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百三十一

译《汉祖吕后五等论》有人说：汉高祖建立五等爵制，分封异姓，这个计策正确吗？吕高后立非刘氏的四位王，这件事合乎道理吗？试着论述如下：思考治理而厌恶混乱，是治理国家的常理；避开危险而趋向安定，是保全生命的大原则。然而制定事业、谋划长远，要随着教化变化、顺应时机；是非有毫厘之差，得失却会造成兴亡的区别，难道不是这样吗？考察汉高祖建立汉朝这件事，他以秦朝灭亡为殷鉴，却没有给宗族封一尺土地，反而把子弟立在空虚之地。因此枝叶众多却没有互相援助，孤立的根本容易被拔除，封建诸侯的想法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又因为他认为大业可以凭武力取得，帝位和神器是命运归属的结果；他想把四海全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而独享富贵，把天下郡县都纳入自己的欲望之中，于是外面受到异端的诱惑，内心便产生了疑虑并形成计策。等到看见众人的心意彼此阻隔，私下议论逐渐兴起，他才恰好醒悟到天下不能由一人独自治理，专擅的欲望不能压倒众人。于是分割利益，推施恩惠，先封雍齿为侯；此后将士们收敛心意，不再怀有反复之心，豪杰也停止了异动的念头，知道很难再撼动汉朝。五等爵制于是实行了。此后车驾和龙旗都属于王室宗亲，绣有黼纹、系着朱色蔽膝的贵人则是功臣子孙。君主获得世代相传的利益，百姓得到安定的君主；上面敦厚父子般的爱护之情，下面凝结一体同心的信任意志；诸侯形成犬牙交错的稳固形势，平民断绝了乌合而起的举动。这就是这个计策正确的原因。既然创立五等爵制的主张，为什么又不遵循三代的典章呢？封地疆土过于广大，防范的堤坝便会向下渗漏；权势可以与京师相抗，制度上形成与中央对等的国家。过分放任，便会开启陵驾、僭越的端绪；倚仗强大，便会促成彼此争斗的征兆。贾谊为它将要造成的混乱而痛心，晁错忧虑它必然带来危险，最终使诸侯丧失节制，使朝廷愤怒而猜忌，这就是这个计策错误的原因。况且中兴的君主，不应让先祖开创基业的功勋受损；成就大事的臣子，也有辅佐君王建立事业的高功。因此礼乐大为完备，就应当采用革新的原则；琴瑟失调，就应当革除因循旧制的弊法。观察孝惠帝死后吕高后临朝称制的情形，如果封侯封王给吕氏诸人，有什么不可以呢？当时应当按照亲疏次序安排禄位，缩小他们的封国以求全保，削弱他们的势力以远离祸害。而陈平、周勃也分封土地，授予爵位；将相的后代发誓同山河一样长久，外戚与皇室的封国和睦如同唇齿，预先堵住觊觎之心，不走猜忌嫌疑的道路。等到重新扶立明主，决断出自自己，谦让于高祖长陵，不辜负先帝，哪里会有齐国军队伺机观变、代王府危疑不安的事情呢？这就是这个计策正确的原因。灾祸长期积聚，事物不能有两个同样强大的中心。吕氏势力强盛，掌握汉朝的权力，专门控制禁军以等待可能发生的疑变，执掌大政以招致毁谤；对异姓诸侯犹豫防范，蓄养奸人以等待间隙，使大臣惶恐急迫，彼此侧目相视，自己投入机会和陷阱之中，实际走上忧患之路，这就是这个计策失败的原因。唉！事物有因增益而受损的，也有因减损而受益的。凡人面对事情往往迷惑，回看过去便会明白。假如当初汉高祖和吕后能够观察已经发生的形势，消除当时的疑虑，决定万全的策略，杜绝尚未萌发的祸患，那么孝惠帝、文帝之间就不会有刘氏和吕氏的灾难；哀帝、平帝末年，也会有晋、郑这样的贤臣可以依靠。何况周勃、陈平等诸家与汉朝休戚相关，百姓和贤士仍然思念汉朝的恩德，歌颂也没有改变。即使天命的兴亡，谁能使它明白可知呢？然而只要人的谋略周密协和，就一定不会有后悔了。《三名臣论（管仲、乐毅、诸葛亮）》有人问李翰说：“从前诸葛亮在南阳抱膝长吟，作《梁甫吟》，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而州平、元直也认为确实如此。