是如此。统率者即使连续上章十次，皇宫九重深远，奏章留在宫中，皇帝也听不到。甚至有人抽刀横在脖子上，祈求死亡。贵为节度统帅，尚且遭遇如此，何况责令普通士卒，他们又怎能保全生命，与戎狄攻战呢？如今钓取怨恨的人已经被驱逐，新的恩泽已经广泛施行，相公一定会深思从前的弊病，想出纠正它的方法，以朝廷谋略决定胜负，把成功的策略授予边将。古人把天下比作一身，把四方边境看作四肢，把中原看作心腹。四肢有病，心腹怎么能不忧虑呢？

译善于谈论边军的人说，河、陇不如燕、蓟，燕、蓟又不如朔方。朔方军所在之地连接险要地势，杂处着少数胡虏的风俗；熟悉骑射、击刺和军旅之事的人，不是他们的父兄，就是他们的子弟。因此朔方军没有其他军队可以匹敌。如今还留存的将士，都是从各军迁徙而来的人，或者是叛乱余孽、残余寇盗的后代。他们远离乡里，离别妻子儿女，手执兵戈，身披铠甲，坐下也来不及让身体暖和。胡尘一起，便连头都顾不上抬就响应征召；既没有优厚利益来满足他们的欲望，也没有爵位赏赐来磨砺他们的勇气。用这样的军队防守边塞，可以说只是把鸡连在一起，毫无战斗力。这是我认为相公不能在朝廷上高枕无忧的第四点。古代治理天下的宰相，只是劳累一身、专心一意，取法天地运行，使天下没有遗漏的政事；关键在于任用和驱使人才罢了。《传》说：‘让有智慧的人谋虑，让有义气的人实行，让有仁德的人守持。’ 又说：‘任用有智慧的人来辅佐有仁德的人，这就是舜能够使四方和睦、使君主正大的原因。’我之所以把自己列在众多士人的队伍中进献意见，是希望相公首先接纳我这样的士人。然后打开平津阁，接待出身寒微的士人，并且询问他们：‘安定天下的计策在哪里？’懂得政治道理、能够使君主达到圣明境界的谋略，就会肩并肩地从相公门下出来。若这样做，我们的君主便不愧于太宗、玄宗二宗，相公也不愧于房玄龄、魏征、姚崇、宋璟四公。哪里有力量足以追赶，却说不是时机，因而不去做的道理呢？这就是我这个后生急切的私心，实在所关心的事情。我尤其希望使后世执掌史笔的人，直书相公如同萧何那样的事迹，使相公在史官面前也没有惭愧的言辞。我承受不了这片微薄的心意，冒犯了您的尊贵。希望您怜悯我的心意，宽赦我的罪过。刘轲恐惧再拜。上座主书 刘轲于本月十日恭敬地奉上榜限内应纳的杂文一卷，又听说每年应试举人有时可以用书信来表达志向。我自认为愚钝鲁莽，习惯于隶属于山野，尚未熟悉进退取舍，惶恐屏息。希望您宽厚明察，稍稍留心察看并采纳。刘轲私下看见如今应举之士，争相凭借能够褒贬是非的言辞求取声誉，却知道最终必定由掌握权衡的人判定轻重。即使家家户户都去拜访，也曾不足以增加一铢一两；如果您自行高低取舍，已经决定采用迎合自己的人所议论的意见，那是有司偏私于自己，而不是有司公正对待自己。刘轲愚昧，怎敢不以此规劝！我本是沛地以耕作为业的人家，世代以儒学为业而兼作农民。天宝末年流离到边地，迁徙户籍到南方。边地的人所喜好、所习惯、所玩味的东西与沛地不同，但我也从未停止耕作、放弃学习，没有同流于边地风俗。并且常说：‘说话忠诚信实，行为笃厚恭敬，即使到夷狄之地也行得通。’所以我居处边地，却如同居处沛地。贞元年间，我才勉强能够执经跟随老师学习。元和初年，才在庐山南面筑屋居住，每天都有除草、运土、筑墙的劳作。即使狂风暴雨侵袭，也不废止用力耕作。偶尔在农圃劳作的空隙，把书堆在窗下，每天与古人磨炼他们先前的心志。岁月长久，渐渐形成读书癖好。因此有《三传指要》十五卷、《十三代名臣议》十卷、《翼孟子》三卷。虽然不能在当时流传，但在日月无私的光明照耀下，也不会被丢弃埋没。时光流逝得很快，我孤独地度过一生。有一天听从朋友的谋划，裹足向西而来。京城何其广大，我居住之处却没有环堵之室；百官何其众多，我却没有亲近的关系。凭什么能够在幽僻卑陋之处发出声名光彩呢？我虽然不愿听任那些能够褒贬是非的人任意评定轻重，难道不希望掌握权衡的人对我作出铢两般的衡量吗？这就是刘轲我半夜愤激，愿意列身寒士之中的原因。希望您有时能在幽僻处拔取芳草，不要因为花木孤秀便不采摘；能在沙中拣取黄金，不要因为混杂泥土便不取用。阁下自己说，这片心意应当怎样回答呢？我曾读史书而感叹和氏璧的故事：一定要献上三次而不被接受，便会遭受刖刑；若献上两次仍不被接受，几乎可以免遭刖刑了。恭敬地承蒙阁下以清明品德受到尊重，镇定群臣的忧虑，以权衡和明镜辨别丑美，轻重分别都希望得到确定，使退下的人没有屈服的言辞，进用的人没有侥幸的说法。若能这样做，不只是我们这些人的希望，也足以真正充实国家的公器、承当天下的俸禄，难道只是区区世人的事情吗？刘轲出身十分卑微，甚至不如鱼鸟。鱼鸟这样的微小生物，尚且能够依靠茂密的树林、清澈的泉水来滋养生命，何况我承受乾刚坤顺之气，难道不能在大贤君子的门下显露才迹吗？刘轲再拜。

译上韦右丞书 右丞阁下：我仰慕您的声望已经多年了。我身穿布衣、戴着儒冠，读书种田，使身心焦劳，探求古人的道理，不能说不多；我考察当今的事情，极尽耳目所能听见看见的范围，又把古代的一半道理参验于心。既然施行于古代是那样，延续到今天又是这样，本来不必再揲蓍灼龟，其中已经自然包含了占卜的结果。小生冒昧地想要首先陈说天下忠诚之士的心愿，激励那些敢于直言的人，姑且把心中所想的事情试着献给阁下。阁下知道，一个士人的进退，关系到天下政治的兴废。如今天下平民中的士人，有卓然挺立、才华出众的，有的能用黄老之术进言，有的能用儒术进言，有的能用刑法进言，都想吐露一个奇见、提出一个策略，使掌管教化根本的人睁眼看见四方的事情。阁下知道天下还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人却没有适逢其时，就等同于没有这样的人；有他的言论却不实行他所说的，也等同于没有言论。这就是治理一代的人少，所以太平盛世的运数无法到来的原因。古代的大臣，不只是劝谏君主，臣下彼此也相互劝谏，君主也接受劝谏，所以说：“只有伊尹和成汤， 모두有同一的德行。”这就是开启圣上的听闻、通达上天视听的办法。