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百三十五

译答韩侍郎书 您回信说：“对于贤者急切求取，只有您和不才罢了。”这句话是说选取人才，未免太宽泛了吧？确实太宽泛了，这还有什么可疑的呢？您对这件事急切，就像嗜好和欲望没有得到满足一样，自以为胜过荀令君。耳目所能接触到的、书记所记载的，我没有见过比这更相称的，哪里料到忽然在同一时代又有这样的人呢？所以把情况详细写在后面，用来当作讲学之说，也算是自我表白并无惭愧，同时兼作戏言罢了。像我这样愚钝的人，对于别人，只担心自己见识昏昧、智慧不足，反而成为观察人的累赘罢了。只要认为对方贤能，就不必等到前人相互知晓熟悉，遇到机会便能看出他的机巧和才智。因此，我自身虽然困顿闭塞，但所推荐、提拔的人并不少。我鉴赏、称颂人物，起初未必很受人相信，后来终于享有盛名、成为贤士的，像陆歙州、韦简州就是这样。我喜欢善人而过于急切，见识又不够精审，认为这个胜过那个，便因此提拔他；有的取其文辞，有的取其言论，有的取其才干品行，有的取其风采，有的取其政术，往往也有许多后来并不符合当初评价的，不能说出他们的姓名，但我也从未因此后悔。其中也有我极力援助、竭力提携的人，后来因为礼节不够，或因为我把话说尽而责问他，发现那人原来并非贤良，于是反过来毁谤损害我的，也有这样的人。况且庞士元说过：“提拔十人，即使错失五人，仍然得到其中一半。”这真是大贤者的话啊！像我这样在朝廷没有职位、为时势所困顿摧折，凄凄惶惶，奔走于耻辱之中，求取食物还来不及的人，自一千年以来，贤士中困厄到这种地步的，我还没见过；却仍然急切勤勉地引荐贤能俊才，就像早晨饥饿时寻求饭食，像久已空缺时渴望交通，又像见到妖艳美人却不能亲近一样。假使我在朝廷有职位，或者像兄长一类人在当时得志，那么天下就应当不会再有困厄不得志的人了。假如万一真有这样的人，像陆歙州、韦简州一类，仍奔走在泥土之中，那么我就应当把罪责归在自己身上，像发狂、癫颠一样；早晨即使饥饿也不敢求取饭食，空缺即使很久也不敢想望通达，见到妖艳美人便闭眼不看，把升迁荣耀看作鞭笞、宫刑、割裂身体加于自身，又有什么荣华快乐可得而安然享受呢？不知道自古以来，是否曾有过像我这样的人？不知道历代圣人并列而出，是否曾有一位贤人用心近似于此？如果古代曾有，幸请告诉我那个人；如果没有，为什么却只说“唯有您和我这个不才之人”呢？像兄长这样的人，也颇为喜爱贤者，但必须是很有文辞、又能依附自己、顺从自己愿望的人，才会急切勤勉地、不惜一切地引荐提拔他。假如力量不足，就分出自己的食物给他吃，没有做不到的。若有一位贤人不能这样做，兄长将连乞讨都来不及，哪里肯急切勤勉地为他奔走在前后呢？这不过是秦汉之间崇尚侠义、施行义气的一个豪杰罢了，与我表面相似，实质却不同。三五日前，京尹从叔说：“某位大官非常器重陆ㄜ。”当时我回答说：“士人所看重的被人知遇，是说名声尚未显达就替他申明，家境贫穷就救济他，身份卑贱就提拔他。陆ㄜ的贤能既然已经显著，某官对他的知遇又已经很深；某官身居其位，每天都能见到天子，足以提拔人才；开设幕府、招纳士人，足以招揽贤者，但这些都没有用到陆ㄜ。像这样所谓的知遇，知与不知实际上有什么区别？如果确实知道，反而就是不知道了。”京尹无法回答。大凡身居高位、在当时得志的人，应该谨慎闭口，不要谈论自己知人。假如知道人才却不能提拔，自己志愿未能实现却神色安闲、身体舒适，不把罪责归于自己，像发狂、癫颠一样，那么同不知道人才的人有什么区别？譬如离娄和盲人一同走路，都掉进沟里；一个因为没有眼睛看不见坑而掉进去，一个因为心思不在行路上、忧虑思索而掉进去。掉下去的原因虽不同，导致掉下去的根本情形却相同。天下像盲人那样的人很少，那么掉下去的全都是离娄，都是因为心思不在这里罢了。把这些话说出来，大概是用来激励自己，并不是想讥刺富贵之人；应当再三阅读它，以代替拍着大腿唱歌。某拜了两拜。○答独孤舍人书 您的信中有“没有怨恨，以至于关系疏远淡薄”的说法，大概是戏言，但看来也似乎还没有真正了解我。推荐贤能、提拔人才，本来就是您的公事；如果不去做，那也是您自己的缺失，与我有什么苦处，竟至于怨恨呢？我曾经奇怪董生是大贤，却写下《士不遇赋》，可惜他对自己的期许不够厚重。凡人把道德才智蓄积在自身，等待时机任用，是将要代替上天治理万物，并不是为了衣服饮食的鲜美肥美。董生道德完备，武帝却不任用他为相，所以汉代的德政不如三代，百姓也因此遭受憔悴困苦，这对董生有什么苦处，竟要写《士不遇》的辞章呢？我的心意中对自己期许很高，我这一生的穷困或显达，难道关系到我的贵贱吗？即使终身如此，本来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何况年纪还没有很老呢？去年您有意引荐我，当时我还担心会连累您，尚且奉劝您停止而没有接受，为什么这么快就说彼此不相知呢？我之所以不多次附信，是因为这一两年来往返奔走，多是为了在京师任官的人，既不能周遍应酬，又没有什么事情，加上性情很懒散，便把一切都截断，只作回信。又认为如果彼此确实相知，本来不在于书信往来的疏密；如果彼此不相知，又还求什么而要频繁写信呢？只有在来往的人中有比我更加贫贱的，我才会屡屡附信。近来频繁收到别人的信，都责怪我疏懒简慢，所以在这里把缘由详细说明；见怪我的人，应当替我作个解释。

