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百三

译原来，阴阳变化不可测叫作神，变化无穷叫作圣。所谓圣，就是包摄天地、完备万物，却不把功劳据为己有；所谓神，就是探究幽深隐微，降下各种祥瑞，却不夸耀自己的德行。掌握太元的运行，使日月同样光明；振兴中古时代的宏大谋略，使天地运行合乎法度。伟大的功业超过夏、商、周三代，美好的教化流传到四方。他活着时，借助我来辅佐光明；去世后，荐举我为明灵，这就是所谓有始有终、可以长久而且可以广大的人。周公名旦，字朝明，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从前，尧的臣子凭借□而登上帝位，开始创立相地建都的适宜制度；殷商的伯爵积累德行、广施仁义，最终完成了与上天相合的功业。他经历太极而承受大吉，凭借中和之气而诞生为贤圣；幼年便显露出洞察细微事物的征兆，继承王位也分有正大之气。兵戈已经停息，西周的历数于是有所归属；居住之地□而受封，东鲁的士大夫也确实会聚于此。因此能够勤劳于家国，辅佐朝廷；树立圭璧，在三坛行礼；戴着冕旒，朝见万国；鸱鸮救助国家的衰乱，《狼跋》彰明事情的终始。尊敬他的父亲，这是孝道的治理；严肃告诫他的儿子，这是谦下而牧养人民；《七月》写艰难，是陈述功业；三年的征伐，是叙述功劳。恢复成王的王位，不损害忠诚恭敬的诚心；开启我的金匮，才获得风雷般施政的意义。于是测量四方来确定都邑，分设六种职官来彰明典章刑法。制定大礼来安定君上、治理人民，于是俎豆的制度得以施行，揖让的礼仪得以完备；制定大乐来改变风俗，于是和谐感人的乐声畅达，歌舞咏唱的情感得以宣发。详察八卦而穷究精微，推演六爻而告知疑滞，这就是穷极探究、精研事理，建立功业、成就器用，以此造福天下。请问先王的德行，有什么能超过这些呢？至于把仁德显示给众人，把功用藏于内，道术文艺可以激励今古，法则规范可以润饰人伦；悬挂的法象光明显耀，不必一一谈论就可明白。唉！天道有盈有亏，人事有存有亡。想使百年间的百姓仰慕轩帝的威灵，四时举行蒸尝祭祀，使用君王的典制；若不是天下最圣明的人，谁能做到这些呢？偃师县的祠堂，据图和《经》所载，是后人感怀圣人恩德而设置的。它背靠阳面的山岭和险峻岩壁，面向曲折的通谷；四条水流作为河川，二室山作为镇山。重重屋檐相接，登上玉门便有三层台阶；内有深邃的厅室和回廊，排列金色楹柱，四面合围。寿宫肃穆，祭祀器物庄严齐备，宛如居摄时的仁厚明察，又像推行教化时的肃穆简易。孝若在庭院廊庑间徘徊，也不足以赞叹它的精微；灵均疲倦于台阶之间，也不能呵责它的奇异。《易》说王者亲临，是为了实现孝敬的祭享；《诗》说上天造作，是为了祭祀王公。崇尚敬意，则远近之人共同到来；获得嘉祥，则贤者愚者共同蒙受。至于选定吉日良辰，银鞍绣轴的车马充满大道，歌舞安乐纷纷充满厅堂。斟酒祭奠，供奉芳香的桂酒；佩玉铿锵，发出琳琅之声。向下祈祷以求获得福佑，向上享受馨香而得安乐。即使盛凝持戒修炼心性，也不敢懈怠；刘长弃除邪念、归依正道，拜谒更加勤勉。正直而聪明的神灵，就在这里。癸丑年秋末直到甲寅年夏初，西郊没有下雨，南方田地遭受旱热。八溪一带放眼望去，水滨河岸很少长有青草；九重宫中手持圭璧、沉璧入水，多次命令使者前往祈雨。缺少□立的征兆，农夫怀有像狼回顾那样的忧惧。尹、上柱国、武威县开国子、陇西人李杰，是山河间凝聚的精气，是朝廷宏大的栋梁，确实为四海所共同瞻仰，也裁成三川的美好教化。西京等待恩泽，渐渐□分陕郊外的政务；东都思求治理，再次来到洛阳之地。奸豪受到惩治，疑难积滞得以剖析；鳏寡之人喜悦，礼义得以推行。德泽广布，颂声洋溢。正议大夫、行少尹、护军、彭城人刘祯；正议大夫、行少尹、上柱国、博陵县开国男、崔元祐，都是星象般奇异的人才、士大夫中的俊秀。他们的才能足以治理国家，文艺继承班固、扬雄；他们的道术能够匡正时世，美好的声望上升于台阁。佐官司录柳齐物等，也都从远处逐步升任近职，开始承担州府的劳务；选拔士人、任用人才，最终实现公侯般的期望。朝请大夫、行令、博阳县开国男、彭城人刘体微，出自金枝玉叶之家，具有通达贤能的宽厚器量。历任御史台而以鲠直著称，阐明雷邑的风教。□立义□欺，兼并之事自然止息。通直郎、行丞王钝；朝议郎、行主簿李循古；承议郎、行尉崔延祚，无不以圭璋般的品德相配，以麟凤般的文采成章；在东畿隐藏才用，在西亳安处卑职。大家都以分掌官职来匡济风俗，共同治理国家，敬顺皇帝的心意，特别怜惜百姓。面对并感叹这座庙宇，陈述至理的馨香；在灵坛前拜起，献上明白祈祷的□诚。诚敬仿佛神灵就在眼前，神灵听闻也没有违背；话还没有说完，便布下油□，礼仪还没有结束，甘美的雨露就降下来了。三农都有喜庆，八政□而家国可以治理。若不是圣人造福万物，哪里能达到这种境地？因此黄发老人和孩童一起称说道：从前文翁以教化逐渐浸润蜀川，至今还保存着古庙；子产以政令施行于郑国，尚且有人排列遗留下来的祠庙。何况周公的道德与天地两仪相等，神灵庇佑万代，而歌颂的文章却缺失，盛大的事迹没有流传？我年轻时忝列儒生，晚年才曲居黄绶小官。勤恳真诚并非梦幻，难道是我们的道术将要衰微吗？亲身游历践行难以言说，只希望这篇文章还不至于失传。铭颂说：啊，太初之时啊，只有混沌而又茫昧；到了中古时代啊，还没有制度，也没有防范。大忠大勤地为国效力啊，辅佐我们的君王；最高的道德施及万物啊，彰明□典章。天地可以测知啊，阴阳彼此会合；威仪没有差错啊，礼乐铿锵和谐。上等的德行已经丧失啊，先人的神灵仍仿佛存在；下民受到庇护啊，遗留下的恩惠不能忘记。春夏炎热炽盛啊，足以熔化金石；官吏僚属祈求请愿啊，拜伏在坛场。神灵听见这些啊，秘密的□已经洒下；人民依赖它啊，细雨于是滂沱。欣喜大田有许多庄稼，盼望高大的粮仓充盈；以苹蘩作为祭礼中的供品，在祠堂建立碑石加以歌颂。松柏森然深密啊，岁月已久；烟霞□兮山野荒凉。在这里拜谒明神，降下丰厚的福禄。☆孙□ 孙□，开元三年对策考试中选拔登第。○应文辞雅丽科对策（并附问答）

