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百六十八

译臣恭敬地认为，国家刚刚经历巨大变故，天下震惊，无论顺逆、贤愚，必定都在竖起身子关注观望。陛下一句话失当，四方就会离心；一件事情处理得当，万民就会归心。每一个举动都关系安危，不可不慎重。臣认为当前的急务，在于审察众人的心情。如果天下人最想要的事情，陛下就先去实行；天下人最厌恶的事情，陛下就先去除掉。欲望和厌恶都与天下相同，却不能使天下归附的，自古至今从来没有。治理和混乱的根本，取决于人心，何况处在变故动摇的时候，正是人们决定归附还是背离的关头。人心归向的地方就能建立，人心离开的地方就会倾覆，陛下怎么能不审察人心，使自己的好恶与天下相同，让亿万百姓归向，以安定国家呢？这确实是当前最紧要的事情。然而还恐怕实行起来并不容易，因为朝廷流离播迁，王命还没有推行，若只施加空言，人们或许不会相信。为什么这样说呢？如今天下所希望的，是停止战争、安定生业；天下所厌恶的，是赋税沉重、法令苛刻。陛下想停止战争，可是寇贼余孽还存在，战争本来不能停止；想安定生业，可是征发徭役还没有停止，生业本来不能安定；想减轻赋税，可是郡县害怕缺少军用，命令必定不能实行。想要除去苛刻的法令，可是行在一向严肃威严，说出来的话暂时也不会有效。这些事情都是形势尚未得到控制、意图尚未得到执行；即使很快发布恩德诏令，足以安慰百姓希望获得休养的愿望，但考察实际情况，仍然不符合悔过弥祸的诚意。况且用言语感动人，感动不会深；用行动感动人，回应一定迅速。因为言语只需根据事情发出，行动却要违背个人欲望而实行；容易发出，所以有些还不能使人真正信服；难以实行，所以一旦实行便没有人不服从。如今陛下将要平定祸乱，拯救危急，怜恤百姓，安抚反侧之人，既没有使百姓休息的实际行动，又缺乏施行恩惠的资财，只有违背自己的欲望，去实行自己认为困难的事情；公布诚意，除去百姓所苦的弊病，这样才可以彰明追究过错的心意，符合革新政事的言论。如果仍然不是这样，就看不出还有什么可行的。近来臣私下听到舆论，颇能探究群情：四方忧虑内外意见不相一致，百官又忧虑君臣之间道路隔绝；郡国的心意不能传达到朝廷，朝廷的诚意不能上达于陛下。上面的恩泽不能向下施布，下面的实情又堵塞而不能让上面听到；实际事情未必被知晓，知道的事情又未必真实，上下在其间隔绝，真伪在其中混杂，怨恨聚集而喧嚣，诽谤四处传播，想要没有疑虑阻隔，怎么可能呢？舆论既然如此，人心也可以看见。大家大概认为，宽宏地听取意见，是圣明君主最难做到的；郁结压抑、猜疑嫌忌，是众人所苦的事情。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精神没有滞碍，洞察必能穷尽幽微，医治这种弊病，改变这种难处，就像淬炼刀锋、溃破疣赘、决开堤防使水流出一样。这样可以崇尚德行、成就美政，也可以渡过艰难，陛下还有什么忧虑而不去实行呢，为什么只是对此战战兢兢？臣认为，应当趁文武百官入朝参见的日子，陛下特别加以延请接见，亲自同他们交谈，详细询问祸乱的缘由，明确表示悔过的心意，让每个人都尽量陈说得失，并且命令他们逐一当面陈述。遇到军务时，人员一到就引见答对，不拘泥于时限，以表示陛下忧虑勤勉。周公勤勉到握发吐食，天下因此归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又应当给予他们优厚的礼遇，用温和的面色使他们喜悦。言辞切直而道理恰当的，必定奖赏引导，使他们尽情表达；见识少而言辞笨拙的，也要宽容谅解，以嘉奖他们的心意。有人进谏诤言而毫不隐瞒，希望陛下效法成汤改过的美德，赞赏他的正直，不要吝惜承认自己的过失；有人谋略可用，希望陛下体会大禹拜受谏言的诚意，奖励他的才能并赶快实行他的策略。至于普通人一点善行，也要采录而不遗漏；众士传达的意见，也要听取而不厌倦。这就是汇集天下人的智慧来帮助圣明，顺应天下人的心意来施行教令。这样君臣同心同德，还有什么命令不会被执行？远近百姓都归心，谁还会同您作乱呢？把疑虑梗阻变为融洽和合，把怨恨诽谤变为歌颂赞美，在十二天之内，就可以使局面发生巨大变化。陛下倘若实行而不厌倦，运用而得当，遵从正义如同转动圆环一样容易，进用善言如同唯恐来不及一样，推广这条道路，足以达到和平。至于彰明德行、堵塞邪违，恐怕还不只是当前最紧要的事务。也许有些意见虽愚拙却接近正道，有些事情虽重要却似乎迂远，希望陛下垂念圣思，反复详细阅览；如果确实没有值得观看采纳的地方，舍弃它也不算晚。谨此奏报。奉天论述前次答复奏议尚未施行的奏状 臣某言：叛贼尚未受到诛讨，还在宫禁附近挖穴潜伏。陛下思念宗庙，痛惜百姓，仁爱与孝心交相激发，以至于愤怒激切，屈尊因紧急事务询问微臣。臣虽然鄙陋懦弱，却尊崇仰慕仁义；承蒙陛下知遇的恩德，感念陛下思求治理的诚意，内心所怀抱的想法，承受询问便立即发露。