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百九十五

译谈论两汉灭亡的原因，人们都说是王莽、董卓。我认为王莽、董卓篡夺反逆，毁坏神器，以祸乱祸害百姓；他们自取灭亡，天下人的耳目都明白听闻，显而易见。冷静追究事情的开端，那么使西汉灭亡的是张禹，使东汉灭亡的是胡广。他们都假借儒术之道，得以伸张邪恶心思，博取一时的大名，取得公卿辅弼的地位。他们言辞气势所发出的影响，关系到国家政治的损益；却多方柔顺逢迎，保全职位、贪守俸禄。有的使当时君主陷入困境，滋长祸乱的根基；有的依附凶恶之徒，结成祸患的胎胚。因此国家倾覆的契机、篡夺的征兆，都是他们引导并逐步造成的。虽然相隔年代遥远，仍如同亲手传授、用眼色指示一般。他们造成的贼害，哪里只是王莽、董卓所能相比的呢？张禹凭经术做皇帝的老师，自己又身居汉相，特别受到尊崇信任，处在君臣关系中最重要的位置，达到了儒者尊贵的极点。永始、元延年间，天地灾异屡次出现，进谏论事的人都严厉批评王氏专权。当时成帝也对天变感到悔恨恐惧，却没有办法决断；他驾临张禹府第，屏退左右来询问，等待张禹一句话，把它作为法度准则。替张禹谋划的人，也应当陈述《易经》关于坚冰将至的警戒，诵读《小雅·十月之交》对灾异的讽刺，趁成帝将要接受劝谏之时，痛切地谈论政治得失。张禹反而以《论语》“少谈命、不谈怪异”为说辞，使成帝产生不疑之心，导致王氏势力逐渐壮大，君臣上下安然无事，转眼之间国家就灭亡了。即使皇帝的忧虑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张禹也应当开诚陈说、切实规谏，当面折服错误、在朝廷上辩论，何况是在皇帝到府第闲暇燕居、虚心询问决断的时候呢？他却只顾看望床下的小儿，把女婿安排到附近郡县，满心只以普通家人的私事为念，只为自身谋求安稳，不顾国家忧患，终于使群盗玩弄权力，轮流掌握首要权柄；灾祸成熟、毒害蔓延，到王莽建立新都时已经无法遏止，这实在令人愤慨。到了东汉，顺帝、桓帝之间，国家统绪三次断绝；胡广凭借大儒身份掌握权力，官位升到三公之上。当初梁冀凭借外戚的尊重，贪婪暴虐地把持国政，毒死质帝以后，商议拥立继承人。公卿大臣都认为清河王刘蒜年长有德，亲属关系最尊，可以使人心安定。既然已经定下策略，梁冀便忌惮他的明哲，又不利于拥立年长君主，私下支持蠡吾侯；替梁冀出谋划策的胡广，本应像石头一样坚定中立，耿介不改，率领赵戒等人，与李固、杜乔共同坚持正道。这样一来，三公百官在朝廷上正言直谏，即使梁冀暴横专恣，难道能够一旦之间把汉廷群臣全部诛杀吗？胡广反而追求片刻安稳，首鼠两端、畏惧懦弱，终于使清河王空被废黜，蠡吾侯成为祸根，国家逐渐衰败，汉室正道日益困窘。党锢之狱由此结成，宦官之祸由此酿成，祸乱循环不止，直到董卓出现；赫赫汉室变成了覆亡的局面，大概栋梁弯折、鼎足断裂的根源，早已存在很久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月〕 那梅福以孤立疏远的身份上疏，张纲以低微官秩埋轮留驻，他们难道是普通人吗？为什么不思考他们呢？唉！趋利避害、追求荣达、厌恶困穷，大体是有生命者的常情。