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百七十二

译他们原来的志向，由此可以知道；这些人都是借助军队求得活命的一类，是眷恋土地、苟且求安的一类。贪生怕死，是蠢动生灵的共同情感；忧虑危险、寻求安定，是万物的通常本性。拥有天下而把百姓视为子女的人，应当以天下人的愿望为愿望，以百姓的心意为心意，本来就应当满足他们所怀的愿望，除去他们所畏惧的事，供给他们所求取的东西，使家家安宁，人人得志。家庭如果安宁，国家也会稳固；人民如果得志，君主也会安泰。这就是喜爱生命并推广到万物，是使自身获得生存的办法；施予安定并推广到万物，是使自身获得安定的策略。把别人推入死地，却希望自己长久生存，从古到今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把别人置于危险之地，却希望自己长久安定，从古到今也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因此过去的圣王知道生存是人们所喜爱的，自己也喜爱它，所以与人民共同保全生命，上下的快乐就都能得到；圣王知道安定是人们所获利的，自己也以此为利，所以与人民共同享有安定，公私的利益就都能保全。如果有人违反常理，昏昧迷乱而不恭敬，就应当从外部考察他倔强的缘由，从内部反省自己安抚驾驭的过失；修治近处以招来远方，检点自身来率领他人。因此《尚书》说：‘动用干戈时，应当反省自身。’ 又说：‘在两阶之间舞干羽，七十天以后有苗就来归服。’孔子说：‘远方的人不服，就修治文德来使他们归附；既然使他们来了，就要使他们安定。’这就是明证。如果不明白怀柔之道，只致力于攻取，不反省教化尚未到达，不责备诚意感化尚未使人信服，只以严厉威势临之，只任凭愤怒之心放纵，把人看作禽兽，暴露在荒野；轻视人如同草芥，用兵锋将其剿灭。叛乱者不来宾服，就下令讨伐；讨伐而不能取胜，就将要议定刑罚。这就使负有罪衅的人害怕必死的诛罚，使奉命出征的人担心无功受责，使百姓因织作劳役困苦而思变，使士卒因害怕死亡而想着归还。万种人情互相冲撞，乱事怎么会有平定的一天？一个人不顺从，整个境内都遭受灾祸；一个地方不得安宁，天下都会受到扰乱；战争相连、祸患结集，变乱便从各方面兴起。所以孔子说：‘远方的人不服而不能使他们来归，国家分崩离析而不能守护，却谋划在国内动用干戈，我恐怕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这大概是必然的常理，是最为恰当的格言，足以作为明鉴和大法则，贯通百代君王而不可改变。事情竟然反复出现，难道不令人害怕吗？事理有必然之处，所以不同道路最终归于同一轨道；言论有最为正确的道理，所以不同时代的情形也会像符节相合一样相应。近来东北的叛徒停止贡赋，陛下愤怒于他们违抗命令，大规模兴兵讨伐，竟使逆贼Г诱导奸邪，乘着间隙发动。所防备的敌寇还远在河山之外，意料不到的军队却已经偷偷在都城发动。萧墙之内的警戒，难道不应验了吗！前代典籍留下的训诫既然如此，近来的事实明证又是这样，所以恩德诏书叙述哀痛之情，悔恨征伐之事，把众多罪过归咎于自己，颁布明确诚信的诏令给人看；过去的过失全部惩戒，最大的罪过一概宽宥，用减省赋税来约束百姓，用停止征发来使他们明智。由此亿万百姓和四方叛将，感念陛下自新的旨意，喜悦陛下盛德的言辞，改换面貌、改变言辞，完备地修守臣子的礼节。他们对于内心深处的言论和秘密谋议，当然还没有完全坦然，必定会聚集党徒谋划，侧耳听闻，观察陛下所实行的事情，考察陛下所发出的誓言。如果言语和事情相符，改过向善的心就会逐渐坚定；倘若事情与言语相背，忧惧祸患的姿态就会重新兴起。