从前贞观初年，天下人把希望寄托在房玄龄、魏征身上，太宗果然成了尧、舜那样的君主；开元年间，天下人把希望寄托在姚崇、宋璟身上，玄宗几乎也成了太宗那样的君主。如今阁下车轮所经过、马蹄所到之处，彼此相距不过俯仰之间；天下人把希望集中在阁下身上，纷纷拱手指望，认为掌握国家大权，就在阁下的掌握之中。阁下知道人心已经参与了天意吗？先于天意行事而上天不违背，这与古代辅佐天下的人道路虽不同，取得成功却是一样的。从前汉孝惠帝时，有像曹参这样的丞相，用黄老之术施行教化，天下便清静安宁。汉孝武帝时，有像公孙弘这样的人，用儒术治理天下，天下也得到治理。孝宣帝时，有魏相、丙吉这样的人，用刑法约束臣下，实际上被称为中兴。阁下如果一定想实行黄老之术，那么您的馆舍属下难道有胶西的盖公吗？如果一定想实行儒术，那么您的门下难道有平津侯府中的宾客吗？如果一定想实行刑法，那么与您议论的人中难道有于公、温舒吗？这三种办法，都在于阁下所爱好并实行哪一种罢了。横放一根木头来支撑明堂屋梁，它的力量固然很大；然而木梁下面有柱子，柱子下面有石头，石头下面有泥土，三者层层累积，屋梁的力量才得以形成。所以《太玄》说：“高大的山不会崩塌，因为有群土支撑。”这说明上下层级之间有相互扶持的道理。如今人们对阁下的期望，必定是希望您挺身一人来支撑天下；只是还不知道支撑屋梁的柱子是谁，柱子下面的石头和泥土又是谁。这正是小生心中急切关怀的事情，我确实是在比喻这个。某常常忧虑近来那些想做丞相的人，逐步造成一种风气，积聚人们的期望，使大家必定说“某公一定会做宰相”。诏书还没有下发，门已经关闭了。这样难道能说是疏导万物的情状、通达一个人的聪明吗？况且一个人的耳朵，要等待宰相使他听得聪；一个人的眼睛，要等待宰相使他看得明。宰相的耳目，也要依靠天下的士人。可是他们又说：“这个人有什么比我贤明？他说的话又有什么补益？”这就是《谷梁传》所说的上面昏暗、下面聋塞。某曾试着论述这件事：天下的形状和声音，即使有离娄的视力、师旷的听力，也仍不能全部看见、听见，何况闭上眼睛、捂住耳朵，却想通达天下人的视听，不是很难吗？所以说，耳目在天下，聪明在宰相。尧之所以把耳目寄托给舜、禹，是因为他们当时成为聪明、文思具备的人。假如不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聪明耳目，某就不知道还会怎样；这也是阁下所不愿听到的丑闻。所以某征引前代的事实来说这些话，实在是希望阁下践行前代的地位，使今天谈论的人说：“有房玄龄、魏征的治道在，我的君主一定会成为太宗了。” 这就是我区区的下情，冒昧地把它献上。希望阁下宽宥我的愚拙，舍弃您所坚持的成见，那就是我的恩幸了。某惶恐再拜。

译○与马植书 当初存之不因为我古拙，不拿今人的姿态来要求我，能够除去铅粉黄丹之类的外在修饰，径直从我的内心探求古人的内心，这在今天实行古道的人中是如此。即使我没有什么可以回答君子，也庆幸存之没有只因表面而把我当作朋友。我是什么人，哪里敢不以真心同存之交朋友呢？况且古人彼此相知就在这里。如今我愚昧地忌讳存之，本来就有存之尚未知道的地方，何况只是与我面对面相见的人，他难道能和路人不同吗？当然不能。我遗憾的是，群居相处时，口中没能说到这些；后来又停止来往，虽然平日所崇尚的东西一直积蓄在心中，最终却没能在方寸之间显露一丝。每次相见，何尝不在内心急切难耐，好像饮食已经充满腹中，想吐出来却始终没有成功。存之认为我说的是这样吗？如果认为是这样，那么我就不得不向存之吐露了。在这以前二十年，我才脱去儿童的心性，开始立志办理四方之事，好像学习登山的人不因一筐土而停止，仰望高山之巅，发誓不以小丘陵满足自己的志向而半途停止。志向还没有确定，恰逢曹地遭受天谴，我又多次遭逢凶祸，日月之下，只有形体和影子相伴。存之认为我在这个时候应当怀着怎样的心情呢？如果将要把余下的生命同万物一起归于大化，或许有人议论我，便用古道开导我，说：“你的德行还没有在当世立起来，你的名声还没有在人间显扬。你将要死去，难道不怕违背圣人的经典和戒诫，使立身扬名的志向落空吗？”我猛然惊惧，震惊了很久，说：“若不是先生，我差点就得罪圣人了。”唉！圣人的话就是上天的警戒，上天的警戒怎么可以违背呢！经过数年，我从洙水、泗水渡到淮水，到达长江，经过洞庭三苗之地，越过郴州向南，渡过浈江，漂过沧海，到达罗浮山，才在寿春得到杨生作为老师。杨生把传授经典作为自己的道术。他起初说，三代圣王已经死去，他们的道术全都留在《春秋》中；某便想不下床也要探求《春秋》，探求时一定要谋求使我所传授的东西不失其宗旨。每问一卷，讲解一部经，说一部传，我就疑问周公、孔子、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仿佛环绕在座，借杨生的口来表达他们的心意。近来几年，精力几乎耗尽，希望自己成为金口木舌，以完成这项事业。虽然不能说对古人毫无惭愧，但对于圣人的道理，我确实没有不勤勉努力的。后来又说：“把这些作为驾驭言说的儒者，哪里比得上成为实行道术的儒者呢？”把它储存在心中而有经书的实际，把它施行于事情而有古人的道术，难道不胜过堆满案头、架上满书，只在笔砚之间忙碌吗？只是想到前代的人还没有进入孔门的宫墙，却自以为能与颜回、冉耕相提并论；传授经义的人，家家都自以为是卜商、冉求；执掌史笔的人，人人都自以为是司马迁、班固。这正是我愤懑不平、苦思焦虑的原因，想要把圣人的作用比作市南宜僚，以解除纷争、衡量轻重，使后来的人知道圣代还有谯周这样的人。这就是我内心所积蓄的志向。元和初年，我刚下罗浮山，越过梅岭，泛舟赣江，渡过鄱阳湖，又到达匡庐山。匡庐山有位隐士茅君，腹中装满古今史书，而且能够评说其中的工拙、赘疣和弊病；谈论经典文章、圣人的言语，清清楚楚如同指掌。我又跟随他来阐明这些道理，就像从井中取出东西放到泰山之上，所见不能说不宏大。长恨司马子长说自己提携诸位圣贤，难道不是这样吗？