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百八十八

译倘若因为他们尚未有越境侵暴的行为，而且已经开启请求赦罪的言辞，便下诏收兵，完全宽宥他们；即使根本问题还没有安定，也暂且停止战争、使百姓休息，这是又次一等的办法。如果只是像现在这样，二十多个军队，禁令不统一；对一群想回归的人，不能指望他们有拼命效死的心，想望他们成功，也已经很困难了。伏望陛下留意。论旱灾表 臣德舆言：臣恭敬地看到，自春季三月以来没有下雨，连续经过夏季直到秋季，田野乡里的百姓哀号，农作物收成已经没有希望。陛下斋戒清心、减少膳食，怜悯百姓，向宗庙告祭，向天地祈祷。凡是一件可以祈求的事，必定致以相应的礼仪；凡有一个人来请求，必定诚恳听取。他忧虑百姓、怜悯旱情，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然而甘雨还没有降下，众人的心情如同被火焚烧，公私两方面都困窘，一天天更加严重。臣听说水旱灾害，是阴阳变化，前代贤明的君王也不能避免，只不过有预先防备的方法罢了。消除天灾，没有比修明政事更好的；感动人心，没有比广施恩泽更好的。人心和谐融洽，天地之和便会相应。过去尧、舜在上，天下没有穷困的人。如今陛下爱护百姓的心，远远超过尧、舜，却仍有穷困不能得到救济的人，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臣斗胆凭朴拙愚见，分条陈述管见，伏望圣上裁夺。一、近些年即使发生旱灾，也都还有禾苗，只是时雨有时失期，不能抽穗结实。如今京畿以内，很多地方没有下种，种下的也不能生长；刚刚长出短苗，随即就焦枯了，大体都成了赤地，毫无收成希望。流亡迁徙的百姓，有的前往近辅，有的到达京西，死倒、困顿、衰耗在道路上的人很多。即使留在原地，也只担心到了种麦时没有种子可播。近来人们已经为麦子忧虑，所收大概很少，又接连遭逢旱灾歉收，性命都成问题；眼前情势紧迫，只求勉强糊口，愚昧的百姓也必须给他们筹划生计。伏望把今年夏税麦中各县应收的一部分，酌情留在本县，用作临时赈济和借贷麦种。今年秋税，除水利田按规定分数征收外，其余一律免除。往年拖欠的赋负，也全部免除。发布恩德诏令，下达明白诏书，充分施及百姓，使人人都知道，那么人心便会安定，不愿迁徙，喜气也会相互感通。即使不免除，也绝对无法征收；不如事先谋划，这样恩德归于皇上，这是当前最为急切的事情。贞元十四年，夏季旱灾还没有今天严重，官吏大多把督促责罚、完成征收作为要务，没有符合陛下视民如伤的旨意，以至于有县令被辖区百姓殴打。前事离现在并不远，伏望陛下留意。一、漕运这件事，是为了救济关中，有关部门根据收入来安排，本来就是为了支撑计度。依臣愚见，暂且从东都开始，沿途仓库所储存的米，随水路、陆路分批供应；即使运输路程加倍，也应当按实际用钱支付脚价，务必使粮食迅速到达京师，不要计算运输途中节省的费用；随后再筹划江淮米粮运入京师，以补足常数。又可把太仓的粟米，按一年所需费用以外的数量，拿出来卖给百姓；这样市场价格一定降低，储藏粮食的人自然也会把粮食拿出来。一、《尚书》说：“罪行有疑问时从轻处理。”又说：“过失即使大，也要宽宥。”陛下已经命令省、寺审理囚犯，分别减等，务求宽免，这实在是圣明慈爱、体恤隐微，是最大的恩泽。臣愚见认为，不如特地下达成命，在朝廷公开宣布，使京城内外的人都欢然接受恩赐。近来还有一些曾被贬斥放逐的人，自以为永远没有被录用的机会，于是坐视自己成为坏人，感伤和气；冬季荐举的官员，超过三年还没有受到任命的，不敢出城，相互望着乞讨食物，突然就死去，这也是穷人的一种情形。近来有被越级提拔、从贬斥放逐中起用的人，有的被起用为二千石官员；同类的人一定会互相安慰勉励，上面承受圣恩；即使尚未受命的人，也知道重新起用还有希望。冬季荐举的官员都按次序叙用，已经适合他们的资历。