虽然他们的才略境界很少有人能够窥见，但遗留下来的事迹仍然可以看见。这三位名臣，难道也有优劣之分吗？希望听听您的说法。”李翰推辞说不敢回答。问了再三，提问的人坚持请求。不得已才回答说：“这哪里容易说呢，这哪里容易说呢？眼光小的人不足以议论大的事物，见识近的人不足以衡量长远的事情，怎么能随意议论大贤呢？然而掌握律管的人可以测候四时的征兆，测量日影的人可以知道千里范围的尺度。察考细微而观察显著，由虚处考察实情，或许可以容许我在这里寄托一些比拟的话。依我推测，管仲不及乐毅，孔明大约在二人之间吧。”问的人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从前管仲辅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得到匡正，振兴齐国、成就霸业，尊崇周王、勤于王事，功劳多么盛大，仁德也达到极点了！诸葛亮收拾荆州败军残部，制定联吴的策略，联合抗魏而取胜，奉先主向西进入剑门；一开始任职便使天下形成三分之势。他辅佐拥戴后主，继承修治旧日功业，使刑法政令在偏远地区得到信服，使他的德行感动并振兴中原；即使国运短促、事业中途受挫，王业几乎也已经成功。乐毅一度做燕国将领，才干胜过刘师，却在两座城之间遭受挫败，在两个国家之间陷入狼狈；军队未能振作整顿，他本人最终逃亡。先生却独独推重诸葛亮，把他列在两位贤臣之首，这实在是我不能理解的，难道有什么道理吗？”李翰回答说：“您所问到的是事情的末端。若论功劳，确实如您所说；若论才干，却不是这样。才干产生于时代，功业要靠机运成就，本来就有才干优异而功业微小的，也有机运合适而才干较差的。首先应当以道德作为标准，看他始终是否合乎正道，辨察他的邪正，观察他的进退，然后事情才能明白。管夷吾处在毁乱的时代，辅佐有过失的君主，使功业惠及诸夏，恩泽施于百姓，确实可称美好。然而他借助建立功劳来报复仇敌，急于实现自己的目的；放纵奢侈、逾越礼制，可以看出他器量不足。所以孔仲尼虽然称许他的仁德，最终还是认为他的器量小，只能做霸主的辅佐，大概不是辅佐王道君主的良臣。孔明从容自持，经过三次拜访后才出山。他筹划的事情一定恰当，建立的事业一定成功；事情艰难而功业通达，君主昏暗而国家得到治理，军力弱小而强大的邻国畏惧归服，功劳巨大而本朝不疑，这些都很难做到。然而考察他的军令，追寻他的用法，可以看出他一定要等到收复中原之后，才厚赏功臣、宽缓刑罚。元德常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重用，最终却导致了败亡。这就是说，他在办成事情方面成功了，但还没有完全合乎大道；在自我修养方面有所取得，却还没有真正审察他人。乐毅一战攻下齐国，剩下两座城没有攻克，便用德行对待它们，用礼义收服它们；在攻取之际舍弃权宜之计，在军旅之中实行王道。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事业规模却也很宏大。

译假如昭王没有死，惠王没有疑忌他，那么他的功劳就不可估量了。夏侯太初已经把这件事论述得很详尽。等到乐毅逃避燕国的责罚，逃亡到赵国，赵王问他谋划攻取燕国的策略，乐毅流着眼泪回答说：‘我从前侍奉燕昭王，就像今天侍奉大王一样。即使千秋万岁以后，我尚且不敢侵犯他的奴仆，何况还要谋害他的子孙呢！’于是放弃俸禄，连夜逃走。长者的话多么美好，可以说他把俸禄看得不足珍惜，不以荣华为意；保全自身而不违背道义。把他同那两个人相比，不也更高明吗？君主的恩宠不是臣下能够谋求的，天命又岂是活人能够控制的，怎么可以用功业的成败来判断才干的高下呢？况且机运有通达和闭塞，命运有长短，这大概是上天的意思，难道是人力所能决定的吗？从前韩信将要攻打魏国，问道：‘为什么不任用周叔做将领呢？’听说魏王不用他，韩信便非常高兴。