假如遵循司马子长的话，我一生的困厄穷苦，将用来淬炼磨砺自己的心，这也是天意。既然上天有意，我却独自安然无恙，这是为什么呢？既然如此，又何必一定要先让眼睛失明才写《国语》，先被砍断双脚才写《兵法》，先遭受宫刑才写《史记》呢？因此我自己忘却了愚昧和盲目，便有《三传指要》十五卷、《汉书右史》十卷、《黄中通理》三卷、《翼孟》三卷、《隋监》一卷、《三禅五革》一卷。每撰写一部书，何尝不是深入精思、潜心思考，绵密贯通其义理纲统？有人在大君面前吹嘘说：“真是优秀的史家啊！”又说：“上古的人已经不能昭明了。”那么某将怎样呢？如果有真正了解我的人，愿意把我同古今贤者相期许，存之相信这些话吗？这就是古人宁肯以死来报答知己的原因，确实是难事。如果这并不难，那么为什么一定要以古人来要求今人、以今人来等待知己呢！又从《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以来，执掌史笔的人，我都知道他们的姓名。谈东汉史的，有陈宗、尹敏、伏无忌、边韶、崔实、马日磾、蔡邕、卢植、司马彪、华峤、范晔、袁宏；谈《国志》的，有卫觊、缪袭、应璩、王沈、傅玄、茅曜、薛莹、华覈、陈寿；谈晋洛京史的，有陆机、束皙、王铨、王铨的儿子王隐；谈江左史的，有邓粲、孙盛、王昭之、檀道鸾、何法盛、臧荣绪；谈宋史的，有何承天、裴松之、苏宝圭、沈约、裴子野；谈齐史的，有江文通、吴均；谈梁史的，有周兴嗣、鲍行卿、何之元、刘璠；谈陈史的，有顾野王、傅宰、陆琼、姚察、姚察的儿子姚思廉；谈十六国史的，有崔鸿；谈魏史的，有邓渊、崔浩、崔浩的弟弟崔览、高允、张伟、刘横、李彪、邢蛮、温子昇、魏收；谈北齐史的，有祖珽、祖孝徵、陆元规、汤休之、杜台卿、崔子发、李德林、李百药；谈后周史的，有柳虬、牛弘、令狐德棻、岑文本；谈《隋书》的，有王师邵、王胄、颜师古、孔颖达、于志宁、李延寿；谈皇家受命史的，有温大雅、魏征、房玄龄、长孙无忌、许敬宗、刘允之、杨仁卿、顾允、牛凤及刘知几、朱敬则、徐坚、吴兢。其次参与编修的人，也近在耳目之内。唉！从东观到武德年间，其中作者遗留下来的草稿，有尚未流传于当时的，以及修撰尚未完成的，据说都收藏在史阁中，本来不是外学之人所能考究的。

译我虽然没有成为著名的良史，但至于实录的品评、增删、详略，也各自有新的意思，难道就没有班固、司马迁文章的文质，以及董狐、史官直笔的遗风吗？大概是有的，只是我还没有见到。我常想按照《春秋》的条理，删削补充冗余和缺漏，采集众家之长，成就一家尽善的史书。正如采摘葑菲不能因为不要根部，穿狐裘不能因为没有羔羊皮袖子而弃置。这样的话还不够多吗？如果认为太多，就看存之考察我的力量和志向如何了。从前阮嗣宗嗜好饮酒，当时让他担任步兵校尉，虽然不是他的职任，却尊贵而且合乎心意。如今我嗜好读书，比阮嗣宗嗜酒还厉害，而且使腹中空虚，仿佛行走途中还要靠食物来充实，存之应当怎样安置我呢？《论语》不是说过吗：心志已经通达，名声却没有传闻，那么您还遗弃什么呢？这正是存之应当动心的地方。假如俸禄不能优厚地供养孤弱，名声不能用来善待知己，那么匡庐山下还有田一成、耕牛两具、僮仆可以供差遣、杂书万卷，也足以涵养高尚志趣、保养精神。诚然知道这不是大丈夫所应建立的事业，但也不会失去谷口的郑子真。冒昧地把这些告诉您，请共同谋划。某再拜。○代荀卿与楚相春申君书 从前兰陵令臣荀况谨向相国春申君阁下奉上书信。从前我不懂得时势，戴着宋国的章甫冠，穿着儒服，以廉车驾着瘦弱的马，接受诸侯聘请。刚进入秦国，拜见秦国的应侯。正赶上应侯正因六国毁谤他们的君主，并且说：“我正要让虎角斗，又要儒生做什么？”所以离开秦国到了赵国。恰逢孝成王喜欢兵法，正筑坛拜孙膑，想磨利兵器向西进攻。臣用汤、武的用兵之道在他面前堵住了孙膑的口，赵王也就不太看重孙膑而重视我。臣因此离开赵国到了齐国。恰逢齐宣王正以招揽贤人沽名，想在诸侯间取得声望，士人聚集在稷下，像邹子、田骈、淳于髡，都被称为客卿。因此臣得以在诸子之间纵横交游。从齐威王到齐襄王，我三次担任祭酒，被称为老师。然而我怜悯那些年轻的学生，他们都没有登临孔里的门墙、沐浴沂水，只会摇动寸舌，获得佩朱绶、垂组带的职位，便自以为高洁无人能比。我把他们当作吃奶的孩子来养育，哪里料到他们会像蝎子、蜈蚣一样施毒呢？因此谗言堵塞道路，我的肉几乎要被齐人吃掉。我私下想到，相君与平原君、孟尝君、信陵君齐名，所以游说之士说，合纵成功楚王就能称王，连横成功秦国就能称帝，这都是因为相君辅佐楚国的缘故。不然，楚国凭什么得到这样的声名？因此我离开齐国归附相君。相君果然不认为我软弱固陋，让我做兰陵令。我刚到任，便调弦正轸，想使兰陵百姓心情和乐而且富裕，富裕之后又接受教化，一定要使三年之内取得成效，然后向相君报告政绩。这就是臣希望用来报效相君的办法。不料稷下的诽谤又从左右近臣那里兴起，使我的丑声直接传到执事耳中。执事果然也怀疑并抛弃我，像脱掉旧鞋一样。臣离开兰陵，难道不知道是相君抛弃我吗？但臣还想到古人交情断绝也不说恶言，我难道会怨楚国、怨相君吗？近来相君只是想让别人称赞自己贤能，却不知道楚国以前的事情。臣不远引三代直到春秋的事，如今虽然是战国时代，也不敢拿其他事情来陈说，只直接说明今日楚国盛衰中最要紧的事情，希望相君加以选择。自从重黎担任火正，使天下光明融和；鬻熊归附有德之人，教导西伯的弟子；直到蚡冒、熊绎，披荆斩棘，穿着破旧衣服，开辟荆蛮之地；经过武王、文王、成王，才开始使江汉地区的诸侯臣服；到了庄王，才开始同中原争夺霸业。这几位君主都是郢都的祖先，而历代也都称道他们治理臣下的方法。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以谈论五霸为羞耻，我又何必单独向相君说明呢？然而楚国的君主只是成王、庄王罢了。从庄王以后，楚国屡屡不能与人争胜。楚平王继位，耳目颠倒，伍奢因进谏而死，费无极因进谗而被任用；太子逃亡，昭王出走，楚宫受到玷污，郢都祖墓被鞭打，难道不是因为一句谗言而到了这种地步吗？