这实在是圣上的慈爱和勤于思虑，以禄位奖赏人才。伏望趁此扩大施行，使人人都能自我效力。过去颜子不重复犯错，蘧伯玉知道自己的过失，这说明古代贤人也不能没有过错，只在于知道后改正罢了。弃置瑕疵、奖掖善行，任用人的长处，那么就没有废弃的人才；这是治国道理中最切要的事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一、天下的治理在于百姓安定，百姓安定在于赋税减轻，赋税减轻在于经费节省；天下没有不由这条道路达到治理的。生产的人少，耗费的人多，物力既然困竭，百姓的生命就必然受到危害。大历年间一匹绢的价格将近四千钱，如今只有八百、九百钱；假使征税的数额同过去一样，从百姓那里取出的东西已经多了五倍。又各地守臣急于向上进献，以替国家聚敛怨恨，为自己购买声誉；有的扩大军用物资的征求，而军籍中其实有虚额；有的把土地征收的数额加倍，用各种办法搜取。这本来就不是每家财产都能从百姓劳力中产生的。即使有善于计算、精通历数、能够谋划利益的人，对于使百姓困苦来说，也同样如此；割取大腿上的肉来充饥，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只在于陛下思虑并实行。大《易经》《节卦》的说法是：“天地有节制，四时因此形成；以制度节制，不伤害财物，不损害百姓。”伏望命有关部门审慎衡量收入的数额，节制轻率耗费的根源，不养无事可做的冗员，不支出浮泛费用，所有事情都节省俭约，以等待丰收之年；这是救灾恤患最切要的事务。一、前代史书说：“一时不下雨，人们就要像狼回头一样惊惧。”如今已经经历三个时节了，农民盼望年成，把粮食看作上天所赐；京师家家户户惶恐不安，不知如何是好。《诗经》说：“先人有话说，要向割草打柴的人询问。”古语说：“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何况有牙齿、戴头发的人类，是万物中最有灵性的。伏望让百官都可以上奏陈说利弊，有可行的便斟酌施行，不可行的也容纳宽恕；这也是体恤隐情、宽宏包容的大要。此前臣考虑，今年遭受饥荒和旱灾，京师粮食艰难，圣心忧虑，臣下怎么能安心？臣认为，救济灾害不在于祈祷求神，而在于实际措施；有备粮的不只在公廪，也在于登记在册的百姓。如果臣心怀愚见，便不敢缄默，上烦圣上思虑；事情或许不合适，但臣反复倾注赤诚，所看重的是不隐瞒。臣惶恐焦灼、战栗失措到了极点！谨亲笔起草奏疏奏闻。臣某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谨言。昭义军事宜状

译右件：山东的节度使拥有肥沃的土地和精锐的军队，三十年间逐渐强大。有的父亲死后儿子继承，起复后统领军队；名义上的官爵虽出自朝廷，实际的土地和权力却专属于外地藩镇。泽潞向来是强大的藩镇，磁州、邢州、[缺字]州同几个道犬牙交错，所以想要改变山东的风气，首先在于选择昭义的统帅，使他能够训练军队、征收赋税、遵循法制，以威势镇服他们，扼住他们的咽喉，改变他们放纵张扬的作风，使他们纳入法度轨道。这是关键所在，不可不慎重。卢从史从军校中提拔出来，列身藩镇，以先朝含容温养的恩德，积累了臣下所受的厚重宠禄。况且自建中、贞元以来，每任命一个方镇，往往就拖延多年，逐渐增加爵位品秩，直到死后还加以吊祭和追赠。自陛下圣恩抚育万方、天威震耀以来，吴蜀平定，人与神都和谐。三四年之间，调换节度使，出入朝廷内外的有几十人；手持圭璧、不等候车驾召见便赴任的人，接连不断于道路之上，而卢从史却安享宴乐，没有显著功绩。近来众人的心情，还希望朝廷罢免替换他；如今正好趁他服丧，可以慎重选择守臣。况且卢虔凭文学做到大官，死在朝廷之下。若卢从史贤能，正可以完整遵行儒家的丧礼，弘扬圣朝以孝治理天下的道理；若卢从史不贤，那么任用非其人的官员，便会互相勾结煽动，酿成祸患，给朝廷留下忧患，恐怕就从这里开始。