不揣量意见的深浅，不顾忌陛下的喜怒，实在缺少周密防范、顺承圣意的规范，但这也是臣尽忠于陛下的一片本分。前次奉诏询问后，不久便详细上奏，请求延请群臣，逐渐同他们亲近接触，扩大咨询访察的道路，打开进谏诤言的门户，疏通郁结堵塞的情意，弘扬采纳选拔人才的途径。自从献上答复奏议，到现在已经十多天了，没有听说施行，也没有得到答复诘问。不知陛下的旨意认为这件事怎么样？臣昏昧而不能揣度，只想竭尽心意；恐怕是由于文辞和道理艰涩拙劣，不能把事情充分表达清楚。臣怀着恳切的诚血，冒昧愿意全部倾吐出来；屡次烦扰冒犯，难道不惭愧惶恐吗？大概是臣如犬马般感恩、想要报效的心情，卷恋不舍而不能自行停止。臣听说，建立国家的根本在于得到民众，得到民众的关键在于了解民情。所以仲尼说，民情是圣王的田地，意思是说，治理之道由此产生。由此可见，时势的盛衰、事情的得失以及万物的变化，都必然取决于民情。民情有通畅和阻塞，所以产生盛衰；民情有厚重和淡薄，所以产生得失。通晓天下民情的人，没有比圣人更聪明的；能够彻底理解圣人心意的，没有比《易》象更深刻的。《易》在区分卦象时，乾在下、坤在上就称为“泰”，坤在下、乾在上就称为“否”；在取象时，减损上面而增益下面就称为“益”，减损下面而增益上面就称为“损”。乾代表天、代表君，坤代表地、代表臣。天在下而地在上，位置本来颠倒了，却反而称为“泰”，是因为上下相交；君在上而臣在下，按道理本来顺当了，却反而称为“否”，是因为上下不相交。气不相交，万物就不能生长；感情不相通，万国就不能和睦。天气下降，地气上升，然后一年中的农功才能完成；君主的恩泽向下流布，臣子的诚心向上通达，然后治道才能确立。“损”“益”的道理也是如此。上位者约束自己而使百姓宽裕，百姓必然喜悦并奉戴上位者，这难道不叫“益”吗？上位者轻蔑百姓而放纵自己，百姓必然怨恨并背叛上位者，这难道不叫“损”吗？

译这样看来，上下相交就会安泰，不相交就会闭塞；自己减损的人，别人反而会使他增益；自己增益的人，别人反而会使他减损。民情的得失，难道是容易把握的吗？所以有人把君主比作船，把百姓比作水；水能承载船，也能倾覆船。船就是君道，水就是民情。船顺着水势才会漂浮，违背水势就会沉没；君主得到民情才能稳固，失去民情就会危险。因此，古代先圣王居于百姓之上时，必定使自己的心顺从天下人的心，不敢使天下人顺从自己的欲望，甚至说“战战兢兢、勤勤恳恳，一天两天之内要处理万端事务”。所谓“几”，是事情的细微征兆。以圣人的德行、天子的尊贵，尚且还谨慎对待事情的细微处，甚至一天思虑万端，难道不是因为身居上位而接近下民，害怕失去民情吗？《尚书》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细微，所以对万端事务的思虑不能不精审；危险，所以覆舟的警戒不能不畏惧。用心意揣度事物，再用言语表达心意；言语有时是非不明，不如考察有形的事迹；事迹有时成败难辨，不如检验已经实行的结果。自古以来王业的盛衰、君道的得失，都完整记载在史册中，明白灿然，可以作为征验。与众人有共同欲望，没有不兴盛的；违背众人而独断专行，没有不败亡的；听从善言、采纳劝谏，没有不稳固的；疏远贤人、以过错为耻而不改，没有不危险的。所以《诗经》《尚书》称颂尧的德行，说：“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而听从别人。” 数说舜的功绩，就说：“使四方的眼睛都能看见，使四方的耳朵都能听到。”这是说务必要同众人有共同的愿望。叙述禹兴起的原因，就说：“益辅佐禹”，“禹拜谢正确的言论”。叙述汤所以成为王，就说：“任用人只求像自己一样，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这是说他能够采纳劝谏。歌咏文王兴起周室，就说：“贤能之士众多，文王因此安宁。”赞美武王攻克殷，就说：“辅佐之臣有十人，同心同德。”这是说他们都听从善言。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六位君主，是天下最盛德的君王，没有一个不听从劝谏来辅助德行，不询问众人来成就功业。由此可见，德行越盛，思虑越能注意细微；功业越高，心意越发谦下。到了后世衰败的时候，情况就反过来了。所以《尚书》说：“纣有亿兆普通百姓，都是离心离德。”这是说他违背众人。《诗经》说：“你在中国结党聚众，收集怨恨当作德行。你不能彰明自己的德行，这时身边没有可靠的辅弼；你的德行不明，就没有陪臣和卿士。”又说：“虽然没有年老成德的人，尚且还有先王的法典。竟然一个也不肯听从，天命因此倾覆。”这是说他疏远贤人。《尚书》说：“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的人会灭亡。”