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百四十五

译陛下振发圣明的心意，发布有德的诏令，追慕帝王的高尚风范，继承祖宗的伟大功业，想要延请贤能之士，思望达到唐尧、虞舜那样的教化；这不是我这样凡庸浅近、愚昧无知的人所应当承受并恭敬回答的圣言和清问。臣听说，圣人与天地同其德，与日月同其明；思想发于志意，所以《易经》说：“发出的言语如果美善，千里之外也会有人响应。”何况近处的人呢？又说：“先于天时行动，天不会违背；后于天时行动，便奉行天时。天尚且不会违背，何况人呢？”从前周成王哭泣着开启金縢，皇天因此改变了风向；宋景公诚心说出有德之言，妖星因此退避。天人与人相互感应，古今都是如此。《礼记》说：“川泽之间气息相通，山川因而生云；嗜欲将要到来时，必定先有征兆。”这是说圣人的精神相通，有所感应便有所回应。如今陛下凭借上圣的资质，处在易于教化的时运，积聚励精求治的志向，寻求百代难遇的济世贤才；诚心有所感，梦中有所劳，言语一出于口，行动便施加于人。神祇一定会显示灵验，才俊本来就应当接踵而来，哪里只是殷宗求得傅说、周文王在渭水边得到吕望而已呢？愿陛下所说的必能实行，志意真诚就会产生感应；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不过臣又听说，考察臣下必须看实际而不看文饰，信任他的行为而不信任他的言语。若想使天下人符合陛下的诚意，服从陛下的教化，除非陛下亲自实行，以此引导臣下，否则就没有办法达到。没有表率端正而影子不直的，也没有声音发出而回声不响应的。如今陛下用对待普通士人的礼节来对待超凡的贤才，用九品官的俸禄来期待超越一代的杰出人物，这就像垂下蜗牛、蚯蚓的饵食去钓吞舟大鱼，设置弓箭上的丝绳去捕捉遮天的大鸟，本来就不可能招致他们。过去周文王养老，伯夷、太公便出来了；昭王以礼对待士人，邹衍、乐毅便来了。所以一定要以自身作表率，以诚意招致他们，从来没有不响应的。陛下如果确实能够端正自身、勉励自己，尊崇道义、珍视德行，亲近信任正直之士，远远抛弃邪佞之人；对竭尽忠诚、进献直言的人加以奖赏，对迎合逢迎、随声附和的人加以斥退。与大臣谈话，要恭敬并信任他们，不让小人参与其事；与贤士交游，要亲近并以礼相待，不让不肖之人从中制造隔阂。只以合乎义为准，不论亲疏；只实行仁德，不论贵贱。罢去对时政无益的冗官，俸禄就能用到有才能的人身上；放出很少得到皇帝宠幸的宫女，世间就不会有怨女旷夫；简化繁多屡次举行的仪式，礼节就能合乎分寸；废除柔靡淫荡的乐曲，音乐就能得到和谐；将帅廉洁，士卒就会勇敢；官员公正，政治教化就会普遍融洽；法令得到执行，臣民就不会违抗；教化深厚，风俗必定改变。这样一来，圣明的询问就能通达四方，德行的声名就能远播，可以使金石都受到感化而改变，使鸟兽都跟随起舞，何况人呢？贤哲一定会仰慕义理，英俊之士一定会闻声而来；伊尹一定会背着鼎前来，吕望一定会放下鱼竿起身，由余一定会抛弃戎狄而来归附，甯戚一定会舍弃牧牛而求效力。汉高祖有三位杰出人才帮助他成功，光武帝有四七之才施展才干；龙吟则山中□会兴起，虎啸则山谷中会生风，这是自然的感应。然后陛下坐于明堂，朝见群臣，兴起教化，制作礼乐，端正风俗，厚待人伦；远则可与尧舜相比而兴盛崇高，近则可与祖宗同具德行；时代达到至治，后世称为中兴。那么先前圣心所思虑、睿智之心所企望达到的境界，哪里还会遥远呢？只在于陛下勤勉实行罢了。假如臣所说还不能达到目的，那么就是我的言语没有说到；伏望陛下念及此事，伏望陛下勤勉实行罢了。答宪宗论朋党 臣遍观古今，帝王最厌恶的事情就是朋党。奸人能够揣摩皇上的意旨，如果不说朋党，就不足以激怒君主之心，所以小人诬陷贤良，必定说他们结成朋党。追查起来没有实迹，但一说出来就令人疑惑，因此构陷他人的开端，没有不说朋党的。小人心怀私欲，常常被利益驱使，不顾忠义，反而自己结成朋党。君子以忠正为本心，以惩恶劝善为职责，不接受小人的谄媚，不成全奸人的利益，自然会被小人嫉恨；他们百般诬陷，大概正是因为从君子那里无所得、无所获。忠正之士沿着正道行事，不谄媚逢迎，也不侍奉权贵；明主眷顾重用，他就进用，受到疑忌阻挠，他就退处，不为别的打算而苟且保住职位。因此常常被奸邪之人构陷，因为他们无法从中钻营。圣贤的行迹相同，千年之间也有同样的符契；忠正端谨之人之所以彼此知晓、互相奖掖，也是因为同属这一类、同走一条道路，并不是结党。难道一定要让正直贤良的人去结交邪僻之士，然后才说不是朋党吗？陛下亲自实行尧舜之道，崇尚禹汤之德，难道能说陛下与几千年前的尧、舜、禹、汤结党吗？这只是道德相同罢了。孔子是圣人，颜回以下的十位弟子是仰慕圣人的人，他们彼此称赞，难道是结党吗？这是因为他们在道业上相同吗？