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百六十六

译公的德行，并鉴察他聚敛功劳的行为；体察仲尼天赋的明察，并辨明他顺从错误、固执虚伪的行径。这样上天的惩罚才会显现，圣明的教化才能真正施行，小的退去、大的到来，谁会不感到欣慰庆幸呢？考察他的奸邪和蠹害，它们日益增长、月月滋长；暗中隐秘的事情固然还没有全部显露，已经败露的事情也还难以一一列举。现在请大略举出几件事，用来说明他欺骗蒙蔽的大端，所说的都不是隐秘细微之事，全都可以复查验证。陛下如果认为他是在诽谤，那么实在应当立即为他辨明；陛下如果知道他没有善行，又怎么可以曲意容忍遮掩？希望陛下选择左右亲信，并和满朝公卿一起，根据臣所说的，查验核实这些事情。假如延龄罪恶无状，而臣的奏议是诬陷，就应依法施刑，以惩治虚妄，使四海遵循朝廷的法理，百姓仰戴陛下的明察。这里的得失关系重大，不应再有疑虑，以致辨明得不够早，最终失去天下人的期望。前年秋初，班宏去世，陛下特意诏令延龄接任掌管国家赋税。几个月之内，他突然夸耀自己的功劳，上奏说：“勾查出隐瞒欺骗的赋税，折合钱二十万贯，请储存在别库中，作为额外收入，供御用所需，永远不会匮乏。”陛下欣然相信并采纳了，于是认为委任得人，既依赖多余财物的资助，又稍稍满足了宏大的欲望，营造兴作日益扩大，宣索也逐渐增多。延龄只顾落实先前的话，又希望迎合圣意，不敢报告缺少，也不敢推辞困难。既然所谓勾获都是虚言，便无法应付诏命；而供应办理的事情都承受严限，只求勉强按期完成。于是搜求市场上的物资，强行夺取入献；追捕工匠，逼迫他们开工。以奉诏征索为名，却不支付物价；以和雇为名，却不偿付工钱。京城之中，各家店铺因此白天都关门；服役施工的地方，各种工匠如同被囚禁。聚集咒骂的人连成群，拦路申诉的人挤满道路，掌管纲纪的人不敢追问，巡察的人不敢发言。偶尔有人追问发言，反而被说成结党邪曲、欺凌正直。天子脚下，喧闹之声沸腾；四方都在观看，这可以给他们树立什么榜样？使君心动荡于上，使民众积聚怨恨；欺骗上天、蒙蔽君主，使远近之人都感到危险恐惧，这就是他最大的罪过。总管国家财政，度支负责此事；货财的出纳，是太府的职掌。凡是太府出纳，都要依据度支的文书符契，太府凭符契执行，度支依据账目审核复查，彼此相互制约，以杜绝奸诈欺骗。出纳的数目，每十天报告一次；现有的数目，每月统计上奏。都经过度支勾稽复核，又有御史临场监督，十日相接、月月相继，明白得如同看手掌，端正得如同串珠，财货多少都没有容许隐瞒遗漏的余地。延龄却务行邪曲谄媚，公然诬陷欺骗，于是上奏说：“左藏库中多有散失，近来因检查清点，设置账簿，竟在粪土之中收得白银十三万两，绢帛杂货一百多万，都是文书账簿遗漏的东西，也都等同于已经废弃之物。如今收获的这些，便是额外财物，全都应移入杂库，以供另外诏令支用。”当时特意下达诏令，全部依照他的奏请施行。太府少卿韦少华抗表上陈，完全不承认此说，明确称：“每月申报的，都是现有数目，请命令查究，足以验证其中的奸计。”两司既然互相争论坚持，按理必须辨明审讯是非。臣等将此事全部奏闻，请求交三司详细复核。假如左藏库确有遗漏，隐匿者固然应当抵罪；如果度支的举奏是虚假的，诬陷欺骗也应当获罪。陛下既不允许派三司审问，也不命令检查奏文、辨明是非。度支说太府隐匿遗漏很多，而少华仍照旧任职；太府说度支奸诈欺骗严重，而延龄仍然受到信任不变。枉曲和正直两方面都被保留，法度完全松弛。把库中本来已有的东西说成收获之功，把正常赋税的钱财说成额外收入。欺骗君上而无所畏惧，面对众人也毫不惭愧，这又是他的重大罪过。

