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七十六

译元忠是宋州宋城人，本名真宰，因为避则天皇太后的母亲名讳而改名。高宗时任太学生，上奏封事。授秘书省正字，命他在中书省内直宿供奉；两次升迁后任殿中侍御史，监领李孝逸的军队。因讨平徐敬业有功，升任司刑正，逐渐迁任洛阳令；后来又获罪流放岭表，返回后授任御史。圣历二年，升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迁任左肃政台御史大夫。长安年间，任副相王为并州元帅。突厥、吐蕃侵犯边塞，加授大总管；因张易之、张昌宗进谗而被下狱，贬为高要尉。中宗即位，驿马召回，授卫尉卿、同中书门下三品，迁兵部尚书，进拜侍中、中书令，封齐国公。神龙四年，任左仆射。武三思的党羽宗楚客、纪处讷指证元忠及其子升与节愍太子同谋构逆，请求诛灭三族，中宗不准许。元忠害怕，上表坚决请求退休；中宗亲自下诏，准许他解除左仆射职务，以特进、齐国公身份退休。仍准其每月朔望入朝。后来又因姚庭筠弹劾，贬为渠州员外司马；又降为思州务川尉，赴任途中在涪陵去世，年七十多岁。景龙四年，追赠尚书左仆射、齐国公、本州刺史；开元六年，谥号为贞。○请解职表 臣本是读书人，才艺学业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只因心中奉行儒教，颇能践行礼经。受到忠义的激励，常思维护名节；每当看见危难临头，便立即忘却生死。从前侍奉大帝，因为谨慎周密受到称誉，虽然名位卑微，却得以参与顾问之列。后来侍奉则天皇后，因为先朝委身效忠，即使职位卑下如鞋屦之末，也特别承蒙恩宠眷顾。后来侍奉陛下，也参与官员之列，攀附依恋之情，即使在仓促之间也不敢忘怀。遭遇奸邪之人兴谤，欺骗蒙蔽圣听，陛下一度产生投杼之疑，将臣远远放逐到荒僻不毛之地。恰逢陛下龙兴、天命更新，因为臣再次蒙受先帝的慈恩，立即命人召回。臣一承恩宠，百日之内屡次升迁；没有羽翼却飞腾起来，坐而升入云霄。滥受茅土封赐，冒昧地登上掌管衡石的职位。然而名列大臣，却不能协调朝廷内外，以致祸患发生在京城，嫌隙起于太子宫。空有报国的诚心，却没有以死守节的功效。臣又实在惭愧自己没有教育好儿子，失去了父亲教导子女的义方。儿子升行为凶恶邪僻，不能分辨逆顺，因此招致流言，责任归到臣身上。幸赖陛下为臣保全昭雪，臣才得以活到今天；若不是天地覆护养育，臣早已化为灰粉。因此臣偷生苟活，感念圣德而徘徊不去，如犬马眷恋主人的恩情，还来不及辞职退隐。近来臣自我思量，觉得自己的举止已经无颜见人，怎么还能再进入枢机要职，苟且贪恋俸禄地位呢？请准许臣解除尚书右仆射、中书令、知兵部事及监修国史的职务，并撤除齐国公的封爵。如果蒙受圣恩怜悯体察，顾念臣这点微薄心愿，请赐臣一个散秩官职，罢职回到私人住宅；允许臣参加朔望朝见，按时拜谒宫阙。这样进退都有归宿，生死也就知足了。○上高宗封事 臣听说治理天下的权柄有两件事，就是文和武。文武之道虽然分为两门，但说到制胜和驾驭人，其归宿却是一致的。如今王朝的谋略远播，皇帝的威势远振；建立礼乐来陶冶士人百姓，训练军队来抚育生灵。然而谈论武事的人把弓马放在首位，却不考察权谋；谈论文事的人把篇章放在首位，却不询问经国治世之术。于是奔走竞争互相因袭，终于形成浮华的风气。臣曾读魏、晋史，常鄙薄何晏、王衍整日谈论空理；近来观察齐、梁史，才士也并不少，但这对治理乱世又有什么益处呢？由此说来，陆士衡撰写《辩亡论》，却不能挽救河桥之败；养由基射术高强，能射穿铠甲，却不能阻止鄢陵的败逃，这就可以明确看出来了。从前赵岐撰写御敌的理论，山涛陈述用兵的根本，都能在帷幄中运筹，暗合孙武、吴起的兵法。宣尼说：“有德的人必定有言语，仁者必定勇敢。”那么何平叔、王夷甫，哪里能与他们相提并论呢？臣听说，人才产生于时代，时代实际上需要人才；什么时代不