况且成德的情况与昭义不同，众人的意见认为，答应成德的请求可以，答应昭义的请求却不可以。因为恒州、冀州的习俗延续已久，如果同类相承，就会一味包容污垢、推施恩惠，应该逐渐加以控制。所以，上党是朝廷腹地，不能因循姑息；差之毫厘，利害就会相差万倍。有人或许担心，如果不接受他的请求，就要劳烦王师；武人受到诱导劫持，阻拒十天一个月。臣愚见认为，凡是朝廷筹划得很深远重大的事情，正应当按最适当的办法处理；如果成命已经下达，却不立即率众遵行，那么邻近各道就会戒严，在边境上备战；人人都有自己的心思，必然会想着亲自效力。前秘书省校书郎薛贻谋，曾任卢从史的掌书记；去年恳求罢免职务，回到京师故里。臣以前任礼部侍郎时，薛贻谋考中进士，曾多次同他见面，询问泽潞、山东的人情和事势，薛贻谋对其中一二都说得很详细。他说卢从史的恩信不能施及下属；如果命令将领讨伐，万无可忧。或许可以召薛贻谋来陈述奏议，也希望稍微扩大圣上的听闻，只是事情更加拖延，反而失去时机。臣身列朝班，禀性愚鲁，只要有所见闻，便披露肺腑；从众多情况中得到的判断，事情已经很明白，不敢缄默，谨上疏陈奏。臣惶恐恳切、战栗失措到了极点！谨录此事奏闻。谨奏。恒州招讨事宜状 右件：臣恭敬地看到诏旨，因为王承宗没有接受朝廷命令，薛昌朝没有赴任德州，便大规模兴动军队，专门进行攻讨，朝廷内外的臣民无不愤恨激切。臣私下计算，近几天以来，朝官议论用兵弊害的已经很多，臣不敢再引述烦琐言辞，徒然惑乱圣听；现在只直截了当地提出两条管见，冒昧上陈。一是神策军等驻在城中的士兵，大多是市井中的屠夫、商贩，依靠军籍庇护自身，没有经历过战阵，很难取得成功；行军路途又远，其中的忧患不可小看，或许在中途就溃散骚扰，结成盗贼，尚未交锋便另有这种忧虑。何况恒州、冀州的骑兵一向强劲，兵数也相当多；如果拖延时日，就会损害朝廷威望。又西戎、淮右，[缺字]凶险狡诈、变化多端，或许乘机侵犯边境，或许触犯法纪越出境外；禁卫军的武备不可一下子空虚。山东还只是疥癣之疾，京师却是心腹之患，不能不对此深深留意。一是恐怕应当立即罢除成德以及德州、棣州两道的节度使，使六州百姓知道有所奉行，在交战之时各自图谋脱身。否则，就依照土地边界相接的情况，把他的土地全部分割，例如乐寿、博野，可以退还瀛州之类；使他的四邻各自致力于攻取，那么人人都会自行作战，恩德归于朝廷，不劳烦军队、不耗费财力，便可以坐收剪除妖孽之功，这也是必然的道理。伏望陛下正处于忧劳之际，臣忝列朝班，只要有所知晓，便不敢缄默。臣惶恐恳切到了极点！谨录此事奏闻。谨奏。元和四年十月十七日，太常卿权某上奏。山东行管事宜状 一、自去年十月兴兵讨伐罪人，到现在已经半年，还没有看到成功。时令渐渐进入夏季，水灾、涝灾和疾病将要发生，众人的心不一致，主军和客军相差悬殊；如果再拖延下去，必定担心军队溃散扰乱。私下听说自从出兵以来，已经耗费五百多万贯，物力既然困竭，人心便会动摇，不能不对此深深留意。一、山东诸侯中尚未入朝觐见的，各自都有儿子，男子可任副大使；他们的心思并没有相差多远，谁肯替陛下尽力呢？凭陛下的神武和圣明谋略，已经扫平吴、蜀；凡是劝陛下讨伐王承宗的人，虽然表面上似乎忠诚，他们的用意却在于一定使事情不能成功，等朝廷受到挫败，便不再过问山东的事情，这就是他们的谋划。一、凡是发动众军出征，必须顺应众人的喜怒。王武俊确实有击破朱滔的功劳，而且土地广阔、兵力强劲；如果再拖延下去，损害和挫折会更加严重。如今朝廷公卿大夫的意见，不如爱护百姓、使众人休息，包容污垢、忍受耻辱，充分下达哀痛的诏书，宽免他的罪过；如果再遭受失败损伤，就来不及了。一、如果直接赦免王承宗，确实合乎人心；但军队出征半年，无功而回，还不如借此有所安排，使众人的情绪有所观察和听从。比如卢从史，诱骗设置陈璀，凡事拖延，贵价出卖粮草，低价收购缣帛，倚仗寇贼作为援助，以求邀取宠幸利益；其中真假情况不止一端。与王承宗相比，他的过错实在更重。