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百七

译有人说：“您说天与人相互胜过对方，其中的道理深微，恐怕不能使家家户户都明白，何不取譬说明呢？”刘子说：“你知道旅行吗？旅行的人，一群人走向荒野，寻找茂密树木休息，到泉水饮水，必定是强壮有力的人走在前面；否则，即使圣明贤德的人，也不能与他们竞争。这不就是天胜过人吗？一群人到了城邑郊外，寻找华美屋宇的荫凉，享用精美的食物，必定是圣明贤德的人走在前面；否则，强壮有力的人也不能与他们竞争。这不就是人胜过天吗？如果走在虞、芮那样的道路上，即使是荒野，也如同城邑；如果走在匡、宋那样的道路上，即使是城邑，也如同荒野。这是在一天的旅途中，天与人相互胜过对方。我本来就说：是非存在时，即使身处野外，也是人道胜过；是非消亡时，即使身处国家，也是天理胜过。既然如此，天并不是专门要胜过人。为什么？因为人不能主宰，事情就归于天。人确实是专门要胜过天的。为什么？因为天没有私心，所以人可以努力争取胜过它。我从一天的旅途中明白天与人的道理，取譬于近处罢了。” 有人说：“如果这样说，那么天不曾帮助人，确实如此了。古人为什么还要把天拿来作依据呢？”回答说：“你知道操舟吗？在潍水、淄水、伊水、洛水上行舟，快慢由人决定，停泊处所也由人决定。狂风怒号，不能把船鼓成巨浪；水流回旋，也不能把船推成高大的船头。恰好快速而安稳，是人的作用；恰好翻覆而搁浅，也是人的作用。船中人从未谈论天，为什么？因为道理明白。那些航行在江、河、淮、海上的船，快慢无法预先知道，停泊处所也无法确定。吹动树枝的风可以遮蔽太阳，车盖一样的云可以显出怪异。安然渡过，也是天；昏暗沉没，也是天；濒临危险而仅能保存，也是天。船中人从未谈论人，为什么？因为道理昏昧。” 问者说：“我看见船只并列渡河，风和水都相同，却有的沉没、有的不沉，若不是天，谁在主管这件事呢？”回答说：“水和船，是两种事物。事物合并在一起，其中必然存在某种数；有了数，形势才在其中运行。一件沉没，一件渡过，只是恰好符合其中的数，乘着其中的势罢了。那种依附事物而产生的势，如同形影和声响。本来徐缓的，势也缓慢，所以人能够明白；本来疾速的，势也急迫，所以难以明白。江海中的覆船，就如同伊水、淄水中的覆船一样；只是形势有快有慢，所以有的不能明白罢了。”问者说：“您说数存在而势由此产生，这不是天，那么天难道还比势狭小吗？”回答说：“天的形状总是圆的，颜色总是青的，周行一周可以测量，昼夜可以用来标志时刻，这难道不是数存在吗？它总是高而不低，总是运行而不停，这难道不是乘着势吗？如今苍苍的天既然承受了高大之形，不能自行回到低小；又乘着气运行，不能在片刻间自行停止，又怎么能逃脱数、超越势呢？所以我说：万物之所以无穷无尽，只不过是彼此相互胜过，又彼此相互利用罢了。天和人，只是万物中特别突出的罢了。” 问者说：“天既然有形而不能逃脱数，那么所谓无形之物，您把它的数安置在哪里呢？”回答说：“如果所谓无形，是指空吗？空，是形体稀微的状态。作为本体，它不妨碍万物；作为作用，它总是凭借有形之物，必定依托事物之后才显出形态。如今建造屋舍，高、厚的形体便藏在内部；制造器物，规矩的形体便由内部产生。声音的发出有大小，回响不能超过它；标杆树立有曲直，影子不能超过它。这难道不是空的数吗？眼睛看东西，并不是自己能够产生光，必须凭借日月和火焰，光才存在。所谓昏暗幽深，只是眼睛有照不到的地方罢了。难道能说狸、猩、犬、鼠的眼睛也昏暗幽深吗？所以我说：用眼睛观看，只能得到粗显的形；用智慧观看，才能得到细微的形。天地之内哪里有真正无形的东西呢？古人所谓无形，大概只是说没有固定不变的形状罢了，必定依靠事物才显现出来。怎么能够逃脱数呢？” 天论下 有人说：“古人谈论天的历法和形象，有《宣夜》《浑天》《周髀》等书；谈论天的高远奇异，有邹子。如今您的说法有根据吗？”回答说：“我不是这些人的一类。大凡进入数理范围的，由小推大必然相合，由人推天也必然相合。用道理衡量，万物是一以贯之的。人的头、眼、耳、鼻、牙、毛发、面颊、口，是百骸中精粹美好的部分，然而根本在肾、肠、心、腹。天有三光悬挂其中，是万象中最神明的，然而根本在山川和五行。浊是清的母体，重是轻的开始。阴阳两种位置既已形成仪象，又相互起作用；阳气呼出成为雨露，阴气叹息成为风雷。万物乘着气而产生，同类分别聚集；植物称为生类，动物称为虫类。裸虫之中人最为长者，智慧最大，能够掌握人间的道理，与天相互胜过，利用天的便利，建立人的纲纪。纲纪有时败坏，又回复到最初。尧、舜的书篇开头说‘考察古代’，不说考察天；幽王、厉王时代的诗篇开头说‘上帝’，不谈人事。在舜的朝廷中，举用八元、八恺，说是‘舜任用了他们’，不说天授予；在商中宗时，承接乱世而兴起，心中知道应当任用贤人，于是说‘上帝赐予贤人’。尧民留下的遗风，难以用神异之说欺骗；商代的风俗已经讹误，便援引上天来驱使人。由此说来，难道天会干预人吗？”},{