译产生人才？什么人才不产生于某个时代？所以物品有不被寻求的时候，却没有没有物品的年份；士人有不被任用的时候，却没有没有士人的时代。有志之士，无论处在富贵还是贫贱之中，都想着建立功名，希望芳名流传于史册。因此班超投笔而叹，祖逖击楫而发誓，这些都是有才而得到施展和任用的例子。况且知己难遇，英明贤哲很少相逢；士人怀抱美玉却走向尘埃，身负栋梁之才却困顿于沟壑之间，那些悠悠度日的人，只看见这些士人的贫贱，哪里知道他们的方略呢？所以汉朝任用韩信时，全军都惊讶讥笑；蜀汉任用魏延时，群臣都失望。可叹啊！富贵之人容易行善，贫贱之人难以建立功业，竟到了这种地步。也有人身处可以建立功业的职位，却不能施展自己的志向谋略；自身被当时的君主所知，却最终不能充分发挥才干。这样看来，贫贱之士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汉文帝时，魏尚、李广都担任边地将领，职位是郡守。文帝不知道魏尚的贤能而把他囚禁，也不知道李广的才能而不能任用他。文帝常叹息李广生不逢时，说假如他生在汉高祖时代，万户侯哪里值得一提？凭李广的才气，天下无双，匈奴害怕他，称他为“飞将”。当时胡人的骑兵横行，正足以让他施展才能。文帝不能重用他，反而感叹他生不逢时。近处不知道魏尚、李广的贤能，却远远追想廉颇、李牧，所以冯唐说，即使有廉颇、李牧而不能任用，也就和没有他们一样。从这些话来看，疏远排斥贾谊，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这就是身处当时君主所知的位置，却最终不能充分发挥才干。晋代羊祜献计谋划平定吴国，贾充、荀勖阻挠他的策略。羊祜叹息说：“天下不如意的事情，常常十件中有八九件。”因为荀勖、贾充反对，最终没有大举进攻。这就是身处能够建立功业的位置，却不能施展志向谋略。至于那些身穿布衣、系着丝带的人，怀有一项奇策，抱着一条计谋，到宫阙前上书，希望早晨进言、晚上就被召见，怎么可能呢？臣请求逐一访问朝廷内外掌管文武事务的官员，五品以上之中，难道没有才智谋略如羊祜、武艺如李广的人，只是处在是否任用之间，不能施展才略吗？伏愿陛下降下宽大的诏令，让他们各自陈述志向，不要让汲黯因耿直之气而老死淮阳，也不要让董仲舒这样的大才屈居诸侯相的位置。臣听说帝王的治国之道，务必崇尚经国谋略；经国谋略的方法，必须依靠英才奇士。就本国的良将来说，是可以举例说明的：李靖击破突厥，侯君集灭亡高昌，苏定方开拓西域，李勣平定辽东，他们虽然奉行国家的威灵，也确实是凭借自身的才力取得的。古语说：人的才质没有永远固定的高下，政治有治有乱，军队没有永远的强弱，将领有能干和无能之分。由此看来，安定边境、建立功名，关键在于良将。因此赵充国征讨先零，冯子明讨伐南羌，都是谋划没有白费、时机没有错过，这就是良将建立功业的证明。然而兵革的使用，是王者的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如果任用的人才适当，就能摧毁凶恶、遏制暴乱；如果任非其人，就会败坏国家、残害人民。北齐段孝元说：“掌握大军，就像托举一盘水，倾覆只在俯仰之间；一旦失足跌倒，想要止住又怎么可能呢？”由此说来，周亚夫坚守营垒来挫败吴、楚，司马懿闭营不战来困住诸葛亮，都是上策。这些做法都是不交战而使敌人退却，以保全军队来取得胜利。由此可知，大将面对战争，根本在于智慧。汉高祖具有英雄气概和宽宏气度，尚且说“我宁愿斗智”；魏武帝的机谋神略冠绝一世，仍然遵循孙武、吴起的兵法。即使有项籍的勇气、袁绍的根基，如果都抛弃智谋而任性用情，最终也会覆灭，何况才能还在他们之下的人呢？况且上智下愚，明暗各有等级；谋算多寡不同，兵力众寡也有区别。所以魏国任用柏直抵御汉军，韩信轻视他是小儿；燕国任用慕容评抵抗秦军，王猛说他

译是奴才。柏直、慕容评就是智勇全无的人。中等才智的人，平素没有智谋，一旦处在元帅的位置，便意气轩昂，自以为能够迎击强敌，往往无不被摧毁粉碎，哪里知道军队行动贵在明智果敢、敦厚有礼的道理呢？所以李信请求率领二十万军队独自攻取鄢、郢，后来果然使秦军蒙受耻辱；

