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百七十七

译进呈《通典》的表文。臣听说，最高的成就是树立德行，这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其次是建立功业，使自己的道义在当代得到推行；再次是著书立说，把自己的志向昭示给后世。因而，前代贤哲相继承袭、阐述前人的事业，将要施行政令，以治理国家。臣本来凭借门第资望，年幼时便进入仕途；做官并非为了游艺，才干又不及他人，只是徒然怀有自勉之心，颇为喜好研读典籍。虽然仕途经历多承恩幸，有时职务繁重、事务繁多，臣私自珍惜光阴，从未停止钻研。至于《孝经》《尚书》《毛诗》《周易》《三传》，都是父子君臣相处的重要原则，是十伦五教的宏大纲领，如同日月俯照大地，如同天地所具备的伟大德性，为历代帝王所取法，万古以来所遵循。然而其中大多只是记载言论，很少保存具体制度；臣以管窥天、以蠡测海，哪里能够通达其中的高深义理？如今贸然写下这些荒疏空泛的话，实在只是主观揣测。臣每每想到自己学识蒙昧，未能探究治理国家的经术，粗略考察历代众贤的著述，发现其中多陈述政治紊乱和失误的弊病，有的却缺少拯救时弊的方法。臣既然庸陋浅薄，哪里能详知其中的得失；没有推究事物的起始，也就无法畅论它的终结。幸而还可以依据周代的典章礼制，而秦始皇的荡灭并没有将它们完全毁掉；即使其中繁杂，也姑且可以作为准则和凭借。至于往昔的是非，可以作为后世的借鉴，散见于各种典籍之中，臣也曾大略加以研寻。近来编纂此书，年限已经超过三十年；臣见识少、思虑拙，心智昏昧、文辞芜杂，图籍确实很多，事目也不少。本来以为功业将要完成，却惭愧于疏漏乖谬；固然不足以阐发大道，但也算是微臣竭尽愚见、穷尽思虑。全书共分九门，计二百卷，臣不敢不将它完整献上，希望能够说明臣卑陋的志向和用心。冒昧烦扰圣上的听闻，臣惶恐不安，不知所措。论边将请求拘系党项和吐蕃人的奏疏 臣恭敬地看到，近来党项暗中与西戎相通，屡次有投降的人指证并陈述有关事迹，而公卿们在朝廷上议论，认为确实应当谨慎整备兵戎，防备他们侵扰袭击，增发甲士，阻截他们的侵犯暴行。这大概是没有通晓事情关键，只是普通人的寻常见解罢了。蛮夷侵扰中原，唐尧、虞舜时代就已经如此。周宣王中兴时，猃狁造成祸害，只命南仲前往朔方筑城，把他们驱逐到太原，到了边境便停止进攻，实在是不想使中原疲敝，又激怒远方的夷族。秦国平定六国后，依仗自己的兵力，向北修筑长城以抵御匈奴，向西驱逐各族羌人，使他们退到塞外。这样劳损民力、扰乱百姓，结下怨恨而成为祸乱的根源；中原尚未安定，平民起义便纷纷兴起，天下动荡不安，实际上就是由此产生了谪戍之役。汉武帝依靠汉文帝、汉景帝积累的富庶，命将出师，终于造成户口减半，最后还下达了自责哀痛的诏书，停止在轮台屯田。前代史书记录了这些事，尚且称许他能够先前迷误而后来悔改。大凡圣王治理天下，只致力于使百姓安宁，西至流沙，东面延伸到大海，南方和北方也都使它们保存声教。不把远方的物产当作珍宝，不要求遥远地区前来朝贡，怎么能使内地疲惫而经营外部，最终得到的少而失去的多呢？所以前代进献忠言的臣子，都曾提出匡正君主的建议。淮南王请求在闽越停止用兵，贾捐之希望放弃珠崖之地，国家安危和利害得失，都清楚地悬示在前代史籍之中。从前冯奉世假传汉帝诏书攻打莎车，把莎车王的首级传送到京师，威势震动西域，汉宣帝十分高兴，商议加封爵位和土地来奖赏他。只有萧望之认为，假传诏令、违背君命，即使取得了功效，也不能作为法则；恐怕以后奉命出使的人争相擅自发兵，为国家惹出事端。他陈述道理清楚明白，意见最终得到实行。国家自天后以来，突厥默啜兵力强盛、气势勇猛，屡次侵犯边城，造成的危害相当严重。开元初年，边将郝灵▯亲自捕杀了他，把首级传送到宫阙之下，自以为功劳无人能比，坐等荣宠。宋▯担任宰相，担心武臣贪图功劳，为国家惹事，只授予他郎将之职。因此直到开元盛世结束，再没有人提议开拓边疆，中原于是安宁，外族也安静下来。这些都是成败的明证，前车之鉴并不遥远。况且党项只是小小的藩部，杂居在中原地区，本来就心怀我朝恩德，应当对他们表示安抚。