译国家的府库，是用来存放货财的。物品依法应当入官，就收入其中；事情依法应当支用，就从其中发出。收入的没有一项不是合法财物，支出的没有一项是不合道理的用途，坦荡明白，有什么曲私可言？延龄却阴险狡猾地售卖奸计，诡诈地求取宠媚，于是在左藏库中另立六库的名目，意图把多余财物另外储存，以供君主个人欲望之用。他难道不知道君王的体制是以天下为家吗？国家不足，就从百姓那里取；百姓不足，就由国家资助。在国家是官物，在百姓是私财，什么叫额外财物，还要另行储存？这一定是通过巧诈改变官物的归属，施行暴法来苛刻搜刮百姓私财；除了这两条路，他还能从哪里取得？陛下正致力于更加信任他，不加检查裁制，延龄既倚仗宠信，更加放肆，于是把长期拖欠的账目记录下来，妄称查获奸赃，总计钱八百多万贯。听他说，利益似乎很大；考察事情，虚妄却显然可见：有的是被水火冲毁焚毁，有的是因旱涝而损坏；有的是因兵乱散失，有的是遭盗贼劫掠；有的是依法免征，有的是因恩赦应当免除；有的是户主逃亡，无处追查；有的是负责运输的人员被拘禁，不能缴纳；有的是没收的店铺住宅，年久毁坏；有的是收缴的船只，年代久远而破坏。大多都是这种情况，难以全部说尽。属于百姓的，都没有可以再征收的；属于官府的，也都不能拿来变卖，只是保留名额，虚挂在账簿上。大体说来，掌管钱粮的部门都以财物减少为耻，所以相互沿袭累积，不肯清除；每到统计上奏时，常常充作现有数目。延龄只要声称查获，便请求征收，扩大获利的门路，诱使皇帝听信。使四方长官受到嘲笑，使百姓积聚愁怨；这样经过多年，一点实际所得也没有，他的疏忽荒诞，也实在危险。陛下姑且想保全他，竟从不诘问；延龄以为能够蒙蔽迷惑君主，便不再畏惧思虑。奸邪的威势已经在四方受挫，他却又在内府施行取悦之态。于是践踏官属，倾倒货财，把东边的移到西边，便说成考核功绩；把这处的取来供那处，便称作额外收入，愚弄美化朝廷，简直同儿戏一样。各州输送布帛，度支不致力于公平平准，压制市场商人，压低通行价格；计算折价后，又再下令征收，使困苦疲惫的百姓更加困顿，弊端辗转扩散，既显露出残忍伤害，又显示出不讲诚信。等到把物资支送边州，用来进行和籴时，却在原价之外一律增加一倍有余。布帛没有不同，价格却有贵贱差异。向百姓强行征收，既以折价为准；压抑配卖伤害百姓，又以高价出售取利。事情处处矛盾，交相惊扰人心。穷困边地的农夫，痛苦愤懑深入骨髓；下层的编户百姓，冤屈呼号直达苍天。延龄却把冒取财物、压低折价说成公忠，把勉强获得高价出售说成胜利，所谓失去人心而聚敛财货，和割下自己的肢体来满足口腹有什么不同？他竟不知道肢体分裂，口还能怎样进食；人心离散，财货又怎么能够保全？这又是他的重大罪过。平原是远方重镇，扼制蕃戎；五原是要冲之地，控制着灵州和夏州。那里铲除杂草荆棘，剪除豺狼，艰难修缮防备，工程才刚刚完成。土地仍然闭塞险绝，形势颇为孤立危急，新集结的士兵，心志还没有稳固。尤其需要供给抚恤，使他们逐渐安居，因此多次敕令度支，命令储备军粮。通常应使平原储备一年的粮食，盐州积存半年的储粮，循环转运，不得缺少。近来两镇告急，都说粮食断绝。陛下召延龄到中书省，派遣希颜传旨质问，延龄明确说粮饷供应不断，储蓄非常多，年内以来一定没有缺乏。