假如魏人任用了周叔，那么汉军就不敢渡过黄河了。这样看来，周叔的才干也属于韩信一流，只是最终埋没而来不及闻名。古代才干极高却功业不显著的人，又哪里能一一说尽呢？我的长兄御史君，具备纯厚至诚的德行，拥有经世致远的才干，常常为周叔、韩信之间的际遇而感慨愤懑，在管仲、乐毅的时代遨游吟咏。他用忠信守持自身，用礼乐修饰文德，胸中蕴藏辅佐调和天下的大谋略，把安定济世当作自己的责任。进身时恰逢国家有难，谋略不能施行；退居时又遭遇家中艰难，哀痛毁伤超过礼制。他的官职只做到元士，寿命止于中年，地位没有升到朝廷，名声也没有写入史册。这样的才干，究竟是才干的问题，还是机运的问题？谁能看见三分天下、九合诸侯的优劣，像乐毅辞别燕国、回答赵王那样判断进退呢？由此看来，便完全可以明白了。”提问的人叹息着退下。《难进论》宾客身带锦囊，手握兰草，收敛宝剑，怀抱美玉，孤高自守，沉默不言。主人觉得奇怪，问他说：“我观察当今的士人君子，都希望迅速进身，仪表一定极尽修饰。可是您望见权贵之门，似乎有所疑惧；来到庭院，似乎又有所害怕。您隐藏文采，收敛芬芳，遮掩光辉，藏起锋芒，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另有原因吗？”宾客说：“顺应时机而行动，良好的机遇不是凭智力可以求得的；把才器藏在身上，知己也不是凭力量可以招致的。有足以辅佐天地的道术，却不能用于世人；行为足以响应神明，却不为世俗所信任。我所以等待宽和的脸色，窥伺清静宴饮的空闲，希望借助您的身边，难道是想等待宾客引见吗？有时终身不遇，难道只是片刻之间的事情吗？”主人说：“我正运思深远，精神驰骋于极远之处。巨大的蛤蚌潜藏在深海之中，我还要剖开它来探取珍珠；灵龟巢居在美好的树林里，我还要灼烧龟甲来寻求征兆。何况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人呢？蟋蟀等到秋天才鸣叫，蜉蝣乘着阴气才出现，难道还要借助身边的人，求取引见的机会吗？可是您却被世俗流行的议论牵制，忽略常道的要领，难道是安于那种诡诈随俗的行为，昏昧而不能察知这个道理，因而有所感慨激愤，才说出这样的话吗？”宾客说：“主人可以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考察言语、观察行为，是下位者用来向上位者通达的途径；言语有邪正，百般思虑彼此纠结；行为有是非，万种变化错杂不齐。忧患不能用一条途径来验证，悔恨也不能用一个道理来证明。有些士人上面没有人援引，下面没有朋党，以礼义作为盾牌，以忠信作为铠甲；见到利益不损害自己的本分，见到祸害也不改变自己的操守，依凭必然可行的谋划，耻于求托关系而进身。又有一些人随从世俗而浮沉，随着外物而增减厚薄，洁饰衣服，夸耀车马随从，低头抬头周旋于权贵之门，曲意逢迎于富贵之家；人们只玩赏他的外在装饰，谁能察看他的内心？这样看来，规规矩矩地行走，不如抄近路那样迅速通达；一番推辞、三次谦让，不如苟且迎合那样容易亲近。依仗权势、走邪路的人，具有抢先发声的优势；难于进身、容易退处的人，却只能积累错失时机的悲哀。这是主人应该首先察看的一个方面。有些士人履行敦厚美善，佩带礼义文章，浸润于德教的泉水，栖息在道德本真的境域。然而他们委身草野，沉迹蓬屋，地位低下、名声卑微，声誉不能传到权贵身边；他们含藏光辉、蓄积锋芒，身价在当时没有上升。即使折节求取