《诗经》说：“只有他不谨慎，自以为独自做得好；自己固然有主见，却使别人最终变得狂乱。” 这是说他独断专行。前代史书列举桀、纣的罪恶，说：“力量足以拒绝劝谏，口才足以掩饰错误。”这是说他们以过错为耻。考察得失于已经实行的事迹，借已经验证的征兆鉴察盛衰，谁失去治道而不衰败，谁掌握正确的道理而不兴盛？报应与行为同类，如影随形，丝毫不差，怎么可以不把这些作为准则并仿效，恭敬而又畏惧呢？自秦、汉以来，直到周、隋，其间经历了将近千年，兴起的朝代不止一个姓氏，接连覆亡的君主也不止一人。虽然所处时代不同，所做事情的迹象各异，但失去众人必然失败，得到众人必然成功；与尧、舜、禹、汤同样致力于此的必然兴盛，与桀、纣、幽王、厉王走同一条路的必然覆亡；完全失去众人就完全失败，完全得到众人就完全成功；更多地同于善，功业就多；严重地同于恶，祸患就重。善恶各随其类，端正得像串联的珠子；成败显现于行为，明白得如同观看火焰。这是历代最重要的借鉴。只是还担心议论者说“时代不同，事情也不同”，所以臣请再为陛下大略列举近代特别明显的效验来说明这一点。太宗文皇帝有上天赋予的才智，拥有神器般的帝位；以武力平定祸乱，以文治达到太平；威势施行如雷霆，明察照耀如日月；英明谋略施用于百事，圣明功业载入《九歌》。他的才德本来就不是众人能够估量、一般人能够窥探仰望的。然而他仍然战战兢兢、谨慎戒惧，害怕失去人心，每每告诫臣下进献规谏，始终把危亡作为忧虑。早起听政，直到日暮还忘记劳倦；公卿轮流进见，在朝廷奏报各种事务，共同评议得失；下情没有滞塞，上面也没有私自决断。退朝以后有空闲时，设宴接见侍臣，询问谋略，寻求自己的过失；有时谈论古代成败，有时询问民间情况。每当谈到昏暗君主扰乱朝政，就反省恐惧而自我警戒；谈到贤明君主治理天下，就仰慕振奋而想着向他们看齐；谈到农耕的艰难，就上下互相匡正，务必遵守勤劳节俭；谈到民间百姓的疾苦，就君臣共同忧虑，商议停止征税和徭役。勉励德行、惩戒违背，触类旁通而不断扩展；还担心有些过分的言论、错误的举措，一旦过去便难以追回。每次召集宰相共同商议，必定让谏官一同入内；稍有偏差过失，就立即规劝；发现一件善行，就马上命令考察提升；听到一条劝谏，就明确给予赏赐。因此当时没有遗漏的事务，百姓乐于输诚。又延请文学之士，轮流在内署值宿；有时讲求典章礼仪，有时诵读《诗经》《尚书》，常常直到深夜，心情仍忘记厌倦。凭太宗这样的美德，贞观年间这样的安定局面，尚且还如此致力于取得人心，那么人心对于治道，难道可以有一天不与之相通吗？高宗初年，也亲自听取意见、采纳劝谏，所以当时众人一致归美，认为有贞观的遗风。又依赖先帝遗留下的恩泽仍在民间，先世的榜样带来宽裕；幸而没有改变制度，民俗因而富足安康，几十年间天下无事。太平事业延续得久了，厌倦勤政的意向渐渐显露；闲居更加深居简出，接触下民越发简少；前代贤哲的光辉渐渐远去，中宫的威权也暗中转移。终于发生了嗣圣临朝、天授革命。难道不是因为治理国家的道理上，缺少对大政的咨询；贪图宴饮安逸的心情，使自己沉溺于偏信亲近宠幸之人吗？祸乱逐渐酿成，几乎倾覆国家。虽然祸乱不是由外人独自造成的，但其失误是相同的。弊病一旦蔓延，残余风气便随之流行；直到神龙、景□年间，都是宠幸之人扰乱朝政，君主的聪明不能通达下情。

译元宗亲自平定大难，亲手振举宏大的纲纪；敞开胸怀采纳忠言，克制自己听从劝谏；尊重任用旧臣宿老，选拔各类人才。大臣不敢壅塞下情，亲信不敢干预公议，朝廷清明、治道安泰，持续了将近三十年。他以为教化已经施行，以为安定可以长保；耳目所享的娱乐逐渐增多，忧劳勤政的志向逐渐衰退，奢侈的念头一萌发，邪道便一同发展。贪恋权力、窃取柄权的人说：“德行已经如尧舜了，哪里还用劳神？”迎合旨意、趋附献媚的人说：“时世已经太平了，为什么不享乐？”有深谋远虑的人，被说成迂腐荒诞、惊扰众人；有正直切实劝谏的人，被说成诽谤求名。陛下闭目塞听于深宫，上宰在朝廷养成威势，议论政事的官员把歌功颂德当作尽职，执法官吏把揣摩旨意当作称职，主管府库的官员把厚敛财物当作公忠，权贵之家把收受贿赂多当作声望。外朝宠臣掌握了窃取国权的势力，内宫宠臣擅自散布可以扭转天意的谣言；祸乱的苗头炽盛，火势越来越大，整个天下仿佛处在堆积的柴薪之上，人人害怕被焚烧，而朝廷上下互相蒙蔽，竟没有人察觉，每天只忙于游宴，还说这是无边无际的福庆。大盗一旦兴起，直到今天仍成为祸患，难道不是因为忽视戒备、在安定中贪图安逸，厌恶忠直之言使自己不快，甘心听从谀诈之言来满足欲望，逐渐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最终造成大错吗？肃宗惩戒导致寇乱的原因，胸怀拨乱反正的谋略，虚心接受、广泛采纳意见，与太宗相同；招纳延请群臣询问谋略，停食废寝，彻底敞开诚实的内心，推心置腹地对待众人，坦露胸襟，忘掉自己而应对万事。