况且孔子继承并阐述尧舜之道，以文王、武王的制度为法，又说：“我再也梦不见周公了。”相隔遥远的有二千年，较近的也有五百年，难道能说他们结党吗？这只是圣人的德行相同罢了。后汉末年，那些重名节、刚正不阿、忠诚正直而有儒雅风度的臣子，都尽心匡救国家，竭尽忠节忧虑时局；宦官和小人憎恨嫉妒正道，便一起构陷他们，称他们为党人，于是兴起党锢之狱，造成亡国的祸患。这些事都详细记载在史册中，明白得如同日月，难道不值得警戒吗？《诗经》作者痛恨进谗言、谄媚的人说：“竟敢是那些进谗言的人，把他们投给豺狼虎豹。”这句话可以反复诵读来作为警戒。论谏臣 陛下这句话，似乎不是圣明的本意，恐怕是有邪佞之人误导了天心。自古以来的圣明君王，没有不是接受劝谏就昌盛、拒绝劝谏就灭亡的。所以夏禹拜受正直的言论，汉武帝延请直言进谏，这些事都使他们在史册上光彩显赫。史书详细记载，历代帝王设置敢谏之鼓，建立掌管纠察过失的史官，在道路上摇木铎来采集民间歌谣，又让商旅在市场上议论政事，以详细了解政治的得失。因此成汤的圣德感通皇天，称道改正过错而不吝惜；颜回是仰慕圣人的四科弟子之首，世人称美他不犯同样的过错。由此可知，即使是最圣明贤德的人，也免不了有过错；可贵的是能够改正，不至于顺从错误。若没有劝谏争辩，凭什么知道过错？所以《尚书》说“你们不要当面顺从”，又说“接受劝谏要像流水一样”。从前太宗凭借圣明威武平定天下，统治万国，却担心臣下不进谏，便诱导他们发言。至于李大亮、孙伏伽等人，都因上疏劝谏政事而一同受到褒奖；魏徵、王珪无论事情大小都进献直言，劝谏恳切正直，用来补益圣德。因此太宗在万古流传英名，王珪、魏徵也在千载流芳。没有听说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直到我朝太宗这样的君主，堵塞进谏的道路来蒙蔽自己、不让自己听到过错。只有失去正道的君主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夏桀、殷纣、周幽王、秦王便以拒绝劝谏来掩饰错误，违背正道、败坏德行；说直言的人是诽谤，说正直进谏的人是妖邪，使忠臣闭口，使正士隐藏踪迹，于是不知道自己的过错，最终导致亡国。

译如果当初这四位君主招请谏臣让他们进言，听到过错便立即改正，改变覆车的旧辙，开启忠臣进言的心，那么政事教化应当会更加光明，宗庙社稷也会永远稳固；殷汤、周武王哪里会有鸣条、牧野的战争，戎人、汉高祖哪里会有骊山、轵道的军队呢？况且如今的补阙、拾遗，是天后所设置的官职，让他们在君主左右，专门察看政事得失；过去可以施行于女主，如今却在圣明时代废黜它，在《国史》中将怎样向后世交代？微臣实在替陛下惋惜。臣下向至尊进献言论，至尊如天，臣下如地；再加上日月般的照耀、雷霆般的威严，小臣白天估量、夜里思考，原本想上谏十件事，到临进时已经删掉五六件；等到封缄上呈，又删去一半，真正能够上达的十件中没有二三件。为什么呢？因为提出触犯圣意的话，会招来不可预测的灾祸；顾虑自身没有好处，于是只好观察时机、躲避灾祸。若不是圣明君主知道直言对自己有益、正谏对时政有帮助，能够温和地接受，奖励并劝导进谏，那么忠臣就不会抱守义理而不顾自身，不会怀揣忠诚而不避灾祸。只要有使君主有所成就、使时局得到挽救的益处，即使触犯禁忌、冒犯讳言而获罪，也不会顾惜。为什么呢？尽节的臣子、竭忠的士人，只是想到食用君主的俸禄，便推行侍奉君主的道理，所以才会这样。君主接受忠言如此迫切，臣下进谏却如此困难，因此明主必须宽宥谏臣的过失，诚恳地接受劝谏；对言辞切直的人加以奖赏，使他们一定敢于进言；对极力劝谏的人加以褒扬，使其建议一定能够实行。这样以后，圣德才会光明，大化才会宣扬畅达。如今斥退责罚谏臣，使正直之士闭口不言，这不是社稷的利益，也不是朝廷的福分。陛下向微臣询问，臣不敢不陈述自己的愚见。延英殿论兵制 如今边境空虚，军队并非实际人数；守将贪婪滥取，背弃公义而徇私。虚报人数既多，实际士兵就必然少；力量既然不能匹敌，只能坐受伤亡。如今府库尚未充实，国力仍然不足，不能马上大规模增加兵马，只能立即处置眼前之事，选择容易实行、能够迅速见效的办法。如今京西、京北都有神策军的镇兵。本来设置这些军队，只是为了防备蕃寇侵扰，使他们抵御危难、参加战斗，并不是让他们穿华丽衣服、吃精美食物，坐着白白耗费衣粮。如今盗贼为患，来时如疾风，去时如骤雨；两京节度使本部兵力既少，必须同镇兵合力，形成犄角之势驱逐敌寇。镇军必须兼程急进，同心合力歼灭敌人；但如果牵连到左右神策军，就必须上状请示裁决。军队不能只在内部防御，必须根据时机随机应变；差之毫厘，便会相差千里。蕃寇正在驱掠杀戮，百姓横尸草野之时，等到听说敌人要进京，再从远处向中尉请示处分，这与口渴了才挖井等水、饥饿了才耕种谷物等着收获有什么不同？