译○答皇甫▯书 承蒙来信，读到您寄来的文章，文辞高妙、义理正直，我欢悦无比，其中有足以启发我的地方。自从与您分别以后，我不曾开口谈论文。并不是不喜欢，而是说了也没有益处，众人也不相信，只足以招来诽谤、触犯他人，对于道理没有阐明作用，所以不说。我到越中任官已经三年，才能很浅薄，恩泽没有施及百姓，每月领取官钱，自己估量终究没有补益，屡次请求罢官离去，却还没有获准，因此感到惭愧。我性情不懂谄媚奉承，一生不能委曲侍奉权贵，所以不能列名于朝廷；您也抱负屈抑、滞留在外，因此略为谈论这些。凡是古代贤人圣人得位于当时、使道行于天下的，都不著书，因为他们的事业保存在制度中，足以自行显现。那些著书的人，大概是道德积蓄充足，却为时势困顿摧折，身份卑微、处在下位，恩泽不能润泽万物，耻于自己的道德灰灭烬尽，又没有圣人为他们阐发彰明，所以借助空言，评判一代是非，以流传无穷，并使自己在后世光耀，因此往往有人著书。我近来编写《唐书》，史官才能浅薄，言辞鄙陋浅近，不足以阐明高祖、太宗及列位圣主的明德，使后世读者看到的文章采藻不及周、汉的史书。我认为西汉十一位皇帝中，高祖从平民起兵，平定天下，胸襟豁达、气度宏大，是东汉所不能及的。其余只有文帝、宣帝二帝较为优秀；从惠帝、景帝以下，也不都比东汉明帝、章帝更贤明。前汉的事迹清楚地流传在人们口中，是因为司马迁、班固叙述简洁高妙，所以学者喜爱并学习，读得很详细。您读范蔚宗《汉书》、陈寿《三国志》、王隐《晋书》，同左邱明、司马迁、班固的书相比，生疏与熟悉如何呢？所以熟读的书，事迹就显著；少读的书，事迹就昏暗。阅读的疏密，取决于文辞的高下，这是必然的道理。唐朝拥有天下，圣明接续周、汉，而史官叙事，竟还不如范蔚宗、陈寿的作品，更何况哪里足以比拟、企望左邱明、司马迁、班固的文章呢？这正是我感到惭愧的地方。如今那些得志于时的人，即使具有作者的才华，只要他们的道能够施及万物，就不会肯著书了。我私下不自量，身在朝廷没有职位，幸而有余暇，而文辞句法足以称颂国家的光明盛大、记载一代功臣贤士的行迹，明白可传于后代；自以为能够使这些事迹不至泯灭，便不敢推辞。所以想要删削修订国史，写成不可废弃的著作，采用仲尼褒贬的用心，把天下公认的是非作为根本。众多党派所说的正确，我未必认为正确；众多党派所说的错误，我未必认为错误。假使我的书写成并流传，那么富贵而功德不显著的人，未必能在后世留下声名；贫贱而道德完备的人，未必不能在无穷后世显赫。韩退之所谓“在奸邪谄媚者死后诛斥他们，使潜藏的德行发出幽暗的光辉”，正是韩翱的心意。我的文采虽然不足以企及左邱明、司马子长，但您看我叙述高愍女、杨烈妇的文章，难道全都出在班孟坚、蔡伯喈之下吗？仲尼说过：“难道没有博弈一类的事吗？即使去做它，也还胜过什么都不做。”我所做的事，虽然对人没有什么帮助，比起博弈来，仍然是胜过它的。您认为怎么样呢？古代贤人圣人遇到仁义之事，即使面对老师也不推让。仲尼说：“文王已经去世了，文不就在我这里吗？”又说：“我想不说话。上天何曾说话呢？”孟子说：“我没有得到鲁侯的知遇，是天意。臧氏家的小子哪里能使我不得知遇呢？”司马迁说：“成就一家之言，把它藏在名山，等待后世圣人君子。”我不推让，也不算大过错。幸勿怪罪。某拜了两拜。

译○答朱载言书 某叩头。您不因为我卑贱、没有可取之处，反而陈述言辞、费尽思虑，先给我写信，并且说：“我的技艺和心志，不能被时代弃置，想要寻求知己。问谁可以，大家都说大概就是李君吧。”把这话告诉您的人说过头了，您因此相信它，也同样过头了。果真像来信所说，即使道德完备，也还不足以承受您的厚重托付，何况像我这样多病而少学的人，哪里能担当您所期望的广大深宏呢？即便如此，您的盛意也不能不答，所以冒昧略述我所听闻的道理。大概约束自身没有比恭敬更好的，自我责备没有比严厉更好的，接待众人没有比宽宏更好的，用心没有比正直更好的，进修道业没有比勇敢更好的，接受益处没有比选择朋友更好的，好学没有比改正过错更好的；这些是我从老师那里听来的。观察人的方法有三种：用利益逼迫他，以考察他的邪正；设置事情给他，以观察他的厚道或刻薄；拿谋略询问他，以观察他的智慧和才能，于是贤与不肖就分明了；这些是我从朋友那里听来的。