自从京城完全安定，皇帝车驾返回，又逢怀光接连作乱，天讨再次发动；关于停止用兵的言论，我们还没有重新提出。山东各路将帅之所以不敢发出异议，大概是因为河中的土地靠近王城，迫于朝夕之间的忧患，不得不加以剪除罢了。如今如果改变车辕、移动旌旗，又把方向指向淮西，那么淮西的元凶必将欺骗胁迫那些同恶之徒，离间游说新近归附的将帅，对他们说：‘奉天停止用兵的诏旨，只是因为形势窘急才这样说；朝廷稍稍安定以后，一定还会重新诛伐。因此朱Г灭亡而怀光被杀，怀光被杀而希烈被征讨，希烈倘若平定，祸患将会依次轮到你们。’ 那么那些平素积有疑虑、怀有旧日罪负的人，难道不会因此动心吗？内心一旦动摇，丧身灭族的忧虑就会充满；忧虑一旦充满，就会担心唇亡齿寒的灾祸。同样患病的人，即使相隔胡地和越地也会彼此怜悯；有共同忧虑的人，不必邀约结交也会自然亲近。河朔、青、齐必定会响应，建中年间的祸乱势必重新兴起。国家正在重新建立的初期，群贼刚刚暂得休息，接连前来鸣叫侵犯，有的纵情奔突；讨伐他们，我们的力量还来不及；放纵他们，寇患又会更加严重。臣愚见以为，这祸患并不小，只是不知道陛下将用什么办法对付它？如果已经有办法，轻视他们也可以；如果还没有办法，愿陛下不要轻易行事。凡是要谋求长远结果，必定在开始时谨慎；祸患的机锋一旦发动，就很难再追回。臣请求粗略陈述当今驾驭局势所应采取的办法，只希望圣明君主从中择取一二。君主的大权在于恩惠和威势，二者必须同时施行，废弃任何一方都不可以；只有恩惠而没有威势，人们就不会畏惧；只有威势而没有恩惠，人们就不会归心。如果只知道恩惠可以使人归附，却废弃取得威势的手段，那么所施的恩惠正好足以显示软弱，又有什么值得归附的呢？如果只知道威势可以使人畏惧，却遗弃施行恩惠的德行，那么所施的威势正好足以招来敌人，又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呢？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施行恩惠来培养威势，蓄积威势来尊重恩惠；有威势而能够养护它，就不会受挫；有恩惠而得到尊重，就能形成恩德。因此恩惠和威势相互蓄积，威势和恩惠相互施行。人主想要柔服远方之人、使强暴者归服，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要领，就无法做到。如今皇运中兴，上天降下的灾祸将要悔改；以逆Г苟且占据上国，以怀光窃据保有京畿，尚未满两年便相继被诛灭，这实在是众多奸邪惊心的日子，也是众生改变看法的时候。威势已经施行，恩惠还没有普遍融洽，实在应当上承天意，下收人心：施行体恤百姓的恩惠来辅助威势，乘着消灭贼寇的威势来施行恩惠。宽宥河中受叛乱污染的党徒，一概不再追究；赦免淮右僭越叛逆的罪过，全都给予重新开始的机会。减免疲困百姓的负担，停止征发疲惫的战士，拿往年停止用兵的诏令来彰明信用，发扬大君包容污垢的德行来广布仁慈，使万姓都说：‘王命真伟大！’又说：‘君王之心真专一！’这样，威势即使不用，人们也会像敬畏神明一样畏惧；恩惠不必耗费，人们也会像依恋父母一样归附。凡处于危疑、害怕被讨伐的人，必定会说：‘淮右僭逆的罪都可以赦免，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凡是被胁迫而与叛党同恶的人，必定会说：‘河中受污染的党徒都可以宽宥，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罪过呢？’

