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百七十四

译制服敌人、出兵作战，必须衡量事情和形势；形势有难有易，事情有先有后。力量强大而敌人脆弱，就先攻取困难之处，这叫夺取敌人的心理，是暂时劳苦而长久安逸；力量寡少而敌人坚强，就先从容易的事情做起，这是巩固国家的根本，观察敌人的破绽然后行动。近来多有变故，人民劳苦尚未痊愈，却想广泛征发军队，深入践踏敌境，收复被侵占的土地，攻打坚固的城池；前面有胜负未定的忧虑，后面有粮饷不能接续的祸患。倘若受到挫败，正好会开启戎敌的野心、挫伤国家的威势；把这作为安定边境的谋略，可以说是不衡量事情形势，却专门致力于困难之处。上天赋予的事物，各有分工而没有一种包办全部功用；大地所产的事物，各有适宜而没有一种兼具全部利益。因此五方的风俗，各自长短不同；长处不可超越，短处也不能勉强达到。勉强发挥短处而与别人比较长处，必定危险；运用自己的长处来乘敌人的短处，必定安稳。强者于是逐水草而居，以射猎供给饮食，马匹很多而尤其便于奔驰冲突，轻视生命而不以败亡为耻，这是戎狄的长处。戎狄的长处，正是中国的短处；却想增加兵力、依靠车乘，与他们角力争逐，在原野之间交锋，在寻常范围内决出生死，把这作为抵御寇敌的办法，可以说是勉强发挥自己的短处而与敌人的长处相争。专做艰难的事，勉强去做自己短处所在的事，即使耗费百倍力气，最终也不会成功；即使侥幸成功了，不受挫折便会废弃，难道不正是因为超越天时、违背地利，损害时势、反其事物本宜吗？如果想要离开危险而趋于安定，停止耗费而从简，就应当谨慎守住容易守的地方，精心施展自己的长处罢了。至于选择将领和官吏来安抚安定百姓，修明纪律来训练整齐军队，彰显德义以辅助威势，使近处的人归附而使远方的人柔服，禁止侵掠暴行以彰明我们的信用，抑制攻取的主张以安定戎人的心；他们求和，就友善相待而不要同他们结盟；他们成为寇盗，就严加戒备而不专事报复——这些都是当今容易做到的事。轻视蛮力而重视智谋，厌恶杀戮而喜好生养，轻视财利而重视人命，忍耐小的损失来保全大的事业，先使居处安定然后行动，等待时机成熟然后施行。因此修整边界，守卫要害，挖掘道路和隧道，修筑军营，谨慎设置禁令防守，明确侦察巡候，致力于农业来充足粮食，训练士卒来积蓄威势；不是万全之策就不谋划，不是有必胜把握就不交战。寇盗少量来犯，就张大声势以阻止其进入；寇盗大举来犯，就谋划其大（三字疑）以截击其归路，凭借险要地势乘机攻击，用多种办法误导他们，使他们的勇气无从增加，众多兵力无从发挥；掠夺则没有收获，进攻则不能成功，前进有腹背受敌的忧患，后退有首尾难以救援的祸患。这就是所谓乘敌人的弊病，不交战便使敌军屈服，也是中国军队的长处。我们的长处，正是戎狄的短处；我们的容易之处，正是戎狄的困难之处。用长处制约短处，就会用力少而功效多；以容易对付困难，就会财力不匮乏而事情迅速办成。舍弃这些不去做，反而被敌人乘隙而入，这就叫倒拿着戈矛把它交给寇盗。如今这些事情都在做了，可是边防守备仍不牢固，寇盗戎狄仍未受到惩治，毛病在于谋略没有固定的施行原则，众人没有统一的遵从对象。所任用的人未必有才，有才的人未必被任用；所听到的未必属实，属实的未必能听到；所信任的未必真诚，真诚的未必被信任；所施行的未必恰当，恰当的反而未必实行。所以命令措施违背方术，考核责罚失去尺度，财力因兵众而匮乏，力量因将领过多而分散，怨恨因待遇不均而产生，战机因遥远控制而丧失。臣请求为陛下粗略陈述这六方面的弊病，只希望明主慎重听取并仔细察看。臣听说，工匠想把事情做好，必须先使器具锋利；武将想战胜敌人，必须先训练军队。