近来边将不廉洁，屡屡侵夺刻剥，有的是贪图他们的良马，有的是掠取他们的子女，随意索取财物，征发役夫；他们的怨恨痛苦已经很多，于是叛乱逃亡接连发生，有的与北狄互通使者，有的与西戎联合侵犯边境。既然有人促成这些事情，本来就应当惩治革除。《左传》说：“远方的人不服，就修养文德来使他们归附。”《管子》说：“拥有国家，就不要让勇猛好战的人掌管边境。” 这确实是圣哲洞察细微、见微知著的长远谋略。如今戎▯鬼方强盛，边防又不充实，实在应当慎重选择良将，告诫他们修缮完备边防，使他们保持诚信，断绝对外族的索取，以此表示怀柔。外族前来就加以惩治和防御，离去就谨慎戒备，自然会感念我朝的恩德，改变他们的奸谋，何必仓促谋划兴兵，白白造成劳费呢？陛下圣明至仁，覆盖养育各类民众，举动必定以古人为师，谋划没有不善的。臣伏愿陛下坚定地保守长远谋略，使兵器安置在安宁的席位之上，天下就大为幸甚了。臣见识昏昧，不擅长经国治世之道，学问也惭愧于广博精深，却私自承受鼎铉般的重任，成为朝廷的老臣。陛下恩深无比，臣志意诚恳，一心想着报答；各种是非得失臣都已阅历，像采薪者的浅见一样上奏陈述，冒犯了陛下的威严，内心深感惶恐。三朝行礼乐制议 晋代司律中郎将陈颀说：“从前杜夔传下古代雅乐的四支曲子：第一支叫《鹿鸣》，第二支叫《驺虞》，第三支叫《伐檀》，第四支叫《文王》，全都是古代的声调和歌词。”太和年间，左延年改作杜夔的《驺虞》《伐檀》《文王》三曲，重新制作声调节拍；曲名虽然保留下来，声音实际上已经不同了，只有杜夔的《鹿鸣》至今没有改动。魏国举行正朝大朝会时，太尉奉群臣和诸侯行礼，东厢所演奏的就是雅乐中通常演奏的曲子。后来又有三篇：第一篇叫《於赫篇》，歌咏武帝，声律与古代《鹿鸣》相同；第二篇叫《巍巍篇》，歌咏文帝，采用左延年改作的《驺虞》声调；第三篇叫《洋洋篇》，歌咏明产，也采用左延年改作的《文王》声调。第四篇又采用《鹿鸣》的声调，重复使用它而废除了古代的《伐檀》。到了晋代初年，进食举乐也采用《鹿鸣》。据《左传》记载，穆叔出使晋国，晋侯设宴款待他，乐工演唱《鹿鸣》三章，穆叔拜了三次，说：“演奏《鹿鸣》，是用来赞美寡君的，我岂敢不拜谢这番赞美。”《毛诗》说：“《鹿鸣》是宴请群臣和嘉宾的乐歌。”既然供给饮食，又以筐篚装满币帛来充实礼物，以表达深厚的情意，然后忠臣和嘉宾才能尽情竭诚。《诗经》的传注都没有说到行礼，到了叔孙通制定汉代礼仪，也没有另外设置行礼之事。荀氏说：“魏代举行礼仪和进食举乐，再取用周代典籍中的《鹿鸣》，又用它来宴请嘉宾，这与朝会没有关系。”考察旧日传闻，仍不知道究竟应当怎样解释。荀勖于是废除《鹿鸣》的旧制度，改用行礼诗四篇，先陈述三朝朝会和祭祀的意义；进食举乐又歌唱十二篇诗歌。开始时群臣诸侯捧着玉璧，进退趋走、跪拜起立，没有哪一样不是行礼，怎么能另外设置一种音乐，称作行礼乐呢？荀勖指责《鹿鸣》的错误，似乎属于误解；他重新制作四篇诗，又再次沿袭了从前的轨迹。三朝上寿有乐议

译《礼记》中只有献酒和酬酒的记载，没有上寿的文字；只有《诗经·雅》说：“再拜稽首，祝天子万寿。”《诗经·豳风》说：“酿造这春酒，来助长长寿。”虽然不是明白确切的文字，但大体可以看出上寿的实际情形；古代乐工都演唱这些诗，所以这件事是可以据此说明的。汉朝兴起后，叔孙通制定礼仪。长乐宫建成的第七年，诸侯朝见行礼完毕，又摆设酒宴，侍坐在殿上；众人都俯伏在地，按照尊卑次序起身祝寿。汉代旧例中，上寿用四支会曲，注说只有钟鼓演奏，没有歌诗。魏初创作四会曲，有琴和筑伴奏，却没有诗雅乐。郭琼说：明帝青龙二年，用长笛进食举乐中的第十二支古代置酒曲替代四会曲，又改古诗名为《羽觞行》，用作上寿曲，这是最早施行的做法。《鹿鸣》以下十二曲是进食举乐的曲名，于是四会曲便废止了。汉代旧例中，邓吴和郭琼等人所用的进食举乐曲，随着时代而有所增删；张华在上奏雅乐诗的表文中说：魏代上寿、进食举乐时以及汉代所使用的诗歌，句子长短不一，都不符合古代雅乐的规范。汉代旧例称上寿用四曲，张华也说有歌词；合起来看，他的注恐怕是文字脱漏。晋代所歌的诗，傅元都已详尽记载保存下来。撤去食物时应当有乐议 《周官》说：“天子举行大宴食，三次劝酒都合奏钟鼓。”汉代蔡邕说：“帝王进食时要用音乐。”如今只有进食举乐，食毕却没有音乐。按照膳夫的职掌，应当用音乐劝进饮食。