译辩迹论 有一位通晓本朝雅正旧事的客人说：“时代的污浊或兴盛，要看辅臣是否被任用。房玄龄和杜如晦，他们的事迹有什么可考察的呢？设置官职、选取士人的制度，按土地征税、按人口收赋的法令，礼乐刑罚的条文，不过沿袭隋朝罢了。二位公卿施行了什么呢？”我忧伤地说：“三王的道，犹如循环运行，并不一定要改变，只须审察应当挽救的地方罢了。隋朝的过错难道在制度名目和数字之间吗？只是名目与事实相违背罢了，沿用它有什么妨害！上等人才所实行的道，并不在于专门举出某一项，必定有明确到能使家家户户都明白的事迹。我看梁公的事迹，光明显著，如同悬挂在屋檐下。为什么这样说？请借一件事来说明。史书不是说过吗？当初，太宗恼怒浑戎在边塞横行，估量诸将不足以必然取胜，面向朝堂叹息说：‘如果得到李靖做统帅，真痛快啊！’李靖当时已经告老，而且有病。梁公使自己虚心，起用李靖；李靖忘掉年老和疾病，一举俘获敌酋，设置郡县而还。能够攻伐国家，并不是最难的；起用李靖，才是最难的。李靖不是担忧不能取胜，而是担忧取得功劳。古代做将领的人，估量权柄太轻就不足以成事，太重又会产生猜忌。因此有人辞让宅第来表明志向，有人增加产业来取得信任，有人把儿子作为人质来消除二心，有人安排受宠的监军来防备谗毁；他们所遭遇的忧患就是如此。像李靖这样的人，名声已经成就，地位已经尊崇，又担心权重而受到逼迫，他的忧患就更加严重了。如果没有梁公能够充分发挥他的才干、抵御祸患、消除猜忌、洞察私情，他姑且凭借过去的功劳、居于一向的尊贵也就足够了，哪里还会起用他呢？难道是被空话感动而起用的吗？他们彼此知心已经很久了。难道是装饰小小的信用来求取他吗？他们在道义上相互包容已经很久了。后来，敬宗任用善于专权的人，失去有才的臣子，失败随之而来；李林甫只图自己方便，进用蕃将，祸乱随之而来。由此说来，梁公的辅佐作用确实远非一般。您却拘拘然只想寻找上等人才那些人人皆知的表面事迹，这是我所不取的。至于杜莱公，在宰相职位上任职时间很短，将史书也失去了他的传记。然而凭梁公的鉴识裁量，从天策府时就把他视作王佐之才而称许，这说明梁公又能以道义笼络房公。房公的才德与事迹，哪一个更重要呢？”客人无言以对，起身离去。刘子说：读书的人应当观察其志向，仰慕贤人应当仰慕其内心；若只沿着事迹去寻求，虽然博杂却缺少要旨，这话确实不错。明贽论 古人每逢行动，必定有所用来寄托心意的东西，所以执贽的礼制从天子一直通达于下。香气在上面，臭气传到下面，而温厚纯粹、不加选择，像圣人一样，这就是鬯酒，所以天子用鬯。声音清越而瑕疵不能自行掩盖，洁白而万物不能污损，内里坚刚、外表温润，像君子一样，这就是玉，所以诸侯用玉。拿着它不鸣叫，刑罚它也不号叫，像以死守义；乳下小兽一定能跪拜，像知道礼仪，这就是羔羊，所以卿执羔。处在人之上，却有先后行列，这是雁，所以大夫执雁。耿介正直而专一不变，这是雉，所以士执雉。观察一个人所执的贽物，就可以知道他的职责。因此，食禄越丰厚而志向越卑下，地位越尊贵而所行之道越广大。耿介的志向，只有士能够实行。为什么？因为他所从事的事情细小，所受考验很少；年龄地位卑下，所受遮蔽却很多。言语还不足以打动听者，所以一定要激烈发愤来求取奇异；行为还不足以回应远大事业，所以一定要磨砺自己来沽取声名。假如由士升为大夫，舍弃雉而执雁，他的志向也会随之改变。因此，耿介的名声不施加于大夫，何况在大夫之上呢？既然如此，做士的，难道不应思考雉的耿介；做卿的，难道能够思考羔的礼仪吗？如今有人不明白根据身份推论道理，却这样观察，便说：‘这个身居下位而喜好直言的人，必定会得志而把攻讦发展到极点。’ ‘那个应当耿介却致力于宏大的人，必定处在高位而使自己的德行丰厚。’他们却不知道，攻讦如果适合自己的身份，地位改变时自然会随之改变；宏大如果不是自己的职责，志向实现之后反而会没有约束。唉！用卿大夫的善行来要求士，就如同拿士的行为去劝说君主一样。我从执贽的礼制中得到了各守本分的道理；如果能够明确推究身份的分际，那么想要寻找刑罚的僭越滥用，难道还找得到吗？”