后来到怀王，知道左徒屈原忠诚贤能，才开始把楚国政事交给他。当诸侯势力强盛、以游说相互争斗时，还因为楚国有人才而把楚国看在眼里。不久，屈原被上官靳尚诋毁，怀王发怒，疏远屈平。屈平被疏远后，秦国果然采用张仪的计策，陷楚国割让商於之地。张仪的计策实行后，秦国果然欺骗了楚国，于是有了蓝田之战和丹徒之败。怀王被囚禁在咸阳不能出来，逃亡又不能越过魏国边境，最终客死异乡，尸体才被送回，至今仍是楚国的悲痛。这难道不是因为疏远屈平、亲近靳尚才到了这种地步吗？人们又说，令尹子兰虽然没有明显的罪过，却不能憎恨谗言，反而又怜惜谗臣，使屈原投水而死，《离骚》也因此写成。楚襄王以前的事情历历在目、痛入骨髓，即使有宋玉、唐勒、景差这些后辈，也不过作赋咏风、凭吊屈原罢了，又怎么能够使楚王免于刀箭之灾呢！如今相君从左徒做到令尹，又受封而号为春申君。楚国对于相君来说，如果不能援引伍奢、屈平来辅佐政事，又不能拒绝无极、靳尚的谗言而加以消弭，臣看泗水一带的诸侯，将会不再向北驾车而来。这样一来，汉水即使很深，也不能成为楚国的壕堑；方城山即使很高，也不能成为楚国的险阻。相君虽然贤能，难道想舍弃楚国而使它安定吗？如今有李园，世代凭阿谀媚上而得到荐举宠幸，喜欢用阴险的计谋中伤、陷害君主，根基相连、枝蔓遍布，渐渐成为难以拔除的祸患。相君如果不趁现在除掉他，那么楚王前后左右的人，不是靳尚，就是无极，难道只有臣不能再被任用吗？上月相君征召我到来，我跪下接受书命，您还说：“把我当作恶人仇敌的，就厌恶他；把我当作善人老师的，就善待他，这才是真正宰相的胸怀。”假如李园一来，费无极、靳尚之流便重新试行旧计，又有什么妨害，使臣不能再次离开兰陵呢？臣冒昧地把这些全都告诉执事，希望您不要重蹈子兰的错误。这是荀况的愿望，也是楚王的幸运。

译○重与陆宾虞书 与韶卿分别已经很久了，虽然不能一同游玩宴饮，但我的心一天也没有离开韶卿。况且京城和洛阳相距八百里，足以隔绝韶卿的车辙马迹；何况又从洛阳向南再向东，渡淮水、浮长江，沿流回旋数千里，怎么能不忧郁地向西眺望呢？近来我在京城脚下五六年，起初还不知道韶卿；等到认识韶卿，两颗心才开始亲近，而形体已经相距遥远。假如还不能忘情，难道忍心不因思念朋友而鼻酸流泪吗？前些时候陆掾来，我得到韶卿的书信，知道韶卿想委屈自己的道义来顺从他人，求取京兆府的解送名额。我知道韶卿的道术能否施行，本来不在于是否成为京兆府解试的第一名。愚兄曾对同游的人说，韶卿的皮肤还没有像鸡皮一样衰老，头发也没有像鹤发一样斑白，但他的心已经很老成了。假如一旦耸肩低眉，和众人争论甲乙于县官面前，难道还是愚兄所说的心甚老成吗？韶卿难道没有想过这些吗？愚兄所说的“首出”，是指四科中颜回、闵损居首，三十世家中太伯居首，七十列传中伯夷居首；作为首出之人，难道还不够多吗？韶卿不在这些方面居首，却想在哪一方面居首呢？我又听说京兆府等地考试，考官无论是否了解韶卿，假如有听闻韶卿的人，哪里会不从内心亲自默默以礼相待、戴冠以待呢？这样做又有什么妨害呢，不过是在知己面前稍微施展才华罢了。否则，东国的失意之臣、西山的饥饿之人，如果没有仲尼，怎么会妨碍他们成为展季、伯夷呢？韶卿难道没有看见那些已经取得功名的人吗？他们难道全都成了颜子、太伯、伯夷吗？希望韶卿仔细思考，不要因为我没有吃上太牢之肉，就认为我不知道肉的滋味。上月中旬我两次寄去文状，想来一定有一封已经送到。过了重阳节，我将决定向东去。想来韶卿不会因为我身在远方就不思念我。努力吧，要爱护自己，考取春官的功名，后来应当到真山来同我相会。○《三传指要》序 先儒认为《春秋》有三传，就像天有三种光明一样。既然如此，《春秋》大概是圣人的文章吧？圣人的文章就是天。天难道会少有变化吗？所以《诗经》有变风，《易经》有变体，《春秋》有变例。所谓“变”的意义，不是浅薄地温习就能达到的，而是深奥精粹的道理。孟轲曾经忧虑先儒各自固守所学，彼此争辩抵牾，使学习的人没有可以裁定的标准。这难道是先圣在后世经书之前就预先开导后生的安排吗？还是那些拘守文字、坚持观点而最终败坏、失去依据的人的过错呢？其次，我又忧虑今天的学者只涉足水流而迷失源头，舍弃经文而专习传注，只摘取直白的话，却不知道它们为什么这样说。这就是所谓抛开经纬而只跟从织组纹饰。传注从经文中产生，也正是用来为经文作经纬的。三家传注，大概同出一门而门户不同，难道不应该考察它们的结尾来会通其归宿吗？我确实愚昧浅陋，冒昧地会通三家传注中必然正确的言论，列在经文之下，撰成十五卷，命名为《三传指要》。希望刚开始学习的人打开书卷，能够由此看见圣贤的心意；使《左氏传》内容丰富而不虚妄，《公羊传》裁断得当而不流俗，《谷梁传》清楚明白而不偏狭。这样幸而是非几乎可以止息，大概儒道中的君子就能以此相约，共同回到孔氏门下。

译○庐山黄石岩院记 古人有话说：太极之气积聚起来成为山岳，宣泄出来成为河流。那么匡庐山的气势，岂不是很大吗？庚辰年，山客刘轲采集奇异景物，从山脚走到山顶，又退下半里多，住在黄石岩。岩中有位修禅的人，不知道已经修行了多少年，但品行奇伟、节操高峻，是世俗人难以做到的。我尊敬他的为人，住了两夜仍舍不得离开。我探察他的志趣深浅，颇能看出他的内心，于是问他住了多少年。他只是用手指着松树、桂树说：“当初刚刚萌芽时是我种下的，如今树干已经粗到要人合抱。乌飞兔走，岁月流逝，我又算得上什么年纪呢？何况卯时与戌时的昼夜变化、霜雪与炎热的冻炙、生长与凋落的荣枯、离去与停留的往来，这些虽说都来自外物，但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唉！若不是岩屋高峻险绝，僧人的修行孤高挺立，那么人与环境两方面都失去相宜，实在是理所当然，又有什么可说的呢？看那烟气从鞋履之间生起，山岚雾气从衣襟袖口间升出，万物形态浩荡纷扰，一并进入眼中；每当烟雨刚刚放晴，山色澄澈如白绢，清冷的仙人话语仿佛就在耳边。