译樊哙愿意率领十万人横行匈奴，立即就被季布折服，这些都是同样的事情。如今朝廷任用人，大多选取将门子弟，也有因父兄为国战死而得到提拔的人。这些人本来并不是因为通晓军事谋略而受到知遇，即使竭尽力量、用尽忠诚，也难免失败覆亡，怎么能让他们担任镇守边疆的重任呢？后汉马贤讨伐西羌时，皇甫规预知他必败；宋文帝派王元谟收复河南时，沈庆之预先知道他不能成功。谢玄以书生的身份，抵御苻坚天下大军，郗超明白他一定会胜利；桓温率领数万军队，跋涉万里袭击成都，刘惔早已知道他必定能够攻取。时代虽有古今不同，人事却都可以据此推知。考察大体，只要观察一个人的锐志和见识谋略罢了。明智的人根据各自的条件加以考察，成败的形势自然清楚地显现出来。京房说过：“后人看今天，也如同今天的人看古代。”这样看来，古代贤人与今日明哲，心志情状有什么不同呢？在面对事机的时候，都应当顺应时势建立功业，难道还要到过去寻找贤人，等待未来的人才吗？即使只谈知遇与否、任用与否，建立功业的人只说自己取得了什么成效，不说从哪里起身；只说自己能做什么，不说凭借什么出身。陈汤、吕蒙、马隆、孟观，都出身贫贱，却建立了很高的功勋，没有听说他们家世代都是将帅。董仲舒说：“治理政事的作用，就像调理琴瑟；如果音调很不协调，就必须解开琴弦重新调整，才可以演奏。” 所以阴阳不和，就提拔士人做宰相；蛮夷不恭，就选拔士卒做将领，这就是重新调弦的意义。天下四海如此广大，亿万百姓如此众多，其中难道没有卓越奇异的人才吗？臣恐怕只是没有认真思考罢了。这样的人才又有什么远处可寻呢？臣听说，赏赐是礼制的根基，惩罚是刑法的根本。因此礼制受到尊崇，谋臣就会竭尽才能；赏赐丰厚，义士就会轻视死亡；刑罚公正，君子就会勉励自己的心志；惩罚严厉，小人就会戒惧自己的过错。这样说来，赏罚是军国的纲纪，是政治教化的药石。纲纪得到施行，各项事务自然得到治理；药石发挥作用，文臣武将就会听命。吐蕃像蚂蚁结集、蜂群聚集，本来不是强大的敌人；薛仁贵、郭待封受命统领边疆军队，奉命专征，却不能激励熊罴般的将士，乘机扫荡扑灭敌人。军队战败以后，又不能转祸为福，因势立功，于是丢弃铠甲、损失军队，脱身逃走。幸而遇到宽仁的政令，罪责只到削职除名为止；国家法网宽疏到足以漏过吞舟之鱼，还有什么比这更宽纵的呢？天皇念及旧日恩情，还收取他们后来效力的结果。当今朝廷所缺的，难道只有这一两个人吗？赏赐不能劝人为善，叫作阻止善行；惩罚不能惩戒恶行，叫作放纵罪恶。仁贵自从在海东效力以来，功劳没有尺寸，却坐享金帛，贪赃受货不知满足，如今又不诛杀他，放纵恶行就更加严重。臣身份疏远卑贱，冒昧干预不属于自己的事情，难道是想离间天皇的君臣关系、使仁贵受到厚薄不同的待遇吗？只是因为刑赏一旦亏失，百年也不能恢复，臣区区所怀，实在就在这里。古人说：“国家没有赏罚，即使尧、舜也不能施行教化。”如今惩罚不能施行，赏赐也不能取信，所以民间议论的人都说，近来出征时，徒然设有赏赐的标准，却没有兑现其事。实在是由于才智中等的人不识大体，害怕赏赐功勋会耗尽仓库，反而留意于细小的利益，把这当作有益于国家，只顾眼前的近利，忘记长久的远谋，这就是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况且百姓虽然地位卑微，却不能欺骗；他们一旦产生希望，仰望恩泽，就一定会因事情而产生愿望。既然有所凭借，就必须用实际行动回应，哪里能悬置不可信的命令，设置虚假的赏格呢？近来军队出征没有功效，未必不是由于这个原因。文子说：“相同的话能够取信，是因为诚信先于言语；相同的命令能够施行，是因为诚实存在于命令之外。”所以商君搬木头来表示信用，曹公割发来表明法令，难道只是礼仪吗？其中是有原因的。自从苏定方平定辽东、李勣攻破平壤以来，赏赐始终没有施行，功勋仍然被搁置，数年纷争不止，真伪混杂，即使加以淘汰，也没有达到澄清的程度。臣认为官吏不奉行法令，是从京师开始怠慢的。伪造功勋的原因，在于主管官员的过错；其例证并不遥远，就近在尚书省之中。没有听说斩杀一个台郎、杀戮一个令史，使天下都知道，天皇怎么能照察远处，却不照察近处呢？神州是教化的首要之地，万国共同尊奉；文昌是政治的根本，四方都以此为准则。