等到亲自掌握政权、关系国家存亡，就应当在事情开端谨慎，在最初关头决断，以引导善良之气，遏制祸乱根源。若祸患的胚胎已经萌发，就应当至死方休；即使白刃也可以践踏，鸿毛也显得轻微。为什么张禹、胡广在国家完好安定时，只致力于小小的忠节、树立细微的操行，反复在露天蓍草前献上吉利的卜辞，阻止确立太子而窥探筹策？到了国家安危、邦家大事的关头，却甘愿闭口不言，暗中拱手旁观事变。难道还不止如此吗？他们竟让烈焰熊熊燃烧而燎及原野，让滔滔洪水决堤而漫过高陵，把天下投入烟灰，把万民推入昏暗泥淖；即使百代以后，也没有可以完全指名责斥的人。虽然史书和史论略有言及，却没有穷究事情的始末根由。况且有人出城却不越过国境，史书便书写弑君之恶；言辞虚伪而善辩，也会受到两观之诛。假如处在《春秋》时代，明白揭示张禹、胡广的罪过，作为后世的警戒，那可记载的事情难道数得完吗？当初如果西汉能够抑制削弱王氏，尊崇君主、贬抑臣下，也许就不会有哀帝、平帝时的衰败；东汉如果任用清河王，君主英明而宦官忠诚，也许就不会有灵帝、献帝时的动乱。大汉的国运究竟如何，本来就难以预知。有人认为国家的兴亡都有冥冥中的定数，不是人的谋略能够抗拒的；那么只要找一个盲人来辅佐，立一个木偶来尊奉，给它穿上官服、系上绶带，排列在宗庙朝廷中，就可以了。可是为什么尧、舜还要有时询问、有时叹息？殷、周还要有时梦见贤人、有时占卜？像这样为政勤勉忧劳，直到太阳西斜，难道这样之后才能治理国家吗？我因为研习古代史，又喜爱《春秋》，对【缺字】贬斥之学心中愤激，所以辨析其中的道理。○无为先生赞 至人不受外物感动，与万物变化一同升降；保全自身而不显露形迹，守持本性而不动摇。自然而然地顺应万物，任其各自归于适当。若违背这一点，便没有不是沉溺丧失的。保持并合成浩大淳厚之德，无为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德性的机微不向外发作，像鸟兽一样与群类相处。向根本道窍叩首，请求洗涤蒙昧昏暗。他笑着对我说，道并不远离自身。形体支离而精神得全，以宁静为主宰；受到扰乱就会离散，保持淡泊便能保存。天性一旦被命名，便如树木被砍伐、兰草被焚熏。随时势收敛或舒展，内心如同浮动的【缺字】。各种气味和丝线纷乱交错，却不受扰乱而保持真实。勤勉地运用这一道理，就是进入至妙之门。万物都在变化昌盛，我也将回归根本。行动遵循天的纲纪，静止体现地的文理。鸟飞没有固定轨迹，变化纷纭无穷。勉强以“无为”命名，以此照见心灵本源。○二疏赞 ○赞颂二疏。静时专一，动时正直，这是乾道的德性。斟酌采用而无穷尽，正是君子所守的中庸。二疏神采矫健，能察知细微，也能预见终局。功业成就而不居功，父子二人留下了清正的风范。天子赐给他们黄金，群臣公卿出城为他们饯行。都门送别的盛美，光耀千古。悠闲地居住在简陋门第，栖息于教化的源头。每日饮用醇厚的酒，内心清闲而尊崇大道。有人只谈财利，财利却使人头脑昏昧。清白的操行和朴素的风范，可以留给子孙。万物纷纷营求，吉凶相互依随而生。处在环中、居于枢纽，淡泊无为而忘却形迹。林中寂静空旷，幽兰自会荣茂。即使有弓弩和缴丝，也不能束缚它在幽冥之中。知道适可而止便不会陷入危殆，这是古代先贤明白的警戒。贤明啊，大夫始终没有悔恨。《秘阁五绝图·贺监草书赞》季，真正达到了自然适意的境界，挥笔时斜眼看着墙壁。酒仙般的超逸姿态，草书圣手的绝妙笔迹。兴致涵泳于□海，文辞声韵如金石般铿锵。流传在秘阁之中，永永远远无□。