《礼记》说：“宾客出去时，奏《雍》乐撤去食物，并击奏羽管乐器。”《论语》说：“三家祭祀时用《雍》乐撤食。”孔子说：“助祭的是诸侯，天子仪容庄严肃穆。”三家大夫的厅堂哪里配用这首乐曲呢？既然如此，撤食时就应当有音乐，不能与进食举乐使用同一套乐曲。读时令议 在进食时宣读时令，并不是古代的制度，而是从东汉才开始的，后来便沿袭下来。按《周礼·太宰》的职掌，正月初一，悬挂治理国家的法令于象魏，使百姓都来观看；《春官·太史》又说“向各诸侯国颁布并告知朔日”。《玉藻》还说：“在南门之外听受朔日政令。”这些记载都没有读时令的旧例。然而辟闾仁▯说：“元日接受朝拜并宣读法令，这就是听朔礼结束后所举行的事，符合《玉藻》的文字。”王方庆虽然有所驳斥，但大意与辟闾仁▯没有不同，这些也都是主观臆说。凡是说到诗中时令的，指的是四时；如果正月初一宣读法令，就应当称为岁令，为什么称作时令呢？那么夏、秋、冬三时又为什么不宣读呢？由此可见，辟闾等人错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省官议 议论说：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置官职总共不过百人。夏、商两代官职增加了一倍，也还能够合乎义理。周代设置六官，各自都有属官；虽然到了后世，制度渐渐失去质朴，官吏增多、事务繁杂，但条理脉络并不紊乱，职务也没有重复设置。秦代建立制度，多数因时制宜。汉初沿袭秦制，后来逐渐增广；光武帝建武六年，裁撤四百多个县的吏职，十个官职只保留一个。魏太和年间，分别派遣使臣，裁减州县官吏；正始年间，又合并郡县等机构。晋太元六年，裁减七百多个官员。隋开皇三年，废除五百多个郡。国家贞观初年，裁减内官六百多人。详细考察设置官职的根本目的，是治理众多百姓；所以古代按照人口设置官吏，周代的乡、遂、稍、县、畿等地都是约计人口后确定员额，官吏没有虚设。自汉、魏、晋、隋直到圣唐，都因为战争和流离、征发和修缮的艰难劳苦而节省官职，这些事都记载在典籍中。晋代荀勖、桓温也都提出过这样的议论；要使百姓得到休息、挽救政治弊病，还有什么能比这样做更有效呢？从前皋繇担任士师，掌正五刑；如今刑部尚书、大理卿，就是两个皋繇。垂担任共工，负责改善器物用具；如今工部尚书、将作监，就是两个垂。契担任司徒，施行五教；如今司徒、户部尚书，就是两个契。伯夷担任秩宗，掌管国家礼制；如今礼部尚书、礼仪使，就是两个伯夷。伯益担任虞官，掌管山林川泽；如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就是两个伯益。伯ぁ担任太仆，掌管车马；如今太仆卿、驾部郎中、尚辇奉御、闲厩使者，就是四个伯ぁ。古代天子拥有六军，汉代前后左右将军共四人；如今却有十二卫和神策等八军，总共有将军六十人。历代不断增加，直到今天这种地步；旧有的名号没有废除，新的职务却日益增添，名目繁多、职务重叠，无法一一列举，所以后周仿照古代周制设置六官，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现在略举外官为例：别驾本来是汉代设置的，随刺史巡察地方，就像如今观察使所设置的副使；忝军是在后汉末年设置的，掌管诸府军事，就像如今的节度判官。官名和职务随着时代迁移变化，徒然保留空名，都没有实际职掌。司田在景龙三年曾经设置，不久便因事务烦杂而停止，并入司户，这实在是权衡取舍的做法。确实应当斟酌官职的繁简，详细考察增损得失；要想求得政治清明，必须先使名实相符。神龙年间，官制纲纪毁坏紊乱，有关部门专门广泛招集候选官员，争相收取名目；当时并没有空缺可以注明授职，于是奏请设置员外官的竟有二千多人。从此以后，这便成为固定制度。开元、天宝年间，四方没有忧患，百姓充实安定，大体上编入户籍的有九百多万户；官员虽然众多，行政费用虽然繁重，但民力有余，国库充盈，即使偶有浪费，也不足以成为忧患。如今战争还没有平息，百姓凋敝困苦；几年前，天下户籍账簿送到尚书省的只有一百三十多万户。自从圣上登极，分别派遣使臣，核实、整顿并收括土户和客户，总计三百多万户；与天宝年间相比，才有三分之一，其中寄居而登记的户口仍占五分之二。