译凡是疲惫困苦、想求安定的人，必定会说：‘我们的君主拥有战胜之师，却抑制而不让它驰骋，看来确实要停止征战了！’凡是残破凋敝、希望得到治理的人，必定会说：‘我们的君主有痛恨乱事的愤怒，却忍耐而不发泄，看来确实在体恤隐微之情了！’天下人心如果这样，而祸乱还不能止息、治理之道还不能施行，那是不可能的。臣不敢保证一定能够使人归顺，所担心的只有希烈一个人罢了。他内心并非不愿归顺，暗中思虑，也未必不后悔；只是他猖狂失策，已经窃取了大名，虽然承受陛下保全宽宥的恩德，却不能不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在天地之间感到惭愧。即使他不顺从命令，这样也只是孤立无援的人；对内没有理由发动军队，对外没有同类可以求助，他的计策不过是厚加安抚部下，偷取一时的容身之地；心里虽然放纵横行，形势上必定不敢妄动。陛下只要命令各镇各守疆界，他既然气势被夺、计策穷尽，就只是身陷牢笼的俘虏；如果不是遭受人祸，也必然受到天诛。朝廷致力于崇尚德行来等待他，臣料定他终究不能逃脱所预料的结局。古人所说‘不战而使敌兵屈服’，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如今如果不顾时机和适宜，再次发动战争，滥用威势而轻视恩惠，舍弃容易的办法而选择困难之路，就是抛弃明确的信用而一味追求愤怒，给敌人提供借口并资助寇贼的援助，使困穷者无暇得到体恤，使劳苦者不得安居，国家的安危或许就无法保全。这正是成败、治乱所系的关键，愿陛下把它视为困难之事而谨慎处理。臣区区上奏，忧虑就在这里。倘蒙陛下过分宽容，采纳臣狂妄浅陋的意见，不怀疑所要实行的方略，臣谨当草拟招抚晓谕的文辞，详细陈述防备抵御的谋划。伏候圣旨允许，才敢再行上奏。谨此奏闻。○请许台省长官举荐属吏状 本月十七日，顾少连从延英殿应对回来，奉宣密旨说：‘你先前上奏，请令台省长官各自举荐属吏。近来听说外间议论，认为各部门所举荐的人都有私人情故，而且接受贿赂，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这个办法很不稳妥，以后应当废除改办。你也应当亲自选择，不可把事情托付给各部门。’ 臣因为昏暗低劣，错误地承担了重大职任，果然很快招来官场的毁谤，又使圣上忧虑；蒙受过分的恩宠私惠，曲意降下慈爱的教诲，臣感激承受并反省自身，因而寝食不安。由于这是秘密诏旨特意宣示的，不敢当众陈谢，只能恭敬接受成命，应当实行的必定实行。臣恭敬思考圣上的规制，又应当没有隐瞒；如果有未能通达之处，哪里敢不说呢？虽然知道会使圣上烦劳，也实在不能不说。治理之道的急务，在于得到人才；然而识别人，正是圣明之人也感到困难的事。只听他说什么，不能保证他的行为；只考察他的行为，又可能遗漏他的才干。比较劳绩、考核等级，会使巧诈虚伪大量兴起，而正直的人难以进用；追逐声誉才华，会使奔竞更加滋长，而沉静退让的人无法升进。若不是平素与他交往亲近，详细了解他的始末，探察他的志向品行，考察他的才器能力，就不能知道那些守道而藏才的人，也不能使沽名钓誉、装饰外表的人隐藏伪饰。所以孔子说：‘看他的所作所为，观察他所走的道路，考察他安心于什么，这个人还能隐藏什么呢？’想要这样观察考察，本来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因此前代有乡里荐举选拔的办法，有长官征召任用属吏的制度，用来明确考验经历、广泛旁求人才、敦促品行才能、消除奔竞。过去周朝任用伯禽为大仆，告诫他说：‘慎重选择你的僚属，不要任用巧言令色、阿谀谄媚、邪僻侧媚的人，应该只选择吉善之士。’ 这说明古代王朝只是任命大官，而大官可以自行选择僚属，这是明白的证明。汉朝努力广求人才，选拔并不只是依靠公府征召，又有父亲任职、兄长任职的人，都可以担任郎官；最初选入时，分别杂居于三署，台省有空缺，便用来补充。这说明古代的郎官都由任官者举荐来充任，这是明白的证明。