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百七十四

译○给顾十郎的信 四月五日，门生、守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谨向十郎执事致书：凡自称门生却不知道恩德从何而来的人，就不是人。戴好帽子、束好衣襟，趋步前来求进的人，都说自己知道恩德。知道恩德，那么应当怎样辨别呢？其实辨别也不难。大抵在权势隆盛、掌握任用大权时，像蜂群蚁群一样依附聚合，温顺逢迎、侧身卑行、匍匐迎合，以诋毁别人来求得自己的进身。像这样的人，一旦形势改变，就会像雷电消失、暴风远去一样，不再为门下所任用。有的人稍微知道羞耻和畏惧，怕世人非议自己，便内心勉强矫饰、外表装模作样，实际上也不能达到真正的境界。那么在形势正盛时能够坚定自守，积蓄力量、秉持志向，不做先前那种姿态，等到形势改变时，本来就有希望有所作为。大体说来，凭文章出自门下，由普通士人升到司徒的，有七十九人。执事若试着追述他们当时的情状，那么确实有能够发挥作用的人脱颖而出。然而其中招来众人流言、喧哗放肆的人，难道是别人吗？本来就是出自门下的人。幸亏中山刘禹锡等人惶惶忧惧，无日不在信臣门下奔走，竭力为您显明大德。顺宗时，您的荣誉和谥号显著增加，声名扬于天官，传播于天下，作为亲戚和门生的光荣。不料琐碎小人又因这件事攻击执事，这实在使我内心痛苦，郁结汹涌，不知如何发泄，常常因此自我遗憾。我在朝廷不能建立奇特节操、宏大议论，以立足当世；最终被废弃放逐，处于穷困险厄之中，又不能著书断定往古、阐明圣人之法，以取得流传无穷的声名。进退都没有什么不同于众人，不能显明门下得到士人的盛大功绩。如今我怀抱深厚德行，积蓄愤懑不平，想着有所作为以报效从前，但已经同当时相违，离散、摈斥、压抑，毫无施展之处。长久成为孤独囚徒，不能自我申明。我恐怕执事到最后仍不知道我当初故意退避隐藏，是想有所作为；反而还会听信从前那些求进之人的话，使下情无法上达，盛德无法报答，这成为我最大的遗恨，所以一直不想说这些。如今我害怕老死在瘴疠之地，而别人又无法辨明我的志向，所以替执事把这些话说出来。古人以自身不能达到志向为耻，倘若万分之一尚有希望，重新回到人世，那么这些话也差不多可以实践了。因言说而感动激发，眼泪奔流而出，书信无法写完。宗元谨再拜。○给韩愈论述史官职责的信 正月二十一日，某叩头致书给十八丈退之侍者：此前收到您谈史事的信，说已经写有《与刘秀才书》，直到现在才见到书稿，我私下心里很不高兴，因为这同退之往年谈史事的看法大相违背。如果信中说退之不应在史馆中待一天，难道是要探听宰相的意思，认为宰相只是姑且以史官的荣誉来奖赏一个韩退之吗？如果果真如此，退之难道适合白白接受宰相给自己的荣耀，却冒然居于史馆之中，身处亲近机密之地，享受供养，使唤掌故官吏，借用纸笔写私信，以此供给子弟的费用吗？古代有志于道的人不应当这样。况且退之认为修史记事的人会遭受刑罚灾祸，因此躲避而不肯就任，这尤其不对。史官凭借记载之名进行褒贬，尚且因为害怕而不敢做；假使退之做御史中丞、御史大夫，褒贬人物成败会更加显著，应该恐惧的地方也更大，那么又将得意洋洋地进入御史台府，美食安坐，只在朝廷上被人呼喝前导而已吗？在御史职位上尚且如此，假使退之做宰相，天下士人的生杀、进退、升降都由他决定，敌人就更多，那么又将得意洋洋地进入政事堂，美食安坐，只在内廷外街被人呼喝前导而已吗？这同不做史官而只图享有史官名号、获取史官俸禄，又有什么不同呢？您又说：“如果没有人祸，就一定有天刑。”如果这是在责怪前代那些做史官的人，那也实在很糊涂。凡是处在这个职位上，就应当想着使自己的道正直。道如果正直，即使死也不能改变；如果改变了，还不如赶快离开这个职位。孔子在鲁、卫、陈、宋、齐、楚受困，是因为当时政治昏暗，诸侯不能任用他。他不得志而死，并不是因为写作《春秋》才这样。即使当时不写《春秋》，孔子仍然会不得志而死。至于周公、史佚，即使记录言语、书写事情，也仍然受到知遇并显达。又不能把《春秋》看作给孔子带来灾祸的原因。范晔悖乱，即使不做史官，他的宗族也会被诛灭。司马迁触犯天子的喜怒，班固不能约束下属，崔浩自夸正直而与暴虐的胡虏争斗，这些都不是中正之道。左丘明因疾病而失明，是出于不幸；子夏不做史官也失明，不能把这当作警戒。其余的人也都不超出这些情况。因此退之应当坚守中道，不忘正直，不要因为其他事情而自我恐惧。退之所应恐惧的，只有自己不正直、不得中道；刑罚灾祸不是应当害怕的。凡是记载二百年间文治武功的事情，很多确实像这样。如今退之说：“我只是一个人，怎么能够明察记载呢？”那么同职的人也这样说，后来接替今天的人也这样说；人人都说“只是我一个人”，最终还有谁能够为它作记传呢？如果退之只把自己听到、知道的事情勤勉记载，不敢懈怠，同职的人以及后来接替现在的人，也各自把自己听到、知道的事情勤勉记载，不敢懈怠，那么或许可以使史事不至于坠失，最终有所彰明。