译容纳，毁誉不顾而求得合群，行为也因党羽少而衰落，才干也被世人遮蔽。又有些人以培植交游、沽名钓誉为事，凭借功臣后裔、外戚后代的身份，经过宫阙，排入朱门。他们像燕子展开双翼、凤凰飞翔一样，向邹阳、枚乘那样的名士请求言说；明明虎皮包着羊的本质，却借助崔骃、司马相如之类的言论来装饰自己。然而悠悠世人无不仰望声名、奔走追随，凭借余响而随风倒向。趋向声名而背离实际，是人的常情；探求隐微之处，却是时代所少有的能力。农夫得到玉石，会惊异于屋檐下的光辉；灵蛇献上明珠，反而招来按剑的怒意。这样看来，遵循古人的美好事业，竟像陈旧的刍狗一样被弃置；讲说先王的法言，竟像屠龙之术一样没有用处。这是主人应该察看的第二个方面。有些士人聚集精神、集中心思，在事情尚未显现时用尽智慧谋划，在祸患尚未形成时便加以忧虑；探求玄妙道理的本源，培养浩然正气，冥然立于众人情态之上，独自与大道为邻。又有些人逞弄变化，炫耀奇异，谈论诡谲之说。文章雕琢华美，辞藻纵然光彩耀眼，却不思考如何创作能够垂示教训，只期望震动听者、惊骇观者。繁复的声响会压倒雅正，讨好的容色会迷惑真实。绳子太短，不能汲取深水；纸张太小，不能包容大的事物；曲调越高，唱和的人越少；技艺越低下，得到的赏赐反而越多。这是主人应该察看的第三个方面。有些士人表现出矜持庄重的神色，发出刚正耿介的言辞，披露内心的苦闷，抒发愤懑的思想，竭尽精锐，献出内心的真诚；他们纠正弯曲、推举正直，深刻而恳切地陈述，扩大法度的范围，剪除淫靡奢侈。又有些人遇事不问可否，顺从它就像水流一样；他们说话不分是非，别人怎样便随声应和。广泛访问、远相援引，却不综合成败的关键；空泛地赞美、粉饰错误，只把苟且取容作为准则。吉祥善良的人言语少，浮躁的人言语多。歌颂恩德、记载功劳，容易用辞藻加以修饰；防止邪恶、指责弊病，却有时会触犯忌讳。逆耳的言论，能够容纳它的人很少；讨好的巧言，令人喜悦的人却很多。这样一来，巧辩谄佞的人得到进用，忠诚正直的人却退处而困顿；这是主人应该察看的第四个方面。有些士人怀有经世济民的谋略，蕴藏辅弼调和的才干，却把自己比作不相称的人物，处在不合适的职位上。那些只知琐屑聚谈的人，发出喧闹聒噪的言辞；那些结伴并行的人，只会效法奔走趋奉的技巧。让骏马去捕老鼠，不是用来施展它奔驰的长处；用牛鼎去煮鸡，难道还能与普通器具不同吗？这样看来，含藏文采而秀异发出的人，深藏的思想混杂在一起而无法分辨；默默通晓玄妙大道的人，幽深的旨意隐藏着而无人开启。这是主人应该察看的第五个方面。有些士人所说合乎事理，循着正道来进身，却遇到关塞不通，才能与职位不相适合。有人把小人的长处当作君子的短处；有人因为自己不能通达，便不相信别人能够做到。于是道理的源头被遮蔽而不能流通，心灵的境界空旷而不能相接；辩才即使能博辨万物，也不能解除别人疑惑的言辞；智慧即使能够贯通天地，也不能施展自己长远的谋略。所以俗话说：‘谁能替他做成，又有谁让人听见他的才能呢？’ 这是主人应该察看的第六个方面。况且春天种下桃树李树，秋天便收获果实；春天种下荆棘蒺藜，夏天便被它们的刺所遮蔽。果实尚未成熟时，它们同样都是后土所生，也同样沐浴阳和的恩施。不种植栽培，一年到头就缺少甘美食物的丰盛；不砍除、不耕耘，细小的枝芽最终会成长为合抱的大患。真正聪明有才智的士人，匡正时局、尊奉君主的臣子，难道可以不深思吉凶，深入探究得失吗？可是有些人安于近处的禁中，玩弄浮华的名声，忘记最高的道理而喜欢夸大的言辞，以能辨别伪饰为高贵而厌恶恳切正直的话，外在依仗地位欺凌他人，内心自负而轻视士人。这就好比荒废春耕却等待收获，驾车向北却要到南方的越地去。于是，提倡奖励贤能的意旨从未改变，实际取舍贤能的关键却从未相同，只是徒有喜好贤才的名声，始终没有任用贤才的实际，也实在可悲！这样的人还谈得上什么进用呢？”主人说：“如果是这样，行为不一定能够通达，言语不一定能够显扬，贤人长期沉抑便成为常态，良士也没有登用进身的道理，那么将用什么来革除这种弊病、求得通达呢？”宾客说：“为

译什么会这样呢？扬起风扇动万物，清音浊音一定各自显出回响；悬挂明镜来照见形体，美丑都无法隐藏自己的形貌。如果能够使气量坦荡，使内心清明，先公后私，舍弃名声而责求实际，得其精神而忘其外象，疏远谄佞而接纳忠言，那么君子就可以被识别，不仁的人自然远离。