如今如果就近任命行营节度使，命令他加倍赶路，估计走到半途时授给他泽潞；然后另行任命卢从史为京西以来的某一镇节度使。这样一旦离开本地巢穴，他的奸计就不能施行；新授的朝廷命令和宠荣在身，他一定没有不赴任的道理。何况听说他贪婪暴虐，众人厌恶痛苦；有所更换，一定会求得欢悦而服从。如果同时发布任命、罢免替代卢从史以及宽宥王承宗的三道制书，那么众人的情绪就会被感化，成命也会贯通。伏望陛下试着对此加以考虑。一、军队储粮和国家的经费，仰赖江淮供应；江淮遭受旱灾歉收，人心一天比一天急迫。如果战争连续不断，不能解除，那么忧患就不小。近来众人认为，淮西三州之地使四面军队劳苦、财物耗费，应该一定任命朝廷中的将帅，以端正王法。昨天已经任命吴少阳充任留后使，臣料想圣上慈爱，一定以爱护百姓为心，宽宏地养育万民；淮西尚且如此，那么王承宗的事情按理也不会有疑问，只在于迅速处理罢了。

译此前臣在去年四月十五日上奏，认为想要改变山东的风气，首先在于选择昭义的统帅，担心卢从史煽动勾结而酿成祸患，给朝廷留下忧患。又在去年十月十七日上奏，认为禁军中有很多市井屠夫、商贩，没有经历战阵；如果拖延时日，就会损害威望，使人情忧惧惊骇；因此臣思虑再三，竭尽肺腑。凭陛下的圣德圣姿，虚心接纳、宽宏包容，臣斗胆以疏远卑微的身份，上干圣上的聪明。臣惶恐恳切迫切到了极点！谨录此事奏闻。元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通议大夫、守太常卿臣权德舆奏状。迁庙议 今年夏季四月在太庙举行禘享，太祖景皇帝居东向之位，并讨论迁庙之位。臣恭敬地依准本月十六日敕令：“禘、祫祭祀，是礼制中的大事，先前已经有众多议论，但仍不够精详；应当再命令百官议论，限在二十六日以内奏闻。” 臣听说礼有五经，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的。祭祀被称为百事顺遂的根本，确实能够承受福祉。所以说：“万物以天为根本，人以祖先为根本。”太祖有始封之尊，应当在大祭时享有东向之尊位，百代不迁，在下统摄昭穆，这是孝敬祖先、严肃祭祀的最高制度。周朝从后稷起，十六代到武王，毁庙迁主的，都是太祖以后的祖先，所以按昭穆排列，合食并没有嫌疑。汉朝的太上皇，神主埋葬在园寝，不久又设置别庙，这是因为属于尊长，所以周、汉两朝太祖的位次都是确定的。自魏到隋，则空置太祖之位；魏明帝初年，因为太皇的别庙尚未建成，所以权且设置对祫；后来有关部门制定七庙制度，以太祖以下为昭、穆二祧，不久到了三位少帝时，国运转移到晋。晋朝不把兄弟作为代数，所以元帝向上继承武帝，简文帝向上继承元帝。到安帝时，才把从征西府君到京兆四府君的神主全部迁去，还没有来得及举行大祭，国运又转移到宋。起初永和年间，人们对四府君神主收藏的礼制有所疑问，诏令公卿广泛议论。范宣请求筑一室，韦泓请求等屋宇朽坏后再停止祭祀，蔡谟也请求另筑别室；如果还没有举行迁入仪式，就应当进入太庙，以征西府君东向，议论最终没有施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六日〕 宋、齐、梁、陈、北齐、北周、隋，全都空置太祖之位以等待本朝太祖；但它们国祚都很短，这种礼制没有得到施行。这样看来，自魏以来，太祖排列在昭穆之位，并不是通行的常例。武德年间亲庙有四座，从宣简公以下；贞观年间建立七庙六室，从宏农府君以下；开元年间才开始制定九庙制度，追尊献祖、懿祖。因此从武德到开元，太祖分别处在四庙、七庙、九庙的数目中，空置东向之位，也并非惯例。广德二年将要举行大祭，有关部门认为二祖亲尽应当迁去，太祖九室已经齐备，于是这一年冬季举行祫祭，正式让太祖居东向，把二位神主藏在夹室，至今已经十八年。建中二年冬季举行祫祭，有关部门错误引用蔡谟关于征西府君的议论，让献祖居东向，懿祖为昭，太祖为穆，这实在是颠倒违背礼义、令人疑惑的大错。