译问：我听说最高的道虽然微妙，却能不言而化；皇天在暗中辅助，与它共同协和常道。信任寒暑的运行而使万物生成，施降□雨而滋润万物；垂示法范、制作训诫，树立君主、养育人民。时代有淳厚和浇薄之别，教化有繁密和简略之分；成汤已经圣明，禹的道术却已消亡。《桑扈》《谷风》屡屡引起诗人的讽刺；塞门、反坫之事，时常留下宣父的嫌憾。我国拯救那衰败的纲纪，开创这盛大的事业。我因德行不足，继承帝号、顺应时势，但皇极之道还没有充分施行，谋略明达的规范仍有缺失。想要弘扬这种道理，应当从何种义理入手？至于视、听、貌、言，始终顺应天时、顺应常道；会合于皇极，归依于皇极；成为明哲，成为贤能，始终一以贯之，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礼是用来修饰情感的，情感疏薄，礼仪就简略；乐是用来沟通感应的，感应达到极致，神灵便和谐。内在的道理相同，外在的修饰却有差异；同与异的作用，其中有些功效还不明白。人民风俗尚未融合，正等待有人阐明这些要旨。另外，《四时》《武德》是由哪位君主制定的？《五行》《文始》源自哪个朝代？《昭德》《盛德》无法辨明所尊奉的对象；《昭容》《礼容》的出处也不详。请把这些情况全部说明，以解除我的疑惑。答：我听说登上衡山、霍山的人，会感叹培塿小丘的微小；泛舟渡过大海的人，会鄙视池塘水沟的浅陋。我是草野出身、孤独卑贱之人，才学没有值得取用之处，恰逢诏书明白选拔人才，州里推举征召，错误地得以与群贤并列、同当时英才比肩。然而文物典章光明环绕，天子的容颜近在咫尺；退下来思量自己的愚陋，实在很不符合圣朝求贤的本意。估量自己的拙劣而惭愧惶恐，内心羞愧失措，将凭什么充实回答宏大的策问、回应上天的美意呢？但我曾从老师那里听闻这些道理，请允许我略作陈述。策问说：“皇极之道尚未充分施行，谋略明达的规范仍有缺失，想要弘扬这种道理，应当从何种义理入手？”我恭敬地认为，皇帝陛下开创开元盛世、建立皇极，地平天成，效法尧舜，取法文王、武王。夔、龙等贤臣都各司其职，阴阳因此和谐；圣德感动上天，没有远方不能达到。麒麟凤凰出现在郊野，黄河、洛水出现图书。弓旌屡次降下，征召搜访人才十分急切；太阳西斜仍临朝听政，文臣武将一并得到进用。既然已经尽善尽美，却还因自认为没有德行可称而把责备自己放在心上，常常对自身兴叹，这正是陛下最可贵的谦让，我这个小臣哪里足以当此赞誉呢？然而我欢欣舞蹈于您的德音之下，忝列在公开考试之中，怎敢不倾尽肝胆，献出所听闻的见解？臣恭敬地思考政事治理的关键，从长者口中传闻一些情况，姑且用前朝一两件事来说明。过去贞观、永徽年间，君主恭敬沉静而天下得到治理，家家富足、人人丰足，时令调和、年岁丰收。外门不用关闭，牛羊遍布田野；太仓的粮食一批批积存，前后相接；中府的钱币串朽坏了也无人查点。然而军队屡次出动，并非没有战事。于是有度辽的军队、讨伐鬼方、与贺兰交战、征伐高昌等事，但军队没有损失，国库仍和原来一样。国家富有天下一百多年，士人百姓的数量，比从前增加了一倍有余；征戍的徭役，与今日相比几乎没有。难道是过去得到的如今失去了，或者是政令繁琐而风俗改变了？其中确实有原因。议论者认为赋税太重，徭役太繁，风俗奢侈，利息加倍。如今如果减轻宫室营建，爱惜人民、节省费用，裁减无关紧要的官员，停止不急迫的事务，三年之内政事便会有成效，我私下正等待这一结果。我愚昧的心已经明白，原因大概就在这里。策问说：“视、听、貌、言，始终顺应天时、顺应常道；会极归极，作哲作贤，一以贯之，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我恭敬地认为，陛下具有神武的资质，弘扬聪明的德行，思考弘扬最高的道理，振作精神治理政事。即使反支日也通报政务，甲夜仍披览书籍；在《九畴》中振奋圣明的心神，在诸子百家中留心圣虑。我听说才智狭小的人不能谋划大事，绳子太短便难以汲取深水。窥测圣人的谋略深不可测，认为陛下的心志非同寻常；但要达到长远目标而不陷入泥淖，难道不是很难吗？视，是明察，审辨邪正和曲直；听，是聪敏，察知善恶和是非；貌，是仪容举止可供观瞻，是庄严恭敬的表现；言，是辞令语言所在，是荣辱产生的缘由。□时□若，庄严时雨□若。察看休咎的□会，归于皇帝所建立的皇极；只有睿智明哲而成为圣人，才掌握那道的枢纽。所以说：“没有反复，没有偏斜，王道正直；没有结党，没有偏私，王道平平。” 所谓一以贯之，就是这个意思。策问说：“礼是用来修饰情感的，情感疏薄，礼仪就简略；乐是用来沟通感应的，感应达到极致，神灵便和谐。内在的道理相同，外在的修饰却有差异；同与异的作用，其中有些功效还不明白。人民风俗尚未融合，正等待有人阐明这些要旨。”大礼与天地同样有节制，大乐与天地同样和谐，难道只是为了明辨尊卑、区分等级、感动天地、感通鬼神吗？难道不在于钟鼓吗？当然也不能没有玉帛作为凭证。乐从外部制作，必定借助器物来彰明意义；礼从内心产生，所以准备各种器物来修饰仪容。这大概就是国家的典章制度、人民的冠冕服饰。五种材料应当并用，缺少一种都不行；三者相类似，哪里有谁先谁后的问题，尤其应当去除只重饮食的做法。所以孔子说：“安定君上、治理人民，没有比礼更好的；改变风俗、移易习惯，没有比乐更好的。”去除相同而成为差异，分离它们便会多有伤害；彼此相须而成兼用二者，就会双双美善。一方和另一方，哪里有先后呢？策问说：“《四时》《武德》由哪位君主制定？《五行》《文始》本于哪个朝代？《昭德》《盛德》无法辨明所尊奉的对象；《昭容》《礼容》的出处也不详。请把情况全部回答，以解除我的疑惑。”臣听说暴秦失去政权，汉高祖开创皇业，于是制作乐章来尊崇先祖，举行祭享来追念孝道。《四时》《武德》用于高祖时期，是为了扩大武功；《文始》《五行》陈列于文庙，是为了彰明文德。舞蹈用来充分表达心意，歌唱用来崇扬德行；这些乐章制定于炎汉的君主，根本出自孝武帝时代。《昭德》《盛德》是郊庙之乐，《昭容》《礼容》是质朴与文饰的区别。臣学习没有师法古人，才学也不敏捷丰赡，只惭愧于琐细浅陋，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仰望苍天高远，茫然自失。谨此回答。☆杨相如 杨相如，洪州南昌人。神龙初年考中进士，补任当涂县尉，调任晋陵、陆浑，召入授任右拾遗。开元末年出任怀州别驾。○陈述便宜施政的奏疏

译臣听说贾生说过：“君主对于天下，犹如今天的人安置器物，把它放在安稳的地方就安稳，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国家的安危、政事的治乱，也取决于陛下把它放在什么地方，这件事其实很容易做到。如今陛下凭借承受天命的君主地位，率意采用容易实行的办法，掌握百姓的性命，包容宇宙的广大，一切都系于陛下，陛下难道不应当把它放在安稳之处吗？《尚书》说：“一人有庆，万民都依赖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陛下处在百姓之上，居于万乘君主的重位，将要做什么，天下已经跟随；将要崇尚什么，天下已经崇尚。然而风俗的开端、邪正的根本，都随着陛下的作为而定。不仅风俗邪正系于此，祸福存亡也在于此。陛下的取舍和行动，实在不可忽视。臣不敢远引古代、广泛援引传记，只拿隋炀帝和太宗文武皇帝来说明。隋炀帝凭借文皇帝留下的资业，登上帝位，兵力伸展到海外，威势震动天下。于是自恃强盛，不忧虑时政，大肆放纵骄奢欲望，任意形成猜忌险诈的性情，所作所为违背法度，所行之事不合正道。他忌恨忠正之义，贬斥废弃贤良；亲近便佞的言论，偏爱邪僻之人。荒淫于酒色，穷尽绮丽享受；兵戈不停，征调徭役也不合时宜。那些奇技淫巧之人往往得到升迁，竭力守边、抵御盗寇的人却都得不到财物赏赐。他不体恤人民的疾苦，也不知道政事的治乱。君臣之间隔绝，上下互相蒙蔽，虽然诏令交相发布，声名和实际却彼此错乱。口头上说尧舜，行迹却像桀纣；行为如此，人民怎么能够服从？