法度制度的推行和风俗教化的宣扬，国家治乱的关键都在这里。臣因此不断披露实情，冒死竭尽言论。况且明镜是用来照见形貌的，往事是用来认识今天的。臣任职不专门考察古事，请允许臣用近来的事情来说。贞观年间，万年县尉司马元景舞弄文法、粉饰才智，以求侵吞财物；太宗看清他的奸诈，把他弃置于都市处死。到征讨高丽时，总管张君▯攻打敌人却不前进，太宗在军旗下将他斩杀。臣认为伪造功勋的罪过，比元景更大；薛仁贵等人战败，罪责比张君▯更重。假如当初早早诛杀薛仁贵、郭待封，那么其余将领哪里敢在后来失利呢？韩非子说：“慈爱的父亲往往养出败家子，严格的家庭没有不成器的奴仆。”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说明大事。公孙弘说：“君主的毛病在于不够宽广，臣子的毛病在于不能节俭。”臣恐怕天皇的毛病正在于不够宽广，过错在于像慈父一样宽纵，这也算是日月出现的一次蚀缺。如今的将领和官吏，大多贪婪暴虐，所操心的只有狗马，所追求的只有财物，没有赵奢、吴起散发金钱来供养士人的风气。即使让他们出兵，全部也是这类人。臣恐怕吐蕃的平定，还不能在早晚之间期待。凡人的见识不能考虑长远，都说与吐蕃交战时，前队尽数战死，后队便继续前进；吐蕃铠甲坚固、骑兵众多，而且山中有瘴气。官军远道深入，前方没有收获，又没有积聚数百万斛粮食，就没有大举进攻的资本。臣认为吐蕃看待中国，就像孤星对着太阳，有自然形成的大小差别和不容置疑的明暗。夷狄虽然像禽兽，也知道爱惜自己的性命，哪里肯全部战死后才继续前进呢？是残酷地逼迫他们的人这样做，并非他们部下的愿望。如果他们作战时不顾死亡，那么按照兵法，既然敌人能够战斗，就应当用智谋计算来取胜，又何必担忧不能攻克呢？假使将领能够杀敌，横尸遍野，收集敌人的头颅筑成京观，那么这些敌人听到官军的钟鼓，望见尘土就会退走，哪有时间让前队全部战死呢？自从薛仁贵等人覆没军队、丧失士气，所以敌人得以在山谷中跳梁。况且军队行动必定依靠马力，没有几十万匹马就不足以同敌人争战。臣请求天下从王公到普通百姓，凡登记在册的人，每人征税一百钱；同时放宽天下的马匹禁令，使百姓可以乘用一匹大马，不受数量限制；官府登记总数，不让人隐匿。不出三年，民间蓄养的马匹就可以达到五十万匹。于是下诏各州县，用所征的人口税钱购买马匹。如果王师大举出征，一朝之间便可以使用。况且敌人以骑兵为长处；如果一律让百姓骑马，就可以购买其中的良马，来增强中国，使敌人的骑兵逐渐耗损其盛势，这是国家的利益。☆袁楚客 楚客是陈郡人，神龙年间任酸枣县尉。

译○规魏元忠书 如今皇帝刚刚施行自己的德政，任用官员只选贤才，身边辅佐的人也都选用适当的人。您身居宰辅之首，臣下作为股肱，正可以布施大化来造福朝廷，保存古道来匡正天下，除去邪佞使小人的道路消失，进用忠良使君子的道路增长，怎么能够安享荣宠、固守沉默呢？如果把这种做法当成常态，就不是爱护百姓、治理国家的方法了。《左传》说：“如果有利于社稷，专断行事也是可以的。君侯请牢记这句话！”从前汉成帝时，王氏专擅权力，刘向进谏说：“臣听说，公族是国家的枝叶；枝叶凋落，本根就没有可以荫蔽的地方。”如今同姓宗族日益疏远，外戚专权，排斥宗室枝叶，使公族孤弱，这不是保卫社稷、巩固国嗣的方法。刘向的话十分恳切，引用了很多事例。成帝虽然悲伤叹息，却不能采纳；这并不是完全不知道，而是不能赞助实行，臣也有罪。后来王氏果然借用周公的名义，发动了像田常那样的叛乱，这就是大臣因循缄默的过失。希望君侯一定警戒！使万物得利的是道，只有君子能够实行它；使万物受害的是邪，只有小人坚持这样做。用道心救助万物，上天就会保佑他，即使身处危险也必定转危为安；用邪心损害万物，明神就会诛罚他，即使身处安定也必定转为危险。为什么呢？因为形势使它如此。所以救助万物的人心胸广大，损害万物的人心胸狭窄。心胸广大的人，所谋求的不只在自身；心胸狭窄的人，所求的利益不能惠及万物。明哲之人知道事情就是这样，一定守持正道来拓展心胸，委屈自己来使万物得利；在自身实行正道，就一定能保全自身；在国家实行正道，就一定能保全国家。