哪里还来得及应付战机呢？即使将领熟悉情况，能够连夜应接，由于这些人是禁卫将士，心里不接受节度使统领，进退前却都不能听从，号令又无法及时传达；既然施行刑罚也不行，就等同于没有军队。如今应当立即根据所在地区的兵马、衣粮和器械，把镇兵划归本道节度使统领，使法令统一，供给丰俭一致，遇到紧急情况像发射机括一样迅速行动，前军作战毫不迟疑。这样兵威必定振作，贼寇的气势自然消退，陛下没有惊慌危急的忧虑，百姓也没有被驱掠的祸患。如果把军队安置在无事之地，坐等领取丰厚赏赐；敌寇到来时便以申状为名，却从未抵御敌人；节度使又依照礼制和成例把他们当作平等交往的对象，只是空有镇守遏制的声名，完全没有讨伐驱逐的力量。圣恩如果改变这种处置，难道能作为长久的制度吗？延英殿论边疆事务 从古到今，戎狄与中原并存；虽然各代有衰盛强弱的不同，但边境总须预先防备，烽火和侦察必须精密明察。即使边将被迫系颈屈膝，亭障也从未有一天放松防备。为什么呢？夷狄没有亲情信义，见到利益就前进，不懂仁义，只专心侵扰盗窃；所以强盛时便来抢掠，弱小时便卑躬屈服，这就是他们的本性。因此圣明君王把他们当作禽兽蚊蚋对待：他们到来就驱逐，他们离去就严加防备。如今北方的蕃族臣服已经多年，虽然确实对社稷有功，厚厚地报答他们，施予者已经疲倦，而求取者仍不满足。满足他们的意愿，他们就说这是理所当然，悍傲之气更加骄纵；斟酌减损一些，他们就说功劳难以谋求，怨言立即到来。因此赐予的印信和马匹越来越多，他们所希望的价钱也越来越高；这种贪得无厌的心，实在难以满足。若一直如此，将来必定有人不顾恩德，成为边疆的祸患。等敌寇到来后才谋划，事情就来不及了。如今西京、北都都没有预先防备，军队只是虚报人数，坐着盗取衣粮；将领没有建立功业，却每年求取官爵；衣甲器械之类耗尽官钱，只空有名目；部伍训练的方法，专事饮酒享乐，完全丧失了制度。古代军队没有别的事务，志向只在杀敌；将领没有其他企望，专心只在诛灭寇贼；器械锐利，斥候精明；若有烽烟，就负担起奋力作战的责任；若没有警报，就经营自己的生业。如今却不是这样，战士采集拾取物品来供应上面的命令，只责求他们完成定额，不顾他们的饥寒；主将刻剥部下以结交内廷宠幸，不整顿军务，只求成全自身。如今戎狄接连来通婚，对于我国的情况，大事小事全都知道；边塞空虚，哪里有、哪里没有也全都了解；至于山川的要害、道路的险易，也已经探查熟悉，曲折详情都很清楚。假如他们见利忘义，乘机利用空隙，风尘突然来到，羽檄交相奔驰，紧急诏令征发军队，连束缚调集军队的困难都还来不及解决，关闭躲避以求逃祸，难道还能救得了百姓被驱赶抢掠的灾难吗？那时边地百姓只能仰天呼号，望着国都哭泣；储备的铠甲不足以保卫疆场，任命的将领不足以抵御仇敌。这是圣明君主应当谋划、片刻也不可忘记的事情。伏望下诏敕令边镇节度使，把兵力的虚实、有无以及缺少的事务逐项分析上奏。仍请在八座、丞郎和两省官员中，选择公正忠诚、清廉能干而不屈挠的臣子出使，分别与各大镇节度使一同检阅军队，询问处理军务的情况，立即上报朝廷。然后申明制度，增加整顿和招募的军队，慎重考核优劣，实行赏罚。罪责不在赦免范围内的，必定施加刑罚；功劳值得褒奖的，爵禄赏赐必定给予。这样，陛下就能高枕无忧，边地百姓也能长久安宁。古人说：“预先防备意外，有了准备就没有祸患。”这是治理国家的常规制度。请崇重国学疏

译自夏、商、周三代的贤明君王以来，凡是统一天下的君主，没有不崇尚建立太学、尊重知名儒者，学习干戚羽▯的仪容，盛行献酬酬酢、揖让进退的礼仪，以此兴起教化、达到太平。天子亲自入学视察，皇太子举行按年龄次序敬待先辈的礼仪，这就是教化成就天下的办法。所以《礼记》说：“如果想要教化百姓、形成风俗，难道能不从学校开始吗？”在征战讨伐紧急时，就先重视武事；处在太平治理的时代，就崇尚文德。文武两种权柄相互需要，是历代君王都不改变的。因此汉光武帝在兵荒战乱之中仍放下兵器讲习经艺，魏太祖在动乱之际仍崇尚建立学校。历代对于儒道的重视，就是这样迫切。后汉儒学兴盛，太学学生多到三万人；他们诵读先圣的言论，斟酌当代事务。那些声名显赫、德行厚重、匡救国家、济助时局的人，没有不是游学太学，因而登上显要职位的。国家自高祖初建以来，关中便修建太学；又为功臣、宗室子弟另立小学，建造学校，大力施行儒学教育，增加学生名额，分别设置博学之官。鸿儒硕学盛列朝廷，质疑答问，斟酌古今，都征引经典为依据，并且传承老师的学法。因此朝廷没有无根无据的言论，蕃夷也有仰慕义理的声名；风俗教化大成，礼乐全备，贞观的治理被称为太平。至于开元年间，也大力恢复国学制度，再次看到了儒道的兴盛。因此太学的兴废，从古到今，都兴盛于政治清明、教化昌盛的时代，废弛于衰败动乱的时代。太学废弛，就使风俗趋向末流而背离根本，喜好虚浮而忘记实际；大概是因为国学废除了讲习论辩的礼制，儒者失去了师长的教导。