译《画西方变赞》西方有一个极乐国，以《首楞严》为根本道理，它的感应广大，作用神妙。大体上是收摄万种因缘和一切运动，使它们归会于虚寂。其次是以感应沟通誓愿，成为功德和福报。拘泥于世俗议论的人很多，便把它置于其他方域的教法之列。只有孝子信士仰仗它作为幽冥中的助力，所以设置佛像、绘制彩画，以表达无穷无尽的报恩。如今这幅《西方变》，是故户部员外郎、赠给事中范公的遗孤传正、传质，为先母博陵崔夫人服练之后所绘。夫人凭借善良明慧、柔顺恭谨的品德，光耀地配于户部范公；自从白昼哭祭以后，在训导两个孤儿的闲暇，每每诵读大乘佛教的精微言论，暗中探究精深的义理。如今传正等又能顺承先母的遗志，发扬孝思，在精舍素白的墙壁上，合用朱、绿、金、翠等装饰，天人与佛法的形象无不庄严清静。凭借夫人的福德和孝子的至诚，若能乘着正念遨游，依照佛经的宗旨，她应当已经端坐在芙蕖上品之中，生灭流转的虚妄，到这里便明白而止息了。我曾经内心敬奉这种教法，所以能够赞说其中的道理。《画释迦如来赞》（并序） 释迦大圣以无所障碍的应化之身，演说一切佛法；后人依据文字行迹制作佛像，诚明之心存在其中，福祉也随之而来。我的伯舅武进县丞府君，遵守儒门关于言语和行为的训诫，安守正道而居于下位，他的道德事业尚未显扬。贞元三年去世，太夫人随儿子到了锺陵；接到讣告后，她发哀致痛，承受着丧失至亲的深切悲痛。又痛惜自己不能亲临应当哭泣的丧位，亲自办理远地的丧事；按照期服丧制，礼数本来就应有所加等。她又说：“悲哀聚集在感情之中，却不足以成为对亡者幽冥中的助力。”于是考察佛教的说法，认为在幽冥中相互赞助、感应相通之际，彼此并不遥远。因此祈求福佑而绘制此像，以金碧装饰，使它穆然庄严；瞻仰之时，仿佛来到佛寺。何况孝悌可以感通神明，圣人的功德能够遍及无方。小子德舆谨作赞辞系于后面：五色互相映衬啊，圣人的形貌光明显著。福德祥瑞向下照临啊，冥冥之中得到保佑。《绣阿弥陀佛赞》（并序） 在十二因缘之中，生死循环往复，忧愁悲伤聚积；若不是天人中的大圣用利刃斩断它、以慈悲之船救济众生，众生就会沉沦颠覆而来不及自救。阿弥陀佛化行于西方，那里名为极乐；有生命的众生乘着正念而生，其感化的缘由就在这里（一本作“则由于此”）。如今这件功德，是清信女陇西李氏为亡夫襄陵尉荥阳郑君服再期之丧所作。女士嫁给郑君后仅满一年便守寡，侍奉公婆遵循孝道，顺从妯娌遵循敬意，辅佐丈夫遵循义理，抚育下人遵循仁爱。生活隐约贫困，直到白天哭祭；《卫风·硕人》《柏舟》中的诗意，她都兼有其中的悲痛。起初郑君客居晋地，于是通过占卜求得出仕之途；任命刚刚下达，俸禄还未领到便得了重病。女士当时正在吴地侍奉婆母，接到讣告后悲痛加深，发下宏大的誓愿祈求福佑，荐达于幽冥之中。她穿针引线，用五种色彩配合刺绣，青莲、白毫，仿佛显现出佛的微蹙和悲悯神情。那两位大士分列左右侍奉，容貌交相映照，光彩灿烂辉煌。由内心发愿，靠双手完成，达到阿耨跋致的境界，难道还会遥远吗？郑君本来就是善人，妻子又是我伯舅的女儿。我能够周详地知道这些情况，于是作赞说：西方的大圣，凭借正念便能到达。描绘那佛的美好相貌，引导这份志愿和心气。