议论者有人引用《春秋》中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王武王不先不窋作为证据；况且汤以及文王、武王，都是太祖之后，按道理没有疑问。至于禹不先鲧，怎么知道提出这个说法的人不是启于太康时代，而左丘明只是因此记录下来呢？从前有关部门认为二位神主藏在夹室不合适，这可以；认为缺少大祭是不敬，这也可以；但让太祖处在东向之位，却不可以。因此贞元七年冬季，太常上奏，请下令百官共同议论，诏令批准了他的奏议。八年春，有于颀等十六份奏状；到十一年，又诏令尚书省集合议论，有陆淳、宇文炫两份奏状。前后意见各有异同，共有七家的说法。至于藏在夹室、空置东向、远迁园寝、分别举行禘祫祭、增加币帛玉器、安置空神主，以及反复占卜埋葬等说法，援引越多，越失去礼的本意。臣等仔细审察讨论，只有设置别庙和附葬于德明、兴圣二庙两种说法最有根据。德明、兴圣之庙，本来就是别庙，等同于重新创立，这又容易实行。臣考虑，德明皇帝处在舜、禹之间的时代，与后稷、契有同样的功劳。契的后代建立殷朝，延续将近五百年；后稷的后代建立周朝，超过八百年。德明流传的光辉无穷无尽，开启了后世皇朝的运数，宏大的福祉和神灵的长久，足以与天地相称。又献祖、懿祖对于兴圣皇帝来说，犹如曾祖和高祖，这也正如周人把先公附祭于祧庙，是礼制中不可缺少的礼。彰明尊祖的道理，端正大祭的仪式，礼文和祭祀制度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意见相同的共有七份奏状，一百多人，其中有名的儒者和礼官，对礼制讲习熟悉。臣在贞元八年承蒙圣恩，以博士身份被征召到京师，恰逢议论此事，当时同崔儆、刘执经联名上状。十一年，臣任职担任近侍，不在议论之中；如今屡次承蒙圣上褒奖，得以辅佐宗伯，所守的职责就是掌管礼典。臣考究古今，竭尽愚见，哪里敢凭借疑惑的文字和虚浮的说法，冒犯陛下严肃恭敬、慎重难决的心意？对于主张藏夹室等五家的不安之说，谨慎地分条上奏，伏望圣上裁夺。谨议。藏于夹室 右件：太祖以下毁庙神主的收藏处就是夹室。如今如果把二祖的神主一同放在夹室，举行禘、祫祭时，代祖元皇帝作为迁去的神主参与合食，而二祖神主仍留在夹室，那么神灵依托在哪里呢？或者有祈祷时才祭祀，没有祈祷时就停止，怎么举行大祭？又或者说每次禘、祫祭时，到夹室去享受祭祀，那又怎么能称为合食？这是不可行的。空置东向之位 右件：自魏、晋以来，才有把太祖以上的府君设置在亲庙中的制度；太祖以下既然已经按昭穆排列，太祖以上的祖先亲尽后都迁去。然后才正式设置东向之位，以彰明不迁的尊重。自魏到隋，国运都很短，或者遭逢离乱和许多变故，礼制没有实行，所以空置东向之位。武德以后，贞观、开元增加庙数，太祖的尊位受到压抑而没有实行，所以空置东向。如今九庙已经齐备，代祖已经迁去，却还要议论空置东向，就没有这样的先例，这是不可行的。园寝 右件：汉、魏时期太上皇和处士君设置园寝的制度，是因为地点靠近京师，所以迁移神主没有什么异议。如今二祖的园寝都在赵州，法驾仪仗和礼仪经过的道路遥远，这是不可行的。分别受享 右件：尊敬祖先、敬奉宗庙，最正确的道理不能有两种；审慎地举行禘祭、合祭，是君王首先要做的事。议论者请求，平常让献祖接受祫祭、太祖接受禘祭，五年之间轮流居于东向之位。即使依照他们的说法，那么举行祫祭时，太祖本来已经排列在昭穆之中；举行禘祭时，献祖又依托在哪里？自古以来没有这种义理和先例，这是不可行的。埋瘗