承担租税赋役的人已经减少到这种程度，靠租税赋役供养的官员难道还可以照旧吗？比如一个州没有三数千户，却设置五十六名官员，正是十只羊九个牧人，使官吏疲惫、百姓烦扰。看到这样的重大弊病，实在应当考虑革除。议论此事的人大多说，还有跋扈而未归顺的势力；裁并官署、裁减官吏以后，恐怕被罢免的人仕进无路，另有所依托，而且还要借此牵制爵禄，同时表示▯是防。这样的说法只是常情的考虑，恐怕不是挽救时局的议论。有才能的人就命令有关方面举荐任用，没有才能的人又何必担心他们逃亡？何况他们各自都有姻亲和家产，必然有所顾恋。后汉建武六年裁减县吏时，公孙述、隗嚣还没有灭亡；魏太和、正始年间，吴、蜀还鼎立；晋太元六年，呈国尚且存在；隋开皇三年，陈氏仍然割据。这些时期都在招揽俊杰，立志相互吞并，却仍然不担心失去贤才、资助敌国，而专心以挽救弊病为谋略。

译如今田悦之流，都是庸劣琐碎之人，滥施刑罚、横征暴赋，只知道抚恤军队；对衣冠士人，却像对待奴仆俘虏一样。这哪里能同公孙述、诸葛亮在巴蜀，孙权、陈霸先据有江南相比呢？既然没有范睢经营秦国、贾季使狄国强盛那样的忧虑，事情的结局也就完全可以预见了。如今如果认为人情因循已久，制度不能更改，那么可以并省内官，同时暂且权宜停止省外官中的别驾、司马以及军州县额内官，约按户数裁减县尉。被罢免的人，只要有德行、才能和器识，就委托州府长官搜求选择，加以论荐，这样当然也不会遗漏有才干的人。如果荐举失当或泛滥，先治荐举者的罪，谁还敢胡乱冒荐而触犯刑法呢？有些人没有被荐举，只保留原来的资名，任其依照常调任职，自然会逐步升进，另等日后甄选收用；不过暂时停止一时，又怎么会辜负这些人呢？至于柱国这一官号，是后魏末年设置的，当时授予的都是德高望重、功勋卓著、事业崇盛之人，而且都统领重兵，恩宠尊贵无比。周、隋以后，授予的人越来越多；到了本朝，反而改作勋级，只能得到三十顷土地。又如开府仪同三司和光禄大夫，本来也是官名，后来授予的人多了，也改作阶级，随时制定制度，遇到弊端便变通，不必因循旧例，反复更改设置。等到战事停止、百姓稍稍安宁，如果要增加庶官，就再恢复旧制。谨此议奏。尚书省官制议 议说：从前尧在大麓考察舜，让他总领天下政事，这就是尚书的职任；周代的司会，也是这种职务。秦代，少府派四名官吏在殿中主管发下文书，所以称为尚书，“尚”仍是主管的意思。汉代承袭秦制设置尚书；到武帝游宴后宫时，才开始任用宦官主管中书，让司马迁担任此职，后来又废止了这一官职，把它视为中书的职务。成帝建始四年，罢免中书宦官，又设置五名尚书，其中一人为仆射，四人分任四曹，共同掌管图书、秘记和章奏等事，以及封闭奏章、向内外宣示而已，当时职权还较轻。到了后汉，尚书的职任便受到优厚而且十分重要：传达和收受君王命令，向皇帝陈奏万机；政令由此发布，选举由此决定，罪赏由此裁正。这就是文昌、天府，是众多政务汇聚之处，是内外事务取决的所在，也是远近臣民所禀承仰望的机构。所以李固说：“陛下设有尚书，就像上天有北斗一样。北斗是上天的喉舌，尚书是陛下的喉舌。北斗斟酌元气，使四时运行平和；尚书传达君命，把政事施行于四海。”尚书令和左丞总领纲纪，没有不统辖的事务；仆射和右丞分掌仓廪、假贷、钱谷。汉初尚书虽有各曹的名称，却不把它作为正式称号；到灵帝时，以侍中梁鹄为选部尚书，于是才出现“曹”的名称。尚书总机构称为尚书台，也称中台。遇到大事，八座官员联名奏报；如果意见不合，也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两汉的尚书都隶属于少府。魏代设置中书省，有中书监和中书令，于是中书掌握机要权衡之任，尚书的权力便逐渐减弱。晋代以后，尚书所掌事务大体同于八座。丞、郎初次授职时，都集中到都省，互相行礼；升迁时也互相行礼，这是沿袭东汉制度。到了晋、宋，只有八座官员还行解交礼，丞郎不再行解交礼。宋代称尚书机构为尚书寺，位于建礼门内，也称尚书省，又称内台。每当八座以下官员入内侍奉，门生随从入内的各有等级，不得夹杂士人。凡尚书官犯大罪就免职，犯小罪则遣出；满一百日没有代替他的人，听任其回到原职。尚书令和两位仆射出行时分道而行的制度，与御史中丞相同；令、仆各给威仪十八人。晋代以后，八座和郎中大多不再奏事。