幽冥中的助力没有边际，以此成就郑君的志愿。《岁星居心赞》（并序） 兴元年号时，皇上居位六年，日月五星在上天运行正常明朗，七种教化在下界广泛传播；那些不遵道、不吉利、不朝廷、不顺从的人，也都欣然和顺，受到感化。春季三月，司天氏上奏说岁星位于心宿五度，星色黄而明润广大，光辉祥瑞照临帝位，已经持续五十多天。诏令下达有关官署，向朝廷内外颁示，所以臣得以陈说此事，借以形成歌颂。臣谨按：岁星在五帝中属苍帝，在五行中属木，在王道中常象征仁，在五事中象征容貌。天意仿佛在说：时运已经来到，应以至仁作为治理原则，使恩泽覆盖万人，普遍润泽各类生物。五行和五事的作用相互协调，于是表现在星象运行中，显示于占验应兆；上天默默辅助伟大的教化，明白地报答成功，玄妙的符瑞在冥冥中赞助，正是如此。《礼运》论说圣人道：“以日星作为纪度，以四时作为权柄。”《洪范》叙述皇极道：“收敛这五种福，用来施给，赐给众庶。”从人事发端，感格于上天，天人相互感应，契合得如同符节。那年秋天，平定河中地区的叛寇，埋葬他们的遗骸，恢复当地世代的祭祀；部署淮右的军队，颁布宏大的文告，撤除武备，这正是二帝三代用来扩大美好声名的做法。于是统一各类政事来彰明德化，申明法制来堵塞违犯。祭祀百神，使粗犷的民俗归于文明。美好的瑞兆纷纷接连而来，却把它们置之不论、不以为己有。贤哲端正之士接连被荐举，分掌职务；求取贤才如同自己已经失去他们一样。然后垂衣拱手坐在清穆的朝廷，使精神安处于幽静深远之境，驱使一代人归于纯诚，在光明的朝廷中接待万灵。这又是登越远古、光照耳闻目见，巍巍地承继上天统摄万物之盛德啊。微臣身处草野之下，沐浴仁圣之德，谨敢献上《岁星居心赞》一章，用来补足《周诗·由庚》《由仪》的缺失。赞曰：伟大的上帝啊，降临鉴察下界人民。后世君王承受天命，制定礼制文章。政教清明，家家崇尚孝道仁爱。人民没有灾病瑕疵，风俗因此富足繁盛。施加保佑于四方，发而成为上天的祥瑞。重华之德光辉煌煌，于是居处明堂。下界受到仁德恩泽的温煦，上天化为祥瑞之光。阴阳交感相通，天人与上天因此相同。于是端正五事，于是建立大中之道。君主尽君道，臣下尽臣道，德行的光辉明亮融和。保佑并授予天命，自上天而来永无穷尽。微臣作歌，谨敢用来补备《唐风》。《兴唐观新钟铭》（并序）

译声音属阳，所以能够发扬远播；金属崇尚羽音，所以清越透彻。因此凫氏制作钟，法器由此完成，道门的声教由此彰显。它与音乐从虚无中产生、因铿锵声而建立名号，在功用上相同，而关于诚信、声响和获得福祉的意义则更加充分。兴唐观的新钟，是观主、道门威仪、太清宫供奉郗尊师彝素所创制的。这座道观开始营建时，新旧钟都应当置于开元甲戌年；距今已有七十七年，钟声嘶哑残缺并被毁弃，法音已经很久没有相继传承了。郗师具有洞察万物中心的大辩才，是道门中的杰出人物。他遵循明照，观察自然法则的妙理；顺应无为而无所不为，因此扩大天地本元的功德，弘扬宏大的愿力。真诚修持而万物响应，言语发出而声响会合；上士仁人尽力相助，飞廉、回禄也整治器具。六种铸钟材料精纯，合计数量达万数。以心神调和，以精神相遇；囊括地籁，腾起天光；既不损害金属，也不耗伤元气。钟体不空薄、不厚重，不像石磬那样沉滞，也不使声波散播失真。