},{ 华佗论 史书称华佗因为依仗才能而厌烦事务，被曹公恼怒。荀文若请求说：‘华佗的医术确实高明，人命系于此，应当议定他的才能来宽宥他。’曹公说：‘难道还忧虑天下没有这种鼠辈吗？’于是把华佗拷问至死。到苍舒病重将死时，见医生不能使他活过来，曹公才有后悔杀华佗的叹息。唉！以曹操的明智谋略和洞察先机，尚且如此轻易杀害有才之人。荀文若的智慧、力量、地位和声望，拿明确的道理去劝说他，尚且不能扭转他的愤怒。掌握权柄者的愤怒，真可怕啊！也应当谨慎啊！推究史官把这件事写入史册的用意，是要使后人宽免有才能者的刑罚，采纳劝止杀贤者的意见，并惩戒残暴者轻率杀人。所以从华佗自恃才能直到曹操后悔，全都记载下来。后世迷惑的人又拿这件事作为借口，悲哀啊！贤能之人不能没有过错，只要还合乎道理，或许就一定有人请求宽免他们。那些奸佞之人都说：‘难道还忧虑天下没有人才吗？’却不知道到了后悔的那一天，正会痛惜人才不可多得，必然会有惋惜他们的叹息。那些奸佞之人又说：‘譬如他已经死了，将怎么办呢？’却不知道到了后悔的那一天，正会痛惜生命不能再来一次。难道不可以说是极大的悲哀吗？华佗不应被杀，这是明明白白、不值得多说的事；我只是忧虑史书的意义将由此推展而扩大。” 我看自曹魏以来，掌握生杀大权的人，因一时愤怒而杀害有才有能者的事情多了去了。又何必只记载华佗的事呢？唉！不忘记前事，是希望有所劝勉并有所惩戒；可是残暴者又借此为口实来满足自己的快意。孙权便说：‘曹孟德杀了孔文举，我对虞翻又有什么不同呢？’孔融也曾拿应泰山杀孝廉的事来为自己辩解。仲谋接近霸主，文举有很高的声名，尚且还把可供惩戒的旧事当作成例，何况其他人呢？”},{

译辩易九六论 乾卦的爻都称九，而坤卦称六，为什么呢？世上的儒者说：我听孔颖达说过，阳尊贵，反而兼有阴；阴不能兼有阳。后来我和董生谈到《易》，董生说：我听毕中和说过，这是举老数而称名。请从揲蓍法加以验证。开始分蓍，一变遇少数，加上归奇为五；二变遇少数，加上归奇为四；三变也是如此，这就是老阳的数。分在指间的有十三策，余下三十六策，四四运算，得到九。所以《易系注》说：‘乾卦一爻有三十六策。’一变遇多数，加上归奇为九；二变遇多数，加上归奇为八；三变也是如此，这就是老阴的数。分在指间的有二十五策，余下二十四策，四四运算，得到六。所以《易系注》说：‘坤卦一爻有二十四策。’假如一变遇少，二变、三变遇多，这是少阳之数。分在指间的有二十一策，余下二十八策，四四运算得到七。一变遇多，二变、三变遇少，这是少阴之数。分在指间的有十七策，余下三十二策，四四运算得到八。所以九和六属于老数，老数构成变爻；七和八属于少数，少数构成定位。因此说举老数而称卦，也说尊尚变爻而称卦。况且筮得乾卦，通常遇到七，这就是乾；通常遇到九，这就得到坤。筮得坤卦，通常遇到八，这就是坤；通常遇到六，这就得到乾。《左氏》《国语》中有这样的记载。晋公子亲自占筮，说：‘还可以得到晋国吗？’得到贞卦屯、悔卦豫，都是八。八不是变爻，所以不说有所变往。考察坎宫二世卦为屯，屯卦六二为世爻；震宫一世卦为豫，豫卦初六为世爻。屯卦六二、豫卦初六，都是少阴而不变，这不就是八吗？卦由老数举出而称六，筮由蓍数而称八。《左氏〈春秋〉传》中又记载说：‘穆姜死在东宫，起初前往占筮，遇到艮卦之八。史官说：这叫作艮之随。’艮卦变为随卦，只有六二不动，所以得到八；其余五爻都是九六，所以发生变化。筮法以少数为卦的主位，变爻有五而定位爻只有一，所以以八来占断。艮卦六二说：‘止住小腿，不能救助所随从的人，心中不快。’史官认为东宫实际上是幽闭之所，遇到此卦不利。因此顺从变爻来占断，不过是姑且说给穆姜听而已。为什么呢？卦以少数为主，如果定位爻有五、变爻只有一，就应当说成某卦，例如‘观之否’‘师之临’这一类。变爻和定位爻相等时，就根据内卦外卦决定。如今变爻有五、定位爻只有一，应当依从少数来占断；只是害怕不吉而更改，所以说‘这叫作艮之随’。所谓‘这叫作’，只是姑且用来取悦她。因此穆姜最终死在东宫，正与艮卦相应。杜元凯在这里作注，认为杂用《三易》，所以有遇八的说法，这不是穷尽道理的解释。刘子说：我和董生谈论九、六的含义，确实与道理相合，并非虚妄。我又参照《左氏》的两部书，彼此如同形影相合。可是世人往往挽起袖子插入其中说：‘董生的名声哪里比得上孔颖达显著？他的才能哪里比得上杜元凯贤明？’经过许多年，从未听说有人说明这个道理。即使我愤然用口舌争辩，表面上附和我的人也只有十分之一二。唉！