魏晋以后直到本朝，选取一般官员，多数由选部负责；只有高位重职，才由宰相考察那些任职有成效的人，请示后加以任命。因此晋代山涛担任吏部尚书时，朝廷内外的品级官员，有很多是由他启奏授予的。宋朝任用蔡廓为吏部尚书，蔡廓先派人对宰相徐羡之说：‘如果能够让我行使吏部的职权，我就接受任命；否则就不接受。’徐羡之回答说：‘黄门、散骑侍郎以下的官职全都委托给你。’蔡廓仍然愤怒，认为这样是没有履行职权，于是没有赴任。这说明黄门侍郎、散骑侍郎都由吏部选拔授予，不必由朝廷逐一决定，官位排列都应当由台司选择，这是明白的证明。本朝的制度是，五品以上的一般官员，由制敕任命；六品以下，则一并由诏旨授任。制敕所任命的，大概是宰相商议后奏请批准，再加以授官；诏旨所授的，大概是吏部衡量人才、安排职务以后上奏，诏旨只是批示知悉而依从，并不能表示同意或否定。开元年间，吏部注拟选人、奏请设置官职，依照资历限定，从起居郎、拾遗、补阙以及御史等官起，仍然都列在选曹铨选统管的范围内，明载于格令，至今没有废除。没有听说通常参加朝会的官员全都交给宰臣选择，这又是近来事实的明证。后来旧有典制失去条理，宠臣专擅朝政，舍弃共同议论而加重自己的权力，废除公正荐举而施行私下恩惠，于是各级官品，如果不合时任宰相的心意，就没有办法任用。任用重臣的原则更加衰微，进用善人的道路逐渐狭窄。近来每逢需要任用官员，常常苦于缺少人才；临到事情才选求，动辄拖延十天一月；姑且只求能够应用，很难完全找到合适的人才。难道不是因为荐举制度日渐衰落，人才越来越少吗？平常时候求取精良过于严苛，紧急时候却连充任职位的人都不够，想使各种政绩都兴盛起来，当然也很困难。臣实在愚钝无能，没有一样足以胜任，却蒙受任用，身居宰相之职，只怀有窃据职位的恐惧，又缺乏识别人才的明察。我自量才庸能浅，终究难以报答陛下，惟愿广泛拓展求才的道路，使贤能之士各自因类征召，开启至公之门，让各部门的官员都能自行通达上陈。臣当谨慎遵守法度，考核百官，宣扬圣明，做到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希望不再有人才被埋没，朝廷不至于缺乏人才，并以此作为报答恩德的资本，以此作为实现治理的工具。当初刚接受诏命，便将这些意见上陈，请求访求贤能、慎选官吏，粗略建立纲要制度。凡是各部门的长官、兼任副职等官员，以及两省供奉的职务，凡因考察荐举有功有效、应当加以奖任的，都由宰臣叙列拟定后上报。其余台省属官，请交给长官选择，指明其才干实绩，写成文状上报。一经荐举宣扬，便终身负责保任，并在任命诏书中详细标明荐举授官的原因，向众人显示公正，明白彰示得失。荐得贤人，便提升考绩、增加品秩；所荐不实，便夺俸赎金；荐得极快的便越级升迁，荐失极多的便贬黜免职。不只是搜罗提拔低级官员，也可以借此考察试用高级官员；前人所说的“考察一个人，要看他所荐举的人”，就是这个意思。自从蒙准实行后，南宫荐举的人才，才达到十多人；有的不是台省旧吏，便是使府属官，都是屡经推荐延请、历任多种职务的人。论其资历声望，既不愧于同列官员；考察他们的品行才能，又没有听说有缺失败坏之处。然而议论者却突然以流言蜚语喧腾，使圣上为之烦劳；由此可知，事情要推行是多么困难。