否则只相信人的口头传说，往往说法各异，而且每天越来越多，那么所谓“光明磊落、气势凌驾天地”的人物，必定会沉没无闻，史事也将混乱杂糅而无法考察，这不是有志之士所忍心放任的。如果果真有志，难道应当等到别人督促责备、逼迫紧急之后，才去履行官职的职责吗？再说凡是鬼神之事，都渺茫荒诞，无法作为准据，是明智的人所不谈的。以退之的智慧，尚且还对此感到畏惧。如今学问像退之，文辞像退之，喜欢议论像退之，慷慨自称正直而意气刚强也像退之，尚且像他所说的这样，那么唐朝的史书最终还有什么可以托付的吗？明天子和贤宰相得到这样的人才来修史，却又不能成事，实在令人痛惜！退之应当再好好思考，能够做就赶快做；如果最终因为害怕而不敢做，那么一天就可以辞去职务，又为什么说“将要行动并且谋划”呢？如今应当做却不做，反而诱使馆中的其他人和后辈也这样做，这是最大的迷惑了。自己不努力，却想勉励别人，实在太难了！

译○给史官韩愈谈段秀实太尉逸事的信 退之馆下：前些时候您来信，竭力劝我修撰史事，承蒙答复，确实切中了我的病根；如果您怀疑我没有得到实情，所以还没有立即登记，那的确是事实。退之平生从未因不可信而受到信任。我私下从加冠以来就喜欢游历边地，向老兵和退伍的官吏询问旧事，所得到的段太尉事迹最为详尽。如今我所奔走侍奉的州刺史崔公，时常赐教谈论此事，又详细获得了太尉的真实事迹，互相参照考核，材料都已齐备。太尉的大节，古来本来就无人能比。然而人们以为他只是偶然奋发一次，便因此声名无穷，事实却大不相同。太尉自己在军中遭逢患难时，立心处事从未有亏损偏邪，任事时没有一件不可记载；只是恰逢他的名声在下位时还未显达，所以没有被世人听闻，并不只是因为他一时夺取权位而被人谅解罢了。太史公司马迁去世后，退之又以修史之道任职，理应不随便虚度时日。从前我曾与退之约定共同修史，志向非常壮盛；如今我孤独地被囚禁废弃，接连遭受瘴疠，身体衰弱困顿，早晚都将走向死亡，已经无能为力了。只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事业；像太尉这样的事迹，应当使它不至于湮没。太史公记载荆轲，征引夏无且；记载大将军，征引苏建；记载留侯，征引画工来描绘容貌。如今我孤独被囚，身份卑贱而受辱，虽然比不上无且、苏建等人，但比起画工传写容貌，尚且略胜一筹。《春秋传》所谓传达真实、传扬显著，即使孔子也还是这样做的。我私下认为，这些事迹既真实又显著，而且有具体材料。就此搁笔。○与吕恭谈论墓中石书 宗元敬白：元生到来，收到弟弟的信，十分欣慰，信中所称述的各件事情都已知道。元生又拿着部中有人修庐守墓时得到的石书，把上面的文字摹下来给我看，说似乎将要把它上报给皇上，因此我特意感到害怕并产生疑问。我早年喜欢观看古代书法家的作品，所收藏的晋、魏时期尺牍很齐全；又在近二十年来遍观长安贵人和好事者所收藏的东西，几乎没有遗漏。因此我很懂书法，即使没有见过作者姓名，也能一望便辨认出它的时代。况且文章的体制形态，古今尤其不同。弟弟精明敏捷、通达事理，难道会不考察这些吗？如今看这块石头署年为“永嘉”，而它的文字却是今天乡野人所作。即使字形支离破碎，也仍然完全不像古代文字。其中“永”等字颇仿效王氏改变字法的写法，而这种写法在永嘉年间根本没有。文辞尤其鄙俗浅近，像今天所谓的律诗，晋代大概从来没有这种声调。这实在是大错妄说！又说种松树、乌鸦拔取松苗的怪事，以及挖土得到石头的事情，更是不合常理，难以相信。莫非是有人作伪吗？况且古人说：“下葬，就是收藏。”有人“在墓旁植树”，尚且被君子非议，何况搭庐居住的人，难道还值得推崇吗？圣人制定制度，颁布法令，超过规定就构成罪责。因此，确立中正之道的人不崇尚奇异，教导人的人希望他诚实。所以憎恶那些矫饰而虚伪的行为。超过礼制期限却不除去丧服，应该在庭院中结庐；而在墓旁装模作样的人，是违背中正之道的罪人。何况还制造怪物，假托鬼神之道，来奸犯国家法令，并借此谋利吗？以虚假的孝行谋取私利，真正仁厚的人不忍心放过它，是怕损害教化。然而如果虚伪的行为可以做，私利可以冒取，那么教化就会更加败坏。像这样的人，不与他交往也就可以了，把事情压下不让它显露出来也可以。凭借大夫治理得好，而您又加以辅佐，本来已经没有什么缺失了。修筑东郭，改建市场，拆去编竹茅草的房屋，使夯土、大木、陶器、砖瓦以及木工等工匠都齐备，邪恶的火灾也无从发生；改变懒惰苟且的风俗，断绝偷盗浮薄的根源，于是修整桑树、浸种、深耕、勤于除草等农事力量得以施展；宽缓徭役，珍惜财货，平均赋税的政令得以推行，这些措施的道理是很美好的！只是对此，我担心赞美善行过多而没有人来省察，诚实谨慎的原则会稍有损害，所以冒昧私下进言。淮水、济水那样清澈，即使有如秋毫般的污点，本来不算什么病害；然而万一让离娄那样的明眼人斜着眼看它，还不如完全没有污点来得痛快。希望您默默停止这件事，不要把所置办的文书拿出来，那就非常好了。