从数理建立文字，所遇之事都相合，明白得如同观看日月星辰，毫不昏暗竟达到如此地步。然而人们仍重听说而轻观察，固执不变，谁也不能改。何况无形的道理、不可见的规律呢！我独自悲叹而记下此事，以等待后来的学者。起初董生说这是本于毕中和，中和本于他的老师，而他老师的学问本于一行。第一指（余一加三，余二加二，余三加一，余四加四）。第二指（余一加二，余二加一，余三加四，余四加三）。第三指（与第二指相同）。以上挂蓍从下方开始，手指也从下方开始。第一指取法地，所以加数后成为偶数；第二指取法天，所以加数后成为奇数；第三指象征人而取法天，所以与第二指相同。第一指（遇一加三，加上所挂的一根就是五；遇三、遇二，都称为少，与遇一相同）。第二指（遇一加二，加上所挂的一根就是四）。第三指（遇一加二，加上所挂的一根就是四）。以上三指都遇到少数，共计十三策。余下三十六策，四四运算得到九，为老阳。所以《易系》说：‘乾卦的策数是二百一十六。’《注》说：‘阳爻为九，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六策。’ 第一指（遇四加四，与所挂的一根合起来为九）。第二指（遇四加三，与所挂的一根合起来为八；遇三也相同）。第三指（遇四加三，与所挂的一根合起来为八；遇三也相同）。以上三指都遇到多数，共计二十五策。余下二十四策，四四运算得到六，为老阴。所以《易系辞》说：‘坤卦的策数是一百四十四。’意思是：阴爻为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一百四十四策。第一指（遇一加三，加上所挂的一根为五）。第二指（遇四加三，加上所挂的一根为八）。第三指（遇四加三，加上所挂的一根为八）。以上第一指为少，第二、第三指为多，以少为主。共计二十一策。余下二十八策，四四运算得到七，为少阳。第一指（遇四加四，加上所挂的一根为九）。第二指（遇一加二，加上所挂的一根为四）。第三指（遇一加二，加上所挂的一根为四）。以上第一指为多，第二、第三指为少，以多为主。共计十七策。余下三十二策，四四运算得到八，为少阴。第一指（遇少，指一、二，加起来止于五）。第二指（遇多，指三、四，加起来止于八）。第三指（又遇少，指一、二，加起来止于四）。以上第一指为少，第二指为多，第三指又为少，以多为主。共计十七策，余下三十二策，四四运算得到八，为少阴。第一指（遇多，指四，止于九）。第二指（又遇多，指三、四，止于八）。第三指（遇少，指一、二，止于四）。

译以上第一、第二指都是多，第三指单独为少，以少为主。共计二十一策。余下二十八策，四四运算得到七，为少阳。第一指（遇少，止于五）。第二指（又遇少，止于四）。第三指（遇多，止于八）。以上第一、第二指都是少，第三指单独为多，以多为主。共计十七策。余下三十二策，四四运算得到八，为少阴。以上是揲蓍之数。“穆姜死在东宫。起初前往占筮，遇到艮卦之八。史官说：这叫作艮之随。” 艮卦变为随卦，只有六二爻不动，其余五爻全都变化。发生变化的爻遇到九、六，不动的第二爻遇到八。“晋公子亲自占筮，说：‘还可以得到晋国。’得到贞卦屯、悔卦豫，都是八。屯卦六爻都没有遇到六、九，所以不动；既然没有变化，就以世爻作为占断。考察屯是坎宫二世卦，所以以初爻为占，得到八。豫是震宫一世卦，以初六为占，也得到八。韦昭在这里注说：内卦叫贞，外卦叫悔；震在下、坎在上是屯，坤在下、震在上是豫。意思是得到这两个卦，震在屯中是贞，在豫中是悔。八是震卦的两个阴爻，无论在贞卦还是悔卦都不动，所以筮史占断说：‘这是闭塞而不通，因为爻没有作用。’乾卦的策数是二百一十六（指阳爻为九，一爻三十六策，六爻共二百一十六；说三十六，是举老阳为例）。坤卦的策数是一百四十四（指阴爻为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共一百四十四；说二十四，是举老阴为例）。合计三百六十，相当于一年的日数。上下两篇的策数共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相当于万物的数目。六十四卦共三百六十四爻，阴阳各半，各有一百九十二爻。阳爻每一爻三十六策，合计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阴爻每一爻二十四策，合计四千六百零八策。以上是六、九之数。一行《大衍论》说：‘三变都是刚，是太阳的象；三变都是柔，是太阴的象；一刚二柔，是少阳的象；一柔二刚，是少阴的象。