译陛下勤勉求取治国之道，务求顺应众情，因此针对荐举之事再次委托宰臣拣选；这既是崇重任用辅弼大臣，也是广泛采纳舆论，可以说是圣德盛大的表现。然而在委任官员并责成其成功的方法、听取言论并考察实情的办法上，以及排除邪恶、保存诚正方面，仍恐怕有所欠缺。所谓委任责成，就是将要建立某项事业，先选择合适的人；既得到合适的人，便慎重谋划开端；既谋划开端，便详细考虑结局。始终之间，事情必须预先确定；有疑虑就不要果断任用，既已任用就不应再有疑虑。等到谋划完成后，才考核事情的结果；事情违背原先计划的，就革除弊端并罢黜其人；事情符合当初计划的，就赏赐其人并成就他的美名。这样使受赏者无从推辞，使被黜者不能找借口。如此一来，如果没有才能，谁敢承担职任？既然承担职任，就一定会竭尽才能。这就是古代圣王委任官员、责成其功，以无为而达到治理的道理。所谓听言考实，是虚心接受、广泛采纳，扩大接纳下情的规范；明察四方、通达听闻，是广泛救济人民的道路。想知道事情成功还是失败，不能不从言论中听取；想辨别言论是真是假，不能不以事实考察。说事情做得对的，不要立即认为确实如此，必须追究他认为正确的原因；说事情做错的，也不要立即认为不对，必须穷究他认为错误的道理。称赞别人善良的，必须详细征验其行善的事迹；议论别人邪恶的，必须明白辨析其作恶的端由。凡是听取他的言论，都要考察事实；已经得到事实，又要按照实际情形审察；已经穷尽事情的情由，还要再向众人核验；众人的议论、事情的情由和事实，必须相互参验而吻合。然后才相信他的说法，奖赏他的诚实；如果有人矫饰诬陷，也应置之于明刑之下。如此，进言的人不会受到壅塞，听取言论也不会劳烦；不会有浮夸妄诞、扰乱教化的言论，不会有阴险邪恶、伤害善人的说法，不会有轻信而受欺骗的过失，也不会有暗中陷害却无法辨明的冤屈。这就是古代圣王听取言论、考察事实，不出门户便能知晓天下情势的道理。陛下既采纳臣的意见并加以施行，随即听到横议便停止实行；对于臣的谋划不责成其成功，对于横议却不考察事实。这样一来，谋划失误的人便得以推辞罪责，议论不正的人便得以肆意诬陷。若照此办理并类推扩大，既没有一定不变的计策，也没有一定真实的言论。计策不确定，治理之道便难以成功；言论不真实，小人便能得志；国家的祸患，常常一定由此而来。从前齐桓公将要开创霸业，问管仲什么事情会危害霸业。管仲回答说：“得到贤人却不能任用，会危害霸业；任用贤人却不能坚定不移，会危害霸业；开始坚定却不能坚持到底，会危害霸业；与贤人谋划事情，却同小人商议，也会危害霸业。” 所谓小人，不一定都是心怀险恶、因此覆亡国家的人，大概是因为他们性情奸邪，志趣短浅，把阻挠议论当作胜过众人的表现，把故意与众不同当作不合群；只顾眼前小利而昏昧于长远谋划，只讲求小的信用而损害大道。所以《论语》说：“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坚决，这种硁硁浅陋的样子，真是小人啊！”他们能够使言语守信、行动果断，只是因为见识硁硁浅近，不能宏大通达，孔子尚且称他们为小人，管仲还担忧他们会危害霸业，何况那些言行难以保证、却任意施行邪恶意图的人呢！这些都是任用官员而不责成其功、听取言论而不考察事实的弊端。圣旨认为外间议论说：“各部门所荐举的人，都有私情缘故，并且收受贿赂，得不到真正有才的人。”臣请陛下应当让提出这些说法的人详细陈述所指控的情状：某人收受贿赂，某次荐举出于私情。然后陛下再以事实质问臣，臣再以事实质问荐举者。如果立即认罪服输，便根据罪行抵罪受刑；如果还有申辩，就交付司法部门审查追责。错误荐举的人一定施行处罚，诬陷善人的人也应反受其罪。这样自然能使法典彰明，邪恶不再发生；惩罚一人而使百人受到警戒，是治理的良法。何必宽贷他们贪赃的罪过，不加以辨诘；把公议私藏起来，不公布荐举者的姓名？这样使无罪的人受到怀疑，有罪的人反而逃脱，冤枉与正直一概混同，人民还能依靠什么呢？圣旨又认为由官长荐举人才，法令并不妥当，命臣也自行拣选，因为不能信任各部门。臣以为，宰辅按照常制不过几个人，他们所了解的人本来就有限，必定不能遍知众多士人、全面考察各类人才。若让他们全部任命各级官员，就势必要辗转询问访察；这样便是把公举变成私荐，把公开荐举改成暗中投托。假如如议论者所说，所荐之人多有私情，那么向君上荐举尚且不能完全断绝私情，向宰臣推荐，怎么肯定没有欺诈？