于是钟登上架而悬挂，细微的声音也隆隆作响，大小声音随着敲击而应和，清晨和黄昏警醒众人。它周遍六虚，洞彻三界；拔除九幽之苦，清除五种苦难。皇都人士，无论游观者还是聚集者，都来这里。声音感于耳，和气融于心；躁动者和沉静者都因钟声而获得解脱。郗师善于施利、利益万物，哪里说得尽呢！古代的林钟、景钟都刻铭记载功德，这是儒家典籍中的制度。推类而刻写文字，正是郗师的心意。铭曰：钟一发动，悬挂于空中而象天；它的作用空灵而圆满。雷霆般的巨大声音啊，聚集群仙；祈求福佑元后的愿望啊，愿延续亿万年。铿锵宏亮的声音响在鸿都之前，上达幽冥，下彻黄泉。然后声音从容地消散啊，使万物返回自然。《几铭》太和之气和乐兴盛，斟酌取用它，广大充满的变化都由“几”产生。上与乾道相合，使万物受到阴德的保佑；下成为人间纲纪，使百工都秩序井然。遨游于虚无，与浑然一体的天地相合。时而收卷，时而舒展，与各种存在共同居处。以冲和的作用作为工巧，以方寸之心作为熔炉。周遍运行而不陷入危殆，可以与造物者相匹敌。用一来制御行动，以少来治理众多。有时推行它的道，有时隐藏它的作用。盘桓守正而利于贞固，得到时机便大有作为。调和辅助，裁制成就，灿然显现文明。舒展而贯通八方，收藏时则无形无迹。山川出现□，元气幽深冥昧。因此说，知道事物微妙的先兆便接近神明，这是孔父、周文王的境界。距离圣人时代已经很远，如今没有这样的人。见到先兆就行动，事物一成形便能觉悟。迅速发生的事可以收卷，颜子大概接近这种境界。事物来到便能知晓，调节舒张自己的好恶。五事没有过失，百般事务不紊乱。静止时如深渊，运行时如圆环。得失纠缠交错，彼此相望其中。看不见它们的联系，便不知道它为何如此。审慎地加以运用，我的道便永远完整。《世德铭》庄严肃穆的我的祖先啊，玄鸟从天而降；天乙革除夏朝，武丁辅佐贤臣。亲手书写文命，教育子孙，在权地开国。开始开拓南荆，子孙如瓜蔓绵延不绝。到了周朝衰微之时，征伐之事落到下位之臣手中。暴凌纷纷而起，遇到楚国便覆亡。嬴秦吞并四方，我的国家于是迁徙。于是居住在陇坻，又封于甘泉。汉魏之际，德业相继；有的仁厚，有的明哲，也有平和仁惠之人。谱牒繁盛，共十三世。伊川一带发生战事，晋地化为东方；九州分裂如车辐，苻氏占有关中。显赫的安丘公，濡染德化而不顾自身。两代二十年清平，这是明智谋略的功劳。元魏以来，以苴茅之礼相继受封。宜昌、▯城，世代担任仪同。▯▯的平凉公，在隋朝策立功勋。于是攻破公▯，制服其枚回。时运遇到圣明时代，土地重新开辟。手持符节、建立旌旗，从东到西。六位才子继承家业，庆福集中于一家。任百里之长同享美好，在南宫一同受命。从此以后，德行光辉更加盛大。他们不以高官显位为享受，世代以文章品行为名。我曾祖王父年轻时入京观光，声名超过太学，姓名登载于奉常。伟大的节操如三虎，联袂荣耀、并列芳名。翰苑如春天降临，士林中如凤凰高翔。到了祖父，保守中和，安于平易。人文修养独步一时，天爵使其自然尊贵。像展禽一样居于下位，像贾生一样未被任用。直到今天，德行声望仍然高耸于清正的舆论之中。郁郁盛大的世代典范，先父继承了它。大节昭明、义理显著，是人伦的宗师。行为达到忠孝的极致，道心幽深而契合希夷之境。进退卷舒没有一定方式，光明显耀于当时。至于我，生来无能，年幼便丧父。不懂得父亲教导的义方，幼小而愚昧。后来既已寄身羁旅，才开始学习《诗》《书》。