训练军队，其中所用的方法又有不同：用于救急，就权宜处置以缓解危难；用于临时应敌，就放宽常规以应对时机。因此事情有合乎实际需要的处理，不拘泥于通常制度；谋略有奇特诡秘的变化，不迎合众人的情绪。进退和生死，都听从将领的命令，这就是所谓进攻讨伐的军队。用于屯驻防守，就要使事务和物资能够长久供应，形势不同便权宜处置；不是合乎事理的措施，就不能安宁；不是合乎人情的做法，就不能稳固。人情是：有利可得就会受到鼓励，习惯于某种生活就会安定，保护亲属就会乐于求生，顾念家业就会忘记死亡。因此可以用道理和方法驾驭，不可以单靠法令制度驱使，这就是所谓镇守的军队。想要守备疆界、抵御戎狄，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事，本来就应当选用镇守军队驻在那里。古代善于选置军队的人，必定衡量其性情习惯，辨别当地的适宜条件，考察他们的技能，了解他们的好恶；使用他们的力量而不违背其本性，整齐其风俗而不改变其适宜之处，诱导其长处而不责求其不能，禁止其错误而不把他们置于不愿做的境地；又使他们编制相类，安定其家庭，然后才能使他们以居处为乐，坚定志向，振奋气势，结成恩情。用恩惠安抚他们，他们会感激而不骄纵；用威严面对他们，他们会肃敬而不怨恨；不用督促考核，人人也会自行效力；放宽禁令防守，众人也自然不会离散。所以出征时兵力充足，居守时粮食充足，防守就坚固，作战就强劲。这个方法没有别的，只是顺应人情罢了。如今却把征发来的士卒分散，轮流戍守边疆，换防往来，把这作为守备之策；这就是不衡量他们的性情习惯，不辨别当地条件，要求他们做不能做的事，强迫他们做不愿做的事，只求扩大人数而不考察实际用途，只想使他们出力而不体察他们的心情。这可以用来充作羽卫的仪仗，却对实际防御没有益处。为什么呢？穷边之地，方圆千里一片萧条，寒风冻裂皮肤，惊沙刺痛眼睛，与豺狼为邻，以战斗为游乐；白天扛着武器耕田，夜晚倚着烽火台窥察敌情，每天都有遭受剽掠伤害的忧虑，永远没有休息闲适的欢乐。土地恶劣而人又勤苦，在这里尤其如此。如果不是生长在当地、习惯于当地风俗，幼年便见惯这些事情，成年后安于其中，没有见过乐土因而也不迁徙，那么很少有人能够安居并熟悉敌情。关东的土地，百物丰盛富足，从军的人尤其受到优厚供养，习惯于温饱，安逸于欢乐康乐；同边远地区相比，简直如同天地之别。他们一听到绝塞荒远角落的苦楚，就辛酸动容；一听到强大藩部和勇猛敌人的名号，就惊惧失色、丧失斗志；却要让他们离开亲族，舍弃园宅，甘受他们认为辛酸的生活，抵抗他们所畏惧的敌人，还希望他们能够效力，岂不是太疏忽了吗！

译何况又有休假换防的期限，没有统一将帅的驾驭，资财供给像对待骄子一样优厚，姑息迁就如同对待客人一样；出征时不以成功来要求他们，退守时也不以严厉的法令约束他们。他们来时，都带着自负的神色；留下时，没有人有坚定之心；屈指计算归期，张开嘴等待喂养。即使侥幸苟安的人，也还担心换防归期遥远迟缓，常常想着戎虏鬼魅般充斥各处；一旦王师受挫受伤，他们就将乘着动乱离散，铺路向东溃逃。既然心情志向已经如此，得到他们又有什么用呢？平时就耗尽资财储备，供养这些浮冗之众；遇到危难就抛弃城镇，动摇远近人心。这种弊病难道只是没有益处吗？本来也将有所妨害。又有触犯刑法禁令、被贬徙到军城的人，意图增加户口、充实边境，同时让他们建立功效以赎罪；这些人既然属于无赖不善之类，又加上怀念故土的情感，盼望动乱、幸灾乐祸，比戍卒更加严重，恰好只会给防守制造麻烦；把疲弱的卫士交给他们，实在不能指望他们建立功勋。即使前代有时实行过这种办法，本来就不是可以遵循的良策。