何况山势又高耸凌厉，上接幽冥，怎么知道不能同洪崖先生交袖而行、与浮丘公并驾齐驱，收缩舒展造化，吐纳浩然之气，彻底抛开厚颜的惭愧，远离喧闹卑污的腥秽呢？之所以不能做到，大概是被钩子钩住、被鱼饵诱惑了。名是钓取利益的钩子，利是诱取名声的饵。吞下钩子、吃下诱饵，手脚便被羁绊锁住。那样的人哪里还能在这里跳跃呢？这位禅师脱去了桎梏，四肢舒展，行动时同[字缺]无心，静止时与石头相似而无机心，物我合为一体，正道和邪径全都闭塞。我所说的，正是没有这样的人就不能住在这样的境地。禅师是宜春人，俗姓刘，名常进。当时人们因为禅师久住此地，便用他的姓改称岩名。○智满律师塔铭 从前长沙桓公有安定倾危、辅佐拥戴的功勋，收藏在晋国的盟府中。他的曾孙潜，品德高尚而不出仕。此后世代成为匡庐的高士。（此处疑有缺文。）有一位应真之士，在栗里生出灵秀祥瑞。大师法讳智满，是先生的第九代孙。（下文残缺。）铭文说：匡阜山下、炉峰山北，有白马香象，实在奇异非凡啊！毛类鸟类中，麒麟凤凰以德著称；那些绝足的飞禽走兽却仍被羁绊束缚啊！伟大的毗尼法师，垂示佛法、制定准则，整肃戒律弟子，以彰明法度啊！佛法社坛的仪式没有差错，古往今来的人纷纷而来，不论出家在家啊！三毒六贼，从根本上拔除、堵塞源头；蕴、界等烦恼都归降，只有大师能够做到啊！神识升入此族，香气留在天棘；石塔巍巍，位于二林旁边啊！僧人的衣帽是门人的服饰；心中服丧三年，悲哀无穷啊！○栖霞寺故大德[字缺]律师碑 世人说天下有四座名刹，栖霞寺是其中之一，因为这里世代产生高僧。从齐、梁年间的大小法师到大师，声望相继传承。所以江左地区尊重地称呼他的名号，称为栖霞大师。大师法讳昙[字缺]，俗姓王，是晋代琅琊文宪公的后代。自永嘉年间南迁以后，成为句曲人。祖父王师虔，曾任会稽太守；王师虔生王智，品德高尚而不出仕，州里称他为处士。王智生大师，大师自幼便与一般儿童不同，刚能说话，就聪明颖悟、出类拔萃，各种言论的深奥旨意，传入耳中就立即明白。长大后不吃荤腥，于是说：“上天大概将要洗涤我的身心器质吧。”后来在金陵依从希瑜律师落发，又在渡海而来的鉴真大师处受戒。之后与友人高陵恩律师追随远公东游，便一同隐居在匡庐东林。虽然想要抛弃名声，名声却已经很高了。于是吴、楚、青、徐各地的学者纷纷赶来；大师初次受具足戒五年，便在豫章龙兴寺讲授戒律，围绕座席捧着经卷的人多如麻苇。第二年登明寺坛受戒。至德三年，敕令隶属于明寺。后来多次主持甘露坛。大师端庄严肃、谨慎恭敬，成为僧众的仪范。大历初年才回到栖霞寺。他主持法坛传戒共十五次，讲授经律三十七座。州牧兰陵萧公推重他的为人，说他的声望风度，难道只有邺地、卫地的松柏才可相比吗？于是任命他为僧正，佛门纲纪大为振作；即使一纸公文、四方僧众的推重，也没有比得上他的。十四年，他忽然向众人公开说道：“我依戒律行事，自以为对篇聚之戒无愧，然而还没有摆脱追求声闻果位的束缚。” 后来他探究曹溪、牛头宗的旨趣，沉潜研习、深入思考，内心豁然有所领悟。于是说：“大丈夫彻悟本心，就应当如此。”建中元年，他在空谷中禅坐，即使野马般的风吹动鼓荡，星辰交错运行，外界的一切自有其规律，我又有什么事情呢？后来瓦官寺的弟子聚集商议，请求说：“瓦官寺是天下的名刹，大师是江左的硕德高人。若舍弃这里不居住，我们这些人还能仰望谁呢？”大师才出山居住，顺从了众人的愿望。没过多久，他对弟子志诚、海潮等说：“我将休息了，丘井梦、电光的譬喻一定会应验。”贞元十三年十一月六日丁亥，坐化于瓦官寺律堂。这一月丙申日，在新亭后冈火化并建塔。享年七十五岁，僧腊五十一年。在法坛受戒、成为其门人的，有庐陵龙兴寺明则、广陵定山寺道兴、乡邑寺行铨、临淮开元寺澄观、九江宝珍寺智满、当州彭城寺惠兴、瓦官寺灵津、鹤林寺常静、天乡寺日耀、龙兴寺惠登等，他们都成为引导后进的桥梁，为世间的灯烛。孔门贤者要到七十子之后，人们才知道仲尼是大圣；看见栖霞寺的弟子，难道不能为他们的师父扬名吗？如今宝称统领摩诃[字缺]刍众，戒坛压临庐岳，在大江以西南卓然居首。若说商那之后继承者是掬多，难道不能说他是佛门的雄杰吗？刘轲早年承受宝称的知遇，受命撰述此文，并且说：“若能得到您的铭文来铭记我的大师，我就没有遗憾了。”铭文说：有晋代世家，地处高远的琅琊，孕育了栖霞大师啊！宿世积累自有来由，许身于佛门，成为释氏弟子啊！结成缠盖，智慧之刃在其中淬炼，谁能与他相敌啊！璞玉经雕琢而发出金光，潭水澄澈映照明月，本来就是清净啊！以尸罗、毗尼开示应开、应遮、应止、应持，成为律师啊！收摄深奥教义、匡正高远志趣，游行遨游之间，声如蒲牢啊！梵行既已建立，薪火相传、光明相继，光辉高峻啊！○庐山东林寺故临坛大德塔铭（并序） 元和十年冬十月己亥日，我具寿大师归葬于庐山东林寺。事情安排妥当后，门弟子道深、如建等把撰写墓志看作急务，告诉彭城人刘轲说：“刘轲曾经执持我大师的巾和锡杖，大师的修行、事业、德行和形状，刘轲能够述说。”于是他们派弟子把事状送到山阳草堂，详细说明事情的缘由。刘轲接受此事后，仰头哭泣，并且说：“我是什么心情，竟能立刻忍心为我的大师作铭！”过了一会儿又说：“我不作铭，还有谁来作呢？”于是含着眼泪不断流泣，作了这篇石塔铭志。