推诚待人却没有真诚之心，却想让人依附自己；任由恶行在内心炽盛，却希望风俗没有邪恶，就像倒退着走还想追上人，面向太阳却想避开影子。孔子说：“你自己带头走正道，谁敢不正？自身不正，即使命令下达，人民也不会服从。”隋炀帝不能节制自己的欲望，却想禁止人民的欲望，怎么可能做到？所以四海的风俗淫乱，天下人的情性虚伪。人民怨恨，风俗放荡；正直俊杰被排斥驱逐，奸邪叛逆争相奔走；皇纲紊乱而裂隙产生，祸患不断滋长而灾难发生。从前的隋朝，如今转为大唐，难道不是因为放纵邪恶没有满足、对危患毫不忧虑，把这样大的天下一举抛弃了吗？昏乱沉溺，始终不能自我觉察，最终覆灭，死于人民之手，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实在令人痛惜！《诗经》说：“殷商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谚语说：“前车翻覆，后车应当引以为戒。”既然如此，主持社稷、承继宗庙的人，难道能够不竭尽思虑、深切勉励自己吗？昏庸的君主可以成为圣明君主的资鉴，混乱的国家可以成为开创国家的起点，因此太宗得以承接并聚集我朝昌盛的气运。太宗凭借圣明的德行、英武的气概、雄伟的才略和睿智的谋划，扫除昏暗暴虐，大大救济百姓。他一声叱咤，四方纲维便重新整顿；一经指挥，天下便重新归于正道。他知人善任，使每个人都发挥才能；有时甚至从俘虏和仇敌中选取人才，也都推心置腹地任用，胸襟十分开阔。因此房玄龄在月品中识见太宗，尉迟敬德与他亲近而毫不怀疑，太宗又以优厚礼遇接待李靖。这就是天下有智谋的人能够输尽赤诚之心、天下勇猛的人能够竭尽死力的原因。帝业已经成就，天下已经安定，太宗于是重武之后更重文治，振作精神治理国家。致力于尧舜之道，希望达到伏羲时代的风俗；开设礼贤馆，设置十八学士。听朝之后，深思典籍，通晓百家，快乐得忘记疲倦。这就是所谓用武力取得天下，用文治守住天下。他把历代帝王的是非、安危、成败、政刑治乱、风雨兴衰，都拿来作为前人的鉴戒，像照镜子一样。所以把书籍作为古镜，把魏徵作为人镜；见到善行就实行，见到不善就革除。听到直言就欣然接受，得到一位贤士就喜形于朝；谄谀便媚之人不能来到面前，刚正贤能之臣则从容侍立在左右。贞观年间，天下太平，风俗和洽；官员有才，功劳赏赐必定落实；刑罚不错误施加，礼制没有逾越法度。当时天下安宁，田地里还留有余粮，盛大的德泽深入人心，祥和之风遍游海内。若不是太宗明达美善、聪明通晓，虚心求治，并与天下忠贞之臣、正直之士同心协力，哪里能达到这种境地？起初东巡时，因为供奉不精而受到责罚。到了雒邑，又修治隋朝旧宫，颇想游猎，有时还见到令人欲求的事物。魏徵多次进谏，太宗欣然停止，说：“没有您，就听不到这些话。”从此太宗节制欲望、趋向正道，思考过失而采纳正言。由此说来，圣人的情感并非一定没有欲望。外物悬置在外，情感便在内心受到触动；内心情感一经发动，就没有穷尽；外物的诱惑则没有止境。用没有穷尽的外物，去触动无穷的情感，如果发动之后不加节制，即使具有圣人的智慧，又怎能达到太平的局面呢？所以太宗的情感并不是没有欲望，只是把实现太平作为目标，因而节制、约束并维持自己的欲望罢了。从前由于隋人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天命有所归属，太宗从始至终经营治理，这也已经很勤勉了。他首先建立大义，手提三尺之剑，安定八方，开创万代基业，建立社稷，传给子孙；地位已经很高，功业已经很大，怎么能不思考盈满的戒惧，而检束嗜欲之情呢？因此，太宗对于高台深宫，并不是不喜爱，而是爱惜民力；对于珍宝美玉，并不是不认为美，而是节省民间财力；对于美丽绝艳的歌伎，并不是不喜欢，而是怕妨碍听政；对于犬马和田猎，并不是不好，而是担心扰乱心意。这几件事，他都能够抑制，因此人民所承担的赋税较轻，每年的徭役较少；人民获得的利益很多，国家所用的资财却没有耗费。国家用度不浪费，人民的利益就丰厚；那么即使不言说，礼让也会自然清明纯净，仁义也会大为普及。不只是太宗治理国家如此，古代明王圣主，哪一个不是遵循这条道路呢？我遍观拥有国家和家业的人，无不因骄傲自满、放纵欲望而灭亡，因戒惧谨慎、谦恭敬慎而兴盛。然而很少有人走兴盛太平的道路，却大多走向覆灭，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在已经安定的日子里忘记戒惧，等到危急逼近时才想到悔过自责。这样徒然形成追悔，又有什么补救呢？臣确实认为，君主居于深宫，在安平之时如果能预先考虑危难，以自我悔勉，去除不合正道的道路，防止欲望的根源，努力实行任用贤人的原则，消除轻慢暴虐的行迹，就能走上安稳治理万事的道路，而没有跌倒覆亡、受辱蒙耻的祸患。实行起来非常容易，关键在于君主自己去做。臣之所以举出隋氏放纵欲望而灭亡、太宗抑制欲望而昌盛的事例，是希望陛下详细选择。

译如今天下人都擦亮眼睛观看，侧耳倾听，希望陛下兢兢业业，以达到太平。臣确实认为，陛下应当效法太宗，斥退邪佞之士，进用忠贤之人，与他们讨论《诗》《书》，谈论政事得失，以看清古代的成败，比较当今事情的是非；实行他们的长处，舍弃他们的不足。这样朝廷就没有邪僻谬误，国政必定清明太平。臣又听说书籍所记载的，美善与丑恶都具备；采集前人的事迹作为鉴戒，陶然沉浸其中，十分值得欣悦。又何必穷逐声色、巡游不倦，却不致力于《诗》《书》的乐趣呢？这不只是妨碍政事治理，也只是白白劳累、浪费时日。从前太宗曾命魏徵编写《群书理要》五十篇，大力论述政事得失。臣诚请陛下在清闲之暇，按时阅览这部书；即使内容简略而不完备，也足以看见忠臣的直言，懂得治理国家的要领。古代君主没有不委任忠正之臣、广泛任用贤能之士的，但能够保持正道、保全忠臣的很少，反复倾侧、随势转向的人很多。这并不是君主明知他们不忠不正却仍任用，实在是因为有些人似正而不正、似忠而不忠，把邪心深藏起来，外表又厚重得难以测知，所以君主常常忧虑误用他们，却不能辨明其真实。如果不是忠正之人，尚且难以辨明其真实，何况真正忠正的人，难道反而能够被了解并信任吗？所以有人独自行正道却受到疏远，有人心怀忠诚却遭受谗毁。上古以来的帝王陷入迷惑、作出错误判断，把不忠当作忠，把贤能当作不贤，大多都是如此。尚书说：“能够知人就是明哲”，“只有帝王也觉得困难”。不是圣明的君王，就不能做到知人。如今陛下聪明地居于帝位，福运正当长久；如果想任用人才、选择士人，以实现太平，就一定应先辨别忠贤，区别邪佞。如果忠贤已经辨明，邪佞不相混杂，正直的人作为羽翼，邪恶的人不能从中作梗，那么仁义道德就会施行于四方，而不会有谄媚倾巧之人来扰乱陛下。况且忠贤和邪佞虽然有难以辨知之处，但凭陛下明悟神聪，勤勉地选拔任用，再加上睿智的鉴察，又施以秘密考察，难道会有不能知道的吗？然而审察他们的方法，可以用自己的心意推测，也可以体谅他们的情实。用心意推测，是推测邪佞之臣；按情实体谅，是体谅忠贤之臣。