排列天地，确立君臣，使父子亲爱，使夫妇有别，使长幼有序，使朋友相交融洽，是《六经》的旨意。《六经》的文章浩浩荡荡如江海，高峻如丘山，光明如日火，包容如天地；采撷文辞、称述歌咏，津润而奇丽，这就是《六经》的文辞。它们创造意旨、铸造语言，各不相互模仿。因此读《春秋》，就像从未有过《诗》；读《诗》，就像从未有过《易》；读《易》，就像从未有过《书》；读屈原、庄周的文章，就像从未有过《六经》。所以义理深，意旨就深远；意旨深远，义理就明辨；义理明辨，气势就正直；气势正直，辞采就盛大；辞采盛大，文章就工巧。就像山有恒山、华山、嵩山、衡山，它们相同的是高大，草木的繁茂却不必相同。就像水道有淮水、济水、黄河、长江，它们相同的是都有源头并流到海，曲直、深浅、颜色的黄白却不必相同。又像各种物品混杂在一起，它们相同的是能使肚腹饱足，味道的咸、酸、苦、辛却不必相同。这是由学习而懂得的道理，也是创作意旨的总原则。天下谈论文章，有六种说法：崇尚奇异的人说，文章只要辞句奇特险峻就行；喜好义理的人说，文章叙述意思只要通顺就行；沉溺于时俗的人说，文章一定应当对偶；拘泥于时俗弊病的人说，文章不应当对偶；喜爱艰深的人说，文章应当深奥、不应浅易；喜爱浅易的人说，文章应当通达、不应艰深。这些都是感情有所偏执，停滞而不能流动，还没有认识文章所应当遵循的主旨。义理不深，不能达到精微的道理；言辞不真实，不在于教诲劝导，而辞句怪异华丽的文章也有，像《剧秦美新》、王褒《僮约》就是。义理往往正确，而辞章不能工巧的文章也有，像刘氏《人物表》、王氏《中说》、俗传《太公家教》就是。古人只是力求达到工巧，并不在意辞句是否对偶、浅易或艰难。《诗》说：“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这不是对偶。《诗》又说：“遘闵既多，受侮不少。”这并不是不对偶。《书》说：“朕┾谗说殄行，震惊朕师。”《诗》说：“菀彼柔桑，其下侯旬，捋采其刘，瘼此下人。” 这些都不是浅易的。《书》说：“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诗》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旋兮。”这些都不是艰深的。学者不知道其中的门径，却发表前面所说的那些议论，并不是我敢听闻的。《六经》以后，诸子百家的言论兴起，老聃、列御寇、庄周、▯冠、田穰苴、孙武、屈原、宋玉、孟子、吴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况、韩非、李斯、贾谊、枚乘、司马迁、相如、刘向、扬雄，都足以凭文章自成一家，成为学者所师法归依的对象。所以义理即使深，理法即使正确，辞采不工巧，也不能成为文章，当然不能流传。文、理、义三者兼备，才可以独立于一时，而不在后代泯灭，必定能够流传。仲尼说：“言语没有文采，流传不会久远。”子贡说：“文采就像质朴，质朴就像文采，虎豹的皮毛和犬羊的皮毛一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陆机说：“害怕别人的文章先于我。”韩退之说：“只求务必去掉陈旧的言辞。”假如叙述笑的样子说“莞尔”，《论语》已经这样说过了；说“哑哑”，《易》已经这样说过了；说“粲然”，谷梁子已经这样说过了；说“攸尔”，班固已经这样说过了；说“冁然”，左思已经这样说过了。我再这样说，和前人的文章有什么不同呢？这就是造作新辞的总原则。我之所以不合时俗却学习古文，是因为喜爱古人的行为。喜爱古人的行为，就是爱重古人的道；所以学习他们的语言，就不能不实行他们的行为；实行他们的行为，就不能不尊重他们的道；尊重他们的道，就不能不遵循他们的礼。古人彼此交往有等级，轻重有仪法，列在《经》《传》中，都可以详细引用。比如老师对门人就直呼其名，对朋友则称字而不称名；向老师称述朋友，即使是朋友也称名。孔子说“我同回谈话”，又说“参啊，我的道是用一个根本贯通的”，又说“像由这样的人恐怕不得善终”，这就是老师称门人之名的证明。孔子在郑国以兄长之礼对待子产，在齐国以兄长之礼对待晏婴平仲。《传》说“孔子认为子产有君子的四种道”，又说“晏平仲善于同人交往”；子夏说“言游错了”，子张说“子夏说什么”，曾子说“张真是仪表堂堂”，这就是朋友称字而不称名的证明。子贡说“赐哪里敢希望赶上回”，又说“师和商谁更贤”，子游说“有个澹台灭明，行路不走小道”，这就是在老师面前称朋友，即使是朋友也称名的证明。孟子说：“天下公认的尊贵有三种：德行、爵位、年龄，怎么能凭自己拥有其中一种，就轻慢另外两种呢？” 您的信中说“韦君词、杨君潜”，您的德行与这两位先生谁先谁后尚不可知，而您年纪小、职位低，却都直呼他们的名。《传》说：“我看见他同先生并肩走，不是求取益处，而是想快速成功。”我私下担心您没有思考，竟陷入这种错误。韦践之写信给我，屡屡叙述您的长处，所以我才敢把话全部说尽，以答复您深厚的情意，料想您一定不会认为这是冒犯。某叩头。