希颜怕他互相推诿，要求他写状自陈，状中也这样说，毫无疑惧。陛下看了他的奏状，反而认为军吏不诚实，于是派宦官骑马前往检查复核；道路上没有转运的踪迹，军城中没有十天的储粮，将士嗷嗷待食，几乎不能守住。像这样颠沛，像这样欺骗，核查已经清楚，却仍不改变对他的恩宠劳遇；他的蛊惑谄媚，历代少有听闻。这又是他的重大罪过。国家的法度，主管会府负责施行；身居诸郎之列，仍应如同星辰运行那样各守其位；掌管六部事务，实际上是代替上天办理政务，对内总领百官，对外施行教化于各郡，举措关系百姓的性命，得失关联国家治乱的根源，作为众人的规范仪表，怎么可以轻率？从来没有高级官员放纵懈怠，却能使群吏服从；朝廷典制衰败，却想禁止天下人暴虐傲慢。因此天宝末年，杨国忠任吏部尚书，急于在私人宅第铨选集会士人，果然给叛逆宦官提供了借口。史册记载此事，足以成为国家的耻辱。而延龄放纵情欲、扰乱纲纪，又超过杨国忠。他懈怠于早起，多次缺失入朝会见的礼仪；顺从自己的卑鄙欲望，大大破坏尚书省官署的仪制。把郎官曹署迁到民间住宅，在私宅办理公事；全家享用官厨膳食，街道上挤满拿着公文簿册的人。各部还有参辞事务、四方申请文书，都等候他的判署处理，官员的去留也等待他的指示。延龄有时聚集宾客大肆宴饮，不许人报告公事；有时纵酒发怒，没有人敢进去进言。甚至有人因事情紧急前来，过了十多天还得不到召见；缴纳贡赋以后，几个月也不能回去。粮资因滞留而耗尽，筋力因久困朝集而疲惫。早晨赶来、晚上散去，常常成群结队；乡里喧闹不已，常如市场；街巷排列着屠宰和卖酒的店铺，城邑变成旅舍渡口。这种离开职位、怠慢官府、虐害百姓、轻视法令的情况，古今少有同类。这又是他的重大罪过。总领财赋，号称事务繁多，必须熟悉并穷究各种变通，懂得权衡轻重；处理大事不能失去体统，处理小事也能分析细微，以公平来救济，以勤勉严肃来治理，使近处没有滞留的事务，远方没有阻塞的情由；法令纲条之下没有混乱，鉴察照临之内没有隐匿。这样以后，百姓才不会困苦，公家用度才会充足；威势不必严厉，奸吏也会受到惩治。如果做不到这些，就不能算称职。何况延龄本来就是偏僻乖戾的性情，又加上狂躁自满，既昏昧又骄傲，事情怎么能得到治理？于是把国家的大计交给低等胥吏；应当发给的，没有贿赂便不发放；应当征收的，接受贿赂便放任免除。纲纪大坏，货贿公然流行；如果掌握了财利的权力，实际上就是窃取国家权柄。近来度支的小吏，多次被府县依法惩办，审问其奸赃，无不狼藉不堪；相互勾结，往往牵连节度将领，私下交易也不止于一般的贿赂。威权和恩惠暗中转移，竟到了这种地步，职司失去秩序，也就完全可以知道了。这又是他的重大罪过。风俗教化的大事，以礼让为先；礼让的实行，以朝廷为首。朝廷是四方共同仰望的地方，是众士人的榜样，众人看见后便会仿效，而且一定会更加严重。因此，朝廷崇尚礼仪，民俗就崇尚敬肃恭谨；朝廷尊重谦让，时代就以贪婪争竞为可耻。