少阳之刚有开始、有中间、有终了；少阴之柔也有开始、有中间、有终了。因综合四象的变化，形成八象；八象的位置排列起来，八卦的根本便列成了。’注说：‘太阳开始发动，施加于太阴，产生震象之七（指少阳之七，是震卦初九）。再次发动于中间，产生坎象之七（指再次求取而得到男）。第三次发动于终了，产生艮象之七（指第三次求取而得到男）。太阴开始发动，施加于太阳，产生巽象之八（指少阴之八，是巽卦初六）；再次发动于中间，产生离象之八（指再次求取而得到女）；第三次发动于终了，产生兑象之八（指第三次求取而得到女）。因此九、六、七、八分别构成八象。’ 以上论述大衍。《国语》又说：‘董因在黄河迎接晋公，晋公问他：“我能渡过难关吗？”董因回答说：“我为您占筮，得到泰卦之八，说这是天地相配而亨通，小的往去、大的到来，如今已经遇上了。怎么会不能渡过呢！”’韦昭说：‘泰卦三至五爻为震象，象征诸侯；阴爻不动，其数都是八，与贞卦屯、悔卦豫的意义相同。’刘子说：韦昭这个说法采用互体，认为其中有震。考察董因所说天地相配而亨通，是泰卦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这一爻。泰卦乾坤之体完整，内外位置端正；内卦为自身，外卦为事情。占问国家之事，应以外卦为占。六五居尊位，所以统括卦辞说“小往大来”。爻辞遇到归妹，所以说天地相配而亨通，何必取互体呢？以上是与董生谈《易》。

译论书 有人问乙说：“书法只不过足以记录姓名罢了，工巧或拙劣，对数字又有什么损益呢？”回答说：“这确实有道理，但只是举出低下层次的说法，不是合乎中道的说法。也如同谈居住房屋只说用来避开干湿，谈衣裳只说用来适应寒暖，谈饮食只说用来填饱肚子，谈车马只说用来代替劳作，谈俸禄官位只说用来代替耕作。如今考察房屋，必定以高门大屋为美；考察衣裳，必定以纹饰鲜丽为上等；评论饮食，必定以精美的山珍海味为贵；评判车马，必定以华美车饰和骏足为高；迁升俸禄官位，必定以成为重侯、累受封爵为意。既然这些事都不能只实行举出低下层次的说法，为什么唯独谈书法时却这样做呢？《礼》说：‘士依靠德，游习六艺。’德是什么？就是敏、至、孝。艺是什么？就是礼、乐、射、御、书、数。这样看来，六艺处在三德之后，而士人必须游习；书法位于六艺之中，也是六艺之一。《论语》说：‘整天吃饱饭，什么心思也不用，很难办啊！不是还有博弈的事吗？即使做它，也比无所事事好。’由此可见，博弈尚且不能列入六艺，只是比整天吃饱而不用心略好罢了。我看如今的人，如果当面斥责他说：‘你的书法处在下等品第。’ 这个人一定会勉强笑着，或者露出不屑的神色。若有人斥责他说：‘你握槊下棋处在下等品第。’这个人一定会羞红脸，或者愤怒变色。因此人们敢于拿六艺来斥责别人，却不敢拿六博来斥责别人。唉！众人的崇尚竟能改变人的本性。问者说：“既然如此，那么魏、晋、宋、齐之间，也曾经崇尚过这种技艺，甚至有君臣争夺名声、父子互不相让，为什么呢？”回答说：“我起初只是想寻求中道，难道您竟拿崇尚它所造成的弊端来责问我吗？况且诚信是美德，秦穆公崇尚诚信，却没有贤臣能够挽救他；黄老之术是至高的道，窦太后崇尚它，却使儒臣遭受刑罚。连道德尚且不可盲目崇尚，何况道德以下的事物呢？所谓在中道上谈论书法，是把它放在文学之下、六博之上。才能相当而品行良善的人，可以因书法得到赞誉；才能相当而品行良善的人，也可以凭书法议论其才能。所增加的只是声誉，并非实际功劳，所以不至于滥加奖赏；所议论的只是过失，并非罪行，所以不至于扰乱刑法。若能这样，大概可以使书法之学不至于湮没败落罢了！” 刘氏集略说 子刘子说：五条水道汇成的井，要汲取一百次才会盈满水窝，未必因此就清凉甘美，只是所处形势造成的。人的文章也要等到有人叩问才显扬，就像井水要靠汲取才能发挥作用一样。起初我还是儿童，居住在江湖之间，喜欢同善于写文章的人交游，错误地以为自己可以得到教诲。看到长者的举止，必定拿着纸笔跟随他们。到成年时，参加秀才考试，侥幸一举中式。有司担心不能使众人满意，急忙用口头声誉来称誉我。长安城中，很多人遵循空泛的言论，把它们当成真实；我果然有了名声，便更加同曹氏一类人在书林中游猎，夜间谈话、途中闲谈、弹琴饮酒、调笑戏谑，全都写入文章。不久被召为记室参军。适逢军队出征淮上，我常在砚台旁磨墨，有时就睡在成堆的书中。过了一两年，由甸服升入朝廷。总共三次升任班列，所掌管的却仍是外府事务，有时办理官府考课，有时替人请托，昌言、奏记、移让、告谕、祭奠神灵、撰写墓志，种种低微杂务全都汇集于一身。