因而错失人才的弊端必定更加严重。过去任命官员，少有不牵涉私情毁谤的；即使执掌大权的人不止一个，有时自行徇私，也往往是私下访求亲近之人，转而被所荐者收买。这种弊端并不遥远，圣上明鉴自然知道。如今又要顺从浮泛的言论，专门由宰臣任命官吏。宰臣不能遍知人才，仍须沿袭过去向人访察的做法；如果访察亲朋，便是已经知道覆车之祸却仍不改变旧辙；如果访察朝中官员，便是在求取私下推荐，必定不如实行公举。二者的利害关系，惟愿陛下再详细斟酌选择。恐怕不如委任长官，慎重拣选属官；所拣选的人少，所求取的人也就精当。荐得贤人，便有知人善任的声誉；荐举失实，便应承担错误荐举的责任。人的常情无不爱惜自身，何况台省长官都是长期经过朝廷选任的人，谁肯徇私妄举，以损伤名声而招致责罚呢？所谓台省长官，就是仆射、尚书、左右丞、侍郎，以及侍御史、大夫、中丞。陛下近来选择辅相，多数也不出这些职位。今天的宰相，就是往日的台省长官；今天的台省长官，就是将来的宰臣。只是职名暂时不同，并不是才干品行顿然不同；难道担任长官时不能荐举一两个属官，位居宰臣时却可以选择成百上千的属官吗？众人的议论悠悠不定，这种疑惑实在太深。圣人处理事情，必定衡量事物是否适宜，不要求一个人样样完备，也不责求人做到力所不能及的事；地位尊贵的人掌握要领，地位卑下的人负责具体细节。

译因此，君主选择辅臣，辅臣选择诸长官，诸长官选择佐僚。所任职位越尊贵，所以选择的人越少；所考察试用的层级越低，所以荐举的人数越多。晋升不违背等级，选择不失其类别；按照类别便能详细了解实际表现，按照等级便能杜绝钻营求进。若以求得人才为务，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因此，从低微偏远之地选出、刚刚升入朝廷的人，各自交给长吏负责荐举，这样下层就不会遗漏贤才；已经任职于朝廷各部门、并且已经承担事务的人，再由宰臣按次序荐进，这样朝廷就不会有空缺的职位；才德兼优、历经考验而始终不变的人，最后由君主加以倚任，这样天下就不会遗漏士人。求才贵在广泛，考核贵在精细。求才广泛，在于各人荐举自己所知道的人，这就是长吏的荐选；考核精细，在于按照姓名责求实绩，这就是宰臣的序进。求才不广，低位官员便很少升进；低位官员少有升进，平常任用便常常缺人；平常任用缺人，便担心许多职位空缺；担心职位空缺，便苟且选人充数。因此考核之法没有余暇做到精细。考核不精细，才能与无能便无法区别；才能无能不能区别，磨炼激励便逐渐衰退；磨炼衰退，职责事务便不能办好；职责不能办好，品格便逐渐衰微。因此贤能的功效不能彰显。这都是失误于不广泛求取人才的办法，却专门追求选士精细；不考虑实行考核，却希望得到用人的美效。所以希望越大，失误越多；务求精细，反而更加粗疏。这是堵塞水源却疏浚下游，未见其可行。臣想详细征引旧说，只恐怕陛下听览烦劳，姑且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其中的道理。从前则天太后登上帝位临朝听政，想要收揽人心，尤其致力于破格提拔、广泛任用，打开引荐人才的门路；任用人才毫不迟疑，访求人才毫不厌倦，不仅允许别人荐举士人，也允许士人自行荐举才干。所荐举的人一定施行任用，所自荐的人立即加以试用；在选士之道上，难道不是显得过于容易吗？然而考核责成很严格，升降进退都很迅速，不肖者很快被罢黜，有才能者迅速升迁。因此当时称道她有知人之名，历经数朝都依赖众多士人的作用。这正接近于求才贵广、考核贵精所产生的效果。陛下广大地承受帝位，思求达到政治清平，爱惜贤才的心超过前代圣哲，但得到人才的盛况却没有赶上往时。大概是因为鉴别赏识全由圣上亲自决定，搜求选择很难通过公举；只是一味加快登用延请人才的道路，却很少施行考察核验的方法。