帝王失去使人民安定的正道，大臣就必须用正道来教化他。从前伊尹说：“我不能使自己的君主成为尧、舜，内心惭愧羞耻，就像在市集上遭受鞭打。”由此可见，即使不是尧、舜那样的君主，只要用正道辅佐他，也可以使他达到尧、舜的境界。既然享用君主的俸禄，就应当忧虑君主的事情，光大赞美他的美德，规劝挽救他的过失，在当代建立功业，这才可以说没有辜负天下。希望君侯牢记！想要使天下安定，首先要端正根本；根本端正，天下一定稳固；根本不正，天下一定危险。国家的兴亡，实在就在这里。师丹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譬如大树，没有根本，枝叶就会凋零枯萎；国家没有太子，朝廷内外就不得安宁。先王一定立太子，是因为储君有次序继承君位的形势，所以让师保教导他为君之道，用来积蓄、增崇他的德行；这样才可以重视宗庙社稷，使天下安定。如今皇子已经长大，却还没有确定嗣位人选，这就是天下没有根本，可以说很危险了。就像大树没有枝叶，怎么能够保存呢？”愿君侯在清闲宴饮之间，把这些话全部告诉皇上，选择贤能的人立为太子，这正是安定天下的办法。《尚书》说：“一人有贤良的太子，万国因此得到安定。”说的就是这个。却让春宫长期空缺，难道说这样合宜吗？这是朝廷的第二项过失。君侯不加匡正，谁来匡正呢？又听说古代封立子弟、建立侯伯，是要用来藩卫王室、安定巩固国家根基，传下万代事业，使宗族像磐石一样稳固。又听说女子在内有内则，男子在外有外傅，男女有区别，刚柔便有分际。内外由此隔开，阴阳也就彰明了。怎么可以混乱呢？然而幕府是男子的职务，不是妇人的事情。如今各位公主都开设府署，设置高位法官，俸秩像亲王一样，以女子处在男子的职务上，这就是所谓助长阴气而压抑阳气。却希望阴阳运行不失常，风雨不违时，这能做到吗？臣私下认为，这不是谋求长远的办法，也不是长久之策。《尚书》说：“做事不以古人为法，却想成就万代事业，是从未听说过的。”说的就是这个。这是朝廷的第三项过失。君侯不加匡正，谁来匡正呢？又听说人的出生，有祸有福，有贵有贱，这些都是由前世的业报所禀受，要在今生承受。崇尚佛教的人，特别用它来资助来生，对于现世的报应很少有益；如果用它来求治理国家，恐怕不在这里。然而三教都设置，各有自己的事务，实行它们却不可过度。实行佛教，是修身的根本；实行儒教，是治理国家的源头。修身是为来生积累资粮，治国才是当代的事务。既然如此，当代之事近在眼前，来生之事远在将来，舍弃眼前而追求遥远的，不也违背常理吗？保存彼方而抛弃此处，不也荒谬吗？如今度人为僧的数量已经很多，黑衣僧人遍布道路，大多没有戒行，哪里有什么经学修业？他们只是空带着重宝，专门依附权贵之家；收取钱财、奏报姓名，都有固定价格。从前卖官，钱进入公府；如今卖度，钱进入私家。凭借这种方式进入佛道，实在不是践行正道。邪曲的情态没有改变，只是白白成为游食之人，使佛法同道有所损失，也使流俗产生厌恶；名义上说是度人，实际上却使佛教衰败。如今主上虽然倾心于圣教，一心想着归于空寂，可把社稷怎么办？把苍生怎么办？君侯若不能用中庸之义，使大圣明白这个道理，只要能够使当代达到仁慈长寿的境地，也就是至尊之道了。这是朝廷的第四项过失。君侯不加匡正，谁来匡正呢？又听说古人说：“只有名位和器物，不能够假借给别人。”《尚书》说：“上天的职事，由人来代行。”所以知道代行上天的职事，非有才能不可。如果有滥授的情况，就一定会违背天意，而没有因此遭受祸患的，从来没有这种事。如今不专心治理各种政务，却把心思放在奇技淫巧上；至于倡优一类人，因为迎合耳目的喜好，便提升他们的地位、授予他们官职，这难道不是轻视朝廷、扰乱正法吗？君主不应有私人的赏赐，这正是上天化育人的道理；私自发怒会损害万物，私自赏赐又恐怕耗费财物，古人对此尤其谨慎，怎么可以把官职私授给人呢？如果这样施政，又凭什么回答皇天的命令呢？这是朝廷的第五项过失。君侯不加匡正，谁来匡正呢？