因此，使百姓盼望获得安宁的心愿充分实现，配享上天的功业蓬勃兴起。先皇帝继承并保持恭谨勤勉，又增加了和善仁惠。仁惠就能使人感动，和善就能使人亲近；虽然当时接连遭遇艰难困厄，但众人没有离散。治理崇尚宽大，致力于因循旧制而慎重兴作。然而在紫宸殿听朝时，常常限定三人奏事；又宣示德行法令，考核责问侍臣，有时奖赏他们竭尽规谏，有时责备他们容忍沉默。天性本来仁慈宽恕，处理事情多能宽宏；劝谏即使没有被采纳，也不深加违忤；只要民情有所阻塞，最终总能向上通达。因此君臣相安，百姓也稍得休息。陛下英姿卓越、辩才超群，远远超过常人；武略雄图，包罗万物之外。您愤恨习俗妨碍治道，亲自承担削平祸乱的责任；以明威照临天下，以严厉法制裁断事务。然而流弊日久，治理过于深峻。远方的人惊疑而抗拒命令，逃避死亡的叛乱因此发生；近处的人畏惧震慑而苟且容忍，逃避罪责的姿态因此形成。君臣心意乖离，上下民情隔绝。君主致力于实现治理，臣下却防备被诛灭；臣下将要进献忠言，又担心君主认为是欺骗荒诞。因此圣明的诚意不能布达于众人，众人的实情也不能通达于圣聪。臣过去曾任御史，有幸奉命入朝觐见，将近半年。陛下居处高深严肃，从未降旨召见询问；群臣匆匆趋进退下，也不能陈列事务奏报。就在轩墀之间，彼此尚且不能沟通；天地这样广大，又怎么能够自然相通？即使按惯例接见使臣，另行召见宰辅，也不同于正常的师友教诲，更不同于公开的议论。尚未实行的事情，便告诫说枢密之事不可议论；已经实行的事情，又说既成事实不宜劝谏，于是逐渐产生拘束阻碍，动辄涉及猜疑嫌隙。因此人人都隐藏实情，把进言视为忌讳。到了变乱将要发生时，亿兆百姓共同忧虑，唯独陛下安然不知，还以为太平可以实现。陛下用今天亲眼看到的事情，验证过去听说的情况，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得到、什么是失去，那么事情的通塞就全都清楚了，人的真伪也全都知道了。历代圣君治乱升降的效验就是这样清楚，当今治乱的原因也如此明白。没有不因得到众人而兴盛、因失去人心而危险的；没有不因宽裕地听取众议而通达、因偏信而受蒙蔽的；美好的功业没有不由采纳劝谏而成就，德行没有不因自以为贤能而亏损；良好的开端没有不以忧劳勤勉为根本，完整的功业没有不因安逸太平而开始丧失。如今陛下想要悔除祸患、求取福祉，离开危险而趋向安定，如果不遵循太宗创业的规制，继承肃宗中兴的治道，鉴戒天宝年间导致祸乱的原因，惩戒如今迁徙巡幸的缘由，那么凭什么使圣心获得信任，彰显美好的声誉，使远近之人重新听命，使反叛离心者归顺呢？先前承蒙陛下发布恩德之言，询问及臣这等庸陋之人；臣冒昧依据个人见解，立即进献所闻。自那以后反复思考千百次，虽然愚智各有分别，但这一信念实在不可改变。直到如今仍诚心不已，依然困守自己的见解；臣不胜愚笨而诚恳恳切之情，所以谨再次陈述上闻。臣某惶恐万死，谨此陈言。○奉天请求多次接见群臣并允许他们议论政事的奏状 朝隐奉宣圣旨：“我多次阅览你的表状，劝我多次接见群臣，并允许他们议论政事，言辞和道理都恳切，充分表现了竭尽忠诚。我的本心很愿意推诚相待，也能够采纳劝谏；但因为上呈封事和进奏应对的人，很少有忠良之士，多数是在议论别人的长短，或者窥探我的心意。即使我不相信谗言诬陷，他们到了外面也立即妄生是非，把它当作施加威福的手段。我过去以为君臣一体，完全没有防备；由于推诚信任而不加怀疑，常常被奸人欺骗利用。如今造成祸害，我想并没有别的原因，过失就在于过分推诚。再说谏官议论政事，很少能够谨慎保密，通常又自我夸耀，把过错归到我身上，以此自行求取名声。我自即位以来，见到进奏应对、议论政事的人很多，大体都是人云亦云、道听途说，试着加以询问，便立刻无言可答。如果有人具有奇异的才能，我哪里会吝惜提拔任用呢？我看到从前以来事情大多就是如此，所以近来不常随意接见进言之人，也不是厌倦于接纳意见，你应当深切了解我的这个意思。” 圣德广大，如同上天包容万物，俯身怜悯狂妄愚昧之人，又赐下嘉奖和教诲，赞许臣言辞恳切，称臣为竭尽忠诚；臣虽然非常庸碌驽钝，实在深受感动激励。把知道的事情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叫作尽，把合乎义理地侍奉君主叫作忠。臣早年的心愿，长久以来一直自我发誓遵守，以此作为奉侍君上的道路，以此作为报答君主的资具。幸逢圣明盛世，得以实现诚心的愿望，既免除罪过，又蒙受赞誉，希望能够继续奉侍周旋，不敢有所失坠。倘若陛下广泛推行这一道理，进而施及天下，普遍奖赏正直者并怜悯愚昧者，分别记录各人的长处而舍弃短处，那么人人想要向善，谁会不知臣呢？如此自然会使圣德更加彰明，群臣百姓的心意都能通达。臣愚昧而恳切的心意，实在就在这里。陛下特别深厚的眷顾，细密地宣示了秘密旨意，完全通晓事物的道理，曲尽人情；至于深谋远虑、防微杜渐的见识，本来不是一般人的认识所能达到的。然而臣私下认为，上天的道理与上天同类；上天不因为大地上有坏树，就废止生长万物；天子也不应因为时代中有小人，就废止听取意见和采纳劝谏。帝王的盛德，没有比尧更盛的了，然而四凶在朝廷，他仍没有停止听取众议。所以说：“只有上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取法上天。”由此可知，人的邪正贤愚，只在于使他们各自处于适当的位置罢了，绝不能因为忠良之士少，就缺少询问谋略、接受进言的途径。