译大师法讳上宏，俗姓饶，他的祖先是临川人。祖父公悦，父亲知恭，世代都是南城著名的儒者。因此大师从童子时耳熟家训，平日的风度举止，即使仓促之间也一定合乎儒者规范。十五岁时，忽然产生出世的志向，于是依从舅氏出家。二十二岁时，在衡岳大圆大师处受具足戒。大历八年，敕令配属本州景[字缺]寺。后来依从南昌[字缺]律师学习四分律。深入精研之后，有人跟随我听讲而通晓的，每天有一百多人。当时人们说，只要景[字缺]大师还在，就不用担心戒律无人。贞元三年，住在南昌龙兴寺，四方听闻名声而来的人像尘土一样纷至沓来。当时江州峰顶寺长老法真、台州国清寺法裔、荆州庆门寺灵裕，在当时都享有盛名。适逢灵坛有事，所以三位长老请大师共同主持。至四十年春，九江太守李康认为东林有远公旧社，不可以没有主持，坚决请大师住持。前后主持法坛共十八会，那一带的男女由我而出家成为比丘的，共有一万五千五百七十二人。大师既通晓大乘教义，又以毗奈耶为宗旨，以修多罗为法则；内心与曹溪相同，行事与南山相同。因此凡是来到我门下、登上我讲堂的人，从来没有空手而回。我驾着白牛来驱赶羊、鹿二乘，谁还说我是小乘之人呢？因此士大夫先生如颜真卿、姜相公，都愿意依照遗民、莱民的旧事，在虎邱、雁门一带等待大师。所以游历东林、西林二寺的人说，生公、慧远仿佛还在。大师将要离世时，留下遗言对几个弟子说：“我活了七十七岁，僧腊五十六年。年岁不能说不高，僧腊不能说不长；如今我要离去了，你们不要说我死了。”门人道深、怀纵、如建、冲契、宗一、智则、智明、云皋、图信、行允等长声号哭，悲哀无尽，一同在香炉峰下建立石塔。这一月丙寅日，按照旧例把舍利安置进塔中。刘轲不能推辞，献上诚意撰写铭文，铭曰：德行有塔来保存，功业有铭来记载；功业可以作为祖法，德行可以作为宗师。宗师可以作为师表，师表自有凭借。呜呼！千年以后，后来凭借此塔而进德修业的人，将知道这座塔中有传承毗奈耶的宗师。○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 丁巳年，即开成年号的第二年，有位具寿沙门名叫令检，从上京到洛师，用青白色袋子装着三藏法师的遗文和传记，来到行修里的柴门拜访我，并且说：“听说先生修饰、润色群言已经很久了。难道只专长于班固、司马迁，也不能成为释氏的董狐吗？先生难道没有听说贞观初年慈恩三藏的事迹吗？我斗胆说明这次来的意旨。”三藏法师的事迹记载在国史和《慈恩传》中。如今塔在长安城南三十里，起初高宗把塔建在白鹿原，后来迁到这里。中宗作影赞，赐谥“大遍觉”；肃宗赐塔额“兴教”，于是以此作为兴教寺，寺在少陵原南面。年岁渐久，塔没有主人，寺中也没有僧人，荒凉残败，游览者见了都伤心。长庆初年，有个穿衲衣的僧人昙景开始修葺它。大和二年，安国寺三教谈论大德、内供奉、赐紫义林，在寺中修设三藏忌日斋。斋众正在进食时，看见塔上有光，圆得像倒扣的镜子。僧俗都觉得奇异，义林便上报朝廷。于是他和两街三学的僧人共同修缮法师塔，又在塔旁琢磨一块石碑，到大和三年修缮完毕。义林临终时把遗言交代给门人令检说：“你一定要请文士为我作铭。”令检哭泣着奉行遗教，只把撰铭作为请求；若不是法允大师坟墓嫡传的弟子，谁能来到这里呢！” 刘轲推辞了三次仍不能辞掉，于是略述其事而作铭。三藏法师法讳元奘，俗姓陈，河南缑氏人。曾祖陈钦，任后魏上党太守；祖父陈康，任北齐国子博士；父亲陈惠英，身高八尺，须眉俊美，身材魁伟而沉厚，被称为通儒，当时人把他比作汉代的郭林宗。他有四个儿子，元奘排行最小。元奘十三岁时，依从兄长陈捷在洛阳出家。正逢隋朝末年失去统治，于是跟随高祖神尧皇帝到了晋阳。不久又进入蜀地，向基暹二位法师学习《摄论》《毗昙》。武德五年，在成都受具足戒。他精研戒律篇聚，又向赵州法师深学习《成实》，向长安岳法师学习《俱舍》。从那以后，西域经论传到中原的，没有什么不能贯通综览的了。起初中原的学者，大多用实相、性空来贯通各种学说，使《周易》的彖辞、象辞像马嚼子和鱼笱一样，往往在领会义理的道路上失去了鱼和兔。至于星罗棋布的名相、五法三性，他们还没有时间像剖析秋毫那样细致地阐明名相，使界、地、生等各类概念各有归属。大遍觉于是发言说：“佛理圆满至极，片段的言语和支离的解释，不足以作为师法和决断；这实在是因为经书传来得还不完备。我应当求得尚未听闻的道理，使跛足、眇目的人也能看清道路，一定要使理解和实行如同盒盖相合，才可以称为完整的人。况且法显、智严是什么人？尚且能够独自游历天竺，我怎么能坐在这里而使它自然到来呢！”三藏法师刚出生时，他的母亲梦见法师穿白衣向西而去，母亲问：“你要到哪里去？”法师回答：“求法。”贞观三年，他忽然梦见海中的须弥山突然凌波而入，随后看见石莲在海浪之外承托双足，山势险峻无法攀登，于是试着纵身跳跃，猛然乘风而起，升到半空四望，天空廓然澄澈、无边无际。醒来后自己占验说：“我向西行已经决定了。”到了凉州，督都李大亮防禁特别严密，逼法师返回京城，法师便趁夜逃走，渡过瓠芦河，出了玉门，经过莫贺延碛。一路艰难险阻，跌倒后又爬起来，何止一百多次！从此越过流沙，到达伊吾，高昌王麴文泰派贵臣带着骆驼、马匹，在白力城迎接法师。高昌王和太妃以及统军大臣等以师礼尊敬法师，国王亲自跪在座位旁边，让法师踩着自己的肩膀登座。赠送的资财十分丰厚，又送到叶护可汗的衙署。高昌王还写了二十四封书信，分别通告屈支等二十四国；向可汗献上花绢五百匹，说法师是自己的弟弟，想向婆罗门国求取大法，希望可汗像怜爱弟弟一样怜爱法师。法师所经过的各国，国王以礼厚待他的，大多如此。此后所见支提、梵刹、神奇灵异的事迹，往往都有；法师全都竭尽诚心、极其恭敬，耳目所见所闻，积累成广博的见闻，与世人所称的博物之士相比，相差多么远呢？详细情况记载在传记中。

译到达中印度那烂陀寺时，寺中派下座僧二十人，都是熟悉礼仪制度的人，引导法师拜见正法藏，也就是戒贤法师。法师进去拜见，肘膝触地，舔过戒贤的脚，然后才起身。戒贤询问他从哪里来，法师说：“从支[字缺]来，想依从您学习《瑜伽论》。”戒贤听后流泪说：“这正好解释了我三年前梦见金人的话，我等候你已经很久了。”于是安排法师住在幼日王院觉贤房的第四重阁楼，每天供给担步罗果一百二十枚，大人米等物品也按这个标准供给，尊敬到了这种程度。法师的名声已经流传五印度，学习三学的人仰望他如同仰望上天。因此大乘法师称法师为摩诃天，小乘法师称他为解脱天，于是向戒贤请求留下法师。法师说：“诸位难道不希望支[字缺]国的人开启佛法智慧之眼吗？”没过几天，东印度王构摩迎请法师。戒日王听说法师在构摩那里，派使者对构摩说：“赶快把支[字缺]僧人送来。”构摩说：“我的头可以得到，僧人却不能得到。”戒日王神勇威猛，名声震动各国，便发怒说：“你说头可以得到，就把头送来。”构摩害怕了，于是整备二万头象、三万艘船，与法师一同逆流而上伽河，在河北岸修筑行宫；构摩亲自到河南岸迎接戒日王。