译于是沿着平坦的道路来招纳那些被遗弃的人才，统摄整治茂密的树林来砍伐其中高出的良木，那么还有什么才干不能被举用，还有什么技艺不能被发扬呢？由此可知，出仕和退藏各有适宜，取舍也各有分寸。实行仁德在于自己；芝兰即使生长幽僻之处，也会自然散发芳香。您如果真正喜好贤才，珠玉即使没有脚，也会自己到来。明白这个要领，还有什么可问的呢？”主人猛然醒悟，向宾客道谢后退下，斋戒居处三日。撤去钟鼓，远离宴饮私聚；怀抱谦下之心，除去骄傲自矜的神色；梦寐以求正直之士，如饥似渴地盼望直言。然后准备礼仪，延请宾客，登堂询问。此后言语能够实行，谋划能够采纳，于是家得以安定，国家得以治理。《凤阁王侍郎传论赞（并序）》论曰：王氏的先祖，大概出自周朝；从后稷、公刘，到太王、王季，以及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历代圣王光辉相承，成就了周王业。所以能够预卜国祚传三十世，年数达到七百年，这是上天的命运。往下到周灵王，虽然他的德行衰微，但天命还没有改变。当时有太子晋，在伊水、洛水之间登仙；他的后代子孙于是都称为王氏。考察他们绵延的世系，不也很久远吗？后来姬氏气数已尽，战国群雄蜂起，有错做魏国将领，白起做秦国将领。他们都凭武功辅佐霸业，宏大的谋略和长远的计策，魏、秦两国都依赖他们。从秦到汉，有王吉、王骏，都是汉代的名贤；从汉到晋，有王览、王祥，都是晋室的公卿辅弼。后来徐州刺史吕虔征召王祥为别驾。吕虔有一把佩刀，工匠为它相看，认为这是三公之才应当佩用的器物。吕虔对王祥说：‘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刀也可能成为祸害。您有辅佐三公的器量，所以把它送给您。’王祥坚决推辞，不能推脱后才接受。王祥在魏国任司空、太尉，封睢陵侯；晋武帝即位后，授任太保，爵位为公。他年过八十，赐给凭几，可以不必上朝，是国家的元老。王祥临死时，把佩刀交给弟弟王览说：‘你以后一定会兴盛，足以配得上这把刀。’ 王览任光禄大夫，封即丘子，门前设置行马。王览生王裁，任抚军长史；王裁生丞相、始兴文献公王导，辅佐中兴，迁都建业，元帝倚重他，委以宰相的职责，于是王氏在江左兴盛起来。王氏嫡系中，有王悦、王洽、王▯、王珉，以宏大高雅、清明明亮而受到当时推重；旁支中，有王浑、王戎、王衍、王经，以旷达坦率而高出众人。至于器宇崇高远大、风采鉴识明朗的，就是宋朝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特进、豫宁文侯；忠诚肃敬、恭谨美善、宣扬仁慈、惠爱和顺的，就是宋朝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开府、豫宁忠敏侯；能够开拓万物、成就事务，治理大地、经纬天下的，就是齐朝中书监、尚书令、太尉、南昌文献公；廉洁正直、澄澈清白、恬淡谦虚、简约温润的，就是梁朝侍中、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令、南昌安侯；仪表英美、姿态出众，通晓机宜、才艺敏捷的，就是梁朝侍中、金紫光禄大夫、五兵尚书、南昌章侯；博学高才、文章宏大、辞藻华美的，就是周朝内史、太子太保、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空、司徒、石泉康公；有典章、有法则，如圭如璋的，就是隋朝安都郡太守、石泉侯。道德风韵清雅和穆、德行声誉光明美善的，就是太子舍人、荆王府司马、皇朝追赠魏州刺史的那一位。其余支派如枝分叶散，或如高山耸立，或如河流奔涌；孝行的典范、忠诚的规范、仁爱的声誉、义烈的节操，都十分显著。女子成为帝王的妃嫔，男子娶王室公主；公侯保辅的尊贵，尚书令、仆射、九卿、郡尹的显贵，都集中于一门。佩纽龟印，声鸣玉佩，身着紫衣，乘朱色车轩，显赫荣耀世代相连，盛盛多多、光彩弥漫。即使市朝屡次更改，也没有衰替；即使舟壑突然迁变，也没有改变。衣冠礼乐，百代相传而可以并肩；人物风流，四海仰望而伸长脖颈。