又有手持旌节的将帅，自己不亲临边境，只分派偏师，让他们守卫疆场。大体说来，军中的强壮精锐，主帅按例选取羸弱者，配给各镇。节度使既居内地，精兵只用来防备军纪纲常，于是守卫要塞、抵御敌军的任务，长期落在少数弱卒身上。寇盗戎狄每次来犯，力量都不能支撑；进入营垒的人才足以闭关自守，在野外的人全都遭到劫掠和拘捕。任凭敌人砍伐践踏，尽情搜掠驱赶；等到都府得知，敌虏已经夺取财物返回了。况且安定边境的根本，最要紧的就在军队；像这样治理军队，可以说措施完全违背方术了。奖赏是为了保存鼓励，惩罚是为了显示警戒；奖励用来勉励有功，惩罚用来威慑不谨慎尽职的人。所以奖罚对于驾驭众人，犹如绳墨用于辨正曲直，权衡用于称量轻重，车轨用于使车行驶，马衔和马勒用于制服马匹。驾驭众人而不用奖罚，善恶就混淆，能者和不能者也没有区别；使用奖罚却不根据功过，奸诈虚妄者反而得到宠荣，忠诚诚实者反而被排斥压抑。这样一来，如果聪明才智可以被轻视，法度规章没有条理，那么使用奖罚和不使用奖罚，弊病是一样的。近来权力下移，权柄不在朝廷，将领的号令已经很少能在军中贯彻，国家的典章常法又不能施加于将领，只求彼此姑息遵从，苟且度过岁月。想奖赏一个有功者，反而顾虑没有功劳的人会心怀不平；想惩罚一个有罪者，又担心同恶者忧惧。罪行因隐忍而不显明，功劳因猜疑而不奖赏，姑息的办法竟到了这种地步！所以使舍身效节的人在同僚中反受讥诮，使率众首先登城的人反而招致士卒怨恨，使使军队溃败、国家受挫的人不怀惭愧畏惧之心，使迟缓救援、误失期限的人自以为聪明有才。[B14A]贬黜既缺少执行，毁誉又纷纷混乱；人即使想行善，又有谁替他说话呢？何况公正忠诚的人只要求自己正直而不求助于别人，反而遭受困厄；失败误事的人行使私情，苟且向众人献媚，却都照例获得优厚尊崇。这就是义士痛心、勇士离心的原因。又有遇到敌人而守备不坚固的，提出谋略而毫无成效的；将帅就以资粮不足为借口，有司又以供应没有缺少来为自己辩解。双方互相举证，按理应当辨明是非，可朝廷常常含糊处理，从未彻底追究曲直。负责处置的人噤声不敢申诉，诬陷善人的人欺骗上级而不惭愧；这样驾驭将领，可以说考核责罚失去尺度了。考核责罚失去尺度，措施又违背方术，将领就不能竭尽才智，士卒也不能尽力；屯集的军队虽多，临战却没有谁敢向前。敌虏每每越过边境横行，如同进入无人之地，彼此推诿依靠，没有人敢问罪阻挡；把敌人的声势夸大后上报，就说是兵少不能抵敌。朝廷不加省察，只一味征发、增加军队，不能补益防御的功效，反而加重供给运输的弊病。乡里日益耗损，征求日益繁多；以编户百姓倾家破产的财物，加上有司专卖盐、征收酒税的收入，合计所得有一半用于边防。这样控制费用，可以说是因兵众而财力匮乏了。如今四夷中最强盛、给中国造成最大祸患的，没有比吐蕃更严重的。他们全国能够作战的人，不过相当于中国十几个大郡的兵力罢了。他们在防备内部忧患、抵御外敌方面，也与中国没有不同；能够侵犯边境的次数大概很少，而且武器并不锋利，铠甲也不坚固完整，熟悉韬略和军法的人少，技艺也缺乏敏捷。敌人行动时，中国因为害怕他们人多而不敢抵抗；敌人安静时，中国又畏惧他们强大而不敢进攻，这是什么道理呢？实在是因为中国的节制有多个方面，而藩虏的统帅权专一。统帅专一，人心就不分散；人心不分散，号令就不会有两样；号令没有分歧，进退就能够整齐；进退整齐，行动快慢就能随意调度；快慢如意，就不会错失机会；不失机会，气势自然壮大。这就是以少数形成多数，以弱小成为强大，主帅的变化运用收放，不过在反掌之间。犹如手臂指挥手指，心神控制形体；如果任用的人得当，又有什么敌人能够抵挡呢？