从此以后，人们不以经义为根本，不懂君臣父子的道理，不知礼乐制度的规范，和谐之气不能流行，悖乱于是发生。师氏之官废弛，造成的危害就是这样。如今天下遇到圣明的君主，荡除弊秽；前代不能兴办的，陛下兴办了，历代君王不能实行的，陛下实行了。四方万国侧耳倾听，亿万百姓踮足企望，思慕圣明教化，希望承受德风。然而德行虽然盛大，道术虽然隆盛，却缺少弦歌的雅正咏唱；政治流布、教化融洽，却少有儒学的高尚风气。近来，自羯胡扰乱中原，天子车驾逃避狄寇，中原凋敝损耗，百姓流离失所，儒学硕士离散，国学毁坏废弃；学生没有打开书箱求学的志向，博士反而受到倚着坐席、荒废职守的讥刺，学校几乎成了马厩和菜园，恐怕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伏惟陛下挺立于超越当代的资质，发布振兴风俗的诏令，重新崇尚太学，重金延请硕儒，精选学生，奖赏宠信博士，广泛征召天下有名望、有德行、专门有学术的士人；增加修饰学宫屋舍，完善厨房膳食的制度；考察讲习的优劣，彰明义理训诫的得失，明确建立等级品第，使人有所惩戒和劝勉；对才华出众、超群拔萃的人以俸禄留用，对荒废学业、怠慢教化的人施以刑罚。这样，儒雅之风自然会日益兴盛，典籍日益受到尊重，先王之道日益昌盛，太学的教训日益崇高。陛下垂衣拱手坐在明堂，接受清禁之中的福庆，使师氏教导德行，不仅能在周代得到美誉；在桥门观看礼仪，也哪里还会逊色于汉代呢？伏望上天特赐成全，特别鉴察臣的愚见，振兴这项废坠的事业，弘扬教化，希望能补益圣教，辅助皇家的德风。奉命进呈历代事宜疏 臣等先前奉到圣旨，命令查找历代直到本朝以来，圣明帝王、忠臣义士以及君臣同心同德的可观事迹，查得五十条进呈；陛下想把它们放在御座旁的屏风上观看。臣等想到，自从有那位（缺一字）圣王以来，他们都忧劳勤勉地处理各种政务，从来没有不以往代为鉴、在当时实现治理的。过去太宗也命魏徵等人广泛采集历代事迹，编撰《群书政要》，放置在座位旁，常常亲自省察阅览；此事载于《国史》，成为不可更改的典范。如今陛下凭借上天赋予的圣明资质，一天比一天谨慎，精心寻求治道，容纳直言，还要进一步参验古今、鉴别善恶，早晚观看阅览，取其法则而实行，实在是继承烈祖的用心，必定能够达到贞观时期那样的盛大治理。臣等谨慎依照要求编撰记录，共五十条，把贤愚、成败刻录为两卷，随表进呈。那部《群书政要》是太宗所编的书，其中的事迹十分完备。伏望陛下的圣明日益更新，形成不避讳过失的朝廷，达到无为而治的教化。陈述当时政务疏 过去太宗治理天下时，房玄龄、杜如晦辅佐圣德，魏徵、王珪规劝纠正过失；有温彦博、戴胄来弥补协调政事，有李靖、李勣训练整顿军队，所以夷狄畏惧臣服，天下大为安定，但太宗仍孜孜不倦地寻求治理之道，开导臣下进献直言，常常忙到很晚才吃饭、天不亮就穿衣起身，不敢有丝毫疏漏，哪里还会把当时的事务放在自我安逸上呢？陛下看看如今的事情，和汉文帝时相比怎么样？汉文帝是汉代的明主，恭敬节俭、节约费用，亲自穿黑色粗绢衣服，以清静无为治理天下，刑罚几乎搁置不用，戎狄面向中原归附，战争停止。即使贾谊上书进言，仍认为当时如同把火放在柴薪堆下，火还没有燃烧却以为安全。他忧虑危急到这种程度！如今中原的河南、北、申、蔡等地有五十多个州，法令不能到达，恩德未能施加；同时西戎侵扰盗掠，近来以泾、陇、灵、宁等州为边界，距离京城远的不过千里，近的只有数百里，烽火相连，边界屡次告警。这正是陛下焦心竭虑、废寝忘食的时候，怎么可以高枕而卧呢？论任用贤能疏 从古到今的帝王，没有不是任用贤能就能得到治理、任用邪佞就会发生混乱的；这些事在史传中写得很明白，臣不敢一一详陈。圣明君主治理当代的人，只要选用当时的贤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就可以达到治理，哪里需要借用异代的贤人来治理今天的人呢？近代北齐任用杨遵彦便得到治理，任用高阿那肱便发生混乱；隋代任用高颎便得到治理，任用杨素便发生混乱；本朝任用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姚崇、宋璟便得到治理，任用李义府、许敬宗、李林甫、杨国忠便发生混乱。事实横陈在眼前，治乱都保存在史册中。至于招致贤才的途径，历代各不相同。大凡君王不能因为至尊的地位而轻慢臣下，不能因为自己有才而压倒凡庸之器；只有屈尊礼贤、谦恭下士，天下的贤能之人才会出来。这样，山林岩穴中就不会有隐藏不出的贤才，朝廷也会拥有辅佐时政的人才。论任用贤能第二疏