译○论事于宰相书 凡是身居上位的人，都勇于进取而怯于退让，只看见自己的主张正在实行，看不见自己的主张已经受阻，一天拖过一天，直到被贬退，突然来到终局，不能预先替自己谋划，前后都是如此。阁下任职已经三年了，符合人情的地方不少，违背众议的地方也已经很多。奸邪之人被任用却不知道，知道了又不能罢黜；柳泌做刺史，上疏请求也不能阻止；韩潮州直言进谏，却被贬斥责罚，争辩也不能改变。道路上的人都说：“还任用那位宰相做什么呢？”阁下还自我宽解，认为仍然可以辅佐政事、使天下太平；即使弯曲一尺，也还能够伸直八尺，比较我所得的，不止可以补偿我所失的，哪里值得马上替自己决定去留呢？我私下奇怪阁下能够容忍，实在已经过分了。昨天我来到这里，高枕而不能入睡，静静地替阁下思考：哪里有宰相上三道奏疏，只能阻止一个邪人，最终却仍然不被信任的呢？阁下天性畏慎，又不能公开辩明这件事，只能忍受羞耻署名发布诏敕，内心惭愧而私下叹息，却又将自我宽解说：“我的道还在实行，我的话还被相信，我果然是贤相了。假如我引退，那么谁能辅佐太平呢？”这又是极其不对的。当贞观初年，房、杜任宰相，人们以为不是房、杜就不行；开元初年，姚、宋任宰相，人们以为不是姚、宋就不行。房、杜、姚、宋不再做宰相，也已经很久了，中书省从来并非没有宰相，那么究竟为什么一定要靠房、杜、姚、宋呢？何况大道不能实行，即使是皋陶、伊尹，又能做什么呢？房、杜、姚、宋确实贤能；如果大道不能实行、言语不能被相信，那么他们内心认为贤能的人，终究不敢不提拔；他们内心认为邪恶的人，终究不敢不辩明。假如许敬宗、李义府与他们同列并掌权，言语被相信、道义得以实行，而他们又估量自己的智力必定不足以排斥这二人，那么将要自行引退而停止吗？还是坐着等待被贬退？还是自我宽解，苟且安于职位？凭阁下的明察，推究此事应当可以知道。凡是约束自己的事情就不明白，裁断别人的事情就明白；涉及自己的私情、涉及别人的公事，就容易勇敢决断。承蒙阁下厚爱知遇，受到奖掖擢升的人不少，能够接受阁下恩德而竭尽言论的人未必多。我有幸被您当作国士看待，已经十五年多了，只是想竭尽自己的本分而已；听取还是怪罪，任凭阁下裁断罢了。○劝裴相不自出征书 这三两天以来，大家都传说阁下因为淄青尚未平定，又请求向东征讨。事情虽然未必确实，也许只是担忧未成为事实；但万一真有其事，就只能在事前进言，怎么能事后再后悔呢？况且像房、杜、姚、宋，时政大为显著却没有武功；郭汾阳和二位李太尉，建立大功却不掌管国政。阁下以舍人身份出使魏博，六州之地归附了；自从主持大政，出兵诛讨蔡州，久久不能取胜；奉命前去宣慰，尚未经过一季，吴元济就被生擒了；只让一个平民带着书信渡过黄河，王承宗便恐惧而接受命令，割让土地进献。自武德以来，宰相居于朝廷而成就功业，没有能与您相比的。因此应当以功成身退、修养德行、善于守成作为心意，为什么却像刚入仕的士人一样，急切追求功名，又想亲自出征，把迅速平定寇贼作为自己的事务呢？自秦汉以来，也从未有建立大功却不知道适可而止、能够保全始终的人。即使韩侍中亲自率领重兵压近边境，田司空深入贼地建立功勋，凡人的情感也各自希望功劳成就在自己身上，只怕居于人下；反而让宰相奉诏领命，带着三几个书生，指挥来到这里，坐享他的功名。夺取别人的功劳，这是第一件不可为的事；功劳很高却得不到赏赐，这是第二件不可为的事；用兵是危险的道路，万一十天半月不能立即如愿，就等于白白丢弃此前的功劳，这是第三件不可为的事。这三件事都明白显著、容易看见，难道事情关系到自己，便说时机尚未成熟吗？希望您试着把我的狂妄之言拿去询问那些深厚知交。心意恳切，言辞已经说尽，没有时间修饰，恭敬地希望您稍加省察。翱拜了两拜。○荐士于中书舍人书 前岭南节度判官、试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韦词，处士石洪（原注：明经出身，十五年前曾任冀州纠），前宣歙来石军判官、试太常寺协律郎路随，江西观察推官、试秘书郎独孤朗，以上三人先前已经分别论荐，一人接着在这里陈述。像韦这样才干无所不通、忠厚可以保证的人，我同他在南方共同经历外患，始终如一。此人先前被一两个昏暗之人排斥诋毁，听说宰相被流言迷惑，完全没有意向提拔任用。这样的才能，哪里担心不能显达，只是足以使他的资历更加深厚罢了。石洪的贤能胜过李渤，隐遁而使道德光明，才干优长而器量厚重；如果列身班列，必定会有非凡的功绩。