忠诚的人不像谄佞，谄佞却常常像忠诚；请陛下加以推测并加以体谅，就可以辨明了。臣听说人的性情资质不可转移，邪佞与忠贤各自有不同的趋向。顺从正道而违背世俗，是忠贤；违背正道而顺从世俗，是邪佞。如果说话使人不顺耳，行事使人不称心，动辄依据先王之道，办事始终考虑长远，志向只在安定国家、保卫君主，这就是忠贤之臣的作为。因此质朴而不谄佞，勤勉真诚却不取悦人，致力于正道而坚持操守；君主听到这些，本来就会疏远他们，这才是真正的忠贤之臣，陛下难道不应体谅并任用他们吗？顺从欲望、迎合旨意，说甜言蜜语、加以美饰，不遵循先圣之道，谋求扰乱国家政令，专务求取私利来迷惑君主，这是邪佞之臣的作为。因此施行小恩惠来换取信任，忘掉大义而苟且迎合，凭借权宠和势力挟持威势，窥伺君主喜悦而争相献媚；君主看见他们，本来就会亲近他们，这才是真正的邪佞之臣，陛下难道不应察知并斥退他们吗？大体上君主都厌恶臣下违逆自己的心意，而希望别人顺从自己。贤臣正直，怎么能不违逆君主的心意？邪臣谄诈，怎么能不顺从君主？所以不断违逆便产生憎恶，这是祸患的道路；不断顺从便产生宠爱，这是福气的门径。这就是邪佞之臣常常受到亲近和宠幸，而贤臣常常受到疏远和羞辱的原因。自古帝王任用辅臣，哪一个没有反复谈论这种弊病？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反过来寻求贤臣，精心加以察辨，喜爱那些违逆自己心意的人而收用忠贤，憎恶那些顺从自己心意的人而斥退邪佞，那么天下忠正之士便会并肩而立，天下太平便可以延续千秋万岁；太宗的政教将重新施行，尧舜的淳厚风俗也会日日实现。这就是愚臣请求陛下审察忠臣与奸佞、用推测和体谅来辨别他们的方法。国家自垂拱以后直到近年，盗寇屡次兴起，战争多次发动，边军溃败损失，每日耗费越来越多。加上观寺修建营造，赏赐频繁；郡县官吏不断侵夺搜刮，天下百姓大多陷于困穷饥馑；官职班次冗杂，过度耗费频繁。近来有人进献直言，时常有切实的劝谏，只是听到正直的议论，最终却没有施行；至于营建造作，也没有真正停止。这使国库储备不足，人民和牲畜长期空乏，风俗的弊病由此而来，已经逐渐积累。又有诏敕十分严重，奸邪罪行却没有惩治；节制限制的条文虽多，逾越违犯的却非常多。孤立无援的人犯小罪也一定受罚，靠财物贿赂、结党营私的人犯大罪却不受惩治；审理裁断的案件不够详审，天下的罪恶也没有肃清。法律贵在简明而能禁止犯罪，刑罚应当从轻但必须执行。陛下正要振兴崇尚最高的德行，大力推行新政，好比琴弦不调，应当重新张弦；道路不平，终究应当改道。如果不改造制度而求得治理，就像扬汤止沸一样，不可能实现。臣请求不如删去琐碎严密的条文，不去苛察小过。小过不察，就没有烦琐苛细；大罪不漏，就可以遏止奸邪。使法令简明而难以触犯，宽缓而能够制止犯罪，这就是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然后停止不急迫的事务，逐渐实行无为而治；停止营造，节省减少输纳的赋税；平息徭役，裁除冗余官员；断绝官吏的侵夺搜刮，恢复人民的本业。这样人民就会安定，风俗就会富足。况且风俗富足，国家就富足；人民安定，国家就安定。所谓治理的方法没有别的，只有这些罢了。☆卢贞 卢贞，开元年间任度支员外郎，授任汝州刺史，充任本州防御使。

译○广成宫碑记 广成子不亲自宰制万物，却使万类蒙受利益；不直接施用功力，却使根本的功业广泛施行。广成子的伟大，我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经》说：“要使天下平定，在于修养自身。”广成子把修身的方法传授给黄帝，于是天下得到治理。使千百年之后，人们敬畏他的神灵，思念他的完备，这难道不能说与教化相合吗？《祀典》说：“德泽施于人民，能够抵御大灾、捍卫大患，就应当祭祀他。”黄帝遵循广成子的方法，以达到天地的和谐，抵御阴阳的灾害，防止刑杀的祸患，难道不应当在庙中祭祀他吗？广成子与孔宣父所处时代不同，所以教法有精粗，事迹有远近罢了，并不是走不同的道路。我既然说广成子的教法与孔氏相通，问的人说：“由于三坟五典都已不存在，谁能详细知道三皇五帝的事情？谈论广成子的人都以庄周为本，其中本来有许多寄托之辞；如今要拿这些作为质证来确定结论，难道不可以吗？”不是通达之士，不值得同他讨论。想要成为黄帝、孔氏那样的人，只需实行他们的话，难道要仿效他们的外形吗？所以言论如果合乎道，就仿佛是那个人所说，祭祀祝祷他也是可以的。言论如果不合乎道，即使与他并肩对坐，难道还要听从吗？如今从广成子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它得于天道而合乎大道，所以我表彰他的庙貌，又尊崇礼敬他，又何必担心庄生的记载不可信呢？考察《尔雅》所说“北方以斗极为标志的地方叫崆峒”，那地方极其遥远，是华夏君主无法到达之处。在禹的疆域以内，名为崆峒的山有三座：一座在临洮，是秦朝修筑长城的起点；一座在安定。这些山都高大，可以取材使用，当地人也各自在山旁为广成子建立庙宇。庄子叙述黄帝到崆峒问道，于是又说游历襄城、登上具茨、访问大隗，这些地方都与此山接壤。这样看来，临洮、安定显然不是黄帝问道的地方。《仙经》叙述三十六洞天，五岳并不在其中，由此可知神灵遗迹所在，并不取决于山的大小。这座山下面有一个洞，洞口向上开出。当地老人相传说：“洞中的白犬常常出来游走。”所以把山顶称为“玉狗峰”。从前的守宰认为那里是神灵居住的清洁之所，害怕樵夫牧人亵渎玩弄，于是堆积土壤把它封闭起来。如今我登上山顶，声音传到下面十分深远，又怎么知道不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呢？推究崆峒的含义，是“内部含有洞壑，却不显露于外”，难道一定要山峰高耸、群山相连、凌驾云霄、遮蔽日影，才称得上名山吗？我是真南郭子的旧居，正好在山的北面；年少时便喜好大道，早年依附师门，年壮之后出外做官，出入已经二十多年。我衡量自己的才干，知道对国事没有补益，晚年便产生归隐之心；有幸出任此州刺史，停下车驾来施行教化。原有的神像和建筑已经倾圮，半数成为荒草荆棘。于是命令拆除旧宫，稍稍增加原有的规制；用余财筹办后续事务，悬出优厚价格，等待乐意捐输的人。陶工、木工等众多工匠都来求售，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急于营作，实在是看重利益而劳作。茅屋和坛墙，指日期限都已完成。旧有记载只把广成子称作仙人，又不考证崆峒所在的地方，知道其中有所缺漏。因此又重新建立这块铭文，悬挂在西廊。铭文说：德行高过三王的，只有轩辕氏；作为君王老师的，只有广成子。幽深昏默，恍惚广大而奇诡；坚固精气、使身体有活力，以浊滓作为治理之道。功德覆盖九州，形迹存于伯纪；天道没有穷尽，至人不会死亡。☆崔琪 崔琪，天宝九载任宣德郎，试任大理评事。