宗元敬白。○答刘禹锡《天论》书 宗元敬白：打开您的来信，得到《天论》三篇，您认为我所作的《天说》还没有论究透彻，想把我的话补充完备。我刚读到时非常高兴，以为它能够启发、阐明我的思想。等到详细读了五六天，想寻找它和我的学说不同的地方，最终却一点也找不到。它的归结大意是：天并不预先干预人。凡是您所论述的内容，原来只是为我的《天说》作传疏罢了，并没有另一套道理。您反复有力地辅助我的说法，却说有不同之处，我不知道究竟哪里不同。您认为不同的地方，难道不是因为赞美上天具有生长草木的能力吗？上天能够生长草木，已经很久了，不需要赞美才显明。况且您认为上天生长草木，是上天有意为之呢？还是人为之呢？或者是草木自己生长繁殖呢？如果认为是上天为人而做，我就更加不能理解了。如果果真认为是草木自己生长繁殖，那么它们不过是自己生长繁殖罢了，这和果实自己成为果实、痈疽自己成为痈疽、草木自己成为草木，有什么不同呢？这显然不是替虫子谋划，也同样是上天不替人谋划。上天不替我们谋划，我们为什么还要努力胜过它呢？您所谓的相互争胜，是说上天总是作恶，人总是行善，人胜过天，善事就能实行。这又是过分夸大人的德行，过分归罪于上天。您又说：“上天所能做的是生长草木，人所能做的是制定法制。”这是把天和人分为四项来谈。我却说：生长草木与灾荒，都是天的作用；法制与悖乱，都是人的作用，只分为两类罢了。它们各自运行，彼此不相干，而凶灾或丰收、治平或混乱便由此产生；把这个道理追究清楚就够了。您的文章枝叶非常美丽，但根本不正，我姑且取其枝叶来满足您。再说您用旅人作比喻，所说的都是人，却一处说天胜，一处说人胜，这是为什么呢？在荒野之初，是力量取胜；到了城邑之前，是智慧取胜。虞、芮两国，是力量用尽了；匡、宋两国，是智慧用尽了。这些关于存亡的事情，都不能看出有什么可以用来比喻天。按照您的说法，难道要把混乱当作天理，把治理当作人理吗？错了。至于把人和天比作操舟者与风水，向来只是愚民的说法；幽王、厉王把事情说成上帝所为，也不过是找不到归罪对象时推卸怨责的话，这些都不足以用来说明道理。您应当仔细思考，不要贪求浮夸的言辞来增饰枝叶，姑且致力于探究根本，不也是宽裕而有所得吗？唯独您所说的“无形就是没有固定形态”，非常好。宗元敬白。

译○与刘禹锡谈《周易》九六之说书 听说您曾与董生谈论《周易》九、六的含义，取老阳、老阴会变化的道理，认为毕中和承袭一行和尚得到了这种说法，与孔颖达的《疏》不同，因而以为新奇。那毕子、董子在学问上多么浅薄，怎么就贸然这样说呢？他们完全不知道一行和尚承袭的是韩氏、孔氏的说法，却竟然把它当作新奇见解，不也很可笑吗？韩氏注说：“《乾》卦的蓍策数为二百一十六。”又说：“《乾》每一爻有三十六策。”这是取过揲时四数所得的九。《坤》卦的蓍策数为一百四十四，又说：“《坤》每一爻有二十四策。”这是取过揲时四数所得的六。孔颖达等作《正义》，论说道：九、六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是说：“阳可以兼有阴，阴不能兼有阳。”第二种是说：“老阳之数是九，老阴之数是六。九、六都属于变爻，《周易》占筮以变爻为依据。”郑玄注《易》，也说占筮以变爻为依据，所以称作九六。之所以老阳为九、老阴为六，是因为九次过揲得到老阳，六次过揲得到老阴。这些内容都记载在《正义·乾篇》中。周简子的说法也如此，而且更加详尽完备。为什么毕子、董子不看这些书，却凭空用口传的说法来承袭它呢？君子做学问，若要有所创新，必须先把前人的书研究透彻；研究透彻而仍然不能解决问题，然后才可以确立正确的新说。如今这两人还没有读过韩氏的《注》、孔氏的《正义》，只是听到道路传闻便在途中议论，又怎么能知道所谓《易》呢？您拿两家的话来看看，就会发现毕子、董子在学问上浅薄，却贸然如此议论。您所作的书，如果不是元凯兼通三种《易》的说法，那我就同意。若说它比颖达所著的高明，那么这种说法本来就是颖达的，并不是一行和尚、毕子、董子能够提出不同的见解。莫非只是承袭了他的错误吗？看您出入于筮数之学，考核校正《左氏传》，当今世上很少有像您这样探求《易》如此详尽的人。然而务必要先穷究古人的著作，发现有不可取之处后再加以改革，这才是最好的。请慎重，不要仓促。宗元敬白。○答元饶州论《春秋》书 承蒙您回信，并教示我《披张生书》和《答衢州书》中论说《春秋》的内容，这实在是世上少有的见解，兄长的学问可以说没有辜负孔氏了。往年我曾记得在裴封叔家中，听您和裴太常谈论晋人及姜戎在崤地打败秦军的一个义理，曾经诵读学习它。又听韩宣英以及亡友吕和叔等人谈论其他义理，知道《春秋》的道理已经湮没很久，近来才重新显现。我在京城韩安平那里开始得到《微指》，在和叔那里开始看到《集注》，一直希望到陆先生门下求学。等先生任给事中时，恰好与宗元同日进入尚书省，住处又与先生同巷，这才得以行弟子礼。还没有来得及讲习讨论，恰逢先生生病，时常听到他的重要论说，常因得到他的教诲而感到宠幸。