路随首先因为父亲在蕃地，不敢结婚，至今已经六年；不蓄养仆妾，居处常常像在服丧，即使曾参、闵子骞复生，又怎么能超过他呢？他的见解高明，所做事情也都与此相类。独孤朗的人品和才能，不在韩休、起居郎之下；近来因为伯父年高，停止应举回去侍奉，成全了伯父的一生，这难道不是厚于孝行而薄于功名吗？以上四人，才能和德行都超过同辈。近两年来，我看到任命诏书提拔后进的人很多，却没有见过胜过他们的。有的被流言隔阻，有的受资历次序限制；贤者安于自己的处境而不苟且求进，上位者又没有超常提拔的心意，因循不任用，那么冯唐到老，董生不得志，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我认为治理天下的人，应当忧虑世上没有可以推举引进的贤能，没有听说会因为资历次序和流言而蒙蔽他们。天下极大，不是一个人的才能所能支撑；责任重大、道路遥远，也不是追随谗言狠毒之心的人所能明白承担的。唉，我的话未必果真能被兄长相信，兄长的话也未必完全能在当时实行；即使殷勤地阐明，又有什么成效和益处呢？只是知道而不告知，就会辜负内心罢了。

译○谢杨郎中书 某年某月某日，乡贡进士李翱拜了两拜。从前我把所著文章献给阁下，多次得到您的赞叹，您殷切的心意我一直没有忘记。李翱生性多有感触激动，每当读到古代贤人称誉、荐进后学之士的记载，就没有不遥想那个人的，仿佛与他的精神相交，长叹悲歌，直到夜尽天明。难道只是喜欢过去的事情吗？其实是私下为自己悲哀。面对空洞的文章，尚且感慨仰慕而觉得不能满足，何况亲自遇到那件事、亲眼看到那个人呢？实在幸运，实在幸运。李翱自从撰写文章、求取有司考试以来，三次没有成功，栖遑往来，困苦饥寒，跌倒而不能奋飞，确实是有原因的。我私下认为，当今士人中，行为光明、可以成为后辈依归的，不过十人。其中五六人，本来就没有劝诱他人的心意，即使有卓越奇特的贤才，也当然无法被人知道。其余的人即使有时知道贤才，想替他向别人荐言，又怕别人不相信自己；因别人不相信，又产生疑虑而不再相信自己；自信尚且不坚定，何况说能够坚定地知人呢？因此第二次去见他，也许不如第一次；第三次去见他，又不如第二次。像张燕公对于房太尉、独孤常州对于梁补阙那样，始终不曾见到有一个人做到。这样看来，不只是后进之人学识浅薄、文辞鄙陋的罪过，也还是先达称誉、荐进后辈的方法有所不到。孔子说：“举荐你所知道的人。”古代君子对于别人的善处，害怕自己不能知道；知道以后，又以不能举荐为羞耻；能够举荐，又以不能成就他为羞耻。像我这样，困穷卑贱、质朴迟钝，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既然已经被阁下所知，怎敢不按照古代君子的道理，对阁下有所期望呢？不再详说。翱再次拜谢。○与陆亻参书 李观的文章达到这样的程度，官位只做到太子校书郎，寿命只到二十九岁；即使在当时世俗中有声名，他死后真正深知其文章造诣的究竟是谁呢？确实啊，天地鬼神对于善人竟如此无情，对于罪恶又如此不加惩罚，行善的人将归向何处呢？我把这个人的文章写下来赠给兄长，大概是想念君子能够知晓我。我平生没有机会同李观往来，等到他死后才见到他的文章，曾说假使李观能够长寿，就不会远在扬子云之下。我写完自己的文章次序，忽然希望李观的文章也能被您知晓，所以把《苦雨赋》附写在前面。正在下笔时，又得到吟咏他的文章的机会，那么李观即使没有长寿，也并不太远于扬子云了。写完《苦雨》的辞句以后，又想起我的朋友韩愈；他不是当世的文章，而是古代的文章，也不是当世的人，而是古代的人。他的辞采和意旨恰相称合，那么自孟子去世以后，也没有见过超过他的。每当他下笔时，好像别人在迅速替他书写；诵读他的文章，确实不会过分称赞，他的辞句就是能达到这样的程度。我曾抄写他的一篇，题为《获麟解》，其他文章也可以由此类推而知。穷困忧愁不能没有所述，恰好有文章寄给弟弟正辞，写到结束时，自己也觉得不很低于平常所作的，于是也抄写下来赠给兄长；也只希望您读一读李观、韩愈的辞章，或许能详细了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翱拜了两拜。