○击柝赋（以“封守勤，固御暴”为韵） 戒备森严的城中啊，断绝了人的踪迹；君王宫门深邃啊，关闭着九重门户。清越的声音响起，击打那高墙上的更柝；观察铜壶漏刻而按时发箭，夹杂着凫氏敲响的钟声。声响相互应和，按照更筹宣告于九条街道；从内传到外，用来禁止奸邪，使四方边境清静。“为什么在这里离开这里”，于是击打又叩响；声音如投土之击，知道它很符合守瓶之意。风雨昏暗，不必借助鸡鸣报晓；早晚在公，只看见牵牛、织女两星。至于卫尉奉行职守，金吾勤勉巡察，大概是为了惩治侵犯暴乱，也用来警戒昼夜。夜色究竟如何？一年将尽，天色已经昏暗；台阶凝结着冬雪，月亮照满蟾宫玉兔。此时，哀切的声响渐渐发动，寒冷的声音四处传布；幽深的凤凰楼，显得寂静萧瑟；铜驼所在的道路，也一片凄清。于是巡逻警戒，自然形成险固的防守。又有空闺中的怨恨离别，幽居旅客的漂泊寄寓；心神驰向辽阳的戍所，衣服因思念陆生而化成白色；听到一声更柝，没有不泪流纵横的；听遍各种声响，全都交错传来。当今四海清肃，四夷归顺，时世没有暴乱的敌人，城邑的监狱空虚。那些干戈之事和击柝之制，仍然施行于边远地区，仍然用于军旅，大概是取其预先防备、巩固守御的意义。由此可知，我们自己制定并垂示法令，难道是为了等待暴乱发生吗？意义已经极其完备了！居安思危，也正是顺从我君主所喜好的事情。○桂林一枝赋（以题目为韵） 那些高大的众多树木啊，不过如桂林中的一枝。淮南王门下的桂树抽出秀色，月光升起时显出奇异的标志；承受雨露的滋润而焕然一新，轻拂香风而徐徐吹动。因此能使清肃之气凌空，使孤独的树荫辉耀其形质。心志既然丹诚而不改变，花朵又洁白而纯一；凝结的霜降落之后颜色更加鲜明，严冬景象使百木凋零而它的叶子反更茂密。像这样，本来将要和大椿争夺长寿，哪里只是挺立在小山之间偶然出现呢？至于孙宏已经失意，郄诜还没有及第；既沮丧于尘世的颜色、灰心丧气，却仍把玉粒般的品质和桂树般的芬芳保存下来。谁说它连卷着半死的形质，特别承受了重新生长的恩惠；长久留在君王的庭院，芳香浓郁于君王的台阶？可惜啊！假使当初顺从仙客的要求，永远舍弃幽林；把根留在不受重用的地方，身影消失在空山的背阴处，又怎么能独自享有昆仑美玉般的高价，吐露出岁寒不改的旧日心志？那些只看见零落的人，却不知道焦枯的梧桐再次受到砍伐，恩德深厚地延续于过去；更不知道残毁的朽桂，一枝在今日重新得到际遇！○唐少林寺灵运禅师塔碑

译虚空以广大为其本体，智慧以圆通为其作用；凝聚而不生灭，澄湛而永远寂静。离开修行，也离开证悟；不是色，也不是心；经历微尘般多的劫数，遍满恒河沙数的世界。无量国土全都清净，无量昏暗全都光明。谁能得到这种境界？我听说过这样的上人。上人法名灵运，姓萧，兰陵人，是梁武帝的后裔。他的父亲翥，任虢州恒农县尉。起初上人出生时，戒律之珠孕育在母胎之中，禅定之水已经显现在孩童的性情里。内在佛典的善根早已种下，外在学问则天生知晓；白□凝聚他的高远志向，明水砥砺他的苦行节操，神情自然而然。世人当时不能理解，常常认为那是虚幻境界而非真实，认为肉身如水泡只是虚妄；五色使人昏乱，五音使人耳聋，五味使人口爽。唉！轮回于生灭之间没有止息，我将归于根本，以恢复正道。于是游历嵩山，到了少林寺，便有了始终留居此处的心意。适逢舅父在高平任职，上人于是就在这个郡中剃度出家。他如玉石挺立于凡石之间，无法比喻他的光明显著；如太阳映照群星，没有什么可以与他的光明相比。最终迁入隶属于这座寺院，□副合了早年的心愿。不久，他向庞坞圭大师学习禅法的决要。暗中契合、秘密领悟，以真理贯通义理；从自性空寂中照见十方世界，从对三界的执著中解脱出来。慧眼既已清净，色身也如如不动，这才知道心外没有一法，所得的一切都不过是梦幻罢了。于是再看大地上的土木，无不就是佛刹。空山苍茫，终年默然静坐，猿猴面对茶碗，鸟儿栖息禅庵。那山岭上的云无心无意，就是我的心；那山涧的水无所执著，就是我的本性。既然如此，谁还能用凡人与圣人的尺度来衡量他呢？所以我处在天地造化之中，也如同在梦中一样。开元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他没有显露疾病，安然寂然地去世了。苦涩的浓雾使天地昏暗，悲哀的风在草木间呜咽。唉！我的禅山崩塌了，我的法海干涸了，我的世界空虚了，使一切有情众生、大千世界的众生，都在这里受苦、在这里如被火焚，这种悲痛哪里说得尽呢！因此，门人坚顺独自在这座山上建造灵塔，以奉行他的遗教。伟大的德行如果不能超越当代，胜过先觉者而出类拔萃，又怎能传授我的法印，使一盏灯点燃千万盏灯呢？那位上人高峻卓立，以禅定和智慧为宝藏，以涅槃为山岳，在无所执著的境界中圆融通达，在无边无际的领域中出入。来得正是时候，离去也顺应自然。如今他已经终结生命，我该如何瞻仰他呢？事情过去，遗迹就会变迁；岁月流逝，万物就会更换，何况佛法与变化长存，思念又从心中积聚，怎么能让上人的崇高德行在去世之后反而不记载他的事迹呢？刻在石上，用来彰明这篇文章。铭文说：上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传授了我的法印。他的本体寂静，他的行为顺遂。纷乱的是识海波浪，扰动的是梦幻般的心情；没有光照便不会天明，没有澄澈便不会清明。他成为伟大的医王，成为伟大的禅师。像山岳一样挺立，像古松一样苍劲；莲花青翠，月色皎洁。一旦化灭，天地四方都感到凄凉；世界空寂，□山忽然显得空旷。色身虽已辞世，法身仍然存在；金色世界惨淡，铁围山昏暗。唉！我所留下的，只有心的本源。田再思 再思，开元年间任刑部郎中。关于为母亲服齐衰三年的议论 天尊贵，地卑下；天数为一，地数为二，阴阳的位置由此分明，夫妇的关系也由此相配。至于死亡丧葬的威仪、礼制等差，《礼经》规定的五服制度中，齐衰和斩衰各有不同；父母去世服丧三年，无论贵贱都没有区别，这是为了报答父母使自己免于怀抱的慈爱，酬答无穷无尽的恩德。考察上古，丧期没有固定年数，到了中世才有按年计算的制度。《礼经》说：“五帝处在不同的时代，彼此不沿用音乐；三王处在不同的朝代，彼此不袭用礼制。”《白虎通》说：“质朴与文饰反复变更，历法和正朔三次循环恢复。”自周公制定礼制、孔子删定经典以来，便分别规定了厌降等礼仪，用以标明服丧等级；轻重随着风俗，斟酌随时代而定。因此可知，礼并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自然产生的，而是随着人的情况而变化，以适合时代的中道罢了。春秋各国中，鲁国最懂礼，因为它是周公的后代之国，也是孔子的邦国。晋国韩起来聘问时说：“周礼全都保存在鲁国了。”齐国仲孙来结盟时说：“鲁国还在执掌周礼。”子张问到“高宗居谅阴，三年不说话”时，不赞成让他的儿子为出嫁的母亲服丧；子游为同母异父的兄弟服大功，子夏却说应当依照齐衰的制度。这些人都是孔门四科中的人物、十哲中的贤者，在孔门中地位很高，亲自承受圣人的教诲；等到遇到丧事，仍然对此产生疑问，这就说明自古以来礼制的增减升降并不一致。关于服丧三年的制度，各家说法纷纷。