译过去有人因吃饭噎住便废弃吃饭，也有人因为害怕溺水反而自行投水；这种为了矫正偏差、防止祸患的考虑，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希望陛下从这些事中取得鉴戒，不要因为小小的忧患而妨碍大道。我听说，众人愿意帮助别人，在于信任；信任的建立，靠的是诚实。内心守持诚实，然后才能使众人不疑惑；自己保存信用，才可以教导别人不欺骗。只有信用和诚实，有益而无害。一旦不诚实，内心就没有什么可以守持；一旦不守信，言语就没有什么可以实行。所以圣人很重视它，认为食物可以舍弃，信用却不可丧失。又说：“诚实是事物的终结和开端，不诚实就没有事物。”所谓“事物”，就是事情；说话不诚实，就不再有任何事情可以成立。普通人不诚实，尚且不再有事情可成，更何况君王要依靠众人的诚实来巩固自己，怎么可以不诚实地对待别人呢？陛下所说“失于诚信而导致祸害”，臣私下认为这话错了。孔子说：“可以同他谈论却不和他谈论，是错过了人才；不可以同他谈论却偏要和他谈论，是说错了话。聪明的人既不错过人才，也不说错话。”由此说来，陛下可以审察他们所说的话，却不可不谨慎；可以相信他们所提出的事情，却不可不诚实。海中的禽鸟虽然细微，尚且知道真情和虚伪，有灵性的生物，本来就一定难以欺骗。前人所谓“众庶至愚而神”，是说普通百姓有时昏昧、有时鄙陋，这是他们近于愚的一面。然而上位者的得失，没有什么不能辨明；上位者的好恶，没有什么不能知道；上位者所秘密的事情，没有什么不能传开；上位者所做的事情，没有什么不会被仿效。这就是他们近于神明的一面。所以用智术驾驭他们，人民就会欺诈；向他们显露疑心，人民就会苟且偷安；接待他们不合礼仪，遵循义理的意愿就会减轻；抚慰他们不施恩惠，效忠的感情就会淡薄。上面实行什么，下面就跟从什么；上面施加什么，下面就回报什么，如同声音发出就有回声，如同身形存在就有影子跟随。表面弯曲，影子就弯曲；声音淫邪，回声就邪曲。心怀鄙陋欺诈，却想使神色不显露；神色显露，却想使观察者不能辨别；观察者能够辨别，却想使众人不迷惑；众人已经迷惑，却想使叛乱不发生，自古至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所以说：“只有天下最诚实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别人的本性。”如果自己不能尽其本性，却希望别人尽其本性，众人一定会欺骗而不服从；在前面不诚实，却说后来会诚实，众人一定会怀疑而不信任。如今四方诸侯有对国家不诚实的，陛下就兴兵讨伐；臣民有对上不守信的，陛下就发布命令诛罚。有司顺从命令而诛伐，不敢纵容舍弃，大概是因为陛下以自己所有的要求，责备他们所没有的缘故。假如陛下不能识察事物、不能信任他人，别人将会有话可说，又凭什么进行讨伐呢？由此可知，诚信之道片刻也不可离身。希望陛下谨慎守持并更加努力地实行它，恐怕这并不是悔过的正确方式。我听《春秋传》说：“人谁能没有过错？有了过错而能够改正，没有比这更大的善了。”《易》说：“每天更新，这叫作盛德。”《礼记》说：“德行日益更新，日日更新，又日日更新。”《商书》中仲虺叙述成汤的德行说：“任用人只求像自己一样，改正过错毫不吝惜。”《周诗》中尹吉甫赞美宣王的功绩说：“君王的职事有所缺失，只有仲山甫来补救。”《礼记》《易》《春秋》是百代不可废弃的经典，都不把没有过错作为美德，而说最大的善、盛大的德，在于改正过错、日日更新。成汤是圣明的君主，仲虺是圣明的辅臣；仲虺以圣明辅臣的身份赞扬圣明君主，不称说他没有过错，却称赞他能够改正过错。周宣王是中兴的贤主，尹吉甫是文武兼备的贤臣；贤臣歌咏贤主，不赞美他没有过失，却赞美他能够弥补过失。由此可见，圣贤的意思清楚明白：只以能够改过为能，不以没有过错为贵。大概是说，人们做事必然会有过失，上等的智慧和下等的愚昧都不能避免。聪明人改正过错而转向善，愚昧人以过错为耻而坚持错误；转向善，他的德行就日益更新，这就是君子。坚持错误，他的罪恶就越积越多，这就是小人。所以听到义理就能改行，是常人的感情所难以做到的；听从劝谏而不违拒，是圣人所崇尚的。