译又听说贤人是国家的光辉，任用他们可以实现治理，抛弃他们足以产生祸乱。三位仁人离去，殷朝便灭亡；百里奚入秦，秦国便称霸。有国家的君主，当然必须慎重选择贤才。从前战国时代，得到士人便昌盛，失去士人便灭亡，无不把求贤当作急务。霸主依靠贤才，号令诸侯。何况巍巍唐国有圣明天子，如果保存这种求贤之道，那么三皇五帝的事业也可以从容超越。近来有诏令搜求、荐举人才，广泛寻访贤俊，用少量束帛装饰丘园，乘着高车大马访问山谷，这是我皇求贤最为勤勉的表现。虽然有喜爱贤才的名声，却终于没有得到任用贤才的声誉，并不是皇上的心意不眷顾人才，实在是主管官员的过错。为什么呢？圣明的君主求贤，要到草野之中访问；等到主管官员选取士人，却多是亲近党羽，不是收受贿赂，便是凭借权势求取职位。上面失去天心，下面违背众望，既不是为官职选择吏员，而是所谓为人选择官职，这是败坏政治的根源，是败坏国家的严重原因。《尚书》说：“治乱在于各级官员。”孔安国说：“得到人才就治理，失去人才就混乱。”葛洪说：“举荐秀才的人不懂书，察举孝廉的人污浊如泥，被评为高等的贤良吝啬得像苍蝇。”古人谋求官职，勤于诵习经书；今人谋求家业，勉力经营生计，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是朝廷的第六项过失。君侯不加匡正，谁来匡正呢？又说宦官只是供给宫闱事务、从事洒扫役使的人。上古虽然都设置这种职务，但只是把他们当作奴隶畜养，哪里能让他们列入官员的等级呢？中古以来，大道违背败坏，不重视贤哲，只亲近熟习的人；有时把事情交给他们，有时授予他们权力，于是使竖刁扰乱齐国，使伊戾败坏宋国。君主身边的人，是众人所畏惧的，葛洪称他们为鹰头上的苍蝇、宗庙墙上的老鼠，没有拳力，也没有勇气，职能只是成为祸乱的阶梯。到了后汉，宦官掌权尤其严重；当时的君主竟不知道这种过失，大臣又害怕获罪而不敢进言，所以祸害波及百姓，毒害流布天下。到了末期，终于扰乱朝廷中枢，各自结党相连，屠杀残害忠良善人。当时忠臣义士看到这种情形，激愤慷慨，不得不权宜采取杀戮行动；至于没有胡须却横死的人，更是多得数不胜数。这难道不是结下祸根太深、使自身迅速陷入危险吗？《易经》说：“小人使用强力。”说的就是屯难。自从大君受命、中兴成就事业以来，唯独宦官可以坐享升迁，既没有正式职缺，便多授予员外官；把人数全部计算起来，将近一千人。他们苟且佩带青紫官印，蚕食府库，这既不是实现治理的办法，实在是助长祸乱的阶梯。《尚书》说：“人不要以水为镜，应当以人为镜。” 观察往古的成败，也可以看见今天的得失。所以说，前事的验证，就是后事的老师。这是朝廷的第七项过失。君侯不加匡正，谁来匡正呢？又听说古代的圣明帝王，宫室低矮，饮食俭朴；茅屋的屋顶不加修剪，栎木的椽子不加雕琢，是想把俭约留给子孙，也是为了爱惜民力。《尚书》说：“沉溺于酒，爱好音乐，建造高大的宫室、厚重的墙垣，只要有其中一项，就没有不灭亡的。”何况臣下，怎么能以肆意奢侈为要务呢？如果有僭越滥用，必定产生祸患；祸患到来，不过是翘起脚等待罢了。如今的公王，凡有所赏赐，都要耗尽府库；所建造的私人住宅，全都由官府供给。看他们开凿池塘亭台，建造高大的廊宇：山中没有木石，就一定到别的山去运来；附近没有木材，就一定到遥远地方去采伐。珍贵的馆舍出□，彩绘的厅堂光耀如烈日。建造一年到头不停，工程用度没有止息；自开泰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行路的人看见，都说：不是皇亲国戚不能这样，不是贵人不能做到如此。我每次听到这种话，都将因此责问君主。为什么呢？君主养育百姓，不是用来残害百姓的。如今外戚不能帮助养育百姓，反而残害百姓，这对我们的君主有什么益处呢？然而宫廷高堂远隔百里，君门又隔着九重；君主既不知道这些，君侯又不进言，难道要让君主白白承受天下的毁谤吗？这是朝廷的第八项过失。君侯不加匡正，谁来匡正呢？又听说，官员任职，是要用来治理百姓、使百姓安定的，不是用来扰乱百姓、伤害百姓的。所以先王希望百姓得到治理，就一定选择有才干的人来治理他们；希望百姓安定，就一定减少政事来使他们安定；不希望百姓陷于混乱，就一定平定祸乱来整治他们；不希望百姓受到伤害，就一定除去祸害来保全他们。