郑玄认为是二十七个月，王肃认为是二十五个月。又如改葬时的服制，郑玄说服缌麻三个月，王肃说葬礼结束便除服。又如继母改嫁，郑玄说都应服丧，王肃说只有继母抚养过继子，才为她服丧。又如没有服制的夭折者，郑玄说孩子出生满一个月，哭一天；王肃说以哭丧的日数代替服丧的月份。郑玄、王肃都以经典为祖、以传注为宗，各有异同；荀挚搜采古礼、寻求遗说，也彼此有所增减。由此才知道离圣人时代越远，残缺的地方越多。所以说，通晓礼制的人聚在一起，往往只是聚集争论，哪里会有一定的结论呢！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三年，实行这种制度已经超过四十年，始于高宗大帝时期，而不是始于则天皇后的朝代。大帝登极之时、中宗献书之日，经过当时议论，认为可以施行，便编入法令，服行此制也已经很久了。前代君王认为正确的，后代疏通为法律；后代君王认为正确的，又著为令文。何必违背先帝的旨意，阻碍人子的感情，损害仁孝之心，背弃德义的根本呢？这对圣明教化有什么妨碍，对人伦常理有什么紊乱，却要把服制减为一年，使它与伯叔母相同，与姑母、姊妹相同呢？三年丧期，不过像白驹跃过缝隙那样短暂；君子失去父母，终身都怀有忧伤，何况只是再过两年呢！

译可以说是痛心，可以说是放声痛哭了！《诗经》说：“可怜可悲的父母，生我养我多么辛劳。”《礼记》说：“父亲亲爱子女，亲近贤能的而疏远不能干的人；母亲亲爱子女，对贤能的亲近他，对没有才能的便怜惜他。”阮嗣宗是晋代的英才、世外的高士，却认为母亲比父亲更重要。按照齐衰、斩衰服制等级的递减，粗麻细麻已有区别，怎么忍心把服丧的期限减到一年呢？难道后代士人全都比古人惭愧吗？遵循古礼未必就是对的，依从当今也未必就是错的。又如同灶共食者服缌麻，《礼经》对此明白规定了义理。嫂嫂和小叔关系疏远，同路人一样；由此类推，触类旁通。侄子都穿粗麻丧服，叔父却不服缌麻，推远亲情是有余了，和睦亲属的义理却不足。又如母亲的兄弟，与母亲亲情深切，有“渭阳”之谊；翟酺曾为舅父申诉冤屈，甯氏曾以宅第赈济外甥。母亲既然出嫁于我家，舅舅与我的关系也很深厚。如今不把舅舅置于姨母之上的尊位，反而降为小功服，依照古礼来看，实在违背了世俗人情。现在贬低舅舅而尊崇姨母，是鄙薄当今制度而称美古礼。这些都是太宗制定的制度，实行已经一百年了，贸然删改恢复，实在令人疑惑。这真可以说是痛心疾首、放声恸哭了！《诗经》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礼记》说：“父亲亲爱儿子，对于贤能的就亲近他，对于无能的就使他居于下位；母亲亲爱儿子，对于贤能的就亲近他，对于无能的就怜悯他。”阮嗣宗是晋代的英才、方外的高士，却认为母亲比父亲更为重要。按照齐衰、斩衰等丧服升降的等级，丧服的粗细已经有所降等，怎么忍心再制定服丧的节制，把它减到周代丧服的等级呢？难道后代的士人全都比古人更感到惭愧吗？遵循古制未必正确，依从今制也未必错误。又，同在一灶共食的人服缌麻，《礼经》已经明确说明了其中的义理。嫂嫂与小叔远远分别，就等同于路人；由此类推而推广开来，便可以触类旁通。侄子都穿着[原文“苴{苔木}”字样疑误]，叔父却不服缌麻；推重疏远亲属的情理有余，而和睦亲属的义理却不足。再说母亲的兄弟，与外甥之间的感情如同渭阳之亲；翟▯为舅父申诉冤屈，甯氏“宅甥之相”[语义及文字疑有讹误]，而我既已出嫁，按义理说感情也很深厚了。却不尊奉母亲的兄弟如同从母，反而把丧服降为小功；依照那些古礼，实在有违背世俗人情之处。如今贬低舅父而尊奉姨母，这是把当今的制度视为鄙陋、却把古代的制度奉为荣美。这些全都是太宗制定的制度，实行已经有一百年了，如今贸然加以删改恢复，实际上很令人疑惑。宇文融 融是京兆万年人。开元初年授任御史中丞。因为提出理财建议而迅速掌权，升任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来借机暗示侍御史李宙弹劾信安王，因此被罢为汝州刺史，又贬为平乐县尉。司农寺揭发宇文融在汴州欺骗隐匿官府的利息钱，因此被贬到岩州，途中去世。皇帝念及他过去的功劳，追赠台州刺史。关于确定户口的奏疏 天下查验和责令登记的客户，除了两州之间核计后允许返回本贯的以外，便让他们在当地编入户籍。年限将满时，应当按照当地居民的标准处理，再由当地官府加以优待怜恤。对这些人来说，这正是侥幸求生；如果征收赋税，眼下看来他们还承受不起。我私下估量，天下各州不能一概处理，暂且请依照宽乡有余田的州所采用的办法。大致估计有余田的州少于三四十州，就取用那些余田，统筹分配。余地中的客户，每三户取一户以下的土地；那些浮户，听任他们投靠亲戚乡里。每十户以上共同编成一坊。每户拨给五亩作为宅地，并为他们建造一两间房屋。开通巷道，编立闾伍，种植桑树枣树，修筑菜园，使他们在紧急时互相帮助，亲邻之间不致离散。成年男子另行酌量，每人给五十亩以上作为私田，任其自行耕种。每十名丁男在附近的坊中轮流共同拨给一顷土地，作为公田，共同经营耕种。每名丁男每月服役三日，十名丁男一年共得三百六十日，用来经营一顷公田，所得不会少于这个数。估计公田一年平均收成不少于百石，便在附近州县缴纳。除三十六日的劳役外，不再征收其他租税。既然是经营田地的户口，又免除出征劳役，安居乐业自然有余，一定不会流散。官府每名丁男收取粮食十石，这些粮食不再另作他用。每逢歉收之年，每斗粮食按二十钱计价，然后才发放使用。这样计算，一名丁男一年所缴纳的粮食相当于两名以上丁男，也与正常赋税没有不同。于是官府收取的是劳役所得，并不是宽纵；百姓减轻了税负，又得到安定舒适。仓廪日渐充实，长久实行也便利。那些狭乡中余地少而客户很多的地方，虽然此法还不能完全适用，也应依照规定允许迁往土地宽裕之处，不一定非要留住。若宽乡安置得当，人人都愿意向往，那么两三年以后，便都可以改变安排。废弃的土地全都改作公田，狭乡人口全部迁往宽乡，仓储既然增加，水旱灾害也就不必忧虑了。崔明允 明允是博陵人。天宝二年任朝议郎、左拾遗、内供奉。红嘴乌赋 这是空桐山的灵鸟啊，红色的嘴，黑色的身躯；拂动羽翼飞上青霄，流转的身影映在白日之中。它与鸳鸯、鹭鸟为伍，哪里是普通鸟类所能相比的？因此它的鸣声合乎雅乐，行动总是依循仁德；受到恩惠便亲近人，感念恩德便驯服。它已经轻盈地飞翔在银河之间，也曾嘎嘎鸣叫着面向人；不惊不怕，既讲义气又亲近人。它登上丹色的廊柱，飞入华美的厅堂；面对贵客铺设的罗席，拂过美人的锦衣。它惊觉空帘中的秋色，怨恨夜晚月色的清光；悲叹这里虽然美好，却不是我的故土，伤感于幽僻栖居，思念故乡。于是湘妃拿起琴来，相如也为之叹息。为什么不打开金笼让它飞去，飞向□汉之间的高空呢？重章说：太阳宫难以攀登，月树又惊动了栖息之鸟；没有听到将雏鸟的曲子，只听见它徒然哀怨地在夜里啼叫。大唐平阳郡龙角山庆唐观大圣祖元元皇帝宫金箓斋颂 在空洞无形之中、幽深浩渺的境界之间，神妙的文字早已存在，与混成之道相连。