不幸先生病情加重，宗元又出任邵州，于是大为错失，不能完成学业。后来又在亡友凌生那里得到《宗指》《辨疑》《集注》等一套书。我伏案读它们，在“纪侯大去其国”一句中，看到了圣人的道与尧、舜相合，不只是文王、周公的志向，而是独自取其法则；在“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一句中，看到了圣人树立孝道经典的根本，用来彰明尊卑名分；在楚人“杀陈夏征舒，丁亥，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这些话中，看到了圣人的褒贬、取舍，全在于是否恰当，这就是所谓瑕瑜不能互相遮掩。我反复阅读，感到非常喜悦。如果我生在几十年前，就不可能得到这种学问。如今恰好生在后世，不能说不是有所际遇。兄长信中所陈述的，都是孔氏学说的要旨，没有什么能超过它。您说《春秋》记载荀息，是贬斥他拥立卓子的意思。我近来曾奇怪荀息顺从国君的邪念去拥立宠子，不致力于正义，把重耳抛弃在国外而专意保全宠子，孔子却把他同仇牧、孔父一起列入褒贬之辞。如今兄长说这是贬斥荀息，实在很好。荀息本来就应当受到贬斥；但这样一来，《春秋》对他的文辞与对仇牧、孔父的文辞没有不同，那么仇牧、孔父也受到贬斥吗？宗元曾写《非国语》六十多篇，其中有一篇是替荀息发论的，现在抄录寄去，是否可以符合我所说的意思？《微指》中解释“郑人来渝平”，说郑国估量力量后退却，先告知对方然后断绝关系，本来是先同后异。如今考察此前没有与郑国相同的记载，后来也没有与郑国相异的依据，唯独怀疑这一义理；道理非常精密，而事实却有不相合之处，兄长也应当指出来教导我。往年又听和叔说兄长论述楚商臣的一义，即使啖助、赵匡、陆淳三家也都没有涉及，请详细抄录下来，附在《微指》之下，以传给后学。萧、张以前的书，也请一并给我看。等材料齐备之日，编成一卷，留传后世。宗元刚到这个州，作了《陆先生墓表》，如今把它奉上，请与宣英一同阅读。《春秋》的道理如同日月，无法再加以赞说；如果加以赞说，就必然陷入孔子与子路优劣之类的议论，所以只举其中一二点，这里不再详述。宗元再拜。

译○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濮阳吴君足下：我写文章已经很久了，但内心轻视它，不把它当作要务，认为这不过是博弈场上的争强罢了。所以在长安时，我不靠文章求取名誉，心里想把它施用于实际事务，以辅佐时政、济益万物为宗旨。自从获罪成为罪人，除了恐惧之外便闲来无事，所以姑且又写起文章来。然而辅佐时政、济益万物的道理，在当今不能施行，就只能留给后世。言语如果没有文采便容易滞塞，但这样说来，文采本来也是不可缺少的。被拘禁以来，我无从发挥见解，蒙蔽覆盖、幽闭孤独，恰逢您到来，才有了帮助我的办法。一看到您的文章，心胸明朗，眼界舒展，明亮得像人在深井之下仰望正当中天的太阳。您凭借如此超凡卓越的才华，却总是以师道来称呼我，我更加不敢当。我每写一篇文章，您必定大力加以光耀阐明，本来也不是我所能安心承受的。至于《非国语》的主旨，我苦心思考了很久，曾经难以向世俗言说。如今趁着闲暇把它写出来，常常担心后世真正懂得文章的人会因此责骂我，狐疑犹豫，伏案不出，经过数月后才拿给您看。您竟认为它正确，我这才敢肯定自己。吕道州善于谈论道理，也像您这样称许，想来这篇文章大概确实可以取用吧？写一部书，如果只追求文采丰富，不顾事实，又增添诬妄怪异，铺张夸诞，用来明白地诱导后辈，最后归结到偏僻邪说，就像用锦绣覆盖陷阱一样。没有辨明就把它刊布出来，跌入陷阱的人就会很多。因此我特意给它标明义理，用来告诫那些在中正之道上求学的人。我没有声望而且非常浅陋，又遭受贬斥侮辱，居处泥涂之中如同蚯蚓蛭虫，虽然发出声音，又有谁来听呢？只是依靠世上真正懂得言辞的人作为准绳；那些不懂得言辞而责怪我的人，我不把他们放在心上。我又怎么敢希望像汉代那样设置官职、建立学校，反而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呢？这是因为您厚爱我，才首先谈到这件事。前面一通信是按您的话写来污损箱笥的，如今这一篇是为了阐明圣人的道理，如果没有您，我又能托付给谁呢？宗元敬白。○与吕道州温谈论《非国语》书 四月三日，宗元敬白化光足下：近世谈论道理的人很多，但大都没有从中正之道出发。他们的言论以儒术为根本，却迂回茫然，不知道归宿；有些切合实际，却苛刻峻急、刻薄烦琐，不能从容周备，最终拘泥于大道。更有甚者喜欢怪异而妄言，推说上天，牵引鬼神，以为神奇灵异，恍惚如同变化，最终却无从追寻。因此道理不能在天下彰明，求学的人也极少。自从我得到君子作为朋友以后，才知道中庸之道的门户阶室，受到渐渐的熏染和磨砺，几乎接近道的真实。然而我常想立言著文，又因恐惧而不敢。如今我的举动荒谬悖逆，〔原文此处有缺损或讹误〕在世上，身处夷人之间，姓名列在囚犯名册中。