译尧、舜也认为识别人是困难的，何况近代风气浮薄，真假难以分辨，本来就不容易识别。但从小事上加以验证，大概十人中也一定能得到七八人。任官清廉，没有贪污污秽的踪迹；处理事务坚强正直，没有阿谀包容的私心；章疏劝谏，没有希求恩赏、模棱两可的苟且；在君主身边进献意见，没有邪佞讨好、取悦君主的言辞；言论必定涉及远大之事，行为不顾惜钱财利益。这样的人，可以说接近贤者。若言语必定谄媚逢迎，行动总牵涉名声利益；专门攻击别人的短处，不宣扬别人的优点；只求自己得到任用，不衡量自己的才分；观察君主的意图，把迎合当作本心；逢迎君主的意思，把恩宠作为志向；替君主招来怨恨，替自己谋取利益，这就可以称为小人。用实际办事来检验，用众人的议论来参照，然后任用他们。委以重任以后，如果名声与实际相称，就应当任用；既已任用，就应当长久任用，使他们代替天下人建立功绩，时间久了教化形成，然后圣明君主才能垂拱而治。贤者行事公正端直，自身很少有朋党援助；提拔贤能俊彦，小人便怨恨诽谤；堵塞邪僻的道路，奸人便构陷；制度统一，贵戚便毁谤伤害；忠正之人得到进用，谄佞之人便攻击。任用贤能哪里容易呢？如果不是圣明君主能够明察真伪，不让毁谤得以流行，不使疑似之事产生隔阂，并且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器和智慧，政事教化就不能兴盛。所以齐桓公任用管夷吾，一再称他为仲父，使齐国得到大治，这是任用而毫不怀疑。管仲对桓公说：“既然任用了君子，却又让小人参与其中，这是最有害于成就霸业的事。”古人认为，求取贤才的条件不足，贤者就不会出来；所以曾用蜗牛、蚯蚓的饵食比喻，想以此求取吞舟的大鱼；又设置釜、钟那样的俸禄，想招致济世之才，都是不可能的。陛下只要从几件事情上用言语考验他们，用实际核对他们，从众人那里采听意见，再授予他们权力，贤能与不肖就可以辨别出来。伏望圣明详察。请授乌重允为河阳节度使疏 臣请依照守谦的密奏，恭候圣恩斟酌：以昭义兵马使乌重允部署军中事务，若事情实在不得已，才需要授予他节度使之职。臣私下认为，这样处置实在不合适。近来因为从史受命而不经过朝廷，终于使他产生邪心，造成这些恶行。如今重允驱逐从史，突然统领旌节，两河听说后，必定产生怨望，说陛下暗中用官爵诱使他的将校驱逐自己的主帅；人情虽然痛快，国家体制却已经受损。若让重允主持兵权，势必要立即授予他节度使之职，那就是威势和恩福不在朝廷掌握，在事理上与从史又有什么不同？有人如果说重胤已经看到了主帅的权力，必定不肯受制，臣观察事情的形势，实在恐怕并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从史心怀恶意、积蓄奸谋，欺骗君上、违背命令，所以重允才能仗义归顺，以顺从为名，他的部众于是服从。如今重允若不顾法度，凭借武力夺取职位，那么他的同僚难道会停止各自的说辞吗？一旦失去众人之心，前面的事情难道还远吗？按照这个道理，他必定没有别的图谋。即使军中有奏状请求授给重允，这时的请求也一定不是出自忠心；他的同类既然很多，就不会愿意让重允独自得到。另授给他们一个镇，稍微满足众人的心意。伏望圣恩先秘密告谕重胤，授给他河阳节度使之职；任命元阳为泽潞节度使，那么人心就会完全服从，国家体制也能保全。况且重允突然从军校被授予河阳节度使，从军伍中拔擢出来，恩遇出乎意料；难道在这个时候还会迟疑退缩、抛弃义理、损害忠诚，舍福而取祸吗？即使最愚笨低下的人，也一定不会这样。元阳一向功效很高，公众声望又日积月累；泽潞相邻，久而久之也会承受他的声望。如今如果任命他，便让他直接进入潞府，慰劳将士及其家属，体恤他们的贫困，使各人安定生存；三军听说后，自然感到喜悦。重允既得到方镇，元阳又能满足人心，这样处置一定不会有差错。时机和机密事务值得珍惜，实在令人痛心；威权一旦丧失，哪里还能重新得到？伏望圣恩不要因为臣愚昧，特意赐予省察阅览，从陛下的圣心裁断，成就这项圣功。臣冒昧陈述，恭候圣旨。辨析李吉甫密奏疏 臣想到，臣与郑▯的地位先后相差悬殊，彼此并不往来。臣推究事情原委，必定没有这样的道理。郑▯很有学问，也颇识大体，可以称为佳士，素来有英名；臣虽不知道他的才干谋略究竟如何，但对于君臣大义，他不可能不知道进退去留。假如身居宰相，参与陛下的密谋，却敢把它泄露给奸臣，即使他的谋略如同犬彘，性情如同枭獍，也不至于做到这种地步。何况郑▯颇知古今，深明名节。事情的缘由有万端，人情也难以揣测；恐怕只是同列中有人处境不便，专权者又有忌惮郑▯的心思，于是编造这样的说辞，希望使他离开职位。如果不是先陈述危急之事，怎么能激怒皇上的心呢？伏望陛下深思熟察，不要让人说陛下被谗佞之人迷惑。辨析裴武疏 裴武非常熟悉、精通当时的事务，过去曾陷在河中李怀光的叛军中，所作所为值得称道；如今他奉命出使，不应当有如此严重的差错。大体说来，叛军多诈变，很难得到真实情况。臣根据愚见推测，王承宗恐怕知道国家一定会征讨，于是请求割让德、棣两州，暂且求得安全；他还拥有四州之地，也足以保全富贵，这是求安的计策，必定是他的本心。