至于赞扬君主的德行、歌颂君主的功业，有时以改过不吝为称道，有时以有过失而能弥补为美德。中古以后，淳厚的风俗逐渐衰微，臣下既崇尚谄谀，君主也自以为圣明。掩盖盛德而施行小道，于是形成了入朝便贴近君主进言、出朝便说违心之辞的风气。奸邪由此滋长，善行由此受阻，帝王的心意由此受到迷惑，谗臣的罪恶也由此产生；一旦奉行媚上之道，危害就更加严重。太宗文皇帝才华出众、古今罕有，清明德性存于自身；重新恢弘圣明谋略，革除汉代积弊；把虚心接受意见作为治国根本，把直言进谏作为国家的光华。有人当面在朝廷折冲争辩，他一定收敛雷霆般的威怒，明确表示将要采纳；有人上呈封事进献建议，他一定抑制自己的心意和欲望，并亲手下敕褒扬。因此他能做到有过错必然知道，知道了必然改正，活着时成就雍熙教化，死后声名与尧舜相齐。假如太宗顺从中等君主的常情，拘泥于世俗的凡见，听到过错便以自己的短处为羞，采纳劝谏又害怕别人知道，那么即使有求治之心，也一定没有治理天下的成效；即使有悔过之意，也一定没有听谏的美名。这就是听取意见的实际行动相同，只是隐显的心情稍有不同；在得失的关键处，结果已经如此悬殊。何况那些不及中等才智、以自己的心意为准而独断专行、放纵地居于百姓之上，因坚持错误而拒绝劝谏的人，哪里有不危险的呢？况且太宗有经纬天地的文才，有平定祸乱的武功，有亲自实行仁义的德行，有实现治道太平的功业；他的美盛功烈和光辉德泽，可以说达到了极点。然而直到今天人们仍称颂他，认为他的治道超过古人、恩泽流布无穷，首要原因就是听从劝谏、改正过错。由此可知，能够听谏、能够改过，是帝王的美德中没有比这更大的。

译陛下所说“谏官议论政事，很少能够谨慎保密，通常又自我夸耀，把过错归到朕身上”，臣认为，不保密而自我夸耀，确实不是忠厚之道；但这对于圣德本来没有损害。陛下如果采纳劝谏而不违背，传扬出去反而足以增加美誉；陛下如果违背劝谏而不采纳，又怎么能禁止它不被传扬呢？伏望陛下以贞观年间的旧事为楷模，使太宗的风采功烈在圣明时代再次光耀，恐怕不可把这些说成是把过错归给陛下，从而阻断直言的道路。我听说虞舜能够察听近臣浅近的言论，所以成就圣明教化；晋文公听取民间歌谣，所以恢弘霸业。《大雅》有“询问樵夫”的话，《洪范》有“谋议也问及庶人”的道理。由此可见，圣贤治理国家，务必要询问众人的心意，不敢忽视细微之处，不敢侮辱鳏寡之人。夸大的话没有验证，不一定要采用；质朴的话合乎道理，不一定要违背；不合自己心意的话不一定就是错的；顺着自己心意的话不一定就是对的；与别人不同的话不一定正确；与众人相同的话不一定错误；言辞笨拙而见效迅速的人不一定愚蠢；言辞甘美而利益重大的人不一定聪明。这些都要用事实考察，用最终结果思虑；采用它们没有别的原则，只要善处于哪里，就从哪里取用。这样才能穷尽天下的道理，洞见天下人的心意。人的常情很少能够没有迷惑，大多被自己所信任的东西蒙蔽，被自己所怀疑的东西阻碍，忽视自己轻视的东西，沉溺于自己欲求的东西。信任一旦偏颇，听到言论就不考察实际情况，于是有超过事实的言论；怀疑一旦太重，即使言论真实也不肯听，于是有不合事实的听取；轻视一个人，就会遗漏他所说的值得重视的事情；想要办成一件事，就会保留那个本来可以舍弃的人。这些都是任凭私心放纵，不考察皇极之道；因此亏损天下的道理，也因此失去天下人的心。所以常人所轻视的，正是圣人所重视的；谋划长远的人先从近处验证，致力于大事的人必定慎重对待细微之处。关键在于广泛采纳而审慎取其中正，并不在于仰慕高远而喜好奇异。陛下所说“近来看到进奏应对、议论政事的，都是人云亦云、道听途说”，臣私下认为，众多人的议论足以看出民情，其中必然有可以实行的，也有值得警惕的；恐怕不应一概轻视侮辱，而完全不加察纳。陛下又说，试着加以询问，他们就“无言以对”；臣私下认为，陛下虽然使他们说尽了言辞，却没有穷尽其中的道理；能够使他们口头屈服，却没有使他们心服。怎么知道是这样呢？臣每次读史书，看到祸乱多而治道少，便心怀感叹，曾试着思考其中原因。臣私下认为，做臣下的没有不愿意尽忠，做君上的没有不希望治理好天下；然而臣下常常苦于君上不能治理，君上常常苦于臣下不尽忠，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双方的心意不能相通。臣下的心情没有不希望上达，君上的心情没有不希望下知。然而臣下总苦于上情难以通达，君上总苦于下情难以了解，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九种弊病没有消除。所谓九种弊病，君上有六种，臣下有三种：好胜过别人，以听到过错为耻，逞强善辩，炫耀聪明，严厉威严，任性固执；这六种是君上的弊病。谄媚奉承，观望揣测，畏惧怯懦；这三种是臣下的弊病。君上好胜，就一定喜欢听谄佞之辞；君上以过错为耻，就一定忌恨直言劝谏。这样一来，臣下中谄媚奉承的人就会顺着旨意说话，忠实的话便听不到了。