梁天监元年诏令说：“自从礼官衰败以来，已经很久了。郎官署中只是充数，不办理职事；把文案视为糠秕，崇尚虚闲，空有趋走殿阶的名声，完全没有执掌尚书职务的实际。曹郎可以依照旧例奏事。”从此才开始奏事。又诏令说，尚书中遇有疑难事务，应先在朝堂共同议论，然后再上奏。旧制中，尚书官员不作为赠官，只有朱异死后，因武帝特别宠信他，才特赠右仆射。魏、晋以来重视中书官，使其居于传达君命的要职，尚书的职权便逐渐被疏远。到了梁、陈，全国的机要事务全在中书，献纳意见的职任又归于门下，尚书只不过听命办事罢了。后魏天兴元年，在皇城的四方四隅设置八部大夫，每面设置一人，用来比拟八座，称为八国；各自设置属官，分掌尚书三十六曹及各处外置机构，由大夫主管。天兴四年，又恢复尚书三十六曹。天赐元年，再次罢除尚书三十六曹，另设武归、修勤二职，分掌省务。至神麚元年，才设置左右仆射、左右丞以及各曹尚书十多人，各自居于不同官署。北齐尚书省也有尚书录、令、仆射，总理六尚书，称为都省，也称北省。后来济北王以太子身份监国，建立大都督府，与尚书省分别处理各项事务，并开府设置属官。北周没有尚书省，隋代和大唐都有，其制度大体相同；凡尚书省的事务，没有不总领的。龙朔二年，改尚书省为台；咸亨初年恢复旧称。光宅元年，改为文昌台；垂拱元年又改为都台；咸通初年恢复旧称；长安三年又改为中台；神龙初年恢复为尚书省。都台居于中央，左右两司分掌事务。都堂的东面有吏部、户部、礼部三行，每行四司，由左司统领；都堂的西面有兵部、刑部、工部三行，每行四司，由右司统领。总共二十四司，分设各曹共同治理，天下事务大体都包括在内。谨此议奏。仆射议 考察仆射一职，它是秦代的官职，名称虽然不显赫，职掌也很细小；东汉以后，虽任用逐渐受到重视，主管尚书府事务，却不是百官师长的职位。又考察丞相，也是秦代的官职。秦代每逢群臣上表，都以“丞相臣某”为首。汉代的宗室重臣中，萧何任丞相。按照汉代礼仪，丞相进朝，天子在御座上便起身；天子在车舆中，丞相经过时便下车；丞相有病，皇帝乘法驾到府第慰问；丞相可以诛戮二千石官员，申屠嘉想斩杀内史晁错，就是这种情况。霍光受先帝顾命托孤的重任，处在伊尹、周公的地位上，废黜昌邑王时，上表太后，丞相臣敞列名在首，大司马大将军臣光列在其次，其尊崇达到如此程度。其间曾设置左右丞相，也曾改称相国，并曾改称大司徒。大体说来，汉代丞相就是三公之一，对天下事务无所不统；后汉也以三公为宰相，因此司徒本来就是西汉丞相。后来有时称丞相，有时称相国，有时称大丞相，名称虽然互有不同，实际职权是一样的。曹公、司马师、司马昭、赵王伦、王敦、王导、刘义宣、齐高帝、梁武帝、尔朱荣、陈武帝、侯景、齐献武帝、隋文帝都曾担任这一职务。历代丞相大多不是平常臣子所能担任的职位，也常常作为赠官。

译然而自秦代以来，丞相实际上一直居于百官之长。如今尚书令统领众务，提举纲要，仆射作为副职，确实是崇高重要的职位；但它并不是统理国政、治理天下的宰相之任。若要比拟这样的职任，应当是侍中、中书令；如果只是取其尊崇地位，那么应当是太师；否则，只有上公、太尉，才可以作为百官师长，号令百僚。龙朔年间、天宝初年，曾把侍中、中书令改称左右相，远取法于伊尹、仲虺为左右相，以及周公、召公辅佐成王而分居左右的意义，这确实是相当恰当的。有人说，尚书令、仆射就是录尚书事的官职，是百官的师长。考察前代担任录尚书事的霍光、张安世、王凤、赵喜、牟融、邓彪、张禹、李固、王导、褚彦回、齐明帝等人，有的是三师，有的是三公，有的是兼任大将军、大司马；他们都执掌朝政，犹如古代的冢宰，总摄百官，实际上就是宰辅。当时另有尚书令、仆射。如今仆射虽曾改称丞相，名称相同而职务不同，品秩也没有达到最高，上面还有三司、三公和尚书令，哪里能同前代受命任职的丞相相比呢？这只是袭用旧名而没有实际内容。假如如今刺史都称作使持节，考察前代的使持节，拥有诛戮二千石官员的权力；其王公以下受封于国，都是面向南方统治臣民、分封土地建立社稷的诸侯。至于开府仪同三司，礼仪、等级和班次都同三公一样，可以开府并自行辟用属吏；如今这些制度难道还有实际内容吗？这类例子实在不能一一列举。哪里能因为仆射只是改用了丞相的名称，却完全没有丞相的实际职权，就让它成为百官的师长呢？