既然道已经穷困，而施行于事务也没有日期，所以只好牵引发挥，勉强写成一部小书，记录自己在中正之道上的所得。我曾读《国语》，苦于它文辞胜过内容，喜欢诡异而违背常理，道理悖逆。学者因为它文辞优美，都喜爱它，伏案诵读，甚至把它同六经相比；这样沉溺于文辞，必然相信其中事实，结果使圣人的道理被遮蔽。我不能自我抑制，准备承受后世的讥讽和愤怒，于是删斥其中不善之处，追究世人的谬误。共写成六十七篇，命名为《非国语》。写成以后，连续多日闷闷不乐，因为道理难以彰明，习俗又不可改变。真正理解我的人究竟是谁呢？如今接近道理的人，果真能够理解吗？后来的人，我还没有见到，难道可以忽视他们吗？所以想把其中的瑕疵错误全部揭出，辨明中正之道。估量能够完成我这部书的，除了化光还有谁呢？特意送去一份，只希望您稍稍留下心力，最终帮助我完成它。从前致用作《孟子评》，有个姓韦的人告诉我：“我把致用的书拿给路子看，路子说：‘好固然是好，可是从前作书的人，难道像这样摘取前人的话吗？’”韦先生认为这话说得好。我说：“致用的志向在于阐明道理，并不是为了摘取《孟子》的语句，而是从内心求得道理，再把它表明于世罢了。”如今我写这部书，比左氏更为严重。如果像这两个人，已经算是世上喜欢谈论道理的人，却仍然陷入这种弊病，何况不如他们的人更多，那么我对世人的期望就更加狭窄了。最终怎么办呢？只要不违背圣人的道理，并且能够启发、阐明人的思虑，那么即使因此责怪我的人延续百世，我也更加不会遗憾和惭愧！对于化光来说怎么样呢？内心受到激发，外在言辞必然严厉，想来您不必思考就能明白。宗元敬白。○与友人谈论写文章书 古今都说文章难写，足下知道它为什么难吗？并不是说比兴运用得不够，开拓得不远，推究琢磨得不精，瑕疵污点没有除去。难的是得到它，尤其难的是认识它。假如有人得到高明清朗的境界，探究深奥幽微的道理，即使其中有些杂乱败坏之处，也不过像日月有蚀、大圭有瑕，哪里足以损伤它的光明、贬低它的珍贵呢？况且自孔氏以来，这种道理大为彰明。各家修习，人人勉励，耗尽精力、竭尽心思的，已经有几千年了。其中耗费简册、劳损心神的人，哪里数得清呢？能够登上文章的高境，声名流传后代的，不过几十个人罢了。其余的人，谁不想争相裁取锦绣般的文采，互相攀附日月般的光辉，在万物之中高视一切，在百代之后雄立不倒呢？但大都放纵奋进而不能成功，徘徊不前而不能进取，力量耗尽、形势穷困，只好吞下志向而湮没。所以说，得到它是困难的。唉！道理显明还是晦暗，取决于时运是否幸运；谈论它是善辩还是拙讷，取决于能否升达或沉沦；鉴别它是偏颇还是公正，取决于个人的好恶；交游是广还是窄，取决于处境是屈还是伸。那么，那些卓然自得、奋发于其间的人，能否恰好遇上这些条件呢？还不能知道。况且尊崇古人、虐待今人的人，肩挨肩、脚接脚。大抵活着时不得志，死后才声名流传的人很多。扬雄死后《法言》才大为流行，司马迁活着时《史记》却没有振兴起来。那两位才华如此卓异的人尚且如此，何况名声不甚显著的人呢？本来就有文章不能流传后世、声名终于在天下断绝的人。因此说，认识它尤其困难。而写文章的人，也多半像捕鱼打猎一样攫取前人作品，残害文史，抠取它的意思，抽取它的华采，放到口齿之间，遇到事情便蜂拥而起，发出金石般的声响、闪耀玉石般的光彩，去欺骗耳聋眼瞎的人，求取一时的声名。即使最终沉沦被弃，它扰乱正色、破坏雅正，造成的危害已经很严重了。这就是文章之所以难写的原因。间或听说足下想看看我的文章，我退回来打开行囊箱笥，编排其中的芜杂污秽，心惊气促，种种情绪交集胸中，不知道哪一方面会占上风，所以拖延了很久没有送去。如今把我所写的赋、颂、碑、碣、文、记、议论、书、序等文章，共四十八篇，合编为一册送去，想来可以让整理书籍的苍头为您吟诵。敲击土鼓、拍打瓦缶，其中必定有所可取，只看您的鉴别如何罢了；请还信时用一个字表示褒贬。

译○答元饶州论政理书 承蒙来信，又蒙您把治理政事的主张以及刘梦得的信给我看，往来讨论得非常好。这大概不是如今做长官的人的志向，不只是满足于充实赋税、供养俸禄而已，而是把使百姓富裕、并且施行教化当作最大的责任。实在盛美，实在盛美！孔子说：“我整天同颜回谈话，他从不违背我，像个愚笨的人。”这样看来，蒙昧的人本来就难以明白，必须劳烦反复申说教导，才会心悦诚服。因此我还有一个疑问。兄长所说免除贫病者的负担，而不增加富人的税，这确实恰当。如果是在良好政令之后承接治理，本来不能不是这样；但不幸是在弊政之后承接治理，也可以这样做吗？弊政之大，没有比贿赂流行、征赋混乱更严重的了。如果这样，那么贫者没有钱财向吏员行贿，实际上确实贫困，却得不到贫困的名目；富者拿自己的余财去买通吏员，于是没有富人的名目，却有富人的实情。贫者更加困苦饥饿而至死亡，却没有人察问；富者更加肆意横行、奢侈骄纵，也没有什么顾忌。如果兄长所遇到的正是这种情况，难道还能照旧相信原来的办法吗？不能因为害怕扰乱人心，最终便不加追问，当然必须查问实际情形。