后来被贬到沅湘之间，受到江山风物的激荡，常常触景成诗；有时读书有所感悟，便立即写下评论。身处穷困忧愁而著书，这是古代儒者共同的情形，并不是高冠长剑之人的作为。前年承蒙恩泽，被授予郡守之符。居住在海边，多雨而灾气发生，恰逢放晴，我很高兴，亲自把书拿到庭院中晒，得到自己已经写成的四十篇。我暗自嘲笑自己说：“道德学问没有增加，要这些空文章有什么用？真可以拿去拌酱、蒙药、糊纸罢了！”后来，女婿博陵崔生关说：“我前些时候游历京师，许多名人都问岳父新书有多少，还想取去。而我回答说没有，脸上总是惭愧。如今我又要向西去，希望能有些东西消除这种惭愧。”因此删取原稿的四分之一，编成《集略》，把它送给这个女婿，并不敢指望它流传到远方。《名子说》魏司空王昶给儿子取名为“制谊”，其中都包含立身处世的要义，前代史书认为这是正确的。那么，把它写在衣带上、铭刻在器物上，哪里比得上在说话时总是称说它呢？现在我给你们取名：长子叫咸允，字信臣；次子叫同е，字敬臣。希望你们对待别人，无论贤者还是愚人；处理事情，无论大小，都一概推以诚信，同样施以敬意，使万物因而顺从、众人因而喜悦，这大概可以了吧！忠孝对于人来说，就像饮食和衣服一样，一刻也不能离开。难道还要等我来勉励你们吗？仁义道德，不是训诫所能达到的，是可以努力追求的，所以把它保存在名字之中。至于给朋友取字，并不是我的职责。只是想到名字的意义所在，于是顺便解释它。孝道开始于侍奉父母，最终体现于侍奉君主，两个名字都用“臣”字，是为了表明其最终归宿。

译《救沈志》贞元末年夏天，发生大水，熊水、武水五条溪流在沅水中争相决口，冲破旧堤，毁坏百姓房屋。登上高处远望，水势浩荡，水面漂着花木；山腹成了水中的高地，树林顶端像水草。水流迅猛暴烈，仿佛没有风也在发怒。山崖向前推进，水势浸漫，向旁边侵袭。柔弱的东西被冲倒，坚固的东西被冲脱；圆形的东西随着水旋转，方形的东西颠倒翻覆；轻而浮起的东西被水流撞击，沉重高大的东西则被冲得前后摇摆。活着的东西发出力竭之声，死去的东西形体松弛。它们被洪流遮蔽，向东漂去，仿佛树木一样。有个和尚忧愁地在路上发誓说：“佛教以慈悲为本，救活生命是最大的善行。若能把那些东西从水中救出，我就应当带头。”乡里的青年有三四人愿意跟从，他们都熟悉水性、勇于在河中游玩，于是共同乘坐坚固的船，带着精良器具，用坚韧的绳索系住船只，停泊在高丘旁。水流遇到回旋处，人的行动就容易受阻。他们凝神握持救生器具，等待可以救援的时机。大凡房屋中的动物、洞穴中的动物、牧场里的牲畜、圈养的家禽，上至百姓，下至各种毛类动物，被从洪水中救出、送到可以生存的地方的，有几十、几百只。正好有一头猛兽，形状像鸱夷，向前漂来，抓住漂流物，头部因而没有沉下去；它斜着眼睛向旁边窥视，姿态柔顺，十分像六畜中亲近人的动物。那些人正要把它救上来，和尚赶紧呵斥说：“只管不要救这个！”过了一里左右，它的眼睛还能看，却已经不能抓住任何东西了。船上的人说：“我听说佛教崇尚空，空生出普遍，普遍生出慈悲。不求回报地施救叫作空，不分善恶叫作普，不拒绝穷困叫作慈。刚才有生命就一定救，现在遇到穷困的却被弃置，难道是计较善恶而忘了普遍和慈悲吗？”和尚说：“问得太迷妄了！我的教法难道没有善恶吗？六尘，是身上的不善，佛把它看作盗贼；末伽声闻，是对方尚未觉悟，佛把它看作邪见。佛教怎么会没有善恶呢？我刚才救出死地的生命已经很多了。形体干燥、气息恢复之后，各自恢复原来的形状：有蹄的蹒跚行走，有羽的振翅萧然，会叫的发出细碎声音。它们各自去了哪里，我并不占有自己的施救功劳。它们不感念我也就罢了，哪里会因此伤害它们？它形体干燥，是毛发蓬乱的姿态；它气息恢复，是暴躁悖逆的作用。它的心足以反过来吞噬救它的人，而牙齿正是最灵敏的工具。” 它一定会吃掉我们这一类人。哪里能同蹒跚行走、发出细碎声音的动物相提并论呢？老虎不能使它懂得感恩，就如同不能使人变成老虎一样。若不是我自己招来祸患，也将给许多人留下祸患，那我的罪过就大了。子刘子说：我听说，善人在患难中，不去救助是不祥；恶人在职位上，不把他除去也是不祥。和尚的话意义深远，所以记载下来。《含辉洞述》河东薛公景晦凭借文章才能出众，任尚书刑部郎中，因讥刺时政被贬为道州刺史，治理郡务很有条理，以至于政事无为而治。他清明的才思充沛有余，全都寄托在山水之间。一天，他写信来夸耀说：“我在近郊发现了一个奇异的境地。