译○答侯高第二书 您的回信寄来时，正好我同一两个朋友饮酒，非常快乐，所以没有及时回复。把您的信读了三遍，感叹不止；如果不是您非常爱护我，并且希望我活着、使我的道得以光明，那么您怎么能够写出这样为难而又无忧惧的言辞呢？前一封信之所以不接受您的意见而反驳它，是为了阐明我的道。我的道不是一家一派的道，而是古代圣人所遵循的道。我的道受阻，君子的道就消亡；我的道光明，尧、舜、文王、武王、孔子的道就没有在世间断绝。前一封信如果同您的话混合在一起、说成相同的言辞，就如同宫声商声变成同一种声音，道又凭什么得到阐明呢？所以我故意拒绝您的言辞，知道您一定会因我而愤懑，再写信申述自己的意见。您再三教我顺应时势来实行道，所谓时势，是仁义的时势吗？还是浮沉进退的时势呢？如果合乎仁义，那么我的道有什么需要屈曲的呢？如果顺应浮沉进退的时势，就必定要乘着波浪、随流而动、看风向高低起伏；假如这样，即使您见到我，尚且不会认识我，何况天下人呢？不修明我的道，却求得世俗容纳，这种志向也不远大。所以君子若不是仁义，就无所作为。如果有一时的祸患，古代君子并不忧患。我的道是学习孔子的道；孔子尚且在匡地受困，在蒲地被围，在桓▯遭伐木之辱，被鲁国驱逐，在陈、蔡之间断粮，难道孔子不知道屈伸进退的道理吗？所以贤与不肖，是由我自身决定的；富贵与贫贱，以及道能否实行，则有天命。君子端正自己而等待天命罢了，即使圣人也不能取得世俗的容纳。因此孔子对仲由、子贡说：“《诗》说：‘不是犀牛，不是老虎，却在那旷野上奔走。’我的道难道不对吗？我为什么会处在这里？”子路回答说：“莫非是我们还没有做到仁和智，所以人们不相信、不实行我们的道吗？”孔子说：“有这种道理吗？假使仁者一定会被人相信，哪里还会有伯夷、叔齐？假使智者一定会得到实行，哪里还会有王子比干？”子贡回答说：“先生的道太广大了，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够容纳，何不稍微降低先生的道呢？”孔子说：“好的农夫能够播种，却不能保证收获；好的工匠能够精巧制作，却不能保证顺利完成；君子能够修明自己的道，把它纲举目张、统摄整理，却不能使自己被世俗容纳。你不修明道，却求得容纳，赐啊，你的志向不远大了。”这是对颜渊说的，也可说是对由、赐、颜渊说的。颜渊回答说：“先生的道太广大了，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够容纳；即使如此，推行它、实行它，不被容纳又有什么忧患呢？” 道没有得到修明，是我的羞耻；道已经大大修明，而世间不采用，是掌握国家者的羞耻。不被容纳有什么忧患？正因为不被容纳，才显出君子。”孔子大概是在感叹这件事。孔子的门人有三千人，他的圣德已经达到那样高的程度，真正了解孔子的，却只有颜回；颜回学习他的道，却也不能达到他的境界。既然如此，我的道，天下人怎么能相信并实行呢？您说：“西伯、孔子是什么样的人？都用柔和的气势、含蓄的言辞，一同采用明夷之道来躲避祸患。这样的人难道是浮世中的邪人吗？”西伯是圣人，被拘于羑里，几乎不能免祸；孔子是圣人中最伟大的，他的屈辱困厄如前面所说，哪里有能够取得世俗容纳的地方呢？所以说行为要高危，言语要谦逊，用来远离祸害；他们的道就是如此，至于是否能够由此远祸而必定获得容纳，我不敢知道。并不是只有我不知道，孔子也不知道。我的道困穷，就以仁义为乐并安处其中；如果得到任用，就把它推行于天下。哪里只是天下呢？还要使后世的人，大大从我的功业中得到益处。上天生我，也一定是有意图的。难道是想使百姓的视听愚昧吗？如果是这样，我将忧病而死，又哪里能够伸张我的道呢？如果是想使百姓有所听闻，我又怎么敢推辞呢？既然如此，我的道能否实行，都是命运，我自己不能知道，天下人又怎么能伤害我呢？您又说：“您是夷、齐之道。”按照我先前所说的，也足以免于祸患，所以不再有所申说。至于韩、孟和您对于我，都是亲近而了解我的人；假如大家异口同声，都像您所说的那样，那么我在天下众多人中就还没有一个知己，怎么能与我的内心相合呢？我不是不相信您所说的话；相信您，就会使我的道不能光明；想要默默不言，那么道就没有传布的地方了。您的道，您应当自己实行，不要拿来教诲我。

译○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 翱拜了两拜。齐桓公不怀疑自己的臣子，信任管夷吾，于是称霸天下，攘除夷狄，匡正周室，使灭亡的国家复存，使荆楚归服，诸侯没有不来朝见的；信任竖刁、易牙，国家便混乱，自己死后不得安葬，五位公子争夺君位，兄弟相继相攻达数代。齐桓公信任臣下，本是同一种做法；所信任的得到合适的人，德行就能上达天地，功业惠及后代；没有得到合适的人，连自身也不能保全。知人实在不容易。哪里只是霸主如此，即使圣人也不能避免。帝尧时代，贤能与不肖都站在朝廷上；尧能够知晓舜，于是放逐驩兜，流放共工，诛杀鲧，窜逐三苗，起用禹、稷、皋陶等二十二人，任置于高位。因此尧死后三年，四海停止八音，后代的人都称他为帝尧。假使尧不能知晓舜，反而把驩兜、共工一党尊置朝廷，使禹、稷、皋陶等二十二人不能任用，那么尧将连齐桓公也不如，哪里还能说“大啊，尧作为君主！