译朝廷有失去容仪的怠慢，凌辱暴虐的弊病就会传播到民间；朝廷有变色争执的行为，互相攻击争斗的祸患就会流传到下层。圣王知道这一点，所以选拔任用贤德之人担任公卿，使天下人都瞻仰他们，不必训谕便能受到教化。从前周朝正盛时，贤士充满朝廷，当时没有争斗，因此能够使天下和顺。所以《诗经》说：“说话要谨慎，仪表要恭敬，没有什么不柔和美善。”又说：“来者仪态雍容，到了以后严肃恭敬；辅佐君王的公卿，天子安详庄严。”意思是群臣共同侍奉君上，既恭敬又和谐，说话做事没有不善美的。周德衰落以后，小人居于职位，专门互相侵犯侮辱，以至走向危亡。所以《诗经》说：“正当你们盛行恶行时，就拿起你们的矛吧。”又说：“既然暗中害你，反而来向你威吓。”又说：“稍有说不可以，转身便恶言辱骂。”意思是小人得志，凭借恶意和怒气，放纵自己的偏狭心胸，互相辱骂诋毁。陛下勤勉修明仪式，用来安定四方；谨慎选任百官，用来端正各种法度。内廷所选的是股肱耳目，外任所选的是屏障栋梁和藩篱维系。群臣济济，皆敬仰至高教化，希望彼此感化率领，逐渐达到大治。然而度支却凭借宠信作威作福，倚仗权势纵行暴虐，侵削军镇，使军粮物资匮乏。将帅每次派人申诉，延龄总是加以诋毁，有时指责他们隐瞒盗窃，有时诽谤揭发他们的隐私，有时数说他们出身低贱，有时揣测他们心志邪僻悖逆；言辞全都刻毒，事情也全都加以诬陷。普通人受到凌辱，尚且可能因此生出祸患，何况将帅素来受朝廷委任礼遇，多有功勋，即使有超越本分的索取，也只应依据事理裁处；如果处理得当，谁敢不服？怎么可以当着偏将的面肆意侵辱，使他们在部下前惭愧，在朝廷前愤恨羞耻？只因言语而造成的羞辱，实在不是小事；为国家聚集祸端，确实是由此人造成的。他又虐害各部门官员，幸灾乐祸地等待他们失败，轻蔑常规典法，放纵凶恶心肠，气势压倒同僚，把郎吏当作奴隶蓄养。有人行正道而不向他屈服，恪守职守而不肯听从他的指使，遭到他的诋毁呵斥，便更加惨烈；有时辱骂连及祖父，有时毁谤波及家门，都是礼教名分所不忍听闻、文字记述所不忍记载的。他构陷他人的手段，也多种多样，故意显示凶威，使人恐惧忌惮；人的狂妄险恶，竟到了这种地步。上则损害大道，下则煽动恶俗；在礼义所在的朝廷，蔑视清明的政务。这又是他的重大罪过。度支过去掌管三千多头牛驴、八百多辆车，循环运载负荷，共同供给边军；既有轮番递送的制度，永远不会有强行摊派的扰害。延龄只图眼前的功效，不谋划长远，废弃修缮，减少草料饲料，车毁畜耗，几乎没有剩余。每当需要运输军用物资，就命令府县差派雇用；有时士卒奉别的诏旨，必须赶赴限期，于是便在街市之间抢夺公私杂畜，横行得十分厉害，耗费损失尤其多。官吏因而滋生奸弊，百姓不堪其苦；减少的部分便上奏说成获利，耗费的部分却隐瞒不报，毁弃实际而追逐虚名，大多都是这一类。度支应当供给宫内和各司使的草料、秸秆、柴薪、木炭等，除税收来的草料外，其余都要购买供应。所需既多，常常必须储备。旧例每到秋收以后、冬藏之时，便开放各个场所，按照便利条件平价收购，不抬高价格，又用来资助贫民，公私双方都认为这样可以兼济。延龄却全部破坏旧制，只为掩饰奸情，仓促计算草薪价格，把它说成节省下来的剩余利益。到了春夏之际，秸秆已经用尽，连绵雨水中柴草又接不上，军队马厩停止供料，官厨等待燃料，缺乏的报告频繁传到圣听，催促征办的文书络绎不绝于尚书省；仓促艰难地求购，哪里还有时间计量，浪费的官钱不止增加数倍，接连困顿狼狈，竟成了常态。这些都是陛下明察所知、世情深感惊骇的事情，事情的错乱，触及哪一方面都是如此。臣愚昧地认为，像这些事情，不过是每年耗费国家百万缗钱，以及办事不合适罢了。它们造成的罪恶，还不足以使国家倾覆危亡；真正值得忧虑的，不在这里。因此不再详细列举，以免烦扰陛下听览。至于他矫饰诡诈的姿态、诬陷欺骗的言辞，遇到事情便随意施行，话到嘴边便立即发出，没有一天不这样，没有一时不这样；若不是事迹特别明显、足以招致祸患的，也很难全部陈述。