从城西门沿南山向南，俯视江水，有一块石头高拱而起，像夏屋一样；它的左右前后，又像回廊曲室，呈现出藻饰、彩绘和红色交织的形象。□生日入，奇怪的形状层层出现，水、石、花草、树木，幽深得不像人间。我想它大概是那些餐霞服气之人游息的地方，他们遗弃形骸离去，不知已经有几千几百年了。直到如今，才从山野道士那里发现它；请求之后前往，于是给这个地方命名为含辉洞，大概就是诗人所说‘山水含清辉’的地方。您一向以文章雄视天下，何不替我写篇记述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我收到信，退下后深思，像薛公这样的人，年轻时居住江湖之间，间或游览名山，向东探访禹穴，经过四明、句曲、金华、阳羡，向南渡过九江，迫近匡庐而涉过彭蠡，天下山水的情况都保存在胸中，比较它们的高下，丝毫不差。如今到了这个地方，却张口不能命名，只说奇异，确实如此！江华，是九疑、三湘之间的秀丽之地。此前的二千石、御史中丞河南元次山、谏议大夫北平阳亢宗、司刑大夫东平吕和叔，都是伟大人物；他们对《考槃》《招隐》所表现的情致，一直十分热心，终于使这个境地比往日更加尊贵。难道是土地珍爱自己的宝藏，到了时候才显现出来吗？只说奇异，确实如此！万物有了著作，等待言辞才能流传久远，所以写下这些，记在洞的北面：营阳郁郁葱葱，山水天下第一。洞中含有光辉，游人忘记归去。忘归实在快乐，请让我说说它的起源。此前，这个境地被荆棘丛遮蔽。天然姿态孤高绝异，凡人的眼睛都忽略了它。它含藏清光，等待时机才显现。薛公来到这里，探寻奇境、玩赏异景。住在野外，歇息林间，百姓因此喜欢他。既然喜欢他的到来，更加了解他的爱好。于是攀登山路，经过山岭，前来满足薛公的心愿。偶然发现奇异绝妙之处，立刻来告诉薛公。驾车前往，山谷岸边一片幽暗迷蒙。有石头像门，又像墙垣。藤蔓交错缠绕树木，像丝带又像绳组。于是砍除整理，才可以迈步进入。伸腰摆臂，洞中空旷无阻。左右回旋环绕，俨然像廊庑。飞泉从洞穴流出，像白练垂下，水花飞溅。撞击石头，吹动沙土，像佩玉摇动、琴弦拨弄。沿着侧面小径曲折前行，豁然看见天空。有石头像厅堂，量它有五筵宽。东西有两道门，随着日光明暗变化。幽深处像内室，开敞处像轩榭。依照高低地势，于是建造亭榭。工匠的构想出自心中，随着指示便像自然化成。开山砍木，役使的是私家属员。结构搭成，茅屋修好，大家欢快地前来。工程没有扰民便完成了，乡人都不知道。天气清和、休闲舒适的时候，戴着宽巾缓步而行，带着琴和酒壶。前面没有世俗之人，只同白云相约。耳目都得到满足，形体和精神都不受拘束。天地元气浩荡，仿佛在观看我大快朵颐。沿着水边的大雁，时时飞起。石门之下，可以停留休息。这里的山谷可以充盈水流，那里的丘陵可以被削平。只有薛公的喜悦，足迹将永远留在这里。《吏隐亭述》

译元和十五年，我再次出任连州牧，便在海阳湖岸建造吏隐亭。从外面进入，看不出山藏在其中。登上台阶向东眺望，眼前完全不像人间。前面有四座榭，隔着水彼此相映。凝聚的云气苍苍茫茫，流水潺潺，像从高处垂下。架设险处，通连小路，有桥像彩虹。轻轻划水，缓慢转行，有船像鸟翰。澄澈的霞光映着月亮，仿佛身在银河。看那广阔的轮廓，不过千亩的一半。翠色秀丽，在这里同世间格调不同。光明峭拔绝异，草木蔓延葱茏。炎热的景色也有适宜之处，早晚景象交替变化。疑心从前有神鳌背负山岳而游动，撞坏了别的岛屿，把这里安置成高岸。海阳这个名称，始自元先生。元先生就是元结，他曾在碑上作铭。元结凭借符节到此，我则因贬谪而来。两人相隔十五多年。面对同一境地怀念故人，仿佛肩并肩站立。天下山水并不是没有美好之处，只是地方偏远、人物疏远，徒然使鱼鸟快乐。谢公开山，涉月而忘归，难道说没有娱乐吗？只是险峻而且艰苦。溪山中的珍奇景物，同城池相为陪衬；背靠佛寺，左边连接仙府。形势环拱台殿，光彩含映厢庑。幽深得像壶中天地，另有一片天空。石头坚硬而不会老，流水奔流而不会腐。不知是什么人，成为今日还是古代。坚硬之物终究会剥落，流水终究会枯竭。不知什么时候，还会再次融化、再次凝结。《传信方述》我任连州刺史四年，江华太守河东薛景晦把自己所著《古今集验方》十卷送给我。他的志向在于救助万物，所以我特意写此文来申明它。后来景晦又寄信致谢，并询问如何补充前方的缺漏。医术救人，贵在广泛，怎么能以学识浅薄作为推辞呢？于是我从箱子里找出已经试验有效的五十多种药方，用来回答长者的询问。这些药方都有来源，所以题为《传信》。元和十三年六月八日，中山刘禹锡撰。《魏生兵要述》我任书殿学士四年，同我相处的都是博学之士。