这样做，才确实是想与天下人共同忧虑。百姓有快乐，君主就与他们共同享有；君主有快乐，百姓就为他庆贺，这才可以说是同乐。如此，上下之间就没有隔阂，君臣同心同德，融为一体了。如果下面有怀忧的人，而上面没有与他们共同忧虑的君主，那么想求得天下安定，是不可能的。如今天下困穷，海内空虚耗损，加上州牧、县宰的选任授官，大多不得其人；其余僚属佐吏，也很少有称职的。他们不致力于公正谨慎，只专门搜刮剥削，百姓无法安生，怎么肯畏惧死亡呢？既然不畏惧死亡，就可能发动变乱；这是下面有忧患而上面不知道。拿它与马相比，就必须除去危害牧养的东西；把它比作羊群，就必须除去扰乱羊群的东西。这个道理尚且还有欠缺，却反而又在正式编制之外增置官员，这就是所谓助桀为虐，足以加速祸患了。人的情状自然可以推知：员外官恐怕人们不畏惧自己，就一定制定严酷的法令来恐吓他们；恐怕财物不够，就一定歪曲正道来掠夺财物。用有限的财物，供应无休止的欲求，却希望天下不乱，难道做得到吗？古人有句话说：“十只羊却有九个牧羊人，羊既然不能得到食物，人也不能得到安息。”唐虞时代，设置官员不过百人；夏、商两代官员增加了一倍，也还能够任用得当。《尚书》说：“官职不必齐备，只要任用合适的人。”孔子讥讽管仲说：“官府的事务不能兼摄办理，怎么能做到节俭？”据此，即使是正式编制内的官员，尚且不希望职位齐备，何况在正式编制之外再增置员外官呢？这就是朝廷的第八种过失。君侯您不纠正，谁来纠正呢？又听说，英明的君主开创基业、平定天下，是要把它传给万代的。继承先王光明事业的皇帝，难道可以毁掉它吗？如果有所废止，政令就会从多个门径发出；政令出自多个门径，就是大乱的开始。近来所封的几位夫人，都是先朝的宫女，是为了奖赏她们的勤劳，给她们加封邑号。如果她们充任内职，就不应当了解外朝事务；如果不充任内职，自然可以居于宫外。怎么能让她们出入内外、往来宫禁呢？如果下令创设改革，内廷的话必然传到外面，外面的言论也必然传入内廷，内外互相传言，禁卫还能施行什么作用？这必然会玩弄君主的法令，放纵而不加禁止，不是用来尊重宗庙、巩固国家的办法。孔子说：“那妇人的言语，可以使人出奔；那妇人的请托，可以使人死亡败亡。要警戒啊！要警戒啊！”这就是朝廷的第九种过失。君侯您不纠正，谁来纠正呢！

译又听说，以正道侍奉君主，是要使天下安定；以非正之道侍奉君主，是要使天下陷于危险。臣子不可不任用正道来侍奉君主：行仁义，以弥补君主的过失；走非正之道，则会施行蛊惑献媚，以成全君主的恶行。弥补过失的人，是国家的栋梁；成全恶行的人，是国家的贼害。如今有些人不修养忠诚正直来侍奉君主，却搬出鬼神来迷惑君主。然而鬼神之事幽冥难知，所以走非正之道的人便借此施展欺诈，出售自己的贿赂；一定会占据并不凭才能取得的职位，一定会享受并无德行可配的俸禄，这就是国家的贼害。《尚书》说：“官职不可授给私亲近臣，只能授给有才干的人；爵位不可授给品德恶劣的人，只能授给贤能的人。”又说：“与治理采取同一道路，国家没有不兴盛的；与混乱从事同样的事情，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左传》说：“国家将要兴盛时，听取人的意见；国家将要灭亡时，听信神灵。难道事情会接近后者吗？”这就是朝廷的第十种过失。君侯您不纠正，谁来纠正呢？这十种过失，确实是国家的巨大蛀虫。我大略陈说这些，是想对君侯进言，用来扶助危局、除去蛀虫，挽救百姓的性命。希望君侯稍加留意，略微采纳一些，这也是君侯自求安定的办法。希望您千万不要忽视。☆王π π，是王勃的兄长，武后在位时任泾州刺史。○百合花赋 （上文缺失）它像风中的旗竿一样高高挺起。承受着春光余下的温暖，依托着阳山高峻的山脚。可以和萱草荚相比较，因为它们能够相连；又引芝草的芬芳来自比。它本来就枝叶相依，根须暗中重叠。显示出日常生活中并不孤单，欣喜于太平时节有叶相伴。嘲笑五片叶子不能成双，鄙视三朵花还不够繁盛。即使微小得不可长久，时辰也未必能够相逢。恐怕众芳将迟暮而发出悲吟，幸而有左右之人为它先行引荐。●卷一百七十七 ☆王勃（一） 王勃，字子安，是绛州龙门人。