译右件：议论者引用古代尊重祖先遗命、收敛币帛玉器、藏在两阶之间，以及把虞主埋在宗庙门外道路左侧的事例作为类比。那些承载祖先遗命的币帛玉器，既然已经返还并告祭，就没有用途了；那些用桑木制作的虞主，既然已经举行练祭，也没有用途了。不忍心亵渎它们，所以收敛藏起来、撤去埋葬，哪里能同栗木神主依托神灵、即使庙毁也永远保存的制度相比呢？这是不可行的。何况两阶之间和门外道路左侧，都还属于祖庙。如今却把神主埋在子孙的宗庙中，在道理上能安稳吗？这又是不可行的。以上谨慎列述周、汉太祖居东向，魏、晋以后空置东向，以及贞元八年十一月两次会议十八份奏状中关于夹室等五种不安说法的情况，谨录奏闻。昭陵寝宫议 右件：奉到圣旨：寝宫在山上，设置以来已经多年，曾被野火焚烧，摧毁殆尽；不久寝宫便迁到瑶台寺左侧。如今适逢通年，想要议论修缮设置。由于旧宫本来在山上，原先没有井泉，每次供水都稍远，百姓非常劳苦困顿。如今想在现住行宫的地方修造，希望长久便利百姓。又因为要改变旧制，恐怕考虑得不周全，应命令中书门下和百官共同商议是否可行，奏闻。朝议郎、守尚书司勋郎中、知制诰、云骑尉、赐绯鱼袋臣权德舆议论说：臣听说古代宗庙的制度，前面有庙，庙中排列昭穆；后面有寝，寝中陈列衣冠。自秦、汉以来，才因陵墓设置庙，有寝宫和便殿；虽说庙在陵墓旁边，却没有规定一定要在山上而不能在山下。况且礼文所看重的，是适宜、相称；祭祀所凭借的，是恭敬、洁净。臣考虑，昭陵依山而建，是太宗所营造的，宫殿在山上，是为了便利当时；自从野火延烧到山下行宫，也已经很久了。如今如果砍伐树木、缩减木板，计算工程而登临险地，神道贵在清静，这或许并不合适；这样与最初设置陵墓的情况相比，事情的性质已经不同。况且旧制既已毁坏，新宫正要修建，考察便利的地点，可以使它长久，这就是所谓适宜相称。又井泉在下方，汲取引运容易；供奉祭品的记载，是凭借庄严恭敬，根本在于光明的德行和芳香的祭品，也在于洁净地准备祭品。所以《礼记》说祭祀时：“水叫作清涤”，就是说水清洁而能够洗涤。又说：“不敢使用平常轻慢的滋味，是用来与神明交接的。”因此设置井泉，用来准备进献的食物，这就是所谓洁净而恭敬。凡是兴办事情，首先必须以制度是否适当为大事，而把人力劳逸看作小事；如果事情合宜，又没有使人劳苦，不也是顺应昭陵爱护百姓的心意吗？不也是符合陛下顺应适宜之礼的做法吗？如今历代圣帝的寝宫，也有在山下的；既然如此，表达敬意、使神灵来临的道理，难道要以在山上还是山下来判断远近吗？臣愚见认为，只要在柏城以内，就不能说遥远。陛下精诚慎重，询问百官，臣只是献上所听闻的意见，反而更加战栗惶恐。谨议。酷吏传议 《诗经》赞美仲山甫说：“刚强也不吐露，柔弱也不欺凌。”所以刚健与柔顺兼备，才是完整的德性。否则，只是正直而顺从本性，能够执守一端，事情在内心决定，也都可以说合乎道理。得到柔顺之道的人成为循吏，失去刚强之理的人成为酷吏。司马氏撰修《史记》，开始分别作《循吏传》和《酷吏传》，用来警戒世人。后来却把郅都列为《酷吏传》第一人，我对此很疑惑。郅都担任中郎将时，皇帝想活捉野猪来让贾姬观看，他从容进言，引用宗庙和太后的重要性来劝止。担任济南太守时，诛杀豪强奸猾的首恶，使道路上没有人拾取遗失物。担任中尉时，宗室贵臣都收敛行迹，侧目畏惧。担任雁门太守时，匈奴不敢接近边境，甚至为他塑造偶像；骑马射箭的人没有能够射中的。然而，他的勇敢气节根源于公正廉洁：不发私人书信，不接受请托寄托。具备这些方面，正是汉代的名臣。他入朝担任命卿，出任总管各郡，坚刚忠纯，始终如一。因临江王之嫌获罪，面对太后的震怒，死在汉廷，首足分离，这正可看出汉代纲纪不振、王者恩泽断绝。史官应当揭示并说明这些事情，以表彰臣事君主之道，激励任职的臣子，使百代以后的人有所惩戒和劝勉。司马迁既把郅都列在《酷吏传》首位，班固又因袭此例，善善恶恶的原则，在这里就有所缺失了。那些椎埋、沉命、舞文弄法、巧言诋毁的人，本来就属于同一类，却杂乱地排列在同一篇次中；至于史书的述赞，虽说是要辨明是非、争论大体，但又有什么补益呢？唉！《洪范》所说的沉潜，《周易》所说的正直方正，都是臣下之道。郅都虽然没有完全践行，却已经接近了。他不隐瞒忠言来逃避死亡，不违背正道来任职做官；没有处父那样的华饰，也不同于申枨的欲望。他所到的地方，必定以称职著称。