戒日王说：“支[字缺]僧人为什么还不来？” 构摩说：“大王可以屈尊前往。”戒日王见到法师后，捧接他的脚，表示极度恭敬，并且说：“弟子听说支[字缺]国有《秦王破阵乐》。”于是询问秦王是什么人。法师详细讲述太宗顺应天命、顺从人心的事迹。戒日王说：“若不是这样，怎么能成为支[字缺]国的君主呢？”于是命法师拿出《制恶见论》。可是小乘教徒和外道没有立即屈服，便请求在曲女城集合五印度的沙门、婆罗门等人以及十八国国王，来观看支[字缺]法师的论辩。总共十八天，没有人敢抵挡他的锋芒。戒日王知道法师无意久留，便用丰厚的象、马和装载财物的袋子为法师饯行；又用白绢写成诏书，让达官护送法师，经过的各国都命令军队护卫，直到送达汉地。法师从于阗返回，恰逢高昌的胡商入朝，便托他们附上奏表，从西域回来。太宗特意派遣使者迎接慰劳，又下令从于阗等地一路护送法师：令敦煌在流沙迎接，鄯部在沮沫迎接。当时皇帝在洛阳，便命西京留守梁国公房玄龄让有关官署准备迎接。当天夜里住在漕上。贞观十九年春正月丙子日，留守从漕上到都亭迎接，有关官署向各寺颁发帐舆、花幡，把经书送到宏福寺。第二天，在朱雀街南面举行盛大集会，陈列法师在西域所得的经书、佛像、舍利等物。梵文经书共有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用二十匹马驮回来。从朱雀门到宏福寺十多里，整个京城的男女倾城而出，夹道排列，人与非人密集无比，真不知有多少俱胝。壬辰日，法师在洛阳宫拜见文武圣皇帝。二月己亥日，皇帝在仪鸾殿召见他，广泛询问雪岭以西各国的风俗，法师都详细陈述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清楚得如同指着手掌。太宗大为高兴，对赵公长孙无忌说：“从前苻坚称道安为神器，今天法师所达到的境界比道安更远。”当时皇帝将要征讨辽东，法师请求在嵩山少林寺翻译经书。太宗说：“法师西行以后，我替穆太后在西京建造了宏福寺，寺中有禅院，可以在那里翻译。” 三月己巳日，迁入宏福寺。夏五月丁卯日，法师才开始翻译贝叶梵本。贞观二十年秋七月，法师进呈新译的经论，又请求皇帝撰写经序；同时进呈奉诏撰成的《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太宗赞美法师仪容风度，又认为他有辅佐宰相的才干，便让法师脱去缁衣，穿上金紫官服。法师于是用五种道理赞颂皇帝的圣德，请求不要改变自己的志向。太宗随即询问《瑜伽师地论》十七地的义理。太宗对侍臣说：“我看佛经，就像仰望天、远观海一样；法师能够在异域得到这样深奥的佛法，不只是法师自己的愿力，也是我和诸位过去世积植善根而共同遇上的结果。”《三藏圣教序》写成后，太宗亲笔书写。太宗住在庆福殿，百官陪侍在位，让弘文馆学士上官仪当着群臣宣读。贞观二十二年夏六月，天皇大帝居于春宫，又撰写《述圣记》和《菩萨藏经后序》。太宗因而询问什么功德最大，法师回答说是使人得到超度。自隋朝末年天下寺院毁坏，僧尼几乎断绝。太宗从此下诏天下各州寺院，每寺应剃度五人，宏福寺剃度五十人。戊申日，皇太子发布命令，请法师担任慈恩寺上座，并修建翻经院，备好仪仗礼制，从宏福寺迎接法师。太宗和皇太子、后宫等人在安福门手持香炉，目送法师离去。到了寺门，皇帝命赵公英和中书令褚遂良引法师入内，在殿中演奏九部乐和《破阵舞》，又在庭院中表演百戏，然后才回去。贞观二十三年夏四月，法师随驾来到翠微宫，与太宗谈论赏玩，终日不倦。太宗向前靠近法师，捋起衣袖说：“只恨我们相逢得太晚。”第二天，太宗在含风殿驾崩。高宗即位后，法师回到慈恩寺，专心从事翻译。永徽三年春三月，法师在寺门南面建造石浮图。高宗担心工程太大难以完成，命令改用砖建塔，共七级，高一百八十尺，每层中心都供有舍利。冬十月，中宫正怀孕，请法师为胎儿加持；孩子出生后，神光充满院落，这就是后来的中宗孝和皇帝。请求给他取号为佛光王，接受三归依，穿袈裟，剃度七人，并请法师为王剃发。满月时，法师进献金字《般若心经》和法具等物。显庆二年春二月，皇帝驾幸洛阳，法师与佛光王在御驾前出发。到达行宫后，在积翠宫译完《发智论大毗婆沙》。法师早年丧父，便趁随驾回京的机会寻访故乡，找到张氏姐姐，询问父亲的坟墓，才知道坟丘已经夷平，于是捧出遗柩，改葬在西原。高宗下令有关部门由公家供给费用，完备丧葬礼仪，尽到送终的礼数。洛阳一带的僧俗前来参加的有一万多人，佛教界都以此为荣。显庆三年正月，皇帝驾回西京，命法师迁居西明寺。高宗认为法师是先朝所敬重的人，对他的礼敬更加深厚，中使往来不绝，朝臣慰问和赏赐没有一天间断。法师得到赏赐便随即散施出去。中国人特别重视《般若经》，前代虽然翻译过，却仍不完备，众人请求法师再行翻译。

译法师认为这项功业太大，恐怕难以完成，于是请求在玉华宫翻译。显庆四年十月，法师来到玉华宫，住在肃成院。显庆五年正月初一，开始翻译梵本，共二十万偈。法师急切勤奋，常常担心不能完成，经常勉励译经弟子，要求他们每个人都用加倍的心力。直到龙朔三年才搁笔。法师翻译《般若经》以后，精力已经大为耗损，对弟子们说：“我所做的事已经完成了。我闭眼以后，可以用蘧蒢作我的遗体安葬之具。”弟子们哭得泪如雨下，并且说：“和尚为什么突然说这样的话？”法师说：“我已经知道了。”麟德元年春正月八日，弟子元觉梦见一座大浮图倒下。法师说：“这是我灭度的征兆。”于是命嘉尚法师把所翻译的经论全部记录下来，共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八卷。又绘制俱胝数量的弥勒画像，各一千帧；又塑造素像十俱胝尊，供养悲敬上油各一万人，燃烧十万盏灯，赎放数万生灵。于是向寺中众人告别，三次称念慈尊，发愿往生兜率内院。到二月五日夜里，弟子光等问：“和尚决定能往生弥勒内院吗？”法师点头表示能够。不久便去世了。享年六十九岁。起初高宗听说法师病重，御医接连不断地赶往诊治。