难道不美好吗？即使再加上鲁国三桓的子孙、郑国七穆的宗族、晋国的乐氏和范氏、齐国的国氏和高氏、张氏七代相继佩貂蝉冠、杨家四代位居台衮，石奋、石庆恭敬谨慎、前后相承，胡质、胡威清廉正直、轨迹相继；父子都以儒学著称，如桓荣、桓郁相承；兄弟都以文章闻名，如陆机、陆□并举，也还不足以延续这样的家族规范，光耀我王氏门庭。这正是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盛德之家必有百世祭祀。郭景纯的话说得好：淮水断绝，王氏灭亡；这难道不是应验吗？石泉公承接累代积德的根基，挺立而显露出和顺之气；在幼年时，便已经竭尽力量侍奉父母。他性情纯厚诚笃，率真而行，达到至善；精神明朗、悟性聪慧，特别不同于普通儿童；喜好学习、诵读书籍，几乎从不懈怠疲倦，常常研习体味经史，即使睡觉和吃饭，也不觉得急迫。刚到成童年龄，就已经博学通达；朋友们推荐他，他在束发之年便出来任职。历任州郡官职，都凭才干能力取得政绩；既因贤良文学被举荐，又因早年品行端正、公正无私而得到进用。于是升任台府官职，授为卿、仆射，三次主管名山大郡，一次辅佐神州。起初学习的道理，如今已经能够实行：用明察来制服奸邪豪强，用慈爱和顺来安抚孤弱，用谨慎安静来办成公务，用清廉自守来杜绝私相求取。珍珠美玉不是他所珍爱之物，膏脂厚禄也不能润饰诱惑他，所以能够广泛施行的政令都被记录下来，不用命令便自然推行；千里之外响应他的言语，百姓归附他的德行。这就是所谓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等到他进入凤池任职，执掌螭形仪仗，发布和收纳君王的命令，辅弼调和皇帝的谋略，事情合乎顺从奉行时，便欣然奉行诏旨；事情应当进谏时，便侃侃直言，冒犯君王的威严。他常常想兴修礼制、制作礼乐，简省刑罚、宽缓政令，奖励儒术、抑制吏治，端正风俗、厚重人伦。像蘧瑗那样忠诚，史鱼那样端正操守，孟公绰那样不愿担任卿大夫，季文子那样没有私心，羊兴祖那样衣服只有葛布袍，公孙弘那样饮食只有粟米饭，陈宠上奏的草稿全都削去，孔光在温室树前也不谈论宫中之事；我行事立名，大概还在这几位之上。因此特别受到皇帝亲近倚重，皇帝常常以忠臣贤臣来称许他。

译他爱好古典，博学雅正，著述从不倦怠；心游于千年以前，思绪驰骋于九流百家之间。即使案牍堆满几案，诉讼充斥庭院，仍手执汗青、怀抱铅笔，片刻也不停止。他所任职务，由中央到地方，有时考察其政事，有时考察其土地民情。他广泛采集前代记载，旁求旧日事实，随即加以撰写记录，没有遗漏。至于祖先的德行、家族的声望，以及前人的言论和行为，他追述编纂，动辄形成篇帙。其中有忠孝之道，有礼义的规范，有治理国家的法则，有端正家庭的训诫。本来就可以把它留给后代谋划，并流传于久远的后世。《易》说：“君子以仁德立身，足以长养众人；以美善的会合足以合乎礼；以利于万物足以调和义；以正固足以成办事情。”又说：“君子增进德行，修习事业；忠诚信实是增进德行的途径，修饰言辞而树立诚意，是守成事业的途径。”又说：“君子以学习来积聚知识，以询问来辨明道理，以宽厚来安居其德，以仁爱来施行于世。”《诗》说：“温润啊，文雅啊；光明啊，显赫啊；有文采的君子，终究不可使其声誉毁损。”这是说道德盛大而达到极致，善人都不能忘怀。又说：“快乐的君子，是国家的根基。”又说：“令人喜爱的君子，显明而美好的德行。” 能使百姓安乐，能使众人适宜，接受上天所赐的俸禄。”像石泉公这样的人，可以说完备了君子的德行。他作为圣朝的辅佐，接受上天所赐的禄位，实在是相称啊！赞词说：仙人般的世系，山岳般的宾望；灵异的泉水，流淌不息。积累德行，累积仁爱，生下贤能而神清气正的人。以孝侍奉双亲，以忠作为人臣。履行正道，端正自身，掌握国家的权柄。君子啊，是这样的人；崇尚德行啊，是这样的人。○裴将军昊射虎图赞（并序） 世人都称说裴将军射虎，却没有人能够亲眼见到。