然而邻近的魏博、东平、范阳，与王承宗的形势相同、事情相等，恐怕将来朝廷也会向他们割地。王承宗必定是受到邻近诸道的构陷，又兼有利害关系的鼓动，不能守住最初的心意，这是必然的道理。伏望暂且寻访查问。裴武所上的表章，只是得到王承宗最初的意思，便先奏报上来；以后恐怕邻境会胁迫诱动他，于是发生后来的变化，臣想裴武不敢不把自己的心意全部说出。如今陛下选派裴武出使凶恶叛逆的地方，只要稍有不合意便加以贬责，臣恐怕以后奉命出使叛军之中，再也没有人敢说真实情况。今后的使者都会以裴武为戒，在可否之间依阿两端，必定说：“他的言语和表章可以这样说，但他的内心深处臣不能保证；不能明白说出是非，也不能陈列实际情况。”如果朝廷得不到真实情状，另行处置时或许会有差错，这不是国家的利益。如果他接受叛军中的财物贿赂，言语不真实，就应当重重责罚，以惩戒奸诈欺骗。又有人说他先在裴▯宅中住宿。况且裴武长期担任朝官，非常熟悉制度；裴▯身为宰相，特受恩宠私交，裴武绝不可能没有见到他便径直住进宰相家中，这本来就没有这样的道理。即使昏昧低劣到这种地步，两人也不敢做出这样的事，何况他们都是精通当时事务的人？臣推测必定没有这件事，其中一定有人构陷伤害裴▯、裴武，陛下不可不深加察辨。论刘从谏请求担任留后疏

译臣认为，军事行动贵在迅速，拖久了就会产生新的计谋；威权裁断贵在果决，犹豫就会发生变故；人心尚未统一，才可以攻破其谋略；形势一旦分化，就很难命中要害。据说刘悟在八月十日得病，估计当天便已死亡，只是拖延隐瞒，奏报来得太晚。朝廷既然已经知道，又过了几十天仍没有处分，朝廷内外的人都共同惋惜错失时机。如今昭义的军队一定不全都同意从谏的叛乱，即使有赞同的，也不过是他所亲厚的一二千人；即使让其中一半叶同，也还有一半会守持顺从。何况从谏没有长期掌握兵马，威望恩惠还没有施加于人；这一路向来又贫穷，临时一定不能给出优厚赏赐。如今朝廷只要迅速任命泽潞附近四面的一个将帅充任昭义节度使，让他兼程赴任；从谏还来不及布置，新任使者已经到了潞州。这就是所谓先发制人、迅雷不及掩耳，真像从天上降下一样。新使者既然到了潞州，军心自然有所归属；从谏没有官位，又凭什么主持事务？再假设在新使者到达以前，从谏谋划扰乱朝廷命令，臣也料定他一定无能为力。若想把兵马多分给他守境，就必须供给器械；将校等既已得到器械，又已有正式的节度使，难道还肯再做从谏的心腹吗？如果少分给他兵马，就不足以抵抗新使者。事情的利害和道理，明白得可以看见。臣在上个月十七日已经当面陈述并论说，也把奏状一并上报了；到现在又过了二十多天，仍然没有处分。恐怕潞州三军揣度朝廷的旨意，想要归顺时，又担心忽然与从谏联合；想要同他作恶时，又害怕朝廷另行任命别人。倘若再被奸人谋划诡计，虚张声势地设置赏赐、发放钱财，使士兵产生觊觎希望，就更加难以指挥。如今似乎已经太迟，失去了处置时机；如果再拖延，事情恐怕会进一步发生变化。伏望迅速裁断，仍先下达明确的敕令和符信，赐给新节度使五十万匹物，令他向三军宣布：因为他一向忠诚有节，所以有这项赏赐；同时按等级给予赏赐。随后任命刘从谏为一州郡的刺史；从谏既然大致有所所得，必定暂且选择有利的行动，万分之中也不会有一两分违抗。假如他果真不听指挥，臣也认为不必发动攻讨；山东三州难以独自生存，若想联合魏镇，就必须用厚礼贿赂、相互交通；若打算自保疆界，就必须终日防御，四面受敌，必定不能支持，几个月内一定会覆败。况且又听说山东的官健，已经不许私自蓄藏刀兵，这足以说明军心还远未统一；帐下的事情，也可以毫不怀疑地看出长短得失。由此看来，按义理没有把昭义授给从谏的道理。如今再从意料之外推测，倘若从谏的事情紧急，把他亲近厚待的二三千人分散授给魏镇，他们也一定会被擒获捆绑，送回朝廷；上可以取得忠义的名声，下可以满足仇怨的心愿，这是必然的道理。在魏博、镇州留下一个从谏，又有什么利益？他的二三千将士既然是参与叛逆后被遣散的，也只是国家的一件事情；纵横推测，他们都逃不出掌握。又认为即使让山东人暂时得不到便利，只能勉强受制、依违观望以等待时机，朝廷也只要明确敕令四面的军队严整兵力、保卫疆界，不许公私人员往来，不让商旅通行；迟不过一年，刘从谏的首级一定会送来。如果舍弃这几种办法，事情拖到后来，便不是愚臣所能知道的了，也一定会在日后追悔。臣忧愤激切，实在难以自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千人〕 论仆射与中丞相见的仪制疏 左右仆射是百官的师长，开元年间称为丞相；后来虽然不再参与三公的机务，仍总领百司的权力。在表章奏状中，仆射不署自己的姓氏。尚书以下的官员，每月在合衙上朝之日，百官列班，宰相居上，中丞、御史在朝廷中列位。