一日诏书下达，我怀揣吴郡的印章向东赴任，门下学生都为这次出行惋惜，并且说：吴中富有才士，一定有懂得文章的人，应当受到太守礼遇。到任后，我查阅宾客名册，森然竟有三千人。有位钜鹿魏生带着自己所著的书来拜见，说：“我起初读书作文，共有二十年。在贡士之中，我的孤独鸣叫非常悲哀，最终没有善于听取的人。退下来后收敛目光、改变心思，伏在北窗下考察前人的言论，写成《兵要》十编。我料想诸侯无暇顾及这件事，准备带着书箱向西去，希望求得一句话来助长羽翼。”我取来他的书阅读，开头写黄帝降伏蚩尤，结尾写隋氏平定江南，其中春秋、战国的事情记载最为完备。纵横贯通上下数千年，其中搜集、评论，没有遗漏的谋略；凭借这些去求见掌握兵权的贵人，应当有人能够虚心而乐于听取。你何不前往呢？我知道元侯上舍，并不只是会学鸡鸣、弹长铗，以及三五、九九之类的技艺而已。卷六百八 刘禹锡（十） 《因论七篇》（并引言） 刘子闲居时写作《因论》。有人问它的主旨归向哪里？我回答说：“‘因’这个字，是说有所依凭。起始于无形、把教训寄托在最恰当的道理上的，是立言之人的做法；放开言辞而无所拘束、把意旨寄托在最恰当的道理上的，是寓言之人的做法；我的智慧达不到这种境界。由形象而产生感受，由感受而产生言辞，既不是立言，也不是寓言，而以‘因’作为篇名。这就是《因论》的主旨。” 《鉴药》刘子闲居时，忧患如同背负柴薪，吃精美食物也不知道滋味，气血交相郁结，灼热得像被火烧。门客有人对我说：“您的病，积累多日了。如今我乡里有个方士，隐迹于医术；患严重痈疽的人到他那里，便能变得丰美肥壮；腿脚不便的人到他那里，便能善于奔跑。何况普通的疾病呢？要不要我带您去见他？”我认为有道理，便到了医师住处。医师切脉、观察气色、聆听声音，综合之后才说：“您的病，是起居没有节制、衣食调养失当造成的。如今五脏很少能够安稳地消化饮食，六腑也很少能够滋养元气，只不过成了美食和病疹的囊袋罢了。我能治好它。”于是拿出一丸药，大小可以兼容方寸，交给我说：“服下它，足以疏通昏沉烦闷、消除郁结，消灭蛊邪而使耗损的气息恢复。但药中有毒，必须等病痊愈便停止；服用过量就会损伤中和，所以剂量很少。”我接受药物服食，过了十多天，腿脚便轻快了，气息也调和了；过了十天，疾病完全消失，搔痒也停止了。一个月后，视力能辨别细微之物，听力能察觉轻微声音，走在危险处如同平地，爱吃粗食如同精美食物。有人听说后向我道贺，又哄骗说：“您得到这种药，几乎神奇极了！确实很难遇到。不过医师的作风，大多吝惜医术来抬高自己，故意留下祸患以求取钱财，何不再多求取一些？这样药力所到之处会更加深入。” 我是昧于事理的人，拘泥于医方已经奏效，猜疑医师的诚意，反而被这些浮夸言论迷惑，最终听从了他的话。再次服药五天后，药毒果然发作，身体周遍隐隐作痛，像有什么东西正在形成。我醒悟过来，跑去找医师。医师大声呵斥说：“我本来就知道您还没有明白。”于是赶快给我服下调和药性、清除毒性的药，我已经接近危险，才渐渐好转。过些日子，再服调和之药，才恢复原状。刘子感慨地说：医术真好啊！用有毒的药来攻治病邪，用调和的药来安定精神；一旦把次序颠倒，两方面都会失败，这是明白的道理。如果拘泥于过去的做法来应对变化，不懂得节制与调养，难道只是我们这些小人物调理身体的弊病吗？《讯氓》刘子前往京师，经过徐州西部边界。道路上人群纵横交错，有人头发花白，有人扶着老人，有人牵着孩子，带着生活器具，挑着农具，肩挨肩向西而去。仆人告诉我说：“这些是宋人、梁人、亳人、颍人的逃户，如今又回来了。”我惊讶地询问：“我听说陇西公畅毂停留在这里，才一个多月。如今你们到来，欣喜的样子仿佛唯恐落后，其中难道有慰劳百姓的文书吗？有减免赋役的条令吗？有赈济救助的恩惠吗？大老鼠逃走了吗？猛犬被赶走了吗？”他们说：“这些都没有听说。况且浚都，是我们政务上的上游地区。自从大盗乘隙作乱，便由武臣专权。牧守由将校出任，个个都像戴着官帽的老虎；子男之官由胥吏徒众产生，个个都像昂首的鹤。所以他们上面对士卒视如子弟，对百姓视如草芥；下面的官吏凶暴地治理，像蛀虫一样搜刮赋税。百姓不能忍受命运，于是逃往别的土地。然而大家都重视迁居故土，若不是临近危亡、被逼入深坑，不能违背这一点。从前即使有‘归欤’的歌谣，旧日的风气仍相沿不改，没有谁敢再回来。如今听说我们的主帅过去做过丞相，能够清静而统一地治理，必定能用仁政使我们复苏；他的辅佐者曾经治理京城，能够诛除豪强，必定能用法律保护我们。我们正是奉着这两种必然会实现的希望回来，哪里还要等事实发生才来呢！”