况且还要同丞郎断绝礼仪；如果只是隔品行礼，那么各司长官同品级相隔的属官之间，难道也可以断绝礼仪吗？这是说不通的。谨此议奏。《通典》序 我杜佑年少时曾经读书，但性情愚钝固执，不通晓术数之学，也不喜欢章句训诂之学。我所编纂的《通典》，确实是采集群言，征验于人事，准备施用于政治。治理天下的首要，在于施行教化；教化的根本，在于使百姓衣食充足。《易》说聚集人民要依靠财物。《洪范》所说的八项政务是：“第一是粮食，第二是货物。”管子说：“仓廪充实了，才懂得礼节；衣食充足了，才懂得荣辱。”孔子说：“先使人民富裕，然后教育他们，这就说的是这个道理。”施行教化在于设置职官，设置职官在于审察官员的才干，审察官才在于慎重选拔举荐；制定礼制来端正秩序，建立音乐来调和人心。这是古代圣哲君王治理天下的大原则。因此，先设置职官，然后兴起礼乐；教化败坏，然后使用刑罚；分列州郡，使它们分别统领地方；设置边防，以抵御戎狄。所以食货列为首要（十二卷），选举次之（六卷），职官又次之（二十二卷），礼又次之（一百卷），乐又次之（七卷），刑又次之（大刑使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为五刑八卷），州郡又次之（十四卷），边防列在最后（十六卷）。阅读此书的人，大概可以由此了解各篇次序的宗旨。杜城郊外居处王处士銮山引泉记 我杜佑的这座庄园，是贞元年间置办的，在杜曲的西侧、朱陂的北面，路途没有崎岖险阻，地点又很近便。开凿池塘，引来河川流水；草木茂盛，冈阜环抱。就地势景色而言，确实很美，但因没有攀登的路径而无法登临。这里有一位处士，名为琅邪王易简，字高德，经术深藏于壶中秘奥，文章擅长风雅，精于治理之学，深奥学问通达天人之际。他居住在简陋茅舍中，把爵禄看得如同糠秕；旁通其他技艺，尤其精通术数。身穿的粗布短衣有时破旧，盛食物的竹器屡屡空空，但他守道安贫，不求取，也不争竞。他平素喜爱山水，兴致一来便出游徜徉，往往过了一个月才回来，是长安士林中的逸人、士大夫中的贤良之士。我仰慕他的高尚品德，三番五次邀请他，他欣然答应前来。拨开丛生的荆棘，周遍察看之后，他感叹说：“这样的美景实在很好，只是还没有完全具备美景的条件。山间泉水可以引来，山顶也适宜登临，只是朝向地势稍有偏差，早晚的景色难以看清；工程耗费不大，但时日却不能拖延，舆论和见识相同的人没有不对此感到疑惑的。”唯独我坚决请求把这件事完成。于是劈开丛生的草莽，显露修长的竹林；台阶曲折，路径迂回；竹径幽深，藤萝的阴影玲珑可爱。景致越来越佳，目不暇接，登高攀行也忘了疲倦，终于到达高处的一角。仿佛身处烟霄之上，顿时觉得精神振奋；终南山的高峻山岭，青翠得仿佛伸手即可捧取。樊川的清流，曲折绵延，像一条带子。工程在春季仲月开始，到秋季末月完成；劳苦并没有成为负担，工期也没有违背原先的约定。在山岩中部开凿两个洞穴，正当闷热之时便生出寒意；把清泉引到山巅，遇到旱季也仍然潺潺流注。水静止时清澈明净，流动时潺潺作响，宛如天然形成，无法分辨水从哪里流出。水瀑像悬挂的白布、垂下的白练，在晴空中摇曳；它可以确定东西的方位，校正子午的日影尺度。景物情状为之一变，宾客同伴都感到惊异。何况水流触及曲折的河湾，汇入回环的曲池；在美景良辰之中，贤俊之士接踵而来。大家泛舟水上，尽情舒展胸怀；聆听清越的乐声，怡悦精神，哪里还知道天色将要昏暗？其中的美好景物和高雅情趣，实在难以一一说尽。我远祖是西汉建平侯，家居杜陵，绵延历经千年。我杜佑实际才德浅薄，却错误地窃居公台之位，连续两朝任宰相，白白占据高位厚禄。刚过从心之年，便陈述告老归田的诚意；皇帝恩泽过分流注，圣上的慈爱没有衰减，特意优待我的衰老体力，俯念我入朝拜谒的勤劳。准许我到田舍居住，任意寻访山水。我承受天地的大德，蒙受朝廷养育的厚恩。用什么阶位才能报答皇恩？惶恐惭愧日益积累，但敬奉桑榆晚景的心意，怎敢有所亏缺？每次出国都，从未穿着公服；导从人员也全都命令简省，哪怕是樵夫，也不阻拦他们冒犯而来。等到我住在破旧简陋的居所，时常会见亲友宾客，也同乡野老人、衰落宗族之人以及乡里的小吏、巡逻人员相聚。他们也一同列坐，有时还互相举杯饮酒；因此我完全取得了他们的欢心，希望逐渐同乡党亲近和睦。城南曲江一带的村落中，无论僧人、道士，还是儿童、老人，凡姓杜或称杜氏的人，遍布川原。