以正直作为老师，便渐渐与时俗疏远。清正之风琅琅作响，士人规范高高树立。如今我这个顽童，却成为玷污和羞辱。对于修治先德的训诫，深怕自己不能做到。早晚思考此事，谨敢铭刻世代德行。《释疑》《礼记》说：“君子居处平易以等待天命。”《论语》说：“君子坦荡荡。”这大概是观察自己的行为、考察吉祥征兆，所以不忧愁也不恐惧。《易经》说：“思考祸患而预先防备。”《论语》说：“季文子每件事思考三次然后行动。”这又是戒慎警惕、如临危厉的意思。言语难道只有一个方面吗？也各自有适当的情形，只在于明智的人加以审察罢了。有人不能深入推究事情的始末，却怀疑我自相矛盾。那么船会沉没，骑马会坠落；睡觉会做噩梦，饮酒会醉；吃东西会被糖食噎住，行走会跌倒，严重时都可能导致死亡。它们无非都是危险的先机，难道就可以把这些全都废弃，像土偶木像一样毫无作为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忧患可以穷尽吗，忧患可以穷尽吗？《志过》辛酉年，我因办理官府差役取道上饶。当时左司郎中、博陵崔公出任郡守佐理之官，我和他谈到世道，接着谈到人伦大节，他说：“延州之让，难道不是极高尚的吗？有人说吴国因为太伯谦让而兴盛，季子谦让而灭亡；这只是拘泥于一方的结果，没有超出大道。推究太伯避让季历，逃奔荆蛮，是为了成就文王、武王的大业，便可知太伯是借天下尊奉周室之势来成就周室，难道是把使周兴盛当作自己的念头吗？季子顺应天下厌弃谦让的形势来保全谦让，难道是把使吴灭亡当作自己的念头吗？那么太伯、季子都是以天下人的心为自己的心，对兴亡根本不屑于忧虑；那种人的议论，确实还没有通晓其中的旨意。”我说：“这话确实正确！但是季子周游列国时，听各国音乐，辨析歌诗，都能审察其盛衰而达到微妙精深之处。他明达而通晓万物，任何事都逃不过气数，只是各有极限罢了。又何必在这中间拘拘然另立异论呢？”崔公回答：“你的话错了！如果季子认为兴亡是必然的，而自己的力量又不能支撑，利用这一点然后三次辞让，就是从将要灭亡中获利，借此沽名，这怎么能算君子？这话错了。况且吴国本来可以存在，季子却使它灭亡；谦让本来要废弃，季子却使它得以保全。假使他只勤勉治理一个国家，在勾吴施行治理，那么如今吴国也已化为古代废墟，遍地长满荆棘荒草；哪里比得上礼让的大道，使千古后世都以它为法式呢？使贪婪的人因此变得廉洁，使暴虐的人因此变得仁慈，使忍受污辱、贪恋荣华的人因此知道畏惧；对于治理国家来说，这难道不是通达的吗？”我于是拜谢接受他的议论，退下后记下所听到的话，并且以《志过》作为篇名，希望做到听到义理便能改过迁善。《答客问》

译客人问主人：“自古以来，太平之世少，乱世多，难道真有主宰预先确定的定数吗，还是由于人的作为呢？”主人回答：时俗风气的治乱，在于士人品行的厚薄；士行厚薄，向上又取决于当时君主和大臣所趋向的方向。自古辅政者，有的正直方正而不被任用，很快便遭排斥放逐；有的被提升到并非自己所任的职位，迅速颠覆而失败。这两类人的进退相随，还不足以说明世道治乱。治乱在于君臣之间，心术彼此符合，久而久之便形成教化。所以圣明之君与贤臣相合，就成为尧、舜；昏暗之君与谄媚之臣相合，就成为幽王、厉王。其间虽然情形多方、差异万端，却不出这两条道路。