驾部郎中兼侍御史荥阳郑公博闻好古，表彰才能，崇尚技艺，从裴氏子弟那里得到其先人射虎图，传来给我看。壮烈啊！古今从未有过可与之相比的事。弓箭的用途，是用来制服猛兽、铲除暴乱，并威慑戎狄。所以士人出生时，便用蓬箭射向四方；君主即位时，则用五侯来选择诸侯。五侯的正旗，都装饰着熊虎等猛兽的皮，射它们，是以形象表示射杀暴乱，彰明铲除暴乱、威服远方的意义。《周官》说：“张设五侯，远方的国家就会归附。”射中它们，是为了威慑不来朝的国家，清楚地显示铲除暴乱、威服远方的意义。大体说来，射箭的根本，在于如果不能杀掉有罪之人，威势不能达到不朝之国，那么即使有百发百中的功劳，也没有真正发出一箭。拉满弓使鸟坠落，放箭使猿猴哀叫，技术固然高超，却只是射箭的末节。开元年间，山戎侵犯边境，元宗命将军镇守北平州，并兼任龙苑军使，以捍卫蓟州的北门。公曾率领偏师，横越沙漠，策马单骑，冲入重重包围。摇动辘轳，百万之众便洞然打开；驱赶橐驼般的敌军，沙场一扫而空，声威震动北狄，气势慑服东胡，威棱实在盛大。然而北平群山相连、原野辽阔，那里确实虎多，它们把人当作食物，行动如有飞翼，连续吞食边地百姓，比戎夷更加凶暴。众位老人忧虑此事而来请求，于是公屏退车马随从，丢下矛戟，说：“卖掉我剩下的勇力，挺身出去作为诱饵。”老虎目光炯炯，迅猛奔腾。当它们威怒发作时，百兽都伏倒，万人也不能抵挡。然而公单骑奔驰，张开白羽箭，挑逗它们使其前来，引诱它们环绕自己。他从容回头观望，近在咫尺还回旋戏弄。心中顺应虎势，手上掌握弓弩的机括。左边射，右边拂，回旋交错三层四叠。射中之处箭羽全都没入，老虎倒下必定应弦而毙。皮毛纷飞，鲜血四溅，腋下洞穿，心脏射透。有的被他呵斥而伏地受诱，有的被他用鞭子抽打而退走。他将威势发挥到胜过群虎，使气力保持充足；精神专注于箭中，意志端正于内心。因此能凭一人之力，决战群虎的性命。使它们的锯齿利牙、钩状爪子收敛起来，毫无施展的办法；如雷的吼声、闪电般的威势，消散而不能张扬。猛力被柔弱摧折，众多被单独一人吓退。他对付它们容易得像猎取狐兔一样，接连不断。即使有的虎利牙高耸、在群虎中称雄，也垂头伏尾，迎着箭镞毙命。像这样被射杀的将近三十一只。其余的逃窜藏匿，再也不敢出来。大漠以南，千里之地解除了闭塞和恐惧。鸟兽都安顺，山川因此安宁。胡人佩服他的技艺而畏惧他的威势，不敢向南放牧，愿意充当他部下的有五百多人。这就是所谓以刚猛铲除暴乱，使戎夷归服。过去汉代飞将军也曾镇守北平，攻打胡人时有陷入困辱之事，射虎时有被虎腾跃所伤的祸患；他与将军的神勇，实在不能相比。郑公画成这幅图以后，让我为它作赞。词说：看那凶悍的山戎，侵噬我边疆。有一群猛虎，肆意腾跃搏击。边地百姓战战兢兢，仿佛额角将要撞地。将军出塞，屏退车骑。催马迎上前去，挺身作为诱饵。威势有所制服，精神有所集中；气力充足而雄健，力量果断而击取。震惊得惶恐不安，老虎反而如同老鼠；威武雄壮的人，反而像老虎。强劲的弓弦如雷霹雳，长箭如闪电激射。射中虎口，穿透胸膛，贯入心脏，洞穿腋下。看它们如同空皮囊，划过它们如同破靶。随着发箭接连毙命，尸体纷纷交错枕藉。倚鞍远远呵斥，挥鞭迎面击打。它们闭目昏沉，精神丧失，轻易地被击败。三军惊骇呼喊，万物精灵都为之震动魂魄。海浪仿佛也因胜利而翻腾，边塞草地全都染红。卞庄等待两虎相斗，才听说一举获得两只。汉代将军虽如飞将，几乎也曾被虎困住。将军的神勇，盖世而超越古昔。使猿惊号尚且不能算高明，箭射入羽毛也不足与之相比。设置弓箭，本来是用来威服四方。群虎既已被平定，狄人也来投降。收起门户，解除戒备，山川因此安宁。直到今天北方荒远之地，仍然畏惧他的神威。○殷太师比干碑 太宗文皇帝统一天下以后，彰明君臣的大义。贞观十九年，向东征讨岛夷，军队驻扎在废墟之旁，于是下诏追赠殷少师比干为太师，谥号忠烈公。派遣大臣持节前往吊祭并赠赐，重申命令郡县，封护坟墓，修葺祠堂，设置五户人家守护坟墓，用少牢按时祭享。把这些写入法令，刻在金石上。