延龄有七项欺诈虚伪、扰乱国家的罪行，又加上耗损财物、造成缺失遗落；这是愚人和智者都知道的，是士人和百姓共同愤恨的。凭陛下英明的鉴察，没有什么实情能够逃脱，延龄本来不可能蒙蔽遮蔽陛下而无人辨明。或许圣旨认为他很能招来嫉妒怨恨，便说他孤高贞正，可以托付腹心；认为他喜欢进献谗言谄媚，便说他竭尽忠诚，可以托付耳目；认为他放纵暴虐而无所畏惧，便说他刚强正直，可以肃清奸诈；认为他夸夸其谈而毫不迟疑，便说他聪明有才，可以充实财用。陛下将要排除众人的议论而采纳他独自的行为，给予特殊宠爱，希望他取得大成。如果陛下确实有这样的打算，臣私下认为错了。统治天下的君主，必须把天下人的心当作自己的心，而不能偏私自己的心；把天下人的耳目当作自己的耳目，而不能偏私自己的耳目。因此才能通晓天下人的意志，穷尽天下人的实情。把天下人的心当作自己的心，那么我的好恶就是天下人的好恶；因此厌恶的不会错当成喜爱，喜爱的也不会被邪曲之人蒙蔽，哪里需要私下托付腹心，让他推销侧媚之术？把天下人的耳目当作自己的耳目，那么天下人的明察就是我的明察；因此没有什么明处不能照见，没有什么声音不能听到，哪里需要偏私地托付耳目，招来蒙蔽和迷惑？公开腹心、任用耳目，舜和纣都做过。舜的意图在于努力寻求自己的过失，与天下人有共同的愿望而不偏私。因此天下臣民没有不归心的，忠诚正直的意见得以听闻，伟大的德行更加发扬。所以《虞书》说：“臣下做我的股肱耳目。”又说：“使四方的眼睛都明，使四方的耳朵都通。”说的是广泛听察。纣的意图在于努力寻找别人的过失，与天下人的愿望相违背而沉溺于偏私。因此天下臣民没有不离心的，险恶谗谤得以流行，昏暗的德行更加炽盛。所以《商书》说：“推崇信任奸邪回曲之人。”《大雅》说：“传播流言以相对抗，冠帽和衣裳都在内相互侵夺。”说的是邪僻。与天下人同心同欲的，称为圣帝；与天下人愿望相违的，称为独夫。他们公开腹心、任用耳目的意图并没有不同，然而在善恶成败上却相差如此之远，难道不是因为寻求过失的用心不同、任用人的方法不同吗？唐太宗曾问侍臣：“什么是明君？什么是昏君？”魏徵回答说：“君主之所以明，是因为能够兼听；之所以昏，是因为偏信。”又说：“秦二世胡亥偏信赵高，赵高肆意施行奸诈欺骗，最终导致覆亡。”

译魏徵这番话，道理非常明白，史册已经详细记载，足以作为鉴戒。赵高指鹿为马，愚弄他的君主，历代流传下来，没有人不感到痛恨愤怒。陛下每次阅读前代史书，详细考察兴亡，想来也一定对这种人咬牙切齿，对被他蒙蔽的君主感到痛心。臣认为，鹿和马在物类上还相近，哪里比得上延龄把有说成无、把无指成有？陛下如果不及时省察，岂不是会使后代讥笑，而且超过赵高吗？这就是愚臣焦虑忧愧、认为陛下有所过失的真正原因。治理天下，应以义为根本，以利为末节；以人为根本，以财为末节。根本强盛，末节自然兴举；末节过大，根本必定倾覆。从古到今，从未有过树立德义而财利用度不丰、人众安定而财货不足，因而丧失国家和君位的。因此说：“不担忧人口少，而担忧分配不均；不担忧贫穷，而担忧不能安定。”“有德一定有人，有人一定有土地，有土地一定有财物。”“百姓富足，君主怎会不富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从古到今，也从未有过德义不立而财利用度能够长久兴盛、百姓不安而财货能够保全，因而兴盛国家、巩固君位的。