先师说：“人把自己的内心藏起来，不可测度。”庄子也说：“人心比山川险恶，比知晓天意还难。”唉！淳厚的教化已经变成□，利益压倒道义已经很久了。被荐举的士绅衣冠之士，谈论道德仁义，都显出古代君子的风貌；但他们内心所师法的东西却与此不同：有的人不仁而多才，且把个人意图作为施政原则，只担心才智不足以取得迎合，力量不足以保住职位，却不考虑迎合和巩固职位究竟是曲是直。更严重的，则堵塞自己的聪明，放纵自己的利欲，顺从错误、阿谀旨意，随波逐流。以晏平仲的和同，不如梁丘据的苟同；即墨大夫受到诋毁，不如阿大夫获得赞誉。这种风气向下传播，在普通人的范围内大多由此而来，因为这种方法容易修饰，作用又容易广泛，便把它当作有利之事。把持俸禄、观望形势，便说是明哲保身；没有什么创见，便说是大直若屈；违背义理，便说是反经合道；曲解正理，便说是枉尺直寻。有人拿孔子访问公山氏来说事，有人说管仲设有反坫。旁牵似是而非的说法，触类旁通地不断翻新，舞弄六经文字来伸张邪曲的意志，互相荐举称誉，号称通达之人。也有人把追逐名声说成践履实际，把求取进身说成懂得退让；即使近臣也不能了解他们的真诚，善于计算的人也不知道他们的真实数目。乡愿在乡里聚落中周流变化，把取得美名、尊崇仁德看得像转动圆环、翻手一样容易；世间教化没有主宰，便荡然随之。难道说全都如此吗？只是少数敌不过多数罢了。严重时，消灭天下公认的是非，混淆天下共同的好恶；铅刀和蝉翼被颠倒看待，或被视为轻微，或被视为贵重。于是百姓反把德行当作祸乱，上天反常的时令变成灾害，阳气失常、阴气潜伏，山林秃尽、湖泽干涸，都是这种风气造成的。等到内外动荡离析，国家破败，便互相传说：“大概是天命吧！不是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活着极其显贵尊荣，死后还有诔文和谥号；作恶已经严重到这种地步，讥评议论却仍不能改变。因此天下人中，父亲教儿子，兄长告诫弟弟，奔走尽力，以不能这样做为羞耻，却想盼望太平多、乱世少，怎么可能呢？接舆、申徒狄这一类假装疯狂而不再仕进的人，都是厌恶这种风气。大概治理国家的人应当澄清源流，以洗涤士人的品行，显示三代的正直道路，在国中传播七种教化。选取这类人，投置到驾御魑魅的地方，表示不再任用他们，那么时俗风气就会厚重，天下也会得到治理。客人说：“请把我所听到的写下来，留给子孙收藏。” 《答问三篇》有人问性命。回答说：“上天赋予人生命，就有困穷和通达、长寿和夭折；赋予人本性，就有曲枉和正直、仁厚和鄙陋。本性不可改变，如同命运不可改变。假使仁厚正直的人能够通达长寿，天下的道理就是有道理的；若他们困穷夭折，便与此相反。鄙陋曲枉的人困穷夭折，天下也同样是有道理的；若他们反而通达长寿，便与此相反。这些所系属的在上天而不在人，在彼方而不在此方。我还有什么可说呢，我还有什么可说呢？” 有人问富贵。回答说：“这是君子所乐于追求的。”问：“君子难道是以富贵为乐、以穷困贫约为厌恶吗？”回答说：“先师曾经说过。君子所乐的，是以正道来安处富贵；若不以正道处之，那么市井中的狡猾商人也都能得到富贵了。君子所乐的，并不只是自己的身体富裕而尊贵，而是乐于行仁由己，并把自己的道推行于天下。” 有人问出处。