众人的情意既然因此感到光荣，我这个老人反而更加敬畏。有人说：“这个地方很适合游玩，只是深怕有权势之家来凌辱侵夺。”我认为不是这样。圣明的君主本来就应当加以制止和抑制。神龙年间，已故中书令韦公嗣立在骊山幽栖谷建有庄园，实在是极佳胜的地方；中宗宠爱的女儿安乐公主仗恃恩宠恳切请求，最终也没有得到，皇帝说：“大臣的产业，应当传给后代，不可以夺取。”恭敬地看圣上的德行，已经载入史册。贞元年间，我的族叔司空相国黄裳当时任太子宾客，韦曲的庄园也被称为佳丽之地；宦官又因为公主喜爱，替她请求买来赐给她，德宗不答应，说：“城南是杜家的乡里，终究不能夺取。”敬仰奉行圣上的话，把它传布给众人听，那么两位皇帝都切实禁止侵夺。所希望的善策，是让子孙得以安保，只要他们践行孝道、尽忠守职，谨慎修身、遵奉法令，不违背并敬重通达事理的节操，能够守住一贯的家风，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司徒、平章事、岐国公、京兆杜佑记。

译御夷狄论 秦国凭借小小的关中，招徕并吞并了六国。如今却耗尽四方财力，对上供养军队；对外有犬戎侵凌，城池陷落已经数百年；对内兵乱也有三十年没有平息。难道是治理安排的方法不同，还是古今时代不同吗？周代制度以百步为一亩，一亩供给一名农夫。商鞅辅佐秦国，认为土地的出产没有充分利用，便改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一百亩供给一名农夫；又因为秦地空旷而人口少，晋地狭窄而人口多，便诱使三晋之人来耕种，并优厚地给予他们田地住宅，甚至惠及子孙；同时使秦人对外应敌，除了农耕和作战，不得进入仕途。大体上，一百人中有五十人务农，五十人学习作战，所以军队强大、国家富足。后来做官的途径增多，不从事农本的日益增加；如今大体一百人中只有十人务农，其余都学习其他技艺。再说秦、汉时期郑国渠灌溉田地四万顷，白渠灌溉田地四千五百顷；永徽年间，两渠灌溉不过一万顷；大历初年，又减少到六千亩。每亩产量少了一斛，减少了四五百万斛；土地的出产耗损，人力分散，想求得国家富强是办不到的！汉代时，长安以北七百里就是匈奴的土地，侵扰掠夺从未停息。估算匈奴全国人口，也不过相当于汉朝一个大郡。晁错请求修筑障塞，因此北方边境得以安定。如今潼关以西、陇山以东、鄜坊以南、终南山以北，十多个州的土地上已经有数十万户人家。吐蕃力量微弱、人才不足，粮食缺乏、军队拙劣，比中原差得远。倘若真能恢复两渠的富饶，引导农夫前去耕种，选择险要之地，修缮城垒，屯田积蓄力量，那么河陇地区就可以收复，哪里只是自我防守而已呢？改定乐章论 声音产生于人的内心：内心悲惨，声音就哀伤；内心舒畅，声音就和谐。然而人的内心又会因声音的哀伤或和谐而受到感动，随之变得舒畅或悲惨，所以韩娥放声哀哭时，乡里都忧愁悲伤；放声长歌时，众人都欢喜，这就是所说的道理。因此，哀、乐、喜、怒、敬、爱六种情感，随着外物感动，表现于形体和气息之中。它们协调律吕，谐和五声，便形成舞蹈。歌咏不足以表达感情，所以手舞足蹈；动作姿态，象征所表现的事情，这就称为乐。音乐是圣人所喜爱的东西，可以使人的内心趋于善良。古代天子、诸侯、卿、大夫，没有特殊原因不撤去音乐；士人没有特殊原因也不离开琴瑟，用来平和心境、畅达志意。这样，和气就不会离散，邪气也不能侵入。这就是古代圣哲先王创立音乐的原则。周代衰微，政治败坏，郑声、卫乐兴起；秦、汉以来，古乐沦亡残缺，世上保存下来的，只剩《韶》和《武》。下层不能通晓振铎之乐，上层不能通晓民间歌谣，只是改换名称，表示不相沿袭；懂得音乐的人也越来越少，很少有人能够创作。何况古雅之乐没有比它更高尚的，胡乐却接连传入；它的声音充满怨思，形态迂曲怪异，同郑、卫之乐相比，又相差多远呢？自永嘉以来，戎、羯交替作乱，事情早有征兆，恐怕就表现在这里。贞观初年，创作《破阵乐》，舞蹈有振奋昂扬、勇猛进取的姿态，歌声有平和易懂、舒展发扬的音调，用来表现开创帝王事业的盛大功烈，哪里比周代的《大武》逊色？难道是近世相沿的习俗所能想见的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里〕 然而民间的胡戎音乐长期存在而没有改变。古人借助音乐来彰明教化，音乐感化人心很深，因而能够移易风俗；如果想禁止邪僻、纠正衰颓，也只有依靠音乐。太宗文皇帝留心于雅正之乐，振作精神推行文教，命人考察隋代流传下来的南北音乐：梁、陈全是吴楚之声，周、齐全是胡虏之音。于是命太常卿祖孝孙校正宫调，命起居舍人吕才学习音韵，命协律郎张文牧考订律吕，平正散乱淫滥的弊病，为音乐取得折中。自西汉以来，郊祀明堂有夕牲、迎神、登歌等乐曲；近代又增加裸地、迎牲、饮福酒等曲