因此说：“财物散给百姓，人就聚集；财物聚在君主手中，人就离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有盗窃之臣。“不要让人侵削百姓，使天子在下民中招致怨恨；有这样行为的，施刑而不赦免。”说的正是这个。殷纣因贪婪冒进而失去人心，最终灭亡；周武王因散财给民而获得人心，国家昌盛，那么纣王积藏的财物，正好成了加害自身的资具罢了，哪里还值得依赖财货呢？唐太宗也说：“只顾积蓄而不体恤百姓，绝不是治理国家的办法。隋氏无道，聚敛没有止境，充实洛口各仓，最后反而使李密得以利用。” 这就是前代已经实行过的明显教训，也是圣祖留给后世的格言；明知如此却不惩戒，还凭什么治理国家？陛下刚刚承受帝位，立志剪除群凶，战争频繁兴起，征求逐渐扩大，专卖和征算侵削百姓，使下民无法生活。因此泾原叛军乘百姓怨恨之机，在白天进犯宫阙；京城百姓安然不惊，反而和贼众并肩进入宫殿。百姓虽然愚昧，什么都可能做出，但也由于恩德没有遍及人民，而暴虐的命令驱迫他们，才到了这种地步。当时内府积蓄还像丘山一样多，最终却资助了凶恶首领来诱饵贪婪士卒，这一切陛下亲自看见过。由此可知，失去人心而聚敛财货，究竟有什么利益呢？车驾到了奉天以后，叛军很快肆意围困；一座堡垒之内聚集万人，困窘得如同干涸的水流，日用物资全部匮乏。曾经想派一个健步卒出营察看贼军，那人以严寒困苦为由恳求，跪奏请求一件短袄和裤子；陛下为他寻找却没有找到，只能默然怜悯地遣他离去。又曾有宫中服用物品缺乏，圣旨正因军务紧急，不忍再烦扰百姓，于是剥下亲王装饰带上的金饰，卖掉来支付价钱。当时随行的将吏、赴难的军队仓皇奔驰，都没有冬衣；寒冷渐深，又没有柴薪，饥饿和寒冻从内侵袭，箭石从外逼迫，白天扛戈奋战，夜间借城垛遮护而呻吟，迎着狂风，冒着霜雪，十多天中众人没有携手叛离，最终能够击退强贼、保全危城，难道是陛下施加严刑、厚加赏赐才使他们这样吗？只是因为陛下不厚待自身，不把财物藏为私有，和百姓共同承担忧患，和士卒共同拥有财物的有无，所以能够使他们舍弃生命去抵御仇敌；即使饥饿也不离散，即使一同受冻也不怨恨；面临危难而不改变操守，眼见死亡也不离开君主。所谓“圣人感动人心，天下因此和平”，这就是它的效果。等到重重包围解除，各道道路稍稍通畅，赋税逐渐到达，贡物接连送来，陛下却在行宫外廊之下重新设立琼林、大盈等机构，还没有赏赐功劳，便急忙私自收藏财物玩好，严重挫伤了更新政治的希望，大大摧折了为义而死的决心。于是舆论讥刺兴起，军士开始怨恨了。财物聚集而人心离散，不正是这样吗？不久又遇到叛贼从内部进攻，皇帝南行，奉天所积聚的财货全都被乱军毁灭。迁到岷、梁以后，每天都无暇自给，只凭借大顺之势，才终于恢复皇都。由此可知，天子以获得人心为资财，以积蓄义理为富有。人如果归附，何必忧虑没有财物；义如果修明崇尚，何必担心不富足？难道一定要储存在内府，才算自己的财物吗？所以，藏在天下百姓那里，是天子的富有；藏在境内，是诸侯的富有；藏在田野仓箱和柜筐中的，是农夫商人的富有。为什么凭天子的尊贵、海内的富足，却卑屈地实行诸侯所应抛弃的德行，局促地守着农工商人的鄙陋事业呢？