只有上天最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它，他的德行广大，百姓无法称述”呢？《春秋》说：“夏灭项。”是谁灭了它？大概是齐国灭了它。为什么不说“齐灭了项”呢？是为了替桓公避讳。《春秋》替贤者避讳；这是灭掉别人的国家，哪里称得上贤呢？君子憎恶恶行，从其开始时就嫉恨；喜爱善行，则乐于看到它最终完成。桓公曾有接续绝世、保存亡国的功劳，所以君子替他避讳。接续绝世、保存亡国，是贤者的事情；管夷吾被任用，所以能够做到这些；竖刁、易牙却不能。假使桓公起初不任用管夷吾，末了却有竖刁、易牙争夺权力，死后不得安葬，扰乱齐国，那么他就是幽王、厉王一类的诸侯了。开始任用贤者，却终身替他的恶行避讳，君子乐于任用贤者就是这样；开始不任用贤者，以至终身都如此，只希望后世掩盖自己的过错，那就微薄了。那么身居上位、把德泽流布给百姓的人，有什么劳苦呢？只需劳心于选择贤者，得到合适的人，把他置于上位，使天下都受到教化罢了。如今天子的重臣中拥有方圆千里封地的，有谁像执事这样喜爱贤者而不知疲倦呢？您得到的人才大概也很多，但其中有些可以求取却没有取用。陇西李观，是奇士；我听说执事知道他的贤能，正要任用却来不及，而李观已经病死。昌黎韩愈，得到古人的遗风，明白治乱根本的由来；我又听说执事知道他的贤能，正要任用却来不及，而韩愈被宣武军节度使任用了。李观、韩愈都是豪杰之士；这样的人并非时时出现，自古以来天下也有数百年没有像他们这样的人。执事全都能够认识，却全都没有任用，我实在替执事感到可惜。哪里只是我一个人如此，后世读前代记载的人，也一定会有许多人替执事感到可惜。如今有平昌孟郊，是守正的士人；我听说执事从前就知道他。孟郊写五言诗，从前汉李都尉、苏属国以及建安诸子、南朝二谢的诗体，他都能够兼有。李观在荐孟郊给梁肃补阙的信中说：“孟郊的五言诗，其中高妙的地方，在古人中没有比得上的；其中平实的地方，回头看还在二谢之下。”韩愈送给孟郊的诗说：“作诗三百首，杳默咸池音。”那两个人都是懂得诗歌的人，难道会欺骗天下人吗？孟郊贫穷饥饿，不能安适地奉养父母，走遍天下也没有遇到知己，于是作诗说：“吃荠菜肠子也苦，勉强歌唱声音也没有欢乐。出门好像有所阻碍，谁说天地宽广？”他的困穷实在太严重了。又有张籍、李景俭，也都是奇士，没有听说阁下知道他们。凡是贤人奇士，都各自有所倚恃，不肯苟且迎合世俗，因此即使见到他们，也难以知道他们的贤能。见到而不能知道他的贤能，就等于没有见到；知道他的贤能却不能任用，就等于没有知道他的贤能；任用了却不能竭尽发挥他的才干，就等于没有任用；能够发挥他的才干却容忍谗人从中离间，就等于没有发挥他的才干。所以，见到贤者而能知晓，知晓而能任用，任用而能尽其才，又不容谗人从中离间，这样的人，天下只有一个罢了。如今有两个人都来求见：一个是贤士，一个是平常人。如果接待他们的礼数不加厚，贤士就会离去，而平常人却会天天来；何况如果对平常人更加优厚，那么善人还求什么才会来呢？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像好色那样好德的人。”圣人不好色而好德，这是第一等；虽好德却不如好色，这是次一等；德与色同样喜爱，又次一等；虽好德却不懂得好色，这是下等；最严重的是不好德而好色，这就无可救药了。有人告诉天下人说：“某处有位女子，是举世无双的美人。”天下人一定会竭尽力量去求取她，毫不吝惜。有人告诉天下人说：“某处有个人，是国士。”天下人却不会一同前往见他。这难道不是不好德而好色吗？贤者本来就应当有办法区别于天下一般人。孔子研述《易》，制定《礼》《乐》，删定《诗》，编次《书》，撰作《春秋》，是圣人；他在百世以前奋发而起，他所教化的人如果不遵行他的道，就会成为夷狄之人。然而孔子的庙还在，虽然贤者也不能天天前去拜谒，因为它对人的益处很少。所以，对人没有益处，即使是孔子的庙，尚且不能早晚奉事，何况天下一般人呢？如果有所期待于人，却不能以礼对待善人良士，那还不如没有期待。唉！人的寿命长短，不能预先约定；郊将来也可能被别人所得而在世上大有作为，也可能短命而死，这些都无法知道。这两种情况中，最终若有一种落在郊身上，将来执事必会为他惋惜，那就无法挽回了，执事终究不能任用他；即使后悔，也无可奈何。翱是贫穷卑贱的人，说话直率而不谦让，本来不应当说到这个地步，只是为了维护道的存在罢了；不直说，就不足以伸张道。我并不是喜欢多言的人。翱再拜。