译。如今夕牲、裸地不用音乐，公卿代行祭祀时，又去掉饮福酒的音乐。周代祭享神灵的乐曲，多以“夏”为名；宋代以“永”为名；梁代以“雅”为名；后周也以“夏”为名；隋代沿用它；本朝以“和”为名。旋宫之乐久已亡失，汉章帝建初三年，鲍邺才请求恢复使用；顺帝阳嘉二年又废止。历代都只使用黄钟一均，变化达到七音时，便有五钟废弃不用，反而称为哑钟。祖孝孙开始制定旋宫之法，创作十二和乐，共合四十八曲、八十四调。到开元年间，又创作三和乐，并制定文舞、武舞。文舞，朝廷称为九功舞；武舞，朝廷称为七德舞。乐器使用钟、磬、▯、▯、晋、鼓、琴、瑟、筝、竽、笙、箫、笛、篪、埙、镛、铙、钲、铎、舞拍、舂牍等，称为雅乐。只有郊庙、九会、冬至以及册命等大礼，才分别确定曲调、章句和演奏的始终次序。二十九年六月，太常奏报东封泰山时所确定的雅乐：豫和之乐六变，用来降下天神；顺和之乐八变，用来降下地祇。皇帝行礼使用太和之乐；封泰山时，登歌、奠玉帛使用肃和之乐，迎接祭俎使用雍和之乐，斟福酒、饮福酒使用寿和之乐，送文舞、迎武舞使用舒和之乐，亚献、终献使用凯安之乐，送神使用夹钟宫元和之乐；禅祭社首山送神使用林钟顺和之乐。祭享太庙、迎神使用永和之乐。献祖宣皇帝酌献使用光大之舞，懿祖光皇帝酌献使用长发之舞，太祖景皇帝酌献使用大政之舞，世祖元皇帝酌献使用大成之舞，高祖神尧皇帝酌献使用大明之舞，太宗文武皇帝酌献使用崇德之舞，高宗天皇大帝酌献使用钧天之舞，中宗孝和皇帝酌献使用太和之舞，睿宗大圣贞皇帝酌献使用景□之舞，撤去祭品使用雍和之舞，送神使用黄钟宫永和之乐。臣认为乐章残缺，已经有很多年了。如今皇帝亲自东巡、拜谒九庙，圣上情意敦厚而重礼，虔诚祈祷以求神灵感通，都是在祭祀前数月便考订音律，请求把它们编入史册，使万代施行。卷四百七十八 崔纵 崔纵因门荫补授协律郎，历次升迁至御史大夫。贞元元年，加授吏部侍郎、检校礼部尚书，授任河南尹；征召入朝拜太常卿，封常山县公。贞元七年去世，享年六十二岁，追赠吏部尚书，谥号为“忠”。请给诸王之母授予封号奏 谨按《司封令》和《六典》，诸王之母称为太妃。高祖的宇文昭仪生韩王元嘉，后来成为韩国太妃；太宗的燕妃生越王贞，后来成为越国太妃。如今诸王之母还没有封号，请求遵照典章旧例办理。请求停止裁减吏员奏议 臣考虑，当前战争尚未停止，入仕升进的人很多。在任官员既应按资序迁升，有功之人又要颁发赏赐。近来每逢铨选集会，不免因为职位空缺不足而让一些人留滞，常常因此感叹遗失人才，又招来怨望。何况还有恩诏，要甄别录用有功之人，各道受到优待叙用的人员也很多，现在都必须加以安置，不能长期滞留。如果如今停止并裁减吏员，实在恐怕对事情不利；不但受到优待的人没有官职可以授予，而且获得叙进的人也没有位置可以容纳。本来希望这样做能便利于人，反而会变成聚集怨恨。请仍按旧有制度办理，以适应当前时宜；等事情平定之后，再从宽裁定。杜黄裳 杜黄裳，字遵素，京兆万年人。考中进士，又考中宏词科，历次升任侍御史；贞元末年拜为太常卿。宪宗任皇太子监国时，任命他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和二年，以检校司空出任河中晋绛节度使，封邠国公。元和三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追赠司徒，谥号为“宣”。请求制定宫内遇祭停止音乐、宫外使用音乐的制度奏 《礼》说：“服丧三年不祭祀，只有天地和社稷之祭例外。”《周礼》说，黄钟之均演奏六变，天神都降临；林钟之均演奏八变，地祇全都出现。不废止天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