于是使先前进用的人才逐渐凋零败坏，后来的人才又不能接续；发布一项命令，诽谤阻挠便交互而起；任用一个人，弊病便立即形成。这是选拔人才过于精细、制定法令不统一的祸患。则天举用人才的方法，弊在过于容易却能得到人才；陛下慎重选择的规制，弊在过于精细反而失去士人。由此可知，即使举用人才容易，只要不容易苟且容纳不肖之人，那么这种容易正足以广泛获得人才，并不会造成祸害；如果不在法制上精心谋划，却专门在选择人才上求精，那么这种所谓精细正足以阻塞进用贤人的道路，并没有好处。人的才干品行，自古很少有十全十美的；如果有某种长处，必定也有某种短处。若能记录长处而补救短处，天下便没有不能任用的人；若专责短处而舍弃长处，天下便没有不该抛弃的士人。从情感上说还有爱憎，从志趣上说还有异同；即使圣明如伊尹、周公，贤能如杨朱、墨子，拿他们去接受众人的议论，谁能免遭讥刺嫌疑？从前子贡问孔子：“乡里的人都喜欢他，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能这样判断。”子贡又问：“乡里的人都厌恶他，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能这样判断；不如让乡里善良的人喜欢他，让乡里不善的人厌恶他。”这是因为小人与君子的意向必然相反，小人厌恶君子，也正如君子厌恶小人一样。要考察其中的实情，关键在于慎重听取。听信君子，小人的道路便会废止；听信小人，君子的道路便会消亡。如今陛下慎重选择宰臣，必定认为宰臣的地位重于众品官；精心选择长吏，必定认为长吏胜过末流官员。等到宰臣献上规谏、长吏荐举人才时，陛下却只采纳横议，不考察最初的谋划。这就是对地位尊重的人反而轻视其言，对地位较轻的人反而重视其事。而且又不辨别毁谤是真实还是虚假，不核验议论的是非长短；这样一来，人的各种多言多语，还有什么说不到的呢！这将使人无所措手足，难道仅仅是选任人才的道路失去根本而已吗？臣所说的切直之言，本来不是为自己；所珍惜的是实现治理的道路，所感念的是蒙受知遇的恩德，所以冒昧借此陈述谢意。现将心中的话铺陈上报，惟愿陛下明察。谨此奏闻。●卷四百七十三 ☆陆贽（十四） ○请派遣使臣宣抚遭受水灾的诸道州县状 臣等：近来不断收到盐铁转运使以及州县的申报：连绵阴雨形成灾害，整整一个月没有停止。有的河流沟渠暴涨，有的溪谷奔流，淹没田间禾苗，损坏房屋。又有百姓漂流溺死而无人救援，辗转迁徙、缺乏粮食，死亡流离的人数也不少。臣等身居台辅，职责在于调和阴阳；一物失宜，便是臣等尸位旷职，五行失常，怎能逃脱贬黜责罚？陛下的德行超过禹、汤，宽宥臣下的过失；臣等每次奉读圣旨，惭惶之情便加倍。所以勉强在公事上任职，不敢屡次烦扰陛下请罪。此前臣等当面陈述事体，说必须派使臣前往抚慰安定灾民，陛下还认为询问来人所得的损失很少，便只议论给予优厚救济，恐怕会助长奸欺。十多天以来，臣等又详细询问访察，汇集行旅之人的说法，全部与申报相符，只恐怕所听闻的情况在圣上耳中还没有完全陈述事实。世俗的弊病，多在于顺从谄谀：揣测上意所喜欢听的，便夸大其说；估量上意所厌恶听的，便缩小其事。制定措施失当，常常就苦于这种情形。最初听说诸道发生水灾时，臣等多次询问朝中官员，他们大多说对物资没有损害，认为不值得挂怀；退下来察问他们的私下说法，言语却顿时不同。阴雨水灾并不是可以隐瞒的事情，缙绅都是有见识的人，和臣等地位相近，尚且彼此逢迎，何况事情有时暧昧不明、人物有时微不足道，他们怀着谋利的心，迎合至尊的旨意；至于真实情状，本来就不容易知道。像这样的人，足以误导圣上的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