这大概就是古代刚强却无害、发怒却合乎节度的人吧？刚强看起来像酷暴，柔弱看起来像仁慈，关键只在于辨别时不受迷惑罢了。天下把相似的东西混同为一类而造成的错误很多，难道只有这一件吗？我打开史书时，怅然有所感触；况且司马氏、班氏都是良史，尚且不能辨明，所以作此论说。世祖封不义侯议 我读《东汉史》，读到彭宠起兵攻下蓟城，自立为燕王；苍头子密等趁彭宠独自在便室睡觉，共同杀死了他，拿着他的首级到朝廷，于是被封为不义侯。我认为这并不是先代圣王封赏的本意，于是作此议说：先师孔子说：“只有礼器和名分，不可以假借给别人。”又说：“如果一定要说，那就是先正名分吧！”又说：“只有法则确定，国家才会安定。”唉！拥有国家的人，难道可以不致力于此吗？当东汉世祖初年，天命重新归于汉室，正应在这个时候端正各种制度，正定君臣父子的三纲，继承修明德教，真正答报上天的意旨。当时彭宠凭借旧日在南阳的恩遇，位列上将，有举兵占据渔阳的功劳，也有馈送粮饷、效忠邯郸的功绩，却因为谗谤获罪，心怀疑惧怨望，于是进攻驻在蓟城的朱浮，自称燕王。当时战争正盛，百姓十分困苦；当时的君主应当以使人民休息、解除灾难为念，因此应当记取他的功劳，昭然洗去他的瑕疵；其次应当施展威势和恩德，改变他的错误心意。如果实在不得已，就应当凭借大顺之理讨伐他，出动王师征讨他，以彰明君为君、臣为臣的道义。这三种办法都没有采用，或者采用了却没有做到彻底。等到苍头子密等在便室发动弑君的叛逆，运用狡猾残忍的手段，和彭宠同寝，竟使君主的性命悬在仆隶手中，仓促之间被杀，等他们到朝廷时，反而封为不义侯。

译我认为伯通彭宠违抗君命，子密等杀害君主，同样都归于叛乱，罪行不能互相遮蔽，都应依法处置，以昭示王法。可是反而授予他们五等爵位，又以“不义”为名；既然举动属于不义，就不应封侯。这样的行为都可以封侯，汉朝的爵禄就不足以劝善了。《春秋》记载齐豹为盗，以及把三名叛臣直书其名的意义，难道不与此事相反吗？再如栾布哭祭彭越，孔车安葬主父偃，若依东汉的标准议论罪行，他们的罪过哪一个更重呢？何况四方刚刚平定，创伤还没有恢复，却不考察古代训诫，凭个人喜怒来决定刑罚和赏赐，使天下的陪台厮养都希望自己的君主发生祸乱，以便侥幸取得侯印；这就把诸侯推入危险疑惧的处境，鼓动臣下叛乱离散的根源，抛弃名器，扰乱常伦，甚至把法令当作儿戏。当时的风气浩大奔流，一泻而不可复收，以至于后来桓帝、灵帝不能像君主，山阳王受到胁迫而被夺权。这些祸患的根源，怎么知道不是封不义侯造成的后果呢？祭岳镇海渎等奏议 《仪礼·觐礼》说：天子出行，在东门外拜日；在南门外祭日，在北门外祭月和四渎，在西门外祭山川丘陵。注说：“把‘拜’改说成‘礼’，是因为这里指礼仪和祭祀。”疏说：“拜字本身不能表示祭祀，说‘礼’就兼有拜的意思。” 以上说明，祭祀四渎、山川、丘陵都要行拜礼。《礼记·王制》说：“五岳相当于三公，四渎相当于诸侯。”注说：“只是说祭祀所用牲畜、礼器的数量相当。”疏说：“牲畜、币帛、黍稷、笾豆、爵献的数量相当，并不是说尊卑等级相同。” 以上说明，五岳、四渎在祭祀礼数上与公侯相同。《礼记·礼器》说：“献祭一次是质朴，献祭三次是文饰，献祭五次是明察，献祭七次是神圣。”注说：“质，是对群小祀；文，是对社稷和五祀；察，是对四望、山川；神，是对先公。” 以上说明，山川的献祭礼数重于社稷；如今祭祀太社、先农都行拜礼。《礼记·乐记》说：“礼以减少为主，乐以充盈为主。礼有所减而能进取，以进取为文；乐充盈而能返回，以返回为文。礼有所减却不能进取就会消亡，乐充盈却不能节制就会放纵。”注说：“减，是使人感到疲倦；进，是勉强进取；文，是文饰。” 以上说明，在礼中勉励人进取，是为了防止因减损而疲倦。自从圣人以前，御署祝版完毕后，向北再拜；后来便不再拜。如今如果祭官又不拜，恐怕礼仪会减损到消亡，失去进取的意义。此前奉诏旨，命令有关官员商议应当拜还是不拜，并把事情直实记录下来。臣谨按《仪礼》《礼记》等，议论条例如上。