陛下如果认为厚取财物可以扩展武功，那么建中年间的搜取已经没有成效；如果认为多多积聚可以作为自己的财产，那么建中年间的积聚又已经不存在；如果认为顺从欲望不足以伤害政治教化，那么建中年间的失误已经造成很深的伤害；如果认为收敛怨恨不足以导致危亡，那么建中年间的叛乱已经导致危亡。然而后来能够迅速平定滔天大祸、成就中兴功业，实在是因为陛下有反躬修养自励的志向，有悔罪畏惧的言辞，停止休息对百姓的征求，崇尚节俭，发布大号令，与百姓重新亲近。因此说，正是陛下的诚意使臣民感动，臣民感念陛下的心意，放下怨恨、改变忧虑，使危急转为安定。陛下也应当为宗庙社稷建立永远不倾覆、不动摇的长远规划，为子孙百姓留下可以长久广大施行的美好事业，惩戒过去顺从欲望的过失，恢复日日更新、德行昌盛的誓言。怎么可以再放纵奸邪，重新施行刻薄暴虐？过去的事情难道可以再让人追悔吗？

译臣又私下担心陛下听信他的盗言，落入他的奸计，以为搏击吞噬、攫取财物、使怨恨集中到有关官司、积聚财货丰盈，利益都归于君上。这又是大错，应该慎重思考。君主是昏明，取决于所任用的人。咎繇、夔、契的道德事业兴盛，虞舜便享有圣明睿智的名声；皇甫、褒、尹、禹等人的宠幸行为，却使周厉王遭受倾覆的灾祸。自古以来哪有任用小人而灾祸不波及国家的呢？这就像拿兵器去杀人，天下不会把罪过归于兵器，而会归罪于使用兵器的主人；蓄养毒虫来祸害万物，天下不会责怪毒虫，而会归罪于蓄养毒虫的家庭。道理必然如此，不可不察。臣私下担心，陛下认为延龄的进用是出于自己的独断，延龄的言语又多半顺合圣旨，如今若按罪法处置，似乎成了被众人排挤，因此想要保全他，以显示自己意志坚定。如果这样，陛下与人相始终的心意固然是好的，但对于有过即改、去邪不疑的道理，或许还没有完全做到。人的好坏难以预知，从淳古以来就已如此；考验后才任用，典籍中已有记载。陛下认为他贤能便任用，知道他邪恶便抛弃，这是常理，有什么不可以？如果陛下仍然不知道他的邪恶，只是怀疑他是被众人排挤，那么固然有外表恭敬而内怀奸诈的人，也有结党邪恶、伤害正直的人；所凭借的考察和验证，可以使两方面的欺骗诬陷都断绝。陛下认为延龄有才，愚臣认为延龄有罪；有才能一定有事迹，有罪过一定有端由。陛下为什么不指出他所取得的才能和功效，以表彰忠贤；查验他所论列的罪过，以考核虚实；同众人一起辨明，向天下显示并无偏私？如果才能的事迹值得称道，而罪过没有依据，那就是结党邪恶、伤害正直的证据，陛下应当绳治他伤害善人的行为，以勉励臣下事奉君主；如果罪过确有证据，而才能的事迹没有实效，那就是外表恭敬、内怀奸诈的证据，陛下应当纠治他包藏祸心的行为，以警戒扰乱国家。这样，上面对下可以消除被构陷的疑虑，下面对上可以断绝偏私迷惑的议论。何必担心邪恶不能辨明、曲直不能分开、香草臭草混藏，最后臭味反而压过香味？这正是小人之道增长的征象，正是时运治乱、安危所系，难道只是有损圣德、不利善人而已吗？陛下如果一定把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当作忠良，凡由自己创作的都不肯改变，那么上面想要的没有不被迎合，上面的过失没有不被顺从；水火相济也不认为是错误，金和砺石相互磨砺也不认为是正确；以羞耻过错为过错却不足以戒惧，舍弃己见听从别人也不足以称道。只凭自己的意志行事，那么匡正辅弼的意见几乎就要停止；匡正辅弼停止，治理便不可能达到。仲尼所说“一句话可以丧失国家”，就在于“我说的话没有人违背我”。