回答说：出仕和退隐有两条道路，关键只在于所坚持的是什么。是推行大道，还是迎合时势？（缺一字）安于平易，遵守规矩，坦荡平正，那么道义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时势却不能预先确定。趋利反而造成祸害，随时俯仰迁就，那么时势掌握在自己手中，而道义却不能预先确定。如果道义与时势相合，才能舒展光大，那么《易经》上下卦“交泰”，《诗经》“南山有台”，《尚书》“咸有一德”以及《说命》中的说法，就是这种情形。这大概是自古以来最难做到的。古代退处的人之所以隐晦自己的光明、收藏自己的作用，困穷地栖息在险峻山岩之下，与鸟兽草木为伍，实在是权衡利弊，爱护自身，也爱护自己的道，难道是出于不得已吗？《醉说》我已经醉了，有客人来问文章的事。我蘸墨提笔回答说：曾经听老师说过，文章应当崇尚气势，也应当崇尚义理；应当简约，也应当通达。能做到的人凭这四点取得成功，不能做到的人也会因这四点失败。四者能够完整具备，才算真正获得文章之道。若失于完整，鼓吹气势的人就近于发怒，谈论义理的人就流于怯懦。有的像狗叫般争辩，张口大喊，喋喋不休仿佛要跌入水中；喜好简约的便琐碎而诡诈怪异，有时像谶纬；喜好通达的便宽泛疏阔而浩荡，显得庞杂混乱、憔悴不堪。难道没有一偏之长吗？但固然会使人无法达到远大境界。假如还不能获得朱弦大羹那种遗留下来的声音和滋味，就应当让钟磬悬挂、酒醴陈列在位。何必急着玩弄丸索而吞食粗劣的食物，何况还会颠倒性命、损伤气势。六经以后，班固、司马迁、班超、司马相如等人得其门径；有的诚实质朴如中郎，有的旷达放逸如漆园。文章有的刚劲挺拔而高峻深沉，有的平易正直而温厚。确实应当浑然如汉水而神妙，完整如天道而自然，混合形成四时，使寒暑各得其位。庄穆如三代朝廷，而文武之道森然具备。斟酌古代的本始，鄙薄凡俗的当今，文质兼备而彬彬有礼；善于运用常道便成为雅正，善于运用旧法便能够创新。虽然文字多也不显得局促，虽然篇卷长也不显得繁杂。用经术贯通它，用深远玄妙的道理弥补缝合它。它的天然机趣和顿然领悟，如同泥瓦匠抹鼻、轮扁斫轮那样自然，哪里只是文章本身，还能用来弘大道术呢？立身处世若不能这样，就不是我的同道，又哪里值得谈论文章呢？《放言》大体说来，这个世间都是妄为之作，又哪里值得扰乱我的真实本性？假如内心虚静而顺应外物，我也就不知道万物纷纷扰扰，究竟是细小还是广大，是有利还是有害。它们循环出没，彼此变换形态。至人通达地看待一切，知道万般差异本来是一体。若为极细微的得失而劳心分辨，把能使天下富足长寿的道看得尊贵，把没有丝毫牵累的东西看得卑贱；生时顺应群物，像春天一样和乐，死时让智虑和精气归于虚无，返回我的真实本性，那么向哪里去不是适宜的呢？又何必用天性来劳累精神。卷四百九十六 权德舆（十四） 《大唐湖南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朝散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持节都督潭州诸军事兼潭州刺史御史中丞□骑尉赐紫金鱼袋李公遗爱碑铭》（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