什么叫混成？就是在天帝之前已经存在的道。什么叫灵文？就是龙汉年代的神文。五劫交替运行，尊神相继运化；九气纯正炽盛，元始之道自然显现。在流火之庭冶炼，在阳明之馆锻铸。阴阳二仪凭借它而定位，三种光明凭借它而发光。赤明开辟图录，碧落普遍度化众生。元元之道完全拥有大道，于是广大地弘扬真宗；天道以它为法而无边无际，皇帝仰望它仍不能穷尽。伏羲、轩辕顺应天运，尧、舜乘应时势，都希望达到至高教化，向往元始之风，几乎使天下百姓归于至善。它独立于千古之上，清湛而若有若无；它超出历代帝王之首，悠久而无穷无极。至于圣祖，承继神明宗脉，先天不违背大道，后天继承世代，赐予真实而久远的福庆，使祥瑞流传绵长。国家继承武功，恭敬承受先祖功业，三教合于一德，六方皆舍弃异道而归于同道。平阳郡元元宫，是兴起王业的发端征兆。最初受命时，已经显现吉祥征验；灵迹的开端，祠宇的建立，都在国史中昭然可见。如今天下升平，长久配享嘉瑞，增修清静庙宇，大建宫观，都明白记载在御碑上。以我道作为天下的准则，以此地作为天下的典范。若不是至圣之人，谁能做到这样呢？皇帝治理天下，实行无为之治，专心守持正一之道，睡梦中也有所感应，仿佛见到圣祖真容；以此彰显孝孙的精诚，传给烈祖元始的训诫。

译开元年间得到圣祖的神像，天宝年间获得灵验的符命，盛大的福庆再次汇集而日益昌盛，最高的教化于是兴起并臻于完备。恭敬地举行册封礼，尊崇之高无人能比；衮龙礼服充分光耀于神像陈设，冕旒又在帝王尊位上追尊圣祖。多么美盛的《商颂》啊，多么有生气的《周雅》啊；拿它们与古代相比，如今更胜过从前。多么光耀的这座山啊，是众神会聚的地方；西面对姑射山，北邻天柱山，实在是通往仙境的秘府。正殿庄严肃穆，广阔庭院幽深森然；峰峦分列左右，松树柏树交相成荫，总括虚无之境而显得清静深邃。石坛重叠，台阶层层，瓦砖环绕；隐秘的诀文参差交错，洞天的章表得以奉持。三元标明时辰，八月下降诞生，每到这一天便在这里施行法事。修建金箓斋，开启玉皇印，这是道家的珍宝、帝王的仪式，没有比这里更盛大的了。于是打开乾门，开辟坤户，气象宏大而无边，和风吹自不周山，八卦在其中运行。仰望列宿，踏行魁罡；落日沉入阴影，夜晚降下沆瀣，六甲神在旁边辅佐。仙人同伴依次而来，羽人踏着虚空之步；朝拜九天，祭祀五老。想象钩陈星宿，便有黄色□幕低垂覆盖；存想太乙神君，便有白鹤飞来盘旋。其余侍香的金童、传话的玉女，处在缥缈烟霞之间，徘徊于玄妙虚空之中；在幽微难见之处寻求他们，宛如彼此契合。只愿镇守皇极，协和时运：对外使万里清平，戎狄归向教化；对内使亿万百姓安宁，年成丰熟。感通而降下恩泽，兴起昌盛祥光，动植物都生长繁育，阴阳之气旺盛。利兵所指之处，便收敛干戈；灵官降临之处，便消除疾病灾害。何况还能感通上界，使神灵降下福祉，使盛大的天命降临，使天子享有万年寿命呢？观主郭处寂臣，虔诚恭敬，勤勉不懈，早晚都不松懈；承受道师的金箓，佩带山岳般的符命，亲自执掌科仪，于是谋划法事要领。开元十六年，皇帝题写观额，于是将此观列入名籍。开元二十五年，他上疏请求举行斋醮，皇帝准许了他的请求。于是内廷使者和高道从王城来到这里，皇帝的诏令和秘密旨意从天上而来。诸侯恭敬莅临，郡县官府完成事务，革除旧有的墙垣栋宇，重新建造经像。红色彩饰灿烂，金光熠熠；所营建的都已经完成，所成就的都已经确立，足以有利于长久坚贞。太守裴▯臣及其僚属等，只以道义相互信任尊敬，把情谊表现在政务中，奉行美善而承受吉庆。泉合观的道士众人，也都共同遵循你们宗门的根本，体察自然，在玄妙和谐中安乐恬淡，在大顺之中享受恬静愉悦。微臣曾经辅佐汾邑，亲眼看见圣迹，勉强称作“道原”，用来叙述真宰；从幽冥之中辨识万物，凭借象罔而有所领悟。颂词如下：三气的宗主，就是元元始祖。朱灵丙午之时，赤明时代由此开启。太上道君，托胎于洪氏。顺应后天而合于德的，只有我李氏。最初开启运数，符命归于唐朝。四海九州都归属唐朝，六代之后光辉再次昌盛。天宝年号正与此相应，愿圣寿无疆。大君推演策数，考察元阳历法。在空虚混元之中，自然存在着玄妙之有。无数众生，纷纷如珠口般生动。迎接它却看不见前面，跟随它也看不见后面。外物虽然变化，我的法却更加长久。龙角山高峻险峭，灵迹由此兴起。仙宫于是建立，清都便是它的居所。洞天之中天长地久，人间与它隔绝。伟大的大道啊，俯临下界而光明显赫。金箓中的秘诀，玉册上的元始之言；登坛的礼仪，是仿效大道的法门。圣祖留下训诫，来告知孝顺的后代。在这里授予天命，永远保佑元元众生。使后代昌盛，永远保存盛大福庆。把这些文字刻在坚硬的乐石上，用来奉献给至尊。段同泰 同泰，元宗朝任太常博士。关于陈贞节请求废除隐太子等四庙的议论 议论说：古代先贤圣王树立典范、留下训诫，从不违背时代而制定规矩，必定顺应风俗而裁定制度。因此依据人的情况施设教化，按照适宜的原则制定礼制。如果违背经常之道来迎合礼制，就像把琴柱胶住而调弦一样僵化。所以夏、商、周三代的增减不同，历代帝王的升降也各有区别。臣恭敬地考察，隐太子、章怀、节愍、懿德等人都承受特殊恩宠，分别修建陵墓寝庙；用一少牢祭祀，接连迁移神主，这难道不是亲睦宗亲、继承绝嗣、哀悼死者而推施恩惠吗？何况汉代设置戾园，晋代修整虞舜祭祀；《尚书》称“咸秩”，《礼记》记载祭祀百神，纷繁盛大的事例，实在难以一一说尽。根据陈贞节的奏状说：“臣伏见隐太子、章怀、节愍、懿德太子等四庙，远则是从祖，近则是堂兄弟，并没有对人民立功、对时代建业，却使寝庙相连，裸祭献享接连不断。”他又引用汉元帝朝贡禹的奏疏，以及丞相韦元成、匡衡等人的议论，认为先王的典礼不可逾越。臣愚昧地认为，贡禹的上书、匡衡的奏记，所论道理与此不同，事情也不属于同一类。为什么呢？他们所说的是祖宗远祖，年代相隔很远，往返议论于商周之间，徘徊在迁移与毁弃之间。隐太子等人都是皇帝特别降下诏命，另行营建祠宇，意义不同于太庙，恩典出自当时皇帝。如同对死者赐予苹蘩之祭，也如同对生者封赐土地，恩宠和荣典所及，谁能说不合适呢？况且自古帝王分封子弟，寄托给他们守卫王室的重任，都使他们获得列郡的荣耀，难道一定要先对人民有功、对时代有事业吗？生者从来没有异议，死者却偏偏要上奏停止这种待遇；虽然生者和死者的情形不同，但君主和亲属的恩惠有什么区别呢？这就是轻重失当，情感与礼制不均。神道本来就不应欺骗，难道人情能够说这样做是可以的吗？奏状又说“奏乐登歌，等同于列入帝王之庙”。隐太子等人的庙近来举行裸享，都依据旧有章程；祭牲只用少牢，舞蹈只有六佾，进不至于像季氏那样僭越，退则采用诸侯的礼制。恭敬考察旧例，并没有什么乖谬；从今以后如何处理，也就完全可以知道了。又根据匡衡关于思戾太子后园的议论，亲属关系还没有断绝；谨按，隐太子是皇帝的曾伯祖，按本服应服缌麻；章怀是伯父，按本服应服一年；懿德、节愍都是堂兄弟，按本服应服大功。亲属关系都没有断绝，庙宇不应废弃。又依照《礼》说：“既然有人以此举荐，就没有人敢废弃它。”所以刘歆认为，德行浅薄的后代流传卑微，德行盛大的后代流传光显。礼制没有什么不顺从人情的地方，所以不应废庙。又汉代司徒掾班彪说：“贡禹毁坏宗庙，匡衡改动郊祀坛兆，都是屡次反复，纷纷不定。”这又是为什么呢？