君上逞强善辩，就一定会抄袭辞说，用言语折服别人；君上炫耀聪明，就一定凭主观猜测，以欺诈来疑忌别人。这样一来，臣下中观望揣测的人便可自求方便，而切实规劝磨砺的话不能全部说出。君上严厉威势，就一定不能降低姿态来接近别人；君上任性固执，就一定不能引过自责来接受规谏。这样一来，臣下中畏惧怯懦的人便逃避罪责，而合乎情理的言论不能得到申述。国家疆域如此广大，生民如此众多，宫阙重重深邃，高下之间又有隔绝；从平民贤士以上，能够见到至尊容貌的，超过亿兆人中也没有一个。在有幸见到至尊的人中，能够有机会接谈言议的，又是千万中没有一个；即使有幸接谈，九种弊病还横在其中，那么上下的情意，能够相通的就少了。上情不能通达下民，人民就会迷惑；下情不能通达君上，君主就会疑虑。君主疑虑，就不采纳臣下的诚意；人民迷惑，就不服从君上的命令。臣下忠诚却不被采纳，就以悖逆回应；命令发出却不被遵从，就施加刑罚。臣下悖逆而君上施刑，不败亡还等待什么？这就是祸乱多、治理少，自古以来都是如此。考察其最初的原因，未必是荒淫暴虐，也在于双方情意相阻，逐渐导致过失，终于陷入艰难。过去龙逢被杀而夏朝灭亡，比干被剖心而殷朝灭亡，宫之奇离去而虞国败亡，屈原被放逐而楚国衰落。臣认为，夏、殷、虞、楚的君主如果知道这四个人竭尽忠诚，就一定不会抛弃他们；如果知道这四个人可以任用，就一定不会违拒他们。所以最终忍心加害而舍弃断绝，大概是认为他们的话不值得实行、内心不值得信任。四个人离去以后，四位君主也都陷于危险。这样看来，进言固然困难，听取进言也不容易。赵武说话迟钝，却成为晋国的贤臣；绛侯周勃木讷，却成为汉朝最重要的辅臣。公孙弘上书议论政事，皇帝让人用十条问题诘难他，公孙弘一条也答不上来；等到他做了宰相，最终却获得了能干的名声。周昌向他的君主进谏，因口吃不能回答诏问，只说：“臣的口虽然不能说话，心里却知道这件事不可行。”由此可知，口才流利的人，所办的事情有时未必可信；言辞屈结的人，道理有时未必已经穷尽。人的内心难以了解，是尧、舜都感到困难的事，怎么能凭一次应答、一次诘问，就说已经穷尽了他的才能呢？用这种方法考察天下人的情实，本来就会有很多失实；用这种方法轻视天下的士人，必然会遗漏人才。臣因此私下担心，陛下虽然使他们言辞穷尽，却没有使他们道理穷尽；能够使他们口服，却没有使他们心服。这确实是有原因的。古代的君王使四方的眼睛都能看见，使四方的耳朵都能听到，大概是想使幽暗压抑的情形必然通达，同时也希望听到自己的过错。他们在眼前垂下冠冕的旒，在耳旁悬挂纩塞，大概是厌恶视觉听觉过于明察，只怕彰显别人的过失。到了后代末世，却反过来。君主不致力于通达民情，视听只用来窥伺罪过；与众人的愿望相违背，与治道相背离，于是上下竞相逞言，互相炫示智慧，互相用欺诈蒙骗，君臣之间的义理便淡薄了。凭陛下仁慈圣明的性情，心意又致力于雍熙太平，却使最高的治道尚未取得信任，臣私下替陛下在前代圣哲面前感到惭愧。古人之所以以君主不如尧舜为耻，难道也是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吗？想要治理天下，却不致力于取得人心，天下本来就不可能治理好；致力于取得人心，却不勤于接近下民，人心本来就不可能得到；勤于接近下民，却不辨别君子和小人，臣下本来就无法真正接近；辨别君子和小人，却厌恶他们指出过错、喜欢他们顺从自己，那么君子和小人本来就无法辨别。趋向和顺、求取媚悦，其中有人的最大利益；触犯君颜、招致怨恨，其中有人的最大祸害。身居上位者如果把这种祸害减轻，以美好利益来诱导他们，尚且担心忠言不能尽情进献，何况又疏远隔绝而不接见，并且心怀猜忌而加以伤害呢？

译上天生养众民，本来就是为了使他们成为国家的基础。人有嘴，就不能没有言语；人有心，就不能没有欲望。言语不能向上宣达，就会在下面积聚怨恨；欲望不能归向善，就会聚集到邪道上。圣人知道众人不能用武力制服，所以设置诽谤木，陈列进谏之鼓，安排敢于争辩的大臣之位，设置采诗之官，以宣达他们的言论；尊崇礼义，安定诚信，加重对贤能者的赏赐，扩大建功获利的途径，以使他们的欲望归于正道。使上位者不至于亢奋自高，下位者不至于困穷，那么人心怎么会离散，祸乱的征兆从哪里产生呢？古代无为而治的君王，大概大都由此而来吧！假如有治理天下的意图，却不知道方法；即使知道方法而内心守持不能专一，那么得失就各占一半，天下治乱的结果也就难以预知。更有甚者，违背治道而以个人心意为准，抛弃众人而任凭自己，认为欲望可以任意满足，认为众人可以欺骗，认为专断没有伤害，认为询问谋议没有益处，认为谄媚之说就是忠顺，认为进谏劝止就是荒妄愚蠢，认为进献善言就是结党营私，认为憎恶坏人就是猜忌，认为多疑是驾驭下属的方法，认为过度察看是洞察事物的明智；这样治道完全背离，国家的倾覆危亡就指日可待了。