事情关系国家兴亡，本来不可忽视；迎合圣旨而顺从沉默，渐渐已经成为风气，即使鼓励人们进言，还担心不能做到；如果再加以阻止压抑，谁还会献上诚实之言？恐怕陛下还没有明白这些话，请允许臣用一件事作证明：就像延龄凶恶妄诞的事情，已经传遍天下，上至公卿近臣，下至舆夫台隶等卑贱之人，众口喧谈，成千上万；能够把这些话上奏的人，又有几个？陛下不妨命令亲信广泛采集民间议论，参照核对近来听到的情况，便足以鉴察人间的真伪。臣身份卑微，担任台衡重任，既极受尊崇，又承受深厚恩宠，难道不知道观察时势、随俗附会，可以保全旧日恩遇；随众人沉浮，可以避免招来重责；称病退职，可以获得知机的名声；结党奸邪、苟且容忍，可以没有遭人嫉恨的忧患吗？我何必急着自寻苦恼，独自面对豺狼，上违背陛下的欢心，下给谗言之人提供口实？实在是因为回顾自身庸愚昏昧，一无所长，早年蒙受陛下眷顾知遇，只有忠诚正直这一点；在帷帐之中受到亲密信任，至今已经十二年。圣上的慈爱既因此容纳臣，愚臣也因此自我负责；跟随陛下经历多次迁徙播荡，亲见陛下艰难实现兴复，直到如今追想此事，心中仍然悸动。因此害怕重蹈覆辙而惊惧，担忧国家毁坏而悲鸣，实在是内心情感激荡，即使想停止，也无法默默不言。臣因事情而陈述坚持的意见，虽然已经多次这样做，圣听仍然高远，没有降下谅察；所以再次申述诚恳之情，以尽愚臣的忠诚。忧虑深重，所以言语繁多；恳切急迫，所以文辞尖切。若说这是臣为自己谋求保全，那就是过错；若说这是为陛下考虑祸患，那就是忠诚。为君主牵系身躯、奉献生命，并非臣所敢逃避；沽名钓誉、以直自夸，也不是臣所忍心做的。愿陛下回转圣聪，为国家深思熟虑，社稷依赖的难道只是微臣吗？臣不胜感戴恩德、图报圣恩的诚意，谨冒死奉书上闻。臣诚惶诚恐，叩首再拜。●卷四百六十七 ☆陆贽（八） ○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 内侍朱冀宁奉传圣旨：由于两河的盗贼还没有平定消灭，又有淮西的凶恶党徒进攻逼近襄城，卿熟悉古今，应当有良策，宜将利害详细陈述，密封进呈。臣天性凡庸迟钝，见闻浅陋狭窄，幸而因缺少使职，得以身着簪组升入朝廷。屡次承受过分的恩宠，以文学之臣入侍，每每自我奋勉，思量报答陛下的奖掖知遇，感激所至，也能忘却自身。只是越过职分干预议论，是典制所禁止的；没有得到信任便进言，也不是圣人所崇尚的。因此一直谨慎沉默，徒然居处于荣耀亲近之位，每日都感到惭愧；从春天到秋天，心中虽然怀有忧虑，却不敢发言，这是臣的罪过，也是臣的本分。陛下天性具有圣明德行，神明般地授予英谋，明察照临八方，思虑周遍万事，仍然担心有所缺漏，向下询问草野之言，这正是尧舜舍弃己见而听从别人、喜好询问并喜好察纳浅近言论的心意。臣每次读前代史书，看见那些开陈言路、纳受忠言的人，有的泣血、有的碎首、有的牵住衣襟、有的拉断马鞅，都是因为进言被拒绝，恳切忠诚激发到极点，于是愤懑超过礼法而不能自止的缘故。何况如今形势危急逼迫，事情有时机和宜当之处，正值圣明君主敞开心怀访求采纳之时，不存在古人触犯逆鳞而颠沛受祸的忧患；如果还要揣测微妙圣意，担心所说不能使君主高兴，又畏惧权贵大臣会阻挠议论，前后忧惧顾虑，这就是苟且迎合、求得容身之徒的行为，而不是扶危救乱的心意。这正是愚臣对过去痛心切齿之处，所以不忍在当今再亲身实行这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