译礼文残缺细微，古今制度不同，各自形成一家之说，很难片面地作出定论。考察诸儒的议论，刘歆的说法广博而笃实。依据班彪的话，足以说明古今制度不同，礼制应当依从时宜。考察匡衡议论戾太子等人时说亲属关系没有断绝，因而不应毁庙；这就是从遥远的史籍中考察，也找不到应当废弃的依据。况且他们本来就是皇室支系，有根基深厚的美意。如今一朝废弃，我私下认为不可以。隐太子陵庙等，最初只是权宜建立，并不是礼官详细议定，大概是恩典出自宫中；这件事并非外臣奖饰。至于汉代设置戾园，是为了亲睦宗亲；晋代修整虞舜祭祀，是为了继承绝嗣。广泛寻求神灵而祭祀，便能旁及百神；没有成文规定也全部加以祭祀，则能远及历代。况且缺乏神灵、缺少祭祀，是《春秋》所非难的；登上山冈而见原野荒芜，是诗人所叹息的。国家的仁德遍及草木，孝心上通神明，恩泽既然下及九泉，恩惠也应遍及九族。怎么能远则是堂伯祖，近则是堂兄弟，服制还没有断绝于缌麻之亲，情感却被遗忘在黍稷祭品之外呢？臣愚昧地认为，保留这些庙宇就能安抚宗族，废除它们就等于收回恩惠；安抚宗族，庙宇就应保存；收回恩惠，祭享就应断绝。这件事关系到圣上的思虑，奏请裁定为宜。谨此议论。《全唐文》卷三百四 郑老莱 老莱是洛邑人，是遂州刺史郑叔则的父亲。对春季设置土牛一事的判词 得宜春县县门外按各方颜色制作土牛和耕田人，州府认为不合规定；县方申诉说，距离立春还有两天。那北斗七星运转，分别标志四时；调和玉管的律音，便开启了三春。天下祈求土地丰收，四海等待农事吉兆。甲官主管铜墨之事，政教和洽如弦歌；事务切实关系耕种，情意深厚在于劝勉。到了立春之日、观测节气的时辰，便在县门制作土牛，在田间设置耕田人。按照方位制作，虽然是取法于阴阳；依节候制作，本来并不违背法令。如今四门一同制作，反复施作多次，便在春季之中预先设置秋冬的事务。祈禳灾害或许可以，但在法律上难以贯通；州府因此判定不合规定，县局便上诉申辩。立春在两天之后，虽然事情有先后差别；齐国恢复三座宗庙，难道又有什么道理吗？如果立即判定其罪，恐怕会流于深文苛法，所以特此商量，宁可取其中道。请从宽处理，等待符合通行规范。韩琬 琬字茂贞，邓州南阳人，是贺州司马韩思彦的儿子。考中茂才，又连续考中文艺优长、贤良方正，授任监察御史，出任河北军监军兼按察使。开元年间升任殿中侍御史，因事获罪而被贬官。上给睿宗论述时政的奏疏 国家的安危在于政事，靠法治理，暂时安定，最终必然危险；靠德治理，开始似乎不方便，最终却能达到大治。法是智，德是道。智只能权宜应变，道却可以长久而广大。所以用智谋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害；不用智谋而用大道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福分。贞观、永徽年间，农民不必劝导而耕种的人很多，法律不必施行而犯法的人很少，风俗不轻薄，器物不粗劣；贪婪的官吏以和士人同列为耻，忠正清白的人并肩而立；刑罚虽然轻却没有人触犯，赏赐虽然薄却足以劝善；地位尊贵的人不骄傲，家境富裕的人不奢侈；学校不必严厉督促而人们勤学，道教佛教不必惩罚而人们自我警戒；土木器用质朴而不厚重，做小买卖的人也不被轻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实行的是皇道。自此以后，任用巧智之人，排斥耿直敢言者；趋附权势的人得以进用，守持正道的人反而退避。善于逢迎的人没有被贬斥剥夺的忧虑，正直的人却有生不逢时的叹息；人人奔竞，家家争逐，风俗日益沦落。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实行的是霸道。贞观、永徽时期的天下，也是今天的天下；淳厚与浅薄相反，都是由于治理方式不同。那些巧于钻营的人知道忠孝是立身进取的阶梯，仁义是各种行为的根本，便借此求取进用，口头上赞成而内心反对，言辞相同而意图相违，陛下怎么能完全察知呢？贪婪冒进的被认为有才能，清廉坚贞的被认为孤僻，随波浮沉的被认为聪明，刚正不阿的被认为愚笨。地位低下却骄傲，家境贫困却奢侈；岁月渐渐积累，如果不挽救这些弊病，怎么能够使浮薄的风俗重新归于淳厚呢？不致力于减少事务，却致力于拘捕控制。拘捕控制依靠的是法律，法律一设而条文日益繁密，条文繁密，盗贼就更多了。近来法令屡次更改，有的实行后还没有看见好处，却只是不知道损害；这就像下棋的人认为一着棋很好，重新改动它反而更好。所以说，设置法律不如平息事务；事务平息，巧诈就不会产生。圣人防患于未然，天下怎么会不能治理好呢？永淳年间，雍丘县令尹元贞因为让妇女修治道路而被免官；如今男人和女人一起服役，常常没有人觉得奇怪。调露年间，河内县尉刘宪父亲去世，有人请求让他代理职务，有司认为这不合名教；如今却说这是善于见机。太宗朝，司农寺因为买木材时付出两倍价格而获罪，大理寺孙伏伽说：“官府买木材价格高，所以百姓卖得便宜。我只看见司农寺识大体，没有听说他有什么过错。”太宗说：“说得好。”如今官府和民间交易时专门刻薄盘剥，名义上说是和市，实际上却是夺取。过去学生、佐史、里正等官职，每出现一个空缺，便有十人拟补；如今应当选任的人反而逃匿躲避。过去选官机构从容有礼，如今却像仇敌相见。过去商贩将货物运往官府，储备各种物品等待官府收取；如今交付结束便拿着符券争相奔竞，互相较量谁先逃脱。过去商人往来万里，如今城市和乡镇甚至到了失业的地步。过去家中收藏钱财、积存粮食，彼此夸耀；如今却以隐藏财产、故意显示贫弱为时尚。过去夷狄……，如今军队驻屯多年。过去招募士卒，人们以勇力自负，争着来效命；如今强行征发，合族逃亡接连不断。过去仓储充盈有余，如今各处都空虚。那些流亡的人，并不是喜欢寄居他乡、忘记故土，而是由于赋税沉重、徭役频繁，家产已经耗空，邻里又互相牵连，于是只能成为流浪之人。他们因穷困而行诈犯法，为求活命而触犯刑法。乱绳已经打结，越急着拉扯越无法解开。如今刻薄的官吏是能打结的人，提拔刻薄官吏的人又是能拉扯的人，于是解结的人始终看不见。希望选取奇才卓行之人，根据才能授予官职。又因为做官的道路过于宽广，所以人们抛弃农业和商业而争相趋赴仕途。一个男子耕种，一个女子养蚕，供养百人的衣食，想要有余粮余布积存，怎么可能呢？应当根据事务设置官职，根据官职选择人员，使官职与人员相称，所需人员不虚占职位。除此之外，就让他们耕田养蚕，任其经商，为什么还要引导他们做官、废弃本业呢？臣愚昧地认为，国家开辟仕进之门太广，人人都抛弃农桑工商而亲自奔向仕途。如今一个男子耕田却要供给数百人的粮食，一个女子养蚕却要供给数百人的衣服，于是使公家和私人都没有储蓄。如果不加以彻底改革，这些弊病必定会更加严重。崔逸 逸，开元年间清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