节制多头，人心就不统一；人心不统一，号令就不能执行；号令不能执行，进退就难以确定；进退难以确定，快慢就失宜；快慢失宜，机会就赶不上；机会赶不上，气势就自然衰弱。这就是使勇气废弛而成为怯弱，使众人离散而成为弱军；迟疑退缩、离心分裂，在战阵之前便显露征兆。这就像一个国家有三个公卿，十只羊有九个牧人，想让它们整齐严肃，难道做得到吗？开元、天宝年间，控制驾驭西北两蕃，只有朔方、河西、陇右三位节度使而已，还担心权力分散、势力离散，有时让一人兼领数镇。中兴以来，没有空闲对外征讨，把四镇侨置隶属于安定，把陇右的权力附属于扶风；所应对的西北两蕃，也不过是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位节度使，关东戍卒到了那里便归其统属。虽然委任的人未必全都得当，但措施还保留着典制。近来逆Г诱使泾原军队叛变，怀光玷污朔方军队，分割、削弱、诛杀、铲除之后，剩下的已没有多少。又分割朔方的地盘，建立牙旗、拥有旌节的使者竟有三人。其余镇军数量将近四十，都是承受特别诏令而受任寄托，各自又有宦官从中降诏监临；彼此都能抗衡，没有谁听从谁的统属。每每等到边地文书报告紧急，才命令各处计议会合、使用军队；既没有军法向下统摄，只把彼此当作客人以礼相待。这就像从容不迫地救援溺水者，彼此作揖谦让着救火，希望不陷入危险，本来就很难。军队是凭气势发挥作用的，聚集就强盛，分散就消散；形势合一就有威力，分裂就变得弱小。如今边防形势衰弱、士气消散，像这样建立军队，可以说是力量因将领过多而分散了。治理军队的要领，最重要的是均衡整齐，所以军法不因贵贱而有差别，军事实力不因多少而有不同；这是将领能够使全军志向一致、竭尽力量的原因。

译如果能够诱导他们共同遵循志意，勉励他们提高技能，就应当考察他们的才干，评定他们的勇力，比较他们的劳苦和安逸，衡量他们所处的安危，明确公布训练考核优劣的标准，以此制定衣粮供给的等级，使有能力的人努力赶上，能力不足的人息除妄想；虽有厚薄不同，却没有怨望的嫌隙。这就是所谓每日省察、每月考试，粮饷俸禄与所任事务相称，像权衡度量对于物体一样没有私情，使万人都安于自己的本分而服从公平。如今穷边之地长期镇守的士兵，都是历经百战、身受创伤的余生，也是一年到头极其辛苦的人；比较他们的技能，他们是训练有素；衡量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是孤立危险；考察他们所服的劳役，他们是劳苦；观察他们面对敌人时的表现，他们是勇敢。然而发给他们的衣物和粮食，只够本人使用，通常还要分给妻子儿女，常常面带受冻挨饿的神色。关东戍卒则按年月轮番更替，既不守危险的城池，也不熟习军事防备，怯于应敌，懈怠服役；可是发给他们的衣粮，丰厚超过好几个等级，又接着馈送茶药，增加蔬菜酱料。丰俭相比较，悬殊竟如此之大。又有原本不是禁军、而是边军的人，将校用诡诈的媚词，因而请求遥隶神策军。他们不离开旧驻地，只改了一个虚名，至于粮饷赏赐的丰厚，便得到三倍的利益。这就是同类之人愤恨、忠良之士忧叹、疲惫百姓流亡、国家经费匮乏的原因。事业没有不同，供给奉养却有差别，人情不能甘心。何况谄媚奸佞之行能够通行，粮饷赏赐却很优厚；功绩技能低劣，衣食待遇却很优厚；如果还没有忘怀这些事情，谁能不怨恨？没有成为首先受惩戒的人，已经算是值得庆幸；却想让他们协力同心来驱除寇难，即使有韩、白、孙、吴那样的将领，臣也知道一定做不到。这样养士，可以说是怨恨由待遇不均而产生。