译○与淮南节度使书 翱自十五岁以后，就立志于仁义。读到孔子评论高足弟子的地方，没有一次不把推及万物作为首要之事；不能克制自夸、好胜、怨恨、贪欲，就不能算仁。管仲没有为子纠殉死，后来又辅佐子纠的仇人，但功劳惠及天下，孔子却说：“像管仲这样，也算仁了。”又说：“由果断，赐通达，求多才，在处理政事方面还有什么困难呢？”既然如此，那么圣贤对于百姓，都像看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教他们实行仁，这是父母的道理；从来没有不推及众人的。近代以来，风俗崇尚文章，求学的人把抄集文章作为取得科第的资本，哪里曾知道“不迁怒、不贰过”才是治学的根本呢？入仕的人把圆融和顺当作求取富贵的道路，哪里曾把仁义和广施恩惠作为根本呢？因此，《经》的旨意被抛弃而无人求索，圣人的心意被置于外而无人讲论；办事的人被称为良吏，善于迎合时势的人被称为通贤，仁义教育的风气于是扫地而尽。百姓困苦贫穷，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州郡发生动乱，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我私下曾为此忧虑，所以做官时不敢苟且沿袭旧例，一定要探究根本，以抚恤养育百姓为心，以收敛豪强官吏为务，以法令自我约束，以知足自处；凡有利于众物的事无不去做，凡有利于私人的事无不斥责。同当时的人相比，我也知道自己颇为不同；但想到要赶上古人，却连十成中的一二都没有达到，这才是我所遗憾的。自从到任以来，有些条目已经改订并上报，也有些细小的侵害百姓利益之事，明显暴露出从前过失太深；没有改订上报的，即使还未完全革除，也已经除去了十分之九。只有两三件事，必须请有关司署处理，已经上报，却还没有得到裁定下达。谨此具呈公状，如果一并赐予裁处，那么本州地方就没有弊端了。古人有屈于不知己者而伸于知己者的说法；翱虽不肖，既然已经蒙受十一叔如此知遇和奖掖，又怎敢不说呢？翱再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卷六百三十六 ☆李翱（三） ○贺行军陆大夫书 某月某日，布衣李翱寄上祝贺的书信，谨再拜大夫阁下：我私下听说，阁下罢免宰相之职后，使汴州人把邓惟恭押送回京，奏请天子裁定他的罪轻罪重以及生死。恭读诏书，免除惟恭的死罪，让他永远在汴州做平民。翱在九月时上书宰相谈论政刑，其中有一句说：“亲戚如果怀有二心，杀掉也可以，何况怀有二心而又不是亲戚呢？”当时惟恭还在任，所以没有直书其名，只含蓄地说了这句话。这样看来，惟恭的罪恶，四方都已经听闻，实在太严重了。唉！祸乱的根本既已铲除，从今天以后，汴、宋、颍、亳之人应当没有事了。岂只是汴、宋、颍、亳之人，实际上天下人都将受到好处。从前阁下任建州刺史时，使人民丰衣足食，并且懂得廉耻礼义，治理太平，天下第一。您任信州刺史时，也同建州一样；任汝州刺史时，也同信州一样。汴州百姓苦于您的治理而失去对您的信任，已经十五年了，时间久了就不容易改变；也只有阁下勤勉不懈，才能使汴州再次像汝州一样。天下人没有谁不感到万幸，而翱则为万世百姓感到喜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些住在陋巷、穿着短褐、亲自学习古道的人，同朝廷的藩翰大臣、王公卿士相比，不过是嘴里从未吃饱肥美甘甜的食物，身体从未穿过华丽的绮纨，眼睛从未欣赏过绚丽的色彩，耳朵从未享受过悦耳的音乐，居处从未住过华屋，出游从未乘坐乘黄，俸禄利益从未进入家中，姓名从未得以上达天王，也不过如此罢了。至于忧虑天下的艰难，庆幸天下的和平，以天下百姓的安乐为乐，希望亲身达到仁寿之境，盼望九夷八蛮解开辫发、除去椎髻，与中原同车、遵循旧有的文字和车轨，那么即使是朝廷的藩翰大臣、王公卿士，也未必都胜过那些住陋巷、穿短褐、亲自学习古道的人。假如一定都能如此，那么天下的道理就会日新月异地变化，可以像回声应和声音一样迅速。因而，天地山川草木鳞羽的祥瑞中，只要有一种可以作为太平的符瑞；时政中只要有一项可以教化百姓；藩屏之臣中只要有一人能够长久推行教化，我就没有不私下喜悦的。万类孕育之中只要有一处伤害和平之气，夷狄蛮戎的习俗中只要有一处违背道，时政中只要有一处不利于百姓，我就没有不私下忧惧的，何况是更远大、更严重的事情呢？天下的一件善事，本来不足以使人喜悦；然而善事积累得多了，太平的基础也就可以希望了。天下的一件不善，本来不足以使人忧惧；然而不善积累起来，颠覆的形势就将近了。太平的基础和颠覆的形势，正是从政者所喜乐和忧惧的；它们同布衣守道之人所承担的不同，就像耳朵不能主管色彩和纹饰一样。但能够理解这些的人，亲自学习古道、懂得古道的士人，本来就同天下百姓共同忧乐，不敢只顾自己的私心。翱虽不肖，却从未有片刻动心而不努力践行这些道理，因此为万世百姓忧乐，也只是希望阁下稍加留意罢了。翱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