查问实际情形，那么贫者本来就应当免税，而富者本来就应当增加赋税，怎么能执守一个固定不变的主张呢？如果说只免贫者而不查问富者，那么侥幸逃税的人就会很多，他们都拿重利来求取免除，贫者反而仍然不能免税。如果说检查富者，担心查不到实情，因而不能增加税赋，那么贫者也查不到实情，不能免税。如果大家都能查得实情，却故意放纵而造成不均，这又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不忧虑财富少，而忧虑分配不均；不忧虑贫穷，而忧虑不能安定。” 如今富人的税反而更少，贫者不能免于搜刮来输送给县官，这种不均实在太严重了。然而还不只是这些，必然还会让他们服役，把他们当奴隶驱使；多给他们一些田地，却取走一半；有的甚至给出一份，收取两三份。君主体恤百姓的劳苦，有时减免他们的税，那么富者因户籍关系独自免税，贫者因承担徭役，最终却要缴纳两三份或一半。这种恩泽不能下达，百姓也没有地方申诉，不安定的情况同样很严重。像这样，如果不先确定田界、核实名实，只是姑且重重改变制度，就能治理好吗？富裕人家，是贫困百姓的根本依靠，确实不能破坏。然而如果让他们享受过分的优待，却把徭役压到下层百姓身上，也不可以。兄长说担心富人流转为工商之人和浮薄懒惰之徒，大概正是因为负担过重而且不均，才会如此。如果富人虽然增加赋税，但实际缴纳恰好是十分之一，仍然足以安居乐业，那么即使驱赶他们，他们也不肯迁移。检查得越精细，下层的人就越会巧于应付。确实如兄长所说。管子也不愿拿百姓的财产作为征税依据，所以有“杀畜伐木”的说法。如今如果不是征收市井之税，而只考察丁口和田地，推行诚信质朴，向百姓显示恩惠，严格依法责罚官吏，像您所说的一社一村的制度那样，逐级以信用相互考核，哪里会查不出实情？如果查不出实情，那么一社一村的制度也不能实行。因此，在弊政之后施政，必须先确定制度，然后兄长的主张才能实行。我所能看到的，也只是这些。永州处在偏僻角落，很少了解人事。兄长所代行的究竟是哪一种呢，是良法，还是弊政？如果是良法，您的主张就能实行；如果是弊政，我的主张又有几分可以采用呢？借南方来人，再郑重地向您说明这些。其他方面都很好，我愚昧不足以评论，愿意同意梦得所说的。兄长通晓《春秋》，得到圣人大中之道来作为治理原则。饶州的治理，是小事，不值得耗费您的思虑。因为没有什么可论辩讥刺的，所以我独自举出平均赋税这件事，希望通过往复讨论来消除您的疑惑。我不熟悉官吏事务却勉强谈论它，应该被长者讥笑戏弄。然而如果不这样做，就没有机会得到最恰当的言论；大概明白地加以教导，正是君子开启后学的方法。又听说兄长到任治理政事第三天，就推举韩宣英来代替自己。宣英见识通达、学问广博，又熟悉政务，本来应当被贤者类推举荐。如今他因获罪而被屏弃，普通人都不敢称道他的长处，何况还要向大君报告并由二千石的长官推荐他呢？这真是世所罕见、超越流俗，果断实行直道，是古人都难以做到的，而兄长却做到了。祁大夫当年没有见到叔向，如今却预先知道了这次举荐，实在是下走我过错太大了。信虽然写得很多，言语仍不足以表达心意，所以只写到这里。不宣。宗元再拜。

译○与崔连州谈论石钟乳书 宗元敬白：以前送给您的石钟乳不是上品，听说子敬服食的也属于这一类；又听说子敬近来常常烦闷激动，应该是没有得到其中精纯美好的部分，反而被粗劣矿物的惨烈刚悍之性所伤。我担心会损害子敬醇厚美好的性情，使他继续沿袭错误，所以特意郑重告诉您。再次收到您的来信，承蒙您引用地理来加以验证，写了几百多字，认为出自某地土中的就是良品，没有什么不能服用的。这恐怕不对。说出自土地的东西，固然大多是好的，少数不好，却不能说全都没有不可用的。草木生长依靠土地，但即使同类，也有生在山的阴面或阳面，有的靠近水，有的附着石头，性质就会发生变化。何况钟乳石直接产于石中，石头的精粗、疏密，哪怕相差一寻一尺也很不一样。洞穴的上下、土层的厚薄、石头的高低都无法知道，那么依附其上而生的东西，本来就不可能具有同一种性质。由精密石质中生成的，流动而清澈，明亮而有光辉，孔窍光滑平整，表面细密微润。服食它能使人荣润华美、温和柔顺，使气息宣通流畅，滋养胃部、疏通肠道，延年益寿，安康宁静，心情平和舒畅，感到愉快。由粗疏石质中流下的，则奔突凝结而滞涩，忽大忽小，颜色像枯骨，有的像死灰，浸润衰败而不发光，聚集着尖齿般的棱角和积结的杂质，沉重浑浊、顽劣质朴。服食它会使人身体僵滞、胸腹壅塞郁闷，泄动火气而产生风邪，刺痛咽喉、伤害肺部，使幽深的关窍不灵，心中烦躁而喜怒无常，肝气上逆而气性刚烈，不能平和。因此君子对此很谨慎。之所以取用颜色美好的，而不只相信产地，是为了求得最精纯的钟乳石，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幸好子敬服食的近来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所以还可以停止服用。