凡是想选拔任用将帅，必须先考察他的品行和才能，然后向他指出所授予的方略，告诉他所委托的事务，让他自己估量能否胜任，陈述自己的规划：需要哪一类铠甲兵器，借助哪些人作为辅佐，需要多少士卒马匹，使用多少资粮，怎样安置营垒，什么时候取得成绩；先说明事务的纲要，让他完全负责经营筹划。这样便可以观察他的谋略，核对他的声望与实际。如果认为他的才能不值得采用、言论不可实行，就应当在开始时将他退职，不应留到以后再忧虑；如果认为他的志气足以任用、方略可以施行，就应当在最后把责任交给他，不应在中途牵制他。这样一来，有疑虑的人不被任用，被任用的人也不受猜疑；选才可以不劳神，委任之后可以安然端坐。既然已经委托事务，又满足了他的要求，然后才可以考察他的优劣，施行奖赏和惩罚。接受奖赏的人不会认为奖赏滥施，应受惩罚的人也无法推辞；授予权柄既然专一，苟且敷衍之心自然消失。因此古代派遣将帅时，君主亲自推车送行，命令他说：“京城门以内的事由我掌管，京城门以外的事由将军裁决。”又赐给斧钺，表示命令他专断处置。所以军队的仪容不进入国政，国家的仪容不干预军队；将领在军中时，对于君主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实在是因为军机不可以由远处决定，号令不可以有两个来源；从来没有委任不专一，却希望他能够战胜敌人、建立功业的。近来边军的去留，裁断大多出自皇帝内心；选置戎臣，首先要求容易控制；增加其部属来分散他的力量，降低其职责来削弱他的心志。这样即使有所惩罚，也同时有所损失。于是使分授疆域、责成建功的道理废弃，使临危效死、承担罪责的志气衰落；一方面是听命，另一方面也是听命，违背军情变化也听命，不合事情适宜也听命。如果任用的将帅只须选择承顺命令、毫不违抗的人，这样做当然可以；如果有意于平定凶乱、靖除祸难，就不可以。两国疆界相接，两军彼此相持，事情和战机一到，间隔不能容许片刻；事先蓄谋等待，还担心会失去机会，临到时候才谋划，本来已经疏漏。何况相隔千里、深处九重宫阙，陈述事情难以明白，皇帝听取阅览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想使事情没有遗漏的谋略，即使圣人也有做不到的地方。即使谋虑能够周全，权宜变化也来不及；戎虏奔驰突袭，迅疾如狂风，驿站文书上报朝廷，往往要十天或一个月后才得到答复。守土的人因为兵力少而不敢抵抗敌人，分镇的人因为没有诏令而不肯出兵；在迟疑停留之间，寇盗已经奔袭逼近。他们借口救援尚未到达，各自闭守营垒以求保全自己；牧放的马匹、屯积的牛只，全都被敌人砍杀抢掠；农夫、樵夫和妇女，全都成为俘虏。即使诏令各镇发兵，也只是用虚声来表示援助，彼此观望，没有人敢拦截邀击。贼寇纵情抢掠退回后，这才陈述功劳、报告胜利；对于失败损失就把一百说成一个，对于缴获却把一百夸说成一千。将帅既然庆幸总制大权在朝廷，不担心自己获罪；陛下又以为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追究实际情况。像这样使用军队，可以说是战机因遥远控制而丧失了。治理军队却措施失当，驾驭将领却奖罚失度，控制费用却财力匮乏，建立军队却力量分散，供养士卒却产生怨恨，使用军队却丧失战机；这六件事，是疆场上的蛀虫，是军队中的膏肓之疾。蛀虫不除，却只用粪肥灌溉它；膏肓不医，却苟且用甜滑之物滋养它，恰好只能养大祸害、加速灾难；想求得庄稼丰收、肌肤皮革充实美好，本来是不可能的。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停止各道将士轮番更替、秋季防守的制度，大体按照旧有数额分为三部分：其中一部分委托本道节度使招募愿意留在边城的青壮年，迁徙到那里；另一部分由本道只供应衣粮，委托关内、河东各军州招募蕃汉子弟中愿意加入边军的人，供给他们；还有一部分，也令本道只出衣粮，并加以供给应募之人，用来资助他们新迁后的产业。