礼仪的尊崇程度，朝廷内外特别不同。自武德、贞观以来，圣明君主、贤能臣子布置政事、革除弊端，都没有改变这一礼制，认为它合乎事理；如果确实不合适，不久也应当废除。近年因为有才德与职位不相称、因恩宠而特授官职的人，于是权宜从便，不采用旧仪。按照众人的情形斟酌，实际上并不恰当。如今有时仆射刚被任命，便在中丞院门相互参见，这与准备参谒有什么不同？有时中丞新近受任，却没有拜见仆射的地方，也没有参贺的场所；有时仆射先到，中丞后来，便使宪法制度失当，尊卑秩序倒置。倘若是人才不配职位，自然应当另行授予贤良；如果朝廷命令他守任原官，怎么能损害法制？伏望下令百官详定事情的体制，使它永远可以遵循施行。论不召见对答疏 我学习不能考察古代，才智也昧于济世；陛下误听，不因为我们愚昧无能，反而把我们错置在严密禁近之地。我们身居君主肘腋之旁，承担着腹心之任，享用大官的珍贵俸禄，荣幸地出入宫禁。即使捐躯致命，又怎能报答雨露般的恩德；即使殉节忘家，难道就能酬报天地般的恩德吗？所以接连上献章疏，希望增益日月的光辉；屡次进呈恳切之言，希望增添海岳般的广大。然而没有衡量自己的职分和力量，触犯危机，白白竭尽公心、尽忠职守，违犯严厉诏旨，即使死也不后悔，这正是任职者所应当做的。我认为，忠臣不因害怕获罪而不去匡正君主，正直之士不因畏惧祸患而违背道义；所珍贵的是能够对君主有所补益，仰报知遇之恩，这实在是我们的本心。没想到却因为触犯禁忌，合当受到严厉责罚，这也是我们的本分。一个月以来，没有蒙受召见；相距咫尺，却不能申明面见君主的诚意；相隔近在跬步之间，却不能承受天子的问询，惶恐警惕，无地自容，惭愧惊惶而不知所措。我听说管仲回答齐桓公说：‘大臣拿着俸禄而不敢进谏，小臣害怕获罪而不敢发言，下面的实情不能上达，这是损害霸业最严重的事情。’我们如果不发言，只顾过日子，饱食而虚度时光，既没有犯下直谏的过错，又还能说什么呢？伏望陛下以社稷宗庙为念，以天下百姓为忧，询问探求治国之道，开怀接纳直言，懂得喜好询问便能使自己通达，广泛询问便能使自己更加充实。这才是天下的幸运，难道只是我们的幸运吗？○请立皇太子疏 古代贤明的君王把天下看作重大器物，知道一个人不能独自治理天下，四海不能没有根本，所以设立皇太子来辅佐自己，设置百官来分掌职务，然后人心才大定，宗庙社稷才安宁；这是拥有国家的人不可改变的道理。陛下继承大统至今已经四年了，但东宫储君尚未册立，相关典章也没有施行。这是开启觊觎之心的端绪，违背慎重对待国本的道理，并不是所谓承继宗庙、重视社稷的做法。况且汉、魏的旧例以及本朝的旧制，都像日月一样悬明，已经写入宪章。伏望陛下抑制谦让的小节，实行至公的大典，早日兴立储副，使国家永远稳固。这样，太子主持祭祀、承继宗庙的美德，必将光耀万代；问候起居、侍奉膳食的孝行，也将传播于历代帝王之中。○请释放宫女疏

译圣明贤哲的君主，驾驭治理天下的要领，必定顺应人情来办事，感通上天的意旨以招致和气，自古以来，道理都由此而来。陛下振作精神求取治理，减损自己而推诚待人，教化感动四方，政事端正百官，树立典范于后世，胜过前代美王。后宫之中，人数不少，离别的痛苦，很能感动人心；女子长期幽闭、不能婚配的怨思，也会触犯和气。伏望斟酌实际所需，尽量释放其余宫女，使她们像从前一样与亲戚相亲，又可以减省宫中的费用。对上可以彰显如天施予般的大德，对下可以成就众生顺遂本性的快乐，使德行映照青史，使教化遍及皇风。臣冒昧竭尽微薄之力，希望对国家有所补益；如果承蒙圣恩允许，便请将此事收入诏令。○论酌量减免旱灾所损百姓租税疏 伏惟圣上慈悲忧虑旱灾，务在体恤百姓，将要赦免流亡之民，没有比减免租税更好的办法；这样下民心怀感悦，上天阴阳也会受到感动。昨天正月中颁下的德音，酌量减免了江淮地区去年应纳的钱粮。臣听说在减免的数额中，已经有一部分征收缴纳了；即使尚未缴纳的，又有许多百姓已经流亡。遭受旱灾损害的州县，至今真正减免的钱粮还很少，百姓没有经历丰收，又要缴纳今年的差科；在疲弱困苦之中，征收催迫都来不及，百姓的困苦反而延续到今年。伏望圣上更加慈悲，再赐优厚抚恤；对于江淮先前遭受旱灾的地方，分等酌量减免今年的租税。在饥馑之际承受雨露般的恩惠，感动人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臣冒昧把愚见极力陈述，上渎天子的威严。○论中尉不应统兵出征疏 （前文缺）况且他扰乱改易军队，陷没将校，众人的情绪和舆论一定都认为陛下应当依法惩处他，以警戒后来者。如今反而给他极大的宠荣，再加重他的官秩。以后再有败军失律的将领，或贪图利益、冒险求赏的人，那么应当怎样处置他们呢？如果诛杀他们，就是罪行相同而刑罚不同，是王法不统一；如果赦免他们，就是纵容保全自身而玩忽国家，是政典不能施行。