如果说凡是出自土地的东西都没有不可用的，那么东南的竹箭，即使旁枝歧出、弯曲不直，也都可以用来穿透犀牛皮；北山的树木，即使枝干离奇、汁液枯竭、空立而中间干朽，也都可以用来建造百尺高的楼观、渡过千仞深的水渊；冀州以北所产的马，凡是体形大而腿短、拘挛踉跄、蹄薄而拖曳的，也都可以承受百钧重物、奔驰千里；雍州的璞石，都可以用来制作砥石；徐州的粪土，都可以用来封禅大社；荆州的茅草，都可以用来滤酒；九江的黑色龟，都可以用来占卜；泗水边的石头，都可以用来敲击奏乐。若这样还不算大错的，就很少了。用在人身上也是如此：鲁地早晨饮羊的人、把车毂关住而使车轮不能转动的人，都可以做老师和儒者；卢地那些沽名钓誉的人，都可以做太医；西施乡里那些丑陋而皱眉的人，都可以匹配侯王；山西那些冒险轻率、反复贪婪而残忍的人，都可以开凿凶门、统制关外；山东那些幼稚粗朴、鄙陋无文、只会勤种农桑、吃枣栗的人，都可以在朝廷上参与谋划。这样一来，颠倒伦理、违背道理的事情就太多了，这同这些物品又有什么区别呢？因此《经》中说到丹砂，是因为它像芙蓉一样有光泽；说到当归，是因为它像马尾、蚕头；说到人参，是因为它形似人；黄芩像腐烂的肠子，附子有八个角，甘遂有红色的外皮，这类说法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如果果真只要适合某地土质的就是好药，那么只应说“产于某地”，不应又说“某种才是好的”。又《经》的注说：始兴所产为上品，其次才是广州、连州所产。可见不必一概服用，正是因为始兴所产最好。如今我再三说明，只是希望得到其中的精英精华，以巩固子敬的寿命，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懂得药石或角力技能。如果认为服食之物不必有利于自己，只想务求胜过别人、夸耀辩才博学，我平素本来就不这样期待子敬，这一点显然不是如此，所以把话说完。宗元再拜。○答周君巢谈服药长寿书 承蒙您二月九日的来信，其中慰问教诲写得十分周到，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丈人以文雅之才，跟从知己，每天治理大府的政务，十分得意。东西往来的人都说：“海上有许多君子，周君是其中的倡导者。”谨再拜称贺。宗元因罪过重大而被摈斥废弃，居住在小州，与囚徒为伴，行走时像被带着绳索和墨刑的枷锁，居处时像被关在桎梏之中，缓慢徘徊而无处可去，拳曲拘束而不能舒展，枯槁得像〔原文缺字〕，暗昧得像璞玉。外形既然如此，内心的情形也就可以推知了；然而我还从未肯谈论鬼神等事。如今丈人却极力赞美山泽中的〔原文疑有讹字〕，认为它可以使人长寿而且神异，您的道理似乎与尧、舜、孔子不相类似，这是为什么呢？您又说服食药物可以长寿，将要分给我一些，这本来就是小子不愿得到的。按照君子之道，身处其中便是外表愚拙而内心更加智慧，外表迟钝而内心更加善辩，外表柔弱而内心更加刚强；出仕之后则内外如一，随时行动而取得适宜恰当的效果，使百姓的本性得以安定，使圣人的道得以光大。能够达到这种中正境界，即使不能活到彭祖那样长久，他所奉行的道也已经长寿了。如今山泽中的〔原文疑有讹字〕，对我来说并不存在。它把世间的混乱看成治理，把人的祸害看成利益，把违背道理看成正义；认为自己长寿而活着，别人短命而死亡，本来就不能触动自己的肺肝。昏昧地奔走，困顿地居处，茫然自得，挖草烹石，只为满足自己的筋骨，日益变得愚蠢；别人没有得到利益，自己却独自感到快乐。如果这样延续千百年，就更加是所谓的天命了，又凭什么去谋求高明的图景呢？宗元早年讲说道理不够笃实，想借蒙蔽世人来显扬私利，行动常常获罪，因此奔逃、被禁锢，受到世人的责骂。凡是我所施行的事情，都被认为是乖戾，跟在后面吠叫的人成群结队。我自己已经不能阐明道理，何况别人呢？然而如果坚守先圣之道，从中正之道出发，即使受到万次摈弃，也不会改变内心。大体都像从前在京城西面与丈人谈论的那些话，我愚昧而不能改变。也希望丈人坚守从前所坚持的主张，把它推广扩大，不要被方士所迷惑。仕途即使未能通达，也不要忘记百姓的疾苦，这样圣人的道就幸甚了，您一定会有所陈述。就此不再详说。宗元再拜。