又令度支在各道分散购买耕牛，雇请工匠，在各军城就地修造器具。招募前来的人，每家给耕牛一头，又给田农、水、火等器具，全部使其齐备。初到的那一年，给他们本人及家属二人的粮食，并赏赐种子，劝他们播种耕作；等经过一年收成，让他们自行供给全家；如果有余粮，官府替他们收购，并各自按加倍价格酬给，务必鼓励屯田。这样既可以停止轮番更替和征发的烦扰，又没有幸灾乐祸、苟且逃避的弊病；寇盗到来时，人人自然奋战；时令到来时，各家自然努力务农。这就会使军队不能不强大，粮食不能不充足，怎么能同那些突然来而忽然去的做法相提并论呢！

译臣又认为，应当选择一名文武兼备的能臣担任陇右元帅，泾陇、凤翔、长武城、山南西道等节度使辖区内的兵马，全都归他统属；又选择一人担任朔方元帅，▯坊、▯宁、灵夏等节度使辖区内的兵马，全都归他统属；又选择一人担任河东元帅，河东、振武等节度使辖区内的兵马，全都归他统属。三位元帅各自选择靠近边境、处于要冲的州作为治所；现有节度使驻地中有不重要的，便依照便利和接近的原则合并归属，只有元帅可以设置统军，其余一律停止。三位元帅辖区内的太原、凤翔等府，以及各郡中户口稍多的地方，应慎重选用良吏担任尹守，对外奉行军法，对内督促农桑，使其供应军粮，以壮大军事府署。治理军队的适宜办法已经取得，选择元帅的原则已经明确，然后削减奸伪、滥用和虚浮的费用来增加财力，确定衣粮等级制度来调和众人，扩大委任将领的原则来发挥他们的作用，申明奖罚的法典来考核成效；又谨慎守住中国的长处，认真实行当今容易做到的事情，那么八项利益就可以取得，六种过失就可以消除。这样做而戎狄不畏服归顺、边疆不得安宁的，从来没有过。诸侯遵循轨道，各类人服从；这样做而教令不能施行、天下不能治理的，也从来没有过。凭借陛下英明圣哲，人心思求安定，四方得到小小的休息，两处寇患正趋于平静，再加上连年丰收、各地积存粮食，这些都是上天帮助国家建立制度、垂示传统的时候。时机不会长久停留，事情也不会总能兼备；时机已经过去再追悔，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明主应当不因言论而治罪，不因说话的人而废弃其言；臣把狂妄愚昧的意见全部陈述出来，只听凭陛下省察取舍。谨此奏闻。商议处置窦参事务的奏状 右件。希颜奉宣皇帝诏旨说：“今天早晨我和你们商量窦参的事情。你们所奏的意见，虽然从大体上说很好，然而这个人交结朝廷内外，意图深不可测。我试着追根寻源，已经明显审知他的情状，所以才有这次商议。又听说窦参在那里也同各处交通往来不断。社稷之事重大，你们只应当同朕一起忧虑，应立即撰写文书进呈。这件事不是小事，不可再拖延。” 臣当面承受了深切的旨意，又接受了秘密宣示，都是以社稷为言；又知道陛下已经追根寻源、审察清楚，臣岂敢不同陛下一同忧愤，内心断绝狐疑，哪里愿意迟疑徘徊，再给陛下增添忧虑！只是此人曾经担任重要职务，称得上大臣，在进退之间仍应合乎礼法；到了诛杀刑戮之时，也不可没有罪名。刘晏长期掌管财货，当时也招致怨恨；等到加以罪责时，事情并不清楚，叛乱者既可以拿来作为借口，众人也因此对他心怀怜悯。用刑含糊不明，损害牵累实在不小；前例还不遥远，更应当慎重。窦参近来掌管宰相职权，很是倚仗恩宠、营求私情，贪婪财货，放纵引进亲党；这些事情是朝廷共同议论、天下共同传说的。至于他暗中怀有异图、将要发动大恶，事情的迹象既未显露，众人都不知道。