伏望陛下割舍不忍之恩，执行不可更改的法典，追究无功之罪，收回破格的荣宠，使守备边疆的将领有所惩戒和劝勉，使身处危难的士人不再瞻前顾后，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请发散内库财物以救济百姓疏 臣听说，王者把财富积聚在百姓那里，霸者把财富积聚在国家那里，平常的君主才把财富积聚在府库中。陛下凭借超越常人的英姿，继承帝位，蛮夷前来纳贡，山泽献出珍宝，本应使事业超过百王，使德泽流传万代，昭著可书的大事，成就无可讳言的盛世。如今内库积聚财物，来者一律收纳，只顾进献的数量，不问聚敛的缘由。各地藩镇都向百姓横征暴敛，以进献为名，借机作奸盗之事，其中一半进入私家。百姓积聚怨恨，万民兴起诽谤，这恐怕不是当今圣明政治所应实行的。况且钱是流通的货币，囤积它就会使物价上涨；帛是供人穿着的东西，储藏它就会年年损坏腐烂。这些都出自百姓的人力，并不是上天自然生成的；把难以取得的财物积聚起来，反而成为无用的货币，圣心应当对此留意。伏乞圣上慈悲，酌量用于施恩赏赐的需要，核算制作和调运所耗费的数额，超过三倍的部分，全部交给有关部门。倘若经常使用后还有余财，就在外部减免租税，使疲困的百姓得到休息；在内则彰显圣明政治的光辉，把这件事保存于史册，足以给后代留下榜样。○论户部缺官俸料斛斗疏 如今天下各州县，都有户部缺官的俸料和职田粮，现存禄米计算起来有三百多万石。按照旧例，便下牒给各道监院，按时价卖出粮食，购买绫绢送交户部。巡院官很少有公心，都是上报估定价格，压低到三分价钱还不到一分，已经构成欺诈。等到依照来牒命令卖出时，都是观察使、刺史、院官以及属吏等人以低价买走，贫弱百姓一点也收不到；市场上的轻货价格都很贵，反而损耗了官钱。估计所卖斛斗换成市场轻货，等到运到京城缴纳时，因损耗和欺诈，十成中只剩下两三成。白白损耗官物，利益进入奸人之手，对公家没有益处，对政理却有损害。臣伏见自陛下即位以来，遇到江淮饥荒歉收，已经三次颁布恩赦。赈济百姓的粮食，多至一百万石，少至七十万石。本道因饥荒缺粮，都是由江西、湖南等道赐给米粮。江淮各道的百姓，被差遣到江西、湖南搬运，往返数千里，船只要五六个月才能到达。百姓的尸体接连可见，转眼便流离死于沟壑。大概都是因为道路遥远，不能救济燃眉之急。如今天下户部缺官的斛斗，伏请就地命令所在州县收存；如果是观察州，就命观察判官一人专门掌管；各州则命录事参军专门掌管。如果有迁调改任，必须清楚地交付给后任。如果交接时凭私情虚报数目、虚受物资，就惩罚负责接收和专管的官员。如果粮食损坏，就应在当地用州府公用钱补回，取来当年新粮。诏书早晨到达，粮食傍晚就发给百姓，救济倒悬般的急难，免除搬运的艰苦，符合圣上慈悲忧恤的仁心，也免除饥民僵死暴尸的痛苦。如果储存和借贷以外还有很多斛斗，就立即减价出售，务必救济百姓的艰难和歉收。○答宪宗询问进献羡余钱物疏 守土的官吏，向百姓加重征敛来买自己的私恩，天下人尚且共同非议。何况户部所掌管的，都是陛下府库中的财物，发放和缴纳都有簿籍，哪里会有羡余？如果从左藏库运入内藏库，作为进奉，这就如同把东库的东西搬到西库，臣不敢沿袭这种弊端。●卷六百四十六 ☆李绛（二） ○论安国寺不应树立圣德碑状 陛下施行革新的政治，铲除积久的弊端，实行前代君王不能实行的事情，改革历代不能改革的弊端，四海之人伸长脖子，每天盼望圣上的德音。如今忽然亲自树立圣政碑，是向天下显示气度不够广大，显露自满自夸的苗头，招来自我矜耀的讥讽。《易经》说：‘大人同天地合其德，同日月合其明。’陛下把握纲要而垂衣拱手，振作精神求取治理，教化成就天下，居高临下地超过百王，难道可以用文字把圣德全部说尽吗？又怎么能用碑刻来赞颂皇上的功业呢？如果可以叙述，就必然有范围和限度，反而会损害盛大的德行，难道能说是在宣扬最高的道吗？所以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以来，都没有树碑的事情；直到秦始皇这样的荒淫君主、残暴政治之后，才有罘山、峄山之碑，宣扬征伐的功劳，记载巡游的踪迹，恰好足以被百王嘲笑、被万代讥讽，至今还被称作失道亡国的君主，怎么可以拿来相比呢？陛下继承高祖、太宗的基业，举实行贞观、开元的政治，思考治理而顾不上吃饭，听从谏言如同顺流而下，本来可以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并驾齐驱，又怎么能追随秦始皇暴虐无道的事情，反而自行损害圣德呢？近来阎巨源请求树立纪念圣功碑，陛下详细审察事情的利弊，全部没有允许；如今忽然命令立这块碑，与前事很不相同，允许和不允许相违背，是非判断也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