等到坊州的奏报送到，皇帝悲痛哀恸，因此停止朝会三天。下令坊州刺史窦师伦让官府供给葬事所需，又下令允许京城僧尼护送灵柩到塔所。弟子们把灵柩奉放在慈恩寺翻经堂，僧俗赶来奔赴，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四月十四日葬于▯东，京畿五百里以内前来送葬的有一百多万人。到了总章二年四月八日，皇帝下诏迁葬到樊川北原，这是因为不忍伤害圣上的感情。法师身高七尺，眉目如画，目光直视而不旁顾，端庄严肃如同神明。自佛教传入东方以来，翻译事业的盛况，从没有像法师这样。即使滕、兰、澄、什、康会、竺护这些人，也没有谁能与他相比。经他整理阐发，文采盛美的唐梵新译经典已经广泛流布。自他示疾直到升神，奇异的感应多得无法一一记载。大概没有人能详细知道他的果位次第；若不是已到上地，谁能做到这样呢？铭文说：三藏法师降生，本来就是乘愿而来。他从圣胎而入，出生在凤堆。隋大业末年，潜居于并州。年幼时拜见皇帝，和兄长一同前往。神尧皇帝认为他非同寻常，善果法师为他剃度。若不做臣子，必定成为人师。觉得所学佛法还不够，便从洛阳前往蜀地。求学不拘泥于固定老师，正如鸟儿一定要选择良木。足迹遍及夷夏之后，又去探求身毒的佛法。进入寺院，遇到烂陀寺，拜师于尸罗。遇到戒日王，论辩而通晓《瑜伽》。瑜伽师地，是佛教藏典的源泉。他繁复的名相数目，就像抽丝一样抽绎出圣人的旨趣。我掌握了它的关键，红色法幡于是重新树立。名声在曲女城传扬，归服于真正的佛法主人。佛法主人当是文皇帝，臣子当是蔡、梁。天下处在贞观盛世，佛法因此大放光明。光辉灿烂的三藏法师，是佛法的护持者和传付者。佛法交付给合适的人，经论翻译编纂得文理斐然。梵语和华言彼此宣说，胡汉两种语言相互传播。台省大臣亲自笔录，皇帝屈膝前席相待。积翠宫中飞花飘落，恩光盛大灿烂。太宗撰写《三藏圣教序》，天皇撰写《述圣记》。在帝王朝廷中宣扬，百官纷纷传诵。三藏法师感到欣慰喜悦，神灵也降下福祉。滕、什等人都比不上他，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我功业已经完成，我的名声也已经成就。脱下鞋履离开玉华宫，升神而往生兜率天。打开棺木、揭开殓衣时，天香浓郁扑鼻。墓地地位高下已有分别，神人都能预知选择。终南山以南地势高，樊川一带空气清爽。修建佛塔的是谁？是林公主持营建。弟子令捡负责检校，确实办理了这些事情。把铭文刻在塔旁，检验并彰明真正的佛法传人。农夫祷 丙戌年，发生大饥荒，楚地南部江、黄之间尤其严重。第二年，我将要前往舒州，途中经过东山，看见一群老农聚集族人，在伍君祠中祈祷。他们的心意真诚，措辞却很俚俗，于是我得到这篇文字后替他们润色，也借此表达对各位执掌政务者的敬意。农夫某谨慎地向神明表达至诚：神啊，请听我这些以耕种为生的人说，谁不是土地上的人呢？人有所求，神明难道不会凭聪明正直来听取吗？过去连续多年发生饥荒，百姓成为鳏夫寡妇，田地没有耕作的人，桑树没有养蚕的妇女，又遭受瘟疫、创伤和疮病，一方百姓尤其危急。紧接着吴、蜀用兵，官吏来到家门叫喊，殴打那些劫后余生的人，带弓持戟，使女子与亲人活活分离，行走者啼哭，奔跑者号哭。王师出征，群盗相继被诛灭，百姓才回到自己的居所，重新修复家庭。房屋毁坏，田地荒芜，却也没有免除他们的租税。如今收拾残余，重新恢复生产，人人都要付出加倍的力气，只希望秋天能够大获丰收。实在担心天旱不下雨；下雨又担心发生水涝；即使不发生水涝，又担心禾苗只长穗而不成熟，抽穗而不结实；又担心遭受螟虫和蝗灾；又担心马厩里的马夺走粮食，贪赃的官吏加重征敛。唉！一定要让马没有吃不够的粮食，让妾媵没有穿不够的罗纨吗？我征收的赋税已经很少了，又怎么能对那些本来就少的东西加重征收呢？恭敬地希望神明不要忽略这些事情。祷告说：不要使农民瘦弱，却让马厩里的马肥壮；不要使养蚕妇女受寒，却让歌妓妾媵温暖；不要销毁农具来增加兵器。农民不挨饿，天下才会富足；养蚕妇女不受寒，天下才会安定；农具不被销毁，天下才会富饶。妾媵温暖而骄纵，兵器增多而残害百姓，马匹肥壮而军人骄横。不追逐奔逐，便能粮食充足、衣服丰足。皇天啊，皇天啊，怎么忍心让这种事情发生？如果不这样做，百姓就会欢欣，神明也会怡悦。尚飨！卷七百四十三 裴休 裴休，字公美，是孟州济源人。长庆年间考中进士，又考中贤良方正异等科。历任各府解署官职，入朝任监察御史、右补阙、史馆修撰。会昌年间由尚书郎历任外地州郡长官。大中初年屡次升任户部侍郎，充任诸道盐铁使。转任兵部侍郎，升任御史大夫。大中六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屡次转任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大中十年罢职，任宣武军节度使。封河东县子。任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大中十一年充任昭义军节度使。十三年调任河东。十四年调任凤翔，后来又调任荆南。咸通初年入朝任户部尚书，后调任吏部尚书，加授太子少师，去世。请革除横征税和私贩茶叶奏 各道节度使、观察使设置茶店和停所，向茶商每斤收取拓地钱，又向经过的商人征税，很不合乎法理。现在请求清理革除这些横征的税，以便船只通行。商旅安定以后，税收自然会增加。如今对正式纳税的茶商，又常常被私贩茶叶的人侵夺利益。现在请求选用强干的官吏，先在茶山出口以及庐、寿、淮、南各界之内布置缉捕；晓谕并招收私贩者，酌情加征半数税款，发给自首凭帖。令他们在当地公开经营，从此畅通流通，不再苛刻侵夺。所希望的是招抚救济穷困的人，从下层杜绝奸诈欺骗，使私贩者免除犯法的忧虑，使正式纳税者不再有失去生计的叹息。要追究根本，就必须举明纲要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