伏惟《开元礼》规定，岳镇海渎每年在五郊迎气之日祭祀；遇到旱灾就在北郊祈祷，凡有祈祷之礼，献官都要再拜。祭祀是为了接神，拜礼是为了完成礼仪。考察古今的变更，都没有不拜的文字。风伯、雨师本来都是小祀，天宝年间才升为中祀。贞元初年，陛下又因为事情关系百姓，屈尊再拜。何况岳镇海渎能够降雨，所以祝文中有赞美其养育万物、使百谷丰成的话。请依照本朝旧章和诸儒增损之例，以《开元礼》规定的祭官再拜为定制。至于诸神龙、毗沙门神等，礼书没有文字记载，如今既然都列入祭祀秩序，派使者致祭，也应类推办理。诸神龙准照五龙坛的例子，毗沙门神准照四镇山的例子，都由主祭官再拜，请依太常寺的奏状确定。谨此议奏。故朝散大夫、使持节、常州诸军事、守常州刺史、充本州团练守捉使、赐紫金鱼袋独孤公谥议 议说：独孤及刚正方直、清廉纯粹，根本出于他的天性和学术。他修养自身、治理政务，确实能持守中正；立言遣词，有古人的风格；辨析议论、裁断正误，彰明德行，堵塞邪非。他淘洗文章的波澜而除去流荡，提取精华而删去枝叶。他门下那些执经请教的学生，都足以掌管诏书、执掌典册；独孤及的文章由此可以得到证明。他担任博士时，曾上议认为景皇帝不应作为太祖。诏令下发给群臣后，他列举夏、殷、周、汉的事例，以及尊祖配天的大义，认为景皇帝最初受封于唐，是上天的命令，于是议论得以确定，成为一代的典法。新平长公主的儿子裴亻放娶永清公主，想让别的宗族主持婚礼；当时的宰相认为不可以，上奏陈明，最终得以由裴仆射遵庆主持婚礼，当时人都称赞他。他为吕▯、卢奕、郭知运定谥，依据礼文法度，取得褒贬的正确尺度；凡有反复论辩，言辞意旨都坚定明白。他治理舒州时，正逢饥荒旱灾，邻郡百姓流亡过半，而舒州百姓聚集安居，竟不知道灾年，朝廷下优诏褒奖特别对待，并就地赐予金紫。他起初任职濠州，后来任职常州，都顺应当地风俗治理，百姓爱戴他。虽然没有担任公卿、长帅的职位，但他主持常规事务的议论以及在三郡的政绩，也足以列入文苑，附于循吏之中。按《谥法》说：“博闻多能叫作宪，能提出正确意见、废止错误意见叫作宪。”独孤及考察三王四代的典章训诫，写成文章来辅助教化，这是博闻；任职朝廷内外，总是以称职闻名，这是多能；确定宗庙祭享之礼，是提出正确意见；端正婚姻主持之事，是废止错误意见。有司考察他的美好品行，改定谥号，请给独孤及谥号为“宪”。谨此议奏。赠司空李揆谥议 议说：李揆端庄纯厚、温和清廉、善良谨慎。他凭借文章和学术，适逢时运，发挥自己的才华而取得显贵通达，就像优秀厨师下刀，不再遇到筋骨相连的地方。他在谏曹、左史任职，掌管君王的言语，兼任春官，直到参与裁定国家大政。他在皇帝身边，总是以文章道义修养自身，奉行法令，遵守职守；各官署没有败坏政务，姻亲宗族中没有因私而得势的人。他束带而立如山，铺陈古代先贤的志业，庄严而温和，具有大儒重臣的气度；无论起用还是废退，他所守之道都十分平坦。古时观射父能够制作训词，把事情传行于诸侯；左史倚相能够讲述典训，叙说万物，李揆确实具备这些才能。建中年间，西戎请求结盟，李揆凭借旧日资历和长期声望，出使异域，缔结华夏与夷狄的信约，主持衣裳之会。事情办完返回，正值兴元年间。他不是为自己谋求安逸，辛劳至河池而死，追赠司空，恩礼格外优厚。按《谥法》说：“办事守信叫作恭，在职位上不懈怠叫作恭。”李揆果然行事求实，做到三公之位，历任官职升降共十八次，始终敬慎，以发扬职事，难道不是办事守信吗？等到超过悬车之年，还奉命出使绝域，接受命令便上路，把险阻看作平地，坚贞自持、竭尽劳瘁，最终死于车中，难道不是在职位上不懈怠吗？从前韦元成、翟方进凭借通晓经术担任汉朝丞相，都谥为“恭”。考察李揆所践行的事业，可以用一个“惠”字概括；他勤于职守，死于公务，光明显著。有司为他改定谥号，请谥为“恭”。谨此议奏。卷四百八十九 权德舆（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