关于治乱的警戒，前代圣哲已经说得很完备；关于安危的效验，历代也已经亲自验证过。旧有的典章都在，殷鉴足以证明；至于如何安排、如何施行，只在于陛下明智地辨识取舍。伏望陛下扩大接近下民的道路，开启奖善之门，扩大采纳劝谏的胸怀，勉励推诚相待的美德。接近下民，要以礼相待，用和气温煦，以虚心使他们把话说尽，以端正的心意详细考察其中道理；不要用口才压制别人，不要炫耀自己的聪明，不要以预先看透为能，不要以主观猜测为智，不要显露好恶来招引谄媚，不要大声疾色来显示威严。应当像悬挂的秤一样，不预先安排轻重，所以轻重自然分明，使人无从欺诈；应当像设置的水镜一样，对美丑没有成见，而美丑自然显现，使人不能怨尤。有人触犯君颜、正直敢言，就奖赏并亲近他；有人巧言利口、谗佞媚上，就疏远并斥退他。这样自然会使民情没有壅塞，言语不会苟且进用；君子之道逐渐增长，小人的姿态日益消退，还忧虑什么忠良之士少、有人作威作福、有人妄说是非呢？这样，接近下民的要领就完备了。奖赏善人，要像唯恐求之不及一样；任用他们，要唯恐不能周全。应当像木工使用木材，曲直分别安排；又像沧海汇聚水流，大水细流一概容纳。能够处理小事，就让他担任小官；建立大功劳，就用丰厚的利益报答他；不忌恨怨言，不回避亲近者，不挑剔瑕疵，不要求十全十美；不因为一个人的缺点而废弃他的长处，不因为自己的成见而限制别人。听说他有才能，就一定用事情来试验；能够办好事情，才按照等级提拔。这样自然不会没有可用的人才，也不会有不切实的举荐。如此，奖赏善人的道理就实现了。采纳劝谏，要以弥补过错为心愿，以寻求过错为急务，以能够改正过错为善，以能够听到过错为明智。所以劝谏者多，正好显明我乐于听谏；劝谏者直，正好显示我能够称贤；劝谏者有狂妄诬妄之处，正好显明我能够宽恕；劝谏者有泄漏之处，正好彰显我能够听从。其中有一项，都可成为盛德。这就是君主与进谏者相互增益的道理：进谏者有获得爵禄赏赐的利益，君主也有得到治理安定的利益；进谏者得到敢于进言的名声，君主也得到善于采纳的名声。即使进谏者有失于中正，君主也没有不因此增添美德的。只怕正直的言论不够切实、天下人听不到；这样，采纳劝谏的德行就光大了。推诚相待，在于彰明信用、任用人才。彰明信用，不在于把话全部说尽，而贵在一旦说出就能够兑现；任用人才不能没有选择，而贵在既然选择了就不再疑心。说话必定诚实，然后才可以要求别人听命。任用之后不要反复疑贰，然后才可以要求别人取得成功。诚信一旦亏损，百事没有不出差错；疑心和反复一旦产生，群臣没有不忧惧。因此，言语有时不合适，可以承担过错而改正说法，却不可苟且说出；任用有时不恰当，可以求取贤能之人来代替其职，却不可因此疑心众人。这样，推诚相待的道理就能得到信服。微臣之所以屡次冒昧烦扰而不能自我抑制，大概是因为陛下有拯救祸乱的志向，但许多困难还没有平定；有致力于治理的诚心，但各种功业还没有成就；有尧舜般聪明的德行，但还没有光明地遍临天下；有包容天地、含弘万物的气量，但还没有完全容纳众人的心情。所以臣每到半夜静静思考，没有一次不暗自叹息、深深惋惜。假如陛下只有帝位而没有必定实行的志向，有志向却没有能够实现的资具，那么臣本来已经随俗沉浮了，又何苦如此急切呢？只希望陛下详细省察所欠缺的地方，赶快实行应当实行的事情，使天下人心归附，成就中兴事业；这是臣的愿望，也是亿兆百姓的福祉，是宗庙社稷无穷的吉庆。谨此奏闻。●卷四百六十九 ☆陆贽（十） ○奉天论尊号加字状 右：冀宁奉宣圣旨：“往年百官请求给朕上尊号为‘圣神文武皇帝’。如今经历了这场寇难，各项事情都应当有所改变，众议想要在朕原有尊号中再增加一两个字，你应当商量这件事是否稳妥可行。” 臣以为，陛下睿智的德行、神明的功业，与天齐高、与地相配，巍巍荡荡，没有办法用言语命名。臣子之心，只务求崇奉美好的尊号，即使增加到一百字，仍恐怕称述不够周全。陛下既然超越常情，俯身考察至理，臣愚昧的心意不能不明白，怎么敢不进言？臣私下认为，尊号的兴起本来不是古代制度；在安定太平的日子施行，已经增加了谦逊冲淡的负担；在丧乱之时沿袭，更加损伤事体。如今銮舆流离迁徙，还没有恢复宫闱；宗庙受到震惊，祭祀尚且耽误；中原多有阻塞，大恶之人仍然存在。这正是人心向背的关头、天意取舍的时刻。陛下实在应当深刻自我惩戒激励，以收揽群心；痛切地自我贬损，以答谢上天的谴责。怎么可以近从末节之议，再增加美名？这样既有损于追究过失的诚意，必然又妨害中兴事业。以臣的庸碌浅陋来看，没有看出这样做有什么合宜之处。请求陛下再详细考虑，不要使凶恶之徒得到幸灾乐祸的机会，这是臣最大的愿望。谨此奏闻。○再次论尊号状 右：冀宁奉宣圣旨：“你所商议增加尊号的事情，虽然道理和体制都十分恳切，但时运必须稍有改变，也不可执着拘泥而不相信。你应当替我再仔细思量一下，大概也没有妨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