因此比干的忠诚更加彰明，臣子也得以叙述他的志节。从前商王受在四海之内施行毒虐，德行违背三纲，肆意淫虐，臣下没有谁敢进谏。于是微子离去，箕子被囚，而比干独自以死相谏。不是舍弃生命困难、处置死刑困难，而是处在必死境地却求得其死更难。不可死却去死，是轻视自己的生命，不是孝；能够获得死亡却不去死，是看重自己的死亡，不是忠。比干是王的叔父，亲近没有比他更甚的；是国家的元老重臣，地位没有比他更尊的。地位尊高不能因此只顾自身而看不见国家的危难，亲近君王不能因此忘记祖先；否则我成汤开创的事业将要坠入深渊，商王的国命将要断绝于上天。比干整顿扶持将要倾覆的国家，于是进谏而死；剖心并不是最痛，殷朝灭亡才是最痛，这就是比干的忠烈。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所以他能够独立于危乱的国家，横身抗拒兴亡的时运。周武王凭三分天下的基业，拥有诸侯的军队，又凭借十位贤臣的谋略，统率一心一德的众人。

译比干活着时，便能使西土的叛乱收敛；等到比干死去，才在孟津会师。比干在世，殷朝便存在；比干死去，殷朝便灭亡，国家的兴亡所系，难道不重大吗？况且圣人树立教化，不过是惩恶劝善罢了；人伦的大纲，不过是父子、君臣罢了。太师活着，就端正了人伦纲常；死后，就留下了教化。他的精神奋发于千古以前，影响流行于历代帝王之后，使淫乱的人害怕，奸佞的人惭愧，明智的人思考，忠诚的人受到勉励。他作为人的楷模，不也太伟大了吗！孔子称说“殷代有三位仁人”，难道没有深意吗？我曾试着赞颂说：保全自身、保全宗族，本来就是仁；保全名声、保全祭祀，也是仁；牺牲自身、保全国家，也是仁。若推崇死节的人、贬抑苟生的人，狂狷之士便会争相奔走；若褒扬偷生的人、贬抑死节的人，贪图安逸的人便会竭力趋附。所以都归于仁，只是各自顺从自己的志向；道路不同而原则相同，行为有异而成就一致，使后世的人能够从容自得。这大概就是《春秋》含蓄委婉的意义。一定要建立皇极，叙明常伦，扩大三纲的规范，垂示不二的训诫，以昭示于世。那么作为人臣，既然把对父母的孝转移到君主身上，哪里有听见父母失道却不争谏、看见父母危急却不救助的道理？却从容安处其位，还说这样合乎礼，那是大错特错了！孝敬自己父母的人，天下人的父母都希望他做自己的儿子；忠于自己君主的人，天下的君主都希望他做自己的臣子。因此历代帝王无不表彰显扬他：周武王下车后就封护他的坟墓，魏氏南迁后又为他创建祠堂。我太宗拥有天下，祭祀百神而盛大地举行礼仪，追赠太师，谥号忠烈，重申命令郡县，封护坟墓，修葺祠堂，安排五户人家守墓，用少牢按时祭享，写入法令，刻在金石上。唉！哀悼历代帝王，使他享有旧日封地的祭祀；他的德行成为神明，祭祀等级与群望相当；身死而名声更加宏大，世代断绝而祭祀更加长久。这样以后才知道，忠烈之道感动天地人神，是多么深厚。天宝十年，我任卫县尉，拜谒祠堂，精神受到感动；但祠庙在邻县，官职又不便按礼式为乡里题刻碑石，因此撰写铭文来记载他的伟大功烈。词说：束缚自身并不是仁，冒险赴难并不是智；只有在这样的处境中死去，才称得上义。忠诚没有两种形态，壮烈之气仍有余存。正直聪明，直到今天仍仿佛在注视世人。告诫你们后世之人，做人臣并不容易。●卷四百三十二 ☆张延赏 张延赏是中书令张嘉贞的儿子。他原名宝符，元宗取“赏延于世”之意为他改名。特授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肃宗在凤翔时，任命他为监察御史；多次升迁，任太原少尹兼行军司马、北都副留守。代宗朝，任御史大夫，历任淮南、荆南、剑南西川节度观察使，不久加授吏部尚书。贞元元年，征召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贞元三年去世，享年六十一岁，追赠太保，谥号成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