未成年便参加幽素科考试及第，被授任朝散郎。沛王李贤听说他的名声，召他担任沛府修撰。当时诸王斗鸡，王勃戏作《檄英王鸡》一文，高宗看到后大怒，将他斥出沛王府。过了很久，他被补任虢州参军。官奴曹达犯罪，王勃把他藏了起来；后来害怕事情泄露，便杀掉曹达灭口。事情被发觉后，依法应当处死，恰逢大赦，免去死罪但削除名籍。上元二年，他渡南海时落水而死，年二十八岁。（谨按：《新唐书》作二十九岁。） ○九成宫东台山池赋（并序） 九成宫东台一带，地势连接着空旷之处，面向山岭，临近水流。那里松树成峰，桂树布满山谷，泉水红艳，石磴青碧。金石发出千般声响，霞光呈现万种色彩。侍郎张公，雅正的构思深沉蕴藉。他按照胸中的匠人构想，使它与仙人营造相称，于是建成了这座灵异的居处。细小的水流汇成静水的源头，小小的石块却俨然有冲天之势。虽然流水覆盖着小土筐般的堆土，俯身借助人工营造；但枝叶铺陈、花朵聚集，精妙得如同天然绘画。我因夏日承蒙侍奉于清幽之地，冒昧施展南亩之才，姑且叙述东山之事如此。赋曰：至于金台的美妙境地、玉署的仙人居所，饮酒于丹墀清晨的闲暇，等候青禁城夜间的余暇。忽然在月下道路上激发情怀，在烟雾笼罩的郊野驰骋高远的赏兴。指着山间楼阁而思绪飘逸，面对水中明镜而精神空明。随后抬头仰望赤色山峰，侧目窥视黛色山谷；重重山岭回旋着烟雾，聚集的溪流错落在雾气之间。赞叹沈约兼济天下的才略，想象神奇功业可以由此创成。仿照盘龙般重叠的山势修筑台阶，依照挂鹤般飞流的形态设置泉水。覆盖小土筐般的土堆来营造岩石台磴，漂浮小芥般的洲渚环绕水面。到溪边采集小石，在绮罗般的薄水中撩取细小的珍珠。浮萍随着楚江的水带迁移，花朵随着昆仑山的花萼转动。山穴中蕴藏美玉，惊起彩虹；水浦中含着珍珠，仿佛星星坠落。赞美仁者与智者同归于道，相信高深的情怀可以任意寄托。那里高峻的山岑漏出影子，曲折的水洲留住寒意；高松间有鹤，清风中有鸾鸟长吟。兰草覆盖山丘，结成佩饰；莲花映照衣冠，披挂其上。激起低洼堂室的水流，通向另一处水洲；从高峻山岭引来细小的水流。至于鸡山横亘秀色，水波连接凤液；花鸟环绕红色，苹鱼在碧水中游动；绿色衣裳、玄色衣襟，赤色鳞片、翠色额头。它们在林薮中共同游息，遥望江湖而同样自在。每当夕阳沉入西方花萼，月光照临东岸，山峰深邃、长夜已久，水潭安静而秋意初新；荷叶抽出水面如伞，薜荔牵连成山间褥席；雪芝献出甘液，带露的菊花倾下津液。继承南方商山隐士的逸兴，拥有东海远方宾客的情怀。保有山林泉石而尽情游赏，混同于簪缨贵族之中而同受尘俗。哪里还有濯洗冠缨的清净之地，哪里又有攀折桂枝的机会呢？○春思赋（并序） 咸亨二年，我二十二岁，旅居巴蜀，随时序漂泊游荡。我忧虑政治清明的时代，困顿于圣明的朝代。九陇县令、河东人柳太易，是才智通达的君子，我跟随他交游。高谈阔论，颇能宣泄胸中的愤懑。当时正值春天，风光依旧。古人说：“风景并没有不同，只是举目所见的山河已经变了，难道不悲伤吗？”我没有才干，却是一个耿介之士。私下承受宇宙间独立自持的心志，接受天地间不平之气；虽然根基浅弱、身份微贱，困顿之路长达千里，却从未向公侯低头求情，向流俗屈服脸色，凛然以金石自比，仍然不能忘怀春天。由此可知，春天所到达的地方很远，春天所引发的感触很深。这就是我抚慰穷困卑贱而痛惜光阴、怀抱功名而悲叹岁月的原因。难道只是幽宫狭路、田间桑树之间的春景而已吗？屈原说过：“目光望尽千里，伤感了春日的心情。”于是作《春思赋》，希望用它尽情写出春天所到之处，剖析我内心的取舍罢了。至于春年临遍九州，明媚的春光照彻四方。天地间严酷的气息消解，水边高地升起春色。何况风景同处一个时序，而江山却属于不同的国土；感叹大化的盛衰盈亏，看见长河的曲折直行。蜀川的风候与秦川相隔，今年的节物不同于往年。霜前的柳叶含着霜意而青翠，雪中的梅花冒着雪色而娇艳；在霜前雪中便知春天来得早，看柳看梅便觉得春天美好。思念万里之外的美好约会，回忆三秦遥远的道路。春色淡荡，怀抱悠扬。田野上哪一棵树没有花？水边哪一道堤没有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