臣等亲自面对圣颜，商议加以刑罚，但只是听到他有凶险的意图，仍不明白谋划构成的缘由；何况处于众人之中，又怎么能够全部查明？突然施行严厉惩罚，必定会被认为是冤枉诬陷，使群情震惊，事情也并非细小。如果不交给外廷推问审讯，恐怕难以确定罪名，乞请陛下保留圣明，再稍加详察斟酌。窦参与臣向来关系疏远，陛下本来明知，臣有什么顾念，竟想要营救他呢？实在是因为事情关系国家体统，公义足以断绝私嫌；臣所希望的是，刑法在清明时代不要滥用，君道不要因圣德而有所亏损。特别希望陛下明鉴，俯察臣愚昧而诚实的心意。谨此奏闻。关于窦参等官员的奏议状 右件。希颜奉宣皇帝诏旨说：“窦参结交朕的近臣，又有阴谋，都有凭据，事情并不含糊，只是牵连的地方太多，无法推究查问。你们应再加商议，如果认为事体恐怕不稳妥，就暂且把他流放贬谪到极远的恶劣之地。窦申、窦荣、李则之，从头到尾共同作恶，没有什么坏事不做，而且罪行也较轻细，不能同窦参相比，应立即商议处置。窦参等人的所有朋党亲信，都不能容许留在身边，应立即分条上奏，全部发遣到偏僻遥远、没有兵马的地方；先前虽已流放贬谪过的，也要再迁往遥远恶劣之处。” 臣私下认为，窦参所犯罪行，确实合当诛灭；圣德宽宏，为了保全事体，特意宽免严刑，俯赐他残余的生命。始终如一的恩德，实在足以使众人感动；仁慈养育的恩惠，也不只是这个人一人幸运。所议定的贬官，谨另具状。窦荣、窦申、李则之等既然都共同作恶，本来也难以容留。然而既然是因犯罪而相互牵连，法律上有首犯和从犯之分，首犯应当承担较重处罚，从犯合当稍微减轻。窦参既蒙恩典得以保全，窦申等也应减轻降罚。即使在党羽之中，也有善恶不同；稍稍表示区别，足以彰明劝善惩恶。窦荣同窦参虽是近亲，也很亲密；然而在亲密交往之中，并没有邪僻之事，又听说他常怀激愤，多次直言，因此逐渐形成猜疑嫌隙，晚年颇受疏远猜忌。若论现在所谓阴谋之事，尚未查清端由；如果根据他近来所做的事情，必定还不至于凶险，恐怕应当有所区别，以表示审慎明察。臣等商议：窦荣再贬为远地官员，窦申、李则之一起除名配流，谨另具状进呈，希望能够依从从轻处理的法典，以合乎爱惜生命的恩德。追逐权势、依附权贵，是时俗常态；如果没有超出众人的高节，怎么能特立独行？窦参长久执掌宰衡，特别承受宠爱恩遇，是君主所任用的人，谁敢不顺从呢？有的人在他的门庭中往来，有的人同他结交朝廷内外，有的人偏受他的接纳引见，有的人突然被他荐举提拔，这类人十个中常有七八个。如果听从流言议论，便都说是朋党私交；除非与他交往亲密至极，怎么可以全部跟着受到贬谪牵连？况且窦参被罢免贬黜，到现在将近一年，那些应当属于他的私党近亲的人，当时都已经连坐，人心早已安定，不可再动摇。如今再次责罚窦参，特别是因为另有谋划构陷之事，陛下亲自追查究问，审得事情真相；那些同他共同谋划而被牵连的人，数目本来是确定的。如今如果普遍加以谴责贬斥，恐怕反而会类似于一同沉沦；罪名和人名一旦被指明，谁不会疑惧？朝廷内外人心汹汹，实在不是好的谋略。臣等商议：除了共同谋划阴邪之事、情状明确的人，其余一概不再追问，这样处理将会稳妥便利。不知是否可行？卷四百七十五 陆贽（十六） 请求不要登记没收窦参庄园住宅财产的奏状 右件。希颜奉宣皇帝诏旨说：“凡是官吏贪污浑浊、收受钱物的，尚且都要追征赃物。窦参辜负朕，罪行深重，广泛收受贿赂财货，又进一步交结朋党，图谋施行恶事；他的庄园、住宅、钱物、奴婢之类，难道不应当收归官府吗？窦参本人既然被远方贬谪，也恐怕会被人毁坏、破除、隐藏、侵没；如今想派人负责收拾办理，请你们商议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