译○与李睦州谈论服气书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天，我和城中可以交游的人一起游览愚溪上池西面的小丘，坐在柳树下，饮酒十分欢快。在座的人都希望兄长能够同来，认为兄长自从服气以来，容貌更显衰老，内心也少了欢乐，不如去年以前。当时这话一说出，大家都沮丧地相互看着，想找办法使兄长停止使用这种方法，却还没有找到途径。过了一天，濮阳吴武陵最为轻健，先写信来，谈说天地、日月、黄帝等事，下至列仙、方士昏死的情状。写了一千多字，十分畅快雄辩。我暗中观察兄长，见您面带笑容、口头顺从，精神却没有随之而来；到了吃饭时，偷偷看您调和燥湿，进食饮水的多少仍然和平时一样。这说明兄长表面赞许他的话，暗中却斥退了他的忠告。您就像古代强大的诸侯，凭借险固、倚仗力量，敌人来时答应，敌人离去便放纵，这是最难改变的情形。进攻不能奏效，便只能直接出兵；如今吴先生的军队已经遭到您答应后退去了。我斗胆磨利兵器、披上坚甲，鸣钟击鼓，进军到城下决战，只希望兄长明察并听取我的话。关于服气术绝不可行的各个方面，吴先生已经全部陈述了。全都说尽了却仍然不改变，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服气之书多说美好的话，把它说成可以得到长久而重大的利益；既然如此，您又怎么会舍弃我们的美言大利而听从别人的苦口之言呢？如今我非常木讷，不能多说。大体而言，服气术究竟能使人不死，还是不能？能使人长寿，还是夭折？能使人健康安宁，还是疾病缠身？这些问题我都不谈。只把世上两件我亲身经历、亲眼见过的事拿来类比，以说明兄长所相信的书一定没有用。我小时候曾经喜爱音乐，看见有人学习弹琴，因为不能得到高明的老师，只偶然得到琴谱，便读它的曲调，安排手指的指法。早早起床就叽叽喳喳地弹奏，一直到夜里，又增加油烛；蜡烛不够了，就诵读琴谱，在席上击弹。这样过了十年，自以为技艺极高。后来到了大都邑，在众人席间弹奏，大家却都大笑说：“唉，清音浊音多么混乱，快慢节奏多么乖离啊！”最终非常惭愧地回来。等到年长以后，我又喜爱书法，看见有人学习书法，同样不能得到高明的老师，只得到古代传下来的书法资料，便伏案苦学，勤奋程度如同从前学琴，而时间又加倍。出来后说：“我的书法已经写得如此精工。”懂书法的人又大笑说：“字形纵横失当，笔理却相反。” 最终被天下人抛弃，又非常惭愧地回来。这两件事，都是自以为技艺极高却反而被抛弃，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老师，只是徒然模仿它的外在形式；其中不能传授的关键始终没有得到，所以即使耗尽日夜、蹉跎岁月，距离正确之道反而越来越远。如今兄长修习服气术，究竟拜谁为师呢？起初只是看到兄长从卢遵那里得到服气之书，伏案读了两三天，便使用起来；后来又从李计那里得到服气口诀，再加以参取，广泛施行。这些书和口诀，卢遵、李计都不能真正理解，那么兄长所学习的就没有高明的老师了，这同前面两件事没有丝毫差别。宋国有人得到一张遗留下来的契券，暗中数着契券上的齿缝说：“我的富贵可以等待了。”兄长的术法或许就像这种情形吧？兄长如果不相信，现在假如向天下人呼喊：“谁是李睦州的朋友？如今想让睦州停止服气术的袒露左臂，不想让他停止的袒露右臂。”那么兄长的朋友就都会袒露左臂。再呼喊：“谁是李睦州的门客？如今想让睦州停止服气术的袒露左臂，不想让他停止的袒露右臂。”那么兄长的门客也都会袒露左臂。再把这话向兄长的宗族宣告，宗族都会袒露左臂；向姻亲宣告，也都会袒露左臂；进入内室向子弟、亲近之人宣告，子弟和亲近之人也都会袒露左臂；再向奴仆婢妾宣告，奴仆婢妾也都会袒露左臂；出门向一向担任将帅、佐吏的人宣告，将帅和佐吏也都会袒露左臂。然后再向天下宣告：“谁是李睦州的仇人？如今想让睦州停止服气术的袒露左臂，不想让他停止的袒露右臂。”那么兄长的仇人都会袒露右臂。这样看来，利害的来源就可以知道了：朋友想让这套道术长久存在，门客想让自己的利益长久存在，宗族姻亲想让亲情长久存在，内室中的子弟亲近者想让恩情长久存在，奴仆婢妾想让主人的地位长久存在，将帅佐吏想让自己的势力长久存在，仇人则想迅速除去它的祸害。兄长实行这种术法，如今天下所有希望兄长长久存在的人都感到忧惧，唯独希望兄长迅速消失的人感到高兴。兄长如果坚持这样做而不停下，就是背弃亲人而同仇敌站在一起。背弃亲人而同仇敌站在一起，连不及中等之人的人都知道这是极大的过错，而兄长却安然处之，这正是小子我深深恐惧的地方。兄长如果有意于此，就应当卓然自我改变，使仇敌失望而战栗，使亲近的人满足而欢欣。这样，我愿意捶杀肥牛、击杀大猪、[疑字：▯]群羊来供给兄长的食物，穷尽陇西的麦子、用完江南的稻米来为兄长祝寿；取东海的水制成盐，取敖仓的粟米酿成醋，尽享五味的适意，使五脏安宁，心情恬淡而志意闲逸，容貌美好而身体丰腴，醉饱之后歌唱，愉快欢欣，让声誉流传无穷，让功业垂世而不可磨灭，这不是很美好吗？哪里比得上舍弃美味而趋向淡薄，舍弃欢乐而趋向忧愁，憔悴不堪，皮肤日益起皱，肌肉日益虚弱，守着没有老师传授的道术，尊奉不可传授的书籍，为所爱的人悲伤，为所憎的人庆